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世纪以后，唐王朝为加强对周边地区内附、臣属的部族、政权的控制，出台了一些新措施，设置押蕃使便是其中之一。朝廷授权缘边府州（藩镇）[1]的长官，负责监督、掌管与邻近地区外蕃的外交事务，[2]所谓“接蕃国者则兼押蕃落、押蕃舶等使”。[3]押蕃使有时还称“押蕃落使”，[4]或简称“押使”等。[5]唐朝对渤海的押领机构，经历了平卢节度使和淄青平卢节度使两个阶段。现有的关于渤海与唐朝关系的研究，往往只关注渤海与唐朝中央政府间的交通，即便偶尔有提到缘边府州对渤海押领制度的，也是列举二三条史料，三言两语带过。实际上，押蕃使对渤海遣唐使节的监督与管理以及渤海与押蕃使间的交涉，是渤唐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唐之后，藩镇割据愈演愈烈，押蕃使中有些人割据一方，几乎独立于唐朝政令之外。平卢节度使和后来的淄青节度使，都曾存在过此类情况。这样的押蕃使，不可能不在渤海与唐朝关系中产生某种影响。因此，探究渤海与押蕃使之间关系，会多层面地反映渤海唐朝关系。而且，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也有助于深化唐代地方史、边政史及对外关系史的研究。以下，按时间顺序对唐朝押领渤海的沿革作一梳理，并对此过程中的一些重大时期和事件予以关注，以求得对渤唐关系更全面、深入的认识。

一 渤海与平卢节度使

　　1.平卢军节度使押领渤海的开始

　　713年，唐王朝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这是渤海唐朝关系上一个划时期的事件，一般认为，以此为契机，渤海即进入了唐朝的羁縻统治体制。但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简单。714年有人向幽州都督薛讷建议重建营州时谈到[6]：

　　靺鞨、奚、霫等欲降唐，正以唐不建营州，无所依投，为默啜所侵扰，故且附之。若唐复建营州，则相帅归化矣。[7]

据此可知，虽然大祚荣接受了册封，但实际上唐朝的影响力并没有到达渤海[8]。此时的渤海是唐王朝心腹大患突厥的附庸，[9]很可能还不曾真正附属唐王朝。
　　开元初，突厥汗国内部发生了变化。716年，默啜可汗被杀，突厥陷入内讧，处于土崩瓦解的边缘。一些部落脱离突厥降唐。这时，唐王朝即着手重建营州。开元五年（717年），唐重置营州于柳城，并置平卢军，军使由（幽州）都督兼任。开元七年，升平卢军使为平卢军节度，经略河北支度，管内诸蕃及营田等使，兼领安东都护及营、辽、燕三州。[10]这件事是否与薛讷的计划有关，因资料缺乏无从确知。不过可以相信，唐朝重建营州，加强对该地区的管理，必定对渤海构成了新的压力，迫使其倒向唐朝一边。从渤海向唐朝派遣使节、送质子值宿卫等情况看，在这一时期，渤海对唐朝是比较接近的。平卢军节度使是代表唐朝政府经略营州地区的派出机构，营州，又是渤海入贡朝唐的陆路通道必经之地，渤海关注这一带的动向是肯定的。因此，相信渤海很可能在这段时期已与平卢军节度使建立了联系。
　　不久，渤唐关系即因唐朝与黑水靺鞨联合以牵制渤海一事而急剧恶化。732年，渤海王大武艺派水军攻打唐之东方门户登州，引发了有史可查的双方关系史上唯一的一次武装冲突。值得注意的是，730年以后，突厥在毗伽可汗统治时期卷土重来，契丹、奚重新成为其属部。可以想象，正与唐朝交恶的渤海也会回到突厥的阵营中，至少会接近突厥，并将与突厥的关系作为一份筹码与唐朝抗衡。在对唐朝出兵之初，渤海态度极为强硬，这恐怕与突厥在背后的支持不无关系[11]。但是，突厥的再次强大并没有持续多久。登利可汗上台后，突厥的内部矛盾、冲突激化，连年的内耗使得突厥汗国急剧衰落下去。渤海既失去了突厥的后援，军事上复又遭到唐朝强有力的回击，不得不考虑改变既定政策，着手改善与唐的关系。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晚春时唐玄宗给渤海王大武艺的敕书披露了渤海政策变化的迹象。[12]
　　突厥汗国瓦解后，唐朝再度将东北边防的课题交付平卢军节度使。作为这一决定的一环，从这时起，平卢军节度使开始押领渤海等诸蕃。据《新唐书·方镇表三》（卷六六）：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平卢军节度使兼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处置使。

该条史料提示，740年平卢军使开始押领渤海。第一任押渤海诸蕃使的当是乌知义。《唐丞相曲江张先生文集》（以下称“曲江集”）卷九所收“敕平卢节度使乌知义书”中载：

　　敕平卢节度、营州都督乌知义，……渤海黑水近复归国，亦委卿节度，想所知之。

《曲江集》记载了唐王朝令平卢军节度使押领渤海的经纬。自此，渤海、黑水继契丹和奚之后，成为平卢军节度使监领系统下的两个新成员。渤海敢与唐朝结怨，以至出兵登州，使唐王朝痛感对渤海等契丹、奚以远的部族集团、政权进行监督、牵制的必要。这种考虑的结果就是像对待契丹与奚一样，由距离渤海最近的平卢军节度使押领之。
　　在乌知义之后相继出任押领渤海使，或代表押领使与渤海有过交涉的，分别有王斛斯、[13]安禄山、吕知诲、刘正臣、徐归道、王玄志、候希逸等。下文将有涉及。平卢押蕃使下机构设置情况不大清楚，但至少有副使[14]和判官[15]。
　　在唐朝的内外秩序中，外蕃（如契丹、奚等）和远蕃（如渤海靺鞨、室韦等）诸蕃各有其职；其中“常禀正朔，朝贡不绝”是最为重要的；[16]此外，一般对中央政府还负有入觐、送人质入京、为唐朝出兵征讨并捍卫边疆等义务。[17]而作为唐王朝的押蕃使，拥有怎样的权限，其实际情况又如何，很值得研究。下文结合具体事例作一考察。

2.安史之乱中的渤海与平卢军节度使

　　讨论渤海与平卢节度押蕃使间关系，安禄山和安史之乱，是一个不可绕过的环节，安禄山本人即兼押领渤海使；平卢节度使最后被迫离开营州地区南下，即是安史之乱所致。
　　粟特出身的“杂胡”安禄山[18]，在营州以“互市牙郎”起家。此人有着超常的语言和经商能力，同时也长于政治钻营[19]。开元年间，平卢军节度、营州刺史的使命之一就是阻止契丹、奚等蕃部的内侵，为此大量粟特人应征充军。安禄山、史思明等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发展壮大，成为一代封疆大吏的。据《旧唐书·玄宗纪下》（卷九）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秋七月乙卯条:

　　幽州节度副使安禄山为营州刺史，充平卢军节度副使、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

另据《新唐书·安禄山传》（卷二二五上）载，天宝元年（742年）

　　以平卢为节度，禄山为之使，兼柳城太守、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

由上可知，身为幽州节度副使的安禄山，在741年被任命为营州刺史、；平卢军节度副使，行押渤海、黑水等四府经略使一职。742年，又升任平卢节度使，兼柳城太守、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20]
　　安史之乱前，安禄山治下的营州已经是渤海的西邻。相信渤海与安禄山间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理由是，第一，安禄山身为唐的地方官员，渤海受其辖制，出于政务往来的需要，双方也会有恒常的交往。第二，安禄山身为唐朝封疆大吏，但他同样属于粟特人聚落集团，并且应该是营州粟特人集团的首领。粟特人是个商业民族，他们的足迹遍布在古代欧亚大陆的商道上。由于营州处于渤海向唐朝入贡的交通要道上，渤海在营州地区的互市肯定存在的。但惟利是图的本性，使粟特人不会只满足于在营州一地与唐东北边境以外的诸部族的互市贸易，他们会亲自把交换的触角伸向渤海及附近地区。事实上，渤海国内就有许多九姓粟特胡人。仅在被派往日本的渤海使节中，就有安贵宝[21]、安欢喜[22]、安巴坚、史都蒙、[23]史道仙等人。其中，安贵宝在759年时已经在使节团中充任判官。可见即便他不是生在渤海当地，作为移民进入渤海也已经有了一些年月。
　　安禄山在发动叛乱前，为积蓄财力，曾经“分遣商胡诣诸道贩鬻”[24]，以至“每岁输异方珍货百万数”[25]。此处的“道”可作两解，其一，指唐前期监察区和军区单位的道，在安史之乱后，逐渐演变为居于州之上的地方一级行政区。其二，指交通路。按《新唐书·地理志》收贾耽《边州入四夷道里记》中提及从唐边境州县出发向蕃夷地区的交通道路。既然兴贩的内容是“异方珍货”，则这些“商胡”贩鬻所去的地区就不可能仅限于唐内地诸道，而应该还有境外各地。若如此，作为营州近邻的渤海肯定也是其贸易的对象。另外，考古学家指出，在今俄罗斯滨海地区存在过粟特人聚落。[26]这些粟特人虽远离故土，在他乡建立起同族人聚落，聚落与故土以及各聚落之间都保持着联系。营州与滨海地区的粟特人聚落保持联系，渤海是其必要穿越的地区。总之，上述情况都说明渤海与安禄山及其营州地区当有着密切的联系。
　　安史之乱爆发后的第二年，即至德元年（756年），是战乱中最黑暗的时期。平卢留后事徐归道，派使者到渤海征发兵马，这件事保留在日本正史《续日本纪》中。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二年（758年；唐至德三年）十二月戊申条载：

　　遣渤海使小野朝臣田守等奏唐国消息曰：……（天宝十五年；至德元年七月）己卯，天子至于益州。平卢留后事徐归道，遣果毅都尉行柳城县兼四府经略判官张元涧，来聘渤海。且征兵马曰：今载十月，当击禄山，王须发骑四万，来援平贼。渤海疑其有异心，且留未归。十二月丙午，徐归道果鸠刘正臣于北平，潜通禄山。幽州节度使史思明谋击天子，安东都护王玄志仍知其谋，帅精兵六千余人，打破柳城，斩徐归道，自称权知平卢节度，进镇北平。至德三载四月，王玄志遣将军王进义，来聘渤海，且通国故曰：天子归于西京，迎太上皇于蜀，居于别宫，弥灭贼徒，故遣下臣来告命矣。渤海王为其事难信，且留进义，遣使详问。

徐归道之官衔虽然不是正式的节度使，但他既然身为平卢留后事，则其与渤海间的交涉，应当看作节度使府与渤海间的公务。从徐归道信使不客气的、命令式的口气看，渤海王出兵当是义务，不容推辞。这似应理解为平卢节度押蕃使拥有要求渤海出兵随其作战的权限。
　　文中提到的刘正臣，是安史之乱爆发当年受命担当平卢节度，并兼押渤海等四蕃的。《旧唐书·刘全谅传》涉及到其父刘正臣（原名客奴）与王玄志的关系，这条史料有助于探知王玄志遣使渤海的真正动机。
　　天宝末，安禄山反，诏（中略）以平卢军节度副使吕知诲为平卢节度，（中略）禄山既僭位于东都，遣心腹韩朝阳等招诱知诲。知诲遂受逆命，诱杀安东副都护、保定军使马灵詧，禄山遂署知诲为平卢节度使。客奴与平卢节度诸将同议，取知诲杀之，仍遣与安东将王玄志遥相应援，驰以奏闻。十五载四月，授客奴柳城郡太守、摄御史大夫、平卢节度支度营田陆运、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及平卢军使，仍赐名正臣。又以王玄志为安东副大都护、摄御史中丞、保定军及营田使。正臣仍领兵平卢来袭范阳，未至，为逆贼将史思明等大败之。正臣奔归，为王玄志所酖而卒。逆贼署徐归道平卢节度，王玄志与平卢将侯希逸等又袭杀归道。
　　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后，遣部下收买了平卢节度副使吕知诲，任命为平卢节度。刘正臣在平卢诸将支持下杀了吕知诲，并与平卢节度管下的安东都护王玄志一起上报朝廷。唐廷补任其为平卢节度及押渤海等四府经略使。刘正臣败于史思明军，军还后被王玄志所毒杀[27]。刘正臣“性忠谨，为军人所信”；叛乱发生后，他即与颜真卿等联手与叛军作战，属忠义之士。王玄志以其兵败史思明逃回而杀毒他，理由并不充分，从王玄志后来自称权知平卢节度一事看，他杀刘正臣的目的是谋求平卢节度之官位。杀徐归道的理由实际上也在于此。
　　大乱，是各种力量滋生的土壤，营州地区又是大乱的中间地带。王玄志名义上捍卫唐王朝的威信，实际上他要树立一个既不属于朝廷也不属于叛乱军的独立势力。而要建立这样一种力量，本部的实力显然还是不足的。这就注定他还必须联合一切可能利用的力量。王玄志把目标瞄向渤海王。
　　王玄志本是安东都护，属平卢节度所领。他要向渤海发号施令，也必须假平卢节度的旗号（王玄志后来被正式任命，乾元元年卒）。王玄志派使者到渤海一事，史料虽只记作“通国故”；但显然不仅止于此，肯定还有要求于渤海或更重要的事情，因为，渤海王远不至于仅仅因为对方来通报消息即扣留使者。而且，王玄志对渤海王完全是一种商量甚至近乎请求的态度，而不见上级机关对下属一般所采取的命令、训诫语气，与徐归道的命令式形成鲜明的对比。[28]
　　王玄志自称平卢节度使之后不久死去，继任者为侯希逸。但平卢地区的局势并未像王玄志所说的已经稳定下来，相反，到了760年3月，史思明杀安禄山之子安庆绪称帝，但不久即被其子史朝义所杀。乱火再起，营州的平卢军面临险境。一方面朝廷援军与补给毫无指望，一方面是不断受到来自奚的侵袭。在此困境下，761年，侯希逸引兵2万“浮海入青州”，撤向河南道，平卢遂陷。[29]
　　740年以来，前文所涉及的平卢节度诸使，朝廷正式任命之外，或者为安禄山提拔，或者趁乱搞政变自封节度使。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与渤海直接发生过关系的两任平卢节度均非唐朝廷所任命。但不管怎样，他们都非常重视与渤海的联系，很显然，渤海在平卢节度使的边政运营上，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契丹、奚等常常进犯营州，黑水又地处遥远；而渤海既是唐朝的藩属国，其自身也在日益强大，变得越来越不可忽视。因此，不论从利用、牵制还是笼络的意义上，渤海都是平卢押蕃使重要的争取对象。
　　而此时，渤海第三代国王大钦茂已经将国都从中京迁至更北的上京龙泉府。平卢节度使两次遣使都是打着戡乱的旗号，渤海王并没有表现出明确的倾向性。对于平卢节度的命令，非但未从，且扣留来使，态度极其强硬，根本没有把这个押领机构放在眼里。我们从渤海派往日本的使节的陈述中，可以捕捉到渤海王对待安史之乱的态度。762年冬，渤海国紫绶大夫行政堂左允开国男王新福为大使的23人，随日本访渤海使团到达日本。据《续日本纪》卷二四，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七年春正月庚申条：

　　高丽大使王新福言：李家太上皇、少帝并崩，广平王摄政。年谷不登，人民相食。史家朝议，称圣武皇帝。性有仁恕，人物多附。兵锋甚强，无敢当者。邓州、襄阳已属史家，李家独有苏州。朝聘之路，固未易通。

在这里，渤海使臣对唐廷直呼为李家，将其与叛乱方史思明之子史朝议并称；言语之间对唐朝廷多有不屑之意，而对史朝议的小朝廷则褒美有加。这显示，渤海王对于安史之乱还是有其自己的态度。基于这种态度，渤海王对于徐归道的出兵要求没有回应，且扣留了使节；而对于王玄志的诱惑，则因为时局尚不明朗，不愿过早表明立场。当然更没有派兵助战。
　　由于资料的限制，侯希逸与叛军作战期间渤海方面的动向完全没有留下来；但762年渤海使节在日本朝廷发表的言论看，渤海并未倾向于唐朝廷。渤海王此时专念于国土扩张与国内政治，位于渤海东北部的拂涅靺鞨和铁利靺鞨等大约在这个时期被置于渤海王权支配之下，或许可以作为旁证。[30]对于渤海方面的不配合，平卢节度使也无能为力。
　　由渤海王对安史之乱中对平卢节度使的态度，可知，渤海国受平卢节度使押领，平卢节度使对渤海国原则上拥有代表朝廷征发军队，勤王戡乱的权限，但是上述权限能否成为现实，最终还是取决于时局与双方实力的消长。从现象上看，平卢军最终是被奚驱逐出营州的[31]，平卢节度使南下，是由于孤军奋战及腹背受敌，当然也有平卢军本身的利益之争。在这样一个众多势力交集的地区和时局下，渤海的选择举足轻重，平卢军各方人物都把争取的目标集中到渤海，就非常能说明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平卢节度使的败退，唐朝在平卢地区政治影响的丧失，当与渤海的立场不无关系[32]。

二　渤海与淄青平卢节度使

　　1.淄青平卢节度使押领渤海之经纬

　　上元二年（761年），侯希逸引残部2万人辗转至河南道青州（今山东省益都县）。唐朝廷授其以青密节度使，废淄沂节度，号淄青平卢节度。[33]永泰元年（765年），淄青平卢节度使“增领押渤海使”，[34]其全称为平卢军淄青等节度营田观察处置、陆运海运、押新罗渤海两蕃等使。
　　较之于营州时代的平卢节度使，淄青平卢节度使在押领范围上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即从“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转为“押新罗渤海两蕃等使”。[35]《唐会要》卷七八“节度传”条载：

　　（元和十四年，819年）薛平为平卢军节度，仍加押新罗渤海两蕃使，仍旧为平卢军，赐两蕃印一面。

另据《旧唐书·穆宗纪》（卷一六）元和十五年（820年）七月：

　　平卢军新加押新罗、渤海两蕃使，赐印一面，许置巡官一人。

由以上两条记载可知，押蕃使虽由该当府州节度使兼领，但其下似乎还有一套专门机构，有专门的官印，有专设的巡官。
　　有关淄青平卢节度使与渤海关系的史料，目下可考并常常被引用的有如下几条，《册府元龟·宴飨三》卷一一：

　　敬宗以长庆四年（824年）正月即位。二月壬午，平卢节度使薛平遣使押领备宿卫渤海大聪叡等五十人至长乐驿，命中官持脯迎宴焉。

《唐会要·附学读书条》卷三六：

　　（太和七年，833年）三月，渤海国随贺正王子大明俊并入朝学生共一十六人，敕渤海所请生徒学习，宜令青州观察使放六人到上都，余十人勒回。

《册府元龟·互市》卷九九九外臣部：

　　（开成）二年（837年）三月，（淄青平卢节度使向朝廷奏报）渤海将到熟铜，请不禁断。

由上述资料可知，淄青平卢节度使负有押送渤海入京师使节（特别是值宿卫人员）的责任；渤海使节归国之际，要在青州的节度使官厅指定的停宿地（如登州的渤海馆）等待朝廷派来的敕使；淄青平卢节度使受朝廷之命控制渤海遣唐使团（包括留学生）的入京人数，并负责朝贡贸易品目、数量的协调工作。进而可以认为，淄青平卢节度使的确在发挥押领之职能，不过，其管理内容，与渤海内部事务无关，纯粹作为唐王朝在东方门户登州地区的派出机构，[36]负责新罗、渤海人出入唐境时的人员安置、事务处理等。
　　稍晚的一条史料或许也可以帮助说明淄青平卢节度使在押领渤海事务中的地位与影响。北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临泾人胡顺之时为青州幕僚。高丽国入贡。在即将出州境时，高丽使人要求青州州官向其行礼。顺之反击道：“青，大镇，在唐押新罗、渤海。纵其国王来，尚当与之均礼。今见陪臣，奈何卑屈如此。”坚持不拜。[37]
　　827年，渤海方面违反约期派遣使到日本，受到日方的指责。大使王文矩解释说此次访日是：“为言大唐淄青节度康志曀（应作睦）交通事，入觐天庭。”[38]虽然关于淄青平卢节度使要“交通”的对象存在不同见解，[39]但渤海能够为这样一件事不惜违背日本朝廷的规定，足见其对与淄青平卢节度使间关系的看重。《册府元龟》文宗太和二年十一月壬辰条：“诏平卢军节度使、淄青登莱棣等州观察等使、兼押新罗渤海两蕃使、检校尚书右仆射、会稽县公康志睦可检校左仆射。”
　　可以看到，较之于平卢时期，淄青平卢节度使对渤海的押领在内容上更丰富，且切实有效。当然，这也与两个时期传世资料的多寡有关。除前文提到的康志睦外，据史籍载，先后担任过押渤海使的有侯希逸、李正己、李希烈、[40]李师古、[41]李师道[42]等。以下以李正己事例进一步说明之。

　　2.渤海与李正己一族

　　据《旧唐书·李正己传》卷一二四：

　　李正己，高丽人也。本名怀玉，生于平卢。乾元元年（758年），平卢节度使王玄志卒，会有敕遣使来存问，怀玉恐玄志子为节度，遂杀之，与军人共推立侯希逸为军帅。……节度使侯希则其外兄也。……希逸奔走，遂立正己为帅，朝廷因授平卢淄青节度观察使、海运押新罗渤海两蕃使、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青州刺史，赐今名。

李正己长于权术，他杀王玄志之子，逼走外兄侯希逸，经过两次政变当上了平卢淄青观察使兼押渤海等蕃使。他又在薛嵩死后，乘李灵曜叛乱之机，将其领地五个州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使平卢淄青节度下领州达15个之多。李正己派儿子与心腹分统各州。安史之乱后，各藩镇势力进一步增强，特别是今山东地区俨然成了李氏的一统天下，“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43]李正己死后，其子孙相继承袭淄青平卢观察使兼押蕃使之职。到819年李师道被制裁为止，[44]李氏一族割据河南道淄青地区达半个多世纪。
　　在已有的研究中，蒲生京子谈及了渤海与李正己之间的关系，但她论述的重点在于，渤海国是高句丽继承国，因而作为高句丽遗民的李正己集团与渤海国会存在着亲密的关系；作者还提供了曾经担任李正己幕僚的“渤海人”高沐的例子，作为渤海与李氏集团密切关系的间接依据。[45]关于渤海并非高句丽继承国问题，本文作者已有专文讨论；[46]而所谓“渤海人”高沐，其高氏出自很可能是唐内地渤海郡望，而非渤海国人。[47]
　　但是，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渤海与唐代山东地区，特别是沿海一带的紧密关系。渤海入唐的路线，陆路为营州道，海路则主要是登州道。陆路由于奚及契丹的侵扰，常常被阻隔；因此入唐多走海路。经由山东半岛登州、莱州、青州、兖州和汴州等地去长安的同时，还在登州等地从事互市贸易。登州地区是渤海对唐关系中一个重要的海上交通窗口，可以相信渤海必定会非常重视与该地区支配者的关系。
　　李正己独裁时代，正值渤海第三代王大钦茂在位时期，大钦茂一生颇有作为，以“文王”著称于史。其与淄青押蕃使间的关系，史料无明确记载，但我们可以从时人的作品中寻得蛛丝马迹。这就是唐朝著名诗人韩翃的《送王诞渤海使赴李太守行营》[48]。全诗著录如下：

　　少年沽客散黄金，中岁连兵扫绿林。渤海名王曾折首，汉家诸将尽倾心。行人去指徐州近，饮马回看泗水深。喜看明时钟太尉，功名一似旧淮阴。

韩翃，字君平，南阳人，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进士，官至中书舍人。唐大历年间（766~779年）十才子之一。他的诗多为唱酬之作。这首诗，为韩翃在平卢掌书记任上，为送别渤海入唐使王诞赴“李太守”行营而作。诗中写道：身为渤海使臣的王诞优雅，风流，武艺高强，不仅为渤海的诸王所敬服，连唐朝将军也希望与其交往。王诞是大钦茂时期派出的遣唐使节。[49]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王诞在使命达成后，没有直接按来路从登州回国，却南下徐州附近寻访“李太守”；这位“李太守”又是何人。
　　行营，是指军队长官外出作战时的兵营。唐代的徐州可比定在今徐州一带。泗水，源自山东省中部东蒙山南麓，以四水齐发而得名。古泗水沿徐州东北旧黄河河道至清江市入淮河。[50]由诗中的“徐州近”和“泗水深”等句判断，王诞前去之处当大体在今徐州附近。
　　764年，大乱初定，对于渤海而言，距离前次即755年遣使入唐已有九年之隔。由于渤海国王大钦茂在大约一年前被唐朝廷册封为渤海国王，[51]王诞一行一般被看作谢恩使。在这种背景下，王诞以他的身份，专程前往徐州，可以想见，其所拜访的对象一定是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
　　关于太守之职，《新唐书·高祖纪》载，武德元年五月甲子，“改郡为州，太守为刺史”；玄宗时，天宝元年二月，“改州为郡，刺史为太守”。有唐一代，郡这一建制只在玄宗时期才有。太守是郡的长官，相当于州刺史。但诗文则未必限定的那样严格。前文已经提到，平卢节度使南下之后，李正己当上了平卢淄青节度观察使、海运押新罗渤海两蕃使，直到781年因叛乱被免官。由此推知，764年王诞受命出使唐朝时，押领渤海的当是李正己。据《旧唐书·李正己传》：

　　（李）初有淄、青、齐、海、登、莱、沂、密、德、棣等州之地……大历中，薛嵩死，及李灵曜之乱，诸道共攻其地，得者为己邑，正己复得曹、濮、徐、兖、郓，共十有五州，内视同列，货市渤海名马，岁岁不绝。

从上述记载看，764年当时，李正己尚未拥有徐州之地，而很可能正与薛嵩、李灵曜等争夺包括徐州在内的城市，故行营也设在徐州附近。根据以上，可以推测王诞所拜访的人物应是李正己。进而推之，至少从此时起，大钦茂已经与李正己集团有了很密切的往来，李正己本传在记载他夺得五座新城之后即缀记每年买卖渤海名马一事，也恰好可以证明这一点。
　　自第二代王大武艺与唐朝发生冲突以来，虽然武艺后期上表赔罪，其后继者大钦茂也曾遣使求和好，但总体而言，渤海与唐朝的关系并不是很正常，尽管大钦茂被唐封为渤海国王，渤海方面也并没有表现出唐朝所希望的忠顺与热情。[52]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平卢节度使南下前后出任押渤海使的军将多是高句丽遗民，侯希逸虽为“营州人”，[53]却与“高丽人”李正己是姑表兄弟。李正己一族后来又割据淄青一带，“虽在中国名藩臣，而实如蛮貊异域”[54]，他们虽然没有公开打出反唐的旗号，但未必忠于唐王朝，而是在不激怒唐朝廷的前提下，扩张自己的势力，建立李氏独立王国。渤海王一面遣使入唐，一面又与李氏集团频频接触，足见其外交的灵活性。这里当然有朝贡之便与登州地区互市贸易的因素，[55]但如果再考虑到安史之乱刚刚平定，唐土政局尚不稳定，以及李正己对淄青地区的全盘控制，相信渤海对与淄青押蕃使间关系的关注，不会仅仅限于贸易上的往来，而应当有其他更多的考虑在里面。
　　李氏一族之后淄青平卢节度使与渤海间的押领关系和往来的详细情况，由于资料的欠缺，除去前面列出的事例，就不很清楚了。不过，840年春，日本圆仁由登州都督府向青州的淄青平卢节度使上书申请公验时，登州都督府出具文书的名头上即著“登州都督府牒上押两蕃使”，这说明当时押两蕃使的存在。[55]另据《唐会要》卷七九“诸使杂录下”条载，会昌五年（845年）九月中书门下调整诸道判官名额时，特别保留了淄青地区的押新罗、渤海两蕃巡官一职。又据《唐方镇年表》卷三“平卢”条，韦博于大中六年（852年）至九年（855年）间为淄青平卢节度使，[56]他在此期间曾起用孙景裕为押蕃巡官。这说明至少到大中年间，平卢淄青节度使仍继续保留着押蕃巡官这一编制，自然也证明了该地区押领渤海机构的存在。
　　据目前可考史料，终渤海之世，唐朝地方缘边府州对渤海拥有押领职能的，只有平卢节度使和淄青平卢节度使。[57]需要指出的是，史籍中未见唐朝廷对押蕃使的责任与权限作出具体规定，因此，本文的有关叙述，只能是根据一些具体事例进行的推定。由于押蕃使是由节度使兼任的，因此押蕃使的职责与节度使的职责是一致的。对唐朝廷而言，设置押蕃使的意义在于明确押领机构与押领对象，其结果是扩大了缘边府州节度使的权力。

[1]也有称边州，主要指唐四境交通要路上。见《唐六典·户部尚书》卷三“郎中”条。但此处的边州均为陆路交通出入所经地区，不包括沿海地区各州。本文则将沿海地区的州也划入“边州”，即缘边府州范围。押蕃使多在道一级地方政权机构设置，并多由节度使兼领。个别地区也有州一级或都督府长官兼押蕃使的。
[2]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外任则有节度使、观察使……押蕃使”。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用古典文学本重印。
[3]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序录”，中华书局，1980年。
[4]《旧唐书·宪宗纪》卷一五，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以下同。
[5]《旧唐书·靺鞨传》卷一九九下。
[6]武后万岁通天年间，契丹李尽忠、孙万荣据营州作乱，使唐朝一度失去了对东北地区的控制。营州都督府也因之迁往渔阳。
[7]《资治通鉴·唐纪》（卷二一一）开元二年正月条。
[8]渤海建国之初，唐朝常常称之为“靺鞨”、“渤海靺鞨”等。这从两《唐书》及《册府元龟》等载籍中可以看出。
[9]《旧唐书·渤海靺鞨传》卷一九九下：“祚荣骁勇善用兵，靺鞨之众及高丽余烬，稍稍归之。圣历中，自立为振国王，遣使通于突厥”。
[10]《旧唐书·方镇表》卷六六。
[11]后文将提到，735年，大武艺将突厥派来与渤海连手抗唐的使者押解至长安，以示与突厥的决绝和对唐王朝的忠诚。这当是渤海欲与唐朝和解的迹象之一。另见日野开三郎《突厥毗伽可汗と唐·玄宗の对立と小高句麗国》，载《日野開三郎東洋史学論集》八，三一書房，1984年，p.174。
[12]《唐丞相曲江张先生文集》卷九，四部丛刊初编（105），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重印版，1989年。
[13]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卷八， pp.1281-1282。
[14]如《渤海国记》作者张建章即是幽州节度使押奚、契丹两蕃副使。见《唐蓟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张府君墓志》，载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中和00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p.2511。
[15]如梁令直天宝年间曾由安禄山奏请升为节度支度、陆运、营田、四蕃两府等判官。见《唐故朝散大夫使持节龙溪郡诸军事守龙溪郡太守上柱国梁君墓志铭并序》，载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天宝267，p.1718。
[16]《唐会要》卷八六“奴婢”。
[17]马驰、马文军《唐代羁縻州与中央关系初探》，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1期，pp.140-141。
[18]荣新江《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原载《第三届唐代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7年），后收入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p.228。
[19]姚汝能《安禄山事迹》，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1981年，pp.1-5。
[20]据《安禄山事迹》，天宝七年，玄宗封安禄山为柳城郡开国公。其时，安氏拥有的头衔是“骠骑大将军兼羽林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兼御史大夫，范阳郡大都督府长史，柳城郡太守，持节范阳节度、经略、度支、营田副大使知节度兼平卢节度使，度支、营田、陆运、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处置及平卢、河北转运并管内采访等使，上柱国柳城县开国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p.7。
[21]《续日本纪》卷二二淳仁天皇天平宝字四年760春正月己巳条。新订增补国史大系，吉川弘文馆，1981年版。
[22]《续日本后纪》卷一○仁明天皇承和九年（842年）夏四月己巳条。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第一部6，日本吉川弘文馆，1953年版。
[23]《续日本纪》卷三四。
[24]《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天宝十一年。
[25]《安禄山事迹》卷上，p.12。
[26]З·В·沙弗库诺夫《8-10世纪时期滨海地区的索格狄亚那人移民》，载《中世纪时期远东民族民族文化联系材料》，符拉迪沃斯托克，1988年，pp.100-105；宋玉彬译《渤海国及其俄罗斯远东部落》，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p.190。
[27]据《旧唐书·侯希逸传》：“天宝末，署其腹心徐归道为平卢节度。希逸时为平卢稗将，率兵与安东都护王玄志袭杀归道，使以闻，诏以王玄志为平卢节度使。”《续日本纪》中小野田守所传当有误。
[28]前引《续日本纪》天平宝字二年十二月戊申条。
[29]《新唐书·侯希逸传》卷一四四。
[30]酒寄雅志《渤海国家の史的展開と国際関係》，载《朝鮮史研究会論文集》16，1979，p.15。
[31]张中澍《张建章墓志考释》，载《博物馆研究》创刊号，1982年，后收入《渤海史学论著汇编》，1987，p.969。
[32]渤海出兵登州并进攻马都山时，黑水靺鞨曾拨五千骑兵驰援。但这一次，不见黑水靺鞨出兵救援的记载，当然也未见唐朝一方要求援助的资料。其原因，一则，可能黑水靺鞨受到渤海的阻隔，无法出兵；二则，可能黑水此时也持观望态度。
[33]《新唐书·方镇表二》卷六五。该节度使称谓不一，史籍所见，有平卢、青淄、平卢淄青和淄青平卢等。
[34]《新唐书·方镇表二》卷六五。
[35]平卢节度使南迁之后，黑水靺鞨很可能被唐廷从缘边节度使押领体制中除名，见拙文《黑水靺鞨与渤海关系考》，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学术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p.407。762年，范阳节度使复为幽州节度使，幽州节度使兼卢龙节度使，此后常以幽州、卢龙节度使押领契丹、奚两蕃。《旧唐书·德宗纪上》卷一二载，贞元元年（785年）以刘怦为幽州卢龙副大使，兼押奚、契丹使。又据《旧唐书·昭宗纪》卷二○，895年，以刘仁恭为幽州卢龙军节度、押奚契丹等使。平卢节度使整编后，渤海开始与新罗一同置于其押领下，原因何在；渤海与唐朝的关系是否因这一些变动而较以前发生了变化。这些都是需要搞清的问题，限于资料，留作今后的课题。
[36]唐朝在渤海国内派驻有长史。但也没有资料证明长史在渤海国内政方面发挥过作用。
[3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五，宋真宗天禧四年，中华书局点校本，1979年。
[38]《類聚三代格》卷一八，“夷俘并外蕃人事”条，新訂增补国史大系本，1965年版。
[39]滨田耕策认为是康志睦与渤海间的通交（《渤海国兴亡史》，吉川弘文馆，2001，p.151）；榎本淳一则认为是康与日本间的交通《渤海が伝えた大唐淄青節度康志曀交通之事について》，载佐藤信编《日本と渤海の古代史》，山川出版社，2003，p.166。
[40]《旧唐书·李希烈传》卷一四五。
[41]《旧唐书·李师古传》卷一二四。
[42]《旧唐书·李师道传》卷一二四。
[43]《资治通鉴》卷二二五，唐纪四一。
[44]《唐会要·节度传》卷七八。
[45]蒲生京子《新罗末期の张保皋の抬頭与反乱》，载3《朝鲜史研究会论文集》16，1979年，注28，p.68
[46]拙文《从唐、日本及新罗典籍中有关称谓看三国对渤海的认识》，载《欧亚学刊》第三辑，2002，pp.184-205。
[47]《新唐书·高沐传》卷一九三。
[48]《全唐文》卷二四五。
[49]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五、年表。
[50]《辞海》地理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p.165。
[51]拙文《8世纪中叶的渤海与日本——以渤海第六次遣日本使为中心》，载《国学院大学大学院纪要》29，1998,p.269。
[52]拙文《渤海と唐の関係》，载《アジア遊学》第6号，1999，p.50。
[53]《新唐书·侯希逸传》卷一四四。
[54]《资治通鉴》卷二二五，唐纪代宗大历十二年十二月条。唐朝重新将该地区纳入其地方行政管理系统，是在平定李师道之后。
[55]唐朝对边境互市贸易的时期与地点都是有规定的，既然李正己集团割据山东一方，则与其疏通关系，或可在对唐贸易等方面谋得一些特惠。
[55]《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唐开成五年三月十一日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p.91.
[56]《新唐书·韦博传》卷一七七，作“平卢节度使”。
[57]渤海国在改由淄青平卢节度使押领后，并未因此断绝与幽州卢龙节度使所辖地区的联系，《新唐书·渤海传》特别提到“幽州节度府相与聘问”。更准确地说，是双方都非常重视对方的存在与动向，这主要是由于两者有着共同的边患所致。由于本文只着重讨论与渤海有押领关系的缘边府州，故这里不作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