“八王之乱”是西晋政权崩溃的直接诱因，对此学术界已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对其成因亦从若干角度进行探讨，提出诸如分封宗室、实行宗王出镇政策、选择继承人失当、西晋士族门阀势力恶性膨胀等因素[1]，为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较为坚实的基础。但是，如果我们将视线从八王之乱的这些主角身上稍微移开一点，就会发现许多被掩盖在阴影之下的小人物，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便会发现，这些小人物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实不在那些主角之下。他们是些什么人，在事件中发挥了哪些作用，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的目的是什么，这些问题正是本文所要加以论述的。

一、动乱中活跃的小人物

　　八王之乱的过程已为治史者所熟知，但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各自取舍不同，就会得出不尽相同的结论，关于这场动乱成因的研究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研究自然科学的人都承认，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永无止境的，同样，人们对历史的研究也是逐步深入进行的。迄今为止的研究，距揭开历史的本来面目还相距甚远，希望本文能使我们离历史真相更近一点，而不是相反。
　　回顾一千七百年前那场导致政权颠覆、生灵涂炭的全国性战乱，首先映入人们眼帘的自然是那些主角，他们为了争权夺利，不惜骨肉相残，演出了一幕幕世所罕见的惨剧。但对事态的进程深入了解后就不难看到在其周围还有着若干起过重要作用的人，没有这些人的推波助澜，历史的发展或许会是另一种样子。要深入研究这场动乱，就绝不能忽视这些人。
　　在八王之乱中首开杀戒的是楚王司马玮，在诛除外戚杨骏的斗争中其即为主角之一，而杀死汝南王司马亮，则更是由其一手包办，开启了宗室相残的序幕。整个事件的进程中，在其身边始终可以看到长史公孙宏与舍人歧盛这两个人，目前所能见到的史籍中，有关这两人的记载并不多，但从字里行间却反映出这两人所起的作用颇为重要。当杨骏死后，执掌朝政的太宰司马亮欲遣楚王司马玮与诸王各归本国时，正是这两个人劝司马玮与皇后贾南风接近，使贾后留司马玮领太子太傅，司马玮因而得以留在朝廷，并执掌军权。又是他们两个，通过积弩将军李肇假传司马玮的旨意，向贾后讲司马亮与太保卫瓘阴谋废黜惠帝。尽管这纯属无中生有，但早已企图控制朝政的贾后却借此让惠帝下手诏给司马玮，派黄门在夜里送去，命其统率禁军护卫宫廷，并宣诏免除司马亮与卫瓘的官职。公孙宏与李肇率军连夜包围司马亮府，杀死司马亮及其子司马矩。当天晚上，司马玮号令诸军，威震朝廷。歧盛劝说司马玮乘兵权在握时消灭贾后的势力，以安定王室。司马玮犹豫不决，而贾后则乘机让惠帝派人出宫持驺虞幡对禁军们讲司马玮是假传圣旨，军队一哄而散，司马玮不知所措，遂被擒并处死。公孙宏、歧盛则被处以诛杀三族的重刑。[2]
　　在楚王玮被杀后，贾后的势力在朝中急剧膨胀，但其在皇权的遮护下，尚未触及诸王的根本利益，且任用张华等人处理国家政务，政局进入相对平稳期。不过，随着太子司马遹年龄的增长，其与贾后集团的矛盾逐渐激化，再次进入一触即发的境地。将动乱推向高潮的是赵王司马伦，其首先散布谣言，使贾后除去太子；而后又联合诸王势力清除贾后集团，形成大权独揽的局面。而其废黜惠帝，篡位称帝的举动，则使动乱由局限于京城的宫廷政变发展为全国性大混战。
　　在赵王司马伦身边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孙秀。司马伦一直对孙秀言听计从，当其在关中因处置失当被征还朝廷后，听从孙秀建议，依附贾后集团，遂深受重用。当贾后废黜太子后，朝中矛盾空前尖锐，政局动荡不定。部分禁军将领准备废黜贾后，拥戴太子复位，并通过孙秀来请司马伦主持此事。孙秀在司马伦已做好消灭贾后集团的准备后，为其分析举事的时机及利弊，提出：“今且缓其事，贾后必害太子，然后废后，为太子报仇，亦足以立功，岂徒免祸而已。”[3]孙秀派人在外散布流言，并与司马伦劝说贾后集团的重要人物贾谧等先除去太子，以消除隐患。贾后果然派人毒死太子，遂使孙秀的计谋得以顺利实施。司马伦、孙秀策动禁军将领起兵废黜并杀死贾后及其党羽，同时除去张华等与己不睦的执政大臣，控制了朝政大权。在利用权力排挤及诛除异己后，在孙秀的怂恿及策划下，司马伦于永康二年（公元301年）正月废黜了在位多年但一直受制于人的晋惠帝，自己登上皇位。
　　孙秀则由于拥戴之功而被任命为侍中、中书监、骠骑将军、仪同三司，实际控制了朝政大权。“（孙）秀住文帝（司马昭）为相国时所居内府，事无巨细，必谘而后行。（司马）伦之诏令，秀辄改革，有所与夺，自书青纸为诏。”[4]但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同年三月，出镇方面的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等分别起兵，共同讨伐司马伦的篡位行动。四月，诸王军队逼近洛阳，禁军将领兵变，孙秀、司马伦等先后被杀，晋惠帝又重登皇帝宝座。
　　除孙秀外，通事令史张林、华林令骆休、尚书左丞王舆等在赵王伦举行宫廷政变及执掌朝政大权后也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齐王司马冏率军进入洛阳后，被任命为大司马，执掌朝政，其从事中郎葛旟等心腹都被封为县公，参预朝政的决断。由于齐王司马冏的专权，使其与在外统领重兵的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之间矛盾激化，二王再次率兵进攻洛阳。司马冏召集百官商议，尚书令王戎建议司马冏让出朝政大权，以避免冲突；葛旟认为退让是死路，只有发兵征讨，并应斩杀提议退让者。百官震惊失色，王戎假装药性发作，掉到厕所内，才免除杀身之祸。
　　成都王司马颖是八王之乱的主角之一，而许多重大决定都源于为其出谋划策的卢志。卢志在任邺县县令时已得到司马颖的赏识，当齐王冏起兵讨伐赵王司马伦时，派使者联络司马颖，司马颖采纳卢志的意见，与齐王冏等联合讨伐篡位的司马伦，并任命卢志为幕僚之首的左长史。当前锋战败，人心浮动，有人提议退兵时，卢志力主派精兵连夜进攻，终于取得大胜，决定了司马伦的覆灭命运。在取胜后，司马颖又依从卢志的意见，不以功劳自居，且借其母程太妃染病而返回驻地邺城，拒绝留在洛阳辅政，从而暂时避免了与齐王冏之间的直接冲突，赢得朝野上下的称誉。因而史书称：“（司马）颖形美而神昏，不知书，然器性敦厚，委事於（卢）志，故得成其美焉。”[5]不过以后司马颖日益骄奢，不再听从卢志的建议，委任身边的宦者孟玖等人，为与齐王冏、长沙王乂争权而不惜大动干戈，失去人心，终至败亡。
　　河间王司马颙左右的李含与张方也在动乱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赵王司马伦篡位后，镇守关中的司马颙没有像其他宗室那样起兵讨伐，而是派军为司马伦助阵，正是听从了李含的建议。“颙诛（起兵反抗赵王司马伦的）夏侯奭，送齐王冏使与赵王伦，遣张方率众赴伦，皆（李）含谋也”[6]不过在得知齐王冏军势强盛后，司马颙又派李含统军追上张方，反戈一击，加入反对赵王伦的阵营。而李含诡称领受密诏，说动司马颙讨伐齐王冏，则是第二次宗室大混战的主要起因之一。张方作为司马颙的主要战将，统军两次攻入洛阳，杀死司马颙的政敌长沙王司马乂，并将晋惠帝劫持到长安。张方统率的军队曾一度成为中原地区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使司马颙不仅独揽朝政，且拥有废立皇位继承人的权力。在将晋惠帝劫持到长安后，张方本人也被任命为中领军、录尚书事、领京兆太守，集军权、政权及地方行政长官于一身，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
　　除去上述诸王身边的心腹外，禁军中下级将领和宫廷侍卫武官在动乱，尤其是宫廷政变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贾后在阴谋诛杀辅政的外戚杨骏时，就依靠殿中中郎孟观、李肇等，一举成功。李肇后来又参预了楚王司马玮起兵杀死汝南王司马亮的行动。赵王司马伦能成功地进行宫廷政变，诛杀贾后及其党羽，也在于其得到司马雅、许超、士猗、闾和等禁军将领的支持。淮南王司马允起兵反抗赵王司马伦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原本奉诏出宫协助司马允的司马督护伏胤被赵王司马伦一方所收买。长沙王司马乂在率领禁军与成都王颖、河间王颙交战时，东海王司马越看到洛阳城中兵疲粮尽，就与朱默等禁军将领合谋，将司马乂缚送金墉城，交给张方处死。
　　由于禁军将领在历次宫廷政变中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故成都王司马颖在除去长沙王司马乂后，“遣奋武将军石超等率兵五万屯十二城门，殿中宿所忌者，颖皆杀之；悉代去宿卫兵。”[7]但这些措施并未起到预期的作用，当成都王离开洛阳后，东海王司马越仍与右军将军陈眕及长沙王乂的旧部上官巳等统率禁军奉晋惠帝起兵讨伐成都王颖。即使晋惠帝已被劫持到长安，留在洛阳的禁军将领还曾先后两次借被废黜羊皇后的名义起兵，只是很快就被镇压下去。[8]东海王司马越为根除这种隐患，借禁军将领多在历次政变中得到封赏，上奏请将已封侯爵的都解除侍卫职务，“时殿中武官并封侯，由是出者略尽，皆泣涕而去。乃以东海国上军将军何伦为右卫将军，王景为左卫将军，领国兵数百人入宿卫。”[9]尽管此举较为彻底地解决了禁军的问题，但西晋政权也已到了风雨飘摇的最后境地，很快即土崩瓦解。

二、活跃人物的阶层归属

　　上节已大致叙述了那些在八王之乱中推波助澜的活跃人物，本节主要分析他们的阶层归属。由于这些人在史书中大多未设专传，其事迹散见于各种史籍，因而只能从中粗略地勾勒出其大致归属。
　　在上述人物中，可以明确为士族高门的是卢志与石超。卢志，幽州范阳涿县人，属这一时期的著名士族高门之一，其曾祖父卢植为汉末大儒，且出任要职；祖父卢毓历任曹魏吏部尚书、尚书仆射、侍中、司空；伯父卢钦任西晋尚书仆射、侍中；父亲卢珽为西晋卫尉卿。卢志家世显赫，本人又有才干，在动乱中应成都王司马颖之辟遂成为其谋主。
　　石超，冀州渤海南皮人，在汉魏时期其家族地位并不显赫，其祖父石苞在曹魏后期地位上升，成为方面大员，又是西晋的开国元勋，历任大司马、司徒，封郡公；叔父石崇曾任散骑常侍、侍中，又出镇方面，且是西晋争奇斗富奢靡之风的代表人物；属于魏晋时期的新兴士族高门之一。不过石超的父亲石乔虽曾任尚书郎、散骑侍郎，但因事被废黜后一直未再出仕，在家族中的地位相对较低。在石崇被孙秀杀死后，石超投靠成都王司马颖，成为其统军大将。
　　李含，原籍为秦州陇西狄道人，侨居在雍州始平郡。其家世寒微，因才干得到某些当权者的赏识，被州郡举荐为孝廉、秀才，历任州别驾、秦国郎中令、始平令，还曾任始平郡中正，显然已经属于士族。不过，尽管他已进入士族，但并不属于当时控制政权的士族高门，在当时人的表章中仍被称为“寒门”。他在进入仕途前后，还曾屡次受到一些士族高门的排挤打击。[10]
　　公孙宏，在事件发生时任楚王司马玮长史，“初，谯人公孙宏少孤贫，客田於河阳，善鼓琴，颇能属文。（潘）岳之为河阳令，爱其才艺，待之甚厚。”[11]反映出公孙宏家世贫寒，且缺少宗族、亲戚的支持，离开自己的乡里，在外求生，其处境与李含有近似之处。其职位虽不低（楚王司马玮时任卫将军，长史为六品），但未曾出任中正，看来社会地位似还稍低于李含。
　　 张林，常山真定人，其曾祖父张燕在曹魏时曾任平北将军，封侯，且子孙世袭，但从张林所任官职（通事令史，八品）等目前所能见到零散记载来看，这一家族显然不属于占社会主流的士族高门，[12]张林所任职与这一时期另一寒门人士刘卞在被降品（由四品降至六品）后所任职相近，[13]则他的乡品亦当较低，属位于士族底层的寒士。
　　孙秀，琅琊人，最初为郡国小吏，已知其曾先后服侍过潘岳、司马伦（当时被封为琅琊王），从其出身所任职来看，为不入于士流的寒人。但其在任郡国小吏时，曾得到中正王衍的品评，因而跨越了士庶界限，其在随司马伦迁徙到赵国后出任国侍郎（八品），正是由于得到了乡议品第。[14]
　　张方，河间人，“世贫贱，以材勇得幸于河间王颙，累迁兼振武将军。”“初，（张）方从山东来，甚微贱，长安富人郅辅厚相供给。及贵，以辅为帐下督。”[15]虽然因其在“八王之乱”中手握重兵，曾历任要职，但在动乱前显然不属于乡议品评的九品范围之内，似是前述人物中唯一可以确定为寒人的。
　　上节中曾提到禁军中下级将领在动乱中所起的作用，但这些将领的身世大多皆难于考察，在《晋书》中唯一有传的是孟观。孟观，渤海东光人，其父、祖名讳、事迹皆未书，按《晋书》撰写的惯例，当未出仕，且亦非地方大族豪强。孟观“少好读书，解天文。惠帝即位，稍迁殿中中郎。”虽然记载简略，且未提及其起家官职，但从其自幼读书，并结合所任官职来看，当属于乡品较低的寒士。
　　除去这些在史书中记载稍多的人物外，就目前所见的记载来看，其余人物的事迹都过于简略，较难于做出准确的判断。从他们所担任的官职看，基本上都属于寒士或寒人，[16]也即是上文中所提到的寒门的范畴。因此，在本文中只使用高门与寒门的概念，[17]而不再细分，这既是因受史料的限制，同时也因其正符合当时社会的流行习俗。（关于此点，将在后文中详述。）

三、上品无寒门

　　在论述这一问题之前，首先需要对当时的社会与政治环境作一简要的回顾。
　　西晋政权的建立，是以司马氏为首的汝颍集团战胜以曹氏为首的谯泗集团的结果，基于两个集团的人员组成及其背景，也可视为士族战胜与其同样由大土地所有制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豪强的结果。
　　汉魏之际开始施行的九品官人法和晋武帝在平定吴国之后颁布的士族子孙能庇荫宗族及客的法令，结束了士族的形成阶段，使其作为在法律上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的特殊阶层而凌驾于社会其他阶层之上。
　　在西晋时期，“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 [18]的九品官人法已完全成为士族巩固其统治的手段，取得中正的品评，是出仕的必要条件，只有被定为上品，才能出任各种清要的官职，中品以下，则受到种种限制。
　　中正的评定标准与曹魏时也有所改变，卫瓘等人在奏疏中曾对此加以叙述：“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见劝励，犹有乡论余风。中间渐染，遂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贵。”[19]在东汉时期评价人物的主要标准德行和才学已退居次要位置，家世（即父亲与祖父的官位）成为中正定品的决定性依据[20]。其结果则是“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21]
　　刘毅在论述九品官人法有八损的奏疏中更详细地列举了中正品评时的种种弊端，“所欲予者，获虚以成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一人之身，旬日异状。或以货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所知者以爱憎夺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乱其度。”其结果自然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22]
　　在中正皆为士族高门所把持的情况下，与高门子弟轻易就能得到上品，出任清要官职相比，寒门人士的仕宦经历要艰难得多，因而其所积聚的怨恨也日益强烈。
　　首先是乡品的取得。只有得到中正的品评，才具备出仕的基本资格。与出身宦官世家的曹操当年以武力协迫许劭品评的做法绝然不同，西晋时期的寒门人士只能乞求高门的赏识、同情乃至哀怜。如出身孤贫的陶侃就是依靠殷勤招待打动孝廉范逵，被推荐给庐江太守张夔，得以出任郡职，后得到本州大中正杨晫的赏识，被举荐为郡小中正，始被评为上品。[23]孙秀的乡品得来的也不容易，“孙秀为琅琊郡吏，求品于乡议。（王）戎从弟衍将不许，戎劝品之。及（孙）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诛，而戎、衍获济焉。”[24]
　　即使在侥幸取得乡品后，仍然时刻面临着被士族高门排挤的可能。对于控制着中正的高门来说，降品是其手中最经常使用的利器。即使已任官者，如被中正降品，亦不能继续担任现任官职，如已出任秦国郎中令并领始平郡中正的李含，因受到一些高门的蓄意排挤，被免去中正，并降品三等（由二品降至五品），遂不能继续出任现职。“岁余，光禄差（李）含为寿城邸阁督。司徒王戎表含曾为大臣，虽见割削，不应降为此职。诏停。”[25]出身兵家的刘卞在太学学习后，经过考试，取得乡品，出任朝中低级官吏，因拒绝中正属员访问的要求，被中正降品二等（由四品降为六品），亦被降职使用。[26]
　　在出任官职上，待遇也是不平等的。西晋时期，某些官职已被称为“清官”或“清职”，尚书省、中书省、侍中省、散骑省、秘书省及东宫的中等以上的官职，如尚书郎、中书舍人、给事黄门侍郎、散骑侍郎、秘书郎、太子舍人等，皆成为士族高门子弟迁转的首选官职。由于大量高门子弟不愿担任外职，造成明显的外轻内重，晋武帝太康八年（287）曾下诏：“今之士大夫，多不乐出宰牧，而好内官。今皆先经外郡，治民著绩，然后入为常伯、纳言及典兵宿卫、黄门、散骑、中书郎。”[27]但此举并未能扭转高门争迁内职的现象，故大臣李重在上奏中指出：“汉魏以来，内官之贵，于今最崇。”[28]傅咸在上书中也认为“内外之任，出处随宜，中间选用，惟内是隆；外举既颓，复多节目，竞内薄外，遂成风俗。此弊诚宜亟革之，当内外通塞无所偏耳。”[29]已经形成的趋势当然不是这些奏议所能改变的。
　　由于高门把持了上述朝廷中的清要官职，无力与之竞争的寒门人士只能谋求外任及其他竞争较小的职位。由于诸王在选择自己的属吏上有着较大的发言权[30]，因此与太守、县令等必须由吏部正式委任的官职相比，那些在朝中缺乏奥援的寒门人士更多的选择投靠诸王。如孙秀得到赵王司马伦的赏识，由琅琊国书佐出任赵国侍郎[31]，而他要得到需要吏部正式委任的类似官职，显然要困难得多。
　　与这些寄身于诸王国中寒门人士情况相似的是朝廷禁军中的中下级将领。晋武帝是通过宫廷政变上台的，对于禁军高级将领的人选极为重视，“武帝甚重兵官，故军校多选朝廷清望之士居之。”[32]除士族高门外，宗室亦常出任禁军将领，如武帝曾先后委任自己的儿子司马玮为屯骑校尉，司马允为越骑校尉，司马晏为射声校尉，其余宗室还有司马泰为游击将军、司马晃为长水校尉、司马觐为冗从仆射、司马鉴为越骑校尉等[33]。但无论是宗室还是士族高门，都不屑于担任中下级军职，因此，这些职务都由寒门人士充任。不过，由于高级将领的职位牢牢控制在宗室与高门手中，一般情况下，寒门人士升迁为禁军高级将领的途径已基本被堵死。

四、寒门人士的选择

　　西晋时期，士族高门的各项特权还处于形成阶段，在社会舆论上尚未形成共识，对此持非议者遍及社会各阶层，包括部分出任要职的士族高门。在官吏选拔上则表现为一方面部分清要职位已基本上被高门所垄断；另一方面寒门人士仍有一定的进身途径，只是这一途径越来越窄，同时其上升空间也十分有限[34]，遵循这一途径，已不具有汉魏之际那些新贵改换门庭的可能性。具有上升欲望的寒门人士在缺乏选择余地的情况下，只有选择投靠诸王等较为可行的策略，但投靠诸王只是他们的起点，而非最终目的。取得一定权力，但又倍感压抑的寒门人士对于压抑他们的士族高门表现出极大的不满与怨恨，并逐渐将怨恨目标转化为代表士族高门利益的西晋政权。
　　比较同样身为诸王谋主的卢志与李含，就可看到两人在对待西晋政权的态度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尤为突出的是对赵王司马伦篡位及齐王司马冏、长沙王乂司马执掌朝政所采取的方针。出身士族高门的卢志的主导思想是维护西晋政权的正常统治秩序，所以当赵王伦篡位后，卢志积极主张出兵讨伐，以恢复原有国家秩序；在是否进攻执掌朝政的齐王冏及长沙王乂问题上，卢志则极力劝阻成都王司马颖，不愿因宗室相互残杀而破坏西晋政权的统治能力。
　　赵王伦篡位后，打破原有的政治均势，引起政局的大动荡，李含恰在此时成为河间王司马颙的首席僚佐（长史）。他给河间王颙的建议与卢志的完全相反，河间王颙出兵扑灭关中起来反抗赵王伦的势力，将齐王冏派来联合反赵的使者押送给赵王伦，并派张方统兵去援助赵王伦等一系列举动都源于李含的建议。只是后来看到局势对赵王十分不利，才又反戈一击，加入到反对赵王的阵营中。当赵王伦篡位一幕以其被杀而结束后，齐王冏进入洛阳，控制朝政。不久，已出任翊军校尉的李含伪称领受密诏，自洛阳出奔长安，说动河间王颙起兵讨伐齐王冏,成为第二次大战乱的直接起因。李含原拟由河间王颙上表要身在洛阳的长沙王乂讨齐王冏，企图在齐王冏杀死手无兵权的长沙王乂后，以此为借口发动各地的宗室力量来讨伐齐王冏。不过长沙王乂起兵后立即进宫挟持晋惠帝，利用护卫皇帝的禁军战胜大权在握的齐王冏，使洛阳政局再度稳定下来。李含的本意是借机一并除去齐王冏与长沙王乂，废黜晋惠帝，拥立成都王颖为帝，使河间王颙入朝辅政，自己就可为所欲为了。因此，尽管长沙王乂因势力不足，对成都王颖等都颇为恭谨，李含也因河间王颙的推荐入朝担任京城的行政长官河南尹（三品），但其仍未满足，还密谋除去长沙王乂，最终被长沙王乂所杀。
　　李含的才干在动乱前已在社会上得到相当程度的承认，但如没有这场动乱，其仍处于被排挤压抑的境地，而极少可能在短时间内升任禁军高级将领（翊军校尉）和京城行政长官（河南尹）[35]。假如未被长沙王乂 杀死，当河间王颙真正控制朝政大权时，李含的官位会更高，实权也更大。因此，可以说这场动乱为李含提供了谋求其在政局稳定时所不可能得到的地位和权力的机会。
　　禁军中下级将领和宫廷侍卫武官同样得到了这一机会，前面提到的孟观在晋惠帝即位后任殿中中郎（八品），但在参预诛除杨骏后升为职任清要的黄门侍郎（五品），接着迁任禁军高级将领积弩将军（四品）并封为上谷郡公（一品），其升迁之速在此前是极为罕见的。尤其是受封为开国郡公，是仅低于诸王的封爵，即使是亲临指挥或运筹帷幄，立下平吴大功的王濬、杜预、张华等也不过进封为县侯，於此可见封赏之厚。其他人也都在动乱中得到优厚的封赏，当东海王司马越欲去除导致宫廷政变的基础时，奏请凡受封为侯爵的不再充任宫廷侍卫，“时殿中武官并封侯，由是出者略尽，皆泣涕而去。”[36]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动乱给他们带来了以前难以得到的名位。
　　在动乱中爬上空前高位的是原来地位比李含还低得多的孙秀与张方。孙秀在辅佐赵王司马伦登上皇位后，身兼侍中、中书监、骠骑将军等要职，并取得仪同三司的待遇，自己任意书写或修改诏书，即发出执行，可谓权倾一时。张方在劫持晋惠帝到长安后，出任中领军、录尚书事、京兆太守，集军权、政权及京城行政长官于一身，成为朝中最有实权的高官。
　　正由于只有动乱才能使寒门人士拥有摆脱西晋政权不平等待遇的机会，因此，大多数已占有一定位置的寒门人士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了与西晋政权利益不一致的做法，这对动乱的爆发与政局的持续动荡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那些身处社会底层的寒门人士则更是苦于没有进身之阶，而热切地盼望现有秩序的被打破，如自幼贫贱的刘灵，虽有力制奔牛，走及奔马的能力，却无人举荐，只好抚胸长叹：“天乎，何能乱也！”[37]陈安[38]、桃豹[39]等人亦有类似的境遇，故而当动乱刚把西晋政权的统治撕开一道缝隙，这些人就立即投身进去，构成了动乱的群众基础。

五、较量的结局

　　寒门人士借助诸王对皇位的觊觎之心，通过打破政权的正常秩序与选任制度来开始其自身的上升之路，尽管外在表现形式为宗室诸王对最高统治权的争夺，但在表象之下隐藏着渴盼上升的寒门人士与垄断政治特权的士族高门之间的较量。
　　在这一过程中，大部分寒门人士仅仅基于感觉到自身所受的不平等待遇，没有进身之路而投身动乱，并没有明确的目标，既不是以推翻西晋政权为号召，又没有打破士族高门垄断政治特权的计划，即使其进入国家权力中枢，也只是改变了自己与相关小集团的地位，并未对原先压抑自己的各项制度提出修改方案或建议，因而从当时史料中看到的是在动乱中若干个人或小集团迅速改变自身地位以及他们利用手中权力报复以前压抑或凌辱自己的士族高门，却几乎没有看到其为试图改变政策或制度所进行的努力。
　　由于寒门人士对于新选任体制存在着普遍的抵触情绪，尽管没有一个机构来协调他们的行动，没有一个人或小集团来充当他们的领袖，但仍具有着巨大的能量，只是为西晋政权的统治力所压抑，未能显现出来，而潜伏于社会矛盾的底层。一旦机会适宜，爆发出来，则势不可挡。寒门人士虽未以颠覆西晋政权为目标，但其种种做法却削弱了西晋政权的统治能力，激发了潜伏在西晋政权统治深层的诸多矛盾，一步步将西晋政权推向灭亡。
　　晋武帝遗留下来的是一个相互制约、关系微妙的非常态政权，由于其已经考虑到最高统治者或许不能完全胜任治理国家重任这一因素[40]，特别安排了由宗室与外戚、京师与外镇、中央禁军与各地驻军以及宗室诸王之间相互制约所形成的政治均势，各方皆难于拥有绝对的优势。因而既定的权势均衡一旦被打破，政局就处于不停的动荡之中，联盟对象不断更换，被孤立的执政一方无力对抗其余各方的合力，很快就又被推翻，失败者及其党羽不仅被剥夺了一切权力，而且很难保住性命。
　　由于寒门人士是利用动乱之机以个体形式进入上层统治集团的，与士族高门处于对立状态，所依仗的是某一派系首领的信任，既缺乏政治、经济基础，又没有宗族、婚姻、门生、故吏等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随着执政权力的不断易手，寒门人士往往在登上自己事业的顶峰之后，即面临身诛族灭的惨祸，前述权倾一时的寒门人士概莫能外。因而在这场政治大动乱中确有不少寒门人士上升到在正常情况下几乎无法想象的地位，但他们并未能维持住这些地位，更未能将自己的家族地位上升为士族高门。在动乱中崛起的寒门新贵又随自己所依附派系的失败而在动乱中烟消云散，归于乌有。
　　士族高门的情况与寒门人士有相当大的差异。首先，高门对于动乱的态度，尤其是初期阶段，比寒门人士要消极的多，与寒门人士主动投身于其中相反，高门大多是较为被动地被卷入于动乱之中，因而其涉入程度多较寒门人士为浅，本派系失败后，一般不是敌方追究的重点；其二，高门拥有由婚姻、门生、故吏等织就的庞大的关系网，平时相互提携，危急时则相互援救，如裴楷就是得到亲故的援手，而能在杨骏、司马亮等事件中两次死里逃生[41]，门孤援寡的寒门则无此幸免机会；其三，高门即使被杀，在事后也有人为其申理，恢复其官爵，使其子孙能继续荫袭，如卫瓘、石崇、武茂等[42]，从而保证了家族地位的延续；其四，高门族大人多，且较少受到夷灭三族的重创[43]，受到打击后，在政治、经济及宗族乡里的基础之上，借助于庞大的关系网，比较容易东山再起，而门单势孤的寒门人士则绝少这种可能。
　　已经形成的士族高门尽管在动乱中受到一定的打击，但仍把握着政治上的主动权，且随着西晋皇权的衰弱，实力进一步扩张，从而形成高门与皇权共治天下的东晋政权[44]。
　　这只是寒门人士与刚形成垄断权力的士族高门在政治上的第一场较量，由于士族高门的腐朽性尚未充分表现出来，还具有相当的活力，加之各自为战的寒门人士并未能形成统一的力量，在这场较量中的失败应该说是理所当然的。不过，较量并未终止，只是由于此后士族高门的政治与经济特权发挥到极致，使得寒门被深压在社会底层，已不具备这种正面抗争的基础，因而转变为迂回进取的反抗方式。

[1]各种观点及其出处参见景有泉等《西晋“八王之乱”爆发原因研究述要》。
[2]《晋书》卷59《楚王玮传》，《资治通鉴》卷82晋惠帝元康元年。关于八王之乱的具体过程前人论述已多，本文中不再重复，仅就有关情节加以陈述。
[3]《晋书》卷59《赵王伦传》。
[4]《晋书》卷59《赵王伦传》。
[5]《晋书》卷59《成都王颖传》。
[6]《晋书》卷60《李含传》。
[7]《资治通鉴》卷85晋惠帝永兴元年正月。
[8]《晋书》卷4《惠帝纪》永兴二年十一月，卷60《皇甫重传》。
[9]《晋书》卷59《赵王伦传》。
[10]《晋书》卷60《李含传》。
[11]《晋书》卷55《潘岳传》。
[12]世袭侯爵并不等于可得到乡议的高品，如霍原虽身为列侯，学业出众，但经中正以寒素名目举荐，并屡经周折，始得为上品（二品），事详《晋书》卷46《李重传》、卷94《隐逸·霍原传》。
[13]《晋书》卷36《张华传附刘卞传》，《初学记》卷21《纸第七》引王隐《晋书》。
[14]《世说新语·贤媛第十九》引《晋诸公赞》、《仇隙第三十六》引王隐《晋书》，《晋书》卷43《王戎传》。
[15]《晋书》卷60《张方传》。
[16]当时所任官职与中正品第间有着一定的联系，前人已进行许多研究，可参看宫川尚志《六朝史研究·政治社会篇》第四章《中正制度の研究》、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究》、唐长儒《九品中正制度试释》等。
[17]寒门是与士族高门相对的概念，包括寒士与寒人。这一划分更多的是基于门阀观念，而非基于经济地位，与所任官职品阶有一定关系，但又不能等同起来。可参见熊德基《魏晋南北朝时期阶级结构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朱大渭《魏晋南北朝阶级结构试析》。
[18]《宋书》卷94《恩幸传序》。
[19]《晋书》卷36《卫瓘传》。
[20]关于此转变的论述可参见唐长儒《士族的形成与升降》，胡宝国《魏西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
[21]《晋书》卷48《段灼传》。
[22]《晋书》卷45《刘毅传》。
[23]《晋书》卷66《陶侃传》，《世说新语·贤媛第十九》“陶公少有大志”条引王隐《晋书》，《太平御览》卷265《中正》引《晋书》。
[24]《晋书》卷42《王戎传》。
[25]《晋书》卷60《李含传》，《通典》卷88《凶礼十》。
[26]《晋书》卷36《张华传附刘卞传》，《初学记》卷21《纸第七》“黄书”条引王隐《晋书》，并参见唐长孺《九品中正制度试释》。
[27]《艺文类聚》卷48《中书侍郎》引《晋起居注》，另，年代及“纳言及典兵宿卫、黄门、散骑”据《太平御览》卷259《太守》引《晋起居注》补。
[28]《通典》卷16《选举四》。
[29]《晋书》卷47《傅玄传附子咸传》。
[30]《晋书》卷24《职官志》：“其仕在天朝者，与之国同，皆自选其文武官。”
[31]《太平御览》卷248《国侍郎》引王隐《晋书》。
[32]《晋书》卷24《职官志》。
[33]各见《晋书》本传。另《太平御览》卷242《屯骑校尉》引《晋书》称司马允为屯骑校尉。
[34]关于曹魏时期与西晋时期寒门人士入仕情况的变化，可参见汪征鲁《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上编第五章《魏晋南北朝选官系统析论》，第256—257页。
[35]据《太平御览》卷242《翊军校尉》引王隐《晋书》，此职系平吴后特为功臣王濬所置，品位与步兵、长水等五营校尉同，统营兵。房玄龄等撰《晋书》卷42《王濬传》称其在平吴后领步兵校尉，误。以后任此职的有另一平吴功臣唐彬及齐王司马冏等。河南尹地位更高，士族高门杜预、王衍等先后任此职。
[36]《晋书》卷59《东海王越传》。
[37]《资治通鉴》卷86晋怀帝永嘉元年十二月。
[38]《太平御览》卷362《名》、卷386《健》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前赵录》。
[39]《太平御览》卷391《笑》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后赵录》。
[40]关于晋惠帝的身体状况及其继位原因，可参见拙著《晋惠帝白痴辩—兼析其能继位的原因》。
[41]《晋书》卷35《裴秀传附从弟楷传》，裴楷子娶杨骏女，杨骏被诛时以婚亲关系被关押在廷尉，即将行刑，得侍中傅祗援救而免；裴楷又与司马亮、卫瓘为婚亲，在这两人被杀时，裴楷藏匿到岳父司徒王浑家中，躲过祸难。
[42]各见《晋书》本传。
[43]《晋书》卷59《东海王越传》，越诛周穆、诸葛玖时“以玖、穆世家，罪止其身，因此表除三族之法。”其实在此前，对于士族高门来说，也大多未实行三族之法。
[44]可参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