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列强掀起了争夺亚洲殖民地的浪潮,中国边疆危机四伏而海疆尤甚,东南沿海的三大属国朝鲜、越南、琉球几乎同时告警。同治十年(1871)四月,在俄国出兵西北伊犁前夕,美国军舰侵扰朝鲜大同江,陷广城镇;十一年(1872)八月,日本册封琉球国王尚泰为藩王,迈出了吞并琉球的第一步;十二年(1873)十月,法国将领安邺率兵攻占越南河内、海阳等地;翌年,法国迫其订立《法越西贡条约》,将原为清朝属国的越南改为法国保护。在这股分割东亚领土的恶潮中,刚刚起步维新的日本便开始窃伺西邻,其咄咄逼人之势更胜过法、美各国。
先是,同治九年(1870)日本西来叩关时,直隶总督李鸿章即已察觉日人,“一仿西洋所为,志不在小”,且近在肘腋,将“永为中土之患”。呼吁清廷“皇然变计”,以固根本。但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三月,日本借台湾土著民杀害琉球难民事件,大举进攻台湾时,切肤之痛,清廷才真正意识到海疆危机的严重性和台防薄弱的危险性。
同年五月,清廷急命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调兵遣将,往返交涉。但日人以“生番不隶中国版图”为由,哓哓置辩,悍不旋师。最后,在英、美各国的调停下,清廷同意赔付日本“从前被害难民之家”抚恤款,及留用日军在台“修道建房”等银共50万两,方了此案。此事朝野震动,对清廷的刺激也不亚于英法联军之役。中日《北京专条》初订,清总理衙门即上奏“拟筹海防应办事宜”,大声疾呼:“今日而始言备,诚病其已迟;今日而再不修备,则更不堪设想矣”。为此,清廷明谕:“该王大臣所陈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各条,均系紧要机宜。”命李鸿章等沿海滨江大吏详细筹议,不得以空言塞责。立时,朝廷内外掀起了如何开展海防建设的大讨论。同时,清廷命台湾沈葆桢等人,“力图自强之策,以期未雨绸缪,庶几有备无惠”。而沈葆桢则积极筹划,“非为台湾一战计,实为海疆全局计”。自此,台防与海防便完全结为一体,欲固海防,必保台湾,欲固台湾则必须变更旧制。随着海防建设的逐步展开,清廷冶台政策亦随之发生历史性的巨变。
加强海防与改变治台政策
自同治十三年九月始,历时半年之久的国防重点建设大讨论,最终虽以“海塞防并重”为结束,但重塞防乃历代之传统,重海防则是清代国防战略的大转移。光绪元年(1875)四月,清廷密谕李鸿章等人,“海防关系紧要,既为目前当务之急,又属国家久远之图,……亟宜未雨绸缪,以为自强之计。惟事属创造,必须通盘筹画,计出万全,方能有利无害。”同时,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派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在创办近代海防的同时,清廷治台政策亦随之大变。
第一,弛开旧禁,析疆增吏。同年一月,清政府首先采纳沈葆桢等人建议,诏除内地人民渡台入山耕垦例禁,继则积极调整和扩大台湾建置,于琅峤地方筑城没官,增设恒春县;其后,定福建巡抚分驻之制,“冬春驻台,夏秋驻省(指福州)”;接着,又以北部辟地日广,政令难周,添设台北府,改淡水厅为新竹县,噶玛兰厅为宜兰县,另于艋胛(今台北市)设淡水县,鸡笼改名基隆,设通判。同时又因内山目辟,民番交涉渐多,南路理番同矢口移驻卑南(台东),北路同知改为中路,移驻水沙连,各加抚民,以理番政。于是台湾建置大为改观,二府八县四厅的行政设施及于台湾全境,为台湾的全面开发奠定了行政框架。
第二,开山抚番,移民屯垦。为根绝列强觊觎之心、,“俾番众悉为我用,籍可自固藩篱”,沈葆桢赴台后,便巳分兵设防,开山抚番,但大规模开山抚番活动,则在日本撤军以后。一年之间,清军分兵三路,历尽干辛万苦,终于开通横断中央山脉的道路。其间开山,不仅砍森木、焚草菜,而且还要屯兵卫、通水道、定壤则、招垦户、给牛种、立村堡、设隘碉、致工商、设官吏、建城郭、置邮驿、建廨署等;而抚番则包括选土目、查番户、定番业、通语言、禁仇杀、教耕稼、修道途、给茶盐、易冠服、设番学、变风俗等。加上地形荒险,瘴疬袭人,生番时出狙击,故艰难危险,繁重异常,但清廷为防止外国侵越,保台湾,固海防,牺牲耗费均在所不惜(三路共计开山859里,耗银20万两,死亡官兵达2000余人)。道路开通后,清廷复设招垦局,鼓励移民,分台东为三路,进行太规模开发,与前期的禁渡政策,不啻霄壤。
第三,加强台防,倡办洋务企业。为保卫台湾,钦差大臣沈葆桢在受命渡台之际。即与福卅将军、闽浙总督等联衔上奏,提出“联外交、储利器、储人才、通消息”的保台四策。抵台后,沈氏一方面奏派专人前往欧洲各国采办铁甲船、水雷、洋枪、洋炮等新式武器;一方面在澎湖添募新勇,在台南选练洋枪队。同时,改变旧式火炮“利不足以及远,力不足以洞坚”的状况,仿照西法在澎湖、安平(今台南)、旗后等处积极修建新式炮台,以加强台湾的防卫力量。在创办洋务企业方面,清廷一反过去对台消极的抑制政策,积极支持沈葆帧等人,开采煤、铁、硫磺等矿产,“俾地无弃利,有资实济”,并铺设厦门至台湾的海底电线。
第四,清除积弊,整顿吏治营规。同冶十三年,钦差大臣沈葆桢首先提出:“欲固地险,在得民心;欲得民心,先修吏治、营政”。在整顿吏治方面,继沈氏之后,福建巡抚王凯泰、吴赞诚等人均有所作为,但最突出的则是巡抚丁日昌。丁以“振刷一分精神,即以挽回一分风气”的精神,不避艰苦嫌怨,明查暗访,严厉惩治在台的各种贪官污吏。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上至总兵、知府,下至汛弁、委员,被其参劾惩处的不下20人。同时丁日昌等人又奏请清廷破格任用,“为地择人”,“为事择人”,使
台湾吏治为之一新。在营制方面,清廷虽不同意撤废班兵制度,但为扫除班兵积弊,提高战斗力,亦允许成台班兵重新整编,易地调防,仿淮军、楚军营制,以500人为一营,将戍台官兵分为三大支,认真训练,扼要驻扎。
海军衙门的建立与台湾建省
在清廷重视海防,努力经营台湾的同时,
中国东南海疆的形势愈益紧张。光绪元年(1875)九,月,日本军舰炮轰朝鲜江华岛;第二年,日本胁迫朝鲜订立朝日《江华条约》,将侵略势力伸入朝鲜;同年,西班牙借口“索威拉纳”事件,扬言调派大批水师战舰进攻台湾,一时风声鹤唳,沿海戒严;光绪五年(1879)三月,日本悍然宣布改琉球为冲绳县,最终实现了吞并琉球国的野心;与此同时,法国决意侵吞全越,战火烧向中国的西南边疆。为保藩固边,中法战争终于爆发。光绪十年(1884)四月,法国海军绕过海南岛首先进攻台湾,企图占领基隆,结果遭到清军的顽强抵抗。福建马尾海战后,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亲率兵舰再次进犯台湾,陷基隆,攻淡水,然后封锁台湾海峡。台湾受困,牵动全局,清廷焦灼万状,“内外臣工,无不以台湾无备为恨。”因此,光绪十一年(1885)二月,凉山大捷后,鉴于东南海疆形势险恶,清廷同意李鸿章“宁失落服,毋损郡县”的主张,决定“乘胜即收”,签署了《中法停战条约》。
中法战争的教训,再一次深深地刺激了清政府,战争甫定,清廷即诏谕李鸿章、左宗棠等督抚大臣各抒己见,筹议海防。于是,又一次掀起了如何加强海防的大讨论。各地督抚纷纷奏陈,意见集中于练兵、筹饷、用人、制器等诸大端。其中尤以精练海军、集中统驭为第一要务,其次是台湾建置
问题。同年六月十八日,大学士左宗棠在病逝前上奏日:“第思目今之事势,以海防为要图,而闽省之筹防,以台湾为重地。”台湾“孤注大洋,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甚非浅鲜。其中如讲求军实,整顿吏治,培养风气,疏浚利源,在在均关紧要,非有重臣以专驻之,则办理必有棘手之处。据臣愚见,惟有如袁保恒所请,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所有台澎一切应办事宜,概归该抚一手经理,庶事有专责,于台防善后大有裨益。”于是,慈禧太后采纳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意见,决定设立海军衙门,先从北洋精练水师一支,并诏谕:“台湾为南洋门户,关系紧要,自应因时变通,以资控制,着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常Ⅲ驻扎。”如此,清廷再一次将经营台湾和整个东南海防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即欲保中土,必固海防,欲固海防,必保台湾。
中法战后,台湾百业待兴,清廷在财力匮乏,内外交困之中,一面在人力、物力和政策上支持台湾的近代化建设,一面在
经济上帮助台湾建省,命闽省每年协饷白银44万两,五海关协饷白银36万两,总计白银80万两,以五年为限,初步解决了台湾建省的燃眉之急。使台湾在行政上虽然脱离了福建省,但与大陆尤其是闽省的联系却更加密切,以致“闽省有指臂之助,台湾无孤立之忧”。光绪十三年(1887),台湾正式建省,下辖三府、一直隶州、三厅、十一县,南北中布局合理,安排适当,形成以省会为中枢的全台开发经营的整体结构,一改过去闽台合制的种种弊端。首任巡抚刘铭传以“一岛基国之富强”,“一隅为全国之范”为宗旨,以设防、练兵、抚番、清赋为要务,大胆引进西方先进的
科学技术和管理
方法,苦心经营,积极进取,“筑铁路,购轮船,辟商场,通邮传,设学堂,行保甲,制军器,筹边防,劝农桑,振工艺,凡百新政,次第举行”,使台湾在很短的时期内,成为近代中国最先进的省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