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钺先生，字彦威，江苏溧阳人。1904年12月6日(清光绪三十年甲辰十月三十日)生干直隶(今河北省)迁安县，后随家寓居保定。1922年先生中学毕业，考人北京大学文科。1924年冬，因父亲逝世，先生遂辍学教书以赡养家人，从此开始了长达七十年的教学和治学生涯。抗日战争以前，先生先后任教干保定私立培德中学、志存中学、省立保定中学高中部，除每周教课十馀学时外，其余时间均刻苦自学，非星期天皆住校（据原培德中学学生任绩先生回忆)。当时相与往还论学者，师长有张效直先生，友人有李濂镗(杏南)、梁国常（鹤铨)、薛声震(效宽)、高苏垣诸君。在此期间，曾于1930年秋赴河南大学中文系任教授一年，与刘子植(节)先生过从颇密，深得切磋之益。1935年秋又曾赴广州学海书院任教授及编纂一年，与谭其骧、龙榆生诸先生定交。抗战军兴，先生携家南下，经开封、武汉抵达重庆。时浙江大学已内迁至广西宜山，先生于1938年应聘为浙大中文系副教授，两年后升任教授，后随浙大迁至贵州遵义。时浙大在竺可桢校长的执掌下，人才济济，与先生往来最密者有郭斌龢、谭其骧、萧璋、钱宝琮、黎子耀、章俊之、陈逵等，外来学者至浙大短期讲学与先生相得甚契者有马一浮、刘永济、钱穆诸人。抗战胜利以后，先生因江浙物价昂贵，难以养家，未能随浙大迁返杭州，而应华西协合大学之聘，到成都任该校中文系教授兼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同时兼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常与闻在宥、徐中舒、蒙文通、冯汉骥、叶石荪（麐）先生往还论学。解放初，先生仍任原职。1952年院系调整，先生遂专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1981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首批博士研究生导师。1995年1月6日病逝于成都。
　　先生少承庭训，在中学毕业以前，巳较为系统地掌握了文字、音韵、训诂及目录学的知识，在北京大学的学习时间虽然不长，但对章太炎先生在古文声训之学上的精深造诣与论述经史之超卓识解，深为佩服。以后治学亦能博览清代学者著述而兼采诸家之长，如黄(宗羲)、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的识解闳通，钱（大昕)、段（玉裁)、二王（念孙、引之)的考证精核，而尤慕汪中的“博极群书，文藻秀出”，且毕生推崇顾炎武"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经世致用之学。近代学者中，先生曾亲承张尔田先生之教诲。张先生精研文史哲之学，兼有浙东学者之博通与浙西学者之专精，先生治学，深受其沾溉。先生又喜读王国维、陈寅恪两先生著作，在思想学术上服膺两先生之学识精博、融贯中西，能开拓新领域，运用新方法。1944年后，先生还曾与陈寅格先生通函请益，更得陈先生学术之影响。除受益于上述前辈学者，先生平生交游中，相与研讨学术，深得切磋之益者，尚有吴宓、贺麟、夏承焘、谢国桢、熊德基、郑天挺、唐长孺、王仲荦、苏渊雷、周一良、杨联升、韩国磐、赵俪生等先生。
　　先生治学，早在执教中学时即巳开始，七十年中，著述斐然可观。所研究的领域，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文献学、中国古典文学等方面。出版的专著有《元遗山年谱汇纂》、《诗词散论》、《读史存稿》、《杜牧传》、《杜牧年谱》、《冰茧庵丛稿》、《灵溪词说》（合撰)、《冰茧庵序跋辑存》、《冰茧庵剩稿》、《词学古今谈》（合撰）等。此外，还编写了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三国志选》及普及读物《中国史上之民族词人》、《杜甫》、《杜牧诗选》；又主编《三国志选注》、《三国志导读》等。晚年还主持编撰了《北朝会要》。
　　在中国古代史方面，先生的研究涉及思想、文化、经济、民族、人物等诸多方面，其早年研究的一个重点是先秦诸子与儒学，先后发表了《与钱宾四论战国秦汉间新儒家书札》、《论荀学》、《先秦书中孔老关系诸史料之检讨》、《论<墨经>的撰著时代》、《<吕氏春秋>错简》等文章。在这些早年所作的文章中，虽有先生晚年认为“还拟多作修改”者，如《<吕氏春秋>撰著考》[1]，但大多不乏真知灼见，朱自清先生在1947年8月2日致先生的信中尝谓“先秦书体及乐论二派之说，此实先生创见，极佩。”[2]上世纪40年代中期，先生又发表了《读<二程全书>》的长篇书评，详论程颢、程颐兄弟二人在宋代思想史、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同样体现了先生在古代思想史研究方面的精深造诣。
　　在探索中国思想史的同时，先生对20世纪传入中国的西方之学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948年先生在悼念朱自清先生的文章中曾明确提出：“居今日而治中国学术，又与古时不同。今日之中国，因受西洋影响，一切皆在蜕故变新之中，学术自亦不能例外。如徒读古书，不能接受新见解、新方法，则食古不化，非徒无益，且反为学术进步之梗。然若只能采用新见解、新方法，而古书根底浅薄，了解不深，论述多误，则亦不能胜批判地接受旧文化以创造新文化之责任。”[3]这些见解的来源可追溯到多年前在浙江大学时的阅读实践，先生晚年回忆这段往事时曾诚恳地写道：“执友吴宓、郭斌和两先生常劝我多读西方学者之书，并加以帮助，可惜我在这方面努力不够，愧负良友。”[4]当时先生在郭先生的帮助下，读了英译本《柏拉图语录》、安诺德《文学评论集》、罗色蒂兄妹之诗、叔本华《意志与表象之世界》等西文著作。这种阅读的结果之一，便是《王静安与叔本华》一一文的发表。先生在该文的开头写道：“吾近读叔本华之书，对于王静安之为人及其思想见解，更有新悟，爰抒所得，草成此篇。”[5]这篇探讨王国维性格和思想特征的论文非常成功，三十年后，叶嘉莹著《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论及王氏性格，尚能见其影响；[6]而到上世纪末的1995年，还有学者回顾指出“缪钺在大陆王学史上的地位更不容小觑，因为他在40年代写的《王静安与叔本华》一文，堪称中国第一篇从发生学角度揭示王氏为何接受叔氏的心理动因的影响比较专论。他指出：‘王静安对于西洋哲学，并无深刻而有系统之研究，其喜叔本华之说而受其影响，乃自然之巧合。申言之，王静安之才性与叔本华盖多相近之点，在未读叔本华书之前，其所思所感，或已有冥符者，唯未能如叔氏所言之精邃详密，乃读叔氏书，必喜其先获我心，其了解而欣赏之，远较读他家哲学之为易，……’可以说，若无皓首穷极王氏、叔氏原著精髓之功力，与潜心洞烛巨魂之睿智，想必谁也道不出这番穿透力极强之高论。”[7]上世纪40年代中期先生另有一篇有关西学的文章《评贺麟译斯宾诺沙<致知篇>》，在今天读来，犹见思考之深而有针眨时弊之意义。针对清末以来中西学体用关系之争，先生指出：
　　体用一源，未可截而为二，有甲体即有甲用，有乙体则必有乙用，敬中学之体，自产生中学之用，反之，如欲得西学之用，亦必先研求西学之体也。所谓西学之用，国人以肤浅之观察最易见者，即其机械之巧，制造之精，工业之盛(尤其清末人所见大都如是)。实则西学之用，并不止于此，此不过其一端而已。然即此一端，亦非仅工匠之能事，实赖科学家之智怠，而推源于追求真知之精神。此种精神，古希腊人已深具之。文艺复兴以来，特为发扬光昌，进有近三百馀年欧西灿烂之文明。返观吾国民族，自古即缺乏这种追求真知之精神。西方学者，论古希腊哲学率谓亚里士多德以后之哲学为衰退时期，因其只注重实用，无复前人为真知而求真知之科学精神，殆已落入第二义。若本此意见以衡量吾国先秦诸子，其不落于第二义者几希。惟所谓辩者如惠施、公孙龙等，颇能以纯逻辑方法探求事物之本性。然重实用之中国民族，不能欣赏此种纯理智之探讨，故辩者之学，在当时为诸家所排，西汉以后，光沉响绝。中国民族不能产生科学，固无足怪。抗战以还，创巨痛深，国人深切感知，苟非积极科学化，工业化，此后吾中华将不能立国于天地之间。故提倡科学振兴工业之声盈于期野，此固可喜之现象。窃以为犹当更进一步，求其本原，即培养国人纯理性的追求真知之精神。吾国民族虽缺乏此种精神，然并非绝无也。先秦时则有惠施、公孙龙等辩者之学；魏晋玄言，论“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皆探求事物本性，而不重实用之目的。两宋理学，一方面虽似带有宗教性，而另一方面亦极重穷理致知。再观史籍及各家文集所载，畸人俊士具有科学精神者，亦偶或遇之。惟此一粒追求真知之种子，在中国民族性中，发育不善，其力甚微，故至今国人思想犹多陷于阴阳五行，冬烘迷信。此后当尽量培养而发扬之，庶几中国可以产生纯逻辑、纯哲学，纯科学。[8]
　　这段论述对中外古今观照融通，不囿陈说，独运睿思，可见先生研究西学之学术素养和水准。此后数十年间，除去在上世纪80年代中撰写了《郭斌龢译柏拉图<理想国>序言》外，先生没有再发表过有关西学研究的文章，但阅读西学之书的习惯却一直保持到晚年(从50年代开始，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也曾很努力地阅读地马列及苏联学者的著作)。80年代，杨联升教授从国外给先生寄来了一些西文书，国内出版社也出版了一批西方理论书籍，先生在阅读上甚为用力，一些理论方法如接受美学、诠释学、意识批评、法国新史学派的某些观点等都曾被先生不著痕迹地运用于晚年撰写的论著之中。
　　抗战结束以后，先生因兼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之故，将魏晋南北朝史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研究的范围涉及此一时期的政治、学术思想、典章制度、民族关系和历史人物，发表了多篇论文，其中《清谈与魏晋政治》、《北魏立三长制年月考》、《东魏北齐政治上汉人与鲜卑之冲突》、《北朝之鲜卑语》均有创新之见解。其中《清谈与魏晋政治》为先生在魏晋史研究方面的一篇力作，针对传统的清谈误国论，先生以缜密的文思，精核的考辨，清疏隽雅之文笔，辩驳清理旧说，对魏晋清淡之性质、特点、不同发展时期与政治的不同关系，作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尤其指出清谈政治在东晋时所起到的安内攘外之作用以及以王导、谢安为代表的清谈派理想之政治家形象对后世士大夫的影响。其文体现了先生治史的识见功力，为以后学人在此方面的研究奠定了新的基础，及至上世纪末，此文作为学术经典，收入王元化等主编的《释中国》一书。《东魏北齐政治上汉人与鲜卑之冲突》一文，是建国以前先生在魏晋南北朝民族史研究方面的代表作之一。文章从对东魏北齐历史上几次重大政争的分析入手，通过深入细密的史实考辨，揭示这些政争后面所隐含的矛盾冲突的历史真象，并从体现先进文化的汉族士大夫改良朝政的失败，说明了高氏政权不能解决其境内民族融合的重大问题，故为北周所灭乃有以然也。其文运用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所阐述之民族观，而对史家研究较少之北齐之政治与民族进行了透辟独到的探索，其研究结论从一个侧面进一步佐证和补充了陈先生的观点。1962年，先生曾将有关魏晋南北朝史的14篇论文编为一册，名《读史存稿》，次年由三联书店出版，成为国内外研治魏晋南北朝史者非常熟悉的专书。上世纪80年代之后，先生更多瞩意于魏晋南北朝文士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不仅指导其博士研究生运用文史结合、文史互证的方法，撰写了论述魏晋诗人与政治的学位论文，自己也发表了如《两千多年来中国士人的两个情结》、《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新释》、《人生可贵是真情――读陶渊明<归去来辞>札记》等文章，并撰写了关于谢灵运的一系列札记。
　　编撰古人的年谱、传记是先生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生先后编撰了鲍照、王粲、颜之推、颜延之、魏收、杜牧、元好问等人的年谱，为陈寿、颜之推、杜甫、杜牧、史达祖写过传记或评传。其中最为著名者当推《颜之推年谱》、《元遗山年谱汇纂》和《杜牧传》、
　　《杜牧年谱》。《颜之推年谱》为创新之作，因资料详尽，考证精当而常为研究者所称引。《元遗山年谱汇纂》综合翁方纲、凌廷堪、施国祁、李光廷四家《元遗山年谱》，取长补短，拾遗订误而重新编写的，其中特别详述遗山著书论文之意见及其生平交游事迹，以见当时文坛风气。钟山书局在1935年，以《国风》半月刊第7卷第3期、5期专号的形式出版，为先生所发表的的第一部专著。1990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印行《元好问全集》，主编姚奠中征得先生同意，将《年谱》作为附录收入《全集》，并在该书《前言》中说“缪钺教授《元遗山年谱汇纂》发表于1935年，荟萃了诸家年谱之长，足资参证。”[9]可惜因编者迻录之误，致使其错讹甚多，实为遗憾。《杜牧年谱》之初稿完成于1940年，同年发表于《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其后又旁稽群籍，校订疏误，弥补缺漏，于1964年重新写定，“文革”以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80年刊行。在《年谱》的基础上，先生还写成了《杜牧传》一书，197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杜牧年谱》因为是开创之作，在学术界颇受重视，一些杜牧研究者认为“缪钺先生的《杜牧年谱》颇为详备，对研究杜牧及其作品起了很大的作用。”[10]但也因为是草创之作，其中考证不免有疏误之处，尤其在诗文编年方面。故此后又有学者发表文章，进行补正。对先生在此方面的筚路蓝缕之功，学术界有非常公正中肯的评价：“在近代学者中，真正为杜牧研究打下科学基础的是缪钺先生。缪钺先生的《杜牧年谱》和《杜牧传》是一切研究杜牧的人所必读的。近十年来，在缪钺先生的基础上，不少同志对杜牧作了新的探讨，特别是有关杜牧诗文的辨伪和系年问题，收获更大。”[11]

在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研究领域，先生早在三十岁时即著长文《典籍述略》并发表于《国风》，显示了“考镜源流”的学术素养和坚实的文献学功底。以后在此方面最主要的研究成果，表现在对《三国志》的注释上。上世纪60年代初，教育部委托南开大学历史系郑天挺教授主编“中国史学名著选读”丛书，用作高校“史学名著选读”课程教材。先生承担了《三国志选》的编选和注释工作，1962年8月编成，全书约20万字，共选注纪、传19篇，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著作在建国后众多《三国志》选注本中，是问世很早而且具有鲜明学术特色的一种。首先，从选录的标准来看，除选政治、军事人物外，对那些在发展经济和文化科技创造方面有重大贡献的人物，以及周边的少数民族，都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体现了当代学者认识三国历史的新观点、新视角。其次，全书的注释虽然在文字上力求简明通俗，但在内容上却极为精当。正因为有上述优点，所以出版之后受到高校师生和普通读者的欢迎，一再重印，至今印数巳超过数十万册。1984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由先生主编的《三国志选注》，注释工作由先生指导四川大学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马德真、朱大有、杨耀坤三位教师具体承担，先生亲自撰写了前言。该选本作为当时“二十四史”选注本中分量最大的一种，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古籍整理出版简报》1985年第141期发表了王而山先生的长篇书评《深人浅出，雅俗共赏――读<三国志选注>》，认为此书有几个特点：一、篇目选择的典型性；二、注释的通俗性；三、选注的学术性，指出先生所撰《前言》对《三国志》的作者、成书、旧注作了详尽的阐述，对一些学术界有分歧的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从学术价值看，是《三国志》研究的新成果。关于《选注》对裴松之注的详释，对前人旧注和最新研究成果的吸收，对卢弼《三国志集解》的间有补正以及对地名考证的精确等，文中都予以充分地肯定，并由此总结说：“《三国志选注》是一部好的古籍注本”，“给进一步研究《三国志》和研究三国时期的历史廓清了道路，创造了条件。”1987年，巴蜀书社又出版了先生主编的《三国志导读》，该书内容分为导读与选文两大部分，先生自己撰写了导读中的“陈寿《三国志》评介”一节，并指导马德真、朱大有、杨耀坤等三位教师撰写其余三节，即“如何阅读《三国志》裴注”、“读《三国志》的几个方法问题”、“研读《三国志》参考书简介”。选文部分则是从《三国志选注》中抽出五篇，加以补充修订而成。上述三书构成了先生在《三国志》整理研究方面的著作系列。配合《三国志》注释的工作，从上世纪60年代起，先生又开始撰写研究陈寿其人其书的论文。1962年，先生在《历史教学》第1期发表了《陈寿与<三国志>》，后来《三国志选注》一书的前言，即以此文为基础增订而成。1985年，先生又应中州古籍出版社之约，为《中国史学家评传》撰写了《陈寿评传》。在这几篇文章中，先生除对陈寿生平事迹进行梳理介绍，对《三国志》的立传标准、史料取舍、文字特色等进行评论分析之外，还特别就一些向来有争议的问题，做了深人细致的考辨。1983年，先生在(读书)第9期发表《<三国志>的书名》一文，考证辨析《三国志》书名问题。针对当时中华书局标点本《三国志》在“出版说明”中说魏、蜀、吴三书本是各自为书，到了北宋雕版，始合为一种，改称《三国志》的观点，先生指出：这虽然是小的疏误，却有可能引起广大读者的误解。文中以《晋书·陈寿传》、《华阳国志·陈寿传》、《宋书·裴松之传》、《魏书·毛修之传》、《隋书·经籍志》的确凿记载为证，说明自两晋南北朝以至唐初，都称陈寿所著为《三国志》，其书得名并非晚在北宋之时。后来中华书局重印此书，及时采纳了先生的正确意见，将有关的文字删除。先生又曾在《书品》1991年第2期发表了《<三国志>传抄本的“祖本”》，先生在文中认为，完成于西晋时期的《三国志》开始是以传抄本的形式流传，1924年新疆鄯善县和1965年新疆吐鲁番市英沙古城出土的两种晋代手抄本《三国志·吴书》残卷，便是现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传抄本。至于传抄本的“祖本”，根据(晋书)卷八十二《陈寿传》和《北堂书钞》卷一百四“赍纸写国志”条引王隐《晋书》的记载，应是在陈寿卒后，洛阳令张泓派人至其家抄写的本子，这个本子由西晋政府正式收藏。以后《三国志》的传抄，大概都是根据这个本子，因此可以说它是《三国志》传抄本的“祖本”。上述两种出土的晋代写本残卷，与“祖本”出现的时间相距不远，很可能是从官府所藏“祖本”转抄而来。至于《三国志》的刻印本，即使是现今传世时间最久的宋刻本，在文字的存真上亦不及两种晋代写本，较之“祖本”及陈寿原稿，就更有相当的差异了。这两篇文章题目虽小，文亦不长，但均可谓言之有物。[12]
　　中国古典文学是先生早期和晚期治学的重点。先生对先秦及魏晋以来历经唐宋以迄于清代的各种文学体式，如《诗》《骚》、魏晋辞赋、六朝五言诗、唐宋诗词之特质与流变，历代之重要作者如屈原、曹植、王粲、陶渊明、颜延之、鲍照、颜之推、元好问、汪中、黄仲则、龚自珍、郑珍、王国维等，都有专文论述。其中诗词研究的成果尤为突出。先生的第一篇论文《诠诗》发表于1929年5月《学衡》杂志第69期，文中析论诗之质、诗之用，甫一发表，即受到当时蜀中著名学者刘咸炘先生的推重，不仅在所著《风骨集》中将此文作为附录收入，并在“题记”中说：“《风骨集》印成，适于《学衡》杂志见此篇，究本括末，简要超常，不独非时流钞剿芜冗者比，即先士名论亦未有是，吾撰《诗评综》，广采精择，贯穿编次，其所论辨，不越乎是。因附印集后，以为读斯集之准则。”[13]先生其他论诗之文，无论是论述某一时代之诗，还是评论某一诗人的作品，也皆能通观诗之全貌，比较同时代诗人之异同，上考其渊源，中察其流变，下观其影响，获得超越前修的独到见解。《论宋诗》一文在此方面可谓范例，文中首论唐、宋诗之区别：
　　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唐诗如芍药海棠，秾华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唐诗如啖荔枝，一颗入口，则甘芳盈颊；宋诗如食橄揽，初觉生涩，而回味隽永。譬诸修园林，唐诗则如叠石凿池，筑亭辟馆；宋诗则如亭馆之中，饰以绮疏雕槛，水石之侧，植以异卉名葩。譬诸游山水，唐诗则如高峰远望，意气浩然；宋诗则如曲涧寻幽，情境冷峭。唐诗之弊为肤廓平滑，宋诗之弊为生涩枯淡。虽唐诗之中，亦有下开宋派者，宋诗之中，亦有酷肖唐人者；然论其大较，固如此矣。……就内容论，宋诗较唐诗更为广阔；就技巧论，宋诗较唐诗更为精细。然此中实各有利弊，故宋诗非能胜于唐诗，仅异于唐诗而已。
　　以下更举唐人以为不能入诗或不宜入诗之材料，而宋人皆写入诗中的诸多例证，以说明宋诗内容之更为广阔；又从用事、对偶、句法、用韵、声调诸端立论，以阐释宋诗技巧之更为精细。然后总结道：“宋人略唐人之所详，详唐人之所略，务求充实密栗，虽尽事理之精微，而乏兴象之华妙，故唐诗中深情远韵，一唱三叹之致，宋诗中亦不多觏。”此文的观点长期被同行引用，而文笔之精美，象譬之切当，则更为读者所乐道。1987年上诲古籍出版社出版《宋诗鉴赏辞典》，选此文代序，说明时近半个世纪，此文的精辟见解，在宋诗研究领域仍然没有过时。
　　《<遗山乐府>编年小笺》是迄今所见先生的第一篇词学论文，为先生所著《元遗山年谱汇纂》的副产品，发表于1936年《词学季刊》第3卷2期、3期。以后先生又陆续发表《论词》、《论李易安词》、《论辛稼轩词》、《姜白石之文学批评及其作品》等词学论文，探讨词体之特质，深析李清照锐感之心灵，论证辛词所具含之豪放与闲适双重意境，评析白石之以江西诗法入词，而“凡此种种评断及识见，盖皆可谓为‘探索隐微’能‘于空曲交会之际，以求其不可知之事’者。”[14]1948年先生选取10篇论文集为《诗词散论》，由开明书店印行，此书的出版奠定了先生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曹聚仁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初所撰之《文坛五十年》中曾指出，当代文艺批评家之中，朱自清、王力、周作人为前辈权威，而“后起的钱钟书(他著有《谈艺录》)，缪钺(著有《诗词散论》)，他们的见解以及贯通古今中外的融通之处，每每超越了王国维、鲁迅和周作人。”[15]在1982年，叶嘉莹教授曾经回忆说：“我对缪先生之钦仰，盖始于三十馀年前初读其著作《诗词散论》之时。我当时所最为赏爱的评赏诗词的著作有两种，一种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另一种即是先生的《诗词散论》。我以为这两本书颇有一些共同的特色，那就是他们郡不只是诉之于人之头脑，而且也是诉之于人之心灵的作品。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是既充满了熟读深思的体会，也充满了灵心锐感的兴发。”[16]
　　1952年以后，先生虽专任四川大学历史系的教职，却没有间断对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没有停止过对相关研究动态的关注。在“文革”前，先生所发表的古典文学论文中有两篇坦陈己见的文章，特别值得一提。50年代后期，在古典诗词评论中，因受“左”的思想影响，盛行专就其思想性立论的研究方法，视艺术性为禁区，先生在1957年发表《杜牧诗简论》一文，有针对性地强调“我们论诗时，必须记住所论的是‘诗’，不是散文论著，尽管思想性在诗中是很重要的，但是仍然不能只阐发它的思想性，不能只说明作者思想与意图的价值，而必须结合它的艺术性，说明诗的意境、风格、韵味，甚至于技巧方面的种种特点。”[17]在上世纪50年代末，这样的文字是不随大流的，它表明了先生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仍然希望保持的一份独立思考。1962年先生又发表《关于李清照词》一文，对时人评论中全面否认李清照词中之“爱国的情感”的观点进行辩驳，提出：“如果说李清照词中有忠愤之语，固然有点过誉，但是完全否认其中有爱国的情感，恐怕也是不公允的。”针对贬责李清照词“哭哭啼啼”的说法，先生认为不应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李清照，也不能用当时士大大的标准去衡量一个女词人，“在封建社会中，一个国破家亡、暮年丧偶、飘泊无归的女子，作词时还不许她哭几声，未免太苛求于古人了。”[18]这类对古人的同情理解，招来了以后的非议，在“文革”的大字报中，有人指责先生研究的都是古代文人，说杜牧是先生之兄，李清照是先生之妹。
　　上世纪80年代初，先生开始与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学系叶嘉莹教授合作，撰写词学专著《灵溪词说》。从1982年至1986年的5年间，先生撰成论文23篇。1987年《灵溪词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纵论唐五代两宋著名词人、词作、词论，但在体例、写法和立论阐释上，都有所创新。尤其在体例方面独创一格，将以往的论词绝句、词话、词学论文、词史等各种体裁的内容熔为一炉。每篇开头，先用一首或数首七言绝句撮述要旨，以醒眉目，然后再附以详细的散文说明。书中每篇文章按论述内容之时代次序编排，可见词史发展之脉络。其书出版后，得到学界好评，近有研究者在总结20世纪中国词学研究时指出：“缪钺、叶嘉莹的《灵溪词说》虽然是作家专论的合集，但因将唐宋词人一一论述，论述中又注意词人在词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及承继关系的寻绎，实际上是一部高水平的唐宋词史。二位作者学力深厚，方法新颖，因而新见迭出，常有发人深思之笔。”[19]《灵溪词说》撰成后，先生与叶嘉莹教授继续合著《灵溪词说续集》，评论的词家由唐宋下移至明清，在1987年至1991年的数年间，先生撰文12篇，结集以后，以《词说古今谈》为名，由岳麓书社在1993年出版。在这两本词学论著中，先生保持了从词人的创作心态及艺术风格揭示词的特质与词人之词心的治词特色，以望九高龄为中国词学研究献上了他一生凝聚的心血。有学者这样评价：“粱启超以及俞平伯、缪钺等学人，虽不专搞词学，但词学造诣却十分精深”。[20]应该说，这样的评价是客观公允的，而“不专搞词学”却又正是成就先生词学名家精深造诣的一个因素，值得一析。先生治的范围以及成就，已如前述，正是因为先生对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文献学以及中国古代文学史均素有研究，学养深厚，才使得先生在治词时能视野开阔，论证左右逢源，时有精邃之新见。而在旧体诗词创作方面的深厚造诣，也使得先生能深入体会古人创作的甘苦，细微体察古人作品深蕴的内涵，于空曲交会之际理解古人的词心，在论诗、论词时言人所未言。先生曾在悼念朱自清先生的文章中，称美朱先生治中国文学“兼能考证、批评与创作，故无一偏之蔽，而收交流互通之益”，认为“此其所以为通人之第一点。”[21]若以先生一生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成果来衡定，亦庶几可谓臻于“兼能考证、批评与创作”的境界。然而，尽管先生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方面倾注了一生心血，但同时也留下了不少遗憾。先生晚年一再表露他希望招收指导宋词研究博士生的心愿，但由于当今文史学科之隔，先生最终没有机会培养这方面的专门人才。如今回想起来，这恐怕并不仅是先生个人的遗憾。
　　除丰硕的治学成果外，教书育人是先生对社会的另一重大贡献。先生以教育名家，一生都以为国家民族培养人才为荣，常谓“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不亦乐乎。”先生善于因材施教，乐于提携扶持后来才俊，从中学到大学，受先生教育影响而在各学科卓有建树的学生很多，而先生的教学艺术，也经过近七十年的锤炼臻于炉火纯青。总结起来，先生教学主要有两大特点：第一，不仅传授知识，阐明理论，更注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怀疑探索之精神。通过文史课程的讲授，在介绍中国文化之优秀传统的同时，让学生感受古代贤人志士的高风亮节，增强其社会贡任感。第二，特别讲求教学艺术，以增强感染力。现今不少年过花甲的学者，至今犹能回忆起当年听课时如沐春风的生动情景，对先生在讲授过程中表现出的超常记忆力，也极为叹服。80年代以后，先生除有时为本科生讲授专题外，主要承担硕士生、博士生的培养工作，他对门下弟子明确提出三项要求，即为人耿介、治学谨严、作事勤敏，教育学生正直、坦诚，不曲学阿世，媚俗取容。除了思想上的严格要求，先生培养学生还非常重视基础教育。他形象地譬喻说，做学问若不是先切实读书，打好基础，而是急于找题目，写论文，“就象在温室中培养植物，可能见速效，开几朵花，但再继续多开就不容易了。至于生长在平原广野深山大泽中的花树，经过日光的照晒与雨露的滋润，虽然生长得慢一些，但根深叶茂，经受风霜，可以开放无穷的花朵，结成丰硕的果实”，这就是苏轼所说“流于既溢之馀而发于持满之未”的道理。[22]先生晚年为研究生讲课，所授内容，并不仅限于专业和论文写作一隅之地，而是博涉古今中外政治、思、制度、文化。从这些讲授中，学生领悟到何谓通古今之变，以及作为一名杰出学者所应具备的眼界和胸襟。由于先生的学识品格和身体力行，教书育人成果突出，1989年荣获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国家级特等奖。

先生主要的业余爱好是创作旧体诗词和书法。先生在二十岁时已有工诗之名，在以后七十年中，先生虽历经播越，南北流转，但读书治学授业之余，不废吟咏，对诗词之道，始终情有独钟。由于深湛的学养，过人的禀赋，加之潜心研究，博采名家，先生所建构之诗词境界，非常高迈幽远。先生常说，好诗应兼有唐宋诗之长，既有情韵，绵邈幽深；复具哲理，曲折峭拔，相互融合，可创新境。而对于词，先生特重其空灵蕴藉要眇宜修之婉约本色，曾以诗概括其优美之境：“论词拟悬最高境，奇气灵光兼有之。玉宇琼楼绕远想，斜阳烟柳寄幽思。由来此事关襟抱，莫向蛮笺费丽辞。察物观生增妙趣，庭中嘉树发华滋。”可谓深谙词中三昧。先生诗作中的近体诗，乃是以宋人之骨而兼唐人之韵，又透入其学者的器识涵养与特有之孤高清介气质，因而富于沉郁顿挫之致，疏丽清秀之美；古体诗则更多受到陶渊明、杜甫那种深挚真淳、直书胸臆的诗风影响，工拙皆忘，朴质无华。由于质性所近，先生在创作中，尤喜采用传统的倚声之道。其作主要宗祖两宋，如先生自言：“小令取法秦观、晏几道，慢词取法周邦彦、姜夔，并兼采他家之长，蕲向深美闳约。”特别到晚岁，先生多历世事，深干哀乐，对两宋词风的熔铸愈见精醇，所作如《鹊踏枝》（“谁知兰成心独苦”）及《风入松》（“去年今日共寻春”）诸词，寄托深远而浑融无迹，在艺术审美上达到很高的境界层次。上世纪90年代，先生将自己平生所作，手订为《冰茧庵诗词稿》3卷，1997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单行本。由于校对不精，印出后舛误甚多，出版社发现问题后，虽决定停止发行，但已有部分流入坊间。先生泉下有知，恐当为之叹息。先生亦精于书法，在《自传》中自述：“我亦喜书法，临摹碑帖，见异多迁。初学书时，摹柳公权、赵孟頫，后转而学魏碑，独喜《张黑女墓志》。至于小楷、行书，初学赵孟颗，后学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而草书则摹孙过庭《书谱》。中年以后，致力于智永及初唐欧、虞、褚、薛四家。晚岁则喜摹文征明小楷及行书。平生作书，以萧散秀逸为宗，服膺黄庭坚韵胜之说。惟自愧读碑帖多而临池功少，胸中所蓄不能达之于笔下。”有论者认为，先生的“书法颇得学养之助”，“而缪先生当千馀年后，其诗文书法皆能得魏晋之髓，若非其学养至深厚，是难以达到这一境界的。”[23]可以一提的是，长期以来，先生对要求其赠送书法作品或请他为书刊题签的个人和单位，几乎从未拒绝过，而且每次都是一再试写，直至满意才送出。
　　先生年登九秩之际，饶宗颐先生曾在贺辞中称先生为“词坛尊宿，史国灵光”。先生去世以后，周一良先生曾撰一联，高度概括了先生的学术成就，谨录于下，以为本文之结语：
　　　　　　　　　　　　　　文史回翔，绛帐春风三千弟子。
　　　　　　　　　　　　　　诗词并美，灵溪妙谛一代宗师。

　　


注释
[1]详见缪钺《冰茧庵从稿·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2]姜建、吴为公：《朱自清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19页。信函原件现存笔者处。
[3]缪钺：《考证批评与创作――敬悼朱佩弦先生（自清）》，《西方日报》1948年9月26日《朱自清先生追悼会特刊》。
[4]缪钺：《自传》，《冰茧彩丝集》，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第573页。
[5]缪钺：《诗词散论》，开明书店1948年版，第68页。
[6]详见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第一编第一章，香港中华书局1080年版。
[7]聂中义：《世纪初的苦魂》，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07－208页。
[8]《思想与时代》第31期，19446年2月。
[9]《元遗山全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
[10]胡可先：《杜牧诗文编年考证》，《四川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11]傅璇琮：《<杜牧年谱>序》，见吴在庆著《杜牧论稿》，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12]本段参考方北辰《缪钺与古籍整理》，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年第1期。
[13]刘咸炘：《推十书》，成都古籍书店1996年影印本，第3册第2036页。
[14]叶嘉莹：《论缪钺先生在诗词评赏与诗词创作两方面之成就》，《冰茧彩丝集》，成都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页。
[15]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384页。
[16]叶嘉莹：《我的诗词道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5页。
[17]《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第162期，1957年6月23日。
[18]《成都晚报》，1962年2月15日。
[19]吴相洲：《二十世纪中国词学研究述评》，《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20]严迪昌等：《传承、建构、展望――关于二十世纪词学研究的对话》，《文学遗产》199年第3期。
[21]缪钺：《考证批评与创作――敬悼朱佩弦先生（自清）》，《西方日报》1948年9月26日《朱自清先生追悼会特刊》。
[22]《冰茧庵剩稿·治学补谈》，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12－13页。
[23]张社：《缪钺》，《近现代百家书法赏析》，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