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斯贝斯（Karl Jaspers）是一位态度积极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他的一本小书《历史的起源与目标》（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讨论人类历史上的所谓枢轴时代，认为人类有意识的提出了若干重要的价值时，人类的历史遂有别于生物的历史。他的枢轴时代观念，引发历史学家的热烈反应。在他的百龄周年前后，各地历史学同仁举行过数次讨论会，阐述雅氏的基本观念。

《二十一世纪》既有专号，再度讨论这一问题，我即不必赘述雅氏理论的大旨，此处只拟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

雅氏认为枢轴时代的几位重要人物，都有凿窍之功。这一想法，以孔子一例言之，颇似中国人所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然而，历史是累积的形成过程。孔子论“仁”，指出人性的根本价值，从此开启儒家的丰长发展，蔚为人类主要文化体系的根本。孔子功在人类，无可置疑。若再推敲孔子思想的来源，其实也不是无中生有。在孔子的当时，在传中已有若干他所钦佩的人物（如管仲、子产……），其言论均可能对孔子有所启发。《周易》与孔子思想之间的关系，是中国思想史上一段聚讼的公案。《周易》本身，内容极为复杂，其卜筮部分与哲学思想部分之间，如何衍生转换，至今仍有不少未易解决的问题。然而，孔子以前有此一本极为复杂的经典，而孔子又自承好《易》，则《周易》的启发，当也是孔子思想渊源之不可忽视的一个成分。

再往前推，商周嬗易之际，商人知识份子有所反省，我在拙作《西周史》中，曾提出商末卜辞中有两个贞卜系统，一个是理性的传统，将祭祀排列为整齐的周期，祭祀成为例行的礼节，不再顾及被祭先祖的意义。这是一种解除迷咒的态度，鬼神意志及其对于人间的影响，已不在考虑之列；宗教遂是人间社会典章制度的一部分而已。

商末另一传统，则是将商代祖先的祭祀的自族性格放在一边，这一派的祭祀对象极有包容性，甚至外族也可列入祀典。如上两种态度，固然层次不同，故已有理性与超越的性质。

周初天命观念，姑且不论其中有无传的成分，周人却确实以为天命有其道德的裁决。而且周人族人持之不疑，于是有周公与召公对天命何为的辩论：召公以为天命降于周人，周公以为降于周王。同时，周人谆谆告诫自己人，天命靡常，惟有德者居之，不可自己骄奢，以致失落天命。这种戒慎恐惧的态度，在传中原不一见，而且早于孔子，以至孔子时代，古代贤哲训诫世人的主调一致，殆是相当确立的道德意识。

由此，孔子的理性主义超越意识，源远流长，不是忽然出现。同样的现象，也见于犹太教／基督教的超越意识。摩西的独一真神观，令人以为颇与埃及阿克那教法老的独一真神观念有关，这位真神（太阳神）是生命之源。而其思意所及，故施万物，不但人类，凡是生物的生命，皆由神赐，一枝山草之微，也沾雨露之恩。这是犹太教／基督教的根本教义，其来源可以早于摩西。

巴比伦的马度克大神，原是两河神祇源流中一位尊神，但不是独一真神。这位大神，在巴比伦时代，确是代表冬去春来，生命复苏的复活现象。犹太人曾大批被掳入两河，他们在尼尼微城下哭泣，亡国之痛，一定也会转化为复活的指望。

更往前推，两河吉尔格玛弗传说，流传长久，而且遍及各处。这一传说的主题，即是追问生命的意义，传说则以为“不朽”，不必在肉体的生命，而在于有值得后人纪念的功业──这也是超越了自然生命的价值。

犹太教／基督教传统，在中东地区逐渐发展，期间不断接受早期人类文明埃及与两河两个文化系统的影响，其后基督教又承受希腊／罗马文化系统的浇灌。犹太教／基督教系统的众位先知，耶稣基督，以至后者的几位重要使徒，都是今天基督教系统超越观念的有功之人。

另一个问题，则是曾经历枢轴时代的文明，到底有哪几个？这一问题，涉及空间区别的观念。雅斯贝斯以为中国、印度、地中海等地区、希腊，都曾经历枢轴时代，而亚述帝国、日本……不与焉。如果将这一命题，严格界定曾经枢轴时代的空间，则今天“中国”的大部分，今天地中海东地区的不少部分，希腊半岛的北半部，都只是承受枢轴时代影响，而不是其发生之地。循此原则，日本于弥生时期以后，承受亚洲大陆文化的影响，也有了超越的价值意识，日本又何尝不是今日中国文化圈的一个份子？正如英伦三岛的西欧文化，又何尝不是枢轴时代的后裔？

这一问题，与前节所述个别枢轴时代文明的渊源一样，都涉及历史演变长流的分合。历史长流的任何一点，既是上承无数的因，也是开启下游无数的果，正如柴束拦腰一扎，两端都是分歧百出，难以究诘于一丝一线。

最后，雅斯贝斯指出，近代开始的科学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另一次重大发展，其意义不逊于当初枢轴时代之开启鸿蒙。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这一命题已经不言可喻。科学时代文明，其主要动力是科学家求“真”的动机，然后随波经过科技结合，改变了人类生活形态，其影响将是一个全世界性人类文明的涌现。这一发展，自然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其意义绝不下于人类第一次发展的超越意识。

现在全人类困惑之处，则于求“真”之外，如何延续求“善”求“美”的超越意识？以及如何开创与之相关的价值？人类社会生活，必有群居。许多个别的个人，当有一套群居的价值，规范其彼此互动的方式，庶几能互济合作，而不致冲突排斥。这些规范，各大文化系统都已在枢轴时代逐渐界定其基础，衍生、阐释发展为整套的伦理、道德以及法律。这些文化系统，因其基本立论颇有差异，由基本点引伸的价值观念及规范也有所不同。在人类社会势将“定于一”的前夕，如何将各文化系统间观念格逆不能相容之处，求取共同机关，当是我们必须严肃思考的课题。

举例言之，基督教与回教两大文化系统，都主秉持独一真神观念。两个文化系统的冲突很难在短期内解决。又如，中国文化系统的“个人”是社会网络中一个结果，在社会空间中有其歧出的关系丛，而在时间轴线上，也有其承前启后的位置。相对而言，基督教文化的“个人”，理论上只与真神之间有“祂─我”关系，此外即是独来独往。这两种不同的“个人”观念，引发了今日常见“人权”内含的争辩。同样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同文化系统也有不同的认知，并且由此发展出不同的价值观念。

全球人类文化，如何与过去的主要文明相衔接，不应当是由某一个文化系统独占，排斥其他文化系统，并任其消灭。同时，现代科学文明中，是否也可有某些立论的基本之处，足以由此阐释引伸为人类共处及人类生存于天地之间的共同价值观，并由此建构、规范，当是我们必须深思的大问题。

初步的构想，科学工作者在探索知识的过程中，有其一定的职业习惯。为了求真，科学家必须持严谨的态度，锲而不舍，循一定的逻辑，观察与思考，科学家不能因为一己好恶而窜改数据或资料。凡此诚敬，正符合于儒家道德的“忠”。科学家常有存疑之心，不得武断，更不得护短，这是儒家“恕”字的内涵。孔子将忠恕合解为“仁”，所谓“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矣”。由“仁”出发，则整个儒家道德系统，都可由这一人性的根本点引伸发挥。于是，科学家的职业习惯，可以转化为职业道德。并进一步，职业道德即可普化为一般道德，则人与人之间，人与人群之间，人与自然之间，诸般伦理与规范，也不难建构了。

在“美”的方面，“真”也有转化的余地。科学家寻求知识，总盼能成系统，而不是一堆散乱无以组织的材料。越是有解释力的知识系统，可能越是简单。例如爱因斯坦的理论系统，即是简单的一个算式。近世极有贡献的天文物理学家鞬陀罗色伽，曾屡次表示，他的理论，实际上即在追寻美学的干净俐落。杨振宁先生称赞狄拉克（P. Dirac）的研究犹如明澈的秋水。凡此都是科学家从“真”中寻见了“美”，其境界其实也不让于文学家、音乐家与艺术家对“美”的追寻。

　　如果在科学文明的时代，我们能建构一个真、善、美互通的超越观念系统，则这一波人类发展，将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占有重大的转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