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时期，分别以氐族和羌族为主体民族而建立的前秦、后秦的历史，向来为学者所重视。苻氏氐族集团和姚氏羌族集团在石赵时期迁徙关东，分别在枋头和滠头屯驻了长达十八年的时间。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似乎还没有人注意到，在这十八年间分别凝成的苻氏枋头集团和姚氏滠头集团，与后来建立的前秦和后秦，有何等直接、何等重要的关系。本文即从考察这两个集团的形成及其内在的凝融出发，揭示苻氏前秦与姚氏后秦的立国，在部族发育和政治组织等方面的历史条件。

一、十六国前期关陇地区民族形势的变化

　　关陇地区，即西晋时期的雍州和秦州，民族分布十分复杂，胡族人口比重极大。江统《徙戎论》[1]：“且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关中的胡族中，以氐族和羌族为主。这种民族分布的总体格局到永嘉之乱以后有了相当显著的变化。
　　从晋惠帝元康六年齐万年反乱开始，关中汉族人民大量向外流移，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关中的民族形势，汉族人口比例不断下降，而关中总的人口数量也因战争、饥疫、饥民外流而不断下降。外流的汉族人口当然也有返回关中的，如阎鼎率关西流民数千拥秦王业西归，但数量很小[2]。晋愍帝的长安朝廷能够在关中撑持数年，并不说明关中的汉族势力还有可观。愍帝得立，长安朝廷在匈奴刘氏的军事打击之下居然维持四五年之久，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雍州北部各郡羌胡的支持。
　　在愍帝建兴三年九月以前，刘曜率大军对长安进行过三次进攻，都是溯渭水西上，正面直攻，屡屡受挫。《刘聪载记》：“曜曰：‘彼犹强盛，弗可图矣。’引师而归。”这里所谓强盛，是指愍帝朝廷军事上尚有力量，而这一力量的根源，在于北部冯翊、北地、新平和安定等地的羌胡，主要是卢水胡、羌族和氐族，他们不仅提供军队，还要保证长安及其军队的粮食供应。建兴三年九月，刘曜第四次率军进攻长安。这一次他不再是溯渭水西上，而是绕道长安以北，首先进入冯翊，屯军粟邑，进攻上郡。上郡和冯翊一落入刘曜手中，关中形势大变。《刘聪载记》：“于是关右翕然，所在应曜。曜进据黄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就因为冯翊和上郡是关中羌胡分布最密集的地区，是羌胡的根本之地。刘曜占领了羌胡的根本之地后，关中支持长安的羌胡就大大减少了。次年七月，刘曜陷北地，羌族酋大军须对麴昌的粮食供应也被切断，长安城遂暴露于刘曜大军面前，不久愍帝出降，西晋覆灭。刘曜此次成功的关键在于瓦解了羌胡对长安的支持。关中的民族形势和胡汉民族力量的对比，从这一事实中也可以看出与十几年前有了很大的不同。
　　匈奴刘氏在平阳的单于台，控制了相当数量的氐羌。羌族在并州、河东是有一定分布的，可是没有材料说明氐族也在这一地区有广泛的分布。《刘元海载记》：“上郡四部鲜卑陆逐延、氐酋大单征、东莱王弥及石勒等并相次降之，元海悉署其官爵。”这个氐酋大单征，应当与鲜卑陆逐延一样，来自黄河西岸的上郡或冯翊等地。在当时条件下，他不太可能率领很多族众渡河到平阳。后来平阳的十几万氐羌，主要应该是刘曜从关中迁徙而来的。永嘉六年，贾疋、麴特等人攻击长安，刘曜只好放弃长安，退回平阳。《刘聪载记》：“麴特等围长安，刘曜连战败绩，乃驱掠士女八万余口，退还平阳。”这八万余口中，当然有相当数量的氐羌。刘聪死前，因刘乂事件而痛治氐羌酋帅，造成十几万氐羌对汉国的离心，后来都投奔石勒，石勒迁之于河北襄国附近。也就是说，在汉国时期从关中迁到平阳的氐羌并没有回到关中。关中氐羌总的数量下降，这也是原因之一。

二、苻氏氐族集团和姚氏羌族集团的首次东徙

　　刘曜前赵时期，关陇地区的民族形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各族分布的格局有了新的变化。《苻洪载记》：“刘曜僭号长安，（蒲）光等逼洪归曜，拜率义侯。”《魏书·苻健传》：“刘曜拜洪为宁西将军、率义侯，徙之高陆，进为氐王。”案高陆属京兆。把苻洪及其族众从略阳远迁至京兆，是对氐族集中的略阳进行分化管理，便于就近控制和利用这一支已经很有实力的氐人部族。这是苻氏氐族集团以一支政治力量正式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开端。
　　同时，刘曜还把一个相当庞大的羌族集团，从陇右迁到氐族集中的略阳。姚氏羌族集团因而也正式登台了。《姚弋仲载记》：“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永嘉之乱，东徙榆眉，戎夏襁负随之者数万……刘曜之平陈安也，以弋仲为平西将军，封平襄公，邑之于陇上。”史文没有明确交待姚弋仲是邑于陇上何地，但他受封为平襄公，而平襄为略阳郡属县，所以应该是在略阳郡。从后来姚弋仲集团中有许多略阳人士的事实看，姚弋仲在刘曜时期确实曾移徙略阳。略阳部族极多，而以氐族为最众。把姚氏羌族集团安插进略阳，也许正是为了对民族问题复杂的略阳进行分化管理。
　　总起来看，陇右地区的氐羌部族向东移徙，是刘曜时期关陇地区民族分布格局的主要特征。东移的氐羌部族，正好可以填充关中人口减少的空档。迁徙人口以强固统治，本来就是十六国时期各个政权一致推行的政策。而前赵向东迁徙陇右氐羌，还有一个军事上的考虑：为了对付前凉张氏，不能把容易摇荡的氐羌留在陇右。
　　这种迁徙也许从人口数量上看规模并不很大，但是意义深远。从总的趋势看，十六国时期，陇右诸郡的氐羌不断向关中移徙，使得汉魏时期在陇右拥有人口优势的氐羌移出陇右，进入关中地区，为不久前才从漠北阴山南下的鲜卑各部腾出了空间。而进入关中的氐羌，以苻氏和姚氏为代表，因缘时会，后来进一步东徙，来到传统华夏的中心地区关东，在那里接受了关东地区的文化和政治影响，各自凝成了枋头和滠头集团，为石赵覆灭以后西归关中，建立前、后秦，打下了极为重要的基础。

三、石赵时期苻氏、姚氏两集团的东徙关东

　　关陇民族形势到石赵时期发生了更为深刻的变化。《苻洪载记》：“（刘）曜败，洪西保陇山。”看来苻洪并不情愿居住高陆，所以趁着前赵败亡的机会率领族众回到略阳故土。石虎入关，攻击陇右上邽，苻洪归降。
　　同时归降石虎的陇右部族中还有羌族姚弋仲集团。姚弋仲集团在前后赵之际，可能离开略阳平襄，向南迁至天水冀县。后来从关东西归的姚氏集团中有许多天水人士，而且苻生以王礼葬姚弋仲于天水冀县，就是证明。
　　根据《苻洪载记》和《姚弋仲载记》，苻洪和姚弋仲两人都向石虎献策，建议把关陇豪杰迁到关东去。石虎拜洪冠军将军，“委以西方之事”；以姚弋仲行安西将军、六夷左都督。石虎对二人的重视说明此时的陇右各部族中，以这两个集团的实力最强，潜力最大。
　　石勒死后，石虎夺位，并且平定石勒养子石生在关中的反叛。这时苻洪集团再次东迁，到达冯翊。《太平御览》卷一二一引《十六国春秋·前秦录》：“石虎既灭生，洪率户二万下陇东，如冯翊，虎拜洪护氐校尉，进爵为侯。”此时苻洪集团既有户二万，那么至少有十几万人了，当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一次苻洪东迁，是否出于自愿，史文阙载，但据事分析，很有可能是自愿的。毕竟关中比陇上的自然条件要好得多。大概这也正是苻、姚二人劝石虎迁秦雍豪杰于关东的原因。
　　《苻洪载记》：“季龙灭石生，洪说季龙宜徙关中豪杰及羌戎内实京师，季龙从之。”石虎这次迁徙关陇豪杰于关东，规模很大。《太平御览》卷一二一引《十六国春秋·前秦录》：“徙秦、雍州民（案民当为氐）羌十余万户于关东。”苻氏集团和姚氏集团是主要的迁徙对象。关陇地区最有实力的这两个氐羌集团的东迁，确实使关西一时间难以出现真正有威胁的地方力量，确保了石赵在西部地区的统治。
　　这两支氐羌集团迁到关东，一方面是远离部族故地，受到石赵统治者的直接监控，不得不向石赵提供兵役服务；另一方面，在关东地区的生活，给这两个集团提供了新的机会，使得这两大集团在不长的时间内迅速完成了内部的社会进步与整合，部族素质有了很大提高，为后来回到关西建立霸业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四、枋头与滠头

　　在关东，苻洪集团和姚弋仲集团都没有被拆散分离，而是各自作为一个完整的部族组织被分别安置在枋头和滠头。《苻洪载记》：“（石虎）以洪为龙骧将军，流人都督，处于枋头。”《魏书·姚苌传》：“（弋仲率部众）随石虎迁于清河之滠头。”
　　枋头，石赵时期属司州汲郡朝歌县[3]，其地在今河南浚县。《水经注》卷九淇水条：“汉建安九年，魏武王于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东入白沟，以通漕运，故时人号其处为枋头。[4]”并引卢谌《征艰赋》曰：“后背洪枋巨堰，深渠高堤者也。”可见枋头是一处连通黄河、淇水、白沟和清河，保证河北漕运的交通枢纽。枋头一带，也是黄河渡口最为密集的地区。隔河相对的是濮阳，而濮阳境内的重要渡口就有：灵昌津（又名延津）、棘津、文石津和 硗津等等。枋头在交通与军事上的重要性，还体现在两晋时期许多历史事件中。石勒自河淮地区北趋冀州，即路由枋头；西晋末年向冰率众数千壁于枋头；后来东晋谢尚北征，即遣戴施为先锋据枋头；而以枋头命名的著名的枋头之役，则是桓温戎马生涯中最黯淡无光的一页。石虎让苻洪以流民都督的身分，率领这支以略阳氐族为核心的流民集团驻屯的枋头，就是这样一个要地。
　　滠头，属石赵冀州勃海郡广川县，其地在今河北枣强县。《水经注》卷九清河条：“清河北迳广川县故城南。阚駰曰：县中有长河为流，故曰广川也。水侧有羌垒，姚氏之故居也，今广川县治。”熊会贞认为其地在今枣强县东南。[5]《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七：“枣强县本汉旧县，属清河郡，县外即姚弋仲之故垒也。”清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卷二广川县条：“汉旧县，有滠头，有姚弋仲垒。”滠头不如枋头那样在军事和交通方面有显著地位，但处在农业地区，有良好的农耕条件，对姚氏集团经济形态的变化是有重要作用的。
　　石虎把关西地区的苻氏氐族集团和姚氏羌族集团迁徙到关东，并分别安置在枋头和滠头。这两大集团在枋头和滠头，一住就是十八年，直到石赵崩灭。从后来苻氏集团对枋头表现出的故乡般的感情，我们就更能体会这十八年的关东生活，对于他们的特殊意义。苻坚东灭前燕，统一北方，曾重访枋头，视枋头为谯沛之地。《晋书·苻坚载记上》：“坚自邺如枋头，宴诸父老，改枋头为永昌县，复之终世。”

五、枋头、滠头两集团的凝成

　　关东十八年，部族的人口以自然增殖的规律，必定有了相当的增加。新的一代氐羌豪贵在关东地区生长、学习，农耕生活使来自陇右的氐羌在社会进步方面深深受益。姚弋仲的滠头集团据《载记》有“部众数万”，枋头的苻洪集团应该更多。经过十八年的自然增殖，这两大集团的人口总量必定大大超过最初的数字。
　　然而，对于这两大集团来说，在关东的十八年，最重要的收获并不是人口的增加，而是部族素质获得了很大的提高。这主要体现在新一代氐羌豪贵身上。苻洪东迁时年48，其子苻健年16 [6], 而苻洪诸孙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在关东出生的。苻生生于335年，为东迁枋头的第三年；苻坚生于338年，为迁枋头的第五年。苻坚诸弟都生于关东。后凉的开创者吕光也是在东迁后的第九年生于枋头。
　　与苻生兄弟、苻坚兄弟、吕光等同时先后在枋头出生、成长起来的一代氐族豪贵，是后来前秦、后凉的霸业支柱。苻氏枋头集团西归时，苻健说过“昔往东而小，今还西而大”的话，这仅仅是指新生代的氐族青年在数量上超出了当年东迁的苻氏集团。事实上，新一代的最大特点是，他们的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在关东的社会条件下，新一代有机会受到更好的教育，眼界开阔，因而文化教养和政治水平远远超过了老一代。这是前秦立国的重要条件。
　　苻氏诸孙可能有更好的条件接受关东先进的文化影响。《苻坚载记》：“祖洪，从石季龙徙邺，家于永贵里。其母苟氏尝游漳水，祈子于西门豹祠。”可见苻氏集团虽然定居枋头，苻洪一家却曾经在邺城居住，苻坚就出生在邺城[7]。《太平御览》卷一二二引《十六国春秋·前秦录》：“（坚）八岁，请就师学。洪曰：‘尚小，未可。吾年十三方欲求师，时人犹以为速成。’”《苻坚载记》述此事则更为生动：“八岁，请师就家学。洪曰：‘汝戎狄异类，世知饮酒，今乃求学邪！’欣而许之。”苻氏集团深刻的质变就体现在新一代苻氏子弟素质的提高上。
　　枋头的氐族子弟也有较好的教育条件。《吕光载记》：“光生于枋头，……不乐读书，唯好鹰马。”看来枋头子弟有读书的制度，只是吕光自己“不好”而已。同样在枋头的氐族梁氏（后来为苻氏后党），还涌现出梁谠、梁熙兄弟这样的著名文士。《太平御览》卷四九五引《十六国春秋·前秦录》：“梁谠字伯言，博学有隽才，与弟熙俱以文藻清丽见重一时。时人为之语曰：‘关东堂堂，二申两房，未若二梁，瑰文绮章。’”虽然是关西人士的夸张之辞[8]，多少也可以说明枋头十八年对于氐族集团的特别作用。苻坚及弟苻融，俱为文武全才，更是苻氏集团新一代的佼佼者。没有枋头十八年的熔冶滋育，苻氏集团就仅仅是关陇地区一支强大的军事势力而已，政治上并不会有太大的前途，起码不可能有后来那种三十多年前秦霸业的光荣业绩。
　　姚氏集团在滠头的情况，由于史料缺乏，不作申论。但是，考虑到姚弋仲的四十二个儿子绝大多数是在东迁前后出生的[9]，新一代的姚氏子弟以及整个姚氏集团在这十八年间必定也和苻氏一样深深受益。
　　在枋头、滠头的十八年，对于这两个氐羌集团内部关系的调整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这两个集团虽然分别是以氐族和羌族为骨干，但也包含秦雍汉族豪门和其它民族的成员。《太平御览》卷一二一引《十六国春秋·前秦录》：“属刘氏之乱，散千金招延俊杰，戎晋襁负奔之，推为盟主。”《姚弋仲载记》：“永嘉之乱，东徙榆眉，戎夏襁负随之者数万。”在早期的辗转迁徙中，苻氏集团和姚氏集团不断接纳各族人士的加入，遂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因而集团内部杂有各族各阶层的人士。
　　比如姚氏集团，其骨干是南安赤亭的羌族姚氏及其部众，从最初“东徙榆眉”开始，就有其它部族和汉族豪门的加入。姚氏迁徙过程中曾经居住略阳、天水，所以后来的滠头集团中就有略阳的氐族（伏子成、王黑那、强白）、略阳的汉族（权翼）、天水的豪门尹氏（尹赤、尹详等）。苻氏多次进入关中，在陇右的影响也更大，所以后来的枋头集团中就有许多氐族以外的秦雍各族豪门，如安定程氏（程朴、程肱、程延）、安定梁氏（梁楞等）、安定胡氏（胡文）、天水赵氏（赵俱）、陇西牛氏（牛夷）、北地辛氏（辛牢）、南安羌酋雷氏（雷弱儿）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苻氏集团中有南安羌，而姚氏集团中有略阳氐。这是在各自东迁过程中长期、缓慢形成的集团关系，当两个集团间并没有什么利害冲突和政治斗争时，族际界线基本没有意义。可是，当石赵末年，滠头集团和枋头集团都在争夺回归并控制关中时，两个集团间依然没有发生以种族为标志的分化。滠头集团的氐族和枋头集团内的羌族并没有叛出各自的集团，回到以自己本族为主体的集团中去，而是相反，仍然忠诚地为各自的集团效劳。苻氏对枋头集团中的南安羌酋雷氏，姚氏对滠头集团中的略阳氐酋强氏等，仍然倚为心腹，用之不疑。姚襄西归的核心组织是所谓四部（左右前后），而四部帅中，有三帅是略阳氐人。南安羌酋雷弱儿则是枋头集团上层人士中的重要成员。这种情形的发生，是关东十八年岁月中，枋头、滠头两个集团各自熔冶内部各族成员、整合内部关系的成果。
　　共同的利益关系、长期聚居一地，很大程度上消弭了民族的、地域的差异，使集团内部的聚合力变得相当强大。这种聚合力甚至到许多年以后仍然发挥作用。比如，滠头集团中的薛瓒和权翼，都非羌族，更与姚氏没有乡里或姻亲关系，权翼是略阳豪门，薛瓒是太原胡人[10]，二人在前秦还极得苻坚重用，可是一旦姚苌举起反旗，这二人立刻从长安出奔，投到姚苌旗下，而这时距他们当初追随姚襄西归，已经快三十年了。天水尹氏的例子更为典型，作为滠头集团的重要成员，天水尹氏到前秦末年积极支持姚苌的反叛，其中尹纬还是后秦开国的头号功臣。《姚兴载记附尹纬传》：“苌死，纬与姚兴灭苻登，成兴之业，皆纬之力也。”家族传统使得尹纬早就立下了背离苻秦的志向，也使他很自然地选择了效命于姚氏的政治立场。枋头集团内情形相似，后来前秦政权中的胡汉各族人士，基本上都与枋头的十八年岁月有关。

六、石赵崩灭后枋头、滠头两集团的西归

　　石虎后期，由于羯族自身的相对衰落，不得不倚重氐羌军事力量，政治上也对东迁的这两支氐羌集团给予优惠，客观上进一步刺激了氐羌上层的政治觉醒。《苻洪载记》：“累有战功，封西平郡公，其部下赐爵关内侯者二千余人。以洪为关内领侯将。”到石赵末年，苻洪和姚弋仲所率领的氐羌军队已经是关东最强大的军事势力之一。
　　得到如此一番熔冶滋育的枋头和滠头集团，在后赵崩灭、关东大乱的政治机会面前，当然是有实力、有条件做出点事业来的。所以苻洪死前自称本欲逗留关东，“言中州可指时而定”，志向很大。但是，关东正处在民族仇杀、一片大乱的形势之下，仅凭枋头十几万人的力量，事实上难有作为。《石季龙载记附冉闵传》：“自季龙末年，而闵尽散仓库以树私恩，与羌胡相攻，无月不战。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由于石赵后期尖锐对立的胡汉矛盾的总爆发，石赵末年的民族移动就特别突出。
　　在这“各还本土”、“交错道路”的数百余万石赵徙民中，滠头集团和枋头集团各自十几万人的规模，应当说在数量上没有什么优势。但是，说到组织之坚固、战力之精良、领导之优秀、集团聚合力之强大，却要首推枋头集团和滠头集团。徙民回归故乡的历史浪潮也驱动着这两大集团，无论领袖人物是否有滞留关东、逐鹿中原的雄图大志，整个集团的意志却是西归。所以，《苻洪载记》云苻洪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太平御览》卷一二一引《十六国春秋·前秦录》亦载“时姚弋仲亦图据关中，恐洪先之，遣子襄率众五万来伐洪”，政治意图都是一样的。
　　而这个时候，关中地区的政治形势和民族形势为苻姚西归、建立霸业也提供了可能。石赵崩灭，关中各族颇有乘时而起者。但是我们知道，此时关西的汉族豪强比从前更加衰弱，氐羌等族也没有形成集团性的政治和军事势力。石虎迁徙秦雍望族十七姓于关东，“遂在戍役之例”，降入“兵贯”，大大挫折了关西的汉族豪门[11]。而关中氐羌等族，人数虽众，却没有形成足够强大的部族力量，更缺少一个合适的领导集团，所以也不能有所作为。关陇地区此时只有一支部族比较强大，算得上是一支有潜力的政治势力，即略阳的屠各王氏及其部众。屠各王氏从西晋末年到北魏后期，一直是陇上的一支地方势力；十六国时期，王石虎、王擢、王统三代，盘踞略阳水洛城一带，反复于东西各国之间，有相当的实力[12]。但是屠各王氏终魏晋南北朝之世，也没有成长壮大到足以称雄关陇、建立霸业。石赵末年王氏的代表人物王擢依附前凉，继续在陇山东西之间瞻望徘徊。
　　所以，当关东的苻氏和姚氏两大集团立意西归时，关陇地区事实上不存在真正的军事障碍。京兆豪族杜洪在混乱之中临时组织起来的势力，经不起苻健大军的一击，立即瓦解，其根本原因，即在于关中汉族的力量自西晋以来一直下降，已经不足以影响和决定关陇地区的政治前途。前秦建立之初，一度摇动苻健统治的是残留的匈奴和胡羯，而不是汉族或其它民族，正可见关中民族形势的一斑[13]。

七、枋头集团与滠头集团的比较

　　现在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既然以羌族姚氏为核心的滠头集团和以氐族苻氏为核心的枋头集团，同样具备了良好的政治和军事实力，同样决心西据关中以图霸业，为什么结果是苻氏的枋头集团达到了目的，而姚氏的滠头集团不得不向苻氏俯首称臣呢？除了枋头距关中路近、便于捷足先归以外，还有没有更为深刻、更为本质的原因呢？我认为是有的。这本质的原因就在于滠头集团和枋头集团以及这两个集团所代表的两个民族间，在社会发展程度和政治文化水平等方面所存在的差距。
　　就魏晋以来的关中氐羌两族进行比较，我们知道，氐族主要分布在关中平原的三辅地区和西北各郡，从事农耕，在西晋时候已经编户化，汉化程度很高；而羌族主要分布于关中北部、从平原向黄土高原过渡的丘陵和山区，特别集中在冯翊、北地、安定等郡，半农半牧，汉化程度较氐族要低得多。晋惠帝元康六年始于冯翊和北地的羌胡（卢水胡、羌族）起兵，到后来发展成为以氐族为核心的关中大反乱，究其根由，当是由氐族社会发展程度较高、足以充当领导力量决定的。
　　从更大范围考察西北氐羌两族的社会发展程度，以农牧经济生活形式为界线，我们看到在整个西北，氐族的社会发展程度都高于羌族。苻氏出自略阳临渭，属于曹魏时期从武都北迁的氐族，而武都氐族早已实现农耕化，所以可以认为苻氏东迁之前就是从事农耕的。羌族姚氏在“东徙榆眉”之前，定居于南安赤亭，当是半农半牧[14]，此后一迁略阳，再迁天水，逐步接近农耕地区的中心地带。但是当姚弋仲率部迁至略阳、天水时，苻洪却率部下陇，一迁京兆，再迁冯翊，比姚氏集团更早地建立了与关中的联系。姚氏集团没有迁入关中的历史经历，这也是其不如苻氏的地方。即使到前秦末年，姚苌叛奔时，他的目的地竟是始平郡的马牧，说明原滠头集团的羌族族众主要集中在马牧，还保留着半农半牧的经济生活状态。
　　东迁以后的十八年关东生活，对滠头集团和枋头集团的影响当然都是很深的。可是，由于这两个集团原有的社会发展程度不同，起点有高下之别，所以，关东生活的影响并没有收到完全一样的结果。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绝大部分应该是生于滠头，但除了姚襄、姚苌外，几乎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即使是姚襄、姚苌二人，也只以武略见长，文化修养远远比不上年龄相近的苻坚兄弟[15]。姚弋仲本人粗拙少礼，质鲁无文，与苻洪对比鲜明。《姚弋仲载记》记载姚弋仲对石虎说话，“汝看老羌堪破贼以不”等等，且云：“弋仲性狷直，俗无尊卑皆汝之，季龙恕而不责。”这恰恰是姚氏文化较低的反映。姚氏子弟在文化修养方面涌现与苻坚兄弟相当的人物，要到姚苌的儿子姚兴一代，晚了近三十年。
　　从另一方面看，石虎在对待氐羌的态度上，也不是没有轻重区别的。苻洪初降石虎，被任命为冠军将军、监六夷诸军事、泾阳伯，同时降赵的姚弋仲则被任命为行安西将军、六夷左都督。“监六夷诸军事”与“六夷左都督”已有轻重之分。苻洪到冯翊，进爵为侯，拜护氐校尉，东迁枋头时，被任命为龙骧将军、流民都督，封西平郡公；姚弋仲东迁滠头，拜奋武将军、西羌大都督，封襄平县公。后来苻洪获封本郡略阳郡公，姚弋仲才继封为西平郡公，比苻洪又晚了许多。在为石赵效力的岁月里，在石虎心中，苻氏既是必须倚靠的力量，同时又是必须加以防范的潜在威胁。《苻健载记》：“季龙虽外礼苻氏，心实忌之。”冉闵更是视苻氏为直接威胁，屡次建议石虎及石遵挫抑苻氏。对于羌族姚氏，就没有这方面的记载，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滠头集团在实力方面和潜在政治力量方面，是不能与枋头集团相比的。
　　关中氐羌的人口对比，也许氐族并不比羌族多出很多；西归的枋头集团，比起滠头集团来，在人数上也不存在很明显的优势。然而，既然枋头集团在社会发展程度和政治文化修养等方面都高于滠头集团，那么，苻氏在占据关中并且建立政权方面，先于姚氏三十多年，就容易理解了。而姚氏要在苻氏的前秦政权下，继续完成其社会进步，提升其民族素质，准备更充分的条件，迎接将来的历史使命，这个过程大致上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

八、余论

　　十六国时期民族政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某一民族的政权在发展到鼎盛状态以后，本民族的内在凝聚力却呈下降态势。这是因为什么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原因之一，我认为，民族政权的初建阶段，正是依靠本民族的天然聚合力，形成社会结构、政治结构中的支撑性力量。建国以后，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无疑要更多地享受到政权给予的好处。诸种好处之中，就有社会进步一项。这是指统治民族在土著化、农耕化、汉化等方面，相对要走在其它胡族的前面，至少更多地享有这种条件。也就是说，一个民族政权的建立，势必要带动本民族全体成员加速其社会进步，同时也是加速融入北方各族共同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中，这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民族融合。而民族融合在一定阶段上是要逐步否定民族狭隘性的，也就是要逐步从根本上消解民族的、部族的内在聚合力。这种否定的过程，恰恰是进步的、发展的过程。从宏观上来看十六国史，此起彼伏的民族政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具有伟大的历史价值。一个民族政权的消失，可能伴以该民族在社会进步上的重要跃进。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民族政权消失以后，尽管该民族人口并未减少，却再也看不到同一民族再次建立一个政权。从根本上说，那是因为建立民族政权的内在历史驱动力已经大大弱化，甚至是不复存在了。
　　在这个意义上考察前秦、后秦建国的历史，就要格外重视枋头、滠头两集团在关东得以凝成的历史。这两个集团从凝成到溶解，就是十六国时期少数部族社会进步、政治觉醒的典型个案，这正是我们对此问题充满兴趣的原因所在。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