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仁寿四年（604年），隋文帝驾崩，杨广即位，是为隋炀帝，次年改国号大业。炀帝即位之初，正值文帝开创的“户口益多，府库盈羡” 的繁荣局面。但是，炀帝一改文帝时设轻税之法，宫廷节俭，保护个体小生产农业及家庭副业手工业、个体手工业经济的传统，将全国纳入战时经济的轨道，不再以发展攸关国计民生的纺织业为要务，而以从事宫殿建筑、幸游造船业和军事手工业为主要内容，使手工业呈畸形发展的格局，正常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惨遭破坏。

（一） 隋炀帝对手工业机构和政策的调整

“炀帝即位，多所改革”，这是史书对他的总体评价，其中在手工业方面的调整力度尤其大。大业时从太府寺中分出少府监，统属左尚、右尚、内尚、司织、司染、铠甲、弓弩、掌冶等署。后来还将司织、司染合并为织染署，并罢废铠甲、弓弩二署。 铠甲、弓弩二署从少府监中分出，使得当时的军事手工业自成一独立系统。因此，炀帝时基本上确立了以后手工业机构中少府、将作、军器三监鼎足而立的手工业管理机构格局。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军事手工业机构虽然已从少府监中分出，但由于隋炀帝时军事手工业的地位非常高，在一定时期内不仅有合二为一乃至有以军事手工业取代少府监的趋势，如炀帝“将事四夷，大造兵器”，下敕由云定兴“节度”少府监控制的工匠， 少府监控制的相当一部分工匠主要从事“兵器”生产 。

为了保证官府手工业部门生产的产品的质量，这里的生产比较正规，工匠生产时必须严格按照成式。炀帝追尚奢靡，曾经令“巧思绝人”的黄亘、黄兖兄弟在少府、将作监值班，“于时改创多务”，黄氏兄弟“每参典其事”。凡是要生产一种新产品，少府少卿何稠都要“先令亘、兖立样，当时工人皆称其善，莫能有所损益” 。正是官府通过严格的“立样”制来提高官府手工业的产品质量，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隋炀帝时生产规模之巨大。

在隋炀帝时，已经很难看到强调轻税之法和对百姓减免赋税徭役的记载，政府一改保护个体小生产农业及其家庭副业手工业、个体手工业经济的基本国策，一味发展宫殿建筑、幸游造船业、军事手工业等消费性或奢侈性手工业生产，使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纺织手工业大为萎缩。

（二） 不顾国力民力的宫殿建筑

洛阳是隋代控制东部的重要据点，其政治地位仅次于京师大兴（后改为长安），称东都。大业元年（605年）三月，登基伊始的炀帝便下诏由当朝重臣杨素、杨达、宇文恺等负责东都营建，其中以宰相杨素为营作大监，作为东都营建的总负责人。早在平定江左陈朝时，杨广就非常注意这里的宫殿及其他著名建筑，“以就规摹”。据记载，东都城建“曾雉逾芒，浮桥跨洛，金门象阙，咸竦飞观，颓岩塞川，构成云倚，移岑树以为林薮，包芒山以为苑囿，长城御河，不计于人力”。明显地具有南北建筑合璧的风格。当时仅营建东都一项工程，每月役丁就多达200万人次。按此工程历时11个月计，其用工当不少于2，000万人次。将作大匠宇文恺“揣帝心在宏侈”，由他亲自主持设计的东都“制度穷极壮丽”。宇文恺因此而进一步得宠，一跃升为工部尚书。

隋炀帝还在皁涧营建规模宏大的显仁宫，其“苑囿连接，北至新安，南及飞山，西至渑池，周围数百里”。竣工后，还令诸州“各贡草木花果、奇禽异兽于其中” 。

仁寿宫是隋文帝时新建的一项大型工程，炀帝时又对该工程做了工程量浩大的修缮扩充。扩充工程“颓山堙谷，丁匠死者太半” 。可见，仁寿宫的扩充工程绝不亚于原工程。

不仅如此，炀帝还到处营建“离宫”，据不完全统计，炀帝时仅京师至江都一线，就有40余处行宫 。

隋代宫廷建筑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系东方艺术的杰出代表。隋代宫廷建筑包括雕塑、绘画、造型、装饰、土木等多种艺术，使东西二京不仅对国内新建或改建地方城市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亚洲其他国家的影响也不可低估 。

以宫殿建筑为代表的隋代城建手工业，在炀帝时“不计于人力”，“指期于百姓”，这远远超出了个体小生产农业和个体手工业工匠的承受能力，终于造成“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 的严重后果。

（三）幸游刺激下的豪华造船业

隋炀帝在位期间，曾经多次幸游江都及其他地区，这其中虽然有政治、军事方面的目的在内，但是极尽奢靡、游玩享乐是其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有的学者分析指出隋炀帝有一种幸游江南之情结 ，是有一定道理的。这样，围绕隋炀帝的幸游，豪华造船在当时得到了超常发展。

隋炀帝幸游江都时制造了数以千计的豪华船只，其中见于记载者就包括龙舟凤□（左舟右榻去木）、黄龙赤舰、楼船篾舫、翔螭、浮景、朱鸟、苍螭、白虎等大型船只。龙舟是专门为炀帝设计的，制造精美，装饰考究，功能齐全，规模巨大。龙舟身长200尺，高45尺，宽50尺；船身分为4层，上层有正殿、内殿、东堂、西堂等，中间两层有房120间，底层供宦官等工作服务人员居住。翔螭专用于皇后乘坐，浮景则提供妃子专用。文武百官五品以上者乘坐船只，九品以上六品以下者则乘蔑船。炀帝幸游时，浩浩荡荡的数千艘船只“舳舻相接，二百余里” 。这些船只均“饰以丹粉，装以金碧珠翠，雕镂奇丽” 。后来杨玄感发动叛乱后，“龙舟水殿皆为所焚”，虽然这时隋王朝已经到了内外交困的地步，但是一心只想南下幸游江都的炀帝，依然我行我素，“诏江都更造，凡数千船，制度仍大于旧者” 。

隋炀帝每幸游一地，都要求地方官吏供应各种费用，凡贡献食物和物品丰盛者，立即加封官爵，至于供给匮乏者，则“谴至死”。炀帝幸游无疑成了沿途不可忍受的苛政。不仅如此，隋炀帝每次幸游时，还不遗余力地盛修仪仗。如大业二年（606年）幸游江都前，“课州县送羽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凡骨角齿牙、皮革毛羽，可饰器用，堪为氅□（左耳右毛）者，皆责焉。征发仓促，朝命夕办，百姓求捕，网罟遍野，水陆禽兽殆尽，犹不能给，而买于豪富蓄积之家，其价腾踊。
由此可见，造船业尤其皇室豪华造船成为隋炀帝时期一个特殊的手工业部门，专供皇帝幸游的船只规模之大，制造之精美，在历史上实属少见，在也在地下考古中得到了验证。 但是，炀帝时发展造船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皇帝的幸游，这是以民间造船业的萎缩为前提的，或者说，是以牺牲个体小生产农业及其家庭副业手工业、个体手工业经济为沉重代价的。大业元年（605年），曾经“遣黄门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龙舟者及杂船数万艘。东京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 。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被破坏殆尽。

（三） 具有特殊地位的军事手工业

隋炀帝时期穷兵黩武，多次发动民族战争及镇压国内反抗起义的军事行动，军事手工业在整个手工业经济中具有特殊的地位，甚至有将全国经济纳入战时经济轨道的趋势 。

武器精良，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基本保证之一。盛行于手工业管理机构少府监内的“立样”制，在隋代军事手工业生产中被严格遵循。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为了做好攻打高丽的准备，“复点兵具器仗，皆令精新，滥恶则使人便斩” 。官府要求所制造的武器必须精良、新颖和耐用，否则要处罚有关责任人。史称“炀帝嗣位，盛修军器”，一开始就对军事手工业非常重视。实际上早在炀帝为太子时，因“技艺”而在东宫的阎玭，“数以琱丽之物取悦于皇太子”。炀帝即位后，“以玭性巧，谙练旧事，诏典其事” 。阎玭在主持军器手工业生产时，对武器的质量要求及对手工业生产者的处罚之严厉，均在想象之中。

隋炀帝即位之初，便积极做攻打高丽的准备，在生产军用船只时，工匠“苦其捶楚”，官员监造时不顾工匠的死活，强行工匠“昼夜立于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无不生蛆，死者十三四” 。尤其是“增置军府，扫地为兵” 后，民间个体手工业生产者基本上成为政府武器生产的承担者。隋炀帝大业七年（611年）七月，发江淮以南民夫，船运黎阳和洛阳诸官仓米至涿郡，以做攻打高丽的准备。同时，“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这显然是由数十万人组成的大型武器运输队，仅这次运送“资储器械巨万计” 。当大业九年（613年）六月因礼部尚书杨玄感起兵黎阳，炀帝不得不撤军，撤军时仍然是“军资、器械、攻具积如丘山，营垒、帐幕按堵不动，皆弃之而去” 。隋炀帝时武器和械具数量之巨，由此可见一斑。

为了壮大国威，也为了皇帝御征和巡视时的舒适和安全，隋炀帝时还多次使用行殿及六合城。行殿是一种可以折卸、组装乃至自由移动的宫殿，据说是由著名发明家何稠首先发明的。“初，稠制行殿及六合城”，一夜之间就可以将其组装，“高丽望见，谓若神功” 。大业三年（607年），炀帝率领文武百官及50万甲士巡视榆林，宇文恺造成“观风行殿”，“上容侍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倏忽推移”，同时辅有“周二千步”的“行城”。突厥启民可汗等望见后，“惊以为神，每望御营，十里之外，屈膝稽颡，无敢乘马” 。大业四年（608年），炀帝出塞巡视新筑长城，组合行宫并设六合板城。 大业五年（609年），炀帝又在河西御观风行殿，里面备有琳琅满目的手工业精品，隋炀帝召见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设等在观风殿上宴饮，其余20余国或部族使者在阶庭陪同。 据《隋书·礼仪志》记载，大业四年（608年）的行宫六合板城方120步，高四丈2尺，六合城主要由木材构成。行宫内装备有先进的机弩和报警系统，用以及时报警及应付突发事件、这种行宫及六合城具有警戒及保卫功能，在战争及民族地区幸游时，收到了壮大国威，保卫皇帝绝对安全的奇效。

隋炀帝时用于战争造桥技术也相当先进。隋炀帝曾经亲自坐镇攻打高丽，为了顺利、迅速渡过辽水，令何稠造桥，结果仅“二日而就” 。再如炀帝西行河右时曾经兵至浩亹川，隔绝道路，下令造桥，“数日桥成乃行” 。只用数日乃至二日就能建造可使大部队顺利渡河的桥梁，可见隋炀帝时用于战争的造桥技术是相当先进的，同时也说明其供给是非常充裕的。

隋炀帝时还大规模制造战车。炀帝曾经下令由何稠具体负责“造戎车万乘，钩陈八百连” 。大业七年（611年）五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 。新制造的战车动辄以“万乘”、“五万乘”计，战车制造规模非常之大，其在当时手工业生产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隋炀帝时以军事手工业为代表的手工业的畸形发展，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使正常的手工业生产和百姓生活秩序被打乱，其教训十分惨痛而深刻。

三

从上面的简略叙述中可以看出，隋代手工业经历了前后反差比较大的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即隋文帝时期，以发展个体小生产农业及家庭副业手工业、个体手工业经济为主要内容；后一阶段即隋文帝时期，则以发展军事手工业为要，甚至有以军事手工业取代其他手工业的趋势，再加上幸游刺激下的豪华造船业高度发达，以及宫殿兴建无日休息，使手工业呈畸形发展。隋文帝和炀帝时手工业生产的着重点不同，其社会影响和结局也迥然相反，对此进行认真总结是颇有意义的。

1、 隋文帝将征用民力控制在一定的度内，炀帝则滥用民力

毋庸讳言，隋文帝时也曾有过像修建仁寿宫之类的大型工程，以及平陈的统一战争和攻打高丽的大规模战争等，尤其修建仁寿宫是一项劳民伤财的工程，受到史学家的严厉批评 。但从整体上看，文帝还是将民力征用控制在百姓能够接受的程度内，民劳而无大怨，财耗而无大乱，而且其集中征用民力的时间一般比较短，在比较快的时间内便恢复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秩序。炀帝时则不然，战争连年，幸游不止，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及行宫，这些“不计人力”的战争和大型工程，大大超出了个体小生产农业和个体手工业生产者的承受能力，出现了“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的严重社会危机。史称炀帝“无日不治宫室，两京及江都苑囿、亭殿虽多，久而益厌，每游幸，左右顾嘱，无可意者，不知所适，乃备责天下山川之图，躬自历览。以求胜地可置宫苑者” 。正是由于炀帝时滥用民力，出现了“老弱耕稼”、“妇工纺绩”的状况，最后结果是“不足以救饥馁”，“不足以赡资装” 。不仅如此，炀帝时还有役及妇女，“丁男不充，以妇人兼役” 。炀帝时力役繁重，只能使脆弱的个体小生产农业及其家庭副业手工业、个体手工业经济纷纷破产。

2、 文帝厉行节俭，炀帝奢靡无度

隋文帝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轻税之法”等，多次在大范围内减免租赋，同时还十分慷慨地赏赐军队和文武百官，但皇室的生活却比较俭朴，平日御膳“不过一肉”而已。一次有关部门用布袋装干姜进献，文帝对此“大加谴责”。后来又有人用毡袋进献香药，文帝“因笞所司，以为后诫”。独孤皇后在这一方面与文帝保持着一致，她带头克俭资费，后宫内居然找不到现成的胡粉之类，甚至“六宫之内，常服浣濯之衣” 。与文帝时形成强烈对照的是，炀帝追求奢靡生活，“极奢”是后人对他的中肯评价 。宫殿及行宫、行殿修建的金碧辉煌，幸游时大讲排场，均一时莫加。如炀帝修建显仁宫时，“发大江之南、五岭以北奇材异石，输之洛阳；又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园苑” 。巡行河右时，为了“圣人可汗”及大隋帝国的面子，炀帝“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衣服车马不鲜者，州县督课，以夸示之” 。这何尝不是一次规模盛大的国际性时装展示会！炀帝因幸游所造船只及其他费用开支，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统计，但仅从一次江都幸游，何稠“营黄麾三万六千人仗，及车舆辇辂、皇后卤簿、百官仪服，依期而就，送于江都，所役工十万余人，用金银钱物钜亿计” 可知，当时的花费触目惊心，民脂民膏就这样被毫无节制地挥霍着。

3、 文帝关心民间纺织业的发展，炀帝则“扫地为兵”，将全国纳入战时经济的轨道

隋文帝代周后，就积极采取措施发展个体小生产农业及其家庭副业手工业、个体手工业经济，采取完善纺织业管理机构、减轻生产者负担等措施，使以纺织业为主要内容的民间手工业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一旦平陈，就进一步“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新置军府”，并且规定直接生产者在一定年龄内可以享受“免役收庸”的待遇 ，使百姓安居乐业，攸关国计民生的纺织品数量充裕。炀帝时则一反积极培育个体小生产农业及其家庭副业手工业、个体手工业经济的基本国策，“增置军府，扫地为兵”，将全国经济纳入战时经济的轨道。在此基本国策下，武器生产规模巨大，幸游巨型船只制造考究，宫殿建设无日休息。尤其手工业生产重心转移后，使个体手工业生产者甚至一些农民成为武器生产的承担者，农民废田，工匠在官府服役“自是租赋之人益减” 。出现了恶性循环。

4、 两种结局：“开皇之治”与隋代短命而亡

隋文帝、炀帝父子对于手工业生产的重点差异很大，文帝时减轻直接生产者的负担、发展民间纺织业为基本国策，将纺织业与农业生产相提并论；炀帝时则以发展军事手工业及奢侈消费为主，竭泽而渔，使正常的手工业生产秩序惨遭破坏，文帝和炀帝的这种手工业生产重心的变化，其结局也迥然有异。

隋文帝时生产重心的确立及一系列优惠生产者的措施、提倡节俭的做法，出现了良性循环：个体小生产农业及其家庭副业手工业、个体手工业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使开皇末全国户数多达890余万、人口4，600余万，在没有加大直接生产者负担的前提下，虽每年有300余万匹纺织品赏赐的额外开支，仍然是国库充裕，另外各国库贮存米有2，600余万石 。文帝时终于出现了人口骤增，国库盈羡，境内安定，百姓安居乐业的局面，史称“开皇之治”。
隋炀帝在开皇盛世时即位，因一改保护个体小生产农业及其家庭副业手工业、个体手工业经济的基本国策，使宫殿建筑和幸游造船业畸形发展，尤其军事手工业超常规发展，最后出现了恶性循环。在“干戈未静，桑农咸废”的情况下，还采取雪上加霜的措施，“征求无度，侵夺任己” 。炀帝“极奢于内，穷武于外”，出现了“耕桑失业，民不聊生” 的社会危机。炀帝并不由此而有所收敛，而是进一步采取了竭泽而渔的极端手段，“逆征数年之赋”，而皇室依然过着“穷侈极奢”的生活，其结果只能是“举天下之人十分，九为盗贼” 。正如乘炀帝亲自攻打高丽之机起兵反隋的大将杨玄感在给樊子盖的书信中所言：“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杨氏发动军事叛乱是不得人心的，没有得到广泛响应，但他在誓师中说的“为天下解倒悬之急，救黎元之命” ，还是颇有号召力的。后人认为，“因隋之侈，人不堪命，数归有道”，所以李渊父子很快就改朝换代， 是有一定道理的。隋代在开皇之治后10余年就土崩瓦解，这与炀帝以牺牲个体小生产农业及其家庭副业手工业、个体手工业经济为代价，来发展军事手工业、宫殿建筑、幸游豪华造船业分不开。唐代“贞观之治”开创者李世民总结隋亡教训的语言十分深刻：“昔隋末丧乱，百姓凋残，酷法淫刑，役繁赋重，农夫释耒。工女下机” 。盛极一时的隋王朝短命而亡，是情理之中的。

注释

《册府元龟》卷484《邦计·经费》。
《隋书》卷28《百官志》下。
《唐六典》卷3、卷22；《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
《隋书》卷61《宇文述传附云定兴传》。
《唐六典》卷3、卷22；《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
《隋书》卷68《何稠传附黄亘传》。
《隋书》卷68《宇文恺传》；《隋书》卷24《食货志》。
《隋书》卷24《食货志》。
《隋书》卷23《五行志》下。
《通鉴》卷180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三月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572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隋书》卷24《食货志》。
张国刚先生1996年8月上旬于威海隋炀帝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言“如何把握隋炀帝――试谈隋炀帝的悲剧意义”中，如是说。
《隋书》卷24《食货志》；《隋书》卷3《炀帝纪》上。
《大业杂记》。
《通鉴》卷182隋炀帝大业十一年（615年）十月条。
《隋书》卷24《食货志》；《文献通考》卷22《土贡考》一。
隋代造船技术发达，这在地下考古发掘中也得到了印证。如山东平度发现的一只隋代木船，是由两条宽0．62－1．05米的“U”型独木舟联成的双体船，船体残长20．24米，最宽处2．82米。该船结合部位使用了铁钉，船的体侧附加有“翼形”板。据专家分析鉴定，船身所用木材主要是金缕梅科枫香，以及少量樟木。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时代较早的双体木船的实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616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通鉴》卷180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三月条。
参见拙文《隋代军事手工业初探》，载朱雷主编《中国唐史学会第六届年会即国际唐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唐代的历史与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隋书》卷24《食货志》。
《隋书》卷68《阎玭传》。
《隋书》卷74《元弘嗣传》。
《册府元龟》卷484《邦计·经费》。
《通鉴》卷181隋炀帝大业七年（611年）条、隋炀帝大业八年（612年）条。
《通鉴》卷182隋炀帝大业九年（613年）六月条。
《隋书》卷68《何稠传》。
《通鉴》卷180大业三年（607年）八月条。《朝野佥载》卷3称：“隋炀帝巡狩北边，作大行殿七宝帐，容数百人，饰以珍宝，光辉洞彻，引匈奴启民可汗宴会其中。可汗洸然，疑非人世之有”。
《通鉴》卷180隋炀帝大业四年（608年）三月条。
《通鉴》卷181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五月条。
《隋书》卷68《何稠传》。
《通鉴》卷181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三月条。
《隋书》卷68《何稠传》。
《通鉴》卷181隋炀帝大业七年（611年）五月条。
《隋书》卷68“史臣曰”：仁寿宫的修建“使文皇失德”。
《通鉴》卷181大业四年（608年）三月条。
《隋书》卷24《食货志》。
《通典》卷7《食货典》七。《通鉴》卷181隋炀帝大业四年（608年）正月条也记载，当时“丁男不供，始役妇人”。
《通典》卷7《食货典》七。
《文献通考》卷15《征榷考》三《盐铁》。
《通鉴》卷180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三月条。
《隋书》卷24《食货志》；《隋书》卷67《裴矩传》。
《隋书》卷68《何稠传》。
《通鉴》卷177隋文帝开皇十年（590年）六月条。
《册府元龟》卷847《邦计部·赋税》。
《文献通考》卷15。
《全唐文》卷2高祖《罢差科徭役诏》。
《文献通考》卷15《征榷考》三《盐铁》。
《通典》卷7《食货典》七。
《隋书》卷70〈杨玄感传〉。
《唐语林》卷1《言语》。
《全唐文》卷10太宗《存问并州父老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