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出《四库大辞典》(李学勤 吕文郁 主编 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版)集部别集类有一[龙溪全集]的辞条,其文如下：

[龙溪全集]二十卷。明王畿(1498-1583)撰。王畿,安汝中,号龙溪,山阴(今属浙江绍兴)人,嘉靖进士。官至兵部武选郎中。受业于王守仁之门。著有《樗全集》、《龙溪全集》、《龙溪语录》。是集为其子应斌、应吉所编,凡二十卷。其中语录八卷,书序杂著九卷,诗一卷,祭文、志状、表传二卷。乃其门人萧良干所刊。王畿虽受王守仁良知之学，而渐失本旨。如认为虚寂微密是千圣相传之秘，从此悟入,乃范围三教之宗。又对佛氏所说：“本是吾儒大路。”（案：此句不通）故史称其“杂以禅机，亦不自讳。”甚至有人把一切浮诞不经者均目为龙溪弟子。应属贬抑过甚。今观其集,其文多类佛语,所言亦使人如解禅机,颇为难懂。是集收入《四库全书·存目》(《四库大辞典》页2494)

该辞条介绍了四方面的内容:一、《龙溪全集》的作者；二、王龙溪的著作；三、《龙溪全集》二十卷的基本内容；四、王龙溪思想的大致特点。但除了《龙溪全集》的作者为阳明弟子王龙溪这一点之外,其余三方面均有问题。四库本《龙溪全集》为萧良干所刊，而此外尚有丁宾、何继高刊印的两种刻本。且所谓龙溪之学渐失阳明本旨，以及“文多类佛语，所言亦使人如解禅机”的判语,亦未必谛当。关于王龙溪，笔者曾有专门讨论,此处不赘。（1）需要指出的是，将《樗全集》归于龙溪名下，却实属张冠李戴。

那么,《樗全集》的作者又是什么人呢?我们不妨再看一看同样是《四库大辞典》集部别集类的《樗全集》条目,该辞条曰：

《樗全集》七卷。附录一卷。明王畿(约1612年前后在世)撰。王畿字翼邑,号慕蓼,福建晋江人。生卒不详。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官至浙江布政使。与讲学之王畿同名，非一人。著有《樗全集》。此集为诗文别集，诗文共七卷。末附家谱劝戒二十则，为一卷。清人评其诗文称“畿立身居官，矫矫自励。故所为诗文，皆质朴类其为人。卷首序为施邦曜所作。畿视学浙江时拔邦曜第一，邦曜贫不能婚，畿为之备聘，拜雁于官署。邦曜即于是秋登弟。后殉节为完人。其识鉴为世所推服。”四库己存目。(《四库大辞典》页2537)

由此看来,《樗全集》的作者的确为王畿,也是明代人,但却并非作为王阳明弟子而在中国思想史占有一席之地的那个王畿。显然，《四库大辞典》中[龙溪全集]与[樗全集]辞条的撰写者并非同一人,且彼此在撰写时并未互相交流。[龙溪全集]辞条的撰写者明显没有看过《樗全集》,很可能只是在图书馆著者目录卡片上见到王畿名下有一《樗全集》,便未审其详地将两个不同的王畿误作一人,并轻率地将《樗全集》归到了龙溪的名下。而就[樗全集]辞条撰写的内容来看,也可看出撰者并未认真阅读过《樗全集》。

事实上,前引《四库大辞典》中[龙溪全集]和[樗全集]辞条的撰写,基本上都是根据《四库全书总目》相应的辞条。我们可将《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别集类中[龙溪全集]与[樗全集]的内容摘录于下:

[龙溪全集]二十卷。明王畿撰。畿字汝中,号龙溪,山阴人。嘉靖壬辰进士,官至兵部武选司郎中。事迹具《明史·儒林传》。畿传王守仁良知之学,而渐失其本旨。如谓“虚寂微密是千圣相传之秘,从此悟入,乃范围三教之宗”。又谓“佛氏所说,本是吾儒大路。”是不止阳儒而阴释矣。故史称其“杂以禅机,亦不自讳”。史又载畿尝言学当致知见性而己,应事有小过,不足累,故在官不免干清,以不谨斥。盖王学末流之恣肆,实自畿始。明史虽收入儒林传,而称士之浮诞不逞者,率自名龙溪弟子云云,深著其弊。盖有由也。是集为其子应斌、应吉所编。凡语录八卷，书、序、杂著、记说其九卷,诗一卷,祭文、志、状、表传二卷。其门人萧良干刊之。丁宾又为重镌，而益以《大象义述》一卷,传志,祭文一卷。

[樗全集]七卷附录一卷。明王畿撰。畿字翼邑,号慕蓼,晋江人。万历戊戌进士。官至浙江布政使。与讲学之王畿同名,非一人也。是集诗文共七卷。末附家谱劝戒二十则。为一卷。畿立身居官,矫矫自励,故所为诗文,皆质朴类其为人。卷首序为施邦曜所作。畿视学浙江时,拔邦曜第一。邦曜贫不能婚，畿为备聘，拜雁於官署。邦曜即於是秋登第。后殉节为完人。其识鉴为世所推服云。

两相对照，可见《四库大辞典》中[龙溪全集]条以《四库全书总目》中[龙溪全集]条为底据而有所损益。且不论对龙溪思想的评价《四库大辞典》[龙溪全集]辞条的撰写者是以《四库全书总目》为准的,就基本史实而言,《四库大辞典》辞条的撰写者略去了《龙溪全集》除萧良干刻本外其它的刻本,增加了《樗全集》作为龙溪的著作,结果是略去了不该省略的东西,添入了错误的内容。而《四库大辞典》中[樗全集]条,则基本上是完全抄录《四库全书总目》的内容,只是将“万历戊戌”改写成“万历二十六年(1598)”,“晋江”前标明“福建”二字。这些均无关宏旨,真正新加入的内容只是“约1612年前后在世”和“生卒不详”这二句话。但恰恰是这新加入的两句，暴露出该辞条撰写者的粗枝大叶，没有认真看过《樗全集》,因为其中对王翼邑先生的生卒有极为明确的交代,而“与讲学之王畿同名,非一人”,恐怕自然也只是照搬《四库全书总目》的结果,辞条撰写者未必有自觉的意识。

《四库大辞典》前言中曾检讨了《四库全书总目》及后来《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的种种不足之处,并指出了“广大读者普遍呼吁,希望有一部反映现代学术水准,包罗中国古代全部重要文化典籍的大型工具书早日问世。《四库大辞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酝酿的。”至于已出版的《四库大辞典》是否满足了这种要求,笔者不敢妄议。[龙溪全集]和[樗全集]辞条的问题,也很可能是瑕不掩瑜。在此,笔者只是希望在指出《四库大辞典》中失误之处的同时,对历史上不太为人所知的《樗全集》及其作者的情况略作介绍,以增加一点见闻之知。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樗全集》一部,为清乾隆廿四年己卯作者王翼邑的六世从孙王宗敏重刻。其中，王宗敏在《重刻樗全集序》中云：

《樗全集》者,太高祖伯慕蓼先生所手著也。集刻于明季,当时宇内盛传其书,贵重宝惜,不啻如藏拱壁,兵变以后,镌板散失,迄今百余年。

由此可见,《樗全集》在明代即有刊刻流布,但是否如宗敏所言“宇内盛传其书”,则不得而知,因为明刊《樗全集》恐已难觅,至少《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及其它有关书目中未有收录,显然不如《王龙溪先生全集》流传之广。

笔者所见的这部清代重刻《樗全集》,共分八卷。卷一包括奏疏4篇,揭8篇,议4篇,寿文5篇,序17篇。卷二包括序5篇,跋4篇,引1篇,记3篇,论2篇,表4篇,策6篇,学政1篇(“两浙学政十六条”)卷三包括解辨2篇(“不惑知天命解”和“大心小心辨”),志铭7篇,行略3篇,祭文44篇。卷四包括五言古诗1首,五言排律2首,五言律3首,五言绝句4首,七言古诗1首,七言排律1首,七言律14首,七言绝句10首,赋2篇,歌2首,吟1首,行1篇,传3篇,赞5篇,婚启22篇,启41篇。卷五包括启104篇。卷六包括启10篇,尺牍145篇。卷七包括尺牍92篇。卷八包括家谱劝戒二十则(“十戒规范”和“十戒药石”)。

八卷正文之前,有九篇文字,分别为:一、六世从孙王宗敏所撰《重刻樗全集序》;二、姚江门人施邦曜所撰《樗全集叙》;三、四明门人赵珽禹所撰《樗全集序》;四、年友吕图南所撰《特祠王方伯文集叙》;五、年友龙溪张燮所撰《樗全集序》;六、其侄观光所撰《樗全集序》;七、六世从孙王世浚所作《重刻樗全集序》;八、《省志人物传·王畿》;九、蒋德璟所作《通奉大夫浙江布政使左布政使慕蓼王公墓志铭》。

八卷正文之后,有三篇跋文,分别为长子王尚诹所作《樗全集后跋》,其孙王昌缵所作《跋》以及其次子王尚谐所作《樗全集后跋》。

据王宗敏在《重刻樗全集序》中所谓“并增入先生本传、志铭,弁诸全集,庶几披览者可以仿佛其生平”,则可知除《重刻樗全集序》外,至少《省志人物传·王畿》和蒋德璟所作的“墓志铭”,为原明刊本所无,乃乾隆廿四年乙卯重刻时补入。

至於《樗全集》的作者王畿,除了前引《四库大辞典》和《四库全书总录》中己知的“字翼邑,号慕蓼,福建晋江人,万历二十六年戊戌(1598)进士,官至浙江布政使”之外,蒋德璟在《通奉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慕蓼王公墓志铭》中明确指出：

公讳畿,字翼邑,慕蓼其号,生嘉靖己酉十月十三日,卒崇祯庚午八月十二日。

嘉靖己酉为公元1549元,崇祯庚午为公元1630年。因此,《樗全集》作者王翼邑先生便绝非如《四库大辞典》中所谓“生卒不详”,而“约1612年前后在世”,则更是不知从何说起。显然,《四库大辞典》中[樗全集]辞条的撰写者连翼邑先生的墓志铭都未能耐心看完,因为上所引文在墓志铭的近结束部分,撰写者大概看看前面一大部分均未交代翼邑先生的生卒,便匆匆掩卷而认定其“生卒不详”了。

王翼邑先生的生平事迹,不见于《明史》等八十九种重要的明代传记文献,故较之与其同名的王龙溪先生,实在鲜为人知。《樗全集》中《省志人物传·王畿》条对翼邑先生的生平有简略的交代,其文曰:

王畿,晋江人,万历甲午乡试第一,戊戌进士,历浙江督学,迁左布政。值边警作，兵饷绎骚重,以尚方术机杼之需。畿措处上下,咸无困焉。及挂冠归,惟以著述为事。初视浙学时,拔邦曜第一。邦曜贫不能婚,畿为备聘,拜雁于官署。是秋邦曜遂登弟,以申甲殉节,为一代完人。朝野服其藻鉴。

我们将这段文字与前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樗全集]条的文字相对照,便会发现此段文字除了对翼邑先生一生的为官经历交代略详之外,对于其在浙江督学时选拔施邦曜一事,几乎是同样的文字记录。由于该段文字是乾隆廿四年王宗敏重刻时补入,且《四库全书总目》亦乾隆年间所修,故两段文字同出一人,亦未可知。因施邦曜(1585～1644,字尔韬,谥忠介,余姚人)为明末殉节名臣,《明史》及其它传记资料有多处记载,因此举掖施邦曜,便成为翼邑先生一生中颇为重要的一件事。张燮称翼邑先生为官最突出的在於教育,所谓“余友王翼邑先生,以经术名世,而行业所就,卓然大儒,其理剧郡,一切以王者之道行之,为循吏首载历藩杲,雅称重臣,而最著者尤在督学使者”(张燮《樗全集序》),虽不至仅以举掖施邦曜为凭,但此事显然颇具代表性。

翼邑先生为“贫不能婚”的施邦曜备聘主婚,自然是欣赏其人品才学,而二人早年的相近经历,大概也是个原因。吕图南在《特词王方伯文集序》中对翼邑先生早年贫而好学的情况有所描述,所谓:

先生早岁失怙恃,以海东孤童依倚荒郊。屋有四壁,家无片轴,瓶无储粟。塾有书声于先王仪义之说,壁听而乐之。时辍耕时窃读。古人顾欢燃松之照,邴原闻书之泣,不是过也。

施邦曜亦称“余生遭坎壈,在悲哀衰絰之中者,十有二年,初年所遇,与吾师仿佛”(《樗全集叙》),因此,翼邑先生大概在青年施邦曜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而施邦曜由登第至甲申殉节,被称为“一代完人”,亦和翼邑先生“立身居官,矫矫自励”相映成辉。

翼邑先生为官没有获得象门人施邦曜那样显赫的声名,为学也不能够象与其同名的龙溪先生那样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到处宣讲儒家成德之教,但观其为官施教,却堪称古之循吏,这大概恰恰反映了他之所以将自己的文集取名“樗全”的寓意。(“樗全”之意取自《庄子》)。而透过《樗全集》中的文字,我们又可以看到翼邑先生在隽秀的文笔中,平实地渗透了儒家的一贯思想。张燮称“先生之为文,大都与人子言孝,与人臣言忠,原本六经,而自舒轴,水流峰峙,日朗煙褰,不问而知为大儒之结撰焉”(《樗全集序》)。

施邦曜对翼邑先生有一个基本的概括,所谓:

吾师之学虽博极而万殊,而一本之以正心诚意。言理学则濂洛关闽的派也;言经济则伊皋稷契其芳躅也;言文章则六经诸史印证也。(《樗全集序》)

而吕图南对翼邑先生的文字和学问风格,则说得似乎更具体些,所谓:

论文则以韩柳欧苏为的,近世独服膺唐应德、王道思,而于王元美,衷其材。济南奇、京山杂,无取焉。论学则以濂洛关闽为派,近世独服膺蔡文庄,薛文清,而于王阳明衷其旷。泰山傲,庐陵泛，无取焉。

当然,这样的说法仍不免简略,且准确与否,尚需我们对《樗全集》的内涵作进一步的研究方可判断。譬如此处翼邑先生学术思想的路数,似乎让人感觉属程朱一派。王宗敏在《重刻樗全集序》中亦言“夫先生以理学祀学宫,直接虚斋(案:蔡清)、紫峰(案:陈琛)数先生滴派”。但明代经过了阳明学的洗礼之后,翼邑先生的思想,亦难免不受影响,观《樗全集》卷三翼邑先生为数不多的直接论学文字之一---《大心小心辨》,即可见一斑。再者,施邦曜曾经辑评过十五卷本的《阳明先生集要》，且“少好王守仁之学”(《明史》卷265),应试文字中难免不有所流露,而翼邑先生能“拔邦曜第一”,恐非偶然。不过,本文只是由近出《四库大辞典》辞条的失误,而对《樗全集》及其作者的情况作一简单介绍,至于翼邑先生思想与朱子学及阳明学之间的关涉,需依据《樗全集》所提供的材料作专题性的研究,无法在此进行。此项工作,或当俟诸来日。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蒋德璟谓翼邑先生“所著《樗全集》、《四书易经解》,门人施太卿序而梓行之”(《墓志铭》)。由此可见,除《樗全集》外,翼邑先生尚有同样是施邦曜作序的《四书易经解》刊行过,这对于研究翼邑先生的思想,可能会更有帮助,只是此书不见于《四库全书总目》及其它书目存录,恐怕早已亡佚了。

注释：

1、参阅拙作：（一）、“明刊《龙溪会语》及王龙溪文集佚文——王龙溪文集明刊本略考”，《中国哲学》第十九辑（长沙：岳麓书社，1998），页330-376。《鹅湖月刊》1999年4、5、6期转载；（二）、《王龙溪先生年谱》，《中国文哲研究通讯》（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7年第12期，页99-127；（三）、“王龙溪的先天学及其定位”，《鹅湖学志》第二十一期（台北：东方人文学术研究基金会），1998年12月，页69-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