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50年代初期，史料考订派从史学界的主流地位一步步被推向“边缘”。史料考订派不仅丧失了学术机构的领导权和学术期刊的经营权，而且受到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冲击。在学术体制化的背景下，他们大多在努力配合新意识形态；但有的仍在守护自己的学术路数。史料考订派的“边缘化”主要受外力影响，同时也有其内在逻辑。史料考订派在这一时期的衰落与他们在意识形态语境中对学术的坚守表明，外部因素对学术影响巨大，但学术也有保持独立性的可能。

关键词：史料考订派／唯物史观派／学术体制化／现代学术史

史料考订派与唯物史观史观派的冲突是理解20世纪中国史学界的基本线索之一。[1](第3页)在20世纪上半阕，史料考订派占据史学界的正统地位，唯物史观派受到他们的轻视和排斥。然而到了20世纪后半期，唯物史观派却一跃成为史学界的主导性力量，控制史坛数十年，史料考订派则被放逐到学术界边缘地带，几乎销声匿迹。这一戏剧性的逆转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影响长达半个多世纪。当前学术界已对史料考订派从主流走向边缘这一现象进行了若干梳理，颇具启发意义，但大多尚停留在史料层面上，对历史细节关注较多，理论分析相对缺乏。本文试图通过考察这一时期史料考订派衰落的原因、一步步被“边缘化”的过程及其当时的生存状况、学术努力，对影响学术的外部因素及学术内在属性的关系进行申论。

一

早在抗战初期，史料考订派就显露出衰落之象。卢沟桥事变后，平津一带的大学被迫南迁，其中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长沙，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初，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随着国土的丢失，南方的大学也陆续西迁。这些大学虽以坚毅之精神，维系了学术命脉，但在战火纷飞、颠沛流离之中，文献资料失散甚多，人心难定，依赖于文献资料的传统学术备受打击。抗战胜利后，各大学虽陆续复校，但学术创伤短期内难以抚平。何况新的战事旋又开始，史料考订派们虽大多不问政治，但时局的影响也使他们难以重振二三十年代鼎盛时期之精神。而当时唯物史观派重在理论阐发，并不像史料考订派那样过多依赖于对文献资料的使用，中华民族抗战救亡的精神氛围更有利于这一学派发挥其宣传鼓动方面的特长，所以就学派的发展而言，唯物史观派不像史料考订派那样损失巨大，实际上还获得一定发展。40年代中后期，两个学派之间还出现了种种互动迹象。[1](第92-140页)最终，随着1949年江山易鼎，唯物史观派从异端走向正统，从边缘走向中心；[2]史料考订派则从主流走向边缘。

史料考订派的被“边缘化”首先从学术机构控制权的转移开始。其标志性事件是中国史学会的重组和国家最高学术机构组成人员的评选。1949年前后中国史学界的最权威的学术团体都叫“中国史学会”，然而这两个“中国史学会”面貌迥异。1943年在重庆召开的中国史学会筹备会及成立大会中基本上见不到唯物史观派学人的踪影。但仅仅6年后(1949年7月)在北平宣告成立的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头面人物却全是唯物史观派(1951年7月中国史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时，基本上沿用的是这个班底)，相差极其悬殊。再来比较中央研究院人文组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这两个1949年前后分别组建的国家最高人文类学术机构。1948年评议出的中央研究院人文组28人中，唯物史观派仅有郭沫若1人入席，入选凭的还是考古学与艺术史的成绩。然而到了1955年6月，原来在野的唯物史观派史家如吴玉章、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尹达、胡绳、胡乔木、刘大年、邓拓等(甚至包括一些负责意识形态和文化工作的官员)一跃而成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原来占主流地位的史料考订派头面人物几乎全部被扫地出门。大相径庭的两个权威学术机构组成人员名单表明，两大学派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对于史料考订派这些传统学人来说，或许他们可以对史学会、科学院这些新生组织抱持淡泊心情或漠视态度，但随后于1951年开始、1952年基本告一段落的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却使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得不面对受唯物史观派管辖这一事实。1951年11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拟定工学院调整方案。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工作大规模展开。调整的指导思想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校与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等等。其中，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等确定为综合性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浙江大学等改为多科性高等工业学校，辅仁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岭南大学等教会院校被撤销。改为工科或撤销的大学的历史系合并到综合性大学历史系中。如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历史系合并给北京大学，齐鲁大学历史系合并给山东大学，岭南大学历史系合并给中山大学，等等。在院系调整过程中，唯物史观派学者纷纷出任学校校长或系部主任等管理职务。院校调整将原来自由流动的学人变为按月从财政上领取工资的“国家干部”，变成国家意识形态的工作人员，从体制上加强了对学人的人身控制，从而为从思想上控制学人提供了组织基础。

史料考订派衰落的另一重要标志是学术期刊经营权的丧失。学术期刊是学术近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新事物。学术期刊是学术流派的阵地、喉舌，对于近代学人、学派至关重要。50年代初期，唯物史观派在掌握学术机构控制权的同时，创办了种种新的学术期刊。《历史教学》、《新史学通讯》、《文史哲》等学术刊物相继问世。与唯物史观派学术刊物的茁壮成长相映照，传统学派的刊物是一幅日薄西山的败落景象。在1949年前的中国学术界，古史辨派、食货派、战国策派等，都拥有自己的主打刊物，甚至连这些学派的得名都源于他们的刊物；而唯物史观派缺乏自己的学术阵地，他们的文章大多只能发表在当时二三流的杂志上。现在却乾坤倒转。虽然唯物史观派经营的新刊物与史料考订派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在他们影响下、甚至直接参与下创办的，但传统学人已经无法再继续出版自己独立的刊物，则是事实。1952年9月，顾颉刚一度想将当年在史学界颇有影响的《禹贡》复刊，屡遭挫折。1955年2月6日，顾颉刚以一句“禹贡学会从此终了矣”为自己殚精竭虑半生的禹贡学会画上了句号，《禹贡》复刊事也随之作罢。[3](第240页)可以断定，古史辨派的衰落与失去《禹贡》等学术阵地的支撑有很大关联。原来在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国学季刊》、《燕京学报》、《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等其他专业杂志，也都在新政权成立后或停办、或迁移。(其中，创刊于1923年的《国学季刊》在1952年12月停刊；创刊于1927年6月的《燕京学报》在1951年6月停刊；创刊于1928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8年底随历史语言所迁至台湾出版)传统学术期刊在中国大陆的迅速销声匿迹，对于传统学人来说无疑是个重创。整个传统学派的衰微与他们不再掌握学术期刊、很难发表原来治学路径下的成果有很大关系。

天翻地覆的政局鼎革本身已给史料考订派等传统学人造成时代风云变幻的震撼，学术机构领导权和学术期刊经营权的丧失更使他们备感失落，紧接而来的大规模新意识形态话语正面渗透和接踵而来的思想改造，则使他们经历了一番无处逃遁的冶炼。

在全国范围内加快建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体系并确立其权威地位，为新社会制度的合理性提供有力的理论论证与精神支持，是新政权面临的首要任务之一。这需要灌输新意识形态和铲除旧意识形态双管齐下。首先是大规模地理论灌输。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运动，除了为知识分子以及各种干部举办大量训练班、革命大学外，高等院校和中小学校也相应地开设了政治理论课，进行理论灌输。绝大多数传统学人参与了这场大规模的学习。这场运动使传统学人初步了解了唯物史观，丰富了观察问题的视角，推动了学术课题的转变和学术话语的转换，表述新观念的意识形态词汇也随之一步步渗透进学术领域，唯物史观迅速由原来的民间话语成为史学研究的垄断性话语。

从1949年底至1951年底，在权力中枢的直接倡导下，包括众多史料考订派学者在内的数十万高校师生、科研人员在学习马列的同时参加了规模浩大的土地改革运动。这一运动使他们中的大多数第一次走进了贫穷落后的乡村，活生生的现实给他们以思想上的震动。复旦大学教授谭其骧去安徽五河、灵璧二县参加土改，经历了从未经受过的艰苦生活，淮北农村和农民极端的贫穷落后超出了他的想像。[4](第100、101页)在四川眉山县参加土改的北大历史系教授周一良在题为《我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照了镜子》的体会文章中，从政治上的动摇性和对革命由恐惧到安心的心理变化等方面进行了自我剖析。清华大学教授雷海宗感慨：“读书太多，尤其是久与实际生活脱节的读书太多，是使一个人的知识愈来愈无实用价值也就无理论价值的一种求知方式。”[5](第46、57页)这一期间，为了配合朝鲜战争，国内还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运动，对亲美、崇美、恐美思想进行了清理。清理的重点区域是学术界，因为这里有美国留学背景或与美国存在这样那样关系的人最多，也给传统学人心理以冲击。

包括史料考订派在内的传统学人真正经历的“炼狱”是思想改造运动。这场运动从1951年秋开始、到1952年秋告一段落，主要就是针对传统学人而来。思想改造的主要内容，一是交待自己的经历，尤其是“历史问题”；二是对自己的学术思想进行批判并深挖根源。具体过程是先进行自我批判，再由小组成员互批，如不能通过则反复进行，直到个人的自我批判最终获得通过。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每个人都必须进行自我批判并深挖产生的根源，才能过关。学人们给自己冠上了自高自大、成名成家、个人英雄主义、宗派主义、亲美恐美、同旧政权的关系等等众多帽子，对自己的思想、家庭、师承、经历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鞭挞。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是学术界重点清算的对象。胡适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学术界举足轻重，影响广泛。思想改造运动形成了1949年后批判胡适的第一次高潮，首当其冲的便是受胡适影响很大的史料考订派。在浩大的舆论攻势下，胡适的弟子们纷纷与他划清界限。顾颉刚曾是胡适的得意门生，顾颉刚在1950年写的自传中还表示了对胡适的感念之情。[6](第67页)但到了1951年，顾颉刚就只能表态说：“胡适是政治上的敌人，也是思想上的敌人。”[3](第246-247页)他本人的弟子们则反省了与他及其领导的“古史辨派”的关系。1952年《文史哲》3月号发表童书业《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杨向奎《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对顾颉刚进行批判。虽然童书业等人及时地转变了立场，但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童书业的反思仍然9次都未通过，经过组织“做工作”只好继续挖掘“根源”。[7](第187页)哲学史家冯友兰多次表达了积极向新政权靠拢的愿望，多次检讨交代，知情人都觉得彻底了，但主持人还是不让过关。[8](第206页)思想改造运动形成了从文化讨论、学术讨论转向政治批判的模式，此后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适、批判胡风、批判梁漱溟直至“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批判运动的方式方法都是基本相同的，只是批判的对象、批判的程度不同而已。

20世纪50年代，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逐渐成为弥漫社会的整个的精神气候、舆论氛围。史料考订派等传统学人在一波又一波的运动中经历了一番番的荡涤，原有的那种追求学术独立性、把学术作为生命意义来追求的学统遭到一场又一场秋风扫落叶式的冲击，导致了他们人格和学统的双重失落。

二

在革命运动的“冶炼”和“洗礼”下，大多传统史家采取了认同新时代、努力配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姿态，有的还积极参与了新意识形态的灌输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就与新时代达成了契合。

陈垣是传统学人顺应潮流并获得新政权赏识的典型。1949年5月11日，时为北平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给老友胡适的公开信。陈垣在信中第一次以赞同的口吻提到了历史唯物论，并驳斥了胡适的言论。1951年陈垣还以70多岁的高龄到四川参加土改。1952年12月，陈垣在致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信中劝他“法高邮”不如“法韶山”，不要再效法乾嘉学者王念孙等人，泥古不化，而应学习毛泽东思想，投身新社会。[9](第623-624页)陈垣的积极态度得到了回报。在一次国宴上，毛泽东称陈垣是“国宝”[9](第598页)。1959年，将届80岁高龄的陈垣还被吸纳为中共党员。陈垣成为传统学人改造的模范。

传统学人不仅在政治立场上努力转换角色，而且也在积极改变自己学术路数。《文史哲》创刊号上发表了杨向奎的《学习<实践论>——一个历史工作者的体会》和童书业的《论对偶婚》。杨和童本来都是传统阵营“古史辨派”的中坚力量。现在由他们为主要班底组建的《文史哲》同时推出学习毛泽东著作和社会发展史的文章，明确表达了他们向唯物史观派积极靠拢的态度。童书业还迅速成为马克思主义系列课程的骨干教师。他的学生回忆说：“解放后首先遇到的是开新课的问题。马列主义名著选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国社会发展史、中国手工业商业史等都是当时教师们不熟悉的，世界古代史里要讲古代东方史也是过去不曾有过的。没有人教，丕绳(童书业字——引者注)教授一一把它承担起来。”[10](第334-335页)据说讲课的效果还很好，颇得学生欢迎。“在科研上，丕绳教授在解放前‘去伪存真’的考证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开始从缜密的考证中寻找事物发展的规律，用历史唯物主义给予合理的解释。”[10](第335页)在这个基础上，童书业、杨向奎等人率先掀起或积极参与了一系列大讨论。例如，1949年后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就是由童书业发表在《文史哲》1951年第4期上的《论“亚细亚生产方法”》引爆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本是唯物史观派内部争论的一个课题，史料考订派原来对这种问题躲得远远的，现在却由这些传统学人率先揭开了新的讨论。后来，在包括著名的史学“五朵金花”在内的一系列大讨论中，史料考订派等传统学人也大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的积极主动为构建新意识形态起到了重要作用。

应当说，积极向新社会靠拢的传统学人绝大多数是真诚的。他们对“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感到由衷的喜悦，对马列主义事实上的胜利感到钦佩，有主动了解、学习马列主义的愿望，马列主义确实也带来了他们原来闻所未闻的新思维、新观点，给他们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带来很多启发。几位原来出身于史料考订派阵营的学人在若干年后的自传中也陈述了50年代初期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的艰难与收获。张维华说自己“初读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时，真是如读天书一般，……以后学习多了，明白的也多了，逐渐体会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历史，确实是个广阔的途径，能使历史研究的面貌为之一新”；[11](第238页)傅振伦说：“解放以来，我所写的东西较之一九四九年以前的论著，觉得在质量上大不相同”;[12](第466页)等等。这表明，经过一段时间的熔铸，唯物史观已经成为传统学人治学的理论依据。这些传统学人经受过扎实的学术训练，学养精湛，又接受了新意识形态的洗礼，一时间创作欲望相当强烈。他们的积极参与为五六十年代一系列大规模的学术讨论提供了较为扎实的学术基础。那一时期在学术界能掀起那么多的、在当时看具有相当深度的讨论，与这些传统学人的素养密不可分。

尽管传统史家积极向唯物史观派靠拢，也试图涉足唯物史观派一贯关注的领域，但是由于模仿的过于急切，反倒使他们表现得有些东施效颦。郑鹤声是一名传统学人，他在1951年《文史哲》第1卷第2期上发表的题为《怎样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文章中表示：“我们的首要问题，是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结合我国近代史上的问题。”他发表在《文史哲》创刊号上的《天王洪秀全状貌考》是一篇以农民起义领袖为研究对象的文章，选题固然符合唯物史观派的口味，但由于思维的惯性，文章使用的研究方法还是传统的考据方式，结果“洪秀全有几根胡子”反倒成了学术界流传甚广甚久的一个笑柄，受尽了奚落。为了体现立场转变，许多传统学者还采取历史类比的办法来配合政治任务，用时髦的词汇解读历史，不料过犹不及，也遭到唯物史观派的批评。例如，传统学人张政娘在《历史教学》创刊号上发表文章称颂汉代的铁官徒暴动是“无产阶级造反”，试图表明自己向“无产阶级”靠拢的立场，却成了翦伯赞抨击的非历史主义的典型例证之一。[13](第5-6页)1951年1月，罗尔纲在由开明书店出版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中有一段论李秀成用伪降计动机的话，说李秀成与曾国藩“一个是革命的英雄，一个是反革命的英雄”。不料被当时他所在社会科学研究所的负责人见了，认为罗尔纲称曾国藩为“反革命的英雄”，是反人民、反革命，弄得罗尔纲一度陷入窘境。[14](第55-56页)卖力却未必讨到嘉许，史料考订派学者落入了颇为尴尬的境地。

当然，传统学人们在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中噤若寒蝉的普遍景象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放弃了自己的固有倾向。在唯物史观成为学术界主流话语的同时，部分传统学人仍在守护自己的学术路数，以各种形式继续从事自己的专业研究。

坚守传统学术路数的代表人物首推陈寅恪。他在学术界被改造的大潮流中未改初衷，在几乎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仍专注于史学研究。“至文化大革命之难起，他至少完成了十几篇文章，两本专著，以及《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盲目衰翁有此成绩，殊可惊叹。”[15](第166页)其中从1949年至1952年三年间，陈寅恪“先后完成及分别刊行的论文超过十万字”。[16](第148-157页)另一位著名的古史专家余嘉锡在退居于家、心情抑郁、生活状态颇差之际，仍然“奋力继续撰写《四库提要辨证》，几乎是以生命相搏，夙兴夜寐，不顾劳瘁”。[17](第667-668页)

即便是大多数学人迫于外压不得不对自己原来治学路数进行反复检讨，但他们在骨子里的固有倾向却“本性难移”。1951年，顾颉刚在诚明文学院授“《尚书》研究”课之际以半年之力翻译了《尚书》中的最难读的周诰8篇。从1954年开始，顾颉刚先后主持了《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古籍的点校工作。尽管无法继续在“古史辨”的旗帜下工作，但顾还是尽力从事古籍的译注和点校，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学术遗产。[3](第254-256页)其弟子童书业、杨向奎在批完古史辨派后又向乃师约稿。顾颉刚虽对他们批判自己心有不快，但也表示理解：“此是渠等应付思想改造时之自我批判耳，……是可以原谅者也。”[3](第247-248页)一语道破了童杨二人的心曲。

尤可注意者，史料派学者除了默然坚守阵地外，还在参加唯物史观派组织的史料整理、古籍校订工作的合法旗号下焕发着工作热情。在大型资料丛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辑出版过程中，传统学人发挥了重要作用。聂崇岐主持相关资料的编辑工作，资料编辑室总共才五六人，主要是原在燕大工作过的学人，“他们平均每年编辑并翻译出版上百万字的资料，成为近代史所人数最少成绩最大的编辑室”。[18](第1004页)齐思和与林树惠、寿纪瑜等合作从事鸦片战争时期大量史料的编辑工作，工作任务辛苦，但“全书工作进展迅速”[19](第1258页)，成绩很大。由之，尽管《丛刊》是由唯物史观派牵头编辑的，然而它只提供资料，不作分析论断的编辑方针和编选者相当开阔的学术视野表明，这套丛刊虽然从选题上打有强烈的唯物史观派烙印，但其编辑风格却基本上沿袭了史料考订派的治学路数。有论者指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这一大型资料书的出版，可以说，既承当年《食货》的传统，又与史语所工作旨趣不悖。而规模之大，考订之精审，则为他们所不敢想望。”[20](第31页)在丛书编辑过程中，史料考订派与唯物史观派密切了关系，为自己的工作创造了合法环境，为此后继续联手从事大规模的史料辑编提供了条件。后来在吴晗主持下，两大学派还戮力合作进行了校点《资治通鉴》和改绘清人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的工作。他们合编的许多史料丛书至今仍为研究者案头必备。

三

从学术史发展的角度看，史料考订派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衰落，与其内在缺陷密切相关。20世纪初，中国古典史学终结，新史学思潮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生成并取得重大成绩，但是内中的缺失又限制了研究的深化。这种缺失主要表现在：研究领域中理论的缺位，史学研究中现实感的缺乏和史学理论的局限。史料考订派重视对具体史实的考订，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过于重视微观层面的研究就难免会忽视对历史的全局式把握和理解，忽视对史学意义的追求和对历史规律的探讨，特别是对历史总过程难以做出明确的阐释，因此必须使它来一个大的更新，才能使中国史学有一个大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唯物史观派应运而生乃是势所必然。唯物史观派带来一种崭新的学术研究范式，它在理论创新、视角转换、领域拓宽等方面都给中国史学带来新的活力和新的气象。因此，唯物史观派的崛起、史料考订派的被“边缘化”，实际上有其合理的内在逻辑。

尽管史料考订派衰落有其内在因素，但不可否认，这种衰落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外部因素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初期及其后对“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对旧学术观点和传统学人进行的地毯式批判，再加上通过院校调整从体制上对知识分子予以凝固、控制，逐渐形成了以高度集中和行政命令为特征的思想文化体制，学术也在这个过程中被体制化了。学术的体制化对20世纪后半期的学术影响至为深远。学人一旦成为体制内的工作人员，就会产生一种矛盾：一方面，作为一名学者，应当遵循学术尺度，以向往真理、追求客观为天职；另一方面，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工作人员，需要在意识形态的既定框架下进行思考，必须服从意识形态的最高要求。学术的根本追求和意识形态的现实需要自然有其交集，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二者会达成一致、互相契合；然而意识形态又经常受现实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策略的灵活性、形式上的多变性，往往难以做到“客观求真”。这样，体制工作人员的职责与学人、学术本质上的独立思考意识就会发生抵触。一旦抵触，处于弱势状态的学术独立思考意识就往往不得不在政治立场或利益比较上被牺牲掉。在学人被体制化的同时，人文学科也被体制化，成为意识形态的一个主要部门。作为学术，人文学科的使命是解决人们对理想、对真理、对事实是非界定的追问，需要通过不断的自我证伪来开拓新的领域和提出新的问题；但作为意识形态，它必须服从整个体制的制约，这就与学术的求真属性构成一对矛盾。学术的体制化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人思考能力和言语表达。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权力中枢针对隶属于“资产阶级学术”范畴之内的“资产阶级唯心史观”、“长期以来在史学研究领域中流行的反动思潮、错误观点”及研究方法所发动的暴风骤雨式的批判，更令学人噤如寒蝉，传统的学术话语被无情地解构，固有的学术信念最终灰飞烟灭，赖以自我确认的那些精神坐标迅速失去意义。一言以蔽之，剧烈的政治变革与学术的体制化、意识形态化使传统学人的生存重心和理想信念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这表明，学术是现实的学术，它无法脱离于现实环境，“真空”里的学术是不存在的。在现实利害直接或间接影响学术的时候，相对政治、经济等其他社会要素，处于弱者地位的学术不得不在利害问进行权衡。在政治是社会主导性因素的社会里，政治气候的变更对学术气候的影响尤为巨大。在这种学术与现实环境的紧张之中，学者常常会在求真与情感，理性与价值的冲突之中被撕裂被扭曲。学术往往不得不在服从现实的要求中寻求生存。

虽然健康的学术研究需要寄希望于外部环境的改善，但史料考订派在意识形态语境中对学术的坚守同样表明，学术也有自身发展的逻辑，也不是完全由外部因素决定，学人并不是自己就完全无所作为。毋庸置疑，学人应将自己的治学之本定位在“求真”的纯学术境界，虽然这种境界实现的程度只能是无限趋近，而不是一定能达到。这种学术追求、学术定位有助于学人在外部强力因素影响学术时寻找自己的精神坐标，确定自己的位置。如陈寅恪、顾颉刚、余嘉锡等学人，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意识形态语境下，仍坚守自己的学术信念与学术路数，成为“学术就是学术”、学人保持独立性的典范。这为20世纪90年代学术向自身的回归保留了火种。到40年后的90年代，当一场文化热过去以后，当知识分子们发现除了留下一大堆崭新的理念之外，学术的积淀至为匮乏时，才开始重视学统自身的独立性，才开始注意承接前人留下的学术传统，才开始为自己的学术和知识传统做原始积累工作。这样，被割断的学术血脉逐渐得到修复。90年代蔚为热点的“陈寅恪热”、“顾颉刚热”正是后人对他们学术品格的最好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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