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這個字作為一種人群稱號，最早出現在商代甲骨文中。此後，中國先秦文獻裡關於「羌」或「氐羌」的記載很少，而且含意不明確。到了漢代，河湟地區土著(當時中國人稱他們為羌)曾與中國發生長期血腥的衝突。此時中國文獻中才對「羌」這個人群有深入而豐富的記載。五世紀史家范瞱所著的《後漢書·西羌傳》，主要記載後漢兩次荒亂時期的漢羌戰爭經過，並追溯羌人的來源至春秋戰國的戎、西周的姜姓族，以及其它先秦文獻中商周的羌、氐羌、撮狁等等。

根據《後漢書·西羌傳》、殷商甲骨文及其它先秦史料，歷史學者對於羌族的地理起源、遷徙、分佈有很深入的研究。這些研究都將商代到漢代的荒當作一個民族，他們由商代或更早開始，一波波的東遷融入華夏。留在西方的羌人又受到華夏的進逼節節西遷，部分形成漢代河湟地區以及西南地區的羌人。

在本章中，我從一個新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在此，「羌」並不是代代住在中國西疆的某一「民族」，而是代代存在華夏心中的一種對西方異族的「概念」。這個概念表達著「西方那些不是我族的人」。因此，由商代到漢代隨著華夏的向西擴張，羌人的概念也向西推移。

一、殷代的羌人

在商代甲骨文中，羌字寫作 。由字形看來，它由「羊」、「人」兩個部分構成。甲骨學者大多將此字釋為「羌」（1）。在甲骨文中，商人稱一個地區(或一個國家)為羌方，稱那兒的人為羌。甲骨學者曾試圖考據羌方或羌人所在。由與羌有關的方國位置關係，陳夢家認為所有這些國家都在山西南部與河南。李學勤考據商王田獵區域地理，也認為羌方在山西南部或更西的地方。白川靜得到類似的結論，他認為羌在河南西部的平原與丘陵相交的地方。島邦男則認為羌與无方在陝西東北沿黃河的地方。雖然學者們的意見有些出入，但基本上他們都認為羌在殷的西方，地理位置大約在河南西部、山西南部與陝西東部(2)。由於甲骨文中的羌地理分佈廣，學者們也指出「羌」可能被商人用作西方非我族類的通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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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雖然羅振玉曾將此字釋為「羊」，但孫抬讓、董作賓、商承祚、陳夢家與白川静等都認為這個字應作「羌」。羅振玉，《增訂殷虛書契考釋》(東方學會，1927：台北：藝文印書館，1969)，27-28；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5)，冊十二，3737-52。
(2) 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北京：科學出版社，281) ：李學勤，《殷代地理簡論》(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77-80：白川静，《羌族考》甲骨全文學論叢第九冊(自印，1958)，45；島邦男，《殷虚卜辭研究》，溫天河、李壽林譯(台北：鼎文書局，1975)，404、423。
(3) 李學勤，《殷代地理簡論》，80：顧頡剛，<從古籍中探索我國的西部民族—羌族>，118。

許多卜辭內容都說明，在商人眼中羌是相當有敵意的西方人群。卜辭中記錄商或其屬國與羌之間的戰爭。有時戰爭規模相當大；有一次，商王曾派遣五族的軍隊，另一回在戰場上用了一萬名戰士。另一些卜辭，則記載被俘的羌人在商人的祖先祭祀中如牛羊般被宰殺，成為宗教儀式中的犧牲。甲骨卜辭還顯示，有一些羌人戰俘成為商人的奴隸。顯然，在商人眼裡羌人不僅是敵人，也是可以被視為「非人」的異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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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ing-ke Wang, The Ch’iang of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Han Dynasty: 102-3.

殷代的「羌」，應是商人對異族的稱號，而非某人群的自稱族號。理由是，首先，羌有時也寫做 ——形如一個被繩子繫頸的羌人。這是一個帶有污蠛意味的稱號，不應是某人群的自稱。其次，在周人克商之後「羌」在歷史文獻上消失了數百年：這也證明「羌」只是商人的異族概念與稱號。再者，共同的自稱族號是一個族群形成的標誌之一。如果我們相信甲骨學者所言，「羌」分佈在廣大的西方，那麼由當時人群的溝通與相應的社會結群發展程度看來，很難相信當時已存在一自稱「羌」的廣大族群。羌字由羊、人構成：很可能當時在商人之西有些人群，他們之所以被商人稱為羌(羊人)，或因在他們的宗教信仰上羊有特殊重要性，或因他們像羊一樣的被用為祭祀中的犧牲。但最有可能的是，如前所言，新石器時代晚期以後農業邊緣地區人群普遍以養羊取代養豬，並減少農業活動，這個經濟生態上的變化讓以種植為生的人群印象深刻，因此以「羌」來稱這些牧羊人。總之，羌原來不是一群人的自稱：在漢代之後直到現代，只有接受漢人給與「羌人」之稱的人群，才自稱「羌」或「羌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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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明珂，<什麼是民族>，《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5．4(1994) ：1008-14、1022.
二、西周時羌在文獻中消失

西元前十一世紀，周人結合西方各族群的力量共同克商。在此前後，周人與其盟友逐漸東方化；他們繼承了許多商人的文化以及書寫傳統。西周時人留下的直接史料，最豐富的便是西周金文。在西周金文中「羌」字非常罕見，更無被用作人群稱號的例子。有些先秦文獻，如《尚書》、《詩經》、《逸周書》、《易經》、《左傳》與《國語》等，其中部分材料被認為成於西周，或反映西周時的情況。在這些早期文獻資料裡，无只出現在《尚書·牧誓》、《詩經·商頌》與《逸周書·王會》之中。

《尚書·牧誓》是一篇武王誓師伐紂的文告，在此文告中，羌為周人陣營中的八個「異族」之一(其餘為庸、蜀、鬃、微、盧、彭、濮)（6）。本篇文辭淺易，有些用語又是戰國時才有的用法，因此許多學者皆指出《牧誓》為戰國時人述古之作（7）。在這篇文告中包括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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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原文部分為：(武)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7) 屈萬里，《先奏文史资料考辨》(台北：聯經出版社，1983)，322。

的所謂「牧誓八族」大多不見於金文，而見於戰國文獻之中，也說明這不是商末的作品。《詩經·商頌》中關於羌的內容為：「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韓詩》與《史記》都稱商頌是宋國貴族正考父所作，以頌美宋襄公之詞。白川靜、王國維對此都有考証而同意此說(8)。值得注意的是，這兒所稱的遠方異族為「氐羌」而非「羌」。在《逸周書·王會》中出現的也是「氐羌」。在商代甲骨辭例中，常出現有 (以羌)，意思是擄獲或徵發羌人（9）。由字形看來，先秦文獻中的「氐羌」很可能便是甲骨文中的「以羌」，只是意義有了變化。宋為商人後裔的封國：可能是，春秋時期的商頌作者仍可以看到祖先傳下來的文獻，但他們已不清楚「以羌」的真正意思，而將它當作一個異族稱號。總之，在西周時並沒有一個當時存在的族群被稱作「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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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同前，335。
(9) 董作賓，<殷代的羌與蜀>，《說文月刊》3．7(1942) ：107；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280。


周代之戎、姜姓族舆羌的關係

雖然西周時沒有稱為羌的民族，但是姬姓周人的親密戰友兼姻親，姜姓之族，卻被許多學者認為是羌人的一支。其原因為：首先，在字形與字音上羌與姜有密切的關聯。其次，羌人與姜姓都是住在西方與商人敵對的人群。第三，更直接的証據來自《後漢書·西羌傳》：這篇文獻記載，漢代河湟西羌是「姜姓之別」。根據這篇文獻，西周時的戎人也是羌人的一部分。《後漢書·西羌傳》中的說法很值得懷疑。首先，在先秦文獻與金文中，「羌」與「姜」從來不相混淆。其次，雖然姜姓族與羌都是商人的西方敵人，但他們的地位不同：羌是可以被用為犧牲的人群，而姜姓之族與姬姓周人都是渭水流域的重要氏族。姬姓周人曾受商人之封，為商政治圈的一員，因此他們的姻親與盟友應不至於被當做野蠻的非人類看待。再者，姜姓之族的分佈主要在渭水流域的中游，由寶雞到西安一帶。如果甲骨學者的考証可靠，那麼羌或羌方的分佈與位置是在商人與姜姓族的中間。

至於西羌如何成為姜姓的別支，我們從《後漢書·西羌傳》的相關記載中可看出一些端倪。其文為：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瀕於賜支，至乎河首，綿地千里…。

由三苗與三危的線索，可以看出《後漢書·西羌傳》作者如何得到此結論。首先，《尚書·堯典》中記載，三苗被放逐到三危。三危即在西羌所居之地(河關之西南)，因此西羌便是三苗的後代。《左傳》中又稱，春秋時期「姜戎氏」的祖先原住在瓜洲。魏晉時期注釋家杜預認為，這些被逐的「壞分子」所居的西方瓜洲、三危都在同一地。西羌傳作者可能持同樣的觀點，因此姜戎氏也成了三苗的後代，西羌則是姜姓(姜戎氏)的別支。顯然，這種結論是在中國注釋家的傳統中被創造出來的，而非根據歷史學家的文獻證據，更非是作者對當時人群、地理的實際觀察採訪結果。無論如何，「羌」是商人對西方異族的通稱，「姜」則是西方某族群的自稱。他們可能有部分重疊，但並非同一。

關於戎與西羌的關聯，《後漢書·西羌傳》中說得更是模糊而牽強。自司馬遷著《史記》以來，四裔傳成為中國正史中不可缺的一部分。四裔傳的內容，主要是對華夏邊緣族群的風俗習慣、社會組織，及當代該族群與中國的往來關係作民族誌式的描述，有時亦包括同一地區民族活動的傳說與歷史性記載。譬如，在《史記·匈奴列傳》中司馬遷首先記載：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其次，他敘述匈奴的風俗，而後又用相當長的篇幅敘述戎翟的歷史。但是，他並沒有宣稱戎狄與匈奴有任何直接的關係：似乎他只是將匈奴之前北方及西北的民族活動，置於可能有關的匈奴列傳之中。

《後漢書·西羌傳》的體例完全比擬《史記·匈奴列傳》。傳首曰：「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這是一段傳說史料。接著描述羌人的社會及風俗習慣，而後敘述戎人的歷史，其中穿插有關氐羌與羌的記載。然後，作者記述秦人滅戎的經過，以及戎人受秦所逼西逾汧隴，又變回到酋豪分立的狀態。而後，作者又敘述漢代河湟羌族的始祖傳說：「羌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為秦所拘執，以為奴隸，不知爰劍何戎之別也。」顯然不同於司馬遷的是，《後漢書·西无傳》的作者有意將姜姓、氐羌、戎與漢代西羌的歷史銜接起來。

事實上，河湟羌族與「戎」在文化上、社會結構上、經濟生態上有相當大的差別。河湟羌族直到西漢前期還與中國無甚關聯，而諸戎則相當受華夏文化的影響。河湟羌族是遊牧人群：戎相當依賴畜養動物，但春秋時的戎人並非遊牧人群。河湟羌族為了適應遊牧生活，早已發展出由大小豪酋統治的分裂性社會結構：各個戎的群體，則統於單一的領袖。《後漢書·西羌傳》的作者似乎也注意到，春秋時陸渾、蠻氏戎的領袖自稱「子」(華夏封建國的爵號之一)，以及戰國時大荔、義渠戎的領袖也自稱「王」：這與西羌有相當的差異，因此他以「(戎)餘眾皆反舊為酋豪」來做解釋。事實上，分裂性結構是許多遊牧社會的特色，這與當地的經濟生態與人群親屬關係都有密切的關聯，並不是輕易可以變來變去的。

部分西方學者傾向於將「戎」視為具某種血統，或使用某種語言的人群，因此努力將戎與現代某種族或語族的人群聯繫起來。如 Friedrich Hirth認為戎與突厥族(Turkish)有關：Wolfram Eberhard則認為他們是先藏族(Droto-Tibetan)（10）。在這種學術傳統下，E．G．Pulleyblank則將戎，以及華夏化之前的姬姓與姜姓之族，都當作是藏緬語族Tibeto-Burmans的一支，如此也將戎、姜、羌聯繫在一起（11）。這種看法值得商榷。首先，「藏緬語族」是現代語言學家的概念：是以語言學上某些客觀特徵的相似性來劃分的人群範疇。這個人群範疇，與以主觀認同來凝聚的民族沒有絕對的關聯。其次，事實上並沒有任何證據可證明戎人說的是與現代藏緬詔有關的語言。甚至於，我們很難說戎人的語言與古漢語究竟有何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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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Friedrich Hirth, 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184-88; Wolfram Eberhard, Kultur und Siedlung der Randvolker Chinas, supplement, ToungPao 36 (1942).
(11) E.G. Pulleyblank, "The Chinese and their Neighbors in Prehistoric and Early Historic Times," in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419-21 。


《左傳》中有一段記載，敘述姜戎氏首領對晉人說的話：「我諸戎語言飲食不與華同」。這段史料經常被學者引來證明，戎人的語言、文化與華夏不同是一客觀存在的事實。但基於我在羌族地區的田野調查經驗，我對這結論不那麼有信心。理由是，在族群認同上最重要的不是語言的客觀異同(語言學者的判準)，而是語言的主觀異同(土著的認知)。臀如，對語言學家來說，黑水藏族與茂汶羌族說的都是藏緬語族羌語支中的羌語，兩者只有方言上的差別。但許多茂汶羌族認為黑水人也是羌族，所以他們覺得黑水人說的話與他們「差不多」。但是，當許多黑水人自認為是藏族，與東邊的羌族沒有關聯時，便認為羌族的話他們聽不懂。同樣的道理，當姜戎氏說他們的語言與華夏不同時，他只表達了與華夏不同的認同：我們並不知道究竟他們與華夏在語言上的差別有多大。語言的客觀同異，在族群認同上既非充分條件，亦非必要條件。而且，語言是一種經常在學習、假借與遺忘中的動態經驗。因此，即使我們知道戎人與羌人說的是那種語言，也不能解答他們在族群認同與族源上的關聯。

更重要的是，在下面我們將進一步說明，由春秋戰國到漢代「戎」與「羌」都是華夏對非我族類的稱號。隨著華夏本身族群意識的發展與變遷，「戎」與「羌」的概念，以及這些概念所指稱的人群範圍也會隨之變化。因此，不同時代的戎或羌，以及不同地域的戎或羌，都可能說不同的語言，或在體質上有相當的差異。

三、戰國文獻中的氐羌

春秋戰國時期，隴山以東的戎人多被秦人征服。隨著秦人的華夏化，他們也成了華夏的一部分。就在這時，「氐羌」出現在中國文獻之中。除了前述《詩經·商頌》中所記載的「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外，《逸周書·王會》中也記載，一個遠方異族「氐羌」以鸞鳥來向周王進獻。在寫成於戰國末的《呂氏春秋》中，也有關於一個遠方異族「氐羌」的記載：他們被擄後不擔心被關進牢裡，只擔心死了屍體得不到火葬。同書中另一個記載則說，西方有些「無君」(不統於國君)的人群，其中之一便是「氐羌」。有火葬習俗的氐羌，也見於《荀子》一書中。類似的記載又見於《墨子》之書中，但這個火葬人群被認為是在秦之西的義渠，而非氐羌。《山海經·海內經》中記載：「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龍，先龍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在此氏羌又成為一個人名。

以上這些先秦文獻，不同的篇章可能成於不同人之手，或成於不同時代。《商頌》寫成於戰國，爭論較少。《逸周書·王會》中有義渠、樓煩、渠叟、匈奴、長沙等較晚的民族與地名概念出現，因此不會早於戰國。同樣的理由，《山海經·海內經》也不早於戰國。《苟子·大略》篇，成於苟子的學生或漢代學者之手。《呂氏春秋》則毫無疑問成於戰國末期。以上部分文獻的完成年代可能還有爭論，但所有這些作品大致能代表戰國時人的思想。

這些作品的性質，以及有關「氐羌」的內容，可以讓我們探索當時人的「氐羌」概念內涵。在《呂氏春秋》、《逸周書·王會》與《山海經·海內經》中，有關氐羌的記載都混雜著傳說、神話。如《逸周書·王會》中，記載許多遠方國家帶來珍奇土產獻給周王：其中許多國家與動物都帶有濃厚的神話色彩。《山海經》更不待說，以其荒誕神奇的內容著稱。出現在《逸周書·王會》中的一些傳說國名與動物，部分也見於《山海經·海內經》。在《呂氏春秋》中，氐羌也與許多傳說國家或人物如饕餮、窮奇等一起出現。《呂氏春秋》與另一些著作，如《苟子》、《墨子》又有一共同特質：它們都出於戰國思想家之手。我們知道，這些思想家經常只是借用些傳說或典故來發揮其學說，所述卻不一定是過去或當代的事實。這些作品中所提到的火葬氐羌，或無君的氐羌，都有如此的不確定性質。一個有力的證據是，記載當代及過去人事的戰國歷史文獻如《國語》、《左傳》、《戰國策》等，其中都沒有關於氐羌的記載。另外，在所有這些載有氐羌的先秦文獻中，氐羌的確切分佈地域都不清楚。在《呂氏春秋》、《苟子》，《逸周書》中，我們也只知道「氐羌」是指某西方人群。這也說明，戰國時「氐羌」並非指某一與華夏經常有往來接觸的異族。

總之，在戰國時氐羌或出現在思想家們的著作中，或出現在記載一些虛構的、神話式的地理、人群與物產的作品中，主要指傳說中的某西方異族。因此，當時「氐羌」不是某一族群的自稱，亦非華夏對某一常有接觸的異族人群的稱號。戰國時期的東方華夏對於秦以西的世界認識極少。這是因為在春秋戰國時期，秦用了太多的力量來成為華夏，並與東方諸夏爭雄。相對的，他們在西方的進展很慢。西元前688年，秦武公征服了天水一帶的冀戎與邽戎，將這兒變成秦的郡縣。過了三百年之後(西元前四世紀)，秦人才滅了獂戎，將勢力推進到渭水上游，今天的甘肅省隴西縣一帶。到了西元前272年，秦國才征服義渠戎，將洮河、大夏河流域納入其勢力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