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卷54《曹相国世家》记载，汉初，曹参原任齐国丞相，在中央政府的相国萧何去世后，他接任其职，“参去，属其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后相曰‘治无大于此者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关于“狱市”的含义，陈直先生认为“狱市为齐国大市之名”[1]。李根蟠先生根据丰富史料，经考证后指出，“狱市”并非指齐国大市，“‘狱市’一般与‘市狱’通用，指‘狱’和‘市’二事”，“但有时似乎又是一个专名”，“作为不可分割的名词使用的‘狱市’，在汉代又的确是存在的。盖当时犯人行刑和服役均在市中进行，故在市中划出特定地区，作为拘禁管理犯人的场所，称之为‘狱市”’[2]。

李根蟠先生对于“狱市”非指齐国大市的考证，依据充分，分析深入，令人信服；而指出“狱市”有时是指“拘禁管理犯人的场所”，对于人们是颇具启发作用的。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就“狱市”的含义作进一步的探讨。

笔者认为弄清“狱市”含义的关键，在于判明“狱”字的意思。《说文》：“狱，确也。从*[犬 犬]从言，二犬所以守也。”《释名》：“狱，确也。实确人之情伪也。”对于“狱”释为“确”，著名训诂学家陆宗达曾经作过精辟阐述：“《召南．行露》：‘何以速我狱。’《毛传》：‘狱，确也。’诗的语意是‘为什么跟我打官司(招我于狱)’。毛亨没有解释‘狱’是诉讼的地方，而用同音字‘确’来说明‘狱’的语源，也就是推索‘狱’字命名之由来。‘狱’是以确定是非曲直而得名的。古代有‘治狱’、‘辩狱’，指审理诉讼作出判决的全部过程。由此可知‘狱’是旧时的‘大理院’，即今天的‘法院’，而不是‘监狱’、‘牢狱’。古代的牢狱叫‘鞠’，汉代有‘鞠城’(李尤有《鞠城铭》)那才是‘囹圄’、‘监牢’。”[3]

从史籍来看，“狱”在汉代也可指为监狱，如《史记》卷122《酷吏列传·王温舒传》载：“奸滑穷治，大抵尽靡烂狱中，行论无出者。”《史记》卷122《酷吏列传·义纵传》载：“纵至，掩定襄狱中重罪轻系二百余人，……”以上之“狱”都是指牢狱。“狱”还可以作动词用，引申为坐牢。如《史记》卷110《匈奴列传》载：匈奴风俗，“狱久者不过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这里的“狱”即为坐牢的意思。不过，在史籍中“狱”确实有不少是作为“确”来使用的，例如，《史记》卷89《张耳陈余列传》载：“贯高至，对狱，曰：‘独吾属为之，王实不知。’”这里的“狱”，即为审讯之意。“对狱”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出庭受审。再如《史记》卷109《李将军列传》载：“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园壩地，当下吏治，蔡亦自杀，不对狱，国除。”这里的“狱”和前例是同一个意思，“不对狱”，即是不愿出庭受审。又如《史记》卷122《酷吏列传·杜周传》载：“至周为廷尉，诏狱亦益多矣。……会狱，吏因责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会狱”即是会审，“狱”仍指审讯，亦即“确”。

诚如李根蟠先生所指出，在史籍中“狱市”也多称为“市狱”。如果以“确”来解释“狱市”或“市狱”的“狱”字，则“狱市”或“市狱”的含义便可迎刃而解，——“狱市”或“市狱”，就是管理市场贸易活动、处理买卖纠纷、审理与市场贸易活动有关的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机构。这个机构和市场、贸易活动紧相联系，它是建立于后者基础上的，但是它本身并不包括后者。李根蟠先生有一段阐述颇值得注意，他指出，魏晋南北朝时人都把“狱市”和“市狱”的“狱”理解为“刑狱”之狱，而不是理解为“市”的名称。例如：三国时魏国的王朗在《疏劝育民省刑》中说：“昔曹相国以狱市为寄，路温舒疾治狱之吏。夫治狱者，得其情则无冤死之囚……”西晋刘槐奏言：“古之为狱必察五听，三槐九棘以求民情。虽明庶政，不敢折狱。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续，是以明王哀矜用刑。曹参去齐，以市狱为寄……”郭璞疏：“夫以区区之曹参，犹能遵盖公之一言，倚清靖以镇俗，寄市狱以容非，德音不忘，流咏于今。”刘宋孝武帝诏称：“夫五辟三刺，自古所难，巧法深文，在季弥甚。故沿情察讼，鲁师致捷，市狱勿扰，汉史飞声。”南齐崔相思也说：“宪律之重，由来尚矣。故曹参去齐，唯以狱市为寄，余无所言”。以上数例所明确谈到的都是关于审讯执法的问题，而未提到市场贸易活动。但是他们又都列举曹参以“狱市”(或“市狱”)为寄来阐明自己的观点，如果这里的“狱市”(或“市狱”)是包括了“狱”和“市”二事，那么，他们的阐述似就不应当仅仅谈审讯执法，而理当涉及市场本身的问题。而只要把“狱市”(或“市狱”)理解为具有司法权的市场管理机构，他们的阐述就很好理解了。

谢承《后汉书·周敞传》载：“吴郡周敞，师事京房。房为石显所谮，系狱市。”司马彪《续汉书》载：“世祖(光武帝刘秀——引者注)微时，系南鸣市，狱市吏以一笥饭与之。”李根蟠先生指出，这里的“狱市”，“显然不能把‘狱’和‘市’分开来理解”[4]。这无疑是正确的．关于刘秀系南鸣市的缘由，史籍未载，不过，根据相关记载可以作一些分析。范晔《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载：“地皇三年，南阳荒饥，诸家宾客多为小盗。光武避吏新野，因卖谷于宛。”李贤注：“新野属南阳郡，今邓州县。《续汉书》曰：‘伯升(刘秀兄——引者注)宾客劫人，上避吏于新野邓晨家。’”“《东观纪》曰：‘时南阳旱饥，而上田独收。’宛，县，属南阳郡，故城今邓州南阳县也。”《后汉书》卷77《樊晔列传》载：“光武微时，尝以事拘于新野，晔为市吏，馈饵一笥。”可见《续汉书》所言“南鸣市”所在地属于新野，所谓光武“尝以事拘于新野”，就是拘于新野南鸣市。具体地说即是为南鸣市的管理机构“狱市”所拘系。而他之所以被市场管理机构所拘禁，大概与其从事“卖谷”的活动有关亦未可知。作为市场管理机构的“狱市”是设置有关押犯人的监牢。

关于汉代市场的贸易活动和管理市场的官吏及其职能，在史籍中也有所记载。张衡《西京赋》生动地描述了汉代长安市场不法商贩的经营情况和管理市场的职官：“尔乃廓开九市，通圜带匮。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周制大胥，今也惟尉。瑰货方至，鸟集鳞萃。鬻者兼赢，求者不匮。尔乃商贾百族，裨贩夫妇。鬻良杂苦，蚩眩边鄙。何必昬于作劳，邪赢优而足恃。彼肆人之男女，丽美奢乎许史。”从这则记载看来，其时长安市场里商贩出售货物时掺杂劣货、坑害顾客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可见设置具有司法权的机构来加强管理是必要的。按照张衡的说法，汉代管理市场的官吏称为“尉”。而《汉书》则记载汉代有“市啬夫”、“市吏”，卷86《何武传》载：“武弟显家有市籍，租常不入，县数负其课。市啬夫求商捕辱显家。”这说明“市啬夫”不仅可以征纳商业税，而且有权拘捕拒纳税款者。卷76《尹翁归传》载：“是时大将军霍光秉政，诸霍在平阳，奴客持刀兵人市斗变，吏不能禁。及翁归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馈，百贾畏之。”这反映了“市吏”既要管理各类商贩(“百贾”)的贸易活动，也表明了它负有制止市中斗殴、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职权。“尉”、“市啬夫”、“市吏”当为“狱市”这一市场管理机构中的职官。大概汉代的“狱市”的职掌，类似于先秦时期的“司市”。《周礼·地官·司徒》载：“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经市，以陈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贾阜货而行市，以量度成贾而征倖，以质剂结信而止讼，以贾民禁伪而除诈，以刑罚禁虣而去盗，以泉府同货而敛赊。……凡市人，则胥执鞭度守门，市之群吏平肆、展成奠贾，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师莅焉，而听大治大讼。胥师、贾师莅于介次，而听小治小讼。”这里所载“司市”的职责和权力可能含有理想化的成分，但就其基本方面来看，和汉代的市场管理机构并无二致。须特别指出的是，“司市”也有司法权。这和“狱市”是相同的。

前已述及，“狱市”是指具有司法权的市场管理机构，那么，曹参为什么要嘱咐继任的齐相“勿扰”它呢?为什么说“狱市”是用来“并容”的，齐相一旦“扰之”，“奸人”就无“所容”了?

众所周知，分析任何社会问题，都必须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史记》卷30《平淮书》载，“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齐民无藏盖”。于是“约法省禁，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汉书》卷23《刑法志》载：“当孝惠、高后时，百姓新免毒蠚，人欲长幼养老，萧、曹为相，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这就是说由于汉初社会经济凋零，人口锐减，为恢复社会生产，发展社会经济，安定社会秩序，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政权，孝惠帝和高后时，对人们的经济活动采取了放任的政策。而这一政策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衣食滋殖，刑罚用稀”的效果。

《史记》卷54《曹相国世家》载：“参相齐，齐七十余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而齐故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大集，大称贤相。”所谓“黄老”统治术，学界已研究颇多，简言之，就是要求统治者尽量不作为、少作为，与民休息，以达到恢复、发展社会经济、巩固统治的目的。这是汉初的统治者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总结和吸取秦政权速亡的教训后而迫不得已所采取的政策。《史记·曹相国世家》在记述了上引那段文字之后，紧接着就记载了曹参离齐前夕和继任齐相的那则“勿扰”“狱市”的谈话。《史记》如此叙事，恐非偶然。显而易见，“勿扰”“狱市”是曹参“安集百姓”的重要措施之一。而其嘱咐继任齐相“勿扰”“狱市”的意思，应当是要求他不要干扰“狱市”一一市场管理机构的工作。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嘱咐齐相不要干扰“狱市”的工作和安集百姓这二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曹参在黄老思想指导下所采取的用人之道人手进行分析，才能究明缘由。

曹参接任中央政府的相国后，“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择郡国吏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日夜饮醇酒”。他选拔一批能够推行黄老无为统治术的郡国吏作为其属吏，对于热衷于有所作为以博取声名的官吏则给予罢免。这是从组织上采取措施，以保证黄老统治术得以贯彻落实。可以想见，曹参担任齐相时，当他采纳盖公的建议后，其所任用的官吏也必然是能够尽力实践其治政思想的“重厚长者”。“狱市”既然深系“安集百姓”的大计，他所任用的狱市吏就只能是属于此类人，而不可能是相反。在这种情况下，狱市官吏对于市场的各项活动势必采取了放任的管理方针。也唯有如此，才能“并容”，才能容纳“奸人”。这也就是《汉书。刑法志》所说“从民之欲，而不扰乱”的一种表现。

曹参离齐前夕，因为担心继任齐相不理解或不同意他的做法，不满意“狱市”履行职责的表现，而对之加以干扰一诸如撤换“狱市”原有的官吏，而改用“欲务声名”者；或齐相自己直接过问“狱市”工作，改放任政策为严加管理。若此，“狱市”就无法再“并容”、纳“奸”了。而这在当时是不利于“安集百姓”的。所以曹参才会以“狱市为寄”，郑重其事地向继任齐相作了交待。

黄老思想指导下所推行的放任政策，对于恢复汉初的社会经济确实具有积极作用，且因它实行日久，逐渐成为朝中大臣及地方官吏的共识。但这个政策也有明显的负面影响，即助长了各种违法犯罪活动，造成社会道德的沦丧。因此后来贾谊才会上疏进行抨击：“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宜，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日不同矣。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杀父兄矣。盗者劍寝户之帘，搴两庙之器，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而大臣特以薄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坏败，因恬而不知怪，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适然耳。”[5]颜师古注“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说：“言其所追赴，唯计利与不耳，念虑之中，非顾行之善恶也。”这种风气的“日甚”一日，是和汉初以来“狱市”的“并容”纳“奸”不无关系的。

无独有偶，据史籍记载，在西周初期也曾推行类似于“勿扰”“狱市”的政策。《尚书．立政》载：“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兹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训用违；庶狱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义德，率惟谋从容德，以并受此丕丕基。……相我受民，和我庶狱庶慎，时则勿有间之……继自今文子文孙，其勿误于庶狱庶慎，帷正是义之。……今文子文孙，孺子王矣!其勿误于庶狱，帷有司之牧夫。”《立政篇》是周公旦对成王的诰词，主要是阐述治政的法则。周公旦东征胜利后，周王朝的首要任务是健全官制，恢复发展社会经济，以求长治久安。在诰词中周公旦反复告诫成王，要象文王那样选拔有德行的人担任各部门的官吏，而不亲自兼管各种教令，不去过问各种狱讼案件，让各部门主管官员能够各司其职，行使其权力。同时希望成王能象武王那样，即位后就谋求顺从文王宽容的美德。在这篇诰词中，周公旦提出了“勿间”官吏治狱的主张，即要求文王的子孙们不要代替主管官员去处理各种狱讼案件。可见“勿间”官吏治狱和“勿扰”“狱市”(或“市狱”)是有相似之处的。

综上所述，“狱市”或“市狱”应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名词，它是指具有司法权的市场管理机构，而不能把“狱”和“市”分开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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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1页。

[2] 李根蟠：《汉代的“大市”和“狱市”——对陈直〈汉书新证〉两则论述的商榷》，《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

[3] 陆宗达：《训诂简论》，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136页。

[4] 李根蟠：《汉代的“大市”和“狱市”——对陈直<汉书新证>两则论述的商榷》，《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l期。

[5] 《汉书》卷48《贾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