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在认真分析8世纪末至9世纪前期葱岭东西地区政治形势的基础上，根据汉语、突厥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史料的记载，断定该王朝为乌古斯部族的克尼柯（Qïnïq）部落于9世纪20年代所建。

【关键词】喀喇汗王朝；回鹘；九姓乌古斯；克尼柯部落

一、诸家观点述评
喀喇汗王朝是我国古代最西边的一个地方割据政权。有关该王朝的建立者及其建立时间问题，一直是个未能破解的历史之谜。长期以来，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创建者而言，约略有“托古兹古兹·回鹘说”（J.Deguignes，1756）、“土库曼说”（J.V.Hammer-Purgstall，1835）、“样磨说”（W.Barthold，1898）、“葛逻禄说”（F.Grenard，1900）、“葛逻禄·样磨说”（M.F.kōrpülü，1927）、“处月说”（W.Barthold，1927）、“突厥说”（Ahmet Zeki Velidi Togan，1939）、“葛逻禄汗族——处月和样磨说”（O.Pritsak，1950）、“样磨和处月说”（Б.гафуров，1972）、“突厥·回鹘说”（王治来，1977）、“葛逻禄·回鹘说”（马雍、王炳华，1978）、“葛逻禄·样磨·九姓乌古斯说”（《新疆简史》，1980）、“西迁葱岭西回鹘说”（魏良弢，1986）[1]、“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部族说”（王治来，1986）[2]等10数种观点。就建立时间来看,也同样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有“840年”[3]、“九世纪末至十世纪初”[4]、“十世纪初叶”[5]、“公元十世纪前半期沙土克·波格拉汗信奉伊斯兰教以后”[6]、“十世纪上半叶”[7]、“十世纪半”[8]、“十世纪末”[9]、“10世纪”[10]等多种说法。不过，诸家观点多是顺便提及，仅“样磨说”、“葛逻禄汗族——处月和样磨说”和“西迁葱岭西回鹘说”进行了具体的论证，且影响较大。
“样磨说”的论据是12世纪初的一位波斯佚名作家在《编年史与故事汇编》（Mujal ai-tawarih wa-l-kisas）一书中列举中亚各地统治者的称号时提到“样磨的帕迪沙赫称为博格拉汗”。既然喀喇汗王朝的统治者也使用这一称号，而样磨的居地又在疏勒，那么该王朝的汗族自然也就属于样磨了。此说亦为密诺尔斯基、哈密顿等学者所赞同[11]。这一观点推测成分过多，因再提不出其他论据，而被批评者指责为论据不足。
“葛逻禄汗族——处月和样磨说”实质上也就是“处月和样磨说”，只不过将处月和样磨视为“葛逻禄部族的三个组成部分中最重要的两个”，是“葛逻禄汗族”，属于“突厥阿史那汗族的一支”罢了。然而，事实上葛逻禄并非是一个部族，而是一个部落集团的名称。成书于11世纪的《突厥语大词典》（以下简称《词典》）曾明确说：“葛逻禄，他们是乌古斯人之外的一个游牧的突厥部落集团，他们也算作突厥蛮[12]。”《太平寰宇记》卷一九八称之为“葛逻禄国”，《新唐书》卷二一七下本传称“葛逻禄本突厥诸族”，并说葛逻禄“有三族：一谋落，或为谋剌；二炽俟，或为婆匐；三踏实力”。“谋落”或“谋剌”也便是诸史《铁勒传》中的“薄落”，为Bulaq的译音。《词典》称“Bulaq是一个突厥部落的名称。克普恰克曾将其俘虏，后来伟大的天帝将其拯救，并被称作ɛlkɛBulaq”（MⅠ.492）；“炽俟”为ʧigil的译音（或作“处月”），为突厥化了的印欧语群落的泛称；“婆匐”是Jabaqu后两个音节的译音，为“炽俟”的一支；而“踏实力”则为Toχsïlar或Toχsïlïq的译音，或作“突骑施”、“蹋实力”、“沓实力”、“踏实”、“独西”(敦煌文献S.6551背《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可见，样磨并不属于葛逻禄。
其次，所谓的“葛逻禄汗族”也决非是“突厥阿史那汗族的一支”，没有任何史料可为此说提供论据。相反，诸语种史料倒证明，至晚自唐至德（756～757年）年间以后，“婆匐”部落即突厥化了的雅巴库（Jabaqu）[13]便一直为其领导部落[14]。
至于“部落集团图腾说”——阿尔斯兰（狮子）是处月的图腾，其统治者阿尔斯兰·喀喇汗（Arslan Qara χaqan）为大可汗；博格拉（公驼）是样磨的图腾，其统治者博格拉·喀喇汗（Buʁra Qara χaqan）为副可汗——亦同样缺乏依据。典型的反证如《册府元龟》卷九七五便有“天宝四载三月戊寅，九姓首领回鹘思（骨）力裴罗及弟阿悉烂颉斤杀斩白眉可汗，传首京师，授裴罗右骁卫员外将军”之谓（另还见于《新唐书·郭知运传》及同书《西域传》之“东安国”条和“宁远国”条）。“阿悉烂颉斤”即Arslan irkin之音译。高昌回鹘王国的首领亦有“师子王阿厮兰汗”之称。此外，在抄写于延昌十五年（乙未年，575年）三月二十二日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Maitrisimit）“哈密本”序章第14叶A面第22～23行发愿文中，亦有T(æ)ŋri Bøgy ɛl Bilgæ Arslan T(æ)ŋri Ujʁur Tærkænimiz qutïŋa alqatmïʃ（祝福我们圣明国家睿智的狮神——我们的回纥郡主）之谓[15]。
可见，“葛逻禄汗族——处月和样磨说”不可能成立。O.普里察克所谓“‘国家’，即统治突厥人的汗国，是在葛逻禄人手中；在萨曼王朝伊斯玛因·本·艾哈迈德时代，突厥国家应理解为葛逻禄国家”[16]之说并无任何依据。也正为此，才被人指责为“全部论据都是人造的，没有事实依据的，只是为了证明其先验的构思”[17]。
“西迁葱岭西回鹘说”认为：喀喇汗王朝为西迁回鹘的庞特勤一支所建，牙帐设于“巴拉沙衮附近的喀喇斡耳朵”，领域包括“唐朝的安西和北庭两都护府所辖的大部地区”。但同时又说“庞特勤率领回鹘十五部进入葛逻禄领域后的情况，中外史籍均无直接记载”，只是“根据一些间接材料推断，庞特勤到达七河地区后很可能同葛逻禄叶护发生了战争；萨曼家族（这时它还未正式脱离哈里发政权而独立）努赫·本·阿萨德趁机夺去了锡尔河以北的重镇伊斯费贾勃（即白水城）。最后，庞特勤臣服了葛逻禄，在这里建立起回鹘新王朝——史称喀喇汗王朝”[18]。可见，此说同样未能提出可信的论据，推测成分过多。
作为败逃之众的十五部回鹘，若有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也就不会在漠北惨败于黠戛斯——因为回鹘在漠北时的军事力量显然要大于这十五部。再者，若果真如此，中外史籍也不可能“均无直接记载”。事实上，庞特勤部西迁至东部天山地区不久，黠戛斯便于会昌二年（842年）夏又攻击了为其休养调息之地的北庭和安西[19]，除焉耆以东的天山南部地区外，天山南北的其余地区均为其所占据。《新唐书·西突厥传》载：
大历（766～779年）后，葛逻禄盛，徙居碎叶川。二姓微，至臣役於葛禄。斛瑟罗余部附回鹘。及其破灭，有庞特勒（勤）居焉耆城，称叶护，余部保金莎领（岭），众至二十万。
此时的回鹘庞特勤部，显然一直居于东部天山地区。本就人困马乏、缺少给养的庞特勤部在黠戛斯的再次打击下，早已是自顾不暇，极需调养、休整，怎么可能在短短的两年间攻取七河地区呢？既然能获取如此重大的胜利，怎么又会在北庭、安西等根据地败于黠戛斯呢？再者，庞特勤既然已于中亚称汗，显然不可能在东进焉耆后又自贬为“叶护”。况且，“叶护”（Jafʁu）的职衔本是“授予出身平民的比可汗低两级的人的称号”（MⅢ.41）。庞特勤既然有“特勤”的职衔，显然为汗室成员。即便是自贬至平民阶层，也当享有Juʁruʃ[20]的职衔。至于其称汗的时间，则是在大中元年（847年）末或二年（848年）初。其时，遏捻可汗因惧怕被黑车子室韦缚送至唐，而夜与妻葛禄、子特勤毒斯等九骑西走,从此下落不明。庞特勤正是在回鹘已没有了可汗的情况下才于安西自称可汗的[21]。
此外，从后期喀喇汗王朝与安西回鹘汗国和高昌回鹘王国的关系来看，该王朝也不可能为西迁回鹘所建。安西回鹘汗国和高昌回鹘王国为西迁回鹘所建，这已为不争之事实，有诸多史料为证。然而，该王朝与这两国间却处于敌对状态。其相互间的敌对情绪，既有宗教方面的原因，亦是延续已久的不同集团间矛盾斗争的反映。
首先，从称名上看，喀喇汗王朝的居民从不用“回鹘”一词自称，而是专以该词来指称高昌回鹘王国。《词典》称：
回鹘（Ujʁur），是一个国家（ɛl）的名称……这个国家有五座城市。其人民是最凶残的异教徒，是最熟练的神射手。这些城市是：唆里迷（Sulmï）——该城是亚历山大建造的，高昌（Qoʧu），昌八里（ʧan Balïq），别失八里（Bɛʃ Balïq），仰吉八里（Jaŋï Balïq）。（MⅠ.151～153）
文中在“异教徒”前还加用了“最凶残的”这一修饰语，充满了对回鹘人的敌视情绪。《词典》作者将喀什噶尔居民的语言称为“王朝突厥语”（χaqanijɛTyrkʧisi）。与麻氏同时期的巴拉沙衮人尤素甫·哈斯·哈吉甫时任喀喇汗王朝宫廷侍从官。他在《福乐智慧》（Qudatqu Bilik）中亦不称自己作品的语言为“回鹘语”。可见，喀喇汗王朝的人并不认为自己与回鹘人之间存在着什么亲近的关系。反之亦然。
其次，该王朝与安西回鹘汗国和高昌回鹘王国间始终保持着明确的疆界。若称喀喇汗王朝为西迁回鹘所建，则没有任何理由形成两个互不统属且互相敌对的政权（如龟兹回鹘、高昌回鹘和甘州回鹘之间早期的关系）。这一情况亦表明，喀喇汗王朝不可能为西迁回鹘所建。
可见，导致这一问题迄今仍未能解决的原因，一是未能正确认识8世纪末至9世纪前期葱岭东西地区的形势；二是诸说均未能列出可资征信的论据。因而，若想彻底解决喀喇汗王朝的建立者及其建立时间问题，就必须在这两个方面都有所突破。

二、8世纪末至9世纪前期葱岭东西地区形势分析
自8世纪中叶开始至9世纪前期，是阿拉伯帝国在中亚的统治走向解体的时期，也是唐朝内乱，无暇顾及西域事务的时期。
阿拉伯帝国方面，自750年阿拔斯朝（黑衣大食）建立伊始，其在中亚地区的统治区域内便先后发生了由舍里克（Shark b.shaykh）领导的什叶派起义（751年），以辛巴德（Sinbad）为首的波斯人起义（754年），以巴拉兹（Baraz）为首的白旗起义（759年），以木坎纳（Al Muqana，意为“蒙面者”、“隐藏者”，原名为Hashim b.Hakim）为首的“白衣人”起义（775～783年）以及以拉飞·伊本·来斯为首的暴动（806年）等。822年，继任呼罗珊总督仅一年的伊朗人塔赫尔将军又宣布独立，开始了由伊朗人建立的伊斯兰王朝——塔赫尔王朝。
唐朝方面，自751年高仙芝败绩于怛逻斯后不久，又于755年发生了“安史之乱”。唐朝为了平乱，不得不将驻扎在安西等地的军队调回内地，同时亦征调了回纥兵、拔汗那（费尔干纳）兵、中亚其他各地柘羯军和阿拉伯兵[22]。唐朝在西域地区的防卫力量因之而空虚。这期间，吐蕃又乘机侵占了河西等地，切断了唐朝与西域地区的联系。
阿拉伯帝国的解体和唐朝势力的退出，正为觊觎西域地区已久的吐蕃提供了一个天赐良机。正值强盛时期的吐蕃遂与葛逻禄联手，攻陷北庭，围攻龟兹，欲将整个天山南北地区置于其控制之下。然而，东部天山地区本是回鹘汗国之主体——九姓乌古斯的世居之地，岂能容忍吐蕃、葛逻禄侵占？由此也就引发了双方对该地区持久的争夺战争。直至崇德可汗在位期间（821～825年），吐蕃势力才不得不最终退出西域，葛逻禄等部亦被降服，归顺了回鹘。自此以后，整个天山南北地区便完全置于回鹘的控制之下[23]。
据密诺尔斯基《塔米姆·伊本·巴赫尔的回鹘旅行记》记载，大食使者塔米姆·伊本·巴赫尔于821年前后前往回鹘汗国国都时，便是从距怛逻斯东面不远的下巴尔斯罕出发，途经伊塞克湖附近，然后乘骑九姓古斯可汗为他准备的驿马，向回鹘汗国的国都进发的。由此亦可看出，由伊塞克湖附近开始，沿天山北麓往东，直到蒙古高原均为回鹘汗国的实际辖境。同时还说明，回鹘汗国于“回纥道”沿途均设有驿站并备有驿马，供来往使者骑乘使用[24]。
同东部天山地区一样，锡尔河流域原本亦是乌古斯人的世居之地；而费尔干纳盆地的鄂什、讹迹邗等地至晚自6世纪中叶开始亦为乌古斯人的驻牧之地。成书于10世纪上半叶的马苏第《黄金草原》称：
在（锡尔河）河岸上矗立着一座属于突厥人的城市，被称作“新城”，有穆斯林教徒在那里生活。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大部分突厥人都属于乌古斯部，他们中既有游牧者又有城市居民，共分成3部：上部（乌古斯）、下部和中部。他们以自己的勇猛精神、小个头和他们眼睛的狭小而有别于其他突厥人[25]。
麻赫穆德·喀什噶尔在《词典》中亦记述道：
øgyz——用于称呼象阿姆河和幼发拉底河一样的所有大河的名称。此词单用时，在乌古斯人的语言中指的是锡尔河，因为他们的许多城市便座落在该河沿岸。其游牧民亦生活在该河沿岸。突厥人民生活的各省的其他一些河流也被称作øgyz。位于伊犁河流域和Jafïnʧ河流域之间边境上的一座城市也被赋予Iki øgyz（双河）的名称。（MⅠ.80～81）
kænd——在乌古斯人及其附近地区民众的语言中指村庄，在大多数突厥民众的语言中则指城镇、城市。因此，费尔干纳城被称为Øz Kænd（讹迹邗），意为“我们自己的城市”。另，与此相类，Sæmiz Kænd（飒秣建）也因为是大城市而作此称。波斯人则称之为Sæmær Qænd（撒马儿罕）。（MⅠ.448～449）
其实，有关乌古斯部族居于葱岭西的记载，早在7世纪中叶便已见于汉文文献。《大唐西域记》卷一，“伽毕试国·曷逻怙罗僧伽蓝”条称：
大城东南三十余里，至曷逻怙罗僧伽蓝，傍有窣堵波，高百余尺，或至斋日，时烛光明。覆钵势上石隙间，流出黑香油。静夜中时闻音乐之声。闻诸先志曰，昔此国大臣曷逻怙罗之所建也。功既成已，于夜梦中，有人告曰：“汝所建立窣堵波未有舍利，明旦有献上者，宜从王请。”旦入朝进请曰：“不量庸昧，敢有愿求。”王曰：“夫何所欲？”对曰：“今日有先献者，愿垂恩赐。”王曰：“然。”曷逻怙罗伫立宫门，瞻望所至。俄有一人持舍利瓶，大臣问曰：“欲何献上？”曰：“佛舍利。”大臣曰：“吾为尔守，宜先白王。”曷逻怙罗恐王珍贵舍利，追悔前恩，疾往伽蓝，登窣堵波，至诚所感，其石覆钵自开，安置舍利，已而疾出，尚拘衣襟，王使逐之，石已掩矣。故其隙间，流黑香油[26]。
这里称“曷逻怙罗”为“此国大臣”。“曷逻怙”一词作为国名，又写作“曷逻胡”。如同书卷十二“曷逻胡国”条称：
曷逻胡国，覩货逻国故地也，北临缚刍河，周二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宜风俗，大同活国[27]。
又，道宣《释迦方誌·遗迹篇第四》曰：
城东南三十余里曷逻怙罗寺，大臣所造，以名目之。浮图高百余尺。昔臣夜梦令造浮图，从王请舍利也。及旦至宫，有人持舍利瓶。臣留舍利，令人先入。乃持瓶登塔，覆钵自开，安舍利讫，王使追之，石已合矣。斋日放光，流出黑油。夜闻音乐[28]。
将以上材料相比较，可知所述相同。8世纪时，“曷逻怙”一词又被译写为“葛诺歌”。新罗（朝鲜古国）僧人慧超（又作惠超）由印度取道陆路，于唐开元十五年（727年）抵达安西（今库车）。在所著《往五天竺国传》中称：
从兹已北西业者多，市店□□，极多屠煞。此王虽是突厥，甚敬信三宝，王、王妃、王子、首领各各造寺，供养三宝。此王每年两回设无遮大斋，但是缘身所受用之物，妻及象、马等，并皆舍施。唯妻及象，令僧断价，王还自赎，自余驼、马、金、银、衣物、家具，听僧货卖，自分利养。此王不同余已北突厥也。儿女亦然，各各造寺，设斋舍施。此城俯临辛头大河北岸而置。此城西三日程，为一大寺，即是天亲菩萨、无著菩萨所住之寺。此寺名葛诺歌，有一大塔，每常放光。此寺及塔，旧时葛诺歌王造，从王立寺名也。又此城东南□里，即是佛过去为尸毗王放鸽处，见有寺有僧。又佛过去舍头舍眼，喂五夜叉等处，并在此国中。在此城东南里，各有寺有僧，见今供养。此国大小乘俱行[29]。
此段文字明确说其王为“突厥”，且“甚敬信三宝”，“不同余已北突厥”[30]。文中的“此寺名葛诺歌，有一大塔，每常放光”，与《大唐西域记》中的“曷逻怙罗僧伽蓝，傍有窣堵波，高百余尺，或至斋日，时烛光明”以及《释迦方誌·遗迹篇》中的“曷逻怙罗寺，……浮图高百余尺……斋日放光”亦正相吻合。可知“曷逻怙罗”当是突厥语译音。又，文中以“曷逻胡”为国名，称该伽蓝为“曷逻怙罗僧伽蓝”，为“昔此国大臣曷逻怙罗之所建也”，且将“曷逻怙罗”用作人名（《往五天竺国传》则谓“此寺名葛诺歌……旧时葛诺歌王造，从王立寺名也”）。据此可断定，“曷逻怙罗”当是Qïnïqlïq（克尼柯的，克尼柯人）的音译。“曷逻怙”、“曷逻胡”、“遏逻胡”（《释迦方誌·遗迹篇》另一处作“遏罗胡国”）为乌古斯部族克尼柯（Qïnïq）部落的音译（n/l混同），“罗”即-lïq，为突厥语形容词构词词缀；而“葛诺歌”则是Qïnïq的另一音译形式。
《大唐西域记》和《释迦方誌》中的“曷逻怙”、“曷逻胡国”、“遏罗胡国”以及慧超所记之“葛诺歌”国，也便是《新唐书·地理志七下》“傍碎卜水五十里至热海。又四十里至冻城，又百一十里至贺猎城”中所说的“贺猎城”。从地理方位来看，正与法显（约337～422年）所记之“宿呵多国”同在一处。《法显传》载：
南下到宿呵多国。其国佛法亦盛，昔天帝释试菩萨，化作鹰鸽，割肉贸鸽处。佛即成道，与诸弟子游行，语云：此本是吾割肉贸鸽处。国人由是得知。于此处起塔，金银校饰。
显然，法显所记之“割肉贸鸽处”，也便是慧超所记之“佛过去为尸毗王放鸽处”。但法显称之为“宿呵多国”，而慧超却称之为“葛诺歌”国。“宿呵多”为Soʁd或Soʁdat（粟特）的音译。两相对照，正与前引《词典》“øgyz”词条所记相合，亦与汉文史籍中有关突厥语部落入驻该地的记载相一致。同时还表明，乌古斯部族的克尼柯部落早在6世纪中叶便已入驻该地，该部是乌古斯部族中最早信仰佛教的。
8世纪初，回鹘汗国因统治集团内部权力和利益之争而迅速衰落。宰相拥兵，互相残杀，可汗已失去了对汗国的控制能力，汗国四分五裂。继崇德可汗之后即位的昭礼可汗（825～832年在位）、彰信可汗（832～839年在位）等均死于非命。约自昭礼可汗继位时开始，驻牧于费尔干纳盆地、七河流域及阿图什一带的乌古斯部落，便凭藉此前奠定的基础，脱离了回鹘汗国，独立继续着对样磨、葛逻禄、炽俟等部的统治。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约自此时开始，该部便不再以回鹘（Ujʁur）自称，而是以其部族名称“乌古斯”、原部族集团名称“九姓古斯”（Toquz Oʁuz）或其部落名称“克尼柯”传诸于世。也正为此，拉施特才在《史集》中称：
尽管最初他（指乌古思可汗——引者）曾以畏兀儿的名称称呼归附于他的所有各部，[但]当这些部落中有些部落按上述特殊原因以各自的名称著名以后，畏兀儿一词就专用于剩下的[诸部]了。剩下的诸部以这个名称著称[31]。
其“剩下的诸部”显然是指840年西迁诸部以及为黠戛斯掳往剑河流域的“十姓回纥”而言的。《词典》专以“回鹘”之名指称高昌回鹘王国，称其为“一个国家（ɛl）的名称”，11～12世纪的马卫集在叙述诸突厥集团时将“九姓古斯”与“回鹘”并列[32]的事实，均是最有力的证明。
（二）《词典》的记载，亦提供了相关的证据。例如：
本书著者麻赫穆德按：我们的祖辈æmir（异密，艾米尔）正因此而被称为χæmir。因为乌古斯人不会说æmir，而把ا-elif换成χ,说成χæmir。因此,从萨玛尼诸子手中夺回突厥疆域的我们的祖辈称作χæmir Tɛgin（异密·特勤）。正如我在Ujʁur（回鹘）一词中所指出的那样,这里ا-elif变成了χ。（MⅠ.152）
此段材料明确指出：喀喇汗王朝为其祖先所建，是乌古斯人从萨曼王朝统治者的手中夺取的政权。同时还表明，麻赫穆德·喀什噶尔亦出自乌古斯部族。“萨玛尼诸子”正指的是努哈·伊本·阿萨德等萨曼王朝的统治者。
（三）黠戛斯于840年攻灭回鹘汗国以及于842年对迁至东部天山地区的庞特勤部进行再次打击时，该部都不曾出兵救援——至少，各类史籍中不见有这方面的记载。
（四）初期安西回鹘王国的西部疆域只是对回鹘汗国破灭前所实际控制的西部疆域的继承，即塔里木盆地东南缘止于若羌境内的瓦石硖；天山南麓止于龟兹以西；天山北麓止于伊塞克湖附近。脱离汗国独立出去的这支乌古斯部落，初期也仅是对其原领地，即费尔干纳盆地东缘、七河流域及阿图什、喀什噶尔一带的保持。
（五）10世纪中期萨土克·博格拉汗夺取喀喇汗王朝政权后，也仅是挥师北进，先统一汗朝全境；待境内稳定后，始向于阗地区及葱岭西拓展。而对于阗地区的进攻，亦可能与于阗方面支持喀什噶尔人反对伊斯兰教有关。只是到了11世纪中后期，才与毗邻的安西回鹘王国和高昌回鹘王国发生武装冲突（如《词典》的有关记载）。
这一支乌古斯部落脱离回鹘汗国的另一个原因，是塔赫尔王朝的征服。阿拉伯帝国解体后，上述各地在名义上为塔赫尔王朝（塔赫尔任呼罗珊总督是在821年）派驻当地的长官——波斯人萨玛尼（Samanï，724～743年）及其子孙所领辖。萨玛尼之子努哈·伊本·阿萨德生有努赫（？～841年）、阿黑马（？～864年）、雅希亚（？～855年）、伊里牙斯（？～856/857年）四个儿子。他们都忠于阿拉伯人，曾经协助阿拔斯朝镇压过拉非起义。所以，阿拔斯朝哈里发马蒙（813～833年）在820年任命这四兄弟管理中亚的几个地区：努赫为撒马尔罕的地方长官；阿黑马为费尔干纳的地方长官；雅希亚为塔什干与苏对沙那的地方长官；伊里牙斯为赫拉特的地方长官。马蒙以后的哈里发也认可了这些任命。萨玛尼家族为中亚诸地的世袭统治者，但其势力主要在河中。后来的萨曼王朝便是因其建立者萨玛尼而得名，只不过通常将该王朝的起止时间确定为874～999年之间罢了。不过，这一支乌古斯部落，也仅是在名义上归萨曼王朝领辖。

三、喀喇汗王朝为乌古斯部族克尼柯部落于9世纪20年代所建
驻牧于费尔干纳盆地东缘、七河流域及阿图什、喀什噶尔一带的这一支乌古斯人，虽在名义上归萨曼王朝领辖，却享有很大的独立性。著名波斯史家塔巴里（Abu Djafar Muhammed ibn Djarir al-Tabari，838或839～923年）在《先知与国王之书》中，曾谈到820年后不久，托古兹古兹侵入位于今吉札克（Jizaq）和霍占德（Hojent）城之间的奥斯鲁沙纳（Osruχana）省[33]，即曾进抵锡尔河以西地区。这一事件，当是指保义可汗（808～821年在位）或崇德可汗（821～825年在位）的西征，正与《九姓回鹘可汗碑》的记载相合。阿拉伯作者贾希孜（？～868/869年）曾记载说：“托古兹古兹一直欺辱在数量上倍于他们优势的葛逻禄[34]。”巴尔托里德亦指出，伊斯兰史料曾记载当时有九姓古斯参与河中的政治事件[35]。
乌古斯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延续到12世纪20年代。由于其统治者无能，已无力控制葛逻禄和康里等属部。以耶律大石为首的契丹人初到中亚，根基不稳，正好趁虚而入，轻而易举地便接掌了该地区的统治大权。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记述到：
他们从那里征进，直到他们来到叶密立，在这里他们建筑了一座其基址至今尚存的城市。这儿有很多突厥人和部落大量集合在菊儿汗身边，以致他们达到四万户。但他们在这里也不能停留，因此他们继续前进，到达蒙古人现在称之为虎思八里（Ghuz-Baligh）的八剌撒浑。该邦的君王是一个把他的先世追溯到阿甫剌西牙卜、但无能无力的人。该地的哈剌鲁（Qarligh）和康里突厥人已摆脱了对他的隶属，而且经常欺凌他；袭击他的部属和牲口，进行抄掠。这个当君王的家伙，不能阻止他们或者把他们赶跑。听说菊儿汗及其部下的移居，以及他们人多，他向他们遣出使者，把自己的软弱、康里人和哈剌鲁人的强大和奸诈告诉他，并请求他到他的都城去，以此他可以把他的整个版图置于他的治下，从而使他自己摆脱这尘世的烦恼。菊儿汗进抵八剌撒浑，登上那不费他分文的宝座。他从阿甫剌西牙卜后人那里接受汗的称号，授与后者夷离堇·突厥蛮（Ilig türkmen）的头衔。他这时把沙黑纳派到从谦谦州到巴儿昔罕（Barskhan），从答剌速到牙芬奇（Yafinch）的各个地方去。不久后他的百姓兴旺，他们的牲口长了膘，这时他使康里人服从他的统治，并把一支军队遣往可失哈耳和忽炭，也征服了该地区。[36]
“阿甫剌西牙卜”是乌古斯人传说中的先祖。此段文字正表明该地区的统治者为乌古斯人，而菊儿汗（耶律大石）所征服的地区也正是喀喇汗王朝的辖境。作为昔日统治者的乌古斯人，自此时开始已沦为西辽的附庸。
正因为喀喇汗王朝为乌古斯人所建，《世界境域志》第十二章“关于九姓古斯国及其诸城镇”之序言中才肯定地说：“在古代，全突厥斯坦的国王皆出自九姓古斯部[37]。”如若将《世界境域志》中“他们的国王与九姓古斯人的国王同族”一句（长期以来，学者们对这一记载有过各种各样的推测），同写成于1126年的《编年史与故事汇编》中“样磨的帕迪沙赫称为博格拉汗”之记述结合起来考虑，我们有理由认定，两条材料所反映的为同一史实，即：样磨的国王（帕迪沙赫）出自九姓古斯部族，被称作博格拉汗。喀喇汗王朝正是由这一支九姓古斯人所建立的。
喀喇汗王朝在穆斯林史料中分别称为“可汗朝”（Al-Hakaniya,χaqanïjɛ）、“汗朝”（Al-Haniya,χanïjɛ）或“阿夫拉西雅卜（Al-Afrasiyab,Afrasïjab～Afrasïjap）王家”。其统治者则被称作“王”（Ilik）、“伊列克汗”（Ilikχan）、“可汗”（χaqan）、“博格拉汗”（Buʁraχan）等，故而，学者们最初称该王朝为“伊列克汗朝”，后来俄国学者格里哥利也夫（1816～1881年）在其著作中以“喀喇汗王朝”称之，渐为学者们所接受，并沿用了下来。
Ilik一词本身便出自乌古斯语，其他突厥语则称之为Jilik（MⅠ.98～99）。Afrasïjab～Afrasïjap则是高昌回鹘的王族和喀喇汗王朝的王族所共认的始祖[38]。表明二者有着共同的起源，即均出自乌古斯部族。其初期的统治者被称作“王”（Ilik）而非“汗”的情况，亦表明当时仍为回鹘汗国的属部。《词典》曾明确说：“Manqïʃlaq是乌古斯人国家中的一个地名。Mankɛnd是接近喀什噶尔的一座城的名称，后来荒废了（MⅢ.215）[39]。”将此条与同书有关“回鹘（Ujʁur）是一个国家的名称”（MⅠ.151）之说相比照，便知“乌古斯人国家”显然是指喀喇汗王朝而言。此条亦可作为喀喇汗王朝为乌古斯所建的又一个证据。
穆斯林史料称，喀喇汗王朝的第一个可汗名叫毗伽·阙·喀迪尔汗（Bilgæ Køl Qadïrχan）。此汗早在840年就在锡尔河东部的白水城同萨曼王朝发生过冲突。扎马勒·哈儿昔（Jamal al-Qarshi）于14世纪初用阿拉伯文写成的《苏拉赫词典补编》（Mulhaqat al-Surah）一书中，曾转引了约与《词典》作者同时期的喀什噶尔人阿勒马依《喀什噶尔史》（已佚）一书中的片断。其中谈到：“突厥地区中首先皈依伊斯兰教的是柘折（今塔什干一带），柘折人在毗伽阙卡迪尔汗时期皈依了伊斯兰教，（当时）异密努哈·本·曼苏尔·剌迪·萨曼尼（al-Amir Nuh b.Mansur al-Radi al-Samani）出兵他的国家，一直打到白水城，得到大笔钱财后撤退回去[40]。”又，萨姆阿尼于12世纪中期用阿拉伯文写成的《谱系之书》中亦说，840年，萨曼王朝的努哈·伊本·阿萨德向毗伽·阙·喀迪尔汗进攻，占领了突厥的伊斯非加布（白水城），但并没能长久占有其地。不久，仍归突厥人统治，只不过在名义上臣服于萨曼王朝罢了。这期间，喀喇汗王朝的统治者，虽然被称为“边区都督”，但实际上却是独立的君主，他们对萨曼王朝是“只送礼物，而不纳贡赋”。
毗伽·阙·喀迪尔汗死后，喀喇汗朝的君权由其长子巴兹尔·喀迪尔(Bazïr Qadïr)继承，称号为“阿尔斯兰·喀喇汗”（Arslan Qaraχan），驻巴拉沙衮。后巴拉沙衮为萨曼王朝攻陷，巴兹尔·喀迪尔被杀。次子奥古勒恰克·喀迪尔（Oʁulʧaq Qadïr）继承汗位，称号为“博格拉·喀喇汗”（Buʁra Qaraχan），驻怛逻斯。伊斯兰历280年（893/894年），奥古勒恰克·喀迪尔汗因怛逻斯被萨曼王朝攻陷，而迁往喀什噶尔。这期间，努哈之子纳斯尔·本·曼苏尔（Nasr bn.Mansur）因内部纷争而逃亡至喀什噶尔，被奥古尔恰克·喀迪尔任命为阿图什地区的长官。当时，奥古尔恰克·喀迪尔年满12岁的侄子、巴兹尔·喀迪尔之子萨土克(Satuq)常去阿图什观看由商队运来的各种货物。他见到穆斯林商人的礼拜活动，受到很大影响。便去访问纳斯尔王子，想了解有关伊斯兰教的知识。在纳斯尔的影响下，最终皈依了伊斯兰教（约10世纪初），并取了个伊斯兰教名阿卜达勒·克里木（Abudal Karim），而且让其扈从也皈依了伊斯兰教。
或许是身世相同、同病相怜的原因，纳斯尔和萨土克的关系甚为密切，并为萨土克保守着皈依伊斯兰教的秘密。萨土克25岁时，率领50名士兵以狩猎为名，攻占了阿图什附近的要塞拜库（Jïʁaʧ Balïq）。不久，他身边集合了300名喀什噶尔骑兵，并得到了拔汗那圣战者的支援，共达1000人。他们先攻占了阿忒八失（At baʃ），人数增至3000骑兵。于是，围攻喀什噶尔，推翻了其叔父的政权[41]，称萨土克·博格拉汗（Satuk Buʁraχan）。接着对巴拉沙衮和怛逻私地区发动了圣战。
萨土克死于伊斯兰历344年（955.4.27/956.4.14），葬于阿图什[42]。汗位由长子阿布·哈桑·本·巴依·塔什（教名为Masab.Abdal-Karim）继承，称阿尔斯兰汗。之后，巴依·塔什又占领了巴拉沙衮及其以北地区。于960年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并在这一年强迫20万帐突厥人皈依了伊斯兰教。自此以后，统治今新疆西部、费尔干纳盆地及七河流域的喀喇汗王朝的王族均为萨土克·博格拉汗的后裔。
以上是学者们根据《苏拉赫词典补编》中保存下来的《喀什噶尔史》中的一些片断，并参考13世纪的阿拉伯史家伊本·阿西尔（Ibn al-Athir）所撰《全史》（Chronicon quod perfectIssimun insoribitur）等书的记载而勾勒的喀喇汗王朝的早期历史，亦是学者们藉以确定该王朝创建时间的主要论据。然而，如若稍加留意便可发现，以上所谈的仅是该王朝的统治者皈依并推行伊斯兰教的历史。事实上，该政权早在此前便已存在，只不过汗权是于这一时期由非穆斯林的统治者手中，转移至汗室内已皈依伊斯兰教的成员手中罢了，汗室的王统并未改变。故而，其历史理应自前伊斯兰时期，即其统治集团正式脱离回鹘汗国时开始算起。如前文所论，驻牧于费尔干纳、七河流域及其以东地区的九姓古斯部落，自崇德可汗去世后不久，即昭礼可汗前期，便因统治集团的内讧和塔赫尔王朝的征服而脱离回鹘汗国，独立行使着对当地的统治权。也即是说，喀喇汗王朝的历史当始于9世纪20年代。
毗伽·阙·喀迪尔汗（Bilgæ Køl Qadïrχan）是其尊号，而并非是其本名。《词典》中将“毗伽”（Bilgæ）分为3个词条加以阐释，分别为：
Bilgæ——医生，医师；明哲的，贤明的；哲学家。（MⅠ.557）
Bilgæ——学者，科学家；富有学识的，博学的。（MⅠ.557）
Bilgæ——智慧，理智，情理，头脑，见识。诗曰：Bilgæærigæðgy tutup søzin ɛʃit，ærðɛmini øgrænipæn ïʃqa sora（善待学者、贤者和智者，聆听其教诲，学习其品德，将所学用于处事）。此词也可以采用Bilgæ Bæg（毗伽·匐）的形式作为男子之名。意为“有知识的匐”。回鹘的汗称做Køl Bilgæχan（阙·毗伽·汗），意为“其智慧就如同水汇集之地，即象湖一般宽广”。同理，聪明的人被称为Bøgy Bilgæ。（MⅠ.558）
“阙”（Køl）的本义为“湖”，其比喻义已见上文。“汗”（χan）的语义与“可汗”相同。《词典》对“喀迪尔”（Qadïr）的解释为：
Qadïr——顽强的，果断的。称王朝诸汗为喀迪尔汗便由此而来。其词义亦合乎阿拉伯语。因为“顽强”、“果断”均由力量而来。顽强、果断的人有力量去做其所愿意做的事情。（MⅠ.472）
上文说“称王朝诸汗为喀迪尔汗便由此而来”，而喀喇汗王朝早期统治者——毗伽·阙·喀迪尔汗及其二子巴兹尔·喀迪尔汗、奥古尔恰克·喀迪尔汗的名号中亦均含有该词。据此推测，这位毗伽·阙·喀迪尔汗当即是《词典》中所记载的“从萨玛尼诸子手中夺回突厥疆域的我们的祖辈”——χæmir Tɛgin（异密·特勤）。Tɛgin为单数形式，其复数形式为Tɛgit（MⅠ.461）。关于Tɛgin（特勤）的语义，《词典》中有详细的解释，谓其“王子”义系由谦称转义而来：
Tɛgin——此词的本义为“奴隶”，“奴仆”。由此引申，称肤色如白银般纯正的奴隶（白种人？）为Kymyʃ Tɛgin（白银奴隶），称骁勇的奴隶为Alp Tɛgin（勇士奴隶），称给人带来幸福的奴隶为Qutluʁ Tɛgin（吉祥的奴隶）。后来，此词仅为可汗家庭的孩子们所专用。之后，此词又与某种猛兽的名称或此类词语连用。如ʧaʁrï Tɛgin（兔鹰特勤），Kyʧ Tɛgin（强有力的特勤）之类。
说到此词是如何被移用于阿夫拉西雅甫诸子的，其起因是他们很尊重自己的父亲，视为至尊。因某事向父亲请示或写信时，常将自己置于低位，说“您的奴仆某某这样做了，您的奴仆某某那样做了”。后来，此词就成了他们的名号。他们为了将自己的名号同其他奴隶相区别，便在该词前再冠以其他词使用（MⅠ.539～540）。
上文明言“此词仅为可汗家庭的孩子们所专用”，意味着χɛmir Tɛgin（异密·特勤）即毗伽·阙·喀迪尔汗亦当为某位回鹘可汗的子弟。
那么，该王朝的统治者究竟出自乌古斯部族的哪一个部落呢？据马尔瓦兹记载，卡迪尔汗之子称作Čagri tegin（＝ʧaʁrï Tɛgin）[43]；于阗文敦煌文献P.5538a载称，喀喇汗王朝的首领为Čagri khan（＝ʧaʁrï Qan）；《福乐智慧》中有ʧaʁrï Bɛg之名。这一名号亦见于莎车出土的一份阿拉伯语法律文书，作ʧaʁrï Tɛgin Abu Musa Harun[44]。该文书撰写于伊斯兰历“474年Du’l-Higga月1日”（1082.5.1），正值喀喇汗王朝的鼎盛时期。ʧaʁrï显然是喀喇汗王朝汗室男子习用的称号。
据《史集》记载，乌古斯部族的Kyn、Aj、Julduz、Køk、Taʁ、Tæŋiz等六大支系均有各自的“汪浑”动物。其中出自Tæŋiz支系的Bïgdïr（应作Igdir）、Būkdūz（＝Bygdyz）、Yïweh（＝(J)ïva）、Qïnïq等四个部落的“汪浑”动物为čāqïr[45]。čāqïr一词，余大钧、周建奇汉译为“青鹰”，注称：“贝书作čāqïr。据布达戈夫，为‘捕鸽之鹰、小鹰’（《突厥-鞑靼方言比较辞典》第1卷第460页）；据拉德洛夫，为čāqïr dogān，即‘浅灰色青鹰’（《突厥方言词汇试编》第3卷第1834页）。”按，čāqïr也便是ʧaʁrï，本义为“兔鹰”。《词典》称：“ʧaʁrï——兔鹰。ʧaʁrï Bæg（兔鹰伯克）。男子之名。”（MⅠ.549）该词常用作男子名号，同书便列举有ʧaʁrï Tɛgin（兔鹰特勤）的名号（MⅠ.540）。《词典》的记述正与其他史籍的记载相合。喀喇汗王朝王室成员的习用称号表明，该王朝的统治者应出自上述乌古斯部族Tæŋiz支系的某一部落。
那么，喀喇汗王朝究竟是这四个部落中的哪一个部落建立的呢？《词典》中有一条重要记载，长期以来都未曾引起学者们注意。其文称：
乌古斯，突厥诸部族中之一部。乌古斯也即是突厥蛮（Tyrkmæn）。他们有22个部落（引者按：同书MⅢ.564～568，“Tyrkmæn”词条中称其原有24个部落。因其中的两个被称作哈拉奇——χalaʧ 的部落，在某些方面与其他22个部落有别，故而通常未将其归入乌古斯部族之中），每个部落均有其特有的标志和印在牲畜上的印记。他们相互间便是凭借这些印记来辨识牲畜的。位列第一且作为领导者的是克尼柯（Qïnïq），当代的诸位苏丹（Sultan）均出自该部。（MⅠ.77）
以上记载明白无误地指出：喀喇汗王朝的诸位苏丹均出自乌古斯部族之克尼柯部落。如果说，这一材料尚是孤证，仅凭此还难以令人确信的话，那么，《史集》中的以下记载则正好可与之相互印证：
在乌古思（引者按：即Oʁuz——乌古斯，只不过在该书中被用作人名）及其诸子以后的漫长时间和许多岁月中，从这些部落中出过许多君主。每个时代，都从这上述二十四支中出过威武幸运的君主。帝位长期保留于乌古思家族；君主的尊号如此长久地保留于撒罗儿（引者按：即Salʁur，该部当为前突厥汗国的领导部落）的嫡支，以后又保留于[脱漏一词]一支，另几支[中也]出过受尊敬的帝王；他们每一个的传记，都将逐一载入本书补编《乌古斯史》（引者按：汉译本中缺“补编”部分）中。他们的政权和统治达到了我伊朗国，在[伊朗]各地都有许多出身于乌古思氏族（引者按：当以“部族”译之为妥）的、伟大的、很著名的、受到颂扬和尊敬的君主和异密；但并非[其中]每人都知道自己[属于]乌古思的后裔。
突厥蛮人明确地知道，每个君主和异密[出自]这些部落的哪一支。塞尔柱王朝诸算端及其祖先，这些伟大和受尊敬的君主，在土兰和伊朗地区统治了将近四百年，从遥远的埃及各地区直到中国边境，[各民族]都曾受其统治，他们[都出自]乞尼黑（引者按：即Qïnïq——克尼柯）。[46]
抛开翻译问题不论，上文亦明确称喀喇汗王朝及塞尔柱王朝均为乌古斯部族之克尼柯部落所建。另据曾经经过乌古斯人地区的伊本·法德兰称，塞尔柱王朝系由喀喇汗王朝中分裂出去的一支克尼柯部落的人所建立的，塞尔柱王朝的建立者——塞尔柱克（Sælʧyk）本人，早先便是乌古斯部族克尼柯部落的一位首领，与以上两书记载正相一致。又，上引《史集》文称，“塞尔柱王朝诸算端及其祖先”统治土兰（Turan，指游牧区）和伊朗（Iran，指农耕区）“将近四百年”。从昭礼可汗即位的825年开始，至成吉思汗征服中亚后于1224年班师东归时止，为399年，时间亦恰好相合。
四、结 语
根据诸语种史料的记述，并结合前文对8世纪中叶至9世纪前期葱岭东西地区形势的分析可断定：克尼柯部落自6世纪中叶便已入驻该地；该部是乌古斯部族中最早信仰佛教的部落之一；喀喇汗王朝便是该部于9世纪20年代所建。也即是说，克尼柯部落为喀喇汗王朝的核心部落，毗伽·阙·喀迪尔汗为其第一任可汗，其后的诸位可汗均出自该部落。

[1]详见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29页，第32页，第73页。另请参看安部健夫著：《西ウィグル國史の研究》第六章第二节，京都：中村印刷株式会社出版部昭和三十年（1955年）版。
[2]王治来：《中亚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350页。
[3]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第72～73页。
[4]林幹、高自厚：《回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6页。
[5]刘志霄：《维吾尔族历史》上编，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44页。
[6]王治来：《〈世界境域志〉及其所记载的中亚史地》，中亚文化研究协会第一届学术讨论会论文，1989年铅印本。
[7]《哈萨克族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5页。
[8]冯家昇、程朔洛、穆广文编著：《维吾尔族史料简编》，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49页。
[9]《民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4页，“喀喇汗王朝”词条。
[10]耿世民：《维吾尔族古代文化和文献概论》，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页。
[11][法]James Hamilton著，耿昇、穆根来译：《五代回鹘史料》，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2页。
[12][喀喇汗王朝]Mɛhmut Qɛʃqɛri：《Tyrki tïllar dïwanï》卷二，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18页。除特殊情况外，后文均简称为“MⅡ”。与此相同，同书卷一（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简称为“MⅠ”，同书卷三（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简称为“MⅢ”，并与页码一同括注于正文后。
[13]MⅠ.40称：雅巴库人操用一种特殊的语言，并精通突厥语。
[14]详见笔者为“西部大开发与维吾尔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2003年）提交的论文：《麻赫穆德·喀什噶尔的祖籍及所属部落》，《中国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论丛》（4）即刊。
[15]李树辉：《回鹘文〈弥勒会见记〉译写年代及相关史事探赜》，刊于《新疆文物》2005年第3期。
[16]O.Pritsak，Von den Karluk zu den Karachaniden.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andischen Gesellschafe，Band 101(1951)，pp.281.转引自华涛：《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附录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61页。
[17]Е.А.Давидович：О двух караханидских каганатах.转引自魏良弢著：《喀喇汗王朝史稿》，第31页。
[18]魏良弢著：《喀喇汗王朝史稿》，第50页，第73页。
[19]《旧唐书·李德裕传》，《资治通鉴》卷二四七。
[20]Mɛhmut Qɛʃqɛri.Ⅲ，第55页对Juʁruʃ的解释为：“Juʁruʃ——突厥人中由平民提升至大臣级别的人。波斯人及其他的人任凭有多大能耐，也不能获得这个职衔。他仅比可汗低一个品级。为了遮挡雨雪和太阳，他的头顶撑有黑色绸伞。”
[21]钱伯泉：《回鹘西迁与安西回鹘国》，文载《西域史论丛》（第三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2]《旧唐书》卷一二八，《段秀实传》；卷一九五，《回纥传》；卷一九八，《西戎·大食传》；卷一○四，《封常清传》。《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卷二一九。
[23]李树辉：《高昌回鹘王国史考辨——乌古斯和回鹘研究系列之九》，待刊。
[24]V·Minorsky，Tamin Ibn Bahr Journey to the Uighur，载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1948，Vol.Xll，Part.z，PP283-285。参引自钱伯泉：《回鹘西迁与安西回鹘国》（文载《西域史论丛》第一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5][古代阿拉伯]马苏第著，耿昇译：《黄金草原》，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页。
[26][唐]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44页。
[27][唐]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第966～967页。同书卷十二“活国”条称：“活国，覩货逻国故地也，周二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无别君长，役属突厥。土地平坦，谷稼时播，草木荣茂，花菓具繁。气序和畅，风俗淳质，人性躁烈，衣服毡褐。多信三宝，少事诸神。伽蓝十余所，僧徒数百人，大小二乘兼功综习。其王突厥也，管铁门已南诸小国，迁徙鸟居，不常其邑。”（第963页）
[28][唐]道宣著，范祥雍点校：《释迦方誌》，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6页。
[29]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112页。
[30]于公元753～764年出使中亚的悟空亦记称：乾陀罗国“次有也里特勤寺，突厥王子置也。次有可敦寺，突厥皇后置也。此国伽蓝三百余所，灵塔瑞像其数颇多……入乾陀罗城……次有特勤洒寺，突厥王子造也。可敦寺，突厥皇后造也”。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2～124页。
[31][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38页。
[32]密诺尔斯基：《马卫集》，第29页。参见安部健夫著：《西ウィグル國史の研究》第六章第二节，“同上（六）——廣義のグズ”一段。
[33]巴尔托里德著：《中亚突厥史十二讲》。参引自耿世民译：《中亚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3页。
[34]密诺尔斯基：《塔明》，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公报》，Ⅻ，第297页；马迦特：《Strefzüge》，第91页。转引自安部健夫著：《西ウィグル國史の研究》第六章第一节，“マルワジ—らの傳えるその關係”一段。
[35]《巴尔托里德文集》俄文版，第一卷，第269页。参引自王治来：《〈世界境域志〉及其所记载的中亚史地》。
[36][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译，翁独健校订：《世界征服者史》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17～418页。
[37]王治来、周锡娟译：《世界境域志》，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1983年铅印本，第65页。
[38]参见[古代阿拉伯]马苏第著，耿昇译：《黄金草原》，第174页，第297页；MⅢ.215；[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译，翁独健校订：《世界征服者史》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2页；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尔著，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王治来校注：《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二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3页。据前书记载，此人是波斯的征服者，是在阿塞拜疆的希兹和阿兰地区被杀的。
[39]该书维吾尔文译注称：“此城遗址至今仍被称作Mankɛnt＞Mɛŋgɛn。该城附近的疏附县托库扎克集市内的街道亦被称作该名。”
[40]汉译文引自华涛：《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附录二”，第219页。
[41]扎马勒·哈儿昔：《苏拉赫词典补编》，汉译文请参阅华涛：《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附录二”。
[42]扎马勒·哈儿昔《苏拉赫词典补编》称：“344年（＝955.4.27—956.4.14），征服者萨图克布格拉汗去世。他的葬地（al-Mashhad）在喀什噶尔一个叫阿图什的村落，今天有人在此居住，来此观瞻。”华涛汉译文。
[43]钱伯泉：《大石、黑衣大石、喀喇汗王朝考实》，刊于《民族研究》1995年第1期。
[44]牛汝极：《莎车出土的喀喇汗朝阿拉伯语法律文书与〈福乐智慧〉研究》，刊于《西域研究》1999年第3期。
[45][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42～145页。
[46][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