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隐居地当今湖北襄樊市，而不在河南南阳市，时贤论述备矣 [1]。兹不惭续貂之讥，再赘考数事。
　　1．《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汉末依荆州牧刘表，刘备三顾其隐居草庐。亮建议刘备乘刘表年老昏聩而占有荆州，乘刘璋暗弱而夺取益州，并结好孙权，以北抗曹操。“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汉室可兴矣！”宛，当今南阳市；洛，当今洛阳市一带。这话是诸葛亮隐居地望绝不可能是当今南阳市之强证。因为诸葛亮本隐居刘表统治之荆州，既建议夺占此荆州，则下面紧接所说由一上将所统率“荆州之军”的“荆州”，自指夺占成功后之荆州，亦即这时诸葛亮与刘备正促膝密谈时所在地之荆州，而绝不可能指别的地方。如果这一隐居地是在宛，则诸葛亮怎么会说由一上将统率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呢！说“向”，便表明诸葛亮隐居地亦即亮、备密谈之地，与宛决非一地。联系时贤所考可知，只有二人密谈之地当今襄樊市，“宛、洛”远在北方，说“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方才符合地理方位。而且，后来刘备占有荆州，委上将关羽镇襄阳，与北方曹军对峙，岂不就是这时诸葛亮建议的一个具体体现，而构成待“天下有变，……以向宛、洛”的态势，从而进一步证明诸葛亮与刘备密谈之地决不在宛吗？
　　2．《太平御览》卷百八十引盛弘之《荆州记》曰：“襄阳西北十许里，名为隆中，有诸葛孔明宅”。这条史料有的学者已引过 [2]，但在分析上似尚略有剩义，试加申述。首先，盛弘之，南朝刘宋时人（公元5世纪） [3]。时间离诸葛亮约200年，不算太远；且当时襄阳在刘宋境内，盛弘之又可能是荆州人 [4]，或许对隆中还实地探访过，故《荆州记》在这一问题上的证明力，虽比不上习凿齿的《汉晋春秋》 [5]，相对说，还是较可信的 [6]。其次，更重要的是，关于隆中地望记载，《荆州记》和《汉晋春秋》全都认定是在襄阳，而又略有出入。在方向上，一个说隆中在“襄阳西北”，一个说在”襄阳城西”；在距离上，一个说“十许里”，一个说“二十里”。这一出入，正好证明《荆州记》并非抄自《汉晋春秋》，而是另有所据。而从另一角度看，时间相隔100年，出于不同史料来源，尽管在方向、距离的记载上小有出入却全都认定诸葛亮隐居地襄阳，而并非历史上的南阳，岂非更增强了这一结论的可信性？甚至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荆州记》的存在，使得《汉晋春秋》关于这一问题记载的证明力更提高了？
　　3．《文选》卷三七《（前）出师表》李善注引《荆州图副》曰：“邓城旧县西南一里，隔沔有诸葛亮宅。”这条史料也被称引过 [7]，试略探剩义。
　　首先，《荆州图副》在《水经注》中被多处称引 [8]。郦道元乃5世纪末、6世纪初人，则《荆州图副》写作时间自当在这之前 [9]，离诸葛亮时间也不过200多年光景，大体当等同于《荆州记》或略晚，史料价值相对说也还是比较高的。其次，这里所记“邓城”，见《晋书》卷十五《地理志下》，乃襄阳郡下县名。系西晋在襄阳县以北，与之毗邻的原汉魏邓县地区改建 [10]。由于后来又省邓城县，恢复邓县之名 [11]，所以所谓“邓城旧县”，当理解为“旧邓城县”，即西改建的邓城县治所在地。这一记载说明两个问题：在原汉魏邓县地区改建的邓城县治，西南一里是沔水，“隔沔有诸葛亮宅”，则宅必在沔水之南，而不在沔水以北，此其一；既称“西南一里”，则宅必在原汉魏邓县地区的西南方，而不是北方，此其二。这两个问题都是《荆州图副》以前某些史料虽然涵蕴，却未明确说出的。而这两个问题恰好又都有力证明诸葛亮宅绝对不可能远在约200里以外、北方的“宛”，而就地理方位说，却与《汉晋春秋》关于襄阳城西的记载吻合。
　　以上赘考，只是对时贤成说的一点小小补充，祈识者指正。

[1]参见《诸葛亮躬耕地望论文集》，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下简称《论文集》。
[2]见《诸葛亮躬耕地望论文集》，张泽咸先生文。

[3]《隋书·经籍志考证》卷6。
[4]《通典》卷一七一《州郡典序》称盛弘之《荆州记》是“自述乡国灵怪，人贤物盛。”由此可以推定。
[5]习凿齿，4世纪人，时间早于盛弘之；且本身为襄阳人，在发展比较迟缓的古代社会里，记载的可信性十分强。
[6]所谓“相对”，是和距诸葛亮千余年元年以后的南阳地方志比较而言。
[7]见《诸葛亮躬耕地望论文集》徐扬杰先生文。
[8]见《水经注·沔水中》。
[9]著名历史地理学家王庸先生在《中国地图史纲》（商务，1959年）30页说：此书“可以确定是南北朝的作品”。
[10]按《晋书》卷十五《地理志下》义阳郡所辖又有“邓县”，与“邓城”重出，误。见《东晋疆域志》、《新校晋书地理志》，分别载于《二十五史补编》第三册3613页及3573。
[11]见《宋书》卷三七《州郡志三》、《南齐书》卷十五《州郡志下》县治当亦随之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