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在邺城发生了一起惨祸， 成都王司马颖无情的残害了求仕中原的南人代表陆机、陆云、陆耽兄弟，同时遇害的还有陆机之子陆蔚、陆夏等，南士孙拯等也受牵连而死，作为汉晋之际江东大族“首望”的陆氏家族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晋书·陆云传》载时人孙惠的话说：“不意三陆相携暗朝，一旦湮灭，道业沦丧，痛酷之深，荼毒难言。国丧俊望，悲岂一人！”唐太宗在《晋书·陆机陆云传》论中也对机、云之死深表惋惜，并探究其死因说：

夫贤之立身，以功名为本；士之居世，以富贵为先。然则荣利人之所贪，祸辱人之所恶，故居安保名，则君子处焉；冒危履贵，则哲士去焉。……观机云之行己也，智不逮言矣。……自以智足安时，才堪佐命，庶保名位，无忝前基。不知世属未通，运锺方否，进不能避昏匡乱，退不能屏迹全身，而奋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实而不谅，谤缘虚而见疑，生在己而难长，死因人而易促。……卒令覆宗绝祀，良可悲夫！然则三世为将，衅锺来叶；诛降不祥, 殃及后昆。是知西陵结其凶端，河桥收其祸末，其天意也，岂人事乎！

在这里，唐太宗将陆氏兄弟之死因归结为以下二点：一是不通进退之机变，二是“三世为将”，注定受祸。前者虽然不无道理，但实属空泛议论；后者归之“天意”，则荒谬无验。有感于此，本文详细考察陆机、陆云兄弟入洛求仕之遭遇，从一个新的视角揭示其死因。

一、“二陆”：入洛南士之领袖

　　陆机（261—303）字士衡，陆云（262—303）字士龙，吴郡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以文名著称于世，人称“二陆”。吴郡陆氏是当时江东地区最为显赫的家族之一，孙吴时期一门有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尤其是陆机之祖逊、父抗实为孙吴柱石之臣。有这样的家世背景作为依托，若孙吴国祚长久，陆机、陆云兄弟会很顺利的参掌军国大政。然晋武帝太康元年（280）灭吴，南北混一，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陆氏兄弟的生活道路也随之发生了转折，仕途自然受阻。
　　自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孙策入主江东以来，南北分裂长达八十多年，南北士人间的对立情绪颇为严重。统一之初，北人鄙视南人为“亡国之余”，南人则有丧亲亡国之痛，故多有反抗之举。《晋书·五行志》便称当时江南地区“窃发为乱者日继”。《晋书·武帝纪》载晋武帝虽一再下诏令“吴之旧望，随才擢叙”，但实际上多是表面文章，自然收效甚微， 江南的豪杰之士多隐而不仕。《晋书·陆机传》称其兄弟“退居故里，闭门勤学，积有十年。”大量的材料可以说明当时南人仕进很困难，仅以《陆云集》卷一○所载陆云与乡里人士的通信便可见其实情。如《与戴季甫书》之三说：“江南初平，人物失叙，当赖俊彦，弥缝其阙。”《与杨彦明书》之三：“阶途尚否，通路今塞，令人罔然。”又之六曰：“东人未复有见叙者，公进屈久，恒为邑罔党。”对此，陆云是很不满意的，《与陆典书书》之五便说：“吴国初祚，雄俊尤盛。今日虽衰，未皆下华夏也。……愚以东国之士，进无所立，退无所守，明裂眦苦，皆未如意。云之鄙姿，志归丘垄，筚门闺窬之人，敢晞天望之冀？至于绍季礼之遐踪，结鬲肝于中夏，光东州之幽昧，流荣勋于朝野，所谓窥管以瞻天，缘木而求鱼也。”这些信札生动地体现出南人的窘境及其因政治愿望得不到满足的愤恨之情。
　　对江南地区豪强的屡生事端，晋武帝心怀忧惧。据《晋书·华谭传》，晋武帝与广陵人华谭谈论“吴人趑睢，屡作妖寇”、“吴人轻锐，易动难安”的严峻形势，并问“今欲绥静新附，何以为先？”华谭答曰：“所安之计，当先筹其人士，使云翔阊阖，进其贤才，待以异礼；明选牧伯，致以威风；轻其赋敛，将咸顺悦，可以永保无穷，长为人臣者也。”晋武帝之重臣、广陵人刘颂对此也深表关切，《晋书》本传载其所上奏文指出：“孙氏之为国，文武众职，数拟天朝，一旦湮替，同于编户。不识所蒙更生之恩，而灾困逼身，自谓失地，用怀不靖。”他建议对南人加以礼遇，“随才授任，文武并叙”，使晋武帝颇受启益，从而进一步招揽南士。太康九年（289）武帝诏令“内外群官举清能，拔寒素”，第二年陆机、陆云等江东才俊相继应召入洛。陆氏兄弟何以要入洛呢？朱东润先生在《陆机年表》中曾说：“二陆入洛之动机，在我们看来，不尽可解。故国既亡，山河犹在，华亭鹤泪，正不易得。在他们二人，尽可以从此终老，更何必兴‘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之叹？”朱先生希望“二陆”做隐士，但他们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我们知道，在世族门阀阶级处于上升阶段时，其主导思想是重视事功的，陆氏家族尤为如此。在门阀观念中，每一代人都肩负着传承家业的使命。作为江东一流世族的代表人物，陆机兄弟很为自己祖辈、父辈的功业感到骄傲，机在吴亡后写《辨亡论》，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欲述其祖父功业”[1]。在日后所作诗文中，他们常追念、赞颂前辈的功业，如《陆机集》中有《思亲赋》、《述先赋》和《祖德赋》三篇，《陆云集》中也有《吴故丞相陆公诔》、《祖考颂》等文，这在魏晋文士中是少有的，可以说“二陆”一生中始终存在一种强烈的“父祖情结”。陆机在诗文中一再表示“生亦何惜，功名所叹”，向往着建功立业，光宗耀祖。因此，有这样一种光大祖业、克振家声的使命感，他们便不能淡于功名，做一介隐士，相反他们要积极入世，弘扬祖业。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陆氏兄弟在得到朝廷征召后，立即奔赴前途未卜的中原之地；也正是如此，他们在京洛忍辱负重，交游权门，寻求发展的机遇。“二陆”一生中的很多行为都可以由此得到解释[2]。
　　陆机兄弟入洛之时，正当而立年，风华正茂，家世与文名的结合使他们成为江东士人的杰出代表。《晋书·陆机传》载机兄弟入洛“造太常张华，华素重其名，如旧相识，曰：‘伐吴之役，利在二俊’，……荐之诸公。”张华后来位列宰辅，乃晋廷中最具远见卓识的人物，从他对陆机兄弟的赞誉可以看出他们在南人中的地位。正因为如此，“二陆”入洛，对其他江东士人影响很大，不少人也相继入洛，自太康末至太安年间十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形成了一个南人北上求仕的高潮，吴郡陆、顾、张，会稽贺、虞等大姓皆有人入北，至于纪、褚、朱、周、孙诸姓亦或早或晚应召入北。《晋书·薛兼传》便载：兼与纪瞻、闵鸿、顾荣、贺循齐名，号为“五俊”，“初入洛，司空张华见而奇之，曰：‘皆南金也。’”这样，在洛阳形成了一个江南士人群体，他们努力开拓仕途，求取功名。
　　作为南士之领袖，陆机兄弟在南人求仕过程中自然负有举荐乡里的重责。惠帝元康之世，在晋室纲纪尚未大坏，朝野粗安的情况下，南人视“郎官”为“清途”，作为首选的目标。大量的记载表明，“二陆”举荐乡里可谓费尽心机，《陆云集》卷八《与兄平原书》便说：“近得洛消息，滕永通去二十日书，彦先访为骠骑司马。又云似未成，已访难解耳。敬属司马参军，此间复失之，恨不得与周旋。戴允治见访大司马。”可见“二陆”对南人求仕的得失极为关注，“恨不得与周旋”。检索“二陆”文集、《晋书》、《世说新语》刘注等资料，有不少他们举荐乡里的表疏。《晋书·纪瞻传》载瞻入洛，机亲加策问，予以引荐。《晋书·戴若思传》载机荐戴若思于赵王伦，称其“诚东南之遗宝，朝廷之贵璞也。”《晋书·陆云传》称云“爱才好士，多所贡达”。《晋书·孝友·吾彦传》则载“吴平，陆云荐之于刺史周浚。”《陆云集》卷一○载《移书太常府荐张瞻》，称同郡张瞻“茂德清粹，器思深通……而沉沦下位，群望悼心。若得端委太学，错综先典，垂缨玉阶，论道紫宫，诚帝室之瑰宝，清庙之伟器。”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当数陆氏兄弟举荐会稽贺循和荆州人郭讷，据《晋书·贺循传》，循乃孙吴名臣贺邵之后，然入晋后历任阳羡、武康二县令，多有政绩，“无援于朝，久不进序”，陆机等上书荐之曰：

　　伏见武康令贺循德量邃茂，才鉴清远，服膺道素，风操凝峻，历试二城，刑政肃穆。前蒸阳令郭讷风度简旷，器识朗拔，通济敏悟，才足干事。循守下县，编名凡悴；讷归家巷，栖迟有年。皆出自新邦，朝无知己，居在遐外，志不自营，年时倏忽，而邈无阶绪，实州党愚智所为恨恨。臣等伏思台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显路，惠及外州而已。诚以庶士殊风，四方异俗，壅隔之害，远国益甚。至于荆、扬二州，户各数十万，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诚非圣朝待四方之本心。至于才望资品，循可尚书郎，讷可太子洗马、舍人。此乃众望所积，非但企及清途，苟充方选也。

此疏所述，除“扬州无郎”一语不确外[3]，十分深刻的反映出当时南人仕进的艰难及其求取“清途”的愿望。陆机明确要求晋廷“均分显路，惠及外州”，改变歧视南人的政策，从而为南人求仕提供便利。陆氏兄弟真不愧为当时南士之领袖！

二、“二陆”所受北人之轻辱

　　作为南士之领袖，陆氏兄弟为其乡里开拓仕途，理所应当。不过，他们自身入北后求仕之途也不顺畅。当时，京洛显贵凭依传统的意识，以华夏中心自居，又挟有战胜者的骄傲，以南人为“远人”，斥之为“亡国之余”。除了个别有头脑的政治家外，在大多数北人看来，江南乃蛮荒化外之地，其习俗、风物皆稀奇怪诞，其人士皆愚陋可笑。在这一背景下，当时入洛南士多遭北人之羞辱，而陆氏兄弟与北人交往最多，所受轻辱自然也最多。当然，江东陆氏作为孙吴时期的一流高门，其代表人物一直出将入相，绝非一般人物可比。所以，尽管时过境迁，作为陆氏家族的传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始终存有一份孤傲。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在语音上北人嘲笑陆氏兄弟“音楚”。中国地域广大，且古代交通落后、文化信息交流不畅，各地皆有方言，此乃常识，不足为怪。但自三代以降，随着中原地区优势地位的确立，中土文化不断向周边地区传播，而这一文化的语言载体便成为所谓的“雅言”。因此，无论天南海北，士人学习典籍与交流思想必须用雅言。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九“方音”条便说：“五方之语虽各有不同，然使天下之士而操一乡之音，亦君子之所不取也。”不过，这一所谓的“雅言”、正音，往往是以某一王朝的京都地区的贵族语音为准的。正如余嘉锡先生在《世说新语笺疏·排调篇》“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条”案语中所指出的那样：“盖四方之音不同，各操土风，互相非笑，惟以帝王都邑所在，聚四方之人，而通其语言，去泰去甚，便为正音，……东汉、魏、晋并都洛阳，风俗语言为天下之准则。”
　　但自汉末以来，南北悬隔，吴人习诵京洛之语不便，交往中不自觉的会带有吴地方音，入洛后便遭北人讥笑。陆云《与兄平原书》中便谈到这一情况：“张公语云云：兄文故自楚，须作文。为思昔所识文，乃视兄作诔，又令结使说音耳。”这是说张华指出陆机之文用韵有楚音，希望他改正。刘勰《文心雕龙·声律》说：“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文赋亦称取足不易，可谓衔灵均之声余，失黄钟之正响。”张华是爱护陆氏兄弟的，所以善意的劝导他们改正。至于其他北人则只会嘲笑了。为免遭轻辱，陆氏兄弟开始学习北语。唐长孺先生根据上引陆云的信指出，“结使说音”，当为“给使说音”，“给使”即伺候官员的使役，作文要使役说音因使役为洛阳人，表明“二陆”入洛后“已有学洛阳音之事”[4]。“二陆”如此，其他南士亦莫不如此，葛洪在《抱朴子外篇·讥惑》中便记述了南士“转易其声音以效北语，既不能便良似，可耻可笑”的情形。这表明南人多习北语，然习之未精，仍夹杂着吴音。其实，不仅在语言上“二陆”效仿北人，而且在思想风格上也在努力效仿北人，《异苑》、《水经注·谷水》皆载陆机入洛途中次偃师，夜遇王弼鬼魂，“与机言玄，机服其能”。《晋书·陆云传》则称云遇此事，“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玄学是魏晋之际兴自洛京的一种新学风，而江东尚未受到其影响。“二陆”夜遇王弼鬼魂的事固然虚诞，但透露出他们为入洛求仕，不得不事先揣摩玄学，以免与北人交往时无法应对[5]。
　　其二，一些北人在公开场合有意侮辱陆氏兄弟。“二陆”入洛后，一再“咨张公所宜诣”，即请教拜访那些当朝权贵，以进入京洛上层交际圈，为入仕进取求得便利。张华“荐之诸公”。但实际上不少权贵并不以为然，照样不给陆氏兄弟脸面，此例甚多，《世说新语·言语》载：

　　陆机诣王武子（济），武子前置数斛羊酪，指以示陆曰：“卿江东何以敌此？”陆云：“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

王济乃皇亲国戚，声名甚著，素以“亡国之余”视南人，他初见陆机便以“羊酪”兴难，并非比较南北风物，意在轻辱陆机。又，《世说新语·简傲》载：

　　二陆初入洛，咨张公所宜诣，刘道真是其一，陆既往，刘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礼毕，初无他言，唯问：“东吴有长柄壶卢，卿得种来不？” 陆兄弟殊失望，乃悔往。[6]

张华介绍“二陆”见刘道真，但他对二位江东最杰出的才俊极不礼貌，竟以“长柄壶卢”相问，其轻辱之态毕现。姜亮夫先生在《陆平原年谱》太康十年条的案语中指出：“中原人士，素轻吴、楚之士，以为亡国之余，……道真放肆，为时流之习，故于机兄弟不免于歧视，故兄弟悔此一往也。”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当属卢志当众羞辱陆氏兄弟，《世说新语·方正》载：

　　卢志于众坐，问陆士衡：“陆逊、陆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君于卢毓、卢廷。”士龙失色，既出户，谓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耳！”

卢志，幽州人，大儒卢植之后，绝无可能不知陆氏人物，完全是借机羞辱对方。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此条的案语中说：“晋、六朝人极重避讳，卢志面斥士衡祖、父之名，是为无礼。此虽生今世，亦所不许。揆当时人情，更不容忍受。”所以，陆机反应强烈，予以反讥，但由此结下深仇，为后来卢志极力陷害陆氏兄弟埋下了祸根。
　　其三，陆氏兄弟之“好游权门”。陆氏家族在江东是“首望”之一，其俊杰之士总是出将入相，凭依门第与才识飞黄腾达，这使陆氏人物具有一种心理优势，所以“二陆”初到北方，颇有与北方门第抗衡的想法。《晋书·张华传》载：“初，陆机兄弟志气高爽，自以吴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国人士。”《晋书·文苑·左思传》亦载：思欲作《三都赋》，“陆机入洛，欲为此赋，闻思作之，抚掌而笑，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甕。’”陆氏兄弟“不推中国人士”如此。但是，在与北人交往的过程中，他们却屡屡受辱，既不能获得交往中的平等地位，更不可能在仕途上一帆风顺，明代张溥在《陆平原集题辞》中便指出陆机亡国后“俯首入洛，竟縻晋爵，身事仇雠，而欲高语英雄，难矣！”为求取仕途的发展，他们不得向北人权贵低头，如陆机在《诣吴王表》、《谢平原内史表》中一再表示“臣本吴人，出身敌国”,仿佛前世有罪。周一良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札记》“西晋王朝对待吴人条”中分析“二陆”心态说：“陆机入洛后，犹自称‘蕞尔小臣，邈彼荒域。’（《皇太子宴玄圃诗》）陆云《答张士然诗》亦有‘感念桑梓域，仿佛眼中人’之句，具见自卑情绪与桑梓之感。”正因为受到了太多的白眼与歧视，所以对稍有知遇之恩的人便会表现出极大的尊崇与感激。如对张华，《晋书·张华传》载陆机“钦其德范，如师资之礼焉。华诛后，作诔，又为《咏德赋》以悼之。”也正因为如此，陆氏兄弟先后依附贾谧、赵王伦、吴王晏和成都王颖等人，在狭隘的政治夹缝中图谋发展。
　　《晋书·陆机传》便明言机“好游权门，与贾谧亲善，以进趣获讥。”贾谧乃晋朝元老贾充外孙，充以之为嗣，《晋书·贾谧传》称其“既为充嗣，继佐命之后，又贾后专恣，谧权过人主。”谧为捞取声名，招揽才俊文士，“二陆”也投其门下，列为“二十四友”。谧为正直士君子所不耻，陆氏兄弟附之，自然也受到人们的诟病，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陆氏兄弟何以如此呢？近人姜亮夫先生在《陆平原年谱》中则极力回护，说“二陆”与谧“实无深契”，为其所逼云云。其实不然。周一良先生的分析则更合乎情理：“陆机答贾谧诗云：‘惟汉有木，曾不逾境。惟南有金，万邦作咏’，强调己虽南人而得显达。由此可见，陆氏兄弟之投贾谧，列入二十四友，盖与贾谧之敢于拔擢南人有关，故陆机与之亲善。”[7]确实，“二陆”以文事降附贾谧，目的在于“自重于新朝”，求得政治上更大的发展空间，以维系门第于不衰。两晋南朝的世家大族人物首先考虑的是门第问题，这是当时的社会风尚所决定的。至于忠节之类的道德观念，则在其次。明乎此，我们便无须对“二陆”的行为做任何曲解。正是在这一心态支配下，陆机同时又交结厌恶贾氏的司马氏宗室人物，依附赵王伦，并终“豫诛贾谧功，赐爵关中侯。”[8]其实，赵王伦性极贪鄙，庸才凡品，就个人魅力而言，远较颇有才思的贾谧差，但陆机附之，又引见南人戴渊入幕，甚至参预为伦撰夺位“禅诏”[9]。当然，陆氏兄弟奔走权门，并非心甘情愿，他们毕竟出自世族名门，与那些起自寒微附逆作恶的小人自然有别。但作为“亡国之余”，他们很难通过正当的途径获得晋升，建立勋业，光大祖业，不得已，他们只有“游走权门”。

三、陆氏兄弟之死及其原因

　　陆氏兄弟自太康末入洛至太安年间死于北方，前后共15年时间，大约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太康末至元康末（289—299），二是元康末至太安二年（299—303）。前期晋室大体上尚算安定，求仕虽难，但无生命之虞。但晋惠帝元康以后，西晋政局日乱，诸王之间公然火并，战火连天。《晋书·顾荣传》载诸王为博取声名，“甄拔才望，委以事机，不复计南北亲疏，欲平海内之心也。”这样，南人自入晋后，进入了一个政治事功相对活跃的时期。但是，在当时“顺逆无常理，成败无定势”[10]的险恶政治环境下，南人在北方缺乏社会基础，很容易受到伤害，甚至时刻都有生命的危险。《晋书·顾荣传》载荣给乡里杨彦明的信中说：“吾为齐王主簿，恒虑祸及，见刀与绳，每欲自杀，但人不知耳！”陆机本人在赵王伦之事中险些丧生，故顾荣、戴若思等皆劝机返归江东，但其不从，《晋书》本传所述原因有二：一是机“负其才望”，“志匡世难”；二是成都王颖召其入幕，机感其救命之恩，又以为颖“必能康隆晋室，遂委身焉。”很显然，陆机追随成都王颖，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乘乱建功立业。太安元年，司马颖任机为大将军参军，又表为平原内史，征陆云为清河内史、右司马，参机要，陆耽为东平祭酒。同时，司马颖又以南人孙惠为参军、白沙督、领奋威将军，孙拯为参军。这样，在成都王幕中形成了一个南人小群体，其核心是陆机、陆云兄弟。
　　从有关史实看，成都王司马颖一开始对陆氏兄弟是很看重的。这主要是他要与其他诸王争夺统治权，必须招聚名士，成都王颖在这方面化了很大的气力。成都王召士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重视门第。其幕中士人可考者来自南北大族二十三姓，“显示了强盛的门阀势力背景”[11]。吴郡陆氏家族不仅为江南之“首望”，且尤重事功，世代领兵。因此，司马颖对陆机“甚见委杖”，将领兵大权交给了陆机。太安二年，颖与长沙王乂战，以陆机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统帅二十万人攻洛。自吴亡之后，陆氏家族仕途受阻，一旦得领军，陆机以为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兴奋异常。据《晋书》本传，机出征前，司马颖与陆机有一段对话，其心态可见：

　　颖谓机曰：“若功成事定，当爵为郡公，位以台司，将军勉之矣！”机曰:“昔齐桓任管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乐毅以失垂成之业，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机也。”

在这里，陆机以管仲、乐毅自比，立功心切，自期甚高。但是，事态的进展正与其愿望相反，陆机在洛阳郊外的鹿苑之战中，一触即溃，几乎全军覆没。司马颖恼羞成怒，将陆氏兄弟及孙拯等南士处死，制造了西晋时期南人最惨痛的流血悲剧。陆氏兄弟之祸，从表面上看是由于战败负罪致死，但若仔细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此事与北人之陷害及司马颖幕中复杂的政治斗争有关。
　　首先，我们分析北人的陷害。前述陆氏兄弟入洛后与北人交往屡遭歧视，其史实甚明，不容辩驳。入司马颖幕后领重兵，位居北人之上，自然会引起他们的忌恨。《晋书·陆机传》便载：“机以三世为将，道家所忌，又羁旅入宦，顿居群士之右，而王粹、牵秀等皆有怨心，固辞都督。”秀为武邑观津人，粹为弘农人[12]，皆为北人。司马颖以陆机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而以秀为冠军将军、王粹为北中郎将，受制于陆机，故“皆有怨心”，尤其是牵秀，《晋书》本传载“秀任气，好为将帅”，怨恨尤深。另外，早与“二陆”结仇的卢志也在成都王幕中，《晋书·卢钦传附志传》载其深得司马颖信重，“委以心旅，遂为谋主”，任为谘议参军、左长史，“专掌文翰”。他也经常寻机向司马颖进言，《晋书·陆机传》便载“颖左长史卢志心害机宠，言于颖曰：‘陆机自比管、乐，拟君暗主，自古命将遣师，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济事者也。’”因此，陆机领兵，引起了北人的敌视和攻讦，《三国志》卷五八《陆逊传》注引《机云别传》载：“机吴人，羁旅单宦，顿居群士之右，多不厌服。”《太平御览》卷四二○引崔鸿《三十国春秋》也说：“机吴人，而在宠族之上，人多恶之。”这都指出了诸人对陆氏兄弟的仇恨是由地域差别所直接引发的。陆机乡里孙惠看到了这一点，《晋书·孙惠传》载惠“忧其致祸，劝机让都督于王粹。”但陆机没有这样做。这样，可以想见，王粹、牵秀等主要将领根本就不会顺从陆机的指挥，总是想方设法从中作梗。
　　其实，不仅高级将领如此，甚至连一些中下级将领也不服从其调遣，有的对抗情绪还很严重。据《晋书·陆机传》，宦人孟玖及其弟超皆受宠其司马颖，超以小都督领万人随军，纵兵大掠，机“录其主者”，超将铁骑百余人“直入机麾下夺之”，并轻蔑的称机：“貉奴能作督不！”[13]又向众人宣称“陆机将反”，根本不把陆机放在眼里。因此，陆机出师后迟迟不能展开有效的军事行动。北人又借此攻讦他有“异志”，“持两端，军不速决”。等到临战时，又不协调，如孟超便“不受机节督，轻兵独军”，破坏了整体战略、战术的布署。可以毫无疑问地说，陆机之军事失利，其根本原因在于北人的阻挠和破坏。《资治通鉴》卷八五载时人王彰谏司马颖说：“今日之举，强弱异势，庸人犹知必克，况机之明达乎！但机吴人，殿下用之太过，北土旧将皆疾之耳。”陆机丧师后，牵秀等北人将领皆言机有反叛之心，“证成其罪”，而卢志等则暗中进谗，以致司马颖终将陆氏兄弟处死。正因为如此，周一良先生指出：“综观陆士衡一生出处及其致祸之由，似不能不联系其出身吴人考察之也。”[14]
　　其次，陆氏兄弟之死与成都王幕中士君子与奸佞的斗争有关。上述“二陆”之死与北人陷害有关，应当说是有充分的事实依据的。不过，我们也不应把这种南北士人间的冲突过于夸大，说成唯一的原因。从相关史实看，也并不是所有北人都与南人结仇，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相反，有些北人还多方营救陆氏兄弟。因此，这不能不使我们考虑“二陆”之死还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通过对相关史实的排比、推绎，我们有把握的说，这与成都王颖幕中士大夫与奸佞小人的斗争有关。
　　从《晋书》的有关记载看，司马炎诸子聪颖、干练者少，而神昏智弱者众。晋惠帝形同白痴，《晋书》卷六四《武十三王传》载吴王晏“才不及中人”，《晋书》卷五九《成都王颖传》载成都王颖也是“形美而神昏，不知书。”这样，他们不仅延揽士人，也往往招聚了一些小人。一些出身低微的寒门小人不甘于卑位琐职，屈节倾心事主，想尽一切办法求宠弄权。但这些人素质很差，表面上看起来忠心于主，但实际上排斥异己，欺上瞒下，巧夺豪取，把政治弄的污烟张气。赵王伦依仗孙秀、河间王颙信重张方、楚王玮所昵之公孙宏等，皆是这类人物。成都王也不例外，他早年亲重士人，故得美名，但日渐宠信宦人孟玖，以至晚年事事依之。孟玖之才比之孙秀诸人尚有不如，完全是一个“嬖竖”小人，他恐怕是通过在生活上照顾司马颖以固其宠。就是如此阉宦凡品，其权力欲却极盛，成为成都王幕中最为关键的权臣。孟玖极力安插自己的亲信，将其弟超任为前锋小都督，又为其父谋求职位。他们一旦得权便拚命聚敛，强夺豪取。一些别有用心的士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向其献媚、纳贿，投其门下。如卢志，对孟玖的诸多恶行从不加阻挠，甚至为其大开放便之门；《晋书》卷六○《牵秀传》载牵秀等人“谄事黄门孟玖，故见宠于颖。”《通鉴》卷八五明载：“牵秀素谄事玖，将军王阐、郝昌、帐下督阳平公师藩皆玖所引用”。由此，可以说孟玖在成都王幕中已形成了一股势力，控制了相当大的军政权力，这为他们为非作歹提供了条件。
　　对司马颖的蜕化和孟玖等人的恶行，一些正直的士人深表不满，并与之进行了斗争，其中陆氏兄弟可视为这类士人的代表。“二陆”出自江东一流儒学世族，其立身、行事、为政皆以儒家学说为准绳。《晋书·陆机传》便称机“伏膺儒术，非礼不动”[15]，其平时为人亦“清厉有风格”。陆云也被时人称为“当今之颜子”。当然，也许有人会以陆氏兄弟入洛后“好游权门”相问，这可以理解。不过，“二陆”之依附贾谧、赵王伦等，虽迫不得已，但仅属在统治阶级上层斗争中投依得势集团，并没有改变其士人的基本品节。陆云为官，恪守儒家思想，《晋书》本传称其为浚仪令，“到官肃然”，一改“县居都会之要，名为难理”的状况，深得百姓崇敬。儒家为政的核心在用人，主张君主“亲君子而远小人”，故儒学历来便强调君子与小人之辨。陆机《辨亡论》便认为用贤乃兴国之本。陆云《从事张彦明为中护军》之六便有句云：“开国承家，勿用小人”；《嘲褚常侍》有言：“官人，国之所废兴也。古之兴王，唯贤是与。”[16]其任吴王晏郎中令，一再上启，力行谏诤之事，劝吴王晏节俭、兴学、用贤、去佞。《陆云集》卷九载有《国起西园第表启》、《西园第既成有司启》、《王即位未见宾客群臣又未讲启》、《使部曲将司马给事覆校诸官财用出入启》等，都具有鲜明的儒家思想的特色，难怪清代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评《陆云集》曰：“今观集中诸启，其执辞谏诤，陈议鲠切，诚近于古之遗直。”特别是对吴王晏用部曲将李咸、冯南、司马吴定、给事徐泰等覆校诸官财用，深为不满，《晋书·陆云传》载其表云：“今咸、南军旅小人，定、泰士卒厮贱，非有清慎素著，忠公足称，今猥使此等任以覆校。……乱之所兴，在于小人得亲；治之所废，在于君子自替，废兴治乱，由此而已。”由此可见，陆氏兄弟为政以儒学为准则，其渊源有自，根深蒂固，并且早有实践。
　　在进入成都王司马颖之幕后，陆氏兄弟的品性和为政作风依然如故，这必然要与孟玖等人发生冲突与斗争。《三国志·吴书·陆逊传》注引《机云别传》便说：“初，宦人孟玖，颖所嬖幸，乘宠豫权，云数云其短，颖不能纳，玖又从而毁之。”最典型的一例是陆云拒授孟玖之父官位，《晋书·陆云传》载：

　　颖晚节政衰，云屡以正言忤旨。孟玖欲用其父为邯郸令，左长史卢志等并阿意从之，而云固执不许，曰：“此县皆公府掾资，岂有黄门父居之邪！”玖深忿怨。

确实，此事引起了孟玖的极大愤恨，《世说新语·尤悔》注引《机别传》便说：“玖闻此怨云，与（卢）志谗构日至。”孟玖诸人与陆氏兄弟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他们极力想把“二陆”排挤出权力中心。此后，陆机在军中纠捕孟超部将，孙拯甚至建议杀孟超，这都是陆氏兄弟与孟玖斗争的继续。当然，其他正直的士人也对孟玖等人的胡作非为深表不满。据《晋书·江统传》载陈留江统、蔡克等便“多所谏箴”。但相较之下，陆氏兄弟则抗佞最为严正，加上身为南人，在北方缺乏有力的政治援助，最易受到奸佞小人的攻讦。孟玖等人内外勾结，终于找到了惨害陆氏兄弟的机会，他们借陆机兵败，大肆污陷，不仅杀了陆机，而且将与此事毫不相干的陆云等人也杀了，“夷灭三族”。甚至将陆机司马孙拯拷掠致死，“夷三族”，拯之门生费慈、宰意为拯申冤，主动请死。另一位南人孙惠惧之，杀掉佞小牙门将梁俊后出逃。这样，成都王幕中的江南士人受到了致命的重创。
　　陆氏兄弟之死，显然是一个冤案。对此，当时人是很清楚的，《晋书·陆机传》便说：“机既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议者以为陆机之冤。”确实，还有谁比广大士卒更清楚军队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吗！至于陆云，对前线军队的失利更是毫不相涉，竟受牵连若此，显然是一个精心安排的政治阴谋。这在当时几乎是人所共知的。据《太平御览》卷四二○崔鸿《三十国春秋》，孟玖逼拷孙拯污陷陆氏兄弟，然“考捶数百，两髁骨见”，拯终不屈服，狱吏“知拯义烈”，谓拯曰：“二陆之痛，谁不知枉，君何不爱身？”正因为如此，孟玖等佞小的行为引起了不少正直士人的仇视，《晋书·陆云传》载江统、蔡克等人为陆云申辩的疏文云：

　　……且闻重教，以机图为反逆，应加族诛，未知本末者，莫不疑惑。……机兄弟并蒙拔擢，俱受重任，不当背罔极之恩，而向垂亡之寇； 去泰山之安，而赴累卵之危也。直以机计虑浅近，不能董摄群帅，致果杀敌，进退之间,事有疑似，故令圣鉴未察其实耳。刑诛大事，言机有反逆之征，宜令王粹、牵秀检校其事。令事验显然，暴之万姓，然后加云等之诛，未足为晚。今此举措，实为太重，得则足令天下情服，失则必使四方心离，不可不令审谛，不可不令详慎。统等区区，非为陆云请一身之命，实虑此举有得失之机，敢竭愚戆，以备诽谤。

很明显，江统诸人根本不相信陆氏兄弟有反逆之心，他们很清楚陆机兵败在于无法“董摄群帅，致果杀敌”，要求司马颖详查。司马颖不纳，“统等重请，颖迟回者三日”，有点犹豫。卢志则劝颖速杀陆云诸人，蔡克则“叩头流血”，一针见血地指出：“云为孟玖所怨，远近莫不闻。今果见杀，罪无彰验，将令群心疑惑，窃为明公惜之。”当时“僚属随克入者数十人，流涕固请，颖恻然有宥云色。”关键时刻，孟玖出面了，他“扶颖入，催令杀云”。由此可见，围绕诛杀陆氏兄弟一事，在司马颖幕中爆发了一场士大夫与佞小的激烈斗争，陆氏兄弟之死标志着士大夫遭受了暂时的失败，引起了士大夫阶层的愤概，《晋书·王澄传》便说：“颖嬖竖孟玖谮杀陆机兄弟，天下切齿。”因此，“二陆”之死，也使司马颖声望顿挫。此后，这一斗争仍然在继续，《晋书》卷四三《王戎传附王澄传》载琅邪王氏的代表人物之一王澄最终“发玖私奸，劝颖杀玖，颖乃诛之，士庶莫不称善。”后来东海王司马越与司马颖争权，“移檄天下，亦以机、云兄弟枉害罪状颖云。”[17]这都可见出“二陆”之死所体现出的士人与佞小之争的性质。

　　由上文所考可知，“二陆”之死是由于成都王司马颖幕中南北人士的地域歧视及士人与佞小之争交互影响的结果，非止一端。作为南人，他们素受歧视，顿居北人之上，必然成为众矢之的。作为正派的士人，他们必然要与佞小斗争，并取得了一些北方士人的同情和支持。但他们毕竟与北方世族没有婚宦诸方面的关连，势单力薄，唯一的支撑便来自司马颖的信任。因此，一旦孟玖、卢志等人污陷他们不尽忠于主，“持两端”，失去司马颖的信任后，他们的悲剧便难以避免了。作为南士之领袖，“二陆”命丧北土，这对其他南士震动很大，顾荣、张翰等相继返归江东故土，西晋之世南士入北求仕的活动也就宣告结束了。

[1]《晋书》卷五四《陆机传》。
[2]关于陆机、陆云兄弟光大祖业、克振家声的思想，周国林先生《陆机陆云思想趣向探微》一文（刊于《华中师大学报》2000年第一期）有“克振家声的世族意识”一节，析之甚详，可以参看。
[3]陆机本人历任尚书郎、中书侍郎，陆云、顾荣、纪瞻、褚陶等亦历任郎官，故“今扬州无郎”一语不确。对此，周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札记》“西晋王朝对待吴人”条已有辨析，请参看。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2页。
[4]详见唐长孺先生《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的有关考述。该文辑入《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版。
[5]详见前揭唐长孺先生《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的有关考述。
[6]江东地区为水乡，盛产菰芦等植物，汉以来北人以“壶卢”或“菰芦”等代称其地及其人物，以其地狭小，而人物鄙陋，表示轻视。如《太平御览》卷一○○○“百卉部”七引《通语》：“诸葛亮见殷礼而叹曰：‘不意东吴菰芦中，乃有奇伟如此人！’”殷礼为孙吴之使臣，诸葛亮虽称之，实际上却轻辱江东人物。西晋刘道真问“长柄壶芦”，其意思也是如此。
[7]周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札记》“西晋王朝对待吴人”条，中华书局1985年。沈玉成先生也说：陆氏兄弟“以东南望族坠入亡国之余，入洛后又屡遭白眼，悲痛愤激，强为抑忍。贾氏结党擅权，机、云则欲自重于新朝，遂一拍即合。……同利为朋，本不足论相契之浅深。”见《〈张华年谱〉〈陆平原年谱〉中的几个问题》，载《文学遗产》 1992年第五期。
[8]《晋书》卷五四《陆机传》。
[9]关于陆机参撰“禅诏”问题，陆机本人在《谢齐王表》、《谢平原内史表》、《与吴王书》等信札中一再声称“片言只字，不关其间”。姜亮夫先生在《陆平原年谱》中引以为据，为其开脱。其实，陆机本人的话不可全信。赵王伦被诛后，机亦被囚，并以撰“禅诏”被指控，有该死之罪。因齐王、成都王、吴王等极力营救而免，故机本人在给诸王的信札中当然不可能承认自己的过失。其实稍为推想一下，以机之文名，赵王伦撰“禅诏”，会放过他吗？另外，史籍也有确凿的记载，《晋书·文苑·邹湛传》：“子捷，字太应，亦有文才。永康中，为散骑侍郎。及赵王伦篡逆，捷与陆机等俱作禅文。伦诛，坐下廷尉，遇赦免。”同书《傅祗传》也有相关记述。当然，机之如此，并非完全自愿，也有被逼无奈的因素。
[10]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二“晋惠帝”之六。
[11]林校生先生《西晋八王幕府合说》一文对西晋八王幕府僚佐的社会阶层有所考述，颇有见地，请参看。该文刊于《北大史学》第五辑，北京大学历史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2]此处牵秀籍贯据《晋书》本传，又据《晋书·贾谧传》载“二十四友”中之牵秀乃安平人、王粹为弘农人。
[13]魏晋之间，南北相轻，相互诟詈，北人骂南人为“貉子”。孟超为小人，竟骂士人陆机为“貉奴”，其鄙视南人之甚若此！于时南人处境之艰难于此可见。
[14]周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札记》“西晋王朝对待吴人”条，中华书局1985年。
[15]关于“二陆”的儒学思想特色，前揭周国林先生文“儒学为体的思想根基”一节析之甚详，可参看。
[16]以上引文分别见《陆云集》卷二、卷六，中华书局1988年版，黄葵点校本。
[17]《晋书》卷五四《陆云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