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日本学者松田寿男1937年发表《吐谷浑遣使考》[1]以来，吐谷浑在中西交通史上的特殊地位受到中外学者长期的注意，已经累积了相当多的成果。吐谷浑之路，或曰青海路[2]，或曰河南道[3]，或曰古羌中道[4]，在南北朝时期曾经成为丝绸之路主干路段之一，而吐谷浑民族所起的特殊历史作用，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吐谷浑之路曾经承担的政治、外交乃至文化交流方面的历史任务，前辈学者已经有了很好的研究。至于它在经济贸易方面的功能，也因考古工作的进展得到了研究者的揭示[5]。本文写作的动机，是希望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对吐谷浑之路作为丝绸之路重要路段的贸易功能，进行一点比较具体的研究。
　　我的问题是，来往于吐谷浑之路的各种商队，都携带和贩售着什么样的商品呢？从东向西，大宗商品可能仍然是传统的丝绢等纺织品。《周书·异域·吐谷浑传》记载西魏废帝二年（公元553年），西魏军队袭击了由吐谷浑军队护送的、自北齐西归的一支商队：

　　是岁，夸吕又通使于齐氏。凉州刺史史宁觇知其还，率轻骑袭之于州西赤泉，获其仆射乞伏触板、将军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

这支有一定规模的商队的主要物资，既是“杂彩丝绢”，说明此时的中西贸易中，西方对东方（华北地区）物资的兴趣还是集中在丝绢等纺织品上。当然，还会有许多其它商品，与丝绢一起源源输向西方。
　　那么，商胡东来时，又主要携带什么商品呢？从商业原则出发，这些商胡在东来的过程中，必定会一路上从事贸易活动，把一地物资携往另一地贩售，如此积聚利润，并充行资。这种活动可能是一站一站进行的。江左的南朝对吐谷浑物资的兴趣，从史书中有限的记载看，似乎主要集中在马匹上。吐谷浑产善马（所谓蜀马），是南朝良种军马的主要来源，学者论之详矣。我这里要讨论的，是经由吐谷浑之地，丝路贸易中由西域向南朝（甚至包括北朝）输入的另一项大宗商品——昆仑玉[6]。
　　玉在中国文化中向来重要，可是《禹贡》九州的范围之内，却甚少产玉之地，至于高等级的软玉，自古就必须仰赖西域的于阗（今和田地区）等地[7]。早在张骞凿空之前，中原与西方的贸易之路上，昆仑玉就是重要商品[8]。汉武帝之后,和田玉的输入数量远远超过先秦，汉代玉器中使用大量的羊脂玉便是证明[9]。当然，各个时期的贸易路线和行使贸易职能的民族是会有变化的[10]。南北朝时期，当吐谷浑承担起丝路东部枢纽责任的时候[11]，经由吐谷浑地区，昆仑玉仍然向东输送；处在战乱分裂中的广大东部地区，尤其是江左的南朝，依然能够获得和田等地的美玉。
　　有关的史料是如此稀少，以致我们有时只好向一些传统史料学并不信任的文献求助。目的只是为了说明这一时期昆仑玉贸易与吐谷浑的关系，非敢逾越规矩、轻涉说部，博雅君子，幸留意焉。

一、 河南国与南朝间的昆仑玉贸易

　　题为晋王嘉撰、梁萧绮录的《拾遗记》，被《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称为“事迹十不一真”，其卷六所载三国时事迹即有如下一条[12]：

　　先主甘后，沛人也，生于微贱。……至十八，玉质柔肌，态媚容冶。先主召入绡帐中，于户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献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侧，昼则讲说军谋，夕则拥后而玩玉人。常称玉之所贵，德比君子，况为人形，而不可玩乎？后与玉人洁白齐润，观者殆相乱惑。嬖宠者非惟嫉于甘后，亦妒于玉人也。后常欲琢毁坏之，……先主乃撤玉人，嬖者皆退。当斯之时，君子议以甘后为神智妇人焉。

此条记事之必伪，清人王士禛与今人齐治平均已力辨[13]。只是，作伪的并非王嘉(子年)，而是南朝人。据《晋书·艺术传》和《高僧传》卷五释道安传所附王嘉传，王嘉为十六国前期人，前秦末年为姚苌所杀。可是，此条记事中有“河南献玉人”一语，河南者，河南国也。魏晋南北朝时期曾被称河南国的，只有乞伏西秦和吐谷浑两个政权[14]，时间都在王嘉死后。乞伏乾归与其子乞伏炽盘称河南王的时间极短，而南朝宋、齐、梁各代封吐谷浑君主为河南王的传统持续了一百多年[15]，所以，在正史及其它各种文献中，河南国基本上是指吐谷浑的。在今本《拾遗记》中，前引刘备与甘后事迹一条，放在正文即王嘉原本之中，而不是置于梁代萧绮的所谓“录”中。从上述时间上的矛盾看，此条记事的作者即使不是萧绮，也必是南朝时期的其他什么人。
　　这条不合史实的记事，也并非全无研究的价值。就本文而言，其价值就在于“河南献玉人”的记载。吐谷浑与南朝密切的通使关系，以及经由吐谷浑之地而沟通的西域各国与南朝间的通使关系，频繁地见载于南朝史书，当然也必定给了当时的人以很深的印象。吐谷浑并不产玉，但于阗国的玉只有经过吐谷浑才能运达南朝。至于吐谷浑在于阗玉贸易中，是仅仅充当商胡的保护人，还是兼营中间贸易，我们已无法知晓。从“河南献玉人”一语，可以看出，在南朝时代的江左人士心目中，或者在事实上，河南国与运抵南朝的于阗玉，是有直接关系的。　　吐谷浑与南朝的交通，经过益州、荆州，沿长江抵达建康。吐谷浑与益州的关系，据《梁书·诸夷·河南国传》：

　　其地与益州邻，常通商贾，民慕其利，多往从之，教其书记，为之辞译，稍桀黠矣。

同书同传还记载，天监十三年（公元514年），伏连筹遣使献“金装马脑钟二口”，又表请于益州立九层佛寺，并获得梁武帝允可。益州是吐谷浑贸易之路的重要一站，所以有大量胡商居住或活动于益州。《隋书·儒林·何妥传》：

　　……父细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

何妥一家极可能是粟特商胡。同样可能是粟特商胡而活动于益州的人还很多。《续高僧传》卷二五释道仙传：

　　本康居国人，以游贾为业。梁周之际，往来吴蜀，江海上下，集积珠宝。

另一个常被引用的例子，见于《高僧传》卷七宋释慧叡传：

　　经行蜀之西界，为人所抄略，常使牧羊。有商客信敬者见而异之。

　　陈寅恪先生曾说：“……六朝、隋唐时代蜀汉亦为西胡行贾区域，其地之有西胡人种往来侨寓，自无足怪也。”[16] 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再次强调“蜀汉之地当梁时为西域胡人通商及居留之区域”[17]。
　　益州处于如此地理位置，在昆仑玉贸易中，自然应当有特殊性，史籍中相关的资料也偶可一见。前面提到的何妥，其兄何通，便以治玉见称。《隋书·何稠传》：

　　何稠字桂林，国子祭酒妥之兄子也。父通，善斵玉。

何通活动于萧梁时期，家在益州陴县，身为西域胡商，以治玉见称，可见益州还是一个昆仑玉加工地。江左所得玉器，相当部分可能是在益州、由何通这样的西域胡商加工生产的。
　　从益州到建康，要经过在南朝政治中有着分陕之重的荆州。昆仑玉贸易在荆州的历史痕迹还是可以找到的。《周书·于谨传》，于谨率领西魏大军围攻江陵，擒杀梁元帝，“虏其男女十余万人，收其府库珍宝”，这些珍宝包括：

　　宋浑天仪，梁日晷铜表，魏相风乌、铜蟠螭趺，大玉径四尺、围七尺。

这种大尺寸、高等级的玉石，当然产自于阗。《南齐书·河南传》载齐武帝永明三年（公元485年），遣使于芮芮（柔然）：

　　遣给事中丘冠先使河南道，并送芮芮使。至六年乃还。得玉长三尺二寸，厚一尺一寸。

案丘冠先之使，自益州西至吐谷浑，再绕道达漠北柔然，并不经过于阗。他的大玉，应当是在吐谷浑地区从胡商手中得到的。这暗示吐谷浑地区存在着玉石交易市场。
　　梁元帝宫中的大玉，反映了荆州作为昆仑玉贸易重要中转站的意义。另外，在说部材料中，关于荆州地区的玉器，还可举出唐人张读《宣室志》卷六所载南朝刘宋时事一条[18]：

　　宋顺帝升明中，荆州刺史沈攸之，厩中群马，辄踯蹋惊嘶，若见他物。攸之令人伺之，见一白驹，以绿绳系腹，直从外来。圉者具言其状，攸之使人夜伏枥边候之。俄而见白驹来，忽然复去，视厩门犹闭。计其踪迹，直入阁内。时人见者，咸谓为妆奁间物。沈有爱妾冯月华，臂上一玉马，以绿绳穿之，至暮辄脱置枕边，尝夜有时失去，晓时复□。试取视之，见蹄下有泥。后攸之败，不知所在。

　　这一条还被收进《太平广记》中，文字小异[19]。古代文献关于动物玉雕的记载中，马是比较少的。元人汤允谟《云烟过眼录续集》列举“总管太中滦阳赵伯昂仁举所藏器”，有曰[20]：

　　玉马一，高五寸有奇，雕琢极精，作嘶鸣状，如生，玉色温美。

这个玉马，比沈攸之的爱妾冯月华的那个玉马的尺寸要大，所以不能放在一起考虑。[21]
　　吐谷浑与昆仑玉贸易的特殊关系，使南朝人把“河南献玉人”的当前经验，误植入二百年前的三国时代，遂有今本《拾遗记》中刘备与甘后之事。但分析这种误植，却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吐谷浑与南朝玉石、玉器的供应，的确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二、吐谷浑与于阗国

　　吐谷浑所以在昆仑玉贸易中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的国土范围向西扩张，已经紧邻于阗。《梁书·诸夷·河南传》明确说：“其界东至叠川，西邻于阗，北接高昌。”据《魏书·吐谷浑传》，早在445年，北魏高凉王那率军攻击吐谷浑慕利延于白兰，“慕利延遂入于阗国，杀其王，死者万余人”。当然这还只是一次流窜行为。吐谷浑把势力伸展到塔里木盆地的东南缘（鄯善、且末），可能是在伏连筹时期，即在北魏宣武帝永平元年即梁武帝天监七年(公元508年)[22]，也有学者把时间提早到在北魏文成帝兴安元年即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公元452年)[23]。控制了鄯善、且末之后，吐谷浑就可以撇开河西走廊，把传统的西域南道与青海道完整地接通起来。
　　《洛阳伽蓝记》卷五载宋云、惠生《行记》，记录宋云一行于北魏孝明帝神龟元年（公元518年），取道吐谷浑地区，前往南亚，其经行鄯善一节云[24]：

　　从土谷浑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其城自立王，为土谷浑所吞。今城内主是土谷浑第二息宁西将军，总部落三千，以御西胡。

这段话非常具体地描述了吐谷浑控制鄯善的情形。以游牧为基本经济生活方式的吐谷浑，派出重要贵族（伏连筹的第二子），率领“部落三千”，镇守鄯善，可见吐谷浑对鄯善的重视。应当注意的是，上引文中说吐谷浑在鄯善驻重兵，其军事防御目标，乃是“西胡”。鄯善、且末以西，隔着宽阔的大戈壁（即唐代的图伦碛），最近的国家是于阗国。那么，这里的西胡，就是指于阗国吗？
　　我认为，这里的西胡，并不是指紧邻的于阗国，而是指这一时期已经把统治势力伸展到大半个塔里木的嚈哒（南朝史书中称为滑国）。《梁书·诸夷·滑国传》：

　　元魏之居桑乾也，滑犹为小国，属芮芮。后稍强大，征其旁国波斯、盘盘、罽宾、焉耆、龟兹、疏勒、姑墨、于阗、句盘等国，开地千余里。

《魏书·西域传》嚈 哒国条：

　　嚈 哒国，大月氏之种类也，亦曰高车之别种。……其人凶悍，能斗战。西域康居、于阗、沙勒、安息及诸小国三十许皆役属之，号为大国。

　　据《洛阳伽蓝记》卷五录宋云、惠生《行记》记嚈 哒国云[25]：

受诸国贡献，南至牒罗，北尽敕勒，东被于阗，西及波斯，四十余国皆来朝贺。

可见这个时期的嚈哒乃是葱岭东西最为强大的势力之一，是丝绸之路这一区段的主要监护势力。这个势力在塔里木地区威风一时，在塔里木北缘的发展，曾在麴氏高昌时期到达焉耆[26]；向塔里木南缘各绿洲的发展，东到于阗之后，便遇到吐谷浑的阻挡，未能跨过图伦碛而至且末、鄯善。这正是前引宋云、惠生《行记》中称吐谷浑驻兵鄯善“以御西胡”的历史背景。
　　应当重视，吐谷浑对塔里木东南缘的控制，实质上是在与 哒争夺丝路贸易的监护权。吐谷浑阻止了 哒势力的进一步东进，从而建立了从西域南道经青海地区至益州的吐谷浑之路。嚈哒势力在塔里木南缘受阻于吐谷浑，在塔里木北缘受阻于柔然，于是出现了嚈 哒、柔然和吐谷浑三种势力分割环塔里木各绿洲国家的局面，三种势力间是否发生过军事冲突，已无从考证，但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均势。《魏书·高车传》载北魏宣武帝给高车主弥俄突的诏书曰：

　　蠕蠕、嚈哒、吐谷浑，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掎角相接。

形成均势以后，这三种势力间，似乎还结成了一个反对北魏势力向西域挺进的同盟。这样理解吐谷浑与嚈哒的关系，也许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从前引“以御西胡”一语，我们还知道，即使在和平同盟的关系中，吐谷浑仍然在鄯善地区保持着对于阗方向的军事戒备，这可能是均势得以维持的一个根据。
　　吐谷浑对鄯善和且末的控制，从北魏后期一直到隋。《隋书·西域·吐谷浑传》称吐谷浑国境“地兼鄯善、且末”。虽然且末河谷如今也已成为玉料产地之一，但是古代限于技术条件，这一地区的玉矿并没有被开发出来[27]。吐谷浑的境土之内，不能产玉。经由吐谷浑地区进行的玉石贸易，其产品都来自与吐谷浑紧邻的于阗国。这一时期于阗役属于帕米尔以西的嚈哒帝国，但嚈哒对其势力范围内的附属各国，并没有进行直接统治[28]。于阗在贸易、外交等方面，仍然有着很大的独立性。
　　更值得注意的是，吐谷浑之路取代河西成为这一时期的丝路干道，与吐谷浑对鄯善、且末的有效控制关系极大。是吐谷浑的政治和军事存在，决定了丝路经由西域南道自于阗向东行，不是循着自然条件较好的河西路，而是折而进入高寒险峻的青藏高原。隋炀帝时期，河西的张掖成为丝路贸易的重要中转站，其原因在于尽管吐谷浑之路仍然发挥着干道作用，而由于南北分裂局面的结束，吐谷浑之路东端的伸展不得不发生变化，只好向北绕至河西。是张掖而不是敦煌成为这一时期丝路贸易的中转集散中心，正可说明吐谷浑之路所面临的历史困境。
　　南北朝时期，吐谷浑与嚈哒在塔里木地区相对和平的关系，保证了丝路的畅通和有序。历来在丝路贸易中都扮演重要角色的于阗国，当然会发挥其独特的作用，这种作用之一，就是源源不断地向东输出于阗玉。

三、吐谷浑地区的昆仑玉问题

　　自于阗国向吐谷浑，行经昆仑山北麓诸绿洲，至吐谷浑控制下的且末、鄯善，由鄯善向东南越过阿尔金山，经柴达木盆地，进入吐谷浑的核心地区白兰、都兰（吐谷浑城），再向北即到达青海湖西岸吐谷浑的都城伏俟城。这条路线直到近代还是西宁与和田间队商的行道[29]。这条路在南北朝时期，作为丝绸之路的主干路段，又是和田玉向中国东部，特别是向江左的南朝源源输入的孔道。
　　南朝使用于阗玉的直接证据，是有关宫廷用玉的。《南齐书·皇后传》：

　　永明元年，有司奏贵妃、淑妃并加金章紫绶，佩于阗玉。

这里的于阗玉，是指以于阗玉料（仔玉）加工而成的玉器。前面提到的丘冠先从河南所获大玉，以及于谨破江陵以后从梁元帝萧绎宫中所获大玉，都属于未经加工的于阗仔玉。这类玉料运抵南朝后，再由南朝玉匠加工成各类玉器。
　　南朝玉器的雕琢技艺，承自汉魏，有着悠久的传统。但是出现在南朝的玉器，并不全是南朝琢玉工艺的成果。经由吐谷浑之路来到南朝的于阗玉，也有已经加工成器的。前举何通的材料，说明益州地区也是玉器加工地之一。前面我们引用《拾遗记》中“河南献玉人”的故事中，玉人便是以成品形式由河南（吐谷浑）“献”进来的。那么，这个玉人，是在吐谷浑地区加工而成的呢，还是早在于阗便已经琢磨成器？这个问题非常有趣。当然，《拾遗记》这种小说“事迹十不一真”，实不足据以考史，但是正史中也有这类材料涉及同一问题。《梁书·诸夷·于阗国传》：

　　大同七年，又献外国刻玉佛。

于阗是玉料产地，如果此佛不是在于阗刻成，那么，又是在哪里刻成的呢？这里的“外国”，从文意看是指于阗以西的国家。但是，于阗国把本地所产的玉料运到西边很远（极可能是指葱岭以西的国家）的“外国”去加工成玉佛，再进献给萧梁，似乎难以理解。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八有“于阗玉佛”一条[30]：

　　丞相伯颜尝至于阗国，于其国中凿井，得一玉佛，高三四尺，色如截肪，照之，皆见筋骨脉络，即贡上方。又有白玉一段，高六尺，阔五尺，长十七步，以重不可致。

这个玉佛是否由于阗本地雕琢，没有材料可以说明。它与萧梁时期那个玉佛之间有什么关系，也难以论定。只是这里明确地描述了玉佛的尺寸和色彩，其中“色如截肪”一语，是专门形容于阗玉中的极品羊脂玉的。宋人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五[31]：

　　大观中，添创八宝，从于阗国求大玉。……后果得之，厚、大逾二尺，色如截肪，昔未始有也。

这里的“色如截肪”也是形容羊脂玉的，羊脂玉乃是雕刻宝玺的佳品。伯颜在于阗发现的玉佛，就是以羊脂玉雕琢而成的珍物。元代的于阗已经是伊斯兰的世界，我推测，这个玉佛可能是在伊斯兰势力东进、佛国于阗即将沦陷时被深埋地下的，时间当在公元1000年前后[32]。但它的雕刻时间难以确定，因而它与萧梁时期于阗国所进的“外国刻玉佛”的关系也就无从考证。
　　关于于阗地区玉雕业的兴起，现在比较流行的看法，是从唐代开始，唐代以前，于阗只是向外输出原料，加工玉器则必须求助于外国[33]。研究古玉的专家杨伯达先生近来对这一看法提出了质疑，他通过对唐代的“番人进宝”玉带板的研究，认为可能在初唐以前，于阗就存在着碾玉治玉的手工行业；其治玉行业的衰落，主要是在伊斯兰化以后[34]。
　　根据汉魏以来于阗与中原政权关系的变化，我认为于阗地区的治玉业可能是在南北朝时期兴起的，也就是说，当于阗国与东部地区的政权间不存在严格的藩属关系，政治上有机会脱离直接控制以后，贸易上才能有更充分的地方性发展。相对平等的政治关系，为于阗与内地（主要是南朝，当然有时也包括北朝）间发展充分而自由的贸易和商业关系提供了更好的条件。于阗的治玉业在这个政治和商业背景下得以兴起，是可以理解的。此外，中国玉文化的发展和演变，即东部地区在玉器消费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可能也是于阗治玉业得以兴起的一个原因，因无关本文宏旨，此不复赘。
　　本文要讨论的是，吐谷浑在这种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呢？吐谷浑不仅提供了商业路线，而且，很有可能也提供了商业需求和商业信息。前面我们提到《宣室志》记载的刘宋时期的玉马，我们未能判断其产地。吐谷浑地区是否也存在着一定规模的治玉业呢？以我们前面所说，吐谷浑地区存在着玉石市场，那么也可能存在玉器市场，《拾遗记》中“河南献玉人”的玉人，可能就是这类玉器市场上的商品。进一步说，一定规模的治玉业是可能存在的。
　　当然，吐谷浑地区的玉石贸易，或者玉器贸易，甚至可能存在的治玉行业，都不太可能是由吐谷浑族操作的。吐谷浑地区大量的粟特商人才是这类贸易的主要操作人。但是，吐谷浑民族，或吐谷浑国家，在这类贸易活动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吐谷浑以富藏珍宝著称，这些珍宝便是吐谷浑在南北朝时期从丝路贸易中所获。
　　《周书·史宁传》记载史宁率西魏军队协助突厥木汗可汗袭击吐谷浑（《周书》称吐浑），特别强调了对吐谷浑的珍宝的掳获：

　　……逾山履险，遂至树敦。敦是浑之旧都，多诸珍藏。……生获其征南王，俘虏男女、财宝，尽归诸突厥。……木汗亦破贺真，虏浑主妻子，大获珍物。

吐谷浑从丝路贸易中所获取的巨大财富，到隋代还受到注意。《隋书·裴矩传》记载裴矩长期在河西接待商胡，搜集西域情报，对吐谷浑的情况非常了解，他后来力劝隋炀帝举兵征吐谷浑，理由就与吐谷浑的财宝有关：

　　矩盛言胡中多诸宝物，吐谷浑易可并吞。……竟破吐谷浑，拓地数千里。

四、余论

　　随着益州地区在梁末入北，特别是随着南北分裂局面的结束，吐谷浑地区在政治、军事和商业贸易方面的地位不复如前，丝路干道离开吐谷浑地区、回到河西的局面即将到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也就开始了。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昆仑玉贸易之路，自然也回到传统的河西走廊。但是，吐谷浑民族和吐谷浑地区在隋唐两代，即使在吐蕃统治时期，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仍然与丝路贸易有着重要关联。
　　发现于吐鲁番的一件粟特语地名录（T.ii.D.94），记载了9至10世纪粟特人在欧亚大陆的经商路线，这些地名自西而东分别是：扶菻、苫国、波斯、安国、吐火罗、石国、粟特、拔汗那、 盘陀、佉沙、于阗、龟兹、焉耆、喀喇沙尔、高昌、萨毗、吐蕃、吐浑、弥药和薄骨律。[35]其中萨毗、吐蕃、吐浑都在今青海境内，吐浑即吐蕃治下的吐谷浑民族。
　　考古学证据也显示，唐代的青海境内仍然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热点之一。1982—1985年，青海省考古工作者在海西州都兰县的热水乡和夏日哈乡，发掘了一批唐代的吐蕃墓葬，出土大量丝织品、陶器、木器、金银器、铁器、铜器、珠饰、皮革制品和木简牍等。根据许新国先生对出土文物中粟特系统金银器、波斯风格丝织物的研究[36]，可以肯定地说，外来文化特别是中亚地区各民族的文化，对青海境内的吐蕃，或吐蕃治下的吐谷浑等民族，存在着很深的影响，也直接证明了丝路青海道的持续繁荣。可是，都兰吐蕃墓出土物中没有玉器，反映吐蕃文化笼罩下的青海地区不再是玉石和玉器贸易的主要中转站。尽管史书记录唐宪宗和唐文宗时吐蕃“朝贡”物品中有“玉腰带”若干[37]，但比起稍后来自河西归义军及甘州回鶻贡品中的“团玉”[38]，数量及重要程度都大大不如。
　　很显然，隋炀帝以后，尽管西北地区先后受到突厥及吐蕃等不同民族力量的影响，但由于中原与江南归于统一，丝路干道的东端直指长安与洛阳，河西走廊的传统地位便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