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案文章，历来都有人做。翻案并不一定就是坏事，主要看它是否合乎历史的真实。西子湖畔岳飞坟前的一副名联：“忠奸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辨伪真”，做的就是翻案文章，翻风波亭千古奇冤的案。史评自有人心在。扶正压邪，涤浊扬清，扬我民族之浩然正气，这是一个正直的史学工作者和有识之士应有的史识良知。今天如果再有人要翻岳飞这个民族英雄的历史铁案，忠佞颠倒，指鹿为马，一定会被视为荒唐与可笑。然而，不幸的是，此等荒唐事在当今的史学界却并不鲜见，一些人热衷于美化、拔高像慈禧、琦善、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这样一些历史人物，而对林则徐、洪秀全、谭嗣同、孙中山等则加以非难、贬低，甚至连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也成了问题。当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多数是属于学术讨论的问题，矫正过去存在的对历史评价过于简单化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像上述这样用颠倒事实的办法一褒一贬，这难道仅仅用史事如烟、见仁见智能够解释的了吗？

最近，被隆重推出的大型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播出后，引起了众多议论。值得注意的是一位审片的学者说，这是由多年来的学术成果转化而来的。能够把学术成果转化为影视艺术形象，自然是一件大好事。问题在于，是什么样的学术成果，又是怎样转化的？对此，剧作者做了直白的说明。他说，慈禧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李鸿章是“争取国家利益”者，袁世凯则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恐怕从秦桧到汪精卫都应属于此类）。因此，他们把这部电视剧定位为“一部带有崇高悲剧意味的英雄史诗”，上述一干人等“都是在为中国找出路”，是这部史诗中的“悲剧英雄”。可以说这是编写这部电视历史剧的指导思想，一条主线，整个剧情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展现给观众的。这部电视剧简直就是一座奇妙无比的美容院，从这里走出来的慈禧、李鸿章、荣禄、袁世凯一个个都是忧国忧时、忍辱负重、徐图自强的高大形象。这使我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历史的真实，还是历史的颠倒呢？

姑且不论这部历史剧中笑料百出的历史知识硬伤，像慈禧居然称李鸿章、荣禄为中堂，就等于现在领导称下属为首长一样，够上相声段子的水平了；还是主要谈谈剧作者是怎样按照他们设定的“英雄史诗”来塑造他们的历史人物的。他们一面声称电视剧中的历史事件和主要历史人物都是真实的，一面又说很多戏确实是编出来的。当然，作为一部影视作品，一些虚构、夸张，进行艺术的创造和处理是能够理解的，但作者为了说明这种编出来的东西也是一种历史的真实，强调是根据当时历史背景下人物的性格推测他会干什么。事实上，他们正是用这种推测来精心编造历史的。

一位哲人说过，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段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是的，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会是多面的甚至是多彩的，重要的是要在他活动的总和中确定它的主要方面，如果胡乱抽出一些实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那么任何实例都有可能被找出来，任何历史也就都可以被改写。这就像今天的一个大贪污犯也可以被描绘成“忠诚的公仆”，因为这个贪官在他的职位上如果不按政府的要求办一些事，他的贪污受贿的企图就难以实现，所谓“忠诚”的实例也是能在他的身上找出几宗的。遗憾的是，《走向共和》使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所不同的是，其中的许多“实例”是由他们“推测”出来的。为了渲染李鸿章这个“悲剧英雄”的厚重氛围，可以欺世盗名地凭空捏造出这样的悲壮情节：在签订《辛丑条约》时，庆亲王看到条约的内容后，手一直在抖，写不了字。李鸿章见状把笔拿了过来，对庆亲王说：“天下最难的，就是把自己的名字签在卖国条约上。你还年轻，还是我来担这个罪名吧！”这样，一个大义凛然、忍辱负重的形象矗立起来了。为了浓墨重彩塑造这个“悲剧英雄”，作者竟让这时还不是泰晤士报记者的莫理逊（莫理循）提前当了记者，再通过他的口把翁同和拉出来承担甲午海战失败的幕后责任者。《走》剧作者对李鸿章是如此宽厚有加，一再开脱、美化，而对“支持维新，对外主战”的翁同和，却加以苛责、戏弄。这真是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啊！像这样让人惊愕不已的例子在《走》剧中还有很多。这不仅有聪明的作者推测出来的情节，而且连历史上真实的例子在他们手里都可以翻个个。甚至连慈禧挪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及她的穷奢极欲的生活这些大众耳熟能详的恶行，都成了这位“杰出的政治家”的杰作。作者借慈禧做寿这件事做起了大文章，不无肉麻地说道：

她有一个理由，就是她做寿时说过的一段话，“寻常百姓家，老太太做寿，如果做得风光、体面，她就有面子，她会在那一带做得起人。”一个老百姓是这样，一个国家更是如此。慈禧认为如果她，一个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生日办寒碜了，怎么能体现大清国的国泰民安？那么洋人就会瞧不起，老百姓也会不服你。洋人瞧不起，他就会欺负你，老百姓不服，你就会出事，江山社稷就会毁于一旦。所以慈禧办生日就大办特办，她是在为朝廷争面子。

这是作者亲自出马替慈禧做的表白，目的是为了说明像“慈禧这样的见识，她会犯糊涂吗”？按照这样的逻辑，古往今来王公贵族的奢糜生活，却原来都是出于公心，为了“国泰民安”了。这不但为慈禧开了脱，也为今天那些用国库银子大吃猛喝，豪赌狂嫖者找到了堂而皇之的理由。这真是在现代“嗜痂癖”的眼中，依然是“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

但是，历史毕竟不是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李鸿章作为晚清的一位重臣，根据事实对他进行全面、深入的评价，包括纠正某些缺乏依据的传统看法，都是史学工作的题中之义。但如果不顾历史事实，甚至用大量的推测（即胡编乱造）办法，为一个误国卖国的重要责任者开脱罪责，那真理跨出的就不是一小步了。《走》剧的编者在这一点上是极有勇气的。他们为了塑造“悲剧英雄”的金身，故意隐去李鸿章在外交上一贯曲意求和的政策及其严重后果，却刻意在马关签约时的砍价上大做文章，似乎这一砍就会砍出个“爱国者”来。事实又是怎样的呢？晚清状元、立宪派代表人物张謇在弹劾李鸿章的奏疏中写道：“李鸿章自任北洋大臣以来，凡遇外洋侵侮中国之事，无一不坚持和议。”他批评李鸿章“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材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为大言，胁制朝野；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李鸿章非特败战，并且败和。”（《张謇全集》第1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5－26页。）曾纪泽则以“柔”、“忍”、“让”概括李鸿章主和外交的特点，可谓一语中的，入骨三分。

对于这种“非特败战，并且败和”，时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校长）的严复也有过悲愤的文字。甲午海战失败后，严复以“心惊手颤，书不成字”的心情给陈宝琛接连写了三封信，对海战失败的原因和责任作了正确的分析。他指出：“推求厥咎，大半皆坐失先著，绸缪之不讲，调度之乖方，合肥（指李鸿章－－引者）真不得辞其责也。”他列举大量事实，说明李鸿章用人唯亲，朋党为奸，“小人误军国大局，岂浅也哉”。所以他说：“合肥用人实致偾事，所用必非人，所为必非事”。就连镇远舰帮带美籍麦吉芬在战后也说：“我们最悲哀的缺点是弹药供应问题，这个问题即使再延一年开战，情况也不能改变。这个责任应由天津方面负之。舰队士兵已尽人力所能及进行作战，他们的吃亏是由于岸上官吏的贪污与卖国行为所以致之。”而这种历史的真实，经过《走》剧编者的魔法，化作一道道圣洁的光圈，加在他们所需要的“悲剧英雄”身上。这真是匪夷所思。

如果《走向共和》只是一部戏说片，倒也罢了。如今戏说历史，就像戏弄一只小鸡一样容易。史学工作者对此已是欲说还罢，见怪不怪了。应该说，那些戏说片、肥皂剧，只能博得人们廉价的一笑，为害相对小些；而像《走》剧这样一脸严肃，不但作为全新视角的历史剧，而且还要作为一种新的历史观，推销给全国观众，这就值得研究了。如果按《走》剧编者的安排，从慈禧、李鸿章、袁世凯到孙中山，都是他们这个“带有崇高悲剧意味的英雄史诗”中的“悲剧英雄”，“都是在为中国找出路”，那么，在百年中国丧权失地、国辱民困的悲惨历史中，连应负其责的“法人代表”都找不到了，那样的话，走向共和还有什么历史的依据和历史的必要呢？！如果按照这样一种所谓新的历史观，黑白可以颠倒，是非可以不分，忠佞可以不辨，那么，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爱国主义的旗帜，彪炳千秋的民族英雄，又有哪一样不可以摧之毁之呢？！难怪《走》剧播出后，有的观众反映，“周围稍有史学基础的朋友，都说不忍再看下去了。”而对一般观众则不然了。令人痛心的是，一名高三学生就《走向共和》发表的帖子中有这样的话：“我看到了一个有气节、有民族英雄感的李鸿章，让人同情李鸿章，敬佩李鸿章，更加憎恨腐败愚昧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