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在中国古代是显学，在20世纪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也是显学。这的确是历史学的荣耀，也是与我们悠久的文明相称的。然而，在市场和商品经济决定一切的今天，历史学同其他人文学科一样从显学的位置上跌落下来了，而且还跌得很惨。前几年曾经困扰过史学界多年的所谓的“史学危机”，实际就是这种失落的具体反映。据
此，有人感叹中国的人文精神失落了，甚至斥之为文化的大倒退。作为一个史学从业者，我也曾经这样想过，积愤过，呼吁过。但多年过后，我原来曾经忧虑激动的心情逐渐趋于平静，想法也彻底发生了改变。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会有我这样的心境。我甚至认为，如今历史学从显学的位置上跌落下来，可能是历史学的大幸。

　　我之所以说出上面似乎有点危言耸听的话，并非想哗众取宠。因为，如果历史学继续保持所谓显学的地位，那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理解真正的历史学或者说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中国古代史学的发达的确令世人瞩目，具有中学知识水平的人都会知道：在几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有连续不断的文字的历史记录，三皇五帝咱们说不清，可是最晚从春秋战国起，文字记载的连续性和可靠性就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可仔细想想，这样的记录除了能够做一个精确的编年史和为政治家提供借鉴外，留给我们的其他信息实在太少，以至于我们很难搞清楚各朝代人口的数量和具体的生活状况，如人们的衣食住行、卫生、娱乐、交往、礼仪等等详细的情况，我们实在已很难了解，即使下一番辛苦的考证功夫，也未必能搞得清楚。中国的考据学发达，可能正是因为著史者只记录了所谓的大事，而忽视了那些关于柴米油盐的小事（惟一的例外可能是记载皇帝日常生活的起居注），给后来的考据家留下了无穷无尽的研究课题。

　　20世纪50－70年代历史学的显学地位达到了极至，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历史学的声誉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践踏。在今天看来一些稀奇古怪的论题，如曹操问题论战、清官问题论战、农民政权性质问题论战、批判胡适运动等，在那时却吸引了众多历史学者的参与，其讨论之热烈程度超过了人们的想像。而所谓的“五朵金花”更是象征着史学界的“空前繁荣”。但时过境迁，这些问题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遭到了人们的普遍质疑，甚至有学者把这些命题直接斥之为“假问题”，即虚假的学术命题。在很大程度上，这都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当时特殊的意识形态背景下，这些问题的提出是有意义的，而且在这些虚假的学术命题后，学者们进行了某些有价值的学术探讨，有其弥足珍贵的学术内核（参见王学典著《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应当肯定。然而，在扭曲的理论框架之下，附会、曲解、甚至歪曲和斧削历史是不可避免的。而充当政治的御用工具，如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直接成为“文革”爆发的引信，则更是背叛了历史学的宗旨。

　　《历史研究》杂志（1954年创刊）是透视当代中国学术的一个窗口，其50年的历程折射了当代中国历史学怎样剥掉自身虚假的光环，怎样从政治中淡出，怎样脚踏实地回归到学术。这中间的契机，我想就是社会史研究方法的引入和社会史研究热潮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后，《历史研究》基本迈入了学术研究的正常轨道。尽管由于特殊的原因，期间《历史研究》也发表过为数不多的非纯粹性的学术文章，但已明显看出，广大学者对政治性的学术已经没有兴趣了。事实上也正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后，《历史研究》真正脱胎换骨，成为名副其实的纯学术刊物，真正成为史学工作者的忠实的朋友。

　　社会史的复兴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更确切地说，是在1986年以后。检索1985年以前的《历史研究》，社会史或与社会史相关的文章寥寥无几。即使有论及奴仆、家庭、家族、宗族等接近于社会史的文章，大多也是为了证明阶级斗争的存在，而非为了论述这些问题本身。而且，人们对何为“社会史”也是模糊不清的。如侯外庐先生在1984年第3期《历史研究》上发表《我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的文章，在侯先生的视野里，社会史主要还是对社会性质问题的看法，如生产方式理论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国家起源问题、历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等。因此，侯先生所说的社会史与后来大家所认同的社会史是两个基本不同的概念。这说明，在此之前，史学界关于社会史的概念和研究范围是很不清晰的。1986年，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和《历史研究》编辑部的倡导下，首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在天津召开。以此为标志，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史研究作为史学的一支生力军迅速发展壮大，社会史的文章成几何倍数增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和繁荣，就不可能有今天丰富多彩的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其中，《历史研究》在促进和引导社会史研究方面功不可没。

　　1987年第1期《历史研究》发表的本刊评论员的文章《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既朴实中肯，又胆大无畏，是当时思想解放、追求创新的真实写照，很多学者都以此作为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的真正起点。文章中的许多话今天看来仍具启发意义，如“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由于教条主义的束缚和‘左’的思潮影响，人们在理解和应用历史唯物主义从事史学研究时出现了偏颇和失误，将社会生活这一重要历史内容的研究视为‘庸俗’、‘烦琐’而逐之于史学门槛之外，并且美其名曰捍卫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革命性和科学性。殊不知，此言此行恰恰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呼吁“另辟蹊径，促进史学的改革和创新，突破流行半个多世纪的经济、政治、文化三足鼎立的通史、断代史等著述格局……复原历史的本来面貌，使之血肉丰满，容光焕发，改变以往史学那苍白干瘪的形象”，真正“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这些看似普通的话，我至今读起来心里都不能平静，因为真实的历史被扭曲和忽视的时间太久了，要复原和重写这些历史，恐怕不是一两辈人所能做到的事情。

　　当然，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还可以追溯到更早。早在20世纪30－40年代社会史的研究就曾经有过一次高潮，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史大论战”，“社会史”这个名称大概也是从那时开始流行于史学界的。不过，那个时候的“社会”一词更多的是指宏观意义上的社会发展，“社会史”几乎就是“社会发展史”的同义语，学者们在论战中侧重于对中国社会长时段变化的理论探讨。更重要的一点是，这并不是一场纯粹的学术论争，学术论争的背后是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马克思主义学者作为论战的一方肩负着重要的任务，这就是要从理论上阐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正确性、中国革命的必要性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论指导意义。于是就有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有了中国有没有过奴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争论，有了中国是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争论，等等。很显然，这些争论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国史学研究，有些论题甚至直接延续了下来。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学者习惯于“宏大叙事”，擅长于宏观的理论表述，而一旦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这些研究便失去了其存在的理由，这些学者也不免一时“失语”。我想，20世纪80年代所谓的“史学危机”不无这方面的原因。当然，“社会史大论战”中也有一批人“眼光向下”，关注于民众的日常生活史，这方面的代表是顾颉刚先生。顾先生不仅以其疑古的四个基本结论（“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和“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对中国古史研究作出了贡献，而且他开创了中国现代民间文化研究的先河，一方面他重视搜集和整理民间歌谣，用民俗学的材料印证古史；另一方面，他又实地考察民间文化中的神道和社会，接近于今天社会史学者广泛采用的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我们有理由这样说，顾先生是现代意义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开拓者。

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的兴起，除了国内史学发展寻求自身突破外，还得益于国外史学思潮的影响，最主要的影响来自于法国的年鉴学派。这一点人所共知，不必赘言。社会史的介入，使历史学者踩在了坚实的土地上进行耕耘，虽然辛苦流汗，但心里踏实。

　　如上文所说，中国的历史材料虽然汗牛充栋，但真正能用于社会史研究的文献材料并不太多，史学工作者花十二分的功夫，可能只有一分的收获。在这方面，欧洲学者在研究中世纪以后的历史时比我们有利。如法国著名史学家勒华拉杜里的名著《孟塔尤》（商务印书馆，1997年），通过教会档案（主要是宗教裁判所文件）展现了600年前法国南部一个叫做孟塔尤的小山村的历史，书中详细描写了那时村民的日常生活，比如村民怎样聊天、夫妻关系、两性关系、婴儿怎样吃奶、怎样避孕等；通过居民对死亡的态度，对太阳、月亮、星星的态度，对猪、狗、猫、老鼠等动物的态度，对异教徒的态度，探讨了孟塔尤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宗教观。作者恰如其分地引用了许多场景对话和故事情节，给读者许多感性的认识，这种全景式展现历史的研究方法引人入胜。然而，中国的史学家做到这一点很难，一是材料的限制，我们的史料记载中实在太缺乏人们日常生活的材料了；二是中国的史学过于成熟过于理性，以至于我们的史学家只注重记录靖国安邦的大事，而忽视了百姓的日常生活琐事。为了弥补上述缺憾，有志于社会史研究的学者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借助于当代西方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成果，走出象牙塔进行田野调查，用最直接最感性的方法去触摸历史；另一方面，拓展史料的搜集范围，举凡家谱、族谱、碑刻、契约、稗史小说等等无不纳入了研究的视野。《历史研究》近年发表的相关的研究成果，已经证明这种研究的有效性和高水平，如赵世瑜的《明清时期华北庙会研究》（1992年第5期）、曹树基的《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1997年第1期）、陈春声和陈树良的《乡村故事与社区历史的建构——以东凤村陈氏为例兼论传统乡村社会的“历史记忆”》（2003年第2期）、梁其姿的《麻风隔离与近代中国》（2003年第5期）等。

　　历史学从专注于“宏大叙事”的悬空状态回到了注意于日常生活的坚实的大地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社会史这一平台。因此，新时期历史学能有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社会史的贡献最大。其一，社会史取向使多学科研究方法导入历史学研究之中，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其二，社会史的内容决定了研究者必须眼光向下，从专注于帝王将相、朝代更替、战争、社会性质等到注意于百姓的日常生活、习俗、礼仪、宗教信仰、区域社会等，真正关注人们实际生活的历史。以前我们的研究是“大历史”，历史学家们在虚构的子虚乌有的理论框架下演绎历史，史料是为理论服务的，这样的历史真正成为胡适所说的那样，历史就是一个让人随意打扮的女孩子；在社会史的视野下研究的是“小历史”，它关注人的生老病死，关注人们生活的小细节，关注某一个人、某一个家庭、某一个家族、某一个群体、某一个小区域等等，然而，透过这样的“小历史”可以洞见“大社会”，如勒华拉杜里所关注的那个名叫孟塔尤的小村子，通过这个小村子，我们看到的是整个法国中世纪的乡村历史。我想，这样的“小历史”要比那所谓的“大历史”精彩得多。

　　尽管目前关于社会史的性质、目的、研究范围等等尚有争议，但在许多具体问题的研究上，如有关家庭史、家族史、妇女史、疾病与医疗史、秘密社会、宗族与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徽州学等等方面，研究成果令人瞩目，并逐渐与国际学术界接轨。这些研究，使历史学的内容丰富多彩，充满了血肉。

　　作为史学界有影响的刊物，《历史研究》参与主办了历届社会史的国际会议，带动了每一个社会史重大问题的讨论。因此我们说，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历史研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