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文通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卓尔不群的国学大师、国史专家”[2]。经蒙默教授长期的悉心整理，《蒙文通文集》共六集近年已由巴蜀书社（1987年～2001年）出版完毕。该文集以类分卷，分别为《古学甄微》、《古族甄微》、《经学抉原》、《古地甄微》、《古史甄微》、《道书辑校十种》，收录近百篇（部）著作，共约230多万字。内容包括先秦两汉的经学及诸子学，晚周、六朝、两宋史学，佛学中的禅学和唯识学，道家和道教学，宋明理学，古地理学，古代民族史，古代社会经济史等方面，如百川竞发莫涯涘，近世大家，少有出其右者。涉及范围之广博，论述之精深，令人惊叹。所论莫不探源明变，往往出人意表，许多篇章已经成为20世纪学术领域中最有代表性的篇章。声誉播于海内外，受到众多学者的服膺，充满着很大的学术魅力。《文集》所收录的论著，许多都艰于查找，有一些则是首次刊布，《文集》的全部出版，是我国学术文化上的一件盛事，必将推动海内外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交流。作为未得有机会聆听大师教席的晚生，捧读《文集》，心向往之。揣度大意，试论先生崇高的史学成就，或未能达旨，愿领责辞，幸宥其“虽不能至”之心。
　　“三皇五帝”的传说在中国深入人心，蒙先生受廖平师的启发，详考而论之，乃破旧说一系相存之谬，1927年撰成成名作《古史甄微》。是作研讨了“三皇五帝”体系的形成和演变，指出此三五体系乃战国晚起之说，不足为据，诸传说帝王不过为上古各长其民的部落豪酋演化塑造而成。新论一出，史坛震动，在当时流行的重新认识中国古史的疑古思潮中独树一帜。进而提出中国上古民族可分为江汉、海岱、河洛三系，“其分布之地域不同，其生活与文化亦异”[3]。由于文化系统的不同，这三个区域的古史传说有很大差异。进而论夏商周三代的兴替，以及三代文化之异同与统绪，这就把纷繁纠结的上古史理出了一个头绪，使千百年来许多争讼未决的问题豁然而通，开创了我国地域文化研究之先河，其科学性已经为后来的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新发现所证实。《山海经》也是蒙先生据以作为论证中国上古区域文化的主要依据之一。20世纪以来，一些学者注意到这部“奇书”在研究上古史上的意义，其中蒙先生的研究具有典型意义[4]。先生“把该书提到古史研究的适当的地位上”[5]，考察它产生的“时代”和“地域”，特别注意到该书“把古巴、蜀、荆楚之地都作为‘天下之中’来看待”，认为《山海经》是“可能是巴、蜀地域所流传的代表巴蜀文化的典籍”[6]，虽然千古之谜为之破解，然出言之谨慎从“可能”一词中可以看出。古来关于昆仑的传说神话很多，蒙先生正确地指出：“有神话焉，不尽为神话也。”[7] 明晰古人言蜀或昆仑为“天下之中”的时代和语境，可知以神话为史实或全然视之为虚妄，皆有失于偏。我以为大凡神话，皆可作如是观。
　　蒙先生于1927年任教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前身）起，开始探寻周秦时代西戎、赤狄、白狄诸民族先后迁徙之迹。30年代任教天津，在顾颉刚先生的催促下，陆续写成《犬戎东侵考》、《秦为戎族考》、《赤狄、白狄东侵考》、《古代民族迁徙考》诸文，刊于《禹贡》杂志，引起国内外学界对周秦民族的关注和争论。诸篇从空间上追溯民族迁徙流动之迹，从时间上洞悉到前后同一族称掩蔽之下的不同族群，进而观其民族融合之势，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其时时势巨变，日寇肆虐，蒙先生深感对中国古代民族历史变迁进行探讨的重要性，体现了深切的现实关怀。七八年间，文稿随先生舟车南北，足见其在先生心中份量之重。诸篇后合为《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约十余万言，先于1958年出版。今《文集》之《古族甄微》卷又补以失收的《东夷之盛衰与移徙》等文，加上后来对越史和巴蜀史的研究，先生对中国上古民族的研究，四方已无缺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蒙先生从不同民族的流动中，发现与先秦各学术流派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纵言儒法之争，析释荀子、《管子》、道家思想，以为：“儒、法为周、秦新旧两民族代谢之思潮，楚以道家之说错其间，并峙而为三，一现实，一神秘，一适衷于二者之间，形成哲学上之三大系统。”[8] 从民族兴替之迹中，发现文化学术的变迁，这是民族史研究中的一大贡献和特点。
　　蒙先生晚年对包括巴蜀在内的南方民族史特别关注。50年代，论巴蜀古史，回答了巴与蜀的关系、巴黔中、巴蜀古民族、巴蜀的经济变迁等，均发微见著，令人观止。在此基础上，进而论巴蜀文化的特征，认为“蜀人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未能笃信儒家的学说，仍然酷好文学”[9]，“辞赋、黄老、律历、灾祥是巴蜀固有的文化”[10]等，极为深刻，乃为众辨纷纭的巴蜀文化论中的不朽篇章。论汉唐间蜀境民族的变动，明辨入蜀僚人与賨人（亦有僚称）之别，最具卓见。《越史丛考》是先生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论著，是为回答南方民族史上的若干重要问题而作的。越南史家陶维英谓“春秋战国以前，当另外一个大族（汉族）占据着黄河流域的时候，而越族却占据着扬子江以南整个地区”，显然是对中国南方民族上古史的一大歪曲。《丛考》析楚、越畛域，辨楚、越同祖之谬，论楚、越不同族，明陶氏之舛谬于天下。对古史所载“百越”诸民族作了具体分析，揭示出他们各自不同的文化特征和变迁史迹，把南方民族史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其中《安阳王杂考》一章，揭古蜀开明王南迁史实，与徐中舒先生《交州外域记蜀王子安阳王史迹笺证》一篇得出大体相类的结论，都为蜀史添上新章。特别令人感动的，《丛考》是在那场浩劫中昼系“牛棚”、夜归伏案的艰苦条件下完成的。整理出版后，引起极大反响。书中“始终贯串着爱国主义精神”（李一氓语），被公认为是20世纪有关中国南方民族研究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庄蹻王滇辨》是一篇考辨性质的论文，从事件发生的时间上、路线上、地域上和人物上考察，认为《史记》所载多误，极富思辨功力。需要指出的是，蒙先生虽长于考辨，但不为考辨而考辨，甚至还比较看轻单纯考据的作用，曾批评说：“以考据治史，所以不免于支离破碎，全无贯通之识。”[11]这个思想，先生是一以贯之的。
　　蒙先生引孟子“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一语以言治史，认为“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把握历史的变化处，才能把历史发展说个大概”[12]。先生论学往往高屋建瓴，可由此史学思想中找到答案。他在1935年评刘鉴泉《学史散篇》一文中提出：“中国学术，自建安、正始而还，天宝、大历而还，正德、嘉靖而还，并晚周为四大变局，皆力摧旧说，别启新途。”[13] 50年代，蒙先生发现中国学术演变的四阶段竟与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四阶段、赋役制度演变的四阶段“密切符合”。又指出：“其余如选举制度，也由汉的郡国贡举，一变而为六朝的中正九品，再变而为唐的考试制度。又如府兵，也由汉的寓兵于农，一变而为六朝的兵户（唐初府兵），再变而为晚唐的募兵。也都颇能和农业发展的阶段相配合。应当认为这些现象都绝不是偶然的，都应有其一定的内在联系的。”[14] 但以赋役制度和国民经济的关系最为密切，故特作为重点讨论，遂有长达九万言的论文《中国历代农产品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的撰述。该文打破王朝体系，考察了二千年来生产力、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演变之迹，是一篇体现深厚兼发挥“明变”观点的力作。唐宋之际中国社会的变化早就受到蒙先生的关注，该文论中唐的社会变化，进而论中唐在学术上发生的革新运动“为宋代一切学术的先河，及至宋仁宗庆历以后，新学才走向勃然兴盛的坦途，于是无论朝野都是新学的天下了”[15] 近数十年的对唐宋儒学复兴或宋学的研究表明，除了对此加以“补充”、“细论”或者“修正”之外，未能超越这个结论，这也许就叫做先见卓识吧。20世纪50年代，在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呈现一边倒的时候，蒙先生撰著了约五万字的《北宋变法论稿》，提出要实事求是地评价王安石的变法活动，表示出治学求真的可贵精神。“究其施行之措施及其实效与结果”[16]，对变法的后果作了否定的评价。撰成后曾为学生作专题讲授并将部分手稿油印散发，引起很大影响。由于“不合时宜”，该文一直未正式发表，直到1999年才因文集的出版得以刊布。王曾瑜先生最近指出：“这当然是近代研究中首次提出否定熙丰变法的成果，值得我们后学者珍视。”[17]蒙先生是上个世纪中国宋史研究当之无愧的开创者之一，早在30年代就曾撰文纵论宋代史学、北宋变法、南宋和战等问题，数量或者算不上很多，然而却不苟同于人，极有份量，启人深省。
　　蒙先生论古史，较早注意对社会经济史的研究。30年代即有论周代之商业、秦代之社会、汉代之经济，50年代又继续对先秦诸代田制、历代农业和赋役制度、宋代商税和城市、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等进行了研究，合而视之，一部中国古代经济史大纲已然大具。论西周田制乃乡遂异制、彻助并行，区别殷遗民和周民之不同。针对长期各持异辞的井田制问题说：“文献记载上的井田制度，本来就有两种，一种是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一种是学者们所理想的，前者是阶级严酷的不平等制度，后者是人人平等的理想制度。”进而认为，“汉以下说的都是理想的井田，自然无怪乎大家称颂什一之政”[18]。这一见解为我们找到一把进一步研究井田制的钥匙。又论周代虽为一封建时代，然而诸侯大夫多“以安定工商业为此时代之美政”[19]，因而促成了商业的发达。春秋战国之际，布衣卿相崛起，必跻贵族阶级而去之，必摈富商贾阶级而抑之，这也是战国诸子之学无一不主于均富而抑商者的原由。蒙先生读汉译社会经济诸书，颇感从西方史料中得出的“西方历史法则”不能视之为“世界法则”，批评那种“以能袭西方之陈言为名高”[20]的食洋不化的学术倾向。论秦为新兴民族，为何也行抑商政策这一“最难通者”认为：“秦之资本不及山东之国，不抑商，则山东之国可以制秦经济之死命。”[21]论汉代经济思想，以为沿周秦均富与重农抑商之政，争论也尤为激烈。儒者抑富之说，影响及于后世政治，“重农抑商遂为中国历史上根本之国策”22，至清末犹然。儒家均富，故而“节制资本亦遂为中国长期传统之政策”，遂形成中国“独特之历史”[23]。对历代社会经济史和儒家经济思想及其影响的揭示，是相当深刻而有说服力的。
　　《古地甄微》卷收录古地理学论著12篇。先生因研究古史而进行了大量的古地理考证，但不是单纯地考察地理沿革，着重点仍然在于察古今地理演变之迹，开拓了历史地理研究的新方向。如以《周书·职方》较《禹贡》则洞悉“汉族开拓之情”[24]；观动植物古今之变提出古代黄河流域的气候优于长江流域，提出“文化之兴”与物候变化不可分割的关系。在治古水地之学中，发现《水经注》疑误甚多，提出以治经之法治古地学的新方法，以正清人株守《郦注》之失，在“郦学”研究中别具新意而独树一帜。
　　蒙先生《中国史学史》虽尚未最终完成，然已为大具。与一般史学史著不同，是书着重于史学思想、史学方法及其与当时各种学术思想的关系。先生曾言：“窃以中国史学惟春秋、六朝、两宋为盛，余皆逊之。于此三段欲稍详，余则较略。每种学术代有升降，而史学又恒由哲学以策动，亦以哲学而变异。……子长、子玄、永叔、君实、渔仲，誉者或嫌稍过，此又妄意所欲勤求一代之业而观其先后消息之故，不乐为一二人作注脚也。”[25]注重史学的“先后消息”亦即其发展的历史和历史哲学，不把它作成为史学家作注脚的史学史，正是蒙先生史学史的一大特点，此亦即先生所提倡“观子之法观史”、“以治诸子之法治史”之意。正如蒙先生所说：“讲论学术思想，既要看到其时代精神，也要看到其学脉渊源，孤立地提出几个人来讲，就看不出学术的来源，就显得突然。”[26] 该稿40年代曾刊布其中大部分，郦家驹先生指出，这是“第一部史学发展史，第一部把史学的发展置于古代学术思想这一广阔领域里进行考察的史学史，是一部没有先例的重要创举”[27]。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蒙先生读《抱扑子》，进而引起对道家和道教史的不懈探寻。先生在读《道藏》之各家《老注》中发现，唐强思齐和顾欢的注疏中引本朝成玄英疏颇富，遂合辑并以敦煌卷子等参校之，认为《成疏》亡殆千年，至是疑有完编，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发现。蒙先生认为，成玄英的“重玄”理论十分高明，是道家中讲老子理论中最值得玩味的。在此同时，还发现并辑校了唐李荣的《道德经注》，这同样是一个重大贡献。成、李二人均为重玄学派的集大成者，似已湮没的晋唐之一重要学术流派因此而得重见天日，在学术史上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探寻千数百年道教流变之迹，从若隐似现的佚书中，辑出许多重要的有关道家的著作，成《道书辑校十种》，成为数百年来道书最重要的辑校成果。北宋注《老子》者众，而“最有精义”[28]的王介甫之注却沉而不显，遂辑所见，使“一代宗匠”复明于世，弥补了“寻学术流变”中之缺[29]，如发幽微于山谷之中。近二十年来对“重玄学”的研究成为道教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足显蒙先生的开创之功！“重玄学”极重思辨，综括儒道释三家，比魏晋玄学调和儒道更进一步，经成玄英之疏，使重玄一宗臻于极盛，对当时的学术思想界都有重要影响。道家在唐颇重成、李之重玄一宗，而在宋代则重陈景元，蒙先生校理陈景元《老子注》、《庄子注》而撰《陈碧虚与陈抟学派》，揭示了唐宋之际道家思想的这一重要转变。此派思想的影响，于宋代理学的形成至关重要。蒙先生读碧虚之注发现，“伊洛之所论者，碧虚书殆已有之。其异其同，颇可见学术蜕变演进之迹。其有道家言而宋儒未尽抉去，翻为理学之累者，亦可得而论。皆足见二程之学，于碧虚渊源之相关。”[30] 遂乃勾画出“陈抟学系”，使一代学术之渊源重见于世。这个发现对理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又上论晚周仙道，类载籍小异之纷纷，别为行气、药饵、宝精三派，进而辨指道家与仙术殊途。自南朝齐梁而后，道家已受佛法影响，一个明显特征便是以不生不死言长生。隋唐道教诸师，进而皆信轮回之说。不言白日飞升，亦为隋唐道教变化的一大特征。宋代道教深受陈抟思想的影响，经箓外丹之说以衰，道教又发生了一大变化。蒙先生以极为精炼的语言勾画出了一部道家思想史，并且指出：“大要先后道家思想之变，无不可于《老经》之《注》求之者。”[31] 后一点，具有方法论的启示，“经注”本是吾国古代学术的一大特点。蒙先生对道教流派的疏理，特别注重其思想内涵，正如萧萐父先生所言，“这无疑具有开风气之先的重要作用”[32]。
　　学术史是蒙先生论学的一个重心。其论周代学术，勾揭出文学－史学－子学（哲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先生早年从经学大师今文家廖平学，撰有名篇《经学抉原》等富有影响的著作。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儒学五论》则是评史论政的名世之作，本汉代经师之言，以会通晚周诸子，其“立论颇恢奇，远超出一般经学的今古门户之见。不守藩篱，自成一家言”[33]。其中《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一文酝酿长达十年之久，一反旧日崇鲁学薄齐学之故说，揭示了齐学在时当周秦之际，如何完成了对旧儒学的改造，转变为倡言“革命”、“素王”的新儒学。这无论对中国的思想学术史，或社会政治史，都有划时代的创新意义。论者谓蒙先生论今文家强调《齐诗》家和《京房易传》的“革命论”，“具有思想史的意义”；又谓蒙先生论今文之“一王大法”乃万民一律之平等制度，是受到“五四”革命精神气息感染的结果[34]。若此论不差，则见学问之长进不仅需“乡江野老素心培养”，也必为时代思潮激荡的产物。汤用彤言蒙先生“对唐宋思想的发展也极有研究，特别注意了过去向未被人注意 的那些思想家”[35]，关注思想史上的“非主流派”，不正是今日新派思想史家所倡导的吗？蒙先生曾言“自得之深者厥唯理学”[36]，先生理学著作少而精，刊于1944年的《儒家哲学思想之发展·后论》已经显现对理学的深刻思考。《理学札记》及《补遗》是蒙先生晚年理学思想的结晶，萧萐父先生指出，它“殊非一般读书札记，乃深究宋明理学诸家，含英咀华而别具慧解之作”[37]。熊十力先生称蒙先生为“二三知几中之最”[38]，当是思想家之间相契之语。蒙先生之论理学，晚年所论与早年有所不同，曾在1963年自述说：十多年来认识有了“一点进步”，且“在最近半年中于学问尚有新境界，亦差可自慰”[39]。这种“差可自慰”的“新境界”，完成了先生哲学思想的一次飞跃，这是读蒙先生理学论著值得细细品味的。
　　蒙文通先生初为今文经学大师廖平的学生，后又赴南京从佛学大师欧阳竟无学，成为精通经学和佛学的国学大师。治经而不泥经，1923年撰成的《经学导言》是蒙先生发表的“自己的意见”，论今学、古学、鲁学、齐学、晋学、王伯、诸子，内容虽然未出廖平《今古学考》的范围，然而“我的意见自然有些和他不同，说我是脱离这部书在宣告独立也可”[40]。此则吾爱吾师，更爱真理之谓。蒙先生对廖平经学，阐发尤力，先后疏论廖平与近代今文学、清代汉学、汉代今古文学的关系，揭示这位“经学终结”的代表人物其在经学史上的意义。蒙先生批评清代经师的支离破碎而不知“经”为何物，也不满足于他的老师刘师培止于对汉儒治经对“家法”和“条例”的看重，甚至也不满足于廖平师折衷三传来讲《春秋》这“二千年来一大快事”，指出明注、明传、明经三者只能算作是经学中的一步，重要的是要做“明道的学问”，也就是先生说的：“若是只能讲些六经义例，只做些道问学的功夫，而把明庶物、察人伦、致广大、尽精微等一段尊德性的事都放置一边，这也还是未到顶上的一层。”[41]这与蒙先生一贯重视“子学”（哲学）的思想是一致的。
　　随着20世纪我国现代史学的崛起和传统经学的边缘化，蒙先生由经入史，成为那个转型时代学术思潮最富代表性的学者之一。先生研究问题，很难得有孤立进行，无论民族变迁，经济发展，抑或社会演变，往往和那个时代的社会思潮、文化特征、学术变化融汇贯通地合而论之，寻找出他们之间的有机联系，正是蒙先生历史研究的一大特点。蒙先生“通观达识，明其流变”这一史学思想是众所周知的，也影响了一代学人。这一思想，在先生早年所撰《儒家哲学思想之发展》篇中即已揭示得十分明白了：“言说者，义之诠，实之宾也。世变易则言益滋，言滋而义以爽、实以淆。故学之必明其变，而义则必极其精。先圣后圣，固有其揆之一。而辞既多端，名实交互，苟规规于一往之言以概先后之义，则将以通之，适以窒之，将以明之，适以诬之。夫知说之变而不知义之一，不得为知学，知义之一而不知词之博，又乌得为知言耶！自三古以还，百家间作，或异名而同实，或异实而同名。必先通其意，明其变，不滞于言，有以知异非异，同非同，然后能异所异而同所同。”[42] 诠释与原义不能等同，随着世事的变易，言辞愈益繁滋，与原本之义愈发歧淆，重要的是要明白“变”与“义”的关系，治学者不可不慎之。当代学者重视文本语境和建构理论分析，仿佛似之。重温蒙先生的这一段话，再次感受到了它在治史方法论上所具有的恒久价值。

[1] 吴天墀师在1994年蒙先生诞辰百年纪念会上，曾发表《蒙文通先生的治学与为人》的谈话，文载《吴天墀文史存稿》，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题中“百川竞发”一语取自此。天墀师常常谈起蒙先生的道德文章，莫不深致景仰，本人也大受教益。不意天墀师今年6月8日遽然仙逝，悲思难诉，谨此深表缅怀之情。
[2]萧萐父：《蒙文通与道家》，载《吹沙二集》第211页，巴蜀书社，1999年版。
[3]《蒙文通文集》第五辑《古史甄微》第4页，巴蜀书社，1999年版。
[4] 罗志田《<山海经>与近代中国史学》对此有很好的论述。该文说：“一般不视为新派的蒙文通‘其实他的思想和治学方法都可以说是新而不旧’”，我以为甚是。见《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5] 《蒙文通文集》第一辑《古学甄微》第35页，巴蜀书社1987年版。
[6] 《蒙文通文集》第一辑《古学甄微》第65页，巴蜀书社1987年版。
[7] 《蒙文通文集》第四辑《古地甄微》第165页，巴蜀书社1998年版。
[8] 《蒙文通文集》第二辑《古族甄微》第37页，巴蜀书社1993年版。
[9] 《蒙文通文集》第二辑《古族甄微》第255页，巴蜀书社1993年。
[10] 《蒙文通文集》第二辑《古族甄微》第268页，巴蜀书社1993年。
[11] 蒙默编：《蒙文通学记》第38页，三联书店1993年。
[12] 蒙默编：《蒙文通学记》第1页，三联书店1993年。
[13] 《蒙文通文集》第三辑《经史抉原》第402页，巴蜀书社1995年。
[14] 《蒙文通文集》第五辑《古史甄微》第256页，巴蜀书社1999年。
[15] 《蒙文通文集》第五辑《古史甄微》第373页，巴蜀书社1999年。
[16] 《蒙文通文集》第五辑《古史甄微》第402页，巴蜀书社1999年。
[17] 王曾瑜：《王安石变法简论·后记》，载自选集《凝意斋集》第56页，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王安石变法简论》一文曾谈到，“可惜未见有系统的论著问世”的蒙文通关于王安石变法的观点，《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
[18] 《蒙文通文集》第五辑《古史甄微》第159、170页，巴蜀书社1999年。
[19] 《蒙文通文集》第五辑《古史甄微》第205页，巴蜀书社1999年。
[20] 《蒙文通文集》第五辑《古史甄微》第206页，巴蜀书社1999年。
[21] 《蒙文通文集》第五辑《古史甄微》第224页，巴蜀书社1999年。
[22] 《蒙文通文集》第五辑《古史甄微》第248页，巴蜀书社1999年。
[23] 《蒙文通文集》第五辑《古史甄微》第250页，巴蜀书社1999年。
[24] 《蒙文通文集》第四辑《古地甄微》第10页，巴蜀书社1998年。
[25] 蒙文通：《致柳翼谋（诒征）先生书》（1935），《经史抉原》第414页。何晓涛《蒙文通与中国史学史》对蒙文通的史学史研究作了很高的评价，然而认为蒙先生所言“一二人”是指梁启超，我以为是“误读”，文载《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26] 蒙默编：《蒙文通学记》第32页，三联书店1993年。
[27] 蒙默编：《蒙文通学记》第107页，三联书店1993年。
[28] 《蒙文通文集》第一辑《古学甄微》第327页，巴蜀书社1987年。
[29] 《蒙文通文集》第六辑《道书辑校十种》第673、674页，巴蜀书社2001年。
[30] 《蒙文通文集》第六辑《道书辑校十种》第716页，巴蜀书社2001年。
[31] 《蒙文通文集》第一辑《古学甄微》第367页，巴蜀书社1987年。
[32] 萧萐父：《蒙文通与道家》，载《吹沙二集》第223页，巴蜀书社1999年。
[33] 蒙默编：《蒙文通学记》第91页，三联书店1993年。
[34] 刘小枫：《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第48、22页，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
[35] 蒙默编：《蒙文通学记》第46页，三联书店1993年。
[36] 《蒙文通文集》第一辑《古学甄微》第132页，巴蜀书社1987年。
[37] 蒙默编：《蒙文通学记》第89页，三联书店1993年。
[38] 蒙文通、熊十力等：《理学札记与书柬》，载《中国哲学》第五辑，三联书店1981年。
[39] 《蒙文通文集》第一辑《古学甄微》第164页，巴蜀书社1987年。
[40] 《蒙文通文集》第三辑《经史抉原》第13页，巴蜀书社1995年。
[41] 《蒙文通文集》第三辑《经史抉原》第44页，巴蜀书社1995年。
[42] 《蒙文通文集》第一辑《古学甄微》第67页，巴蜀书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