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此“世纪之交”的不平常的时刻，在对百年以来学术的发展演变进行回顾和总结之中，“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回顾”确实是一个值得从多方面探讨的、很有意义的题目。二十世纪疑古思潮的主要代表，即是顾颉刚先生及其创立的“古史辨派”。对于这一在本世纪曾经产生巨大影响的学派进行分析和评价，并非很容易的事。历史学家杨向奎先生于30年代曾从顾颉刚先生学习，起初相信“古史辨派”的理论，后来学术观点又产生了分歧，转而对顾先生及“古史辨派”的论点提出辨难。按理讲，以杨先生这样的学术经历，由他来评论“古史辨派”是很有发言权的。但事情却非如此简单。1981年，杨先生撰写《论“古史辨派”》一文，发表在庆祝中华书局成立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华学术论文集》一书中。对于此文，杨先生采取慎而又慎的态度，初稿写成后先寄给史学界的朋友请提意见，并将有回信的尹达、赵俪生两位先生的主要意见摘录在文末“后记”中，说明参考了他们的意见修订了原稿。而赵俪生先生信中则有云：“您的大著敬谨拜读了三四过，感到评论很不容易。第一，很难定自己提意见的思维；第二，很不好措词。”可见评价“古史辨派”确是一件难度颇大的工作。

　　“古史辨派”在三四十年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徐旭生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说：“近三十余年（大约自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时起至1949年全国解放时止）疑古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又说，“当日各大学的势力几乎全为疑古派所把持”。（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7页。）《古史辨》第一集结集出版在1926年， 而顾颉刚古史辨伪学说的形成在1920 至1923年，年龄为27至30岁。一个30岁左右的青年人，他所提出的观点和主张，却能一下子在学术界引起震动，并且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其中当然有深层次的原因，值得认真地探讨。本文即集中在“古史辨派”兴起在传统学术中的深远渊源，“古史辨派”兴起的时代条件，以及对其得失功过如何评价这三项，谈谈粗浅的看法。

　　　　　　一　传统学术中疑古风气的发展

　　二十世纪“古史辩”学派的兴起，其深刻的根源存在于传统学术之中，所以它首先是传统学术中疑古风气在五四时代条件下的产物。

　　秦汉以后，中国学术中存在两种对立的风气。一是以司马迁为代表的“考信”作风。他在《史记·伯夷列传》中明确说：“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他发扬孔子“多闻阙疑，慎言其余”、重视文献徵验考核的精神，在撰写《史记》过程中，面对有关上古历史的各种歧异说法，他不盲从、不附会，力求通过比勘抉择，找到一种有儒家典籍记载为依据，有故老传说和历史遗迹可验证的、比较可信的古史说法，做到“疑则传疑，盖其慎也”。（注：《史记·三代世表·序》。）司马迁的“考信”态度和方法，是儒学朴素理性精神在史料考辨上的体现和发扬，对于后世学者有深远的影响。另一种是俗儒“嗜古成癖”的风气，喜欢附会、铺张上古传说，总想把历史拉得越远越好。三国谯周著《古史考》，对《史记》讲五帝觉得还不满足，便附会出“五帝”之上，还有“燧人、伏羲、神农”为“三皇”。还有人伪造古籍，如东晋出现的伪《古文尚书》。针对这种附会、杜撰的说法，很早就有学者提出辨伪史、辨伪书的论点。比较突出的，宋代学者欧阳修、郑樵、朱熹、吴棫都对伪古籍或杜撰的古史说法提出怀疑，开始出现疑古风气。明以后，出现王应麟、姚际恒、阎若璩、崔述等人，都有辨伪、考信的著作。其中，崔述著《考信录》，其古史考辨工作对顾颉刚有特别重要的影响。顾氏讲，“古史辨派”的工作，是远绍郑樵、姚际恒、崔述的工作。而崔述的影响最为直接、巨大，故顾氏在《崔东壁遗书序》中又明确说：“我们今日讲疑古、辨伪，大部分只是承受和改进他的研究。”

　　崔述生于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卒于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与乾嘉时期其他几位重要史学家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章学诚是同时代人，但治学路数与他们都不相同。崔述所致力的是上古史范围，上起远古传说时代，下至春秋、战国。他对古史记载采取审查态度，不盲目相信，而要“考而后信”。他以毕生精力著成《考信录》，此书的命名，即明确揭示出要实践司马迁的名言。他以儒家经书为标准，对于战国秦汉以后关于上古历史的各种说法，一概要细加考查，立志要廓清其中的大量附会和谬误。崔述不仅考辨具体历史问题，而且能上升到理论，书前写了《考信录提要》，总结其研究方法，并和盘托出。这在传统史家中也是罕见的，齐思和先生对此给予高度评价，称崔述的著作“是对于古代史料第一次的彻底批判，是对于传说神话第一次的大扫除。他的《考信录提要》，自标界说，……是清代第一部讲史学方法的书”。（注：齐思和：《中国史探研·晚清史学的发展》。）

　　崔述在《考信录提要》中提出他的古史学说，其核心观点是：

　　（一）先秦典籍记载的上古史与后人说法不同，比较可信。儒家经典《诗经》、《尚书》等以及《论语》、《孟子》讲上古史，只讲到尧、舜。“《论语》屡称尧、舜，无一言及黄炎者，孟子溯道统，亦始于尧、舜”。“自《易》、《春秋》传始颇言羲、农、炎帝时事，盖皆得之传闻，或后人所追记。然但因事及之，未尝盛有所铺张也”，即是说，这些记载夸大的成份还比较少。

　　（二）战国至秦、汉，《国语》、《大戴礼记》及杨朱、墨子等学派的言论，“以铺张上古为事，因缘附会”，“妄造名号，伪撰事迹”，于是造成对上古史的说法矛盾混乱、荒远无徵。司马迁则采取比较审慎的态度，他整齐百家杂语，“考信于六艺”，叙述历史断从黄帝起，删掉“其言不雅驯”。司马迁明确不从伏羲、神农讲起，他摒弃了战国时人的一些附会说法。

　　（三）从三国谯周《古史考》、晋皇甫谧《帝王世纪》“所采益杂，又推而上之，及至燧人、包犧”。以后的河图、洛书、《皇王大纪》等，则甚至“有始于天皇氏、盘古氏者矣”。崔述称之为：“邪说波词杂陈纷列，世代族系紊乱庞杂，不可复问。”（注：以上均见《考信录提要下》，《补上古考信录提要》。顾颉刚编《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仔细研究崔述这些论点，可以明白：第一，他所清理的古史体系分为三段：“三代”是可信的阶段；尧、舜或上溯到黄帝，是比较可信的传说阶段；再往上，则后人附会更甚，更加荒诞不可徵信。切切不可认为是确实存在的历史，否则便上了附会妄造者的当。第二，旧的古史体系的造成，越到战国以后，离儒家经典越远，附会越多，杜撰越厉害。

　　崔述这一番仔细深入的整理、考辨工作，对于探索可信的古史体系，无疑是有很大贡献的。我们对照顾颉刚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中的要点：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愈长”；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我们就可以确信，顾氏的古史辨伪学说的基本观点，正是崔述《考信录提要》中主要观点的继承和发展，“古史辨派”学术思潮的兴起，其根乃深深扎在传统学术的土壤之中。无怪乎顾颉刚在形成自己的古史辨伪思想过程中，曾一再地表明他是自觉地继续崔述所做的工作。顾氏于1921年开始校点《崔东壁遗书》后，即在致友人信中说：“崔述的《考信录》确是一部极伟大又极细密的著作”。（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顾氏又表示他决心发扬崔述的治史方法，认为“他把难的地方已经做过一番功夫，教我们知道各种传说所由始了，由此加功，正是不难。”（注：《论史例书》，《古史辩》第1册。）至1926年初《古史辩》第一册出版时， 顾颉刚又在《自序》中坦诚地承认：“我弄了儿时的辨伪工作，很有许多是自以为创获的，但他的书里已经辩得明明白白了，我真想不到有这样一部规模宏大而议论精锐的辨伪大著作已先我而存在。”崔述著作在百年中的遭遇足以发人深思。崔述的学说，不惟在他生前不被人知，在他卒后长达百年时间也消沉无闻。这是因为，当时的风尚，除了讲理学、求科举外，在考据范围内，则是讲求如何恪守汉儒的经注。而崔述所做的，却是要推翻战国以后经传、笺注对古史的附会与假托，这对当时读书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崔述生前在给友人信中曾感慨说，当地除有一二人看过他的著作外，别人“非惟不复称之，抑且莫肯观之”。崔述逝世前，《考信录》已经完成，但因穷困而无法刊行，在他卒后8年之中， 才由他的学生陈履和在浙江东阳费尽了心力才陆续刊刻出来。此后，中国重视崔述学说的只有张维屏一人，在《国朝诗人徵略二编》中对崔述“每事必究其原，每书必核其实”加以称许，但未引起回音。在整个十九世纪中，崔述的著作一直无人知晓。到了本世纪初情形迥然而异，日本学者那珂通世读到《东壁遗书》而大为赞赏，他将全书校订标点，于1903年列入日本史学会丛书出版。又撰写《考信录解题》一文，在日本《史学杂志》发表，给以高度评价。此后，经过中国学者刘师培，将这些信息传递到国内，至1920年，遂引起顾颉刚及胡适、钱玄同、洪业等人极大的研究兴趣。从崔述到顾颉刚这一段曲折的学术历程恰好说明：崔述学说作为传统学术中具有近代因素的一种成果，只有等到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近代化正式展开之后，才会引起像顾颉刚这样的学者的重视，加以利用、改造，继续其古史考辨的工作。

二“五四”时期中西学术交融出现高潮的产物

　　“古史辨派”的兴起，又是“五四”时期西方新思想迅猛传入，中西学术交融出现高潮的产物。

　　1916年至1920年，顾颉刚在北京大学本科学习，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蓬勃兴起的年代。思想解放的潮流汹涌澎湃，势不可挡，以《新青年》杂志为代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形成了时代的狂飚。而从学术观点言，五四时期正是西方科学理论和方法强劲传入的时期，因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史学近代化达到新阶段。在此之前，以1840年为标志，中国史学已经出现了反映救亡图强的时代要求和开始了解外部世界的变化，以此划分为近代史学的起点，但那时还谈不到吸收和运用西方新学理。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年，以进化论传播为中心内容，是西方近代学理第一次集中的输入，其直接影响，为梁启超《新史学》和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的撰成，以此标志着史学近代化的正式展开。至此五四前后，西方新思潮新学理的输入已推进到具有历史意义的新阶段。有相当数量的留学生学成归国，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蔡元培、钱玄同、胡适等人即是其中最为出色者，他们原本学有根抵，眼光敏锐，将西方新的学说和科学方法带回中国，并针对中国社会最严重的病根，发动了一场声势巨大的思想革命，西方学理的传播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二十世纪中西学术交融由此达到了新的飞跃。

　　历史的机缘恰恰把顾颉刚置身于这一具有伟大意义的思想、学术潮流的中心地。就在北大这个五四运动的大本营，他的古史辨伪学说迅速的孕育、成长。当时，他直接处在几位传播新思想、新学术的出色人物影响之下，他们是：任北大校长、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开创新风气的蔡元培，主编《新青年》并担任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以西方学理治中国哲学史、勇于“截断众流”的胡适，激烈地批判旧传统的钱玄同，发起创办《新潮》杂志、与《新青年》相呼应、大力鼓动新思潮的傅斯年。前四位都是顾的师长，傅斯年则是同住一室、经常切磋学问的好友。

　　顾颉刚本来具有对新思想、新知识感觉敏锐并接受的特点，现在，处在时代风气熏陶和新思潮鼓荡之下，对于接受新学理，运用它来研究中国学问的认识，迅速达到难能可贵的高度。突出表现在他为《新潮》撰写的《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注：此文系1919年顾颉刚为《新潮》“思想问题专号”而作，因这一期专号未能出刊，故当时未发表。后于1984年发表于《中国哲学》第11辑。）一文，表明他十分敏锐和准确地把握住中西学术交融这一时代主题，并以此作为自己治学的方向。他以亲身的观察感受概括出深刻的道理：近代学术的成就固然是由学习外国所得，但同时也是对传统学术有选择地继承、发展的结果：“吾从前以为近三十年的中国思想界是易旧为新时期，是用欧变华时期。但现在看来，实不尽然”。“在三十年中，新有的东西固然是对于外国来的文化比较吸引而后成的，但是在中国原有的学问上——‘朴学’、‘史学’、‘经济’、‘今文学’——的趋势看来，也是向这方向走去。”并强调说，古今学术思想的进化，只是一整然的运动，中国原有的学问，即“朴学”、“今文学”等等，亦包含着新的因素，“假使中国从前的学问不是如此，则欧化进来以后，精神上的迎拒、事实上的表见，决不与今日相同是可决的。”

　　正是由于顾颉刚把他深刻认识到的“中西学术交融”这一学术发展的时代主旋律，自觉地贯彻到研究工作中，因而发挥出很大的创造性。1923年，他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注：见《古史辨》第1册。）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 引起一场古史大辩论。这一学说的要点是：（一），“时代愈后，传统的古史愈长。”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三），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每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注：《古史辨》第1册，顾颉刚：《答刘胡二先生书》。）

　　顾颉刚提出的古史辨伪学说，少数思想保守的学者反对，多数进步学者欢迎、支持，纷纷参加进去，成为近代史学上很有影响的学术流派。“中西学术交融”是五四时代学术进步的真谛。掌握这把钥匙，分析顾颉刚如何自觉地继承传统学术成果，同时努力地运用西方近代科学方法，二者结合起来，乃是了解顾氏古史辨伪学说形成的途径和评价其价值的关键问题。

　　顾颉刚对传统学术的继承，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对清代学术及朴学家考证方法有深入的了解和掌握。顾氏早年，即因家庭教育和苏州学术风气的影响，对《尚书》、《诗经》等大多数典籍早就熟读。尤其对目录学很熟悉，此后在1915年，下功夫编成一本《清代著述考》。他以《书目答问》附录《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为底子，又补加了若干家，依学术的派别分作者，在作者的名下列著述，依著述的版本见存佚，并集录作者的自序及他人的批评，稿本共有二十册。同时在著述考证外列有五种表（年表；师友表；籍望表；出处表；著述分类表），用来说明清代学者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顾颉刚说，此项工作，“使我对于清代的学术得有深入的领会”。对于乾嘉学者严密考证的方法尤为佩服：“我爱好他们的治学方法的精密，爱好他们搜寻证据的勤苦，爱好他们的实事求是而不想致用的精神。”（注：《古史辩第一册自序》，《古史辨》第1册，第29页。）顾颉刚的学术工作， 实际上是把乾嘉严密考证的方法运用到古史辨伪上面。胡适长期借用了《清代著述考》的稿本作为参考，他很欣赏，对顾说：“这三百年来学术研究的中心思想被你抓住了。”（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古史辨》第1册，第4页。）二是继承、发展了宋代以来辨伪学者的主张。 有关对崔述观点的发展前面已专门作了论列，这里再简要地补充顾氏对其他辨伪学者思想及方法的吸收、运用。他大学毕业后，极重视历史上辨伪学者的著作，通过整理加以表彰。两年多时间内，他先后标点清代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明代宋濂《诸子辨》、胡应麟《四部正讹》，并编辑《辨伪丛刊》。又整理、辑录宋代郑樵《诗辨妄》，撰写了《郑樵传》和《郑樵著述考》，并受郑樵启发研究了《诗经》，写了几篇扫除传笺尘障，考辨《诗经》原貌的论文。再加上受到《考信录》深刻的启发，他下决心自己从事辨伪史。“起初仅想推翻伪书中的伪史，到这时连真书中的伪史也要推翻了。……经过了五六年的酝酿，到这时始有推翻伪古史的明了的意识和清楚的计划。”（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古史辨》第1册，第43页。）顾氏在晚年还作了这样的回顾： “我的学术工作，开始就是从郑樵和姚、崔两人来的。崔东壁的书启发我‘传’、‘记’不可信，姚际恒的书则启发我不但‘传’、‘记’不可信，连‘经’也不可尽信。郑樵的书启发我做学问要融会贯通，并引起我对《诗经》的怀疑。所以我的胆子越来越大了，敢于打倒‘经’和‘传’中的一切偶像。”由此他归结说：“《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古史辨》第1册，第12页。）三是分别从经古文、 今文学派吸取思想营养。经今古文学派长期互相对立，顾颉刚却能分别从中得到启发，不陷入门户之见。当年，顾氏曾连续冒着雪夜的寒风去听章太炎的国学讲演，“觉得他的话即是渊博，又有系统，又有宗旨和批评”，佩服极了。认为从此认清了做学问的大路，懂得“书籍里的东西可以由我的意志驱遣着，把我的意志做他们的主宰。但对于章太炎固守古文经学的藩篱，不相信金文和甲骨文，则明显持批评态度。”（注：《古史辨》第1册，第23页，25页，26页。）对于今文学派康有为， 顾颉刚十分佩服他勇于疑古的“敏锐的观察力”。读了《孔子改制考》第一篇，论文古史事茫昧无稽，说孔子时夏、殷文献已苦于不足，何况三皇五帝的史事，最早地启发了他产生古史辨伪的动机。但对康有为利用学术作为政治的手段，却极为反感。（注：《古史辩》第1册，第26页，43页。）

　　传统学术的深厚根抵是顾颉刚从事古史研究的基础，他在五四时代思潮中自觉学习、运用西方近代科学方法，则使他有了新观念、新思路，因而大大得到提升，站到了学术的前沿。顾氏早年在苏州上过新式高小学堂和中学，使他最初步地接触一些近代科学知识，如矿物分类、化学试验和分析之类。到北大以后，处在时代大潮中，受到《新青年》等报刊中新学理的灌输，尤其获得校长、老师诸多新派人物言论、授课的教育，使他掌握了西方科学方法的要领。《古史辩》第一册序言中即谈到：“我常说我们要用科学的方法去整理国故，人家也就称许我用了科学方法而整理国故。”又说：“西方的科学方法传了进来，中国的学者受了他的影响，对于治学方法有了根本的觉悟”，“我生当其顷，……能够自觉地承受。”（注：《古史辨》第1册，第94页，77页。 ）他论列了他所认识的科学方法的“基本信条”，又自认为尚是简单而零碎的。这既是自谦，也是实情。诚然，无论何种学科，就基本的方法而言，总是几项大端，而最具决定意义的是观念的转变和方法的自觉运用。

　　先论观念的转变。五四运动的思想灵魂是提倡“民主”和“科学”，用“理性精神”为最高标准衡量一切，对于与之不相符合的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展开猛烈的批判，正像恩格斯形容法国大革命前夕启蒙思潮的特点时所说：“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自己的存在。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注：恩格斯：《反杜林论》“引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 56页。）正是五四进步思潮所形成的理性精神使顾颉刚受到深刻的熏陶，使他决心以理性的标准审查以往典籍的记载，自觉地担当打破旧偶像的时代责任。当时，他确实多次态度十分鲜明地强调科学理性的精神使他思想得到解放，产生了极大的勇气去批判封建时代的旧传统、旧偶像：“到了现在，理性不受宗教的约束，批评之风大盛，昔时信守的藩篱都很不费力地撤除了，许多学问思想上的偶像都不攻而自倒了。……使得我又欣快，又惊诧，终于放大了胆子而叫喊出来”。“我的心目中没有一个偶像，由得我用了活泼的理性作公平的裁断，这是我极为高兴的。”（注：见《古史辨》第1册，第78—79页，第81页。 ）这种理性观念的确立，只拿科学性、合理性作为衡量一切事物之是非的标准，彻底摆脱千百年来禁锢士人头脑的“经典神圣不可违背”一类的旧教条，摆脱种种偶像的束缚，正是五四时期学术近代化推进到新阶段所特具的根本性变化。由于顾颉刚确立了这种科学理性的观念，使他对古史辨伪工作充满了使命感，决心一步一步地清理旧时代儒生对古史所加的杜撰和附会，而不怕辨伪工作的繁重，不怕来自保守派营垒的反对，同时，也对新学到的西方近代科学方法的运用更加自觉而有成效。

　　次论方法的自觉运用。顾颉刚运用的西方科学方法，概括来说，包括：逻辑的方法；假设求证的方法：历史演进的方法。顾氏在考入北大本科以前，读过严译《名学浅说》及《天演论》，对于西方逻辑学及进化论学说感到兴趣。在北大哲学系，他听了章士钊讲授《逻辑学》课程。中国传统学术中，有丰富的逻辑学论题和其他思想资料，但未能发展成独立的学科。章士钊早年留学日本，顾颉刚听了他所开设的介绍西方逻辑学原理和方法的课程，颇受启发。在从事古史辨伪研究过程中，顾氏对分析、归纳等逻辑方法的运用和体会是：“我先把世界上的事物看成散乱的材料，再用了这些零碎的科学方法实施于各种散乱的材料上，就喜欢分析、分类、比较、试验、寻求因果；更敢于作归纳。”（注：《古史辨》第1册，第95页。）顾氏运用西方逻辑学原理来看待乾嘉学术，也对考证学者的方法有了新认识：“以前我曾听得几个今文家的说话，以为清代的经学是‘支离、琐屑、饾饤’的，是‘束发受缚，皓首难穷’的，到这时明白知道，学问必须在繁乱中求得的简单才是真实的纲领；若没有许多繁乱的材料作基本，所定的简单纲领便始终是靠不住的东西。”（注：《古史辨》第1册，第29页。）

　　由于了解了关于演绎、分析、归纳、寻找因果关系这些西方近代逻辑学的原理和方法，使顾颉刚对于当时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所显示的治学新路数，立即感到敬佩，并为其所深深吸引了。胡适应聘到北大哲学系讲授《中国哲学史》，讲第一章“中国哲学结胚的时代”，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之后讲起，把一班头脑中充满三皇五帝的学生惊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许多同学对此颇为不满，顾颉刚听了几次课后，却佩服他能提挈典籍上的材料，从中抽出原理和系统。因而向住在同室的傅斯年称赞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别”。并在致少年时代老同学叶圣陶信中说：“胡适之先生中国哲学今授墨子，甚能发挥大义，……坤（按，颉刚原名诵坤）意中国哲学当为有统系的研究，……意欲上呈校长，请胡先生以西洋哲学之律令，为中国哲学施条贯。胡先生人甚聪颖，又肯用功，闻年方二十七，其名位不必论，其奋勉则至可敬也，将来造就，未可限量。”（注：1917年10月21日信。引自顾潮著《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此后顾与胡适往还密切，除上课外，常常请教和讨论问题，顾氏考辨古史经常采用的假设、求证，以历史演进的方法考察古史传说的演变等项，均直接受胡适的影响甚大。顾颉刚古史辨伪的观点，即开始由较简单的假设，通过反复求证而发展、形成的。他将《诗经》、《尚书》、《论语》中的古史观念相比较，首先发现关于禹的观念，依《商颂·长发》、《鲁颂·閟宫》、《论语》、《尚书·尧典》（经顾氏考证，《尧典》成书应在战国时代）的次序，其形象越来越放大。继而又发现，尧舜的事迹也与此相类似：“《诗经》和《尚书》（除首数篇）中全没有说到尧、舜，似乎不曾知道他们似的；《论语》中有他们了，但还没有清楚的事实；到《尧典》中，他们的德行政事才灿然大备了。”根据上述史料和考证，他就立了一个初步的假设：“古史是层累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注：均见《古史辨》第1册，第52页。）有了这一初步的假设之后， 顾颉刚长时期搜集资料，对上述假设反复进行比较、求证，从中进一步得出古史由神话而人化的规律，最后才形成了著名的“层累说”古史观点。此期间，有的认识推进了，有的设想因遇到有力的反证放弃了。顾颉刚运用历史演进法，主要是从胡适学来的。“听了适之先生的课，知道研究历史的方法在于寻求一种事情的前后左右的关系，不能把它看作突然出现的。”（注：《古史辨》第1册，第53页。） 胡适对《水浒》版本流传，和它版本的故事的来历和演变的考证，把极为复杂的问题，清楚地理出了演变的层次，也使他大受启发。他又联系到观看戏剧和采集民间歌谣的体会，同一底本可以演变成既相似又很不相同的故事情节。由“历史演进法”，顾氏进一步得出古史传说“渐次增高”的观念。

　　从上述分析足以说明：顾颉刚古史辨伪学说，不仅是传统学术中疑古风气的发展，而且是在五四时期中西学术交融这一意义重大的思想文化思潮的有力推动下而兴起的。它是当时西方强劲传入的新学理，尤其是科学理性精神，批判、审查史料的方法，重视逻辑、系统和“历史演进”的方法，与传统学术中乾嘉严密考证方法，今文学派猛烈批判千百年来禁锢人们头脑的泥古、守旧、僵化思想体系的怀疑和进取精神，互相结合的产物。因此，把握中西学术交融这一视角，正是审视古史辨派兴起和评价其历史地位的关键。从整个二十世纪来说，“中西学术交融”也是贯穿始终的，有力地推动了史学发展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路向，展望未来世纪史学的发展，也必然要依靠大大发扬这一基本经验，因此我们把握中西学术交融这一真谛来回顾古史辨派的兴起，实具有现实的意义。

三　功过得失的评价

　　最后，简略地对“古史辨派”评价问题谈点不成熟的意见。

　　顾颉刚创立的“古史辨派”是兴起于五四时期、活跃于二三十年代的史学流派。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已经在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当前正处于“世纪之交”，对于这门学科无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开拓新视野，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把研究工作向前推进。今天，我们历史地看问题，确实应正视顾颉刚创立的“古史辨派”在学术上存在的局限。关于其局限，我想应提到以下几项：（一）未能注重结合考古发现来考辨古史，致使“古史辨”在一定程度上变成“古书辩”。顾氏本来明白考古工作、地下实物对于古史辨伪的重要性。但慨叹自己“没有余力加入”，自己只把工作缩小到“一小部分——辨伪史”。（注：《古史辨》第1册，第58页。）就在顾氏提出“层累说”等论点， 在社会上引起轰动的当时，已有人明确批评他所做的不是“古史辨”而是“古书辨”。顾氏也一再承认研究工作范围存在的局限：“我的唯一的宗旨，是要依据了各时代的时势来解释各时代传说中的古史。”（注：《古史辨》第1册，第65页。）又说：“我也不是一个上古史专家， 因为真实的上古史自有别人担任。我的理想中的成就，只是作为一个战国秦汉史家；但我所自任的也不是普通的战国秦汉史，乃是战国秦汉的思想史和学术史，要在这一时期的人们的思想和学术中寻出他们的上古史观念及其所造作的历史来，我希望能真作成一个‘中古期的上古史说’的专门家。”（注：《古史辨第二册自序》，《古史辨》第2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6页。）本世纪的前30年考古发现已经很多， 此后几十年中发现的地下实物更加丰富，我们今天做“重建科学的古史体系”，正必须十分自觉地把文献材料和考古发现二者结合起来，这无疑是大有可为的。这种“重建”，实际上自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来一直在进行，我们今天是要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做得更好。（二）有的地方怀疑过头，因而像杨向奎先生所指出的造成“玉石俱焚”。“比如《左传》是一部好的古代史，但他们怀疑全是伪作，这给当时的古史研究者添加了许多麻烦，以致有人用了很大力气证明《左传》不伪。”（注：杨向奎：《论“古史辨派”》见《中华学术论文集》。）顾氏又曾怀疑《周礼》一书也是刘歆为助王莽篡汉而作伪，经过长时间的考虑，最后采取了学术界其他学者的看法，放弃了原先的怀疑，并在60年代初写出《“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三）在研究方法上存在有不当的地方。这里应说到三项。一是张荫麟先生曾指出“古史辨派”过分地使用默证法。二是有时对于史料不能做到审慎地处理，抹杀不利于自己的证据。顾氏曾写有《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针对此文，最近台湾大学阮芝生教授撰写了《评“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说》的论文加以辨正，指出：顾氏对于许多重要的史料，“违反自然顺序，逆向或单向思考，并对不利于己的材料用‘疑而伪之’的方法加以排除”。如孔子或儒家尊尚尧舜在墨子之前，尧舜在孔子或儒家思想中之地位，比之墨子有过之而无不及。《论语》中盛称尧舜之德，《中庸》称“仲尼祖述尧舜”，《史记·孔子世家》书孔子“序书传，上记唐虞之际”等重要史料，顾氏均未能审慎地对待。（注：参见《燕京学报》新3期（1997年）所载阮芝生论文， 北京大学出版社。）三是“他们对于掺杂神话的传说和纯粹神话的界限似乎不能分辨，或者不愿去分辨”。“在春秋和战国的各学派中间所述的古史，固然有不少歧异、矛盾，可是相同的地方实在更多。……而疑古派的极端派却夸张它们的歧异、矛盾”。（注：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第26—27页。）

　　指出上述局限，当然不是要苛求于前辈学者，而是为了实事求是地科学地总结前辈的学术遗产，避免失当，使以后的工作得到改进，更何况有的缺陷是时代条件造成的。而从总体来说，顾颉刚创立的“古史辨派”的贡献是很大的，其成就是主要的，值得我们充分地尊重和继承。

　　（一）“古史辨派”的古史辨伪工作，对于推翻旧的臆造的古史体系，探求科学的古史系统，推进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建立了巨大的功绩。《古史辨》第1册于1926年出版以后， 胡适评论说：“这是中国史学界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学问的途径，可以提倡那‘深澈猛烈的真实’的精神。”（注：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古史辨》第2册，第334页。）以后，郭沫若于1929年评价顾氏的“层累说”“的确是个卓识”，“他的识见委实是有先见之明”。（注：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附录九《夏禹的问题》。）至1957年，徐旭生评价说，“古史辨派”的治学方法虽存在有问题，但是取得的成绩很大。“最大的功绩就是把古史中最高的权威，《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的写定归还在春秋和战国的时候。……由于疑古学派（广义的）历史工作人及考古工作人双方的努力，才能把传说时代和狭义历史时代分开。”（注：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第22页。）自从顾颉刚发起古史大讨论以后，再也没有人糊里糊涂地将“盘古氏，开天地”的传说作出真实的历史讲起，启发人们审慎地将传说材料进行抉择，结合考古发现，仔细地考辨其中的“史影”，从而逐步地“重建”科学的古史体系，这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一项重要成果。

　　（二）由于臆造的旧史体系，是与一千多年来束缚人们头脑的封建“道统”相一致的，因此，古史辨伪工作就具有扫荡长期毒害人们思想、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的意义，与“五四”运动反封建的伟大潮流相一致。尹达先生对此有中肯的评论，他说，顾先生“继承了今文学派的传统，吸收了实验主义的方法，大胆怀疑古文经书，从而发展为怀疑传统的古史，否定了这些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这一来就具有反封建的重大意义。”（注：见杨向奎《论“古史辨派”》“后记”，《中华学术论文集》。）

　　（三）“古史辨派”尤其是顾颉刚本人，对于古史辨伪和古书辨伪，作了范围广阔的考辨工作，涉及许多历史问题和各种重要典籍，积累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推进了学术研究。多年来，许多研究《诗经》、《尚书》，研究古代礼制、民族、历史地理和古代神话、传说等问题的论文，都每每引用顾氏等人的论著，即因为这些论著具有学术价值。

　　（四）顾氏在学术上“求真”的精神；对于学术问题确实有“平等”讨论的态度，如，当南京东南大学的刘掞藜及胡适的族叔胡堇人二先生依据经典作文批驳，顾氏对此很高兴，在致胡适信中诚恳地表示这是给予他修正自己思想和增进自己学问的好机会，只当作好意的商榷而不当以盛气相胜的，又如，钱穆先生作《刘向歆父子年谱》，与顾之观点实际上针锋相对，顾却不以为忤，不惟迅将文章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发表，又立即推荐到燕京大学任讲师，继而推荐到北京大学任教，钱之成名实与顾之诚心推荐直接相关，成为学术史上的佳话，说明顾氏有磊落的襟怀；顾氏对晚辈大力奖掖，培养了学术界许多人材；他又关心国家民族前途，抗日期间，先在北平，后辗转至绥远、西北及西南地区，宣传抗战，建国后学习马克思主义，把工作重点转到古史建设上来，尤其在《尚书》整理和研究上做了许多有价值的工作，这些方面也都是应予充分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