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司马光对长编法的自我陈述和后人的解读

司马光（1019-1086）是我国北宋著名的政治家与杰出的史学家。曾主编《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享誉中外。司马光在历史编纂学方面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树立了集体著书的典范。《通鉴》的编写工作，大致分为三步进行，先作丛目，次作长编，最后定稿。所谓“丛目”，就是将从正史、实录等史书中搜集到的资料，概括为若干“事目”，然后将“事目”按年、月、日加以编排，并分别注明资料所在。所谓“长编”，就是对丛目所列史料进行整理、鉴别和考证，写成编年史的初稿。丛目与长编，主要由助手分工负责；作为主编，司马光主要负责最后的定稿工作。

他在《与范内翰祖禹论修书帖》中说：

梦得今来所作丛目，方是将实录事目标出，其实录中应移在前后者，必己注于逐事下讫。自旧唐书以下未曾附注，如何遽可作长编也？请且将新旧唐书纪志传及统纪补录并诸家传记小说，以及诸人文集稍干时事者，皆须依年月日添附，无日者附于其月之下，称“是月”，无月者附于其年之下，称“是岁”，无年者附于其事之首尾。有无事可附者，则约其时之早晚，附于一年之下。但稍与其事相涉者，即注之过多不害。尝见道原云：“只此已是千余卷书，日看一两卷，亦须二三年功夫也。”俟如此附注俱毕，然后请从高祖初起兵修长编，至哀帝禅位而止。其起兵以前禅位以后事，于今来所看书中见者，亦请令书吏别用草纸录出，每一事中间空一行许素纸，以备剪开粘缀故也。隋以前者与贡父，以后者与道原，令各修入长编中。盖缘二君更不看此书，若足下止修武德以后天祐以前，则此等事尽成遗弃也。二君所看书中有唐事，亦当纳足下处修入长编耳。其修长编时，请据事目下所记，新旧志纪传及杂史小说文集，尽检出一阅。其中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铨次，自用文辞修正之，一如左传叙事之体也。此并作大字写出。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凡年号皆以后来者为定。假如武德元年，则从正月便为唐高祖武德元年，更不称隋义宁三年。玄宗先天元年正月，便不称景云三年。梁开平元年正月，便不称唐天祐四年也。诗赋等如止为文章，诏诰等若止为除官，及妖异止于怪诞，谈谐止于笑之类，便请直删不妨。或诗赋有所讥讽。诏诰有所戒谕，妖异有所儆戒，诙谐有所补益，并告存之。大抵长编宁失之繁，毋失之略，千万切祷切祷。今寄道原所修广本两卷去，恐要见式样故也。[1]

《文献通考》引司马光《与宋次道书》云：“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托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自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需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

张煦侯先生《通鉴学》对上述书信做了以下清晰的解读：

此一帖子于此书编纂方法极有启示。第一，助修诸公，皆先修长编，以为笔削之基础；第二，诸公所事，各有范围，自汉至隋归贡父，自梁至周归道原，唐则淳甫修之。而所得资料，有不在本人修书范围者，亦互为录致，用相补益。故玩此一帖，则编修之事，如何著手？及助修之役，如何铨配？皆赖以明，其所关者殊不细也。

……据此得知《通鉴》之书，在温公属草之前，实有丛目与长编之二阶段。丛目所以比次异闻，如工厂之原料品；长编则乃稍加修辑，如工厂粗制品，此二者皆助修者之事。若温公之笔削成书，则譬如工厂之精制品也。

……故诸人为其博，温公为其精。博则惟恐一书之未采，不惮空行以备黏补。精则惟恐一事之或诬，不惮参定以作考异。

……信中两次提到寄去道原“广本”两卷，给范祖禹做式样。“广本”者乃刘恕五代长编抄录的副本，这在《通鉴考异》中也得到印证……《通鉴考异》中关于五代十国一段，保留了许多刘恕考核史实的记录，特别是所作的长编副本“广本”一词的多次出现，更是个明证。如《通鉴考异》卷二十八梁纪上：“（开平）三年四月，保大节度使李彦博”条下曰：“《编遗录》、《五代史》作彦容，今从刘恕广本”。卷二十九后梁纪下。

但学术界解读中存在的争论有：

（1）在“丛目”之前，是否还有“提纲”？

学者普遍认为是有的。“提纲”是什么样子？学术界多年来聚讼纷纭。1961年6月18日翦伯赞同志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学习司马光编写<通鉴>的精神——跋<司马光通鉴稿>》一文。这篇文章提出两个问题，引起了后来各家的争论。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通鉴》的编修提纲，翦文认为，文物出版社影印的《宋司马光通鉴稿》“是一个提纲的初稿”，“它说明了司马光对于《通鉴》的编写，不只是在事后修改润色，而一开始就抓提纲，不仅抓总提纲，而且抓每年的提纲，至少抓重要年代的提纲”。

步翦文之后，卞僧慧同志发表了《关于<资治通鉴>的几个问题》的文章。卞文不同意翦文的“手稿”即“提纲”的说法，因为“手稿……不能给旁人作丛目，修长编，以至自己写定稿时参考用，而是一个提示，是供给专司抄写的书吏用的。”司马光领导的这个编修集体不大，每一个成员都是司马光邀请的具有专门研究而又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每一个参加编写的人，都具备独立处理历史问题的能力。据此，卞文认为《通鉴》编修是没有提纲的，如果有了提纲，“一定是费力多而成功少，既不必要，又不可能。更严重的是它划出了许多小圈圈，妨碍全面地、系统地搜集资料”。但是又认为《通鉴目录》可称为“提纲”，不过这个提纲是在“《通鉴》成书之后，为阅读方便而编写的阅读提纲，并不是为编写而编的编写提纲”。

对卞文没有“提纲”的说法，张传玺提出否定的意见，他在《<资治通鉴>是怎样编写的——读司马光<答范梦得>书后》认为“丛目”就是“提纲”，编写这样一部卷帙浩繁的编年史，如果没有提纲就会“各据所见，随心所欲，就会详略互异，前后抵触，彼此矛盾”。张文同时还指出：“丛目”分两步：第一步是标出事目，第二步是为事目作出附注，编制“丛目”的过程，也是搜集资料的过程。

曹家琪《<资治通鉴>编修考》是作者1972年的修订稿，是建国以后《通鉴》研究论文的长编巨制，文章引据丰赡，考证精审，有较大的影响。曹文也认为《历年图》是《通鉴》的编修提纲，其根据是：（一）《历年图》排列全部与《通鉴》相同的年代，写了事目，进上的时间比《通志》早两年，而又在立意写《通鉴》之后。（二）《历年图》、《通志》、《通鉴》编修目的一样。（三）《历年图》与《通鉴》的起讫年代完全一样。（四）《通鉴》处理“天下离析之时”（如三国南北朝时期）也完全是用《历年图》“置一国之年于上”，以“诸国之君及其元年系于其下”的原则。（五）《历年图》在年代之下的事目，只有极少数是和《通鉴》的排列不同，应该是在写《通鉴》时重加考订所改，或是为了引文方便所改；《通鉴》的事目比《历年图》的事目也有所增加，这是成书和提纲之间必然有的差异。

杨正基文章的题目是《<通鉴>的提纲和<通鉴>的编纂程序》，杨文对曹文的《历年图》提纲说，提出了疑义，认为曹文所列的五条理由“都不能说明《历年图》实际上是否确实作为提纲使用了”。如果采用一个提纲，那就应根据可靠的材料，系统无遗地记下将写入草稿的所有事目，并注司马光确切的资料索引，否则就没有多少使用价值。“《历年图》记载史事，却不能满足这一条件”。《历年图》一事不载的地方，《通鉴》却写了若干大段，《历年图》记载很详的地方，有时《通鉴》却很少，两书共同记载之处，叙述又有许多牴牾。杨文同意“丛目”提纲说，他认为《通鉴》编修顺序应是从丛目——长编——定稿，“粗删”所成的是“广本”，细删之后是定稿。杨文认为提纲是有来龙去脉的，这个来龙去脉即为：初名“丛目”（即提纲的总称）系由“事目”（提纲的单称）构成。从“丛目”作成到写完“长编”这一阶段，乃严格意义的写作提纲。之后，随着“长编”的削繁，“丛目”也相应地进入削繁阶段，此时它兼起提纲和索引的双重作用。最后，随同《通鉴》和《考异》定稿而相应定稿的“丛目”，已经从写作提纲完全转变成阅读索引，便改名为《通鉴目录》而被抄写成书了。

有一种说法是比较合适的，即《通鉴目录》三十卷是“提纲”。不过在司马光编修《通鉴》之初的“提纲”，并不像今天所看到的《通鉴目录》这样，中间因具体编写时会发生许多变化，“提纲”也会不断修改，当《通鉴》全部修成，上奏之前，可能对“提纲”又做了一次定稿，连同《通鉴》《考异》上奏，便是今天所看到的《通鉴目录》三十卷了。

（2）“丛目”“长编”如何理解？

理解这两个问题，历来依据以下两段记载：一、司马光《答范梦得》[2]，二、《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三“经籍”二十引高氏《纬略》。

王曾瑜的《关于编写<资治通鉴>的几个问题》认为“丛目”是史料索引，“事目”是提纲的索引，“通鉴手稿”当是“事目”一类的东西。“长编”的“附注”就是《考异》的底稿。

在整个编纂过程中，从收集资料，到最后定稿，分成三大步骤，先作丛目，次作长编，最后定稿，大家都严格按照这三个步骤去做，所以全书的体例、书法、史料考订、文章剪裁都做到协调一致。特别是三大助手前两步工作做好了，主编司马光最后删定成书的定稿也就比较方便了。范祖禹初到书局时，尚未熟悉这套方法，曾未做好丛目，即动手编写长编了，于是司马光很不客气地对他提出批评。在《答范梦得》书中说：“梦得今来所作丛目，方是将实录事目标出，其实录中事，应移在前后者，必已注于逐事下讫，自《旧唐书》以下，俱未曾附注，如何遽可作长编也？”这就是说，丛目尚未做完整，怎么可以急忙就作长编呢？接着就告诉他作丛目的方法与要求，“请且将《新旧唐书》纪、志、传及统纪、补录并诸家传记、小说，以至诸人文集稍干时事者，皆须依年月注所出篇卷于逐事之下。实录所无者，亦须依年月添附。无日者，附于其月之下，称是月；无月者，附于其年之下，称是岁；无年者，附于其事之首尾；有无事可附者，则约其时之早晚，附于一年之下。但稍与其事相涉者，即注之，过多不害”。可见“丛目”就是按时间先后作出专题史料分类排比。其要求就是标列“事目”，注明“篇卷”所出。这就是要求在作“长编”之前，必须将所有史料作一次爬梳排比分类工作，以做到胸中有数。

“长编”，就是按照“丛目”的标示，把所有材料录出、并做一些考证，“据事目（即“丛目”所标史事）下所该新、旧（指新、旧《唐书》）纪、志、传及杂史、小说、文集，尽检出一阅，其中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铨次，自用文辞修正之，一如《左传》叙事之体也。此并作大字写，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大抵‘长编’，宁失于繁，毋失于略。”[3] “长编”，亦可称“材料长编”。 长编的性质，晁说之也曾说过：“长编者，温公《资治通鉴》稿草之私号也”（《嵩山文集》卷十八，《题长编疑事》）。可见长编一词，当时及后世人都知道是司马光修《通鉴》时初稿的称号。金毓黻先生在《文心雕龙史传篇疏证》一文中曾有这样一段论述：“且夫修史之序，始以原料，继以长编，终以定本。司马光之修《通鉴》也，先由二刘一范，辑成长编，多于定本数倍。长编由整理原料而成，亦为定本之初步。是则长编不得谓之史料，亦不得谓之史著，实介乎史料、史著之间，鼎足而三焉。如依刘勰之说，‘寻烦领杂之术’，即搜集史料之谓也。‘务信弃奇之要’，即整理史料之谓也。‘明白头讫之序’，再辑成史著之谓也。初步征集之史料，是为原料；继而整理之史料，是为长编；最后葺成之史著，是为定本，此为修史必经之经之序。”（载《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一辑）至于“粗成篇”与“细删”作何理解，其实就像我们今天修改文章一样，拿到一篇文章初稿，先粗略修改一道，再仔细斟酌一番，如此而已。但总的都是属于最后的定稿阶段。“丛目”“长编”都由助手负责来做。

长编，实即初稿，它的编写原则是“宁失于繁，毋失于略”，就是编出一个十分详细的编年史。而在着手编写时，还须将丛目中所有史料，再全部检阅一次，经过选择，决定取舍，重新加以组织，并在文字上作初步修饰。凡是事同文异者，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彼此互相详略，可互为补充者，则自用文辞加以综合写成。凡遇事迹、年月有违戾不同者，则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事实者编入。长编正文，一律用大字书写，“余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附注次序是“先注所舍者，云某书云云，某书云云，今案某书证验云云。若无证验，则以事理推之云云。今从某书为定。若无以考其虚实是非者，则云今两存之。”凡人物初入长编者，并于其下注云某处人，或父祖已见于前者，则注云某人之子或某人之孙。至于年号，则“以后来者为定。假如武德元年，则从正月便为唐高祖武德元年，更不称隋义宁二年；玄宗先天元年正月，便不称景云三年。”由于事先订出了上述这些规定，所以编写长编就可做到步调一致，格式整齐，为司马光最后定稿创造了极为方便的条件。

（3）长编与广本的关系如何理解

王曾瑜的《关于编写<资治通鉴>的几个问题》认为“广本”就是刘恕五代纪长编的复本，司马光写五代纪，定稿时一律依据“广本”。

曹家琪《<资治通鉴>编修考》认为有了“长编”以后，并未直接删成定稿，“中间还有一个删长编为‘广本’的过程”。“‘广本’是高恕所作‘粗成编’的《通鉴》底稿”。

仓修良不同意曹文的从“长编”到定稿中间还有一个“粗成编”的半成品过程。他指出：

长期以来，学者们都一致认为是经过三个阶段，即先作丛目，再修长编，最后删定成书。而长编就是对原始史料进行初步整理、加工的编年史初稿。近年来有的同志提出，从长编到定稿中间还有一个“粗成编”的半成品过程，其主要依据就是高似孙《纬略》所引司马光《与宋次道（敏求）书》中的一段话：“唐文字尤多，托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自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余卷，到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须更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于是有的同志就根据“须更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这几句话，得出长编之后，还有一个“粗成编”的过程，并认为这个“粗成编”就叫做“广本”。而由于“广本”与刘恕有着密切的关系，于是又认定刘恕也是参加从长编到“粗成编”这一过程的删削工作。因为“广本”仅是刘恕所作后五代长编的代称，除此之外，更找不到其他各代有“广本”一词的出现。况且它亦仅见于《答范梦得》书本《通鉴考异》五代部分。事实上《答范梦得》书“今寄道原广本两卷”句下的自注十分明确，“此即据长编录出者，其长编已寄还道原”。这个“录出”，自然就是“过录”、“抄录”之意，分明是指刘恕长编在司马光处，由司马光委书吏“录出”，即抄个副本，抄好后长编仍旧归还道原保存，从何能理解出刘恕把长编删削成“粗成篇”呢？“录出”决不可能解释出删削或修改之意，这是显而易见的。这两句话意思非常明确，本来无需多辩。也许有人会问，抄录的副本为什么称“广本”？广有广泛、多的意思，说明不是原稿本或孤本，还有另外的本子。

仓修良认为曹文所依据的《与宋次道（敏求）书》“须更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指的是“删唐代长编”，即使是对唐代部分，司马光是否经过“粗成编”和“细删”这两道过程也很难说。“广本”更不能作“粗成编”的证据，“‘广本’仅是刘恕后五代长编的代名词”。

“定稿”，是最后一道工序，也是最关键的一道工序。这道工序要进一步考核材料，决定取舍，并进行文字润色。由司马光亲自动手。司马光在洛阳为“唐纪”定稿时，给宋次道写信叙述了他如何做定稿工作的：“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托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自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这道工序工作量很大，而且是反反复复来做的。刘羲叟在《通鉴问疑》中说：“先人（指刘恕）在书局，止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说明在定稿时是由司马光一人决定的。决定之后，因为司马光负担太重，把一部分“长编”交给助手们“粗成编”，即修成“广本”是完全可能的。不过，司马光并未要求助手们都要把“长编”粗删成“广本”，所以“广本”也不应视为“长编”和“定稿”之间的一个程序。如果把“长编”和“广本”看成一件事，也未见正确。因为司马光寄给范祖禹参考的刘恕所修的“广本”，清楚注明：“此即据‘长编’录出者，其‘长编’已寄还道原”，在给范祖禹寄刘恕“广本”时，亦寄刘攽所修“长编”一册。称呼不同，反映性质有别。如果是同一性质的东西，便没有必要用两个名词称呼了。

二、长编法与长编体的关系

李焘《进续通鉴长编表》云：“臣窃闻司马光之作《资治通鉴》也，先使其寮采摭异闻，以年月为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唐三百年，范祖禹实掌之。光谓祖禹，《长编》宁失于繁，无失于略。今唐纪取祖禹之六百卷，删为八十卷是也。”刘道原字羲仲，作《通鉴问疑》，亦云：“先人在书局，止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司马光创制了长编法，但在司马光那里，长编法仅仅是一个编纂程序，其长编也只是对原始资料进行初步整理和加工的编年史初稿，需要作最后的删修定稿，方可成就规范的编年史。到了南宋，李焘、李心传、徐梦莘等则有意识地将长编法独立出来，使之从一种操作方法、修史的一个环节卓然而为独立的史书体裁——长编体，成就了《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三朝北盟会编》（以下简称《会编》）三部长编体当代史名著。总之，司马光创制了长编法，李焘首创了长编体，徐梦莘和李心传完善了长编体。

李焘（1115-1884）是第一位继承司马光长编法而撰成长编体史书的南宋史家，他“网罗收拾，垂四十年”而成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起自太祖建宗，止于靖康亡国，详记北宋九朝168年史事，是继司马光之后长编法的最重要实践，第一个创造性地将长编法独立为一种著史体例。李焘明确指出其“篇帙或相倍蓰，则长编之体当然”。对于他的治史大旨而言，长编体的体制是非常适宜和恰当的。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所谓“三朝”是指宋徽宗、宋钦宗和宋高宗三代；“北盟”是指同北方金朝之和战与交涉，“会编”意为材料汇集。全书分三帙250卷。徐梦莘也采用了编年体，而且是长编体，并尽量保存原始文献以利他人和后人再度研究。并且，徐梦莘把笔端触及境外，把靖康史放在宋辽金的大空间系统和南北宋交替的时间流中去审视，在纵横交错的时空中去总结历史教训。李心传的长编体《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又称《高宗系年录》）共200卷，专门记载高宗一朝36年史事。李心传《要录》中远承《通鉴》，近学《长编》，发扬光大了《会编》，将长编体推至极致。尽管除了高宗朝《要录》之外，其他各朝（孝宗、光宗、宁宗）“要录”稿不传，但仅从现存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看，就是可以发现他对长编体运用之娴熟。李心传正是遵循了长编法的实录原则，对收集到的近五百种资料，“可削者辨之，可信者存之，可疑者阙之”，从而“集众说之长，酌繁简之中”，使众说汇于一途。这种谨严的“可信”“可削”“可疑”的处理方法，更发展了长编体处理材料的原则，连挑剔的清代乾隆四库馆臣也赞扬说：“故文虽繁而不病其冗，论虽歧而不病其杂，在宋人诸野史（按，野史之说不确）中，最足以资考证……大抵李焘学司马光而或不及光，心传学李焘而无不及焘。”

“文虽繁而不病其冗，论虽歧而不病其杂”的写作效果，是长编体的最大特点。长编体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收集最丰富的资料，尤其是相互矛盾的资料，加以甄别考辨。如果相互歧异的资料少，则不必采用长编体。宋朝有许多难作定评的大事件。北宋有所谓陈桥兵变、斧声烛影、涪陵之迁、元祐宋后之丧、庆历党议、熙丰变法、元祐更化、宋末党争、海上之盟、靖康之难等；南宋则有建炎复辟、楚齐叛伪、秦桧专政、主和主战、诬杀岳飞等。这些一代大事，关涉整个当代史的军国大政。各方记载又参差不齐，或略或疏，舛误迭出；或隐约其辞，了无定凭。无论是最原始的起居注、时政纪，还是在不同背景下修成的日历、实录、会要、国史等，无不充满着矛盾歧异，以致实录不实、正史不正，“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撰写当代史尽管要使用这些史书，但必须做到明其弊、去其讹、断其疑，尤其要重新审视其是非标准。李焘等的长编体容量大且体式完备，基本上囊括了当代历史的主要文献，本身就是资料渊薮。此外，这些长编体著作用合适的体裁框架了所使用文献。一方面，它们使用各种体裁的历史文献，比如官方史中，国史、实录、日历、会要、时政纪等，体裁就很丰富。国史即正史，属纪传体；会要则有“志”的成分；日历则属编年体。私史中，有的属纪传体，有的属编年体。另一方面，长编体也在编年体的总原则下吸收了纪传体的长处，比如，其叙写人物，于卒年往往简记其生平，很像附传；其叙写政策，往往追叙其来龙去脉，又近乎志，即在行文中熔入了纪传体的成分，弥补了编年体的不足。由此可见，长编法已发展为一种独立体裁。所以他们的“长编”，不是半成品的“通鉴”，而是一种著述，是他们追求的能比较完整表达其史观的史书体裁，从而也就成为完整意义的著作。

长编体源于长编法，长编只是司马光组织编写《通鉴》的一个编纂步骤，成为《通鉴》的史料汇编。长编既是作丛目的直接目的，又是撰写《通鉴》正文的直接依据，在编纂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使全书在结构上浑然一体。司马光等先搜集各种记载成丛目，然后作资料长编，最后再删修定稿，是一个互为衔接的三部曲。李焘等发现，作长编是编年体成功的一个关键环节，在无力量或条件不成熟时，仅利用长编法也可以成就史学著作。李焘借鉴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胪列异同的办法，同时又变通为用正文表述自己的见解，用注文记载异同说法和考辨根据，间加按语。这样就解决了长编体的繁简问题，使《长编》大而得当，长而不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在注文中避免出现私意取舍和片面记述，他还对所见所闻传闻之异，兼收并蓄，以求其是。长编的注文是全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正文和注文的形式，不仅表明自己的观点或倾向，而且最大限度地保留歧异性材料，达到了“文虽繁而不病其冗，论虽歧而不病其杂”的编纂效果。李焘认为司马光从作长编到撰写成《资治通鉴》是经历这步工作的，他说“所见所闻所传闻之异，必兼存以求其是，此正长编法也。”这是最关键的一个程序，是体现史家治史精神和学识的工作，舍此，则长编将不成为长编，只能说是资料汇编，而不为著述。李焘曾说过其《续资治通鉴长编》是“未成书”的话，又说等以后由司马光一类大家来定稿等。同时的大学者吕祖谦也曾在给李焘的信中建议将《长编》删削定稿。而且像《长编》等宋代长编体名著的注文中也多有“待考”之类的未定之论。但这些都不能否认长编体作为一种体裁的独创性和独立性。作长编的方法远承古籍校勘中的异同校勘记，正文体现作者倾向，注文表示异同。如果说校异同属于校勘古籍的一种校勘法，那么，长编法也可以作为写作史书的一种体例。所以，李焘自称未定稿云云，正可解释为聪明的自谦。尤其，长编体作为一种体裁，与编年、纪传一样，也确有自己的规格和特点。它一经确立，便在各方面凸现了当代史编写的史学意义和社会意义。



[1] 张煦侯《通鉴学》，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页。

[2]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六十三。

[3]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六十三“答范梦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