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高麗忠宣王西謫吐蕃事件，近年來，頗得學術界的貫注。特別是桂棲鵬〈元英宗謫高麗忠宣王於吐蕃原因探析〉、薛磊〈元朝與高麗政治關係中的重要人物——高麗忠宣王王璋〉二文，都從元朝內部的政治鬥爭尋找原因，諸如：“元英宗謫王璋於吐蕃，是當時帝、后之間宮廷鬥爭的又一表現。其實質原因在於王璋是太皇太后答己的親信，成爲了元英宗欲予清除的物件”。本文通過對相關資料的重新梳理，指出：在人事關係上，王璋與太后“近倖”失列門有過激烈衝突，而記載所提到所“忤”的“中貴人”，正是曾爲太后“內寵”的鐵木迭兒之子八吉思。所以，說其由“太后親信”成爲政治鬥爭犧牲品，不能成立。在信仰上，由於英宗也是個十足的“崇佛者”，其緣“沈迷”釋教獲罪的推測，也不能落實。從當時高麗士子的相關作品分析，可以得知：西謫，與“忠肅王滯留大都”等事件前後銜接，“爭執”的“焦點”，最終聚到王氏“四百餘年基業”的處置問題。鑒於退位的王璋不能坐視“社稷”中絕，將其驅逐至萬里之外的撒思結，也就成了“中土化”高麗計劃實施前的必要舉措了。而八吉思因贓罪敗露被殺後，王璋僅得將留放地改在稍近的脫思馬，正是英宗本人熱心以上計劃的明顯標誌。

Second Study on Why Wang Zhang, Abdicant King of Korea
Was Exiled Westward to Tibet

Abstract: The event that Wang Zhang, the abdicant king of Korea was exiled westward to Tibet, has been paid much attention by the history workers recently. There are two articles, Gui Qipeng’s Analysis on the reasons why Yingzong had banished the Zhongxuan to Tibet and Xue Lei’s The Important Person of Poli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Korea and Yuan Dynasty, Wang Zhang, Zhongxuan Wang of the Korea Kingdom, that try to seek out the causation from in-house political struggles in the court, such as ‘the event of Yuan Yingzong’s exiling Wang Zhang to Tibet was the reflection of the aulic struggle between the emperor and the grandmother queen, and the key cause was that Wang Zhang became Yingzong’s object that should be driven away because he was Daji Taihou’s favorite. With a new analysis on relative materials, this article will point out as follows: First, Wang Zhang had the warm work to Shiremen, the minion of the grandmother queen and the ‘noble’ he made angry in the records was Balgis, the son of Temuder who was the another minion of the grandmother queen. So it could not be said that he was the victim of the political struggle. Second, it is irreal to conclude that he was punished because of indulging in Buddhism, as a reference, Yingzong was a pure and simple believer of the same religion. It might be found out from the works made by the Korean people that the event of Zhongsu being detained in Dadu had happened soon after the event of Zhongxuan being banished to Tibet and the focus of struggle was the problem how to deal with the Wang’s regime that had been lasting for 400 years. It is necessary to drive Wang Zhang to Saska thousands kilometers far from the capitals before practicing the plan of making Korea as a part of China. He was moved to Tosma after Balgis had been killed because of bribes and it represented obviously that Yingzong was wild about carrying out the plan.

一
有元延祐七年十二月，業已退閑、耽留於大都城的高麗忠宣王王璋，突然因嗣位不久的英宗下令，流放于大元國封疆西南陲的宣政院轄地烏思藏納里速古魯孫宣慰司府衙所在“撒思結”之地。[1]事出倉促，備嘗悽惶，路途迢遞，環境險惡。對於這樣一位既貴又尊的“駙馬”、“上王”，當然是非同一般的變故。李齊賢《益齋稿》卷九上〈忠憲王世家〉、卷六〈同崔松坡贈元郎中書〉：“皇慶癸丑（二年），遜王位于世子江陵君諱燾，一名阿剌忒實里，尚英王女，又尚魏王二女。王有兄曰江陽君滋，以非公主子，不得立，有子三人，王愛撫如所生，取第二子養之宮中，名暠，一名完澤禿，令襲爵爲沈王，尚梁王女。王既謝兩王位，留京師邸，稱病不朝”。“老沈王即公主子，而世祖親甥也。自世祖之時，以至於盛代，歷仕五朝，既親且舊。但以功成不退，變生所忽。毀形易服，遠竄土蕃之地。去故國萬餘里，革船渡河，牛箱野宿，間關半年，方至其域。飯麥麨，處土屋，辛苦萬狀，不可殫說。行路或聞之，尚爲之烏邑，況其策名委質者哉！閭闔阻排雲之叫，廊廟無蟠木之容，雖含恤而憤泣，大聲而疾呼，孰聞之而孰憐之耶？此某（李齊賢）等所以當食忘餐、已臥復起，遑遑棲棲，淚盡而血繼者也”。[2]
按理說，遭到如此嚴重的責罰，必然有相應的嚴重過愆。更何況懲處的決斷，系由孛兒只吉氏一朝頗有讚譽的“格堅”皇帝碩德八剌所作出。[3]不過，說來奇怪，不僅在相關的記載中見不到明確的罪名，就是在高麗臣子向朝廷當政丞相拜住請求“寬恕”的書信中，也沒有承認具體的“疏失”。《益齋稿》卷六〈上伯住丞相書〉：“如是而有一人焉，困窮之勢甚於饑溺，執事其何以處之哉？往歲我老沈王遭天震怒，措躬無所，執事哀而憐之，生死肉骨于雷霆之下，得從輕典，流宥遠方，再造之恩，有踰父母。然其地甚遠且僻，語音不同，風氣絕異，盜賊之不虞，饑渴之相逼，支體羸瘠，頭須盡白。辛苦之狀，言之可爲流涕，執事忍視之耶？語其親，則世皇之親甥也；語其功，則先帝之功臣也。又其祖、考爰自太祖聖武皇帝草創之時，慕義先服，世著勤王之效，其功不可忘也。雖執迷不悟，罪至罔加，原其本心，固亦無他。竄謫以來，已及四年，革心改過，亦已多矣。伏望執事既嘗力救于初，無忘終惠於後，敷奏黈聰，導宣天澤，俾還故國，以終餘年。其爲感激，豈止轉溝壑者飫美食、陷濤瀨者履坦途而已哉？若謂時未可也，姑徐爲之，日延月引，而爲賢且有力者所先。天下之士，將謂執事獨遲小國之人，將謂執事爲德不竟，竊爲執事惜之”。[4]
對於這樁堪稱疑惑重重的公案，近年以來，引起了不少學人的探討興趣。見仁見智，衆說不一，而以王璋加入“政治派別”從而成爲“打擊”物件之說廣爲接受。桂棲鵬〈元英宗謫高麗忠宣王於吐蕃原因探析〉一文認爲：“王璋所執迷者爲佛教，致其獲罪被謫的具體事由也在於此”。“王璋與答己的關係確非一般，實際上是答己的親信之一”。“仁宗剛死，答己即制出中宮，任命鐵木迭兒爲右丞相，並把一批與自己關係密切的蒙古、色目勳貴調入中書”。“英宗即位之初，帝、后之間的宮廷鬥爭便已相當激烈，其中有權力之爭，也有不同的政治傾向之爭，鬥爭的焦點則集中於人事方面：太后集團極力打擊漢法派，孤立英宗；英宗則嚴厲懲治太后集團的骨幹，試圖削弱太后集團的力量”。“元英宗謫王璋於吐蕃，是當時帝、后之間宮廷鬥爭的又一表現。其實質原因在於王璋是太皇太后答己的親信，成爲了元英宗欲予清除的物件”。[5]薛磊〈元朝與高麗政治關係中的重要人物——高麗忠宣王王璋〉一文則強調：“皇太后答己在元仁宗朝就干涉朝政,尤其是庀護爲非作歹的右丞相鐵木迭爾”。“英宗即位後僅兩個月，就對答己的黨羽進行打擊。這樣看來，王璋的遭流放很可能與元英宗打擊太皇太后答己一黨有關，而王璋顯然是屬於答己一黨的”。[6]
將王璋劃入“太皇太后答己”、“右丞相鐵木迭兒”一党，缺乏根據。即王璋與“太皇太后”主要羽翼的關係，也存在著難以調和的齟齬。鄭麟趾《高麗史》卷一○四〈金深傳〉：“延祐中，失列門矯太后旨，下［權］漢功等三人獄，王怒甚，因太后侍婢也里思班白太后曰：從臣愛我者莫如三人，深等不告我，而輒訴徽政院，其意不止三人，惟陛下憐察。漢功等亦以賄求免，太后即命釋三人，杖流｛深｝［沈］思溫於臨洮”。[7]“矯太后旨”的失列門，也就是“太皇太后”幸臣之一的“徽政使”失列門；當英宗既位初年，亦王璋西謫數個月前，緣指控有“擾亂國政”行爲而被“各正典刑”。《元典章》卷三〈聖政明政刑〉：“延祐七年五月日，欽奉聖旨：朕肇登大寶，祇遹先猷，仍圖任於舊人，庶共新於治效。豈期邪黨，輒蘊私心？邇者阿散、黑驢、禿禿哈、失列門、亦里失八等潛結詭謀，擾亂國政，既自作於弗靖，固難逭于嚴誅”。“今已各正典刑，籍沒其家。於戲”！[8]至於鐵木迭兒，此時卻是事件的有“功”者。許有壬《至正集》卷七七《正始十事》：“其（帖木迭兒）殺失列門、也里失班，當其罪者，矜誇爲功。至於［蕭］拜住、［楊］朵兒只、賀伯顔，天下皆知其無罪，盜弄威權致之必死”。[9]倘若王璋真是答己的親信，元英宗何不以同樣的罪名加諸其上？
二
王璋於佛教具有非常的熱情，應該是“事實”。《益齋稿》卷九上〈忠憲王世家〉：“唯酷嗜浮屠法，舍本國舊宮爲旻天寺，極土木之工，範銅作佛三千餘軀，泥金銀寫經二藏，黑本五十余藏。邀蕃僧譯經受戒，歲無虛月，人或以爲言，好之彌篤”。[10]程文海《雪樓集》卷一八〈大慶壽寺大藏經碑〉：“今王（王璋）又以聰眀忠孝，爲皇帝、皇太后所親幸。大德乙巳（九年），乃施經一藏入大慶壽寺，歸美以報於上。寺爲裕皇祝釐之所，于京城諸刹爲最古”。[11]不僅是普通人也行內作的“施捨”，其還曾投入數量不菲的資財，在留居的大都城內創建新的寺院。李榖《稼亭集》卷二〈京師報恩光教寺記〉：“延祐丁巳（四年），高麗國王諱某（王璋），既釋位，留京師邸，買地於故城彰義門之外，創梵刹焉。越三年己未，工告畢，命錢唐行上人演天臺教。未幾，還山。明年，乃延致華嚴教師澄公綱維寺事。已而，王被命捧香江南，學法西域，不遑寧處。今上即位之年（至治元年）三月，今高麗國王暨沈王以父王遺令，召本國天臺師，住持瑩原寺、重大匡慈恩君□□，賜定慧圓通知見無礙三藏法師旅公主其寺。寺爲地五十畝有奇，附東偏者三畝，爲屋一百餘楹。買田良鄉，爲畝者五千二十，在蘇州者三十頃，果園在房山縣百二十畝，凡爲費楮幣五十餘萬緡云”。[12]
在王璋的“交遊”名單中，也有不少高僧。虞集《道園錄》卷四七〈勅賜黃梅重建五祖禪師寺碑〉：“皇慶二年，三韓萬奇上人從沈王（王璋）奏請，還祖東山。至治二年，通又老，今住持法式方爲虎溪第一坐，通率衆，具禮請主其山”。[13]崔瀣《拙稿》卷一〈送盤龍如大師序〉：“如公妙年披剃，高步選佛場，見知太尉上王（王璋），崇細秩，授名刹。而以親者，不忍告左右，湯藥必先嘗。至於其歿，尤友愛弟兄間。蓋孝悌發於性，雖其學仁佛，趣舍問知者有先後，則今於一公道場，重新香火，大振法需者，非師而誰？師東庵李文定公次子，今王府斷事官、國相益齋公之兄”。[14]《益齋稿》卷七〈慧鑒國師碑銘〉：“皇慶癸丑（二年），太尉王（王璋）謙居永安宮，安車卑辭，邀至京城。時方聚禪教名流，日以次講論。師（萬恒）至，棒喝風生，辨若懸河。王喜甚，行同輿、手捧饌，加法號別傳宗主重續祖燈妙明尊者，袈裟、衣裙、帽襪，先銀幣五十鎰以贐”。[15]釋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二二：“其（弘教佛智三藏法師，沙囉巴觀照）始疾也，詔賜中統鈔萬緡，俾求醫藥。太尉、沈王（王璋）往視疾焉。既歿，又賜幣萬緡以給葬事，遣使驛送其喪歸葬。故里門弟子相與建塔，以表其藏”。[16]
高麗士人崔瀣曾經漫談“佛”與“儒”二者的關係，《拙稿》卷一〈送盤龍如大師序〉：“予嘗謂：知儒而不知佛，不害爲佛；知佛而不知儒，則不能爲佛”。[17]曾爲高麗的國王王璋，似乎就是這樣的一位既“知儒”又“知佛”的人物。李齊賢《櫟翁稗說》卷前一：“德陵入侍天庭，招致名士講論今古，竟日忘倦。自三代至於五季，君臣得失，國家理亂，言之如昨日事。延祐初，鮮卑僧上言：帝師巴思八，制蒙古大字，有功於世，乞令天下郡國立廟，比孔子。仁宗命大臣諸老會議，王謂國公楊安普曰：孔氏百王之師，其得通祀，以德不以功。今以制字取以爲祀，後世恐有異論。事雖竟行，聞者偉之。常使僚佐讀宋史，端坐以聽，至李沆、王旦、富、韓、歐陽、司馬諸名臣傳，必舉手加額，以致景慕之思，至丁謂、蔡京、章惇等奸臣傳，未嘗不扼腕切齒。其好賢嫉惡，蓋天性云”。[18]《益齋稿》卷附李穡〈李齊賢墓誌〉：“忠宣王佐仁宗定內難，迎立武宗，故於兩朝寵遇無對，遂請傳國於忠肅，以太尉留京師邸，構萬卷堂，考究以自娛。因曰：京師文學之士，皆天下之選。吾府中未有其人，是吾羞也。召至都，實延祐甲寅（元年）正月也。姚牧庵（燧）、閻子靜（復）、元復初（明善）、趙子昂（孟頫）咸遊王門，公（李齊賢）周旋其間，學益進，諸公稱歎不置”。[19]
以王璋罪名爲“執迷”佛教的斷言，不能說是“的信”。《高麗史》卷一○七〈閔漬傳〉：“至治三年，［閔漬］又獻書都堂曰：伏惟前王以世祖之外甥，歷事五朝，凡三十餘載。但以廣作勝緣、祝延聖算爲己任，一旦不覺執迷，獲戾於天，遠謫西土者，於今四年，豈不痛哉”？[20]在這裏，“執迷”所指，應是相背的內容，而非“廣作勝緣”本身。事與實違，予以懲治的英宗，才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釋教崇奉者。從“釋源宗主”的際遇，即可略見一斑。《至正集》卷四七〈勅賜洪公碑銘〉：“英宗皇帝時居東宮，已虛佇信向，數嘗引見。既即位，即授公榮祿大夫、司徒。已而，進階光祿，加大司徒，刻銀爲印，食一品祿。承制總選名僧，校讎三藏書，領江淮官講凡三十所。於是，貴幸莫比矣。會壽安山大昭孝寺成，詔以公主之，大都弘正棲禪、上都弘正等寺皆隸焉。大昭孝寺者，英宗之爲太子，嘗至其處，喜其山水明秀，左右或言：此山本梵刹也，後爲道士有。至是，因觀基煉石鑿山，大起佛宇，功德無量，欲資以慰薦祖宗在天之靈，旨意甚鋭。惟公具大善知識，願力堅固，簡在宸衷，其應是選，亦可謂非常之遇矣。於是，車駕臨幸，置酒流杯池上，丞相東平王及公侍。天顔甚懌，顧左右若曰：朕有賢相，又得此奇人，至可樂也。因手簪花其帽，諭所以畀付之意”。[21]
三
王璋西謫的直接起因，在於“忤中貴人”。《存復齋集》卷附周伯琦〈朱德潤墓誌銘〉：“延祐七年三月，英宗嗣位，會沈王（王璋）以忤中貴人斥外，太皇太后（答己）命馳薌鄞之天童寺，君（朱德潤）遂與偕，表授鎮（征）東行中書省儒學提舉”。[22]〈元英宗謫高麗忠宣王於吐蕃原因探析〉一文云：“是年（延祐七年）三月，元英宗剛剛登極，王璋承答己之旨，命本國拘刷伯顔禿古思等人的土地和奴婢”。“這裏說的中貴人，應該是指伯顔禿古思”。[23]可是，《益齋稿》卷九上〈忠憲王世家〉：“延祐己未（六年），請降香，南遊江浙，至寶陀山，蓋知時事將變，冀以避患。伯顔禿古思者，本國少尹朱冕家奴也，自宮爲閹，寅緣事仁宗于藩邸，佞險多不法，王深嫉之。伯顔禿古思亦知其然，思有以中傷者，以帝及太后眷王之深不得發。帝崩，厚啖八吉思，百計誣譖。英宗不之察，以學佛經爲名，竄之吐蕃”。[24]兩相比較，就能明白：所稱的“中貴人”，不是出身卑微的“本國少尹朱冕家奴”之“伯顔禿古思”，而是爲其“厚啖”以“百計誣譖”的“八吉思”。以往的研究者，都不曾注意追究這個重要人物的身份，甚至前引文中，還將其誤寫作“八思吉”，以至無從追究其爲阿誰，從而産生種種離開真實的猜測。
這個“八吉思”，正是專權仁宗、英宗二朝的“相臣”鐵木迭兒的長子“八里吉思”。黃溍《金華集》卷二四〈拜住神道碑〉：“至治元年，監察御史言：太歲在酉，不宜造寺於西山。［鐵木迭兒］遂指以爲訕謗，言者既橫加酷罰，因盡斥舊臣，而援鐵實爲御史大夫。又以其子八里吉思爲宣政、中政等九使，瑣南爲治書侍御史，姻党分據要途”。[25]《至正集》卷七六〈糾班丹等〉：“近者奸臣帖木迭兒之子班丹，因取受李文鬱等鈔定事覺，奉旨追問，征贓到官，徼幸遇免。及刑部尚書不答失里、徽政院使散兒不花等，俱經斷罷，追奪竄逐。得罪朝廷之人，理宜屛棄。況班丹之兄八里吉思之欺君，弟瑣南之爲逆，俱已誅戮，籍沒家資；觀音奴亦以贓杖一百七十。一門之內，父子兄弟險愎惡凶，無所不爲。今班丹既以不敘，不答失里、哈散兒不花等各曾經斷，追奪流徒，當杜門不出，悔過思愆。茲乃出入宮禁，密近清光，偃蹇軒昻，靦然無愧。聖天子即位之初，親賢論道，思致太平。而此等奸凶，豈宜在側？其餘似此犯贓經斷之人，即系一體，宜從憲台照勘，聞奏屛黜，實防微杜漸之一端也。又班丹弟瑣住見任翰林學士、同修國史，朝廷實録理宜嚴密，其父子兇惡如此，豈不載紀？而令其弟在中，親與其事，甚非所宜，亦合明白聞奏廢黜，及無令出入宮禁，天下幸甚”。[26]
“八吉思”亦“八里吉思”、“八剌吉思”，於至治二年因“不法”事敗露被殺。《元史》卷一三六〈拜住傳〉：“初，浙民吳機，以累代失業之田賣于司徒劉夔，夔賂宣政使八剌吉思買置諸寺，以益僧廩，矯詔出庫鈔六百五十萬貫酬其直。田久爲他人之業，鐵木迭兒父子及鐵失等上下蒙蔽，分受之，爲贓鉅萬。真人蔡道泰以奸殺人，獄已成，鐵木迭兒納其金，令有司變其獄。拜住舉奏二事，命台察鞫之，盡得其情，以田歸主，劉、蔡、八剌吉思等坐死，餘論罪有差，特赦鐵失”。[27]英宗妻弟、後來在南坡發動兵變的鐵失，也牽連其中，直接導致了釁端的産生。《金華集》卷二四〈拜住神道碑〉：“既而負罪懼誅者，復陰訹群僧，言國當有厄，非作佛事而大赦，無以禳之。王叱曰：爾輩不過圖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耶？奸党聞之，皆失色。而八里吉思之罔上爲奸利，事連鐵失，恐不自保，遂與赤因帖木而等潛畜異謀”。[28]然而，這並沒有能使王璋西謫的“怨案”得到“昭雪”，只不過“減輕”發落，回到了離大都稍近的臨洮罷了。《拙稿》卷二〈元忠墓誌〉：“至治元年，從王朝天子所。時太尉王有吐蕃之行，王又見留京師。傾危之徒謀覆宗社，從行大臣亦皆東西，勢至不測。公獨左右于王，終始無二心。朝廷識者稱之。至泰定元年，太尉王得西回，王復爵”。[29]
從一些間接的材料來看，王璋與英宗間的“個人”關係，並非當真十分“糟糕”。兼長“詩”、“畫”的朱德潤，正是由故“沈王”的王璋介紹給英宗碩德八剌，並在其西謫後，仍然任職於內廷。王逢《梧溪集》卷四〈題朱澤民提學山水〉：“英宗皇帝潛邸時，沈王（王璋）薦君坐講帷。天機復得畫肯綮，不但怪怪還奇奇。大山髙寒並王屋，細路縈紆入斜谷。卻分李靖鬃瓢漿，幻出匡廬水簾瀑。一時清氣千里會，兩賢中居古冠帶。簷暝微籠焙茗煙，溪聲遠合鳴秋籟。東西飛閣群林臯，神往怳爾如生猱。何從今日老此境？便當上界官仙曹。君兮君兮吾舊識，青騾一去無消息。好在靈岩爽翠間，薦把冰綃潑酣墨”。[30]趙琦美《鐵網珊瑚》卷一三〈記前翰林典籍朱復吉所藏先世睢陽五老圖〉：“長洲縣教諭［朱］瓊傳［征東行］中書省儒學提舉德潤，德潤，復吉父也。德潤，當延祐間，用趙孟頫薦，召見玉德殿，命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英宗嗣位，太尉沈王（王璋）表授是官”。[31]如果王璋與英宗間存在著很深的怨懟，由於“恨屋及烏”的原因，也會使與故“太尉、沈王”的王璋保持著“友情”的朱德潤落到“一榮俱榮、一毀俱毀”的命運。種種現象表明：導致高麗忠宣王西謫事件的發生，別有“玄機”。
四
在當時高麗人的敍述中，曾將發生在茲後不久的“忠肅王滯留大都”事件與“德陵吐蕃之行”亦“德陵西往吐蕃”事件“無形”而“有機”地聯合在一起。《拙稿》卷一〈金台鉉墓誌〉、〈元善之墓誌銘〉：“延祐末（七年），德陵（忠宣王）有吐蕃之行。至治初，上王（忠肅王）入朝見留，國中黨論起。時塚宰從于王所，而公首居二府，在下者反執國權，不與一心，故事皆扞格。然終不至誤國，爲由有公也”。“是年（延祐七年），德陵西往吐蕃，而上王入朝見留。東人分曹，流言多有詭隨，而公守正不撓，士論是之”。[32]更有的記載，將此與元英宗計劃將高麗王國“立省比內地”的措施前後貫穿。《益齋稿》卷七〈崔誠之墓誌銘〉：“德陵如吐蕃，公（崔誠\之）之子文度聞難馳赴，道遇公，與俱追至關西。僧圓明叛，阻兵中南，不得前。事定，踰隴抵洮。鬼域之境，單騎不可行，留洮上半年方還。會本國人分党相許，朝廷議立省比內地，公與前宰相金廷美、李齊賢等獻書陳利害，遂寢其議。藩府僚佐，又疏國家得失，將言之府堂，公獨不肯署。最後，主謀者司坐府中，令錄事持紙筆請署，公厲聲曰：吾嘗備位宰相，僉錄欲相脅耶？衆\沮喪”。[33]由於牽涉宗主國君主，王氏臣子不便直接批評，只能既“清晰”又“含糊”地提到。
“爭執”的焦點，最終落到王氏“四百餘年基業”的處置問題。《益齋稿》卷六〈在大都，上中書都堂書〉：“至治三年正月日，高麗國都僉議使司某等衆員，謹齋沐百拜，獻書于中書宰相執事閣下：大德中，教闊里吉思爲耳目官，因其陳言，都省商量上奏，本國曾蒙世祖皇帝聖旨休改舊本俗、但換官名，今全都改換不宜也者。成宗皇帝可其奏，即令闊里吉思回來。仁宗皇帝于鼠兒年（皇慶元年）四月降旨：高麗田地立省的，不揀是誰休題奏者，欽此。可見列聖存恤之深意。今朝廷欲於小邦立行省比諸路，若其果然，其如世祖皇帝詔旨何？其如列聖之意何？伏讀年前十一月新降詔條，使邪正異途，海宇乂康，以復中統、至元之理，聖上發此德音，賀天下四海之福也。況小邦累世之功，如彼列聖存恤之恩如此，今將四百餘年之業，一朝而廢絕，其他外國未有寸功於朝廷者，朝廷將何以處之？又其如中統、至元之體何？更念小邦地方不過千里，山川林藪，無用之地十分而七。稅其地未周於漕挽，賦其民未支于俸祿，于國家用度泰山之微塵，不足有以供奉其萬一。加以地遠民愚，言語與上國不同，趨舍與中華絕異，恐其聞此必生疑懼之心，非家至戶說而安之者也。又與倭民濱海相望，萬一而聞之，無奈以我爲戒，而自以爲得計耶”！[34]
文章的作者，正是與王璋有著密切關係的文學侍臣李齊賢。《益齋稿》卷附〈李齊賢墓誌〉：“延祐丁巳（四年），拜選部典書。己未，王（王璋）降香江南，樓臺風物，遇興遣懷，每從容曰：此間不可無李生也。庚申，知密直司事，賜端誠翊贊功臣之號。知貢事，時稱得士，公年蓋三十四。是年，奏授高麗王府斷事官。至治壬戌（二年）冬，還京師，未至，忠宣王被譖出西蕃。明年，公往謁，謳吟道中，忠憤藹然”。[35]徐居正《東人詩話序》卷上：“至治中，高麗忠宣王被讒竄西蕃，益齋李文忠公（齊賢）萬里奔問，忠憤藹然，如：寸腸冰雪亂交加，一望燕山九起嗟。誰謂鱣鯨困螻蟻？可憐蟣虱訴蝦蟆。才微杜漸顔宜赭，義重扶顛鬢已華。萬古金縢遺策在，未容群叔誤周家。又：咄咄事空但坐愁，式微何處賦堯裘？十年艱險魚千里，萬古升沈貉一丘。白日雨飛魂正斷，碧江東注淚先流。滿門珠履無雞狗，飽德如吾死食秦”。[36]《益齋稿》卷二〈至治癸亥四月二十日，發京師〉、卷四〈忠宣王真容移安于海安寺〉：“上皇時在西番，將往拜。主恩曾未答丘山，萬里馳驅敢道難？彈劍不爲兒女別，引杯聊盡故人歡。五雲回首籠金闕，片月多情照玉關。唯念慈親鬢如雪，數行清淚灑征鞍”。“白頭重望屬車鏖，眉宇依然照上春。此日感懷誰似我？當時法從更無人”。[37]
就是在王璋被流放期間，這位故國王念念不忘的，同樣是高麗的“社稷”。《高麗史》卷三五〈忠肅王世家〉：“至治元年七月，上王至西蕃獨知望，寄書崔有渰、權溥、許有全、趙簡等云：予以命數之奇，罹茲憂患，孑爾一身，跋涉萬五千里，向於吐蕃，辱我社稷多矣。寢不安枕，食不知味，想諸國老，亦勞心焦思，深增惶愧。國王年幼無知，向之憚我群小輩，必幸我如此，肆其奸巧，焉知不間我父子乎？幸諸國老同心協力，敷奏於帝，俾予速還”。“十一月，上王寄書崔有渰、權溥、裴挺、李瑱、許有全，金□、趙簡等曰：予以十月六日到吐蕃撒思結，似聞帝許還國，其言若實，公等無以爲念。不然，與柳清臣、吳潛議，以高王之于聖武，元王之於世皇，率先歸附，佐運樹功，先考忠烈得尚公主，予于帝室亦有微勞之意，表請於帝，奏記丞相，俾予無久於此”。[38]對照李齊賢上書大元國中書省的請求語言，正是其對“上王”于高麗臣子叮囑的反應。《益齋稿》卷六〈在大都，上中書都堂書〉：“伏望執事閣下體累朝念功之義，記中庸訓世之言，國其國，人其人，使修其政賦而爲之藩籬，以奉我無疆之休。豈唯三韓之民室家相慶，歌詠盛德而已？宗社之靈，皆將感泣於冥冥間矣！伏惟均照無任激切、懇迫之至，幹黷尊嚴。伏地待罪，某等百拜”。[39]
五
早在王璋到達吐蕃後不久，高麗國在位的“忠肅王”即因“朝覲”而被拘留在大都的館邸。此後所發生的，先是“沈王”王暠“因勢利導”謀求“取而代之”的積極活動。高麗將臣分成二派：一派思擁新主，一派維護原王。一時間，高麗國內的局面非常混亂。《拙稿》卷一〈崔雲墓誌〉：“至治中，喜禍之徒，謀\擾東社，卿士畏勢，從風而靡，公（崔雲）又不與焉”。[40]李穡《牧隱稿》卷文二○〈鄭氏家傳〉：“至治間，忠肅王被讒，留京師者五年。沈王勢日熾，臣下之守義者二三，而及畎以僥倖者皆是也。清河（元憒）時爲宮闕都監使，聞王帑已罄，乃以都監伯費之無名者化爲輕齎，輸之燕邸。忠肅王甚嘉之。既復政，即授鷹揚軍上護軍”。[41]《益齋稿》卷七〈金倫墓誌銘〉、〈李兆年墓誌銘〉、〈崔文度墓誌〉：“毅陵（忠肅王）見留京師五年，沈王（王暠）得幸天子，群不逞之徒誘脅國人上言，願得沈王爲主。公（金倫）與弟元尹□獨不署名狀中。或私於公，曰：違衆自異，若後悔何！公罵曰：臣無二心，職耳。何後悔之有”？“群不逞訟忠肅王於朝，見留五年，公（李兆年）與十六士署一紙，欲赴闕以請，公竟獨走四千里獻其書”。“忠肅王入朝，藩府用事者煽起鬩牆之禍，讒口交騰，舉無全人。春軒（崔文度）身從其居，而志從其義，直而能敬，彼此無憾”。[42]
接著是朝廷設置“省官”的議論，“喜事者”發起贊成中央接管高麗舉措。只不過由於丞相拜住的反對，“中土化”的進程才遲遲沒有施行。《元史》卷一七八〈王約傳〉：“至治元年，朝廷議罷征東省，立三韓省，制式如他省，詔下中書雜議。［王約］對曰：高麗去京師四千里，地瘠民貧，夷俗雜尚，非中原比。萬一梗化，疲力治之，非幸事也，不如守祖宗舊制。丞相［拜住］稱善，奏罷議不行”。[43]《拙稿》卷一〈閔中儒墓誌〉：“至治辛酉（元年），省非王氏而君者，隨例去，復與爵，復以僉議贊成事、上護軍、判總部事致仕”。“王朝元久留，而喜事者聚黨逼人，署名白狀，謀在傾危國鄉。士庶畏勢延合，惟恐爲後，或我詭避，無敢斥言不是者。有挾紙至門諷公署名，則公叱曰：臣爲君隱，直在其中。至如欺罔，是可惡歟！吾年已老，不爲若賣。卻而不署，其人因愧而退”。[44]不久以後，慘烈的“南坡之變”發生，英宗連帶其信任的首輔拜住，皆爲鐵失及其同夥弑殺。《元史》卷二八〈英宗紀〉：“至治三年八月癸亥，車駕南還，駐蹕南坡。是夕，御史大夫鐵失、知樞密院事也先帖木兒、鐵木迭兒子前治書侍御史鎖南、鐵失弟宣徽使鎖南等謀逆，以所領阿速衛兵爲外應，鐵失、赤斤帖木兒殺丞相拜住，遂弑帝於行幄”。[45]
泰定帝即位之初，對於如何處置高麗，仍有激烈的討論。不過，其時，維持原狀的意見已經占了上風。《高麗史》卷三五〈忠肅王世家〉：“泰定元年，政丞崔有渰率百官軍民附書呈中書省曰：乃于至治元年四月，國王赴闕朝見，有本國奸臣等捏合虛詞，冒告朝廷，因此折鐙遷延未還，才於今年正月，內欽蒙聖恩復襲王爵，依舊行事，闔國臣民不勝懽忭，不期奸臣罔有悛心，依前說謊捏告致有省院台差來官前來審問，□知虛僞，某等伏慮小邦鄰接日本，極邊重地，相離中原四千里，久曠無主，儻有不測之變，無所啓稟，利害非輕，以此某等日夜爲懼，未得寧心，若蒙聞奏天聰，將說謊人等嚴加禁治，回送本國，毋令再行捏告，令國王早還本國，安撫百姓，似望讒惡杜絕，臣民獲安，幸甚”。[46]這種形勢的出現，顯然與也孫帖木兒的侍臣高麗人崔耐卿有關。吳澄《吳文正集》卷一四〈送崔兵部序〉：“兵部員外郎崔耐卿，高麗人也。今上潛龍時，官內史府。仁宗朝，入典京城。高麗王（忠肅王）羈留于京師，竭智殫力，以匡贊之，而得重定。晨夕惓惓慕父母，送其王歸國，而因過家以覲省。此一事也，見其忠焉，見其孝焉。中國與之接者，靡不愛之、敬之如兄弟、如僚友，亦其仁義忠孝之天昭昭然不昧，有以感動夫人也”。[47]
新任天子決定遣歸被扣國王後不久，高麗國“混亂”的局面結束了。《金華集》卷二四〈亦輦真神道碑〉：“髙麗嗣王阿難答失里既襲位，其從父弟完者篤訴於上曰：我父兄也，彼父弟也，烏得爲王？阿難答失里來朝，遂留弗遣，而收其印章。至是（泰定元年），命公（亦輦真）以阿難答失里復國。公具宣德意，以告其人，闔境之內，無不悅服”。[48]《拙稿》卷二〈又謝不立行省書，泰定乙丑〉：“不料邇者樂禍之人間起，以致朝廷有議立省，百姓聞之，人不自安。近者欽蒙聖旨，一切禁之。舉國上下，實獲再生，唯知蹈舞而已”。[49]不久，高麗方面舉行了“論功行賞”的慶典，從酬勞的“隆重”來看，可以味出其中的“玄秘”。《高麗史》卷三五〈忠肅王世家〉：“泰定三年七月，教曰：間者亂賊之徒，欲覆邦家，擅呈都省，請立省比內地，于時諸臣同心戮力，奏帝罷之，再造邦家，其功莫大，帶礪難忘，以贊成事金怡、全英甫、甘泉君全彥、評理尹碩、知密直司事李淩幹，密直副使朴仲仁、左常侍尹莘係、上護軍崔安道、中郎將孫守卿等爲一等功臣，賜土田臧獲及父母妻子，爵有差”。[50]《拙稿》卷二〈崔安道墓誌〉：“泰定初，朝廷采畔人言，議置征東省官，例同天下，公（崔安道）與故相金怡等力辨，能止之。論其功，賜田一百結，奴婢一十口”。[51]
六
縱觀王氏高麗一朝數百年的歷史，尤以與蒙古發生交涉後最爲複雜而難以窺測。一方面，卻緣迫于連年的攻擊破壞，當元宗君臨之時，即以“臣服”來換得社會的安寧。而合罕對其的控制牢籠，也在林衍廢立失敗以後得到特別的加強。另一方面，自從新羅蠶食爲唐所滅扶餘氏百濟、高氏句麗故土，實現地域“統一”以後，整個韓半島獨立的“民族”意識不斷加強，因此，即使淪爲沒有完整“主權”的“附庸”，那裏的士子也會爲了“國祚”而頑強抗爭。作爲“宗主”國的元王朝來說，將高麗“中土化”意味著一勞永逸地吞併東方的領土。事實上，自大德以後，將王氏領封變制爲由命官施政“行省”的建議，被一再地提出。先是成宗朝的闊里吉思，接著是仁宗朝的洪重喜，[52]接著是英宗朝，再接著又是泰定帝初年的倒剌沙。《益齋稿》卷七〈方臣祐祠堂碑〉：“倒剌沙之爲左相也，主立省之議甚力。平章（方臣祐）白中宮，諭輔臣如前意，倒剌沙議詘，事寢。由是，忠宣王、忠肅王皆體貌之，爵上洛府君，階三重大匡，號推忠敦信翼亮功臣，今嗣王又命銘其功德，垂耀無極，所以褒崇之者亦至矣。竊惟國家，世承皇朝釐降之恩，王宮侍從，夤緣通籍于闕庭，固不爲少，而能忠信保其寵祿者幾希，況能導宣德澤以利父母之邦乎？若平章者，其可尚也已！是爲銘”。[53]
高麗忠宣王的“習性”，《益齋稿》卷九上〈忠憲王世家〉稱：“請所居堂名濟美基德，痛掃□，閉戶焚香，竟自危坐。飲酒至多，平居不進一杯，厩中唯飼一馬。聲色之娛、鷹狗之玩，不萌於心”。[54]所交遊，不是“高僧”就是“醇儒”，如姚燧、趙孟頫。《牧庵集》卷三〈高麗沈王詩序〉：“翰長乃帥其屬共爲賦頌褒揚，揄拂歸美聖德，歌功臺階。其聲鑒鍧，若金鍾大鏞之戞乎虞業焉。其文焜煌，若山龍藻火之摛乎繪絺焉。既不遺於一善，［姚］燧序先之，則爲箕舌之粃糠，有譏其贅者矣”。[55]《松雪齋集》卷五〈留別沈王〉：“珍重王門晚受知，一年長恨曳裾遲。分甌共酌人參飲，遶徑同看芍藥枝。華屋焚香凝燕寢，畫屏摘句寫烏絲。吳船萬里東南去，采盡蘋花有所思”。[56]而與其最知契者，則爲長期共處之李齊賢。[57]《益齋稿》卷四〈延祐己未，予從忠宣王降香江南之寶陀窟。王召古杭吳壽山，令寫陋容，而北村湯先生爲之贊。北歸，爲人借觀，因失其所在。其後三十二年，余奉國表如京師，復得之，驚老壯之異貌，感離合之有時，題四十字爲識〉：“我昔留形影，青青兩鬢春。流傳幾歲月，邂逅尚精神。此物非他物，前身定後身。兒孫渾不識，相問是何人”？[58]這就難怪，王璋會開惡於鐵木迭兒之子八吉思這樣的人了。
誠然，由於“君臣”名份的限制，高麗方面的士子幾乎不可能將雙方“鬥爭”的“焦點”予以直接的披露。然而，這並不妨礙今人對事件的正確理解。尤其是當已經有文章接觸到“實質”的時候，卻又有不加深究的學人將之再度推入迷霧。實際上，只要細味相關的記載，不可能不味出其中隱藏著的玄妙。朱德潤《存復齋集》卷七〈祭太尉沈王文〉：“惟王之生，蓋亦勤苦。跋涉世途，東西北南，靡所定處。後播西裔，或顛其趾。及來再期，竟至於仆。嗚呼哀哉！初以榮名，如月必虧。既讓爵位，將順將適。胡爲纖痍？竟至於踣。天奪斯人，俾貽後憂”。[59]本該“將順將適”，卻導致了“踣”的結果，這難道不值得追究嗎？而其“既讓”，並非真正的“退隱”，也曾有學人指出。王民信先生〈高麗忠宣王王謜〉一文：“王謜（璋）在元朝的時間很長，其再度重定後的絕大部分時間，完全滯留在蒙古，假如以此評判忠宣王完全不關心國事，那是極大的錯誤”。“當然，類似的情形還很多，凡《高麗史》〈忠肅王世家〉裏稱上王或傳旨、曉諭等名稱，皆是王謜坐鎮燕邸發號施令”。[60]正是由於王璋不會坐視高麗喪失半獨立地位的“個性”，製造藉口，使其遠離大都和王京，乃是朝廷“中土化”高麗計劃的前題。
值得考慮，當朝廷出現“中土化”高麗議論的時候，總是伴隨著地方內部的爭執。《拙稿》卷一〈崔雲墓誌〉：“大德癸卯（七年），［崔雲］以世家子隨王琠宿衛闕庭，號都魯花。而［王］琠因太尉王（王璋）久遭讒，迭有非覬心。至丁未春，事發，琠及黨與皆誅竄，而公獨以不附，拜大護軍”。[61]這種內部的爭執，是否先於“中土化”計劃産生，不得而知。但是，這種內部爭執有利於“中土化”計劃的實施，應該沒有問題。王璋子、侄間，早就存在著矛盾。而忠宣王早早地退位，並將沈王、高麗王分別“讓”給他的兒子王燾、侄子王暠，或者正是避免“鬩牆”的努力。當然，這樣的調和，並沒有得到企望的結果。而高麗臣子不斷“得罪”皇帝的使臣，或許就是計劃産生的最初“動因”。《牧隱稿》卷文一九〈朴元桂墓誌〉：當忠肅王時，使臣至都，恃恩作氣勢，以奴婢事白乾王，將屈人之直而入衛。兩造宮門，使台臣決之，判書公時爲掌令，別自邪正不少撓。使臣大怒而去”。[62]除外，忠宣王曾在國內進行過對異己進行過“清洗”，這成爲日後內部爭端的基礎。《拙稿》卷一〈金台鉉墓誌〉：“及丁未（大德十一年）春，德陵奉仁宗掃清內難，功高天下，而本國之臣有懷貳于王者，皆去之。上自二府，下逮庶僚，或誅或流，釐革且盡。延祐末，德陵有吐蕃之行”。[63]

[1]《高麗史》卷三三〈忠宣王世家〉，濟南，齊魯書社《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景泰朝鮮活字本，頁697上、下：“延祐七年四月，復請於帝，降香江南，蓋知時事將變，冀以避患也。六月，王行至金山寺，帝遣使急召，令騎士擁逼以行，侍衆臣僚皆奔竄。九月，王還至大都，帝命中書省護送本國安置，王遲留顧望，不即發。十月，帝下王于刑部，既而祝髪，置之石佛寺。十二月戊申，帝流於吐蕃撒思吉之地”。
[2]《粵雅堂叢書三編》本，頁17上、下、6上、下。
[3]袁桷《清容集》卷三五〈英宗皇帝諡冊文〉，《四部叢刊初編》景印元刊本，頁1下、2上：“欽惟皇帝陛下文明天縱，剛健日嚴。辨奸邪于嗣位之初，彤廷祇畏；廣儀注於治朝之際，清廟肅雝。絶封敕以杜憸人，申憲章以勵多士。罰茲無赦，令必惟行。君臨三載而有成，知周萬物而莫隠。豈運逢艱否？大命靡終；然號謹追崇，尊名是著。謹遣某官，奉玉冊玉寳上尊諡曰睿聖文孝皇帝，廟號英宗。伏惟炳靈有赫，歆格無違。祔于新宮，以妥以宜”。
[4]頁4上、下、5上。
[5]載《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二○○一年第二期，北京，頁45、47、48。
[6]載《內蒙古社會科學》二○○四年第三期，呼和浩特，頁26。
[7]頁611上。
[8]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歷史要籍》影印元刊本，頁101。
[9]臺北，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元人文集珍本叢刊》影印宣統刊本，頁347上。
[10]頁17下。
[11]《四庫全書》本，頁23下、24上。
[12]漢城，民族文化推進會《韓國文集叢刊》標點影印本，頁111上、下。
[13]上海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校刊明刊本，頁326上。
[14]漢城，民族文化推進會《韓國文集叢刊》標點影印本，頁7上。
[15]頁7上。
[16]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印至正刊本，頁461下、462上。
[17]頁7上。
[18]漢城，朝鮮古書刊行會刊本，明治四十四年，頁426。
[19]頁1下。
[20]頁673上。
[21]頁229上、下。
[22]《四部叢刊二編》景印明刊本，頁3上。
[23]頁46。
[24]頁18上、下。
[25]《四部叢刊初編》景印元刊本，頁3下、4上。
[26]頁344上。
[27]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一九七七年，頁3304。
[28]頁5下。
[29]頁30下。
[30]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印景泰刊本，頁501下。
[31]《四庫全書》本，頁22下、23上。
[32]頁16下、17上、15上。
[33]頁12下。
[34]頁2上、下、3上。
[35]頁2下、3上。
[36]漢城，朝鮮古書刊行會刊本，明治四十四年，頁584、585。
[37]頁7上、15上。
[38]頁711下、712上、下。
[39]頁3下。
[40]頁10上。
[41]漢城，民族文化推進會《韓國文集叢刊》標點影印本，頁176上
[42]頁21上、25下、27下。
[43]頁4142。
[44]頁8上、下。
[45]頁632、633。
[46]頁715上、下。
[47]臺北，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元人文集珍本叢刊》影印成化刊本，頁277上。又，虞集《道園稿》卷五〈贈別兵部崔郎中［暫還高麗，即回中朝］〉，臺北，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元人文集珍本叢刊》影印明初翻印至正刊本，頁331下：“利行雖近市，義守不窺園。眷遇忘身得，危難欲手援。懷邦維父母，于國實甥婚。瑣瑣還羈靮，原原致璧飧。魯連名竟重，箕子教應存。簡在從當日，扶持自宿藩。清宮風肅肅，驂乘火焞焞。帝所爲郎重，王家報禮敦。暫伸桑梓敬，未愛李桃繁”。
[48]頁16上、下。
[49]頁33上。
[50]頁719上。
[51]頁40上。
[52]參見：王頲〈高麗忠宣王西謫事件考辨〉，載《韓國研究論叢》第三輯，上海人民出版社刊本，一九九七年，頁230、232。
[53]頁4下、5上。
[54]頁17下。
[55]《四部叢刊初編》景印《武英殿聚珍》本，頁18上、下。
[56]《四部叢刊初編》景印元刊本，頁2下。
[57]《拙稿》卷一〈李益齋後西征錄序〉，頁6上、下：“益齋先生在延祐初，奉使降香峨眉山，有《西征錄》，走僧可茅屋序矣。至至治末，又迎太尉王，行過臨洮至河州，有《後西征錄》出示，予得序焉”
[58]頁6下。
[59]頁11下、12上。
[60]載《石堂論叢》第一○輯，東亞大學校編輯部，一九八五年，頁47、48。
[61]頁9下、10上。
[62]頁164下。
[63]頁16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