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提要：最近两年保定市有关赵匡胤祖籍究竟在清苑还是涿州的历史旧案又起争议，其中《宋朝事实》一条注释被发掘出来，成为了争议的焦点。本文从《宋大诏令集》中宋真宗的一道诏令作为解释这一谜题的逻辑起点，与他此后“降神托祖”的一系列行为相联系，分析了宋代制礼与历朝奉祖陵之间的异同，并以五代骨肉离散的时代背景，逐一辨析了“涿州说”与“清苑说”所据史料的可信程度，以及《宋史·太祖本纪》所以用“涿郡说”含糊其辞的原因。
主题词：赵匡胤 祖籍 探秘

最近偶然注意到保定报章上有关赵匡胤祖籍究竟何在的争议。其中两造纠结的焦点，是如何理解《宋朝事实》的一条注释。实际上，这则注释也是较早开启这场争讼的文献资料之一。这与我关于宋真宗“神道设教”一事的研究颇有关联，故不揣冒昧，从事件前后因果及整体情况试为析之，以就正方家同好。
一，《宋朝事实》注释试解
从《宋朝事实》注释的内容可以看出，提出并坚持清苑两墓的，是从宰相至舆夫的上下群臣；而犹疑并且否决的并非他人，恰恰是宋真宗赵恒。但群臣敢对皇帝叫板，皇帝倒向舆论妥协的事情，在中国传统皇权至上的社会里，毕竟是难以想象的稀罕事儿。1皇室祖陵究竟在不在清苑？宋真宗为何面对群议汹汹，对所迁之墓拖延不葬？这倒是应了一句俗谚：“皇帝不急太监急”。其实在这个意义上，《宋史·河渠志》所引仁宗朝韩绛上表所言“近闻诏旨以钱二百千赐本宗葬，此乃亏薄国体”2云云，正是前朝皇室所以刻意淡化，含糊处置的逻辑延伸。至于“本宗”究系清苑赵氏，抑或宗人府，史无明载，不便确指，姑且置疑可也。
无独有偶，较早类似的诏书还有留存，这就是辑入《宋大诏令集》卷第一百四十三《陵寝》类，系年“景德元年七月壬寅”的《详定康陵、定陵诏》，其言：
“康陵、定陵，已经迎奉，将修兆域。朕以园陵之事，邦家大经，开国之初，巳曾会议，寻建陵号，尚虚神寝。而有司抗表，屡有所陈，且以二寝尚居清苑。朕以事关宗庙，理合审详。周访群言，皆云有据。朕犹存重慎，益广咨询，至于命中使以经营，委藩侯而访察。继观来表，咸曰无疑。复俾大臣，再陈定议，遂有迎奉之请，用慰追远之诚。既覩佥同，式稽礼典。於是迁之梵刹，营此寝园。今则安厝有期，仪制将举。朕偶从余暇，肆阅群编，因览《太祖实录》，明载二陵所在，复又不指某州。眷言夙宵，未免疑惑。况奉先之事，垂世大猷，务叶礼经，所宜明允。可令中书门下与枢密院详定以闻。”3
这应该是现存更早的文献记载，其中“因览《太祖实录》，明载二陵所在，复又不指某州。眷言夙宵，未免疑惑”，已经明言赵恒怀疑之所在。事实上“清苑二墓”以后也没有作为皇陵留存下来。至今河南巩义市西村、芝田、孝义、回郭镇附近的北宋皇陵中，除徽、钦二帝被金人囚死漠北外，七个皇帝均葬于此。加上乾德元年（963年）赵匡胤、赵光义之父赵宏殷的陵墓由开封迁巩，共为七帝八陵，计有永安陵（赵宏殷）；永昌陵（太祖赵匡胤）；永熙陵（太宗赵光义）；永定陵（真宗赵恒）；永昭陵（神宗赵祯）；永太陵（哲宗赵煦）。所缺唯此祖陵二坟，耐人寻味。
如果我们离开宋朝历史及保定地区来作比较的话，真宗迁葬康、定二墓，本属多余。以宋前的唐代为例：位于邢台市隆尧县正南六公里的魏家庄镇的大唐西陵，即为李渊的四代祖陵，包括“建初陵”和“启运陵”，为唐高祖时始建，太宗贞观廿年（647年）累遣使臣左骁卫府长史长孙尊师与邢州刺史李宽、赵州刺史杜敖等检谒茔域，画图进上。唐玄宗于开元十三年（725年）派上柱国田再思、象城令宋文素等在陵东500米处建光业寺，为唐陵附属建筑，今陵、碑皆为河北省重点保护文物。这也是可供北宋追摹的可循之例。再如宋后政权，明代朱元璋以安徽凤阳为父陵，江苏盱眙为祖陵。清代“关外三陵”依次为建于抚顺新宾县的永陵（努尔哈赤的远祖孟特穆、曾祖福满、祖父觉昌安、父塔克世等皇室祖先，即追封的肇、兴、景、显四帝）、沈阳的福陵（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昭陵（清太宗皇太极），也没有迁葬一处。但都经过大肆修葺，陵制自有规格，绝非“一品墓”所可比拟。
从这两个文书上看，赵恒本人因《太祖实录》所言，与群臣访察所得不能合榫，故尔一再犹疑。照说如果哭的不是血胤祖坟，而是乱葬岗子，就在老百姓家里也不是个体面事儿，何况皇室先陵奉祭真伪问题，攸关朝廷尊严，即赵恒所谓“奉先之事，垂世大猷”呢？再说赵氏先茔何在，只有皇室知道得最清楚，既然《太祖实录》所载非是，所以作为赵匡胤侄儿的宋真宗，才对从清苑迎奉两座“祖坟”的认定慎之又慎。
应该指出，《实录》并非如某些论者理解的那样，是由皇帝本人“口述”而成，而是由朝廷指派大臣按照一定的格式所修。《宋会要·职官志》一八之七五言：“赵普：太祖乾德二年正月，以门下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是为宋朝修史之始。司马光在一则记载中又指出：“真宗初即位，召王禹偁于扬州，复知制诰，修《太宗实录》。”4另一则记载则说，景德四年宋真宗“入四库阅视图籍，谓宰臣等曰：‘著书难事，议者称先朝《实录》，尚有漏略。’（杨）亿进曰：‘史臣纪事，诚合详备，臣预修《太宗实录》，凡事有依据，可载简册者，方得记录。’上然之。”5看来赵恒对《太祖实录》之“漏略”尚有憾焉，唯“漏略”是否有关祖先墓葬事，不得而知。
赵恒作的傻事不止一宗。但执拗的宋真宗所以会与执拗的臣下达成妥协，只有一个他们都必须尊奉的原因：礼制。详下文。
二，北宋制礼与真宗托祖
宋代立国，继承了后周“包举天下，混一宇内”，以致太平的大志，和“先南后北”，渐次统一的方略，从而结束了五代军阀割据，王朝短暂的局面。唐祚沦亡虽不久远，但晚唐的混乱已经导致了新一轮的“礼崩乐坏”。宋代要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仍然需由制礼入手。故《宋史》志第五十一《礼一·吉礼一》开首即言：
“五代之衰乱甚矣，其礼文仪注往往多草创，不能备一代之典。宋太祖兴兵间，受周禅，收揽权纲，一以法度振起故弊。”
此卷缕述了宋代制礼的曲折经过，可供参考。按照西周“慎终追远，敬天法祖”的文化设计，本有“天子七庙，诸侯五庙”之说，“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6 也就是说天子袷禘，需要追封六代血胤先祖。祖庙在数量上所以有所差别，原因之一是等级使然，原因之二便是《尚书·咸有一德》所言“七世之庙，可以观德。”意味着身为天子，必定是祖上血胤分明，德泽久远，故尔天命有归。但后世朝廷改姓易代，往往起于乱世之中，以庶民之身君临天下，难以追溯久远，故在汉初就已作出变通。如后晋天福二年议宗庙之制，御史中丞张昭远奏议就曾以刘邦为例，认为“（汉）高祖父太上皇执嘉无社稷功，不立庙号，高帝自为高祖。”“周武虽祀七世，追为王号者，但四世而已。故自东汉以来，有国之初，多崇四庙，从周制也。况商因夏礼，汉习秦仪，无劳博访之文，宜约已成之制。请依隋、唐有国之初，创立四庙，”7他给宋太祖提出的也是类似建议。所以宋朝立国，迳以四庙为追崇祖先之制，这样就必须上溯四代血胤先祖，这就是宋廷奉祀僖、顺、翼、宣四祖的原由。8
五代诸帝“你方唱罢我登场”，“礼文仪注往往多草创”，但都把宗庙祖陵的事情放到开国典仪的重要项目加以研讨，诸般议论可参《旧五代史·志四·礼志上》。宋初立国，赵匡胤、赵光义哥俩儿应当也不例外。《宋朝事实》虽也列明宋太祖登基之建隆元年（960年）就曾追尊三世祖以皇帝称号。但是为何又出现了“自国初加上四祖陵名，钦陵、康陵、定陵，并幽州。安陵旧在京城东南隅，及改卜葬安陵后，三陵尚未修奉”9的情况呢？敬请读者留意，此处“并幽州”三字至为关键，只是“幽州”早已为后晋石敬塘割让给契丹了，10无法寻访，正所谓“虽鞭之长，不及马腹”。
但是当时赵氏兄弟攻取幽燕的“恢复”的情结尚浓，《涑水纪闻》言：
“开宝九年，群臣请上太祖尊号曰应天广运一统太平圣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上曰：‘幽燕未定，何谓一统？’遂却其奏。”11
宋太宗曾两次北伐，第一次是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灭北汉以后，未及休整战力即令转兵北向，意欲一举夺取幽州。六月，亲率10万大军出镇州（治真定，今河北正定）北进，突破辽军在沙河（今河北涿州北拒马河）的阻截，进围幽州。及至，辽守城军苦战待援。辽南院大王耶律斜轸于城北示弱诱伏，引宋军北进，以分其攻势；旋与北院大王耶律休哥援兵夹击，大败宋军于高梁河（史称“高粱河之战”）。宋军退保定州（治安喜，今河北定州）、关南（今河北高阳东）、镇州。第二次是雍熙三年（辽统和四年，986年），在宋辽战争中，宋举兵三路攻辽，进行战略决战。其间曹彬10万军曾经占据涿州，仅旬余即迫于粮草不济而退兵。后曹彬未及中、西路会师，又孤军冒进，往攻涿州。时值酷暑，遭到耶律休哥沿途阻击，推进艰难。复抵涿州，士气已疲乏不堪。此刻萧太后已率军进抵涿州东，形成对宋军钳击之势。曹彬见势不利，引军冒雨南撤。耶律休哥率精骑驰追。五月初三，于岐沟关大败宋军，史称“岐沟关之战”。所谓“岐沟之蹶，终宋不振”，此后北宋始终未再有武力恢复之举。值得指出的是，这两次战役中，涿州都成为重要战场。随着宋军失败，宋、契丹的边界也相对固定在白沟河一带。即便赵光义曾有在幽州寻访先人族墓的计划，也不得不无限期搁置下来。
回到前述赵恒在景德元年的两条诏书的发布日期，会发现著名的宋辽“澶渊之盟”正横亘其间。八月“癸酉，辽主与太后大举南下”，连下数城，攻打瀛州，在寇准力主之下，十一月赵恒率军北上亲征，十二月订立“澶渊之盟”，在维持边界现状的前提下，从此结成了“两国兄弟邦”，但也断送了他恢复幽燕的雄心壮志。《左传》有“天子之事，唯祀与戎”之语，据说和议成立後，“上（宋真宗）既罢兵，垂意典礼”，12 此后他即弃戎从祀，开始计议“天书降神”。我在《“天书降神”新议——试论北宋与契丹的文化竞争》13一文中分析了这一过程，故不赘。
与本文论题相关的一点，就是他在“降神”中另外托祖。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十月八日，真宗曾称他梦见了景德中所睹“神人”传玉玺之命云：
“先令汝祖赵某授汝天书，将见汝，如唐朝恭奉玄元皇帝。”“翌日夜，复梦神人传天尊言：‘吾坐西，当斜设六位。’即于延恩殿设道场候迎。五鼓后天尊至，冠服如元始天尊像。六人秉圭，其中四人仙衣，二人通天冠，绛纱袍。真宗再拜于阶下。天尊与六人皆就座。真宗再拜于西阶。命设榻，召真宗坐，令饮碧玉汤。天尊语：‘吾，人皇九子中一人也。是赵之始祖。再降，乃轩辕黄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电，梦天人，生于寿丘、后唐时七月一日下降，总治下方，主赵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既善为抚育苍生，无怠前志。’”14
又在戊午日，宣称有“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降于延恩殿，于是赵桓正式宣称，宋室为“轩辕黄帝之后”。并一再敕封所降之神为“圣祖天尊皇帝”。今辑入《全宋文》15第七册卷二六四、二六五、二六六诸卷之宋真宗表、告中，就屡次对这位子虚乌有的“赵氏之祖”充满着虔敬之颂词。《宋史·王钦若传》还说：钦若任景灵使时曾“阅《道藏》，得赵氏神仙事迹四十人，绘于廊庑。”这实际上是着手将赵氏祖先神话虚拟泛化，从而绕开了清苑二墓的真伪问题。此后整个礼仪制度的设计重心，也由“法祖”转为“敬天”，“神道设教”亦由此而兴。这倒是关系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转折，以其逸出本文主旨，另文不提。16

三，"涿郡说"之谜
《宋史·本纪第一》开首即言：
"太祖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讳匡胤，姓赵氏，涿郡人也。"
这是历代叙述赵匡胤籍里世次的基准。作为官修史书，《宋史》纂修例必有据，一般应当依据宋代官本的《太祖实录》。虽然《宋史》的修纂曾被后世史家批评为仓促杂芜，但毕竟由来有自，不能轻易颠覆，其中最值得推敲的正是“涿郡”的提法。
按涿郡本为西汉所置，因大运河御河迁延至隋，治所和管辖范围都在不断变更。17《宋史》志第四十三《地理六·燕山府路》：
“涿州。唐置，石晋以赂契丹。宣和四年，金将郭药师以州降，赐郡名曰涿水，升威行军节度。县四：范阳，归义，固安，新城。赐名威城。”
则唐时涿已设州废郡，且因石敬塘割让而长期归入契丹境内，仅在宋徽宗有金人手中贿买燕山府时曾短暂归宋，寻亦因“靖康之变”复入金境。故五代至宋，已无“涿郡”之名，因而这种书法无所确指，极堪玩味。
一种可能是赵氏历尽五代战乱，骨肉离散，早已失其世代里居所在。司马光曾据“张文裕云”：
“张藏英，燕人，父为人所杀，藏英尚幼。稍长，擒雠人，生脔割以祭其父，然后食其心肝。乡人谓之‘报雠张孝子’。契丹用为芦台军使。逃归中国，从世宗征契丹。”18
此故事的时间地点和从军职衔，都与《宋史》记述赵匡胤之祖世代俱为文官，而其父弘殷则“少骁勇，善骑射”，“（后唐）庄宗爱其勇，留典禁军。汉乾祐中，讨王景于凤翔，会蜀兵来援，战于陈仓。始合，矢集左目，气弥盛，奋击大败之，以功迁护圣都指挥使”19的经历相近，可资参考。赵弘殷也可能是因为战乱，少小离乡背井出来闯荡的，他最初随从的王镕，就是作为成德节度使驻守镇州（今正定）的。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三二“明太祖多养异姓为子”条言：
“养异姓为子，始于唐之宦官。其后朱全忠、李克用、李茂贞、王建等亦用以创国。盖群雄角力时，部下多易去就，唯抚之为家人父子，则有名分以相维，恩义以相浃。久之，亦遂成骨肉之亲。以之守边御敌，较诸将帅，尤可信也。”20
这正是欧阳修《五代史·周本纪》十二痛心疾首所言：
“呜呼，五代本纪备矣！君臣之际，可胜道哉，梁之友珪反，唐戕可宁而杀存乂、从璨，则父子骨肉之恩，几何其不绝矣。太妃薨而辍朝，立刘氏、冯氏为皇后，则夫妇之义，几何其不乖而不至于禽兽矣。寒食野祭而焚纸钱，居桑改元而用乐，杀马延及任圜，则礼乐刑政几何其不坏矣。至于赛雷山、传箭而扑马，则中国几何其不夷狄矣。可为乱世也欤。”21
在“乱世英雄起四方”的时代，正应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老话。《旧五代史》述各朝开国君主事迹，虽然照例追赠先祖为帝设陵，但《汉书·高祖纪一》叙及后汉高祖刘知远时，注引《五代会要》言：“懿陵、沛陵皆无陵所，遥申朝拜。”又《周书·世宗纪一》叙柴荣为郭威养子，父名守礼，注引“《隆平集》：‘柴翁者，尝独居室，人以为司冥事。一日，笑不止，妻问其故，不答。翁嗜饮，妻醉之以酒，乃曰："上帝有命，郭郎为天子。"’考柴翁即守礼之父，史佚其名。”都是五代帝王不知皇室三代以上的现成事例。
赵弘殷没有活到赵匡胤位尊九五就故去了，他也不可能料及柴荣会英年早逝，儿子能“皇袍加身”。但赵匡胤登基时，其母杜氏犹在。22 据《宋史·后妃传一》，“太祖母昭宪杜太后，定州安喜人也。父爽，赠太师。”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太后崩于滋德殿，年六十。”则其生年当在唐昭宗天复年间。从其父官衔为封赠所得看来，她也应当出身平民，在与赵弘殷论婚嫁时，当然不可能叙阀阅，论门第。其实《宋史》本纪叙赵匡胤先祖阀阅，也同样于史无据。《涑水纪闻》卷第一记录赵匡胤早年行事粗豪，复因结义兄弟拥戴而黄袍加身之举，都极似五代“义儿”行径，如柴荣之于郭威然。23但可能格于“为尊者讳”的惯例，未提及“封赠”职衔。由情理推论，颇疑赵匡胤实不知其祖上三代确切的籍里和墓地究在何处，但其母杜太后至少应当知悉赵弘殷家乡的大概所在。
另一方面，既然赵弘殷之父赵敬曾“历营、蓟、涿三州刺史”，至少在这一带生活过，则赵弘殷有可能生于蓟、涿，却难以确定究在何地。其实不必上溯西汉，这两郡在隋代均可称为“涿郡”。24这大概也是宋代大臣不得已的委婉书法。
肖煜《赵匡胤的“祖坟”何在及其他》中，曾举《邵氏闻见后录》卷七的一段话，这对于我们理解“涿郡”说的由来实有帮助。邵博言：
“今章奏不当名。赵广汉，按《国史会要》，本朝广汉之后也。”
按《汉书》卷七十六《赵尹韩张两王传第四十六》本言：
“赵广汉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属河间。少为郡吏、州从事，以廉洁通敏下士为名。举茂材，平准令。察廉为阳翟令。以治行尤异，迁京辅都尉，守京兆尹。”
但在赵光义敕修，李昉、扈蒙等十二大臣编纂的《太平御览》卷二五二中，就明载说：
“赵广汉，字子都，涿郡人也。守京兆尹。”
“蠡吾”两字的去除，应当不是简单省略，而是具有深意的模糊。宋人彭百川撰《太平治迹统类》卷一首先谈及“圣宋仙源积庆符瑞”，亦言：
“赵氏之先，自造父为周穆王御，封赵城，因氏焉。其后与韩、魏分晋，列为诸侯。至汉赵广汉居涿郡中，遂为郡人。”
此后还托言中唐贞元间即有人卜算出一百六十年后当有圣人兴，赵氏后人定都于宋地的谶言，也是历代为帝王造势的惯技，不谈也罢。
前述邵博所引的《国史会要》也是由历朝史官纂辑的。宋人程俱（1078－1144）《麟台故事》卷二载：“天圣末《国史》成，始于修史院续纂《会要》。”25李焘《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九言：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六月“癸巳，监修《国史》吕夷简等上新修《国史》于崇政殿。”七月“丁巳，诏修史官修《国史会要》。”《太平御览》中对于赵氏族望祖源的这种写法，当然也是《宋史》将赵宋皇室祖籍书为“涿郡”的依据。可知对于皇室祖籍的厘定，实曾历经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朝兄弟父侄祖孙的煞费苦心，精心编纂，逐步统一口径，并与当时的修史大臣形成了默契。决非一人一时之心血来潮，更不是元儒编撰《宋史》时的率意所为。
四，“保州说”辨析
至于《宋人轶事汇编》引证周煇（1127－1199年以后）所记“国家上世陵寝，皆在保州保塞县”云云，今本《清波杂志》不存。按周煇虽曾于淳熙丙申（1176年）出使金国，但此文并未说明系他亲谒亲见，是一疑焉。又王曾（978—1038）为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壬寅科状元，景德初知制诰，为真、仁宗两朝名相之一，著有《九域志》三卷、《契丹志》一卷。他在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曾经使辽，他在《上契丹事》中所言：
“自雄州白沟桥渡河，四十里至新城县，古督亢亭之地。又七十里至涿州。北渡范水、刘李河，六十里至良乡县。渡卢沟河，六十里至幽州，号燕京。”26
照说这则记叙更加接近宋真宗访迁“清苑二墓”的时间，却只字未及保州为“祖陵”所在。四库著录之曹勋《北狩见闻录》是记录他随从被俘徽、钦二帝“北狩”经历的实录，可惜只记录到真州，亦未提及保州。事实上，宣和五年四月在王黻、童贯、蔡攸以贿买方式，从金兵手中“恢复”幽燕后，一度志满意得。权燕山府帅詹度曾作《平燕诗》送别童贯，诗言：
“长亭春色送英雄，满目江山映日红。剑戟夜摇杨柳月，旗旌晓拂杏花风。行将一决平戎策，到后须成济世功。为报燕山诸将吏，太平取在笑谈中。”27
诗还算得中规中矩，但大言矫情，肉麻歌功，也算“吹牛诗赋”的别格，尤其是在“靖康耻”历史大背景的映衬之下，显得格外荒诞。至宣和六年“金人渝盟”南下攻宋，在宋人据有蓟、涿的一年多时间里，也没有宋徽宗在保州祭陵访祖之记载。周煇即或有此慨叹，也是陆游“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之类的希冀，钱锺书对此曾有精辟分析，28可以参看。
论者又引吴处厚所言“赵氏世为保州人”云云以证其实。其实关于吴著《青箱杂记》的价值，四库全书馆臣所撰提要曾下过这样一个断语：
“晁公武《读书志》谓‘所记多失’，实又讥其记成都置交子务，误以寇瑊为张咏。案吴处厚以干进不遂，挟怒罗织蔡确《车盖亭》诗，骤得迁擢，为论者所薄。故公武恶其人并恶其书。今观所记，如以冯道为大人之类，颇乖风教，不但记录之讹。”29
对其人品学问，已然贬斥殆尽。就连吴处厚建言并亲自寻到，并蒙宋神宗敕旨建祠立庙，列入国家奉祀绛州的公孙杵臼、程婴“存赵”遗迹，也受到南宋学者洪迈（1123-1202年）的无情诘难。《容斋随笔》卷第十言：
“自晋景公至元丰，千六百五十年矣！古先圣帝、明主之墓尚不可考，区区二士，其复有兆域在乎？绛郡以朝命所访，姑指他丘垄，为之词，以塞责耳！此事之必不然者也。”30
事实上，当年“救孤存赵”之地究在何地，至今犹存争议。有论者介绍说，当时晋国都城虽在今晋南侯马、曲沃一带，晋景公三年（前597年）程婴在屠岸贾追杀之中逃到近千华里以外的仇犹之地（今盂县）。31晋静公二年（公元前376年）韩、魏、赵三家分晋之后，今天的晋东北盂县、定襄一带成为赵国控制的核心地域，祖宗祭祀又是商周以后最重要的大事，故盂县藏山祭祀程婴与赵武，至少不应晚于武灵王登位（公元前325年）前后。约与洪迈质疑的同时，金大定十二年（1172年）做过盂县县令的智楫，曾为藏山撰写过《神泉里藏山庙记》碑文，其中提及当时的赵氏于藏山“岁岁血祭，远近归祷”的情况。至今盂县还保存九座祭祀赵武（即“赵氏孤儿”）的庙宇。32
请注意洪迈“姑指他丘垄，为之词，以塞责耳”一句，未必不是当年奉宋真宗诏寻访祖墓官员的心态。有细心者还据《宋史·宰辅表》查出咸平年间宰相有吕端、张齐贤、李沆、吕蒙正、向敏中，景德年间又有毕士安、寇准，甚至迳以“寇准等人”的语式立论。但四库全书犹存范雍编订的寇准文集《忠愍集》，包括时代相同而未任相职的重臣王禹偁《小畜集》、赵湘《南阳集》、杨亿《武夷新集》等，何尝发现类似建言？“宰相舆夫，众口一词”的盛况，如果不是过眼烟云，就是大臣们明知天命难违，自己偷偷删去了。
至于明万历时代的《畿辅通志》以及《保定府志》、《清苑县志》等关于“保州说”的种种记载，以其时代睽隔，不谈也罢。倒是蒙元初年张柔开府建牙，辟清苑县城以为顺天府时，郝经著于宪宗八年（1258年）的《顺天府孔子新庙碑》尝言：
"顺天，故清苑县，置于隋、唐间，为鄚州属邑。宋初置保塞军，以其赵氏之故家在焉，故县比丰、沛，升为州，曰'保'。"33
1278年南宋灭亡后，文天祥在押解大都途中所写《指南后录》，亦有《保、涿州三诗》，也明确“赵太祖墓（在保州）”。复吟咏道：
“我行保州塞，御河直其东。山川犹有灵，佳气何郁葱。顾我巾车因，厉气转秋蓬。瓣香欲往拜，惆怅临长空。”34
实际上还晚于郝经之记，两记实为一事。虽然早于明清记载，但与宋初记载比较，从证据学价值来说已落二义。只能说明宋真宗迁墓之举的长久遗波，而不能证其情实。
结语
钱锺书在《宋诗选注》序言里曾说：
“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本份，随事生风的考据，所谓穿凿附会。……考据只断定已然。”35
名人故里的争论历来很多，近年为了争夺地方知名度，或者为建造人工旅游景点造势，以发展地方经济，这类争讼又开始抬头，且有越演越烈之势。其情虽然可悯，实际上都是陈年旧帐老话题。比如为西施的故里浙江的诸暨和萧山争得头破血流，山东的惠民、博兴和广饶也为孙武故里打得不亦乐乎。这使我想起当年胡耀邦同志为息诸葛亮隐居躬耕地究属襄阳、南阳两家之讼，曾引古联“功高天下，原不分襄阳南阳”。
赵匡胤曾为一代风流，虽不能确定其故里祖籍的准确地点，但毕竟同在一省，同在一市。涿州、清苑都各有值得骄傲的历史文化和优秀人物。但综述以上，我以为“保州”之说虽然事出有因，毕竟查无实据，而且每个证据中都并存着矛盾和悖论。因此《宋史》“涿郡”之说尚难动摇，除非论者还能提出其他的，更加具有说服力的证据。

1 偏偏宋真宗就是这么一位主儿。他在预谋“天书降神”事以前，曾以珍珠一坛贿买宰相王旦，以封其嘴；又在孙奭当面指责“天何言哉，岂有书也！”（后世海瑞曾称赞“两语括尽欺诈”，见《明史·海瑞传》。）时装聋作哑，置若罔闻。应该说真宗一朝对于文官尤其宽厚。而官员自以为事关礼制，须争“国本”，也会以“直谏”沽名钓誉，尤其在毫无风险的情势之下。
2 《宋史·职官十一》言诸官俸禄：“宰相，枢密使，月三百千。”“参知政事，枢密副使，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及宣微使不带节度使，或检校太保签书枢密院事，三司使，二百千。”可知“二百千”尚不及宰相月俸。如此微薄，无怪韩绛认为有失朝廷体面。
3 《宋大诏令集》，司义祖校，中华书局1997年第二次印刷，521页。
4 《涑水纪闻》卷第三，中华书局1989年校点本，43页。
5 《麟台故事校证》，中华书局1989年校点本，54－55页。
6 《礼记·王制》。
7 《旧五代史·志四·礼志上》。这位张昭入宋后又是首制礼仪之重臣。《宋史·张昭传》言：“昭博通学术，书无不览，兼善天文、风角、太一、卜相、兵法、释老之说，藏书数万卷。尤好纂述，自唐、晋至宋，专笔削典章之任。”“宋初，拜吏部尚书。乾德元年郊祀，昭为卤簿使，奏复宫阙、庙门、郊坛夜警晨严之制。礼毕，进封郑国公，与翰林承旨陶谷同掌选。”有《嘉善集》五十卷、《名臣事迹》五卷。
8 宋朝宗庙袷禘四祖的制度还是保留下来了。《宋史》志第五十一《礼一·吉礼一》中有“禧祖已祧而复，遂为始祖”的记载，志第八十七《乐九·乐章三》中也记述了宗庙“酌献僖祖室，《大善》”；“顺祖室，《大宁》”；“翼祖室，《大顺》”；“宣祖室，《大庆》”，并各有乐词。
9 《宋朝事实》卷一《祖宗世次》“翼祖”条原注。又在“僖祖”、“顺祖”条下特为注明葬地为“幽州”。
10 《新五代史》卷八《晋高祖纪》：天福元年（936年）"十一月丁酉，皇帝即位，国号晋。以幽、涿、蓟、檀、顺、瀛、莫、蔚、朔、云、应、新、妫、儒、武、寰州入于契丹"。
11 司马光《涑水纪闻》卷第三，中华书局1989年校点本，6页。
12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三。
13 发表于《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一期。
1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九。
15 《全宋文》，曾枣庄、刘琳主编，巴蜀书社1990年出版。
16 拙著《超凡入圣——宋代儒学与关羽崇拜》之《神道设教》（待刊）章曾专门探讨及此，不赘。
17 《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第八上》：“涿郡，高帝置。莽曰垣翰。属幽州……县二十九”，包括涿县及樊舆（今属清苑）。
18 《涑水纪闻》卷第二，中华书局1989年校点本，40页。又列入《宋史》卷二百七十一列传。《宋人小说类编》卷一“殃庆类”引宋人贾似道《悦生随钞》所载《张藏英力报亲雠》叙述较详：“张藏英，涿州范阳人。自言唐相嘉真之后。唐末之乱也，藏英举族数十口，悉为贼孙居道所害。时藏英年十六，仅以身免。后逢孙居道于幽州市，引佩刀刺之，不死。为吏所执，节帅赵德钧壮之，舍而不问，以备牙职。藏英后闻居道避地关南，乃求为关南都巡捡使，至则微服携铁檛，匿孙居道舍侧，伺其出，击之，扑于地，啮其耳噉之，遂擒归。设父母位，陈酒肴，缚孙居道于前，数其罪，泣以鞭之，脔其肉，经三日，剖取其心肝以祭。诣官首服，官为上请而释之。燕蓟间目为‘报雠张孝子’。”（北京中国书店影印（清）余叟辑本，1985年9月，叶3-5）。按赵德钧“幽州人也，事刘守光、守文为军校，庄宗伐燕得之，赐姓名曰李绍斌。”李存勖时为幽州和沧州节度使，后降契丹。此事于张藏英籍里“燕人”与“涿州范阳人”记载之歧，亦同于赵匡胤家族。
19 《宋史·本纪一》。
20 王树民《二十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校点本，745页。
21 后唐庄宗刘皇后不认生父，却热衷于认人为父，且危难之际弃病夫，取珍宝而去，宋代诟病者颇多。可参欧史张全义、赵凤传及《北梦琐言》有关内容。又徐铉《稽神录·欧阳氏》：“广陵孔目吏欧阳某者，居决定寺之前。其家妻小遇乱，失其父母。至是有老父诣门，使白其妻：‘我汝父也。’妻见其贫陋，不悦，拒绝之。父又言其名字及中外亲族甚悉，妻竟不听。又曰：‘吾自远来，今无所归矣。若尔，权寄门下信宿，可乎？’妻又不从。其夫劝，又不可。父乃曰：‘去，吾将讼尔矣！’左右以为公讼耳，亦不介意。明日午，暴风雨从南方来，有震霆入欧阳氏之居，牵其妻至中庭，击杀之。大水平地数尺，邻里皆漂，荡不自持。后数日，欧阳之人至后土庙神座前得一书，即老父讼女文也。”（亦载《太平广记》卷三百九十五。）可得骨肉离乱，人伦尽丧之概。
22 请参《涑水纪闻》卷第一“太祖出登极时，杜太后尚康宁，常与上议军国事”条，及“昭宪太后聪明有智度，尝与太祖参决大政”条，中华书局校点本，9页。
23 拙著《超凡入圣》中有《社会转型之一：结拜之风》（暂未发表）中讨论到晚唐五代因战乱而人伦曷丧，骨肉离散的问题。以其事涉其他，不赘。又傅衣凌有《晚唐五代义儿考》，载《厦门大学学报》1981年史学增刊，可以参看。
24 《隋书》志第二十五《地理中》：“涿郡，旧置幽州，后齐置东北道行台。后周平齐，改置总管府。大业初府废。统县九，户八万四千五十九。蓟旧置燕郡，开皇初废，大业初置涿郡。”
25 《麟台故事校证》，中华书局1989年排印本，69页。
26 《全宋文》第八册362－364页，题《行程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九、《辽史》卷三九、四〇亦引用之。
27 《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卷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影印本。
28 钱锺书《宋诗选注》笺注曹勋（？-1134年）诗一节，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55-156页。
29 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杂事之属一》。
30 《容斋随笔》，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排点本，104页。
31 此则故事原载《左传·宣公二年》、“成公八年”，辑入《史记·晋世家》、《赵世家》。
32 雍正十二年纂辑之《山西通志》言：“盂县藏山庙：踞城三十里有藏孤洞，祀晋赵武并义士程婴，公孙杵臼。额曰报功殿。宋封杵臼成信侯，婴忠智侯。元至治三年修庙建碑，后三十年达鲁噶齐达穆尔重修，吕思诚撰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133册，卷166，53叶〕即是元人已开始争议的证明。至于今人议论，可参《九月藏山好个秋》（http:// www.sxta.com.cn/lvwh/lywh49.htm）
33 《全元文》（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第四册，385页。
34 《文天祥全集》卷十四，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据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排印本覆印，368页。
35 《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