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千百年来，环境史并不总是沿着同一条直线发展的，而是有许多变化并且有多个转折点存在。为了创造一个新版本的历史，环境史学家应该研究这些转折点而不是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小的专业范围内。但是怎么来识别这些转折点呢?什么是决定性的点呢?在这里作者认为：为了重建漫长的历史演化进程中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历史学家应该抛弃那些深深根植于西方社会与中国古代社会的人性化自然的传统观念。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他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以及与人类本性的联系是紧密相关的。通过这种研究，环境史将占据历史研究中的很大比重，而不是仅仅处于其边缘地位。在这种理念的基础上，作者认为重建环境史的转折点是有可能的。首先他提出了人类早期历史的四个转折点即：渔猎活动的产生，农耕文化的起源，人工灌溉农业的开端以及游牧业的兴起。在各种情形下，新的环境管理方式总是与人性化自然的新形式相联系的。在过去的500年中，这一重建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了。鉴于这个时期的历史特征，作者提出并讨论了以下的六个转折点：(1)流行病，吸毒成瘾，糖与殖民化(16世纪)。(2)公有制的结束以及计划性可持续发展的产生(约1800年)。(3)自然保护的发现以及现代神经病和社会卫生学(约1900年)。(4)沙尘暴，土壤保护以及水利工程的兴起(20世纪30年代以后)。(5)世界范围的美国生活方式的繁殖(20世纪50年代以后)。(6)生态革命是否为幸福的终结(1970年以后)。

[关键词]环境史 转折点 人类天性 生态

一

我今天将以马琳·黛德丽的歌而不是环境开始这个报告。在她1930的电影《蓝天使》中，她演唱了由Paul Abraham作曲的自传性的歌曲“从头到脚，我将全身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爱上，我所能给予的也只有爱，这是我的天性”。
“我的天性”，马琳·黛德丽所指的是人类天性。而在当今所谓的“生态时代”这一个词已经不复存在了。当我在问及高中生是怎样看待“nature”这一字眼时，没有人涉及到人类天性。现代自然保护认为自然是非人性的，而且只有与人类对立起来才能得到保护。相当多的社会学家认为人性是一个有争议的唐突的生物学词汇，它挑战了社会学的权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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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Vf. the spirited attack on this repulsion by Steven Pinker, The Blank Slate : The Modern Denial of Human Nature, New York, London, 2002.

就是在几代人以前，人类天性这一观念还仍然无处不在。在一些古老的信件中，作者及同时代人的人性问题是一个永恒的交谈话题。我们应该很严肃的分析马琳的歌词所代表的含义。马琳所歌唱的自然实际上是一个个性化的人性。在此背景下，自然是与大众的欲望处于同等的位置上，这一点马琳也不会怀疑。“自然”是一个包含了各种因素在内的综合体。它似乎不能为人类的主观意志所改变，但是人类至少部分是受自己意愿支配的。她在歌中继续唱到：“这个男人围绕着我，就象飞蛾扑火；如果他燃烧自己，我也无能为力。”当她彻底摧毁那个可怜的教授时，就以这种冷漠的声音一遍遍的唱着这首歌。她的天性也许是残忍的，没有任何道德可言。
从各方面来讲，无论是在知识化的历史领域还是在民间，人类本性有着近百年的传统。历史和哲学词典中，在“nature”这一词目下没有给出欲望化的解释。实际上，在这个充满欲望的地球上，这一词的吸引力已经持续了几百年的时间。例如，中世纪的神学作家在他的书里写道：“自然是上帝的巨大仆人，它是人类与上帝之间的调节者。”自然谴责同性恋行为背叛了“孩子”这一概念的本义。①无论是天主教徒的道德伦理，还是卢梭的著作中都对人类的避孕行为进行了抨击。这里的人性化的自然不是性的敌人。在1443年，时仅28岁的埃尼·西欧维欧(Enea Silvio Piccolomini)，也就是后来的罗马教皇二世对他的父亲坦诚说，他生育了一个儿子，他的借口就是自然所赋予人类的本性。正如我们所知，当时的罗马教皇与现在相比，生存在一个不同的环境中。将来的教皇们也许会宣称：“如果自然赋予的人类本性也是一种罪恶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将充满性罪恶，即使我们不理解为什么性行为会遭到谴责。自然在创造每一事物时都有其目的，并且富于其生存的渴望，这也是人类得以繁衍下去的理由。”②
如果时间倒退到500年前，重读路德维希·克拉格斯(Ludwig Klages)的散文“人与地球”(这也是1913年比勒菲尔德青年会的议题)，我们会发现人类是自然与爱之间的联系。按照哲学家Klages的说法：充满鲜花和绿色的自然的消失，景观以及鸟类的衰退等同于人类灵魂的下降。人类心灵中的温情已经消失殆尽。拯救只能来自于“爱的联盟”。③但是这些对于一个冷静的历史学家来说，似乎是司空见惯的。他(她)有没有想到自然的另外一层含义呢?
我的观点是：环境史学应该致力于重建人类与环境间几百年来的相互关系，且要开始着手把传统的自然观中加入人性的因素。至少环境史应该在这方面尽其所能，并且对这一观念进行检验。在寻找环境史的转折点过程中，经历了多次失败之后，我推测，借助于人性我们可以找到坚实的基础，同时借助于持续了几百年的人类学资料，历史的以及变动中的自然证据。如果环境史学家一直沉溺于传统史学的方法中，那么他永远也走不出旧的框架。环境史必须关注人类的历史，从而摆脱其处于历史地理学边缘位置的境地。此时，我们正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古老的包罗万象的术语“自然”是很有意义的。这是一个与环境相关的人类学意义上的自然。人类也是自然界的一个有机组成，他的存在是与其它生物相关的，并且依赖于洁净的空气和没有污染的水而生存。斯多葛(Stoa)将自然分为了两个层次，一种是较低层面的，物质化的自然，另外一种是较高层面的，容纳了学习过程的自然。这一划分是基于自然史的知识和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这里实际上包括人类所共有的特征以及那些在特定文化下形成和发展的特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由各种文化因素共同作用所形成的主体，是不能简单的通过某一突然决策而自动消失。人类只要一想到环境意识和自古以来的对于疾病的恐惧之间的联系，那么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环境史应该探讨更为深入的精神层面的内容。
可以确信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坏习惯都一定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1988年，运输部长打破了100km(60miles)／h的速度极限，而这是与“司机的天性”相违背的。④所谓的司机的天性并不是永恒的，它仅仅是人性化的历史的一部分。几千年来，人们都没有高速行驶过。其它国家(更不用说美国)的速度极限是65miles／h，这就已经显示了这一本性可以在不对人类造成任何伤害的情况下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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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rnst Robert Curtius, Europ ische Literatur und lateinisches Mittelalter, 4th ed, Bern, Munich, 1948, p.127.
② Enea Silvio Piccolomini, Briefe, Dichtungen, Munich, 1966, p. 78.
③ Winfried Mogge/Jürgen Reulecke ( ed. ), Hoher Meiβner, 1913, Cologne, 1988, p. 181 and p. 188.
④ Joachim Radkau, Technik in Deutschland, Frankfurt, 1989, p. 369.

我们不能将自然的第一含义和第二含义单独考虑。某些历史文化背景深深根植于人类行为的某些方面。当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席卷全球时，导致了大多数人对于自然资源的消耗增加，这也许意味着一种高流动性和高消耗的人类特征。毫无疑问，世界人口剧增只是最近的事情，然而亚洲人近乎素食化的饮食方式却是持续了好几个世纪。生活标准提高以及西方的影响导致了肉类的大量消耗。这一发展带有强烈的环境因素的烙印，表明肉食消耗在人类观念中是根深蒂固的。回顾一下人类的渔猎发展史会发现：它要占人类生涯中9／10的时间，甚至还要多。
下面我将引入进一步的假设。在一些典型案例中，自然的第二层含义来自于人类的受伤经历。大量实例证明：人类在史前时代有很多的创伤经历，伴随着自然资源的过度使用以及对自己行为的不可控制。考古学家Eberhard Zangger在对希腊历史时期的土壤侵蚀研究表明：如果谁认为人类在史前时期与自然是和谐相处的话，那么他就不了解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人类在最初阶段所导致的不稳定肯定是最为巨大的，因为大部分的土壤在那时候流失。①当人们没有经验的时候对土地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许多发现证实了这一假说。
孟德斯鸠(Montesquieu)在他的《波斯人信札》中写到了“穴居人的历史”。这些史前人类像动物一样住在洞穴中，他们是那么凶暴和野蛮，既没有法律也没有权利。曾经一段时间，这一凶暴的特性被一个专制的统治者所征服，但是他被杀害了，他们又按照他们最初的野蛮的生活方式无所禁忌的生活。每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基于灌溉的农业系统遭到破坏随之饥荒来临。最后，除了两个家族之外的穴居人都互相残杀。这两个幸存的家族从这次灾难中得到了教训，并且认识到了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考虑的好处。经过共同努力，他们为了公众的利益而工作，从而亲密的友谊由此诞生。在关爱与和谐中农业得以繁荣。②在惨痛的经历中，人性得以发展。
从环境史的角度来看，这一故事所包含的真实性值得商榷。首先，它反映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梦想：永远和谐与健康的环境是不存在的。更准确的说，如果我们考虑到创伤经历所起到的作用，那么它所导致的精神也仅仅是片面的，仅仅能克服一个问题而忽略了其它方面的危险因素。在那些持续干旱了几百年的地区，有强调灌溉的倾向，不经意间却又引入了土壤盐碱化的危险。然而，在墨西哥城的湿地，灌溉系统已经废弃了几百年，这里有陷入尘暴天气的危险。③
如果我们要寻求环境史上的转折点的话，就不得不考虑人类的第二特性以及其在环境中的创伤经历。关键的问题是：一个新的科学概念是理论学家们所极力避免的疑难。是否这一概念有利于研究，它是否有利于人们尽早发现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这一问题究竟值不值得研究和探讨呢?某些批评家也许会嘲笑一个富于想象的历史学家会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间点杜撰出重大事件，从而保持现有的重大事件。人们怎么样来认识人性的历史特征呢?环境史学家应该加强与社会学家和社会生态学家的联系，但是不要期望从那里得到什么肯定的答案。这些领域仍然处于探索阶段。
以我最近的研究来看，我从著名科学家马克思·韦伯的著作中得到了重要的激励，他必将为生态学界所关注。有些人甚至认为他是自然的敌人。④威廉·亨尼斯(Wilhelm Hennis)却很有说服力的证明：韦伯是由人类学的兴趣所驱动的，社会科学的发现之父。⑤为了理解Weber的工作，我们必须懂得：人性化的自然是为他以及他同时代的人所熟知和认可的。只有承认了这一点，才能对人类的社会行为进行概括。Weber不仅仅将人看作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这一概念将在他后面的著作中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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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berhard Zangger, Die Zukunft der Vergangenhe it. Archäiologie im 21. Jahrhundert. Munich, 1998, p.173.
② Charles de Montesquieu, Perserbriefe ( first 1717—21), Frankfurt, 1988, p. 26. (11. Letter).
③ Joachim Radkau, Natur und Macht. Eine Weltge- schichte der Umwelt. 2. Aufl. Munich, 2002, p. 21.
④ Edith Weiller, Max Weber und die literarische Moderne, Stuttgart, Weimar, 1994, p. 305.
⑤ Wilhelm Hennis, Max Webers Wissenschaft vom Menschen, Tübingen: Siebeck, 1996.

从韦伯的角度说，历史人类学就意味着去寻找历史上的热情、巨大的恐惧以及拯救的希望；去寻找那些入迷的经历和被迫的合理化行为，以及政府和生活方式的形成过程。在他著名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①一书中，对于被拯救的渴望是怎样导致了一个新的高度强迫性的，为禁欲理念所控制的人性社会形成。这一特征持续存在，即使是宗教的本义也被忘记了，人类渴望摆脱这种紧身衣的束缚。韦伯模式对于我们进一步探讨环境史是非常有价值的。
那么一个人能否找到历史上的转折点呢?这种方法是否可以应用于对所谓的转折点的判断呢?让我们从两个例子来进行尝试。首先是著名的工业革命，这一事件通常不仅被认为是经济史上的转折点，也是环境史上的，恰在此时，环境问题出现。因此大多数环境史研究集中在这一时期。在经济史上，工业革命这一范式曾经在很长时间内遭到了围攻。马克思·韦伯总结说：西方现代化以及经济制度的决定性转折在此之前就已经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在中世纪晚期就发展起来了。
那么环境史的转折点是工业革命吗?但是蒸气机以及纺纱机的出现在环境史上并不是革新性的事件。动力化电机以及人工肥料②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工业革命的初级阶段往往是在小范围上临时性地改变景观，对于当代参观者而言，这些景观残留看上去很富传奇特色。③矛盾的是：英国是工业革命的诞生地，但是它也是古老景观保存较好的地方。农业史的研究不仅仅来自于书面材料，也来自于对这一地区现存的景观的分析。
从生态观点看，从太阳到化石时代的转变也是比蒸气机和纺纱机发明更为重要的转变。此时，水能和电子能得到广泛应用。20世纪50年代大家熟知的新“原子能时代”即是基于历史上的这样一个概念④。从这种观点上讲，有人会怀疑环境运动为历史时代划分点，而从另一方面说，典型的令人激励的历史事件通过生态学获得新的重要性。⑤从严格理论意义上说，从再生资源到不可再生资源的转变可以认为是环境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
但是这一转折点是不能在真实的历史中发现的。太阳时代是一个很长的时期，从穴居人到歌德时期。即使所有人都意识到他们不能驱动一辆汽车，还不足以导致正面的激励。此外，煤炭在某些地区早在中世纪就已经被认知了，可是真正被接受却是18世纪和19世纪的事情。工业化的早期阶段是以水能作为能源的，因此也被称为“先进的有机经济”⑥。在19世纪，煤矿开采和树木砍伐是很辛苦的劳动。经济的精神层面并不是基于对无穷无尽的廉价资源的认知。
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环境史学家仅仅应该看到18—19世纪连续发展的一面，而不是其变化。那样就大错特错了。但是寻求人性化自然的变化因子却是必要的。
二

我将提供一系列与上面提到的标准相一致的假设，从而来探讨人性的第二层面。从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著名散文的角度来看，这些假设还仅仅是一种较为恰当的建议，它们不能预测我们会议的结果；并且是否可以应用，还需要实证研究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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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l. by Talcott Parsons, Introduction by Anthony Giddens, London：Unwin Paperbacks, 1985.
② John R. McNeill, 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 W. W. Norton：New York, London, p. 24, emphasizes the invention of ammonia synthesis by Fritz Haber and Karl Bosch as a milestone in 20th centu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③ Joachim Radkau, Industrielle Archäologie in Eng- land—Zwischen Romantik und Realismus. In：Journal für Geschichte, 5. 9. 1983, p. 26.
④ Joachim Radkau, Technik in Deutschland. Vom18. Jahrhundert his zur Gegenwart, Frankfurt：Suhrkarap, p. 345.
⑤ Rolf Peter Sieferle, Der Unterirdische Wald. Energiekrise und Industrielle Revolution. C. H. Beck：Munich, 1982.
⑥ E. A. Wrightley, Continuity, Chance and Change. The Character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Cambridge, 1988，pp. 34—67.

马克思·韦伯通过对“人类社区的性质、起源以及最初形式”的调查写成了他的巨著《经济与社会》。我们也可以通过类似方法对自然、人类环境的最初管理形式的调查来开展环境史的工作。而人类环境管理是与人性相关的，例如狩猎、耕地、放牧以及人工灌溉等等。这些各种形式的环境管理方式产生了人性化自然的精神层面。他们的上升或者下降往往代表着环境史上的变化点。尽管例子很简单，但是到了当今社会的早期阶段的时候，它已经变得复杂的多了。与新形式的环境管理相关的人性特征不容易被发现。这也是我们在这里举行关于现代化早期会议的原因之一。在这里，我提出6个转折点。但是请注意：它们还仅仅是一种较为恰当的建议，别无其他。
1．流行病，吸毒成瘾，糖与殖民化
什么是中世纪和现代时期的早期阶段的重要转折点呢?是中世纪早期森林的大规模清除吗?在那时的欧洲，林地成为竞争的空间。但是砍伐森林并没有开创一个新时代，孢粉分析表明森林的大面积减少是与过度放牧相关的。整个欧洲环境史走的是一条不同的道路。
黑死病以及其它传染病(在欧洲，1350年后)蔓延导致了人口经济学以及精神关怀的产生。1350年黑死病的惨痛经历导致了群众的群体性认知，但是它对环境史产生什么影响呢?
从现代意义上说，环境史包含了一个全球化和全球整合的趋势。这时的微生物细菌传播速度比食物、金钱以及人口变动速度更快。因为不同的人种对于流行病的反应是不同的，这不是一个均一反应过程。尤其是在欧洲，流行病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正如我们今天所了解到的，医药政治是环境政治的主要内容。即使在现在，由于对流行病所产生的恐惧，环境政治仍致力于清洁卫生的水源保护。
在自然中过着田园牧歌式的健康生活的愿望由于流行病传播而加强，无论是普通人还是政府都知道流行性疾病是通过细菌感染传播的。尽管如此，从精神以及环境史方面讲，流行病有时候是与生产相矛盾的。它制造了对于死亡的恐怖气氛，但是减轻了人类对于自然资源过度开发的担心。人口下降减轻了农业资源以及林地使用的压力。1350年以后，资源短缺问题消失，这一状况持续了一个多世纪。
政治和环境史上的新时代是从15世纪的殖民地化过程开始的。阿尔佛雷德·哥伦布(Alfred W．Crosby)的《生态帝国主义》的书看起来似乎备受世人瞩目。他认为在殖民地觉醒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是一种生态革命。生态系统为新出现的事物所深刻影响，尤其是流行病的出现。但是我怀疑“生态革命”是否是一个恰当的术语。在大多数情况下，生态过程有其演化特征。只有在刻意的情况下，人类才可能将整个全新的世界转变成为一个单一的生态系统。大卫·沃滋(David Watts)在他的重要著作《西印度群岛》中探讨了巴巴多斯岛甘蔗的种植改变了这个岛上的生态。①但是它是一个仅有430平方公里的小岛，占美国国土面积的十万分之一。
我们有理由认为：人性上出现的巨大变化可以认为是环境史上的重大事件。横穿所有边境的欲望、贪婪的出现以及对于获得新土地的热望。黄金和糖成为人们追逐的对象。首先，对黄金的贪婪欲望早在古代就有，后来又被殖民地征服过程所激发。接下来是糖，这是一种能够使人上瘾的天然刺激物，尽管有影响的糖工业部门试图否认其这种效果，但是现在人发现对于糖的需求是天然的。在现代的早期阶段，糖是促使殖民化过程的主要驱动力。蔗糖种植和提炼过程中对木材的消耗、对于景观的改变程度要大于重金属冶炼所导致的变化。人类学家西尼·敏兹(Sidney W．Mintz)在他的书《甜与权：糖在现代历史中的地位》中声称：在世界史中没有哪种食物像糖那样发挥了这么重要的作用。在1650—1800年的英国，糖消费的增长不少于2500％。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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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avid Watts, The West Indies. Patterns of Devel- opment, Culture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since 149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② Sidney W. Mintz, Sweetness and Power,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1985, p. 102.

但是盐并没有产生那样的效果。可以肯定的是盐贸易是早期贸易史的核心部分。尽管偶尔也曾经有“盐战争”发生，但是广泛宣传和侵略扩张正在消失。在属于盐场的森林中，林场主通过其它生意来维持森林的可持续发展。而蜂蜜的生意在很大程度上是很轻松的，因此常被历史学家所忽略。随着糖生意的兴起，人们对于甜食才开始迷恋。殖民地贸易使得糖成为一系列刺激性产品中的核心，所有这些导致了一种持续刺激神经系统的生活方式。咖啡、可可、茶、浪姆酒以及烟草的消费成为驱动世界史和人性发生变化的驱动力。
从环境史的观点来看，殖民化过程有几次历史。英国历史学家里查德·格罗夫(Richard Grove)①《绿色帝国主义》一书似乎是对哥伦布《生态帝国主义》的一种响应。他认为：我们的环境意识来自于殖民化过程。欧洲人首先意识到人类介入脆弱的生态系统所导致的生物链破坏。在这里我补充另外一种解释：当欧洲人开始到了热带地区，感受到了这里蛮荒的未受人类改造的自然时，产生了对于天堂式生活方式的幻想。卢梭(Rousseau)的《回归自然》一书在寻找环境意识产生的基础时就采用了这样一种观点。对热带雨林的保护中，人类想到是否对于针叶林的砍伐使得人类自身不受影响呢?在这里，我们又一次找到了一种长期持续的精神烙印，即现代人人性特征的变化。
2．公有制的结束以及计划性可持续发展的产生
即使我们对于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作为环境史的转折点的说法有所质疑，但人们不能忽视在此过程中产生的人类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发生的变化。但是什么是更为重要的呢?一系列实施表明：公有制的结束应该是其核心问题。首先，公有制结束的空间影响；其次是其所导致的群体意识的变化。瑞典法学史专家贝恩德·马夸特(Bernd Marquardt)认为：以前由公众共同管理的土地的分割以及私有化可以看作是欧洲环境形式的一种倒退。②大面积的土地私有化产生，并且导致了农民精神上的变化。
可以确认，我们不应该夸大这一改变。某种顽强的个人主义意识在公有制时代就已经存在了，它与乡间生活一样，可能只是人性化了的自然的一部分。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臭名昭著的理论《公地的悲剧》(1968年)认为：集体牧场的过度使用是与人们无视与历史公有土地相联系的制度以及社会机制导致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过度利用的危险一点都不存在。以
自我为中心并不是现在才有的现象。在三地系统结束后，随着公有土地的分解和再分配，这一现象有所好转。琼·瑟斯克(Joan Thirsk)认为：“与邻居公平的分享事物的纪律得以松弛，每一个领主成为自己土地的主人。对于人类生活而言，这是比所有经济变化更大的改革。”③
从农业改革者的观点来看，土地公有制是懒惰的摇篮。但是也存在另外一种观点：尽管为贫穷所占据，公有制代表了一种闲适的世外桃源式的生活。德国政治经济历史学院的创立者威廉·罗雪尔(Wilhelm Roscher)则叙述了一种“使人愉悦的印象”和“解放”的感觉。此时那些从来都没有正当使用权的人们被赋予了使用公有土地的权利，前提是没有人口增长所导致的压力的情况下。④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人口增加改变了过去那种温暖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大片公有林地和牧场遭到砍伐和放牧之后。在过去林地公有时代有一个谚语：“绞刑架不是为盗木贼准备的。”在森林私有化之后，盗木贼有时候会被处以极为残暴的私刑。⑤随着木材价格的上升，农民为了盈利而努力。农业改革者称赞瑞典农场主竭力经营农场所采取了严格的经济态度。但是当时的一些目击者称他是一个乖戾的、贪婪和自大的人。这里我们看到了农场主当中的一个新的人性趋势，而这是与上升的中产阶级追求成就感以及其利益取向相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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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Richard Grove, Green Imperialism: Colonial Expansion, Tropical Island Edens, and the Origin of Environmentalism, 1600—18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② Bernd Marquardt, Umwelt und Recht in Europa. Von den groβen Rodungen des Hochmittelalters bis in 21. Jahrhundert. Zürich 2003, p. 285.
③ J. A. Yelling, Common Field and Enclosure in England 1450—1850, London 1977, p. 214.
④ Joachim Radkau, Natur und Macht. Eine Weltge- schichte der Umwelt, München：Hanser 2nd ed.2002, p. 93.
⑤ Josef Mooser, Furcht bewahrt das Holz. Holzdieb- stahl und sozialer Konflikt in der ländliehenGesellsehaft1800—1850 an westfälischen Beispielen, in: Heinz Reif(Ed.) Räuber, Volk und Obrigkeit. Studien zur Geschiehte der Kriminalität in Deutschland seit dem 18. Jahrhundert, Frankfurt: Suhrkamp, 1984, p. 77.

在环境史上，18世纪具有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它是一个总体开发利用的时代，这一点从整个国家开展的详细而精确的制图调查就可以发现；另外一方面，它是合理化行为开始的时代，人类考虑到了资源的有限性并且努力将它们进行最大程度的利用。贪婪而高度负债的国家寻求着经济增长点。但是这种增长伴随着对于木材短缺的恐惧，这一现象在整个18世纪的欧洲都很普遍。由于在流行病过后以及经济政策调整导致的人口增加，使得那时经济失去了它固有的可持续发展功能。退耕还林行动开始，以备下一代的需要。通常大家所讨论的木材短缺不仅可以理解为一种生态危机，而且也是一种制度危机。由于没有针对公有土地制定严格法规，老的森林管理体制为新出现的森林科学所摧毁。①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人口增加。此时，人类的生殖行为从没有像以前一样成为一种政治问题。为了增加税收，许多国家都采取了增加赋税项目的办法，而这遭到了民众的极力反对。同时，木材短缺的恐惧增加，这些通常是与马尔萨斯经典人口增长理论所导致的恐慌相关的。如果我们意识到了人口统计学在环境史上的重要意义以及生殖行为与社会意识间的密切关系，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环境史也可以被看作是人类的自然史。
3．自然保护的发现以及现代神经病和社会卫生学
从空间上讲，工业化进程涵盖了大片地区。而这些地区丰富的煤炭资源和19世纪开始的电子化进程对这一进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这时起，工业化近乎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产生了新类型的人。对于进步的乐观态度中也包含了顾虑。狂热竞争、不知疲倦的工作以及这种刺激所导致的满足感成了当时人们的一种群体体验。自从1880年，纽约神经医学家乔治·比尔德(George M．Beard)发明了诊断“神经衰弱”的仪器以来，这种疾病就在工业化国家迅速蔓延，尤其是在德国和美国②。经济生活的飞速发展对于当时那些工业化国家的人类来说是一种经历，而这对于现代的环境史来说是很重要的一点。
无独有偶，“精神病时代”也是自然保护开始的时代。在1872年，美国的黄石公园建立。③奥克维娅·希尔(Octavia Hill)加入了1875年成立的公有财产保护协会，并且于1895年为保护自然遗产胜地而建立了国民托管组织。这是英国自然保护史上的里程碑，它以私人管理为特征并且致力于公共遗产的保护。④在1880年，音乐家恩内斯特·鲁道夫(Ernst Rudorff)创造了他的歌曲“关于现代生活与自然的关系”。看起来，新产生的精神忧虑是与自然意识相关的，这种联系的深度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约翰·缪尔(John Muir)，试图在精神忧虑的患者中寻求反对伐木工人和水利工程师的联盟。⑤也许研究隐藏在环境保护背后的人类学背景是有意义的。传统的上帝的自然似乎是不需要保护的。通常来说，人类发现的不是自然之子而是神经质的城市居民。神经质的浪潮伴随着“回归自然”的呼声，和对于自然愈合能力的渴望。当我在写神经病史的时候，我试图探讨它对于环境史的影响。在德国，新的物理疗法经历了最初的繁荣。从那时开始直到今天，环境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健康意识。
到19世纪晚期，由于对饮用水导致的霍乱和伤寒所产生的恐惧成为那些欧洲和北美工业化城市改善卫生条件的一个驱动力。洁净的饮用水以及卫生设施的供应成为首当其冲的问题，至今我们也仍然获益于那些100多年前建立的都市设施。⑥在卫生条件和自然保护之间似乎没有直接的联系。1970年以后在许多国家兴起的绿色联盟，在一个世纪以前仅仅零星存在。但是可以想见的是，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话，生态时代可能开始的更早一些。如果我们研究隐藏在其中的精神层面的话，会发现不同的发展方向间确一种更大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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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oachim Radkau, Ingrid Schaefer, Holz. Ein Naturstoff in der Technikgeschichte, Reinbek, 1987, pp. 149—160.
② Joachim Radkau, Das Zeitalter der Nervosität, Munich, 1998; Marijke Gijswijt—Hofstra/Roy Porter, Cultures of Neurasthenia. From Beard to the First World War, Amsterdam, New York, 2001.
③ Alfred Runte, National Parks.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3rd print, Lincoln, London, 1997, p. 33.
④ Merlin Waterson, The National Trust.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London: The National Trust, 1994.
⑤ Joachim Radkau, Natur und Macht, p. 256.
⑥ Martin V. Melosi, The Sanitary City. Urban Infrastructure in America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Baltimore, 2000, p. 423.

直到现在，我们对19世纪晚期20世纪早期同时发展起来的事物都还茫然不知，更不用说在一些发达工业国家产生的生殖行为的变动情况。生育控制导致了人口数量的变动，而出生率下降也是对于自然寿命增加的一种响应。这是当代合理化行为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对性行为的合理化。①这些也是马尔萨斯所不能预料的。这种调整行为预示着人类对于情感控制的加强。不能忘记的是：某种类型的合理化行为包含着一种长期有效的可持续发展政策。合理化行为开始的时间不得不被认为是环境与人类史上的转折点。尽管工业和环境主义之间存在冲突，资本主义的精神和生态学的关系可能比人们想象的更为密切。
4．沙尘暴，土壤保护以及水利工程的兴起
现代环境意识的观念来自于20世纪30、40年代。美国中心部地区在沙尘暴的压力下，产生了一种所谓的历史进步的悲观观点，这种观点对人类相对于自然的胜利产生了质疑。庄稼的大量繁殖导致了土地大规模退化，土壤保护成了“新政”的标语。对于肥沃土地侵蚀从而变成草场的恐惧笼罩着那些半干旱地区，例如苏联、南非以及澳大利亚等国家。德国，在所谓的“纳粹时期的生态工程师”阿尔芬·塞菲特(Alwin Seifert)的倡导下，一种阻止由于河流改道而导致的水面下降，进而使得整个国家转变为草场的运动开始。
适应时代需要，“增长的极限”以及有限的资源等词汇屡次出现。在经过战后几十年的经济复苏之后，这一认识就像是重新被揭示一样。与世纪之交的时代不同，黑暗的战前、战后时期有着独特的对于环境意识的感知。仅仅在饥饿的时代，人们才意识到他的整个存在依赖于土壤保护。对于进步的盲目信任和以后的“生态时代”一样都是时代环境所造成的错误。汤姆·戴尔(Tom Dale)和弗农·卡特(Vernon GillCarter)合著的《表土与文明》一书(1955年)首先勾画出了一个批判性的世界环境史，反映了沙尘暴时代的公共意识以及对于土壤退化的恐惧。这些预示着这个时代形成了人们的某种意识。
或许乐观的观点比悲观的观点有更为持久的效应。因为这个时代对于土壤问题有它的解决方法，那就是灌溉、建大坝和修建水库。水能似乎能够解决能源问题，例如烟迹斑斑的问题以及几乎衰竭的煤矿不均匀分布的问题。按照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观点，20世纪30年代是新技术的时代。后来，他才认识到这种改革使得人类更加接近那种“动力化机器”的时代，这些大的技术系统并没有民主管理。新政以对灌溉的狂热而著称，而田纳西州流域管理局就是当时最受欢迎的一个权利机构。水利电气化许诺了社会进步与民主的同时发展，并且灌溉过的表层土壤再也不会被冲走。这种乐观情绪也影响到了苏联，导致了45年以后的发展援助。几十年来，水库曾经被作为“发展”的一种陈列厨，在50年代，第三世界的一个发言人称“大坝是当代印度的神庙”。
1945年以后，魅力超凡的田纳西州流域管理局的领导人戴维·利连撒尔(David Lilien- thai)成为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领导者。这一组织适合当时时代的要求，因为它致力于清除浓烟污染以及化石燃料不均匀分布的问题。当时一个重要工程就是，通过廉价原子能的帮助使得海水淡化，从而实现使沙漠地区一片繁荣的构想。70年代的环境运动不得不仍然关注那些30—40年代的环境问题。环境历史学家对历史应该抱有一种批判的态度，但是他不应该成为一个愤世嫉俗者。
关于沙尘暴和土壤保护引发的环境意识的经典资料是美国土壤专家沃尔特·罗德民(Walter Clay Lowdermilk)的书《巴勒斯坦—土地的承诺》(1944年)。罗德民认为他已经发现了由于强烈土壤耕作导致的土壤侵蚀的足迹，并且视巴勒斯坦为一个被游牧和半游牧居民严重破坏的地区。与这些定居人相对应的是那些犹太人复国运动的殖民化土地，这里是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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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erwig Birg, Die Weltbevölkerung. Dynamik und Gefahren, Munich, 1996, p. 50; already Julius Wolf, Der Geburtenrtückgang, Die Rationalisierung des Sexualle- bens in unserer Zeit, Jena: Gustav Fischer, 1912.

溉的绿岛，每一个都是干旱环境中的天堂。与田纳西州流域管理局相似，他制定了一个“约旦河流域管理局”①。他为犹太人居民制定了一个完美的生态规划，并且得到了以色列的热忱支持。实际上，以色列已经成为了灌溉的示范国家。由于橘子和桉树对于水的大量需求，以及对于犹太人复国运动的和平抵制，都使得以色列陷入了一种困难境地。今天的生态批判观点也许会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间调解。环境学者发现了传统经济体系的优点，以及它对于水的有限的消耗以及以色列当前经济下的环境危险。Ari Shavit在他1997年的书中甚至写道：“犹太复国运动必将会给这个小的敏感的岛屿造成一场生态灾难。”②正如Carmit Lubanov所言，今天的环境正义包含了犹太人和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之间的和平信息在内。
5．世界范围的美国生活方式的繁殖
Christian Pfister在《50年代的综合症》③中说：“这个时代是历史上最重大的人类环境的转折点，与其相比，所有其它的断点都仅仅是二流的。”也许人们不应该将这种变化与50年代太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因为在美国在很早以前就有了变化的迹象。其它评判标准，例如大规模的地下水污染、温室效应、放牧的加剧都暗示着一个更为晚的时间点。这些变化的驱动力必须要认真考虑，是否它们是真正的驱动力，是否人们不得不满足于综合病症的诊断。
Pfister认为：先决条件是50年代原油价格的突然下跌。许多重要的证据支持这一观点：动力化的蔓延、农业肥的使用以及塑料的大批量生产，这些都需要廉价的原油作为能源。但是在这个例子中，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呢?难道一口新井的开采不需要有接受能力的市场吗?日本在原油价格相对高的情况下没有经历一个繁荣的经济发展吗?Plifer强调的是这种变化的精神因素：老的节俭的生活方式为浪费和“用完就扔”的生活方式所取代。千百年来，有限的能源成为人类的第二属性。从此时开始，那种取之不竭的能源幻觉此时开始蔓延，并且成为人类的一种新的品质。因为节俭或者浪费的生活方式影响的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形成了人类的一种精神品质。
因此，这种变化不仅仅意味着一种综合症，一种偶然的、特殊的环境氛围，至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代表了一种生活倾向，即朝着“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发展”。对于世界人口的增长来说，美国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像具体而切实的乌托邦社会。近一半的世界人口的这种狂热行为仅仅是一种表象。那种旧的观点：“自我保护的本能适用于种属而不是个人”已经过时④。这种美国式生活方式的不可抵制性是与流动性以及奢侈的使用水热资源相关的。而这又深深根植于人们的对于尚人烟稀少的地球的印象。休伯特·马克(Hubert Mark)也许是正确的：“当人类以古老的生活方式对待自然的时候会对自然产生破坏。”⑤
6．“生态革命”是幸福的终结吗?
美国环境运动的起点是1970年4月22日，此时地球日第一次被提出并且得到了广泛支持。⑥同时，环境保护也得以形成制度。随后1969年国家环境政策的出台，环境保护机构也于1970年成立。同时，德国内政大臣也联合社会民主与解放，并且将环境政策作为一种新的政策领域。在“环境”的标语下，世界范围的环境保护政策同时启动，此时环境成为公众意见的产生器，并且一定程度上成为抵制运动的目标。绿色和平于1971年在Vancouver．起初，该组织反对地下核武器试验，后来发展到其它领域。绿色和平的“彩虹战士”成为新的生态英雄的典范，这与过去的对俱乐部生活的热衷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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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Walter Clay Lowdermilk, Palestine—Land of Promise, New York, London, 1944, p. 168.
② Alon Tal, Pollution in a Promised Land. An Envi- ronmental History of Israel, Berkeley, 2002, p. 409.
③ Christian Pfister (Ed.), Das 1950er Syndrom: Der Weg in die Konsumgesellschaft, Bern 1995.
④ Axel Meyer, Die Entstehung der Arten:Neue Theorien und Methoden, in: Ernst Peter Fischer/ Klaus Wiegand, (Ed.), Geschichte und Zukunft des Lebens, Frankfurt, 2003, p. 77.
⑤ Hubert Markl, Wissenscha ft gegen Zukun ftsan- gst, Munich, 1998, p. 101.
⑥ Encyclopedia of World Environmental History, vol. 1, New York, 2004, p. 355 (Denis Hayes).

在经过数年准备之后，联合国环境大会于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同一年罗马俱乐部出版了《增长的极限》一书，其标题描述的是千百年来一直就有的一种观点。它成为世界范围的畅销书，但是不同国家的反应也是不同的。①首先中国和其它第三世界国家，谴责这种环境警世只是第一世界国家的一种伪善政策。这些国家在经历了经济的迅猛增长之后，试图遏制较为贫穷的国家以同样方式获取经济增长。环境问题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与工业化国家相比更为强烈，这一现象在70年代就已经很清楚地表现出来。环境政治以惊人的速度成为政策领域的首要问题。即使致力于经济增长和核能研究的欧洲联盟也发现环境问题已经成为政治的一部分，因为它还没有被国家贸易所涵盖。从那时起，欧洲立法采取了相当多的环境活动，至少在书面上如此。
日常的口头谈论已经成为现实，生态革命发生于1970年，从那时起我们生活在一个生态时代。从地下水的氮污染到热带森林的砍伐，形式在一天天变坏。虽然从1992年的地球政府首脑会议开始，“可持续性”和“可持续发展”成为有魔力的词汇，但是在全球化和竞争时代，比任何时候都更追求短期效益的行为占据了支配地位。如果对环境造成破坏的人不能够被法庭审判的话，现代环境学家的典型成就——污染者按照对环境的破坏程度而支付补偿的原理是毫无用处的。
认真研究几十年前，尤其是一度被侮蔑的20世纪50年代，也许会在几个方面得出不同的画面。正如印度环境史学家罗摩占陀罗·顾哈(Ramachanda Guha)描述的20世纪50年代一样，这不是一个“生态无辜”的时代。②无数与生态时代相关的环境保护行为实际上开始于50年代。在当时，对于癌症的恐惧成为新的重要事情③，空气污染与癌症之间的关系也被确认。正如许多人了解到的那样，20世纪50年代的综合症和生态革命是同时发生的。
环境史上最近的一个时期不能被简化为一件事情。或许，人们不得不从事叙述工作，这里包含了不仅仅是一个事迹：成功的事迹，恐怖的经历以及政府和大众媒体的经历等等。进一步说，即使在更早的时期，这种经历也是不仅一个。由于材料缺乏，它们看起来也许更像经历了同一轨迹。
从我的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从1970年开始的人性转变是否能够找到。特别是涉及到目前的时代，那几乎是日新月异的，我们发现这一问题是多么的困难而复杂。甚至会犹豫给出一个明确的肯定答案。大众的生活方式从总体上不会改变。可以肯定的是，在德国自行车成为最受欢迎的运动形式，但是从1970年开始，电动车数量在持续增长。一种安逸的、占有小片空间、减少流动性的生活方式是节约能源和资源的基础，但是今天看来却比一代或者两代以前更加不可能。我们的经济体系不欢迎那种生活方式。
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提醒我们说，在生态时代，对下一代的义务有其基于母子关系的人类学基础。这是一个简单逻辑。抛开我们通常讲的“可持续发展”和“代之间的公正”不谈，即使是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到了晚年也成为一个宗教作者，这种想法对于大部分的生态运动来说是奇怪的，至少在德国如此。在这个“个人主宰”的社会，不同代之间的公平没有真正存在过。在德国经常被提到的“代间契约”如同卢梭的“社会契约”一样，都只能是一种想象。事实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来源于我们自己的再生产能力以及教育下一代所产生的价值。就是这样一种简单的逻辑关系，几十年来却被忽视了，尤其在德国更是如此。
人们在尝试一种更为生态和友好的生活方式的时候发现：要转变到对于水、能源和其它资源的消费最低的水平是何其不容易。高度流动性、大量旅游、温暖的公寓以及每天的淋浴是必不可少的。人们即使是作为历史学家的我们都知道人类几百年来曾经生活在怎样的一种环境下。环境史中的人性研究仍然是一个有待解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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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uillaume Vera—Navas, The First Report to the Club of Rome: How it came About and its International Repercussions, in：Dealing with Diversity. Proceedings of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 Prague, 2003, p. 308.
② Ramachandra Guha, Environmentalism. A Global History, New York: Longman, 2000, p. 63.
③ Joachim Radkau, Naturund Macht, p. 300.

三

为了了解环境史上的最为重要的转折点，就要想办法证实人性在历史中的变化情况，而这是不容易做到的，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尽管如此，有些事物例如自然的第一属性和第二属性，管理和社会化的能力长期以来被过高估计。即使如此，像哈伯玛斯(Hambermas)之类的哲学家正在写“人性的将来”，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不是通过基因，而是通过历史和跨文化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了解人性，而减少任意猜想的成分。但是人们在写到历史的时候最好不要用那种完全肯定的态度。它不是决定的，而只是一种可能，要给关于人类行为的思考留下相当的空间。当今天我们谈论到人性这一话题时候，要从机械化的意识形态中吸取教训，避免教条化和绝对化。通过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转折点上，我们不应该忽视长期以来的自然与文化的共同演化，尽管在整个历史上，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和谐程度从来没有太完美过。

但是，环境史上有许多转折点是可以肯定的。因此我们会议的主题是有意义的。让我讲15年前的一件事情。在1990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解体的时候，我加入了柏林的一个暑期大

学，那里聚集了许多陷入迷茫的东德的知识分子。主要发言人之一是Kuczynski，他是东德历史地理学领域的巨人。几个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从他那里寻求精神援助。一个人问：“Kuczyns- ki，你是那样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拥有那么多智慧，在这种纷繁的社会形式下，请给我们一些建议。”Kuczynski大笑着回答：“不要担心，对于一个历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些事情并不吃惊。恩格斯100年前就已经预见到了这些事情的发生。他认为：历史并不是沿直线发展，而是沿曲线。很显然，我们现在到了一个转折点上。”我认为：环境学家也应该从社会学的历史中借鉴一些东西。目前，无论是德国还是美国，环境运动是一个转折点。因此对于它的讨论是非常有意义的。环境演化也不是直线进行的，也存在拐点。显然，今天我们在一个拐点上。但是历史是没有终结的，我希望我们的会议将成为环境史研究上的一个转折点。

Rediscovering Human Nature(s)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A Modest Proposal for Constructing Turning Points

Abstract：Environmental history does not follow a straight line with always the same direction over the centuries and millennia, but has times of change and even turning points.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ian should search for these turning points in order to create a new vision of history and not to confine himself too much upon narrow specialist studies. But how to identify turning points and times of change ? What is the decisive point? The author argues that historians, in order to reconstruct the long history of interrelations between man and nature, should take up the traditional idea of human nature: an idea rooted in Western as well as in Chinese antiquity. Humans themselves are parts of nature；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nature outside and to their own nature are linked with another. By this way, environmental history will become great history instead of marginal history. The author tries to demonstrate that it is possible indeed to do research with the help of this concept and to construct turning points on this basis. At first he states four turning points in early history: the rise of hunting, the rise of plowing agriculture, the rise of artificial irrigation and the rise of nomadism. In every case, a new management of environment was connected with a new kind of human nature. The task becomes more difficult during the last five hundred years. For this period of history, the author proposes and discusses the following six turning points: (1) Epidemic and addiction, sugar and colonialism (16th century). (2) The End of the Commons and the Invention of Planned Sustainability (about 1800).(3) The Invention of Nature Protection, Modern Nervousness and Social Hygiene (about 1900). (4) Dust Bowl, Soil Conservation and the Boom in Hydraulic Engineering (1930's and after). (5) The Worldwide Proliferation of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 (1950's and after). (6) The Ecological Revolution: A Happy End? (1970 and after)

Key words：Environmental history；Turning point；Human Nature；Ec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