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文书，重要者多以书囊包裹。不同性质的文书使用不同色的书囊，可能关乎一定的制度。例如，皇帝的玺书用青布囊[1]，边郡发犇命书用赤白囊[2]，宫中机密用緑囊等[3]。汉代用皂囊来封装专呈皇帝的密奏。《后汉书》卷六○《蔡邕传》记载：“以邕经学深奥，故密特稽问，宜披露失得，指陈政要，勿有依违，自生疑讳。具对经术，以皂囊封上。”李贤注引《汉官仪》曰：“凡章表皆启封，其言密事得皂囊。”皂囊，就是以黑色织物制作的书囊。用皂囊封装的密奏称作“封事”。《文心雕龙》第二十三《奏启》：“自汉置八能，密奏阴阳，皂囊封板，故曰封事。晁错受《书》，还上便宜。后代便宜，多附封事，慎机密也。”
　　李贤认为“奏封事”始于西汉宣帝。《后汉书》卷二《明帝纪》：“于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李贤注：“宣帝始令众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封有正有副，领尚书者先发副封，所言不善，屏而不奏；后魏相奏去副封，以防拥蔽。”李贤的根据是《汉书》中的相关记载。《汉书》卷七四《魏相传》：“又故事诸上书者皆为二封，署其一曰副，领尚书者先发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复因许伯白，去副封以防雍蔽。宣帝善之，诏相给事中，皆从其议。霍氏杀许后之谋始得上闻。”宣帝始亲政时，“领尚书者”是霍光兄子霍山。《汉书》卷六八《霍光传》载霍山曰：“今陛下好与诸儒生语，人人自使书对事，多言我家者。尝有上书言大将军时主弱臣强，专制擅权，今其子孙用事，昆弟益骄恣，恐危宗庙，灾异数见，尽为是也。其言絶痛，山屏不奏其书。后上书者益黠，尽奏封事，辄下中书令出取之，不关尚书。”中书令，即中书谒者令，西汉武帝置，由宦者充任。在宣帝以前，奏“封事”时须上正、副二封，由“领尚书者”拆看副封。霍光去世后，宣帝采纳魏相的建议，取消了副封。至此，密奏可不经过尚书，而直接由宦官出取，送达皇帝。
　　在汉宣帝以前，文献中几乎没有关于“封事”的具体记载，而在此后的史料中颇不少见，故李贤的说法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是，《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记载：汉文帝“集上书囊以为殿帷”。《后汉书》卷四八《翟酺传》也记载：“夫俭德之恭，政存约节。故文帝爱百金于露台，饰帷帐于皂囊。”这两条史料表明：早在汉文帝时，已有皂囊。因此，用皂囊做上书囊的情况至少在汉文帝时就已存在，而汉宣帝是对密奏制度进行了改革，取消副封，由此加强了“封事”的保密性，使“封事”的机能凸显出来。此外，“封事”不经过尚书大概也没有成为通例。《汉书》卷九九《王莽传》曰：“吏民上封事书，宦官左右开发，尚书不得知。其畏备臣下如此。”可知“封事”在王莽时也不经过尚书，然而从《王莽传》的批评语气来看，史家认为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状况。
　　“封事”的形式是“皂囊封板”，但皂囊却并非只用做“封事”的包装。《三国志》卷八《魏书·公孙瓒传》注引《典略》载公孙瓒表袁绍罪状曰：“矫命诏恩，刻金印玉玺，每下文书，皂囊施检，文曰‘诏书一封，邟乡侯印’。……昔新室之乱，渐以即真，今绍所施，拟而方之。”《后汉书》卷七三《公孙瓒传》亦曰：“（袁绍）矫刻金玉，以为印玺，每有所下，辄皂囊施检，文称诏书。”这说明诏书也用皂囊。而袁绍“每有所下，辄皂囊施检，文称诏书”，当是一种僭越之举。不过，用皂囊包装的诏书与前文所提及的用青布囊包装的玺书是不同的。《独断》曰：“诏书者，诏诰也。”[4]一般说来，诏书是面向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的文告，内容多为普遍实施的政策法令等，由朝廷发出，依次传递，规格较玺书低，也不具有太多的机密性。而玺书则封以皇帝专用之玺，是以皇帝本人名义直接发出并专达于某特定对象的文书，规格隆重，也更具有机密性。
　　在已发表的敦煌悬泉汉简中，有几处关于用皂色织物包裹的文书的记载。例如：

　　[1] 入东军书一封。皂缯纬完，平望候上王路四门。始建国二年九月戊子，日蚤食时，万年亭驿骑张同受临泉亭长杨。（悬泉汉简Ⅱ0115①：59）[5]

这是一件东行的军事文书的经过记録。其内容，除文书的去往方向，还包括文书的包装情况、寄者与收者、文书到达的时间及交接人等。
　　“皂缯”是皂色丝帛。“纬”，读为“帏”。《说文·巾部》：“帏，囊也。从巾，韦声。”《集韵·微部》：“帏，囊也。”《文选》卷三二屈平《离骚经》：“苏粪壤以充帏兮。”李善注：“帏谓之幐。幐,香囊也。”“帏”、“纬”二字，声旁“韦”相同，形旁“巾”、“纟”可互换，故二字可通。“皂缯纬完”，是说用皂缯制作的书囊完好。“纬”读为“帏”的例子，也见于居延边塞汉简。如居延汉简181.8：“卅井累虏[‘鐆’从‘火’]，布纬，糒三斗。”[6]居延新简EJT37.1552（橐他莫当隧始建国二年五月守御器簿）：“布纬三，糒九斗。”[7]“糒”，干粮；“布纬”，此处指装干粮的布质囊袋。
　　“纬”的形制究竟怎样？据悬泉汉简中的有关记载，“纬”是相当长的。例如，悬泉汉简0112②：79：“緑纬，綖满署，皆完，纬两端各长二尺。”[8]在当时，一件重要的文书的包装，至少应具备以下三物：书囊（书衣）、繋绳（用于捆扎和封缄）、木检（用于题署和封缄）。由于“纬”有某种特定颜色，又有长端，故不大像是与封缄相关的繋绳，而确实可能是书衣。其所以长，或是为了便于背负和绑缚。前引《文选》李善注：“帏谓之幐。”而《广韵·登韵》曰：“幐，囊可带者。”[9]《汉书》卷九七《外戚传》：“中黄门田客持诏记，盛绿绨方底，封御史中丞印。” 颜师古注：“方底，盛书囊，形若今之算幐耳。”则汉代的盛书囊——方底与唐代的算幐相似。算幐又称算袋。方以智《通雅》卷三七：“算袋，即算幐。武则天赐朱前疑绯算袋。”[10]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七：“海人言昔秦王东游，弃算袋于海，化为此鱼，形如算袋，两带极长。”[11]则幐大致为囊袋状，有长带，可以印封。王国维认为，书囊之形“当略如今之捎马袋，故两头有物则可担，其小者可带，亦与幐之制合也。”[12]劳干认为，书囊长方形，“上下有底，缝在正中，及二端对折，缝藏于内不可见，施检之处即在囊外”。[13]书囊易朽，今未见其实物。而从悬泉汉简所记来看，“纬”有长端，恰如幐之“可带”，则王说或略胜于劳说。“綖”是“線”的异体字，见《集韵·線韵》。《后汉书》卷二五《鲁恭传》：“白山之难，不絶如綖。”简文中的“綖”，或指将装妥文书的书囊与木检捆扎在一起并加封的繋绳。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司空律》：“其县山之多[‘艹’ ‘幵’]者，以[‘艹’ ‘幵’]缠书；毋（无）[‘艹’ ‘幵’]者以蒲、蔺以枲萷（[上‘削’下‘纟’]）之。”[14]“[‘艹’ ‘幵’]”，读为“菅”；“枲”，粗麻；“[上‘削’下‘纟’]”，缄束。可知秦时用菅、蒲、蔺等草和麻来捆扎文书。汉时文书常品亦用以上物料，而贵者用丝[15]。“署”，此处指有题署的木检。《说文·木部》：“检，书署也。”《释名·释书契》：“检，禁也，禁闭诸物，使不得开露也。”“书文书检曰署。署，予也，题所予者官号也。”检多以木制，可题写文字，说明文书的收寄人等事项。检上有印窠[16]，为凹槽状，印窠的底部大多有刻痕，以固定繋绳[17]。封缄文书时，将检覆盖于书囊之外，繋绳经过检上的印窠打结拴牢，然后在印窠处填以封泥，在泥上加盖印章。现今所见封泥实物的背面，绝大多数留有绳痕；其中一种深陷于泥的中间，是固着封泥不使散落的细线所留；另一种则显露于泥的背面，是繋绳所留[18]。上引《公孙瓒传》“矫刻金玉，以为印玺，每有所下，辄皂囊施检”的记载，所反映的正是这种封缄文书方法。又悬泉汉简0809：49：“维、署、纬皆完。”[19]“维”，疑指繋物之绳。《楚辞·天问》：“斡维焉繋。”《汉书》卷四八《贾谊传》：“是犹度江河而亡维楫。”颜师古注：“维所以繋舩，楫所以刺舩也。”如果此猜测不误，则该简所记録的“维、署、纬”，恰是包装文书的三物。
　　汉代以降，从魏晋到唐宋，有关官文书之包装的资料相当少见。到了元代，邮驿空前发达，《元史》记其制度颇详，其中有对官文书的传递与包装的具体规定，或可参看：“古者置邮而传命,示速也。元制，设急递铺，以达四方文书之往来……凡有递转文字到，铺司随即分明附籍，速令当该铺兵，裹以软绢包袱，更用油绢卷缚，夹版束繋，赍小回暦一本，作急走递。到下铺交割附暦讫，于回暦上令铺司验到铺时刻，并文字总计角数，及有无开拆、磨擦损坏，或乱行批写字様，如此附写一行，铺司画字，回还。若有违犯，易为挨问。”[20]元时文书虽为纸质，但仍以织物包裹、卷缚，以板捆扎，传递时也须记録其包装完损情况和交接时间等，与汉代有相似之处。
　　有研究者认为：“纬”通“衣”，因前者是匣母微部字，后者是影母微部字，两字的读音接近。或说，可将“纬”径读为“帙”，“帙”是定母质部字，质部与微部为旁对转，韵部相近可通[21]。以上两种说法似略嫌迂曲，但也都将“纬”释为书衣。应当指出，“帙”虽是书衣，但其用途主要是作书籍的函套和计量单位，而非封缄和传送文书的书囊。例如，《宋书》卷一百《自序》：“本纪列传，缮写已毕，合七帙七十卷。”又如，萧统《文选·序》：“卷盈乎缃帙。”尽管目前对于“纬”之形制的确定尚缺少足够的资料，但这件“入东军书”是用皂色织物皂缯来包裹的，此点当无疑问。
　　敦煌郡在河西四郡的西端，是汉时中原与西域往来的门户，车师前国、车师后国和车师后城长国在其西北。“平望候”，候官，属敦煌中部都尉。敦煌中部都尉所辖平望、吞胡、步广、破胡、万岁等五候官中，平望位在最西[22]。“始建国二年”（10），新莽朝的第二年。据文献记载，自王莽即位起，西北边境一直扰动不宁。始建国元年（9），匈奴因求税乌桓不得，又不满印文改易，遂起兵塞下。始建国二年，西域车师后王兄狐兰支亡降匈奴，继而“与匈奴共入寇，击车师，杀后成长，伤都护司马，复还入匈奴”。“后成长”，即“后城长”[23]。在敦煌所出汉简中，亦可见到相关的记载：“故车师后亡侯虏支，将诸亡国千余人。”“故车师后亡侯弟虏布，将兵二千余人。”[24]据考，“故车师后亡侯虏支”即“车师后王兄狐兰支”，简文中加“故”、“亡”、“虏”等字，是由于其已叛亡的缘故；“故车师后亡侯弟虏布”则大约是狐兰支的弟弟[25]。因此，这件军书应与当时动荡的边情有关。“王路四门”，即公车司马。据《汉书》卷九九《王莽传》记载，始建国元年，王莽改制，“公车司马曰王路四门”。公车司马系卫尉属官。《续汉书》志二五《百官二》“公车司马令”条本注曰：“掌宫南阙门，凡吏民上章，四方贡献，及征诣公车者。”可知这件东行文书是上奏朝廷的。
　　该文书又是以驿骑传送的。汉代的邮驿制度，大致以步递称“邮”，以马递称“驿”，以车传送称“传”。传送文书，“邮”的速度为一昼夜二百里。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行书律》：“邮人行书，一日一夜行二百里。”[26]在西北边塞地区，则为一昼夜一百六十里。《居延新简》EPS4.T2:8A:“官去府七十里，书一日一夜当行百六十里。”[27]关于“传”的速度，目前尚少见具体记载。而关于“驿”的速度，则有一些文献和考古资料可供探讨。例如，《汉书》卷七○《陈汤传》：西汉成帝时，西域都护段会宗被乌孙兵围困，军情危急，“驿骑上书，愿发城郭敦煌兵以自救”。《晋书》卷二三《乐志》载《惟庸蜀》曲辞：“刘备逆帝命，禅亮承其余……驿骑进羽檄，天下不遑居。”《汉旧仪》：“奉玺书使者，乘驰传，其驿骑也三骑行，昼夜行千里为程。”[28]以上记载均表明：在汉时，最重要和最紧急的文书都用“驿骑”。驿骑和步递一样，亦以接力的方式传送，故速度很快，有可能超过常马。汉简资料可以为证：

　　[2] 皇帝橐书一封，赐敦煌太守。元平元年十一月癸丑夜几少半时，县（悬）泉驿骑受万年驿骑广宗，到夜少半时付平望驿骑。（悬泉汉简Ⅴ1612④：11：）[29]

“元平”，西汉昭帝年号。“夜少半”，汉代时称之一，在夜半之前。关于汉代的时制，目前学界尚无定论。较为流行者，有一日分为十八时、十六时、十二时等三说。若取十八时说，则一时（即一个时称）所包括的时段为八十分钟；若取十六时说，则为九十分钟[30]。而本简所记“皇帝橐书”（此“皇帝橐书”当是玺书）在“夜几少半时”由悬泉的驿骑接手，到“夜少半时”便交付给了平望的驿骑，前后大约仅用了不足二分之一时。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行书律》：“十里置一邮。南郡江水以南，至索（？）南水，廿里一邮……畏害及近边不可置邮者，令门亭卒、捕盗行之。北地、上、陇西，卅里一邮；地险陕不可邮者，得进退就便处。”[31]据此，汉初西北边地邮站之间的距离大约是三十里。“置”是邮路上的较大的站点，有传车、马厩，往往与“驿”——即驿马站点合一，为驿骑交接文书、更换马匹的处所。悬泉汉简的出土地悬泉置就是这样的机构。驿、置以下的基层单位是亭。在简[2]中，除“悬泉”外，“万年”与“平望”也都各有所属驿骑，且为文书交接处所，故其性质当是驿或亭[32]。因资料短少，汉时敦煌郡内驿马站点之间的距离尚难以确定。但《续汉书》志二九《舆服志》中有这样一条记载：“驿马三十里一置。”这与上引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行书律》所规定的西北边地邮站之间的距离为三十里是一致的。若以“悬泉”到“平望”的距离为三十里，以“夜几少半时”到“夜少半时”为二分之一时，取十八时说(即二分之一时为四十分钟)计算，则传送“皇帝橐书”的速度能够达到一昼夜千里；取十六时说（即二分之一时为四十五分钟），则该速度接近千里[33]。可知《汉旧仪》的记载或非虚言。
　　当然，驿骑的传送速度大概亦分等次，传送玺书者为其极，而传送其它文书的速度当逊于玺书。不过，凡以驿骑传送的文书，必属要急。而简[1]所记之东行军书，系由“万年亭驿骑张同受临泉亭长杨”，这表明：当地确有名为“万年”的亭；该军书由临泉亭的亭长送来后，交付给了万年亭的驿骑传送。其以驿骑传送，且以皂色织物包裹，当是专达皇帝的要急密奏。因此，这件军书有可能是一件用皂囊包装的“封事”。
　　在悬泉汉简中还有两处关于“皂布纬书”记载：

　　[3] 入西皂布纬书一封，大司徒印章，诣府。纬完，赐……从事宋掾书一封，封破，诣府。（悬泉汉简Ⅱ0114②:89）[34]
　　[4] 入西皂布纬书二封，大司徒□□□□□□□。蒲封□□□□□□□□□□……纬破。一护羌校尉□□□□□□。（悬泉汉简Ⅱ0114②:275）[35]

以上两简都是西行文书的经过记録。简[3]记録“皂布纬书一封，大司徒印章”。简[4]记録“皂布纬书二封，大司徒……”，其下文字缺失，依照简[3]文例，“大司徒”下亦应有“印章”二字。《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相国、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秦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国，緑绶。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复置一丞相……哀帝元寿二年更名大司徒。”可知“大司徒”就是丞相。又《续汉书》志二四《百官一》“司徒”条本注曰：“司徒……世祖即位，为大司徒。建武二十七年，去‘大’。”因此，这两枚简牍的年代，应在西汉哀帝元寿二年（前1）至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51）之间。

悬泉汉简的出土地点悬泉置在敦煌郡效谷县，位于敦煌郡治所之东，是西行文书所经之处，故简[3]所谓“诣府”是指送至敦煌郡太守府。简[4]中有“一护羌校尉”等字，其下文缺失。因护羌校尉远在东方[36]，故其恐非简文所记西行“皂布纬书”的目的地。但我们可将此有关护羌校尉的记载作为判断简[4]的年代的依据。《汉书》卷九九《王莽传》：“（居摄元年）遣护羌校尉窦况击之。二年春，窦况等击破西羌。……（居摄三年）衍功侯光私报执金吾窦况，令杀人，况为收繋，致其法。莽大怒……及况皆死。”窦况死后，在王莽秉政期间，文献中未再有关于护羌校尉的记载。《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建武九年）复置护羌校尉官。”李贤注：“《汉官仪》曰：‘武帝置，秩比二千石，持节，以护西羌。王莽乱，遂罢。’时班彪议，宜复其官，以理冤结。帝从之，以牛邯为护羌校尉，都于陇西令居县。”《后汉书》卷八七《西羌列传》也记载：建武九年，“司徒掾班彪上言：‘……旧制益州部置蛮夷骑都尉，幽州部置领乌桓校尉，凉州部置护羌校尉……今宜复如旧，以明威防。’光武从之。”护羌校尉始置于西汉武帝时，居摄三年（8）窦况死后废止，东汉光武帝建武九年（33）复置。据此，可对简[4]作进一步的推测：它的年代应当在元寿二年（丞相更名大司徒）至居摄三年（窦况死）之间，或在建武九年（复置护羌校尉）至二十七年（大司徒更名司徒）之间。
　　又，简[3]的编号为Ⅱ0114②:89，简[4]的编号为Ⅱ0114②:275，将二者比较后可知：其表示出土区位的罗马数字相同，都是“Ⅱ”；其探方号相同，都是0114；其层位号也相同，都是“②”；故可推定此二简的关系密切，年代大致相同。按照类似线索，如能在悬泉汉简中找到与简[3]、简[4]的前编号相同而简文里又有年号的简，就可以更进一步地推测此二简的确切年代。悬泉汉简中恰好有这样的简：

　　[5] 入东緑纬书一封，敦煌长上诣公车。元始五年二月甲子旦，平旦受遮要奴铁柱，即时使御羌行。（悬泉汉简Ⅱ0114②:165）[37]
　　[6] 出緑纬书一封，西域都护上诣行在所公车司马以闻。緑纬孤与缊检皆完，纬长丈一尺。元始五年三月丁卯日入时，遮要马医王竟、奴铁柱付县(悬)泉佐马赏。（悬泉汉简Ⅱ0114②:206）[38]

简[5]与简[6]的前编号也是Ⅱ0114②，与简[3]、简[4]相同，说明这四简的出土区位、探方和层位全都一致。而同时，简[5]与简[6]的年代又皆为“元始五年”（5）。据此可知，简[3]与简[4]这两枚记録了“皂布纬书”的悬泉汉简的年代，应在元始五年前后，即前文所推测的西汉元寿二年（前1）至居摄三年（8）之间，而不是在东汉建武年间。
　　在汉时和王莽时，诏书可经由丞相或大司徒下发。诏书由丞相下发的例子，如：

　　[7] 二月丁卯，丞相相下车骑将军、将军、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大守、诸候（侯）相，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居延汉简10·30）[39]

这是一件包括了诏书与诏书行下文的册书的局部。“丞相相”，指魏相，汉宣帝时丞相[40]。据考，该册书原由数简组成，此系其中之一，内容为诏书行下文[41]。诏书封以丞相府印的例子，如:

　　[8] 出诏书一封，丞相府印，车师后城司马诣西域都护庭，置课验行。建平三年二月己卯，玉门隧长具兵□□□□隧长尹恭杂兴鄯善民□□□□□。（《敦煌汉简释文》513）[42]

“建平”，汉哀帝年号；“建平三年”（前4）时，丞相尚未更名大司徒。诏书由大司徒下发的例子，如：

　　[9] 八月辛丑，大司徒宫下小府、安汉公、大傅、大司马、大师、大保车骑（下残）。（居延汉简53.1A）[43]

“大司徒宫”是指马宫，“安汉公”是指王莽[44]。此简的内容亦应是诏书行下文。由“大司徒宫”下发的诏书，亦见悬泉汉简中的“泥墙题记西汉元始五年《四时月令诏条》”：

　　[10] 五月……大司徒宫、大司□……大师，承书从事，下当用……到言。五月辛巳，羲和丞通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诸侯相……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第93—96行）[45]

有意思的是，此《四时月令诏条》的年代也是元始五年。
　　据文献记载，在自元寿二年至居摄三年的九年中，先后有孔光、马宫、平晏等三人做过大司徒；其中马、平的时间较长，前者六年，后者三年；在元始五年这一年，前者离任，后者接任[46]。因此，简[3]与简[4]所提到的“大司徒印章”和“大司徒”，属马宫或平晏的可能性较大。而此二简所记载的几件西行的“皂布纬书”，由于它们有大司徒的印章，系由朝廷发出，又都以皂色织物包裹，故其内容很可能是诏书和诏书行下文，即“皂囊施检，文称诏书”。据《汉书》卷九九《王莽传》记载，元始五年前后，王莽把持大权，多所改易，政令频出。这几件“皂布纬书”或与此有关。
　　附带说一下，前文所引简[5]与简[6]还记录了两件“緑纬书”，其中一件“上诣公车”，另一件“上诣行在所公车司马以闻”。“行在所”，帝王所在之处。《独断》：“天子自谓所居曰行在所，言今虽在京师，行所至耳。”[47]“公车”即“公车司马”，前者是后者的省称。将简[1]所记载的皂纬书与这两件绿纬书做比较，可见二者有相同之处：它们都有书衣“纬”；它们都是发自西北边地的公文，前者发自平望候，后者发自敦煌长和西域都护；它们都寄往公车司马即递送朝廷；此外，由前文所考简[3]、简[4]与简[5]、简[6]的关系可知，皂、緑两种纬书是同时并存的。那么，它们在性质上有何差别？
　　绿色在汉代可能不是一种寻常的颜色。《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诸侯王，高帝初置，金玺盭绶。”注引如淳曰：“盭，绿也，以绿为质。”引晋灼曰：“盭，草名，出琅邪平昌县，似艾，可染绿，因以为绶名也。”“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国，绿绶。”可知诸侯王、相国用绿绶。《续汉书》志二九《舆服志》：“故曰王青盖车，皇孙绿车以从。”可知皇孙用绿车。《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服绣袷绮衣、绣袷长襦﹑锦袷袍各一，比余一，黄金饰具带一，黄金胥纰一，绣十匹，锦三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谒者令肩遗单于。”可知汉文帝赐给匈奴的礼品有绿缯。又《汉书》卷十《成帝纪》：“方今世俗奢僭罔极，靡有厌足。公卿列侯亲属近臣，四方所则，未闻修身遵礼，同心忧国者也．或乃奢侈逸豫，务广第宅，治园池，多畜奴婢，被服绮縠，设钟鼓，备女乐，车服嫁娶葬埋过制。吏民慕效，濅以成俗……其申敕有司，以渐禁之。青绿民所常服，且勿止。”可知在汉成帝以前，大概曾有过限制平民穿着青绿服色的规定。
　　在汉时，用緑色的箧、囊盛物，也许有尊贵和慎密的含意。《汉旧仪》：“印绶盛以箧，箧以緑绨表，白素里。尚书令史捧，西向，侍御史东向，取箧中印绶，授者却退，受印绶者手握持出。”[48]《汉书》卷九七《外戚传》记载，汉成帝赵皇后不育而性妒，用诏记密令毒杀中宫史曹宫产下的皇儿。“中黄门田客持诏记，盛緑绨方底，封御史中丞印”，交给掖庭狱丞，命将婴儿置于暴室狱，后又送去装有毒药的“封小緑箧”。当得知许美人生产后，又使中黄门靳严“持緑囊书予许美人”，命将所生儿送来。“美人以苇箧一合盛所生儿，缄封，及绿囊报书予严”。“緑囊”同“緑绨方底”，而“封小緑箧”则是加封的小緑竹箱。因此，用“緑纬”来包装文书可能是表示文书的某种等级，或与其重要性或机密度有关。
　　简[5]与简[6]中的两件緑纬书，它们在其经过记録里没有像简[1]中的皂纬书那样被写明是“军书”。敦煌长所上的绿纬书在到达后“实时使御羌行”，似转由传车递送；而西域都护所上緑纬书则交给了悬泉佐。它们的内容不详，与“纬”的颜色是何关系亦不详。此外，尽管这两件緑纬书也寄往公车司马，但寄往公车司马未必就等同于直达最高当权者。而且，它们是由遮要置的“奴”和“马医”送来的，并未使用驿骑，或说明其紧急程度不及简[1]中的皂纬书[49]。
　　在元代，文书以不同的包装及颜色来表示其是否紧急：“中统元年，诏：‘随处官司，设传递铺驿，每铺置铺丁五人。各处县官，置文簿一道付铺，遇有转递文字，当传铺所即注名件到铺时刻，及所辖转递人姓名，置簿，令转送人取下铺押字交收时刻还铺。本县官司时复照刷，稽滞者治罪。其文字，本县官司绢袋封记，以牌书号。其牌长五寸，阔一尺五分，以緑油黄字书号。若系边关急速公事，用匣子封锁，于上重别题号，及写某处文字、发遣时刻，以凭照勘迟速。其匣子长一尺，阔四寸，髙三寸，用黑油红字书号。’”[50]一般的文书用绢袋封记，有牌，“以緑油黄字书号”；边关急速公事则用匣子，“用黑油红字书号”。则元时是以黑色表示紧急。
　　至于本文开始时所提到的“赤白囊”，包括简牍在内的汉代考古资料里并无记载。在文献中，仅见于《汉书》卷七四《丙吉传》：“此驭吏边郡人，习知边塞发犇命警备事，尝出，适见驿骑持赤白囊，边郡发犇命书驰来至。驭吏因随驿骑至公车刺取，知虏入云中﹑代郡。”“犇命”，即“奔命”。《汉书》卷七《昭帝纪》：“遣水衡都尉吕破胡募吏民及发犍为、蜀郡犇命击益州。”应劭曰：“旧时郡国皆有材官骑士以赴急难，今夷反，常兵不足以讨之，故权选取精勇。闻命奔走，故谓之奔命。”颜师古曰：“应说是也。犇，古奔字耳。”可知“犇命书”的确是紧急文书。因此，研究者多以为赤白囊是紧要的标志[51]。但是，由于文书的行程往往很长，又经常是成批地传递[52]，或需将它们装入某种专用的邮囊，以便传送者保管和携带，故《丙吉传》记载驿骑所持之“赤白囊”，也有可能是一种邮囊，并不一定就是文书本身的书衣。“赤白囊”以驿骑传送，已明确地显示出文书的紧要程度；而其“赤白”色，则既有可能是紧要的标志，也有可能是边郡或边军的标志。
　　对于汉代文书的包装与传递制度，因目前所见材料有限，只能作大致的推测。若要获得进一步的认识，尚有待于更多的简牍资料的面世和更深入的研究。

[1]卫宏《汉旧仪》卷上：“（皇帝玺书）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布囊，白素里，两端无缝，尺一板，中约署。”孙星衍校，《汉官六种》四部备要本。
[2] 见《汉书》卷七四《丙吉传》。关于赤白囊的考述详下文。
[3] 见《汉书》卷九七《外戚传》。关于緑囊的考述详下文。
[4] 蔡邕《独断》，《汉魏丛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影印明刊本。
[5] 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以下简称《释粹》）一○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90页。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在所引用的简牍释文之前添加了序号。下同。
[6]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照《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册，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290页。
[7]引自初师宾《汉边塞守御器备考略》一文，见《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5页。
[8] 引自《释粹》一○七注[1]，第89页。又同注所引悬泉汉简0114：206释文“緑纬孤宏缊检皆完，纬长丈二尺”，所记録的“纬”更长达丈余。此条释文，《释粹》一四六又作：“緑纬孤与缊检皆完，纬长丈一尺。”见该书第111页。
[9]《宋本广韵》卷二《登韵》，北京市中国书店，1982年，第182页。
[10] 方以智《通雅》卷三七《衣服》，《钦定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景印文渊阁本，1989年，第857 册709页。
[11] 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七《鳞介篇》，中华书局，1981年，第163页。
[12] 王国维《简牍检署考》，《云窗丛刻》，罗振玉辑，仿古香斋本于日本京都影印本。
[13]劳干《居延汉简考释之部·居延汉简考证》，史语所专刊之四十，1950年，第2页。
[14]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司空律》，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83页。
[15]参见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30-131页。
[16]《宋本广韵》卷三《琰韵》：“检，书检，印窠封题也。”北京市中国书店，1982年，第314页。
[17] 王国维认为：“绳缄之法，亦无定制。古封禅玉石检，皆以金绳五周。至今日所见古封泥，则底面绳迹有从有横，有十字形，而以横者为多，其迹自一周以至五周皆有之。唯斯坦因所得于阗古牍，则检上皆刻通绳处三道，每道以绳一周或二周。古封禅石检，其通绳处亦三道，每道各五周。古金人之三缄其口，或即以缄牍之法缄之。而于阗古牍，或犹用周汉之制也。自书囊盛行，而检绳之制多不如法。”见王国维《简牍检署考》，《云窗丛刻》，罗振玉辑，仿古香斋本于日本京都影印本。
[18]参见孙慰祖《封泥：发现与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58-59页及该书之图47-49。
[19] 引自《释粹》一○七注[1]，第89页。
[20]《元史》卷一○一《兵四·急递铺兵》。
[21] 见《释粹》一○七注[1]，第89页。
[22] 参《释粹》一○八注[2]，第90页。
[23] 见《汉书》卷九四《匈奴传》。《汉书》卷九六《西域传》记载略同，“后成长”作“后城长”。
[24] 吴礽骧、李永良、马建华《敦煌汉简释文》85、86，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第9页。
[25] 参见裘锡圭《读汉简札记》，《简帛研究》第二辑，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221-222页。
[26]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70页。
[27]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居延新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554页。
[28]卫宏《汉旧仪》卷上，孙星衍校，《汉官六种》四部备要本。
[29]《释粹》一一○，第92页。
[30] 陈梦家主张十八时说，即一日分为十八个时段，但不能确定汉人是否“夜半三分”（即将半夜分为夜少半、夜半、夜大半共三个时段）。见陈梦家《汉简缀述》《汉简年历表叙》，中华书局，1980年，第248-251页。宋会群、李振宏主张十六时说，认为“夜少半”是独立时段。见宋会群、李振宏《秦汉时制研究》，《历史研究》，1993年第6期。而从本简看，“夜少半”确为一个独立时段。因十二时说无“夜少半”，故此处不取。
[31]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69页。
[32] 张德芳《简论悬泉汉简的学术价值》一文，列有当时敦煌郡九所“置”、 十二所“驿”、约六十所“亭”的名单，“万年”、“平望”在十二所“驿”和约六十所“亭”的名单之中。见《释粹》附录，第201-202页。
[33] 1汉尺约合0.23米，1汉里为300步，1步为6尺，则1汉里约合414米，30汉里约合12.42公里，1000汉里约合414公里。若以40分钟行30汉里计算，则1昼夜行1080汉里，约合447公里。若以45分钟行30汉里计算，则1昼夜行960汉里，约合397公里。
[34]《释粹》一○七，第89页。
[35]《释粹》二二○，第155页。
[36]汉武帝以后，羌人的主要活动范围大致在金城、陇西一带。神爵中，汉宣帝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由护羌校尉领护。见《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
[37]《释粹》二四五，第169页。
[38]《释粹》一四六，第111页。
[39]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照《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册，第16页。
[40] 魏相自地节三年至神爵三年为丞相，见《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
[41] 此册书即所谓“元康五年诏书”册。参（日）大庭修着、徐世虹译《汉简研究》第一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20页。
[42] 吴礽骧、李永良、马建华《敦煌汉简释文》，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第52页。
[43]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册，第92-93页。
[44] 马宫自元寿二年至元始五年为大司徒，见《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王莽自元始元年至元始五年为安汉公，见《汉书》卷九九《王莽传》。
[45]《释粹》二七二，第198页。
[46] 自元寿二年至居摄三年，此三人任大司徒的时间分别是：孔光，元寿二年五月至九月；马宫，元寿二年九月至元始五年四月；平晏，元始五年十二月至居摄三年。见《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卷九九《王莽传》。
[47] 蔡邕《独断》，《汉魏丛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影印明刊本。
[48] 卫宏《汉旧仪》卷上，孙星衍校，《汉官六种》四部备要本。
[49]《释粹》一四六注[1]认为，用緑色外皮包裹书信是表示紧急。见第111页。
[50]《元史》卷一○一《兵四·急递铺兵》。
[51] 例如，陈直指出，边郡公牍有要事时用赤白囊。见陈直《汉书新证》《魏相丙吉传第四十四》，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86-387页。钱存训认为，各种颜色的书囊表示不同的发送方式，“如红色和白色是急件，绿色是诰谕，黑色是普通文件”。见钱存训《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89页。汪桂海认为，“赤白”是封装边郡告急文书的书囊的颜色；关于封装文书的具体方法，则引用王献唐《临淄封泥文字叙目》的考证：“略如后世信筒，左右裹迭，中间为缝，入牍之后，折其上下两端，覆于缝上，中加以检，适压囊之两端、中缝。”见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第133页。上说似皆未安。
[52]例如，敦煌悬泉汉简V 1611(3):308：“出东书八封，板檄四，杨檄三。四封太守章：一封诣左冯翊，一封诣右扶风，一封诣河东太守府，一封诣酒泉府。一封敦煌长印，诣鱼泽候。二封水长印，诣东部水。一封杨建私印，诣冥安。板檄四，太守章：一檄诣宜禾都尉，一檄诣益广候，一檄诣广校候，一檄诣屋兰候。一杨檄敦煌长印，诣都史张卿。一杨檄郭尊印，诣广至。【一】杨檄龙勒长印，诣都史张卿。九月丁亥日下餔时，临泉禁付石靡卒辟非。”见《释粹》一○九，第91页。在简牍资料中，此类记载还有多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