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物價史研究

關於中國物價史的研究，全先生更屬開路先鋒。[1][2]研究二十世紀以前的中國物價，非常困難。首先是材料缺乏，無論是官書、地方志、或私人著述，記錄零碎而又多不明確。原始材料如商店帳簿、土地買賣契劵、收租簿、官方報告，保存無多。其次，中國過去幣制和度量衡不統一，斗的大小、秤的輕重、尺的長短、地畝的寬狹，因地因時而異。銀兩和銅錢的成色及重量，也各地互異，且有公鑄私鑄之別。因此，即使千辛萬苦收集到一些物價材料，仍然難以作時間上或地區間的比較。在重重困難之下，全先生多年來日以繼夜地搜求整理，做出了可觀的成績。今天我們對於民國以前約一千三百年間的物價變動，有一個粗略的瞭解，不能不歸功於他。
滿清入關以前的物價變動的趨勢，除前述二篇有關宋、元紙幣通貨膨漲的著述以外，他還著有〈唐代物價的變動〉、〈北宋物價的變動〉、〈南宋初年的物價大變動〉、〈宋明間白銀購買力的變動及其原因〉、及〈明代北邊米糧價格的變動〉等論文。現將他研究唐、宋物價的成果簡述如下：關於唐代約三個世紀期間，他發現曾經發生三個物價下落時期和四個物價上漲時期：(一)開國後十年(618-627)因承隨代幾度對外征伐之後，加以農產失收，物價昂貴。(二)從貞觀初期到高宗前半期許(629-666)約共38年間，政府鼓勵生產，改善錢幣，田禾豐稔，百物低廉，是政治史上的貞觀永徽之治。(三)高宗後期到玄宗即位之前近世紀期間，錢幣貶值，水旱間發，物價有騰漲之勢，不過上漲程度並不厲害。(四)開元、天寶時期(713-755)，社會經濟繁榮，百物豐盈，物價廉賤，是歷史上難得的昇平盛世。(五)公元755年安祿山叛亂，結束了這個千古歌頌的黃金時代。此後三十年間，因受戰爭破壞，凶荒迭見，以致物價空前飛漲。(六)從德宗貞元間到宣宗大中年間(785-859)的七十餘年，物價有長期下降之勢。這是由於政府實施砍稅法，人民必須以錢納稅；同時，商業發達，對於錢的需求亦增。他方面，銅產不足，佛寺及工業用銅又大量增加，市場上錢的供給不能適應需求，演變為錢重物輕的現象。(七)唐代的最後四、五十年(860-907)，戰亂連年，災荒頻仍，物品供應非常缺乏，物價於是又扶搖直上。
同樣地，全先生也把北宋物價變動勾晝出一個輪廓。他將北宋一百六十多年的物價變動劃分為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960-1022)，物價長期下落，主要是由於農產增加和貨幣緊縮二個因素所造成。第二個時期(1023-1067)，因受西夏戰爭影響，耗費甚鉅，財政收支失去均衡，物價上漲。第三個時期(1068-1100)，物價趨向低落。他認為當時物價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王安石實行募役、青苗等新法，對於貨幣的需要大增。第四個時期(1101-1127)，物價升騰。此時政府鑄錢貶值，加以私鑄流行，所以幣值大跌，被金人圍攻時，交通阻斷，更加速物價飛躍趨勢。
考察北宋鑄錢數額，在第一時期內每年低至五十萬貫，高不過一百八十萬貫。在第二個時期，每年大都鑄錢百餘萬貫。第三個時期，鑄額突增，每年最少約二百九十萬貫，最高達五百萬貫以上。[3]王安石新法，固然大為增加貨幣需求，同時貨幣供給也大幅擴張，所以物價是否趨向下降，值得商榷。當然，當時物價水準王如對西夏用兵時那樣高漲，是易於瞭解的。
全先生對於清代物價研究，用力最勤。他對於這個時期物價史的貢獻，我以為比他在唐宋物價研究上的貢獻還大。他研究清代物價的著作包括後列數種：《清中葉的米糧市場與貿易》(Mid-Ch’ing Rice Markets and Trade, 與Richard A. Klaus合著)、美洲白銀與十八世紀中國物價革命的關係)、〈清雍正年間的米價〉(與筆者合著)、〈清中葉以前江浙米價變動趨勢〉、〈近代四川合江縣物價與工資的變動趨勢〉(與筆者合著)、及〈清康熙年間江南及附近地區米價〉。他的糧價研究，對於增進清代經濟之瞭解有二大貢獻：第一，他發現從十七世紀末直到十八世紀終了，糧食和其他物價有長期上升的趨勢，而且這種上升趨勢和當時美洲白銀的大量進口有莫大關係。如前所述，明清時代，白銀已成為中國主要貨幣之一。但是，中國國內銀產不豐富，白銀的來源主要在國外，尤其是美洲。當時西方人到東方殖民貿易者日多，對中國絲、茶等產品需求很大，於是隨著中外貿易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白銀流入中國。白銀進口越多，市面上流通的貨幣數量也愈多，結果造成長期物價上升的趨勢。

有一點值得指出，即十八世紀的中國經濟空前擴張。人口約從二億上升至三億左右，耕地從七億五千萬畝增加到十億至十一億畝。其次，國際貿易大社發展，國內各地區間貿易也顯著增加。再次，若干專業的工商市鎮紛紛出現。這些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