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有一首《琉璃瓶歌赠晁二》：

　　火维荒茫地轴倾，下有积水潜鲲鲸。鳌身翻澜山为崩，金乌下啄狞龙腾。狂鬚奇鬣万族朋，巨神日月双手擎。夸娥愁思乌戢翎，老鱼战死风雨腥。长彗下扫千里惊，浅洲一席块为城。蛮儿夷女奇卞缨，大舶映天日百程，怒帆吼风战飞鹏。舟中之人怪眉睛，兽肌鸟舌髻翘撑。万金明珠络如绳，白衣夜明非缟缯。以有易无百货倾，室中开橐光出楹。非石非玉色绀青，昆吾宝铁雕春冰。表里洞彻中虚明，宛然而深是为瓶。補陀真人一铢衣，攀膝夜坐花雨飞。兜罗宝手亲挈携，杨枝取露救渴饥。海师跪请颡有胝，番禺宝市无光辉。流传人间入吾手，包以百袭吴绵厚，择人而归今子授。烂然光辉子文章，清明无垢君肺肠。比君之德君勿忘，与君同升白玉堂。

文潜诗原以简淡平易为特色，间或有清隽疏秀者，亦不脱质朴。但这一首却风格特异，竟光怪陆离如李长吉。大约这一件玻璃瓶的确来历不凡，持之以赠同门晁补之，又更多一点儿感情色彩。不过细绎诗意，缤纷的文字之下，依然是写实。比如起首数句虽一片险怪奇异，但描述的却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即造物在海陆之交建起一座城，于是有“蛮儿夷女”生长于斯，于是大舶扬帆，载百货，至番禺，为商贾。“補陀”即普陀，“兜罗”，兜罗绵也，此形容持瓶之手，设想琉璃瓶曾是观音手中的杨枝瓶。“昆吾宝铁”指刀，“雕春冰”，形容琉璃瓶以刻花为装饰；“包以百袭”云云，见其薄也，“非石非玉色绀青”，“表里洞彻中虚明”，则其质莹彻而微泛天青。虽然古诗文说到“琉璃”处未必皆指玻璃，但此诗中的琉璃为玻璃，则无疑问。据诗中的形容，可知这是一件来自大食国的伊斯兰玻璃瓶。
　　阿拉伯世界在两宋之际与中国交往甚密，由史籍所见，可知大食商人的势力乃居蕃商之首。交通之路线，却又与此前经由西北的陆路即所谓“丝绸之路”不同，此际多改道南部海路。因西北之路先后为辽、西夏、金所阻，商贸不易，而东南沿海地区则长期以来相对平稳。蔡绦《铁围山丛谈》卷五：“国朝西北有二敌，南有交趾，故九夷八蛮，罕所通道。太宗时，灵武受围，因诏西域若大食诸使，是后可由海道来。”“灵武受围”，指太宗时西夏数攻灵州；灵州后属西夏，时在宋真宗咸平五年。文潜诗“大舶”云云，“番禺”云云，均为实录。辽宋墓葬与寺塔地宫都曾发现过伊斯兰玻璃器，其中也有数量不算太少的玻璃瓶，如河北定县北宋静志寺塔地宫[1]，如辽陈国公主墓[2]，又浙江瑞安北宋慧光塔[3]，安徽无为北宋塔[4]，天津蓟县独乐寺塔[5]等塔基均出土了形制近似的伊斯兰玻璃瓶。这是可以知道年代的几例。此中以太平兴国二年封藏的定县静志寺地宫所出为最早，中有一件高颈刻花玻璃瓶，高九点八厘米，淡蓝透明，平底，折肩，瓶颈与腹与底，均以刻花的手法装饰几何花纹，为伊斯兰玻璃瓶中常见之式。独乐寺塔基出土的一件，高二十四点六厘米，亦折肩、平底、细高颈，平口外翻，瓶颈与肩刻几何花纹。经化学检测，知道它属钠钙玻璃，与一般伊斯兰玻璃的成分相似，其式样也与同时代的伊斯兰玻璃瓶一致。塔内同出有辽清宁四年纪年的舍利函，几例中，此件时代最晚。张耒诗所咏大食琉璃瓶，在辽宋遗物中得到印证，千年以前曾令“番禺宝市无光辉”的琉璃瓶，果然玲珑晶莹。
　　中土的玻璃制作虽起始很早，但同瓷器等相比，却始终称不上发达，玻璃器在生活中便不是很常见，舶来品自然更不易得，诗所谓“择人而归”，是不轻相赠与也，也可见其珍罕。玻璃瓶常见于佛事，多用来珍重置放佛舍利。不过此类很少见诸吟咏。唐宋诗歌或提到玻璃瓶用作盛酒，如北宋孔平仲《海南碧琉璃瓶》：“手持苍翠玉，终日看无足。秋天常在眼，春水忽盈掬。莹然无尘埃，可以清心曲。有酒自此倾，金樽莫相渎。”诗歌也偶言用玻璃瓶来观赏游鱼。五代徐夤《郡侯坐上观琉璃瓶中游鱼》，句有“宝器一泓银汉水，锦鳞才动即先知。似涵明月波宁隔，欲上轻冰律未移。雾薄罩来分咫尺，碧绡笼处较毫厘”；南宋吴芾则有诗题为“偶得数琉璃瓶置窗几间，因取小鱼漾其中，乃见其浮游自适感而有作”。不过此玻璃瓶，很有可能是一种桶形杯。定县静志寺地宫的出土器物中，有一大一小两件直桶形的玻璃杯，小者浅色无纹，大者色蓝，有简单的竖线磨纹[6]，而地宫中发现的大中十二年《唐定州静志寺重葬真身记》中则说到，大中二年发旧塔基时所得有“瑠璃缾二，小白，大碧，两瓶相盛，水色凝结”，可知两件玻璃杯，当日乃称作缾（瓶）。在出自宋人之手的一轴《观音》图中，可以见到与之相近的杨枝瓶[7]。“兜罗宝手亲挈携，杨枝取露救渴饥”，琉璃瓶歌本来有着想象的依据。这样一种瓶，却是九世纪伊斯兰玻璃器中的流行式样，《波斯的玻璃》一书中著录的一件，可作比照[8]。而中土发见的细颈刻花或磨花伊斯兰玻璃瓶，即如前面举出的几例，在它的本土，原有专门的用途，即盛放蔷薇水。今藏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一件细颈刻花伊斯兰玻璃瓶，原出土于埃及福斯塔特遗址，此瓶日人由水常雄著录在所编《世界玻璃美术全集》中[9]，而在作者的另一本书《香水瓶》里，则明确指出此为蔷薇水瓶[10]。又安徽无为塔基出土的高颈磨花玻璃瓶，也著录在前举《全集》中，作者推测其亦为蔷薇水瓶，而由大食输入中国[11]。
　　蔷薇水与琉璃瓶，同时出现在五代，《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周世宗显德五年九月，“占城国王释利因德漫遣其臣萧诃散等来贡方物，中有洒衣蔷薇水一十五琉璃瓶，言出自西域，凡鲜华之衣以此水洒之，则不黦而复郁烈之香连岁不歇”。至于两宋，文献与诗歌作品中，蔷薇水与琉璃瓶均屡见不鲜。《宋会要辑稿·蕃夷》与《宋史·外国》之部多有蔷薇水入贡的记载，前者所录来自三佛齐，三佛齐国位于苏门答腊岛，当日它的物产多来自大食；后者则是大食以蔷薇水贡献宋廷的纪录。原本用作盛放蔷薇水的伊斯兰玻璃瓶发现于辽宋遗址，与文献的记载正相符合。
　　释典称香水为閼伽水，“本尊等现前加被时，即应当稽首作礼奉閼伽水，此即香花之水”（《大日经疏》十一），“由献閼伽香水故，行者获得三业清净，洗涤烦恼垢”（《如意轮念诵仪轨》），是供佛，原为香水的一大用途，塔基中发现的蔷薇水瓶，自是奉佛之物。
　　不过蔷薇水亦为世间所爱，它更是女子妆奁具中的尤物。张元干《浣溪沙·蔷薇水》：“月转花枝清影疏，露花浓处滴真珠。天香遗恨罥花鬚。 沐出乌云多态度，晕成娥绿费工夫。归时分付与妆梳。”只是词中未言蔷薇水置于何器。周必大淳熙元年致刘焞书中提到以“海南蓬莱香十两、蔷薇水一瓶”为赠（《文忠集》卷一九○），董嗣杲《蔷薇花》诗云“海外有瓶还贮水，亭前无洞可藏花”；而虞俦《广东漕王侨卿寄蔷薇露因用韵》二首则描写最清楚，其一云：

　　薰炉斗帐自温温，露挹蔷薇岭外村。气韵更如沉水润，风流不带海岚昏。

其二：

　　美人晓镜玉粧台，仙掌承来傅粉腮。莹彻琉璃瓶外影，闻香不待蜡封开。

蔷薇露，两宋时亦或指酒，如杨伯喦《踏莎行·雪中疏寮借阁帖，更以薇露送之》，此“薇露”，即指“重酿宫醪”。不过虞诗所云，则“香水”无疑。王侨卿，即王东里，侨卿为其字。漕，路转运使之简称，职掌一路利权。蔷薇水大约曾经有过香满五羊的一时之盛，北宋郭祥正因有诗云“番禺二月尾，落花已无春。唯有蔷薇水，衣襟四时薰”（《颖叔招饮吴圃》），颖叔，即蒋之奇；徐积闻蒋颖叔得广帅，曰“广为雄蕃”，“初至，蛮酋必以琉璃瓶注蔷薇水挥洒于太守”（《节孝集》卷三十一），可见时风。侨卿持赠虞俦的蔷薇露，当来自大食，故“莹彻琉璃瓶外影，闻香不待蜡封开”，《铁围山丛谈》卷五所谓“大食国蔷薇水虽贮琉璃缶中，蜡密封其外，然香犹透彻，闻数十步，洒著人衣袂，经十数日不歇也”，刘克庄《宫词》因有旖旎凄楚的拟喻之辞：“旧恩恰似蔷薇水，滴在罗衣到死香。”辽陈国公主墓所出伊斯兰玻璃瓶，正是蔷薇水瓶的式样，当初瓶中所盛，大约便是蔷薇水，而辽与大食，本也频繁往来[12]。
　　由虞诗中的第一首，又可知调香也是蔷薇水的功用之一。宋陈敬《香谱》所列香方，便屡屡言及蔷薇水。如“李王花浸沉”：“沉香不拘多少，剉碎，取有香花蒸，荼蘼、木犀、橘花或橘叶，亦可福建茉莉花之类，带露水摘花一盌，以甆盒盛之，纸盖入甑蒸食顷，取出，去花留汗，汁浸沉香，日中暴干，如是者三，以沉香透润为度。或云皆不若蔷薇水浸之最妙。”这里所说的蒸花取汁，其汁，便是香水。来自海外的蔷薇水究竟数量有限，于是有了很多代用品，“李王花浸沉”所列，即代用之方。杨万里《和仲良分送柚花沉三首》“薰然真腊水沉月，烝以洞庭春雪花”，“锯沉百叠糁琼英，一日三薰更九烝”，与陈氏《香谱》所述正是一事。杨氏又有《和张功父送黄蔷薇并酒之韵》一诗，句有“海外蔷薇水，中州未得方。旋偷金掌露，浅染玉罗裳”。此虽比喻之辞，以咏黄蔷薇，但“海外蔷薇水，中州未得方”，却是实情，《铁围山丛谈》卷五亦称“旧说蔷薇水乃外国采蔷薇花上露水，殆不然。实用白金为甑，采蔷薇花蒸气成水，则屡采屡蒸，积而为香，此所以不败。但异域蔷薇花气馨烈非常”，“至五羊效外国造香，则不能蔷薇，第取素馨、茉莉花为之，亦足袭人鼻观，但视大食国真蔷薇水，犹奴尔”。不过中土的制香之法，实已包含了制作“香水”的蒸馏技术，陈氏《香谱》中的“李王花浸沉”是其例，而宋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五中更有一则很是详细的纪录：“永嘉之柑为天下冠，有一种名‘朱栾’，花比柑橘，其香绝胜，以笺香或降真香作片，锡为小甑，实花一重，香骨一重，常使花多于香，窍甑之旁，以泄汗液，以器贮之，毕，则徹甑去花，以液渍香，明日再蒸，凡三四易，花暴干，置磁器中密封，其香最佳。”此虽言制香，但其中提到的蒸花取液的蒸馏术，与大食国蔷薇水的制法，似无不同，大约如蔡绦所说，只是以香花有异，而其香终不及。
　　元代仍有西来的琉璃瓶和蔷薇水，且不时传送着中西交流的消息。吴莱《娄约禅师玻瓈瓶子歌秋晚寄一公》“玻瓈瓶子西国来，颜色绀碧量容桮”。又于伯渊【仙吕】《点绛唇》“胭脂蜡红腻锦犀盒，蔷薇露滴注玻璃瓮。端详了艳质，出落着春工”，则妆具中物也；张昱《次林叔大都事韵四首》“无端收得番罗帕，彻夜蔷薇露水香”，依然舶来品也。不过新疆若羌瓦石峡宋元时期玻璃作坊遗址出土的几件高颈凹底玻璃瓶，淡绿色，半透明，高十七厘米[13]，所取式样仍与大食蔷薇水瓶近似，恐怕也以盛放香水为宜。而此际新疆地区或亦能制作瓶装的蔷薇水，其影响当直接来自中亚，丝路的重新开通，本提供了这样的条件。
　　明代亦然。陈诚通使哈烈，在《西域番国志》中记其所见云：“予于丁酉夏四月初复至哈烈，值蔷薇盛开，富家巨室植皆塞道，花色鲜红，香气甚重，采置几席，其香稍衰，则收拾 炉甑间，如作烧酒之制，蒸出花汁，滴下成水，以甆瓯贮之，故可多得。以浥酒酱（浆），以洒衣服，香气经久不散，故凡和香品，得此最为奇妙也。”《西域番国志》成书于永乐年间。哈烈，即今阿富汗西部之赫拉特。明张凤翼《窃符记》第二齣：（末扮内官捧瓶上），“颜恩奉如姬命，送蔷薇露与夫人”；（旦起立接科），“冰洁，似仙掌露华莹澈，泻金盆不羡，兰膏飞沫，清冽，这鼻观氤氲，胜百和炉中香夜爇。”这一瓶蔷薇露出自宫中，似暗示其非寻常之物；明蒋之翘《天启宫词》亦有“蔷薇露噀熨宵衣”之句，两事均在明末。蔷薇水郁烈之香，依然不绝如缕。
　　至于清，“蔷薇水”之名反而鲜见，而多以波斯文的对音即“古剌水”为称，六十年代马坚先生曾有专文论及，见郭沫若《读随园诗话札记》附录《古剌水》[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