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北方长城地带内居民迁移的趋势

北方长城地带的居民包含了羌、狄、山戎、貊等，这一地区之所以成为较一致的文化带，除因生业上的一致性外，还有文化上彼此交融的一面，而文化交融有一部份是由人群的转徙造成的。
夏代以来生态环境的变化是一个引发人群迁徙的长期起作用的因素。据邵时雍、刘海坤对更新世晚期以来古生态地质环境分区特征的研究表明，从距今5000年到距今3000年的一个变化趋势是：河西走廊和内蒙古高原原属干旱温带草原、森林草原生态地质环境类型，而到距今3000年时，干旱荒漠草原高原盆地生态地质环境类型已东扩到内蒙古的二连浩特以东，浑善达克沙地以西，干旱温带草原、森林草原生态地质环境类型已东移到内蒙古高原的东部及其以东的一些地区[1]。因此，河西走廊和内蒙古高原的原居民逐批转徙到更有利于生业的地区，是自然的事。大的趋势除了向南，向东也是很重要的取向。因为这里还有人文地理的影响。像陕南、晋南等地早已人口稠密，北方长城地带的居民在经济实力和社会发展程度上都较低，又没有占明势优势的武力，其转徙也就只能在童恩正所说的“新月形地带”[2]中进行。
本文第一节中已谈到，辽宁彰武平安堡高台山文化墓葬中的人骨标本属于的古华北类型，正表明北方长城地带的古代居民早有向东方迁徙的迹象。从文化现象看，夏代是内蒙古中南部的文化成分向东方传布表现得比较明显的时期。田广金、郭素新早已指出过朱开沟第一段遗存就存在的带纽圆腹陶罐以及朱开沟三期遗存的“蛇纹鬲”向东方传布的现象。[3]后来李水城又就蛇纹鬲的问题作了详细的专题研究，他认为不能排除蛇纹的装饰手法起源于更西面的马厂、齐家陶罐之可能，但肯定了蛇纹鬲是从北方长城地带的中段向东段传布的[4]。
1991年韩嘉谷提出了北方长城地带的花边鬲问题，在考古界产生颇大的影响[5]。该文认为，口沿饰附加堆纹的陶鬲最早见于朱家沟第一段遗存，时值龙山晚期。同时期河套、晋北、北京地区的鬲形和装饰已有一致性，到商代后期（也就是朱家沟遗址废弃，夏家店上层文化结束的时期），花边鬲在北方长城地带广泛分布开来，而鬲口饰花边的习惯在北方长城地带沿袭了很久，像西面的沙井文化、毛家坪B组遗存，东面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年代都已进入东周。是该地带区别于中原文化的文化特征之一。他还指出，商代后期开始的花边鬲大流布，是和北方系青铜器的流布是同时开始的。
花边鬲的流布，看来不仅是一种文化成份的转辗传递，其中也有人群迁徙所致。韩嘉谷曾经指出，天津地区的商代后期到西周前期的围坊三期文化的陶器群表，现出和先周陶器群的联系，最突出的是高领花边鬲和高领凹沿的陶鬲。长武碾子坡墓地，头东且俯身葬比例高，也和围坊三期文化葬俗相似[6]。暗示这种文化的居民成份有来自陕西的可能。根据我对北京琉璃河1193号燕侯墓中出土的太保罍、太保盉铬的考释，商代后期确有羌人东达渤海湾西北岸，到周初成为燕侯率领下抵御北方髟人的同盟者[7]。可设想，桑干河谷那时已被东徙的人群作为方便的通道了。
现在已经可以看出端倪的年代更晚的人群迁徙是白狄的东进。
我和韩嘉谷都认为桑干河流域的军都山类型遗存（被靳枫毅错误地称之为“山戎文化”[8]）是白狄所建的代[9]，早在1979年俞伟超先生就已经指出过这一点了[10]。不过韩嘉谷首先提出了这一支白狄是从陕北东来的。根据是伊克昭盟桃红巴拉、凉城毛庆沟等地的墓葬和延庆军都山等地的墓葬有相似性。但是北方长城地带春战之际的墓葬有很多北方草原文化所共有的特征，并不能用这种普遍的共性来论证具体的族属上的一致。我在新近一篇论文中举出了一些从河西黄土高原经鄂尔多斯、晋北，到桑干河谷东端的特殊的文化一致性，一是所谓的“秦式剑”的东传（因为秦人在此时根本不会到达冀北，可知这种剑称“秦式”之非，恐怕应名为“狄式剑”），二是椭方口的北方系铜釜目前仅见于河西黄土高原到桑干河谷一线，三是虎形牌饰也分布于这一线，在军都山类型的等级高的墓中，墓主胸前有金质的这种牌饰，而在河北北部的也是白狄建立的中山国早期墓中，也出这种金的虎形牌饰[11]（图四）。这些考古现象和文献记载对照，白狄东进已有相当的依据了。白狄的东进除了上文谈到的气侯变化是可能的原因外，应该考虑到秦国扩张的军事压力。
中部地区的古代部族一波一波的东进，是造成北方长城地带文化上逐步趋向一致的一个重要原因。
至于西部地区的羌人，虽然在蛇纹鬲、花边鬲等方面也表现出和中、东部地区的文化交流，其迁移的的趋向却有所不同，从史籍记载看，他们有一部份是被秦国和晋国迁到河南西部，即《左传》中提到的姜戎、陆浑之戎，伊洛之戎，较早地融入了中原文化之中。而其主要的迁移方向是《后汉书·西羌传》有所记载的，顺横断山脉南下。正因为他们主要的迁移方向不是东进，内蒙中南部的居民又不是西进，所以长城地带西部地区的文化在商代以后就越来越呈现出独特的地域性了。

六、来自外部的人群和文化成分

中国的北方长城地带逐步形成了一个和中原地区不同的文化带，这种与中原不同的文化特征，一方面是北方长城地带本地发生的，但有很大比重是受到离中原更远的地区的影响。
在第三节中已经谈到在夏代时期从新疆传入北方长城地带的文化影响的例子，而其源头还是在北亚地区的。其实，影响到北方长城地带的文化因素也有源自遥远的西方的。只是比较少一些，长期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先谈一谈欧罗巴人种进入中国的问题。
在陕西扶风召陈村西周晚期大型建筑废弃时形成的红烧士堆积中，发现了两件蚌雕戴帽人头像。从形制分析是作笄帽用的，其长脸、高鼻、深目、窄面、薄唇等特征，无疑与欧罗巴人种相合[12]。被公认为西周晚期的周人已和欧罗巴人有所接触的证据。
从考古发掘所得的古颅骨资料来看，我国境内先秦时期的欧罗巴人种颅骨资料均发现于新疆。以孔雀河下游古墓沟组为代表的古欧洲人类型，[13]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便来到了罗布泊地区。从其墓葬中使用大量树木材料的特点来分析，当时南疆地区的植被和整个生态环境显然与现在的情况全然不同。稍后时期，古欧洲人类型居民渐向东疆地区渗透，并且与蒙古人种的土著居民发生接触、融合。例如，哈密市柳树泉附近的焉布拉克青铜时代古墓群的颅骨，可区分为属于蒙古大人种的M组和属于欧罗巴大人种的C组，[14]哈密焉不拉克墓地为代表的青铜时代文化是以蒙古人种为主体的居民创造的文化，后来的古欧洲人类型居民迁移到这里并接受了当地蒙古人种的土著文化。
先秦时期进入新疆地区的欧罗巴人分属不同的支系，吐鲁番盆地鄯善县苏贝希青铜时代墓地的颅骨，被区分成两组：苏贝希I组接近原始欧洲人种的古欧洲人类型；II组与欧洲人种的地中海类型东支关系较为密切。[15] 乌鲁木齐市附近阿拉沟东口的古代丛葬墓年代更晚（前6-1世纪），颅骨按形态差异被分成三组：I组接近欧洲人种的地中海东支类型，III组接近欧洲人种的中亚—两河类型，II组属于I组和III组之间的过渡类型。其中以III组居民的人数最多。[16]
当然，西周时的周人所接触的欧罗巴人，并不见得就是我国新疆地区的欧罗巴人种居民。因为，从蒙古的发现来看，早在铜石并用时代就已经有原始欧罗巴人种进入西北蒙古，而年代为前七世纪至三世纪的鸟兰固木墓地的颅骨绝大多数是欧罗巴人种，只有少数混有蒙古人成份。而俄国的土瓦和阿尔泰地区情况也是如此。[17]所以，水涛认为周人眼中看到或听说过的欧罗巴人，既可能是活动于新疆东部的欧罗巴族群，也可能是来自北方戈壁或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是考虑比较全面的。[18]
周人所接触的欧罗巴人虽不一定是从新疆来的，但在新疆的欧罗巴人指示了一种人群迁徙的轨迹。
上文已经分析过夏代的喇叭口式耳环和套管式铜锛可能是通过新疆传到北方长城地带的。现在再分析两种可能也是从新疆传来的器物。一种是管銎战斧，一种是柳叶形短剑。
我早已提出过中国北方系管銎战斧源自西亚的观点，近来又看到一些西亚的考古资料，想再介绍一下。1977年和1984年在伊拉克东北部哈姆林盆地（其东即伊朗的西部山脉）的苏美雷赫遗址进行了发掘，第Ⅰ-Ⅲ层的墓葬属古巴比伦时期（前18-17世纪），在Ⅱ、Ⅲ层中的管銎式斧，就和我北方系的管銎战斧很相似（图五：1-4）。哈姆林盆地的哈拉瓦遗址第Ⅱ-Ⅳ层均属于古巴比伦时期。Ⅱ层出土的斧也是这种形式的（图五：5-6）。还有伊尔-塞勃遗址M20出的斧也是如此（图五：7）。[19]和我国陕西淳化黑豆嘴、史家塬出土的殷墟时期的北方系战斧比较（图五：8-10），[20]在有的斧的管銎与斧身夹角小于直角，銎口上下缘略呈弧曲等细节上都有相似处。而黑豆嘴的战斧在背部有形式不一的小柱，这在伊朗、伊拉克的形式多样的战斧上也不乏其例，不烦举证。
值得注意的是，也是在苏美雷赫Ⅱ、Ⅲ层中还出土了扁茎而茎上有穿孔的短剑（图六：1-4）。[21]在中国考古学中，周人首先采用的扁茎而茎上有穿孔的柳叶形短剑（图六：5-7），起源久久不得其解。[22]其实，早在1980年夏宿白先生到吉林大学来讲授“从考古发现看中西文化交流”专题课时，就谈到过扁茎短剑在中亚和西亚的编年都比中国早，特别介绍了伊朗鲁里斯坦的扁茎而茎上有孔的短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掘情况，以及70年代以后的编年研究。[23]指出这对探讨我国青铜短剑的起源有好处。伊朗的发掘品表明，扁茎上的孔是装柄安铆钉用的，因为还发现了空心的铜柄和铜铆钉。但多数考古学研究者仍把目光局限在中国境内研究问题，以致这一意见久久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管銎战斧和扁茎剑可以互相为证，证明它们是从同一地区经过大致相同的途径传来的。
大概都是通过羌人地区传到陕西，只是战斧主要向北而在北方长城地带流行起来，扁茎剑却只在西周早中期在周人中流行，而向南在巴蜀地区长期流行。
造成北方长城地带文化特殊性的外来影响中，来自北方地区的影响当然是主要的，这个地区以蒙古高原为中心，包括其北面的外贝加尔地区、西北面的土瓦地区和西面的戈尔诺阿尔泰地区。
蒙古高原气侯条件宜牧而不宜农。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东蒙和北部的色楞格河上已发现家畜的骨骼。在公元前三千纪晚期到二千纪早期，以畜牧经济为主的阿法纳羡沃文化进入蒙古的北部。往后有一段历史因缺乏年代明确的墓地和遗址难以详细说明。目前通行的观点认为中亚各地在青铜时代晚期到铁器时代早期为早期游牧人时代，蒙古高原也不例外。蒙古的这个时代大约开始于公元前一千纪前期，主要的考古遗存有三种：分布于蒙古全境的鹿石，分布在蒙古东部和中部的石板墓，分布在蒙古西北部的所谓“昌德曼文化”[24]。
鹿石是一种人形石柱，与一种称为“凯列克苏尔”的石块构筑相关，两者可能都有祭祀方面的功能。鹿石上鲜有细致表现的人的五官，但常表现耳环和项链，以及剺面的创痕。中段有挂着各种器物的腰带。身上除盾和其他一些物件外，常常布满鹿形（可能是表现袍子上的纹饰）。也有全柱仅刻出许多鹿形的，“鹿石”即由此得名。它的分布东达外贝加尔，而各种变体向西直到东欧都有发现。伏尔科夫把鹿石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只有耳环、项链、腰带和器物，而不带动物绞的，这类鹿石在东方发现也不少，但大多数见于西方，故暂名为欧亚大陆型。另一类是有动物纹的。其中特殊风格化的，见于蒙古和外贝加尔，故称为蒙古-外贝加尔型。而作写实形的，分布在蒙古西部和阿尔泰地区（包括我国新疆的阿勒泰地区），故称为萨彦-阿尔泰型。[25]据鹿石上的武器的形式可以大体推定其年代[26]，则蒙古-外贝加尔型年代最早，其上有柄端饰动物头的刀子和短剑，但因这种短剑有明显的“凹格”，以我国出这种兽首凹格剑的昌平白浮墓[27]的时代来推断，蒙古-外贝加尔型鹿石年代的上限约在前一千纪之初。萨彦-阿尔泰型鹿石上的短剑已是斯基泰-塔加尔式的了。上限当不早于前八-七世纪。可以推想，建造鹿石的人们，在还没有创造这种纪念石柱以前，已经生活于此地。而这个地区的人大约到前三世纪还在建造欧亚大陆型鹿石。所以鹿石上所表现的是将近一千年间蒙古高原及其邻近地区居民的典型服饰和器用（图七）。
从墓中的颅骨资料来看，蒙古东部、中部的石板墓和外贝加尔的石板墓都属蒙古人种。
不过，杜门的研究表明，后来的匈奴人和蒙古中部石板墓文化的居民更为接近，而和东部石板墓文化居民在面部和颅部的比例上差异大一些。而蒙古西北部的昌德曼文化墓中的死者，则和土瓦、戈尔诺阿尔泰的同期墓葬的死者一样，是欧罗巴人种的。所以，早期鹿石的建造者是蒙古人，后来进入蒙古西北部的欧罗巴人，也学会了建立鹿石。虽然人种不--样，在服饰和器用上却有很大的一致性。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居民所接触的北方居民，在商代和西周早期，应该是蒙古高原原来的蒙古人种居民。后来也可能有些后到的欧罗巴人。
但文献上所说的匈奴和东胡，从现在已掌握的资料来看，均属北亚蒙古人种的大范畴。
至少从西周起，蒙古高原采用的服饰就是；在袍子上扎一条可挂武器和其他用具的腰带，颈上挂珠子串成的项链，耳上带颇大的耳环，是长时期草原骑马人的标准装束，随身佩带的武器主要是短剑、短柄战斧（或啄戈），弓箭、圭形的盾。其他用具主要是刀子、礪石、镜、挂缰钩等。挂缰钩据我的研究是武士在骑马和驾战车时用以绊挂马缰以解放双手的工具。[28]这和蒙古地区有大量表现驾双马或四马的单辕双轮战车的岩石画，是相应的。个别鹿石还刻有马和驾马的单辕双轮战车，也可以证明那时蒙古地区的武土是会骑马而又会驾驶马车的。
众所周知，中国中原地区驾二马或四马的单辕双轮战车是在殷墟时期突然产生的，同时在殷墟也出现了小屯C区164号墓这样的人马合葬墓，可以表示骑马术的存在。[29]当然殷墟的骑马术和马车也不排除有从新疆传来的可能，但目前不但在新疆地区还没有发现早到殷墟时期的骑马术和马车在在的根据，[30]而且北方长城地带的西部地区诸考古学文化中到西周还没见到车马器。所以我相信中原地区的骑马术和马车都是从北方传入的。北方长城地带的居民在这种传布过程中，应该是首当其冲的。这就是小盂鼎记载被伐的鬼方也有马车的原因。不过马拉战车的掌握，一方面要有多种手工业的技术为基础，另一方面要有社会组织的发展为条件，所以战车只在商人和周人中得到高度的发展，并非在北方长城地带的全部居民中都很快就普及。《左传》二次中提到，晋国对狄人作战是“彼徒我车”（《左传·隐公九年、昭公元年》），是不奇怪的。
对蒙古高原的居民来说，掌握骑马和马车是提高单人放牧能力和增强长距离迁徙能力的重大进步。不过，掌握骑马术，用以发挥在放牧、狩猎和长旅行上的优长，与在作战用使用骑兵队并不是一回事。我们在与马拉战车同时期的蒙古岩画中，只看到徙步搏斗的武士[31]而见不到骑马作战的武士。杜正胜在一篇论文中曾引敦斯（J.F.Downs）的意见，认为马与其访问旬“作战”的动物，不如说是“逃跑”的动物。又引格里尔（H.G.Greel）的见解，说战马的训练是高度的技术。所以指出：同属战马，战车和骑射（这里杜先生显然不是指射猎，而是指骑兵群）“是两个异质性的文化阶段”。[32]也就是主张在骑兵群作战出现之前有一个只用马拉战车作战的阶段。我认为这是非常有见地的。
除了骑马术和马拉战车外，蒙古高原对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文化影响还表现在两地有很多型式一致的青铜器。俄、蒙考古学家通常所说的“卡拉苏克式青铜器”，从中国的发现来看，其年代从商代早期一直可以延续到西周中晚。[33]从中国的角度可称之为早期北方系青铜器，常见之物即鹿石上可见的短剑、管銎战斧和啄戈、刀子。不过应该指出，这种一致性是双向的互相影响造成的。例如，管銎啄戈显然是在中原的戈的影响下的产物，因而它只能是从北方长城地带向北，经过蒙古高原，再传到外贝加尔和米努辛斯克盆地的。[34]凹格的短剑在朱开沟第五段已出现于鄂尔多斯，卡拉苏克短剑普遍流行凹格的特点，也应该是从长城带带传过去的。
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这个时段中，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青铜器的发现比较集中在西辽河流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这一时期的北方系青铜器有很多因素是从上一个时间演变来的，许多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都可以在蒙古和外贝加尔发现类似品。[35]特别是在蒙古和外贝加尔的石棺墓文化中都发现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相近的鬲，更说明了北方长城地带对更北地区的文化影响。不过这时从西北方传来的斯基泰—塔加尔文化的影响已经到达蒙古高原和外贝加尔，因而也渗入夏家店上层文化。举例说，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北方系短剑，仍保持某种程度凹格的特点，但剑格却采用了和塔加尔文化相似的小鸟头装饰。这个时期可称为北方系青铜器中期。
春秋中期起，中国北方系青铜器有相当大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斯基秦—塔加尔文化的青铜器的主要成份，并在长城地带迅速传布。代表性器物是：有鼻的带扣和S形构图的带饰、鹤嘴锄（斧、锤）、斯基泰式短剑等，这类器物都可以在土瓦、戈尔诺阿尔泰发现类似物。从这时起，中国北方系青铜器进入晚期。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新式器物是从西方传到土瓦、阿尔泰和蒙古西部再传到北方长城地带的，上文提到的清水河西麻青墓和米脂张坪墓中出的带扣，就是新式器物在北方长城地带出现的较早实例。这种器物要传到这个地带的东部，已经是春秋晚期了。青铜的鹤嘴锄（斧、锤）在宁夏、鄂尔多斯常见，毛庆沟仅见铁的，冀北的军都山类型中不见此物。这都说明这类晚期北方系青铜器的代表性器物是从西向东传布的。[36]
蒙古高原对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文化影响，想必不只是和平的贸易或馈赠所致，其间必有相当频繁的人群入侵和战争，人口的相互俘获。我曾经设想，商代后期商文化分布范围的全面南撤和北方土著文化的普遍衰退，主要是因为蒙古高原的游牧人大规模南下造成的。现在看来，这是对蒙古高原居民当时是否已达到专化游牧业，究竟有多大人力和战斗力，对蒙古高原距今4000年以来的生态环境变化究竟如何，都心中无数就作出的臆测。也不符合第四节中所谈到的近二十多年来考古的实际发现。但是，随着距今4000年前后开始的普遍气侯干冷化，蒙古高原上的居民应该也有南下追逐适于放牧的水草之地的趋向，和南方的原有居民的冲突有加剧之势，仍不失为合理的设想。
西周晚期有名的玁狁入侵事件，在《诗经》的《采薇》、《出车》、《六月》和多友鼎、虢季子白盘铭中都有反映。涉及的地名均在陕西、宁夏乃至山西一带。甚至侵至镐京地区。从多友鼎铭可知，在一次战役中俘玁狁117乘车之后，玁狁仍能继续进行多次战役，还能俘京师人。可见玁狁战车之盛。这样一支以车战为主力的军队，似非当时鄂尔多斯地区所能有，很可能是蒙古高原远征而来的。所以来时声势浩大，去后便销声匿迹了。
现在可以确知的是，蒙古高原上的北亚蒙古人种的游牧人，在战国时代全面进入中国北方长城地带。这时候他们已经不再以战车为军事主力，而用骑兵群作为可怕的打击力量了。这激起了与之有接触的部族和国家的军事改革。赵武灵王提倡“胡服骑射”而发展大规模的骑兵作战，和商代后期商人采用马拉战车一样，是中原国家对蒙古高原上已先出现的有威力的军事技术作出的反应。不仅在对付北方来的入侵和向北开拓农业文化的空间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在结束中原各国的混战，达成统一方面也大显身手。
这里附带说明，过去不少研究者因为《管子·小匡》有齐桓公“救晋公，禽狄王，败胡貉，破屠何，而骑寇始服”之语，相信春秋时北方长城地带已用骑兵作战。其实，《小匡》是一篇极端夸大齐桓公武功的演义小说。从记桓公所征“南至……牂柯”来看，此地名到汉武帝派唐蒙出使南越后方听说，乃汉人笔下方能有之。说桓公救晋公，就显属虚构。这是用汉代已经把胡和戎狄等同的观点，编造的故事。切不可作为信史看待。

七、游牧文化带的形成

在北亚蒙古人南下北方长城地带的时期，从黄土高原的六盘山以东地区直到冀北的桑干河流域文化面貌实际上已相当一致。已发掘的重要墓地如宁夏固原杨郎马庄、[37]彭堡于家庄、[38]甘肃宁县袁家村、[39]内蒙古包头西园、[40]杭锦旗桃红巴拉、[41]乌拉特中后旗呼鲁斯太、[42]凉城毛庆沟、[43]凉城崞县窑子、[44]河北宣化小白阳、[45]北京延庆军都山等[46]。这些墓地的年代大体都在春秋中期到战国前期。其共同的文化特征，除了都有上文提到的晚期北方系青铜器（有的已是铁器）外，还有以下几点共性。一、墓中都殉牲，且基本都用头和蹄代表。反映一种重视畜牧业的文化传统。二、墓中常有骨弓弭和铜镞、骨镞，说明对这种武器的重视。三、墓中常在不随葬车器的情况下随葬铜质或骨质的马衔和马镳，说明骑马术的发达。
有北亚蒙古人种特征的颅骨在彭堡于家庄和凉城崞县窑子已经发现，这两处墓地除颅骨形态和其它墓地反差明显外，在随葬器物上都有骨器发达而青铜器相对较少的特点。包头西园的颅骨未经鉴测，但随葬品也主要是骨器，而且除弓箭外不见其他武器的葬俗也和崞县窑子一样，和后来匈奴的葬俗相似。所以很可能也是南下的北亚蒙人种所遗墓葬。随着北亚蒙古人种遗骸出现于北方长城地带，战国时的文献中出现了“胡”这一称谓。例如：
如《战国策·赵策二·武灵王平昼闲居》提到战国初年时“襄主（即赵襄子）兼戎取代以攘诸胡“，《墨子》的《非攻中》和《兼爱中》都把“燕、代、胡、貊”并列。这里把“胡”与原先已有的戎、代并举的现象，说明那时人还没有把戎狄与“胡”混为一谈。
南下的北亚蒙古人种原本就是游牧人，北方长城地带的原居民是否也已经是游牧人了呢，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王明珂对匈奴游牧经济的研究表明，匈奴的牲畜以马、牛、羊为主，羊在游牧经济中所占比例最大，这是因为它有迅速再繁殖的能力和强韧的适应能力，所以发达的游牧经济应是羊占大多数。马的移动性较强，可在远一点的牧场放牧，无须与牛羊争食，马作为坐骑有利于控制和保护羊群，马在冬季能踢破冰层得到牧草，而羊吃草更接近草根，可啃食冰下马吃过的草。牛则因有强韧的体力适于作迁徙时的牵引力。所以马。牛、羊在畜牧经济中是互补的。[47]杨建华据此分析冀北的军都山类型的殉牲情况，是以狗、牛为主，羊很少，冀北的东部不见羊。而且马也不多，集中在大型墓（可能用于马车）。因而不是发达畜牧经济的特点。牛的移动性较差，猪作为可放养动物的移动性更差，所以岱海地区牛的增多和少量猪的存在，都说明畜牧业的游动性较小。而内蒙古西部和甘宁地区的游牧化程度最高。[48]所论大体可信。庆阳地区是这时北方长城地带唯一不在墓中殉牲头的地区，可能反映了在经济类型上的特殊性。但它在墓旁有葬整匹马的殉马坑，还伴出马甲，说明对战马的重视。
从文献来考证，当时在宁夏固原地区的墓葬是乌氏的遗存，[49]从彭堡于家庄的颅骨资料来看，这个部族既有可能全体都是来自北方的北亚蒙古人种。也有可能一部分是北亚蒙古人种。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才能弄明白。《史记·货殖列传》集解引《括地志》说乌氏是：“周之故地，后入戎，秦惠王（前337-311年）取之置乌氏县也。”这是就地而言，不是就人群而言。据《史记》记载是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年）修的战国秦长城，很有趣的从该类型墓葬分布区的中间通过，说明秦惠王时置的乌氏县只是乌氏部族的一部份。秦始皇时长城北移，固原地区才全属北地郡。因为有长城之隔，所以乌氏不可能参加匈奴联盟。但《货殖列传》记载秦始皇时乌氏部族有个名倮的首领，善于和戎王做买卖，“畜至用谷量马牛”，可见该地畜牧业仍非常发达，但失去了较长距离转徙的游牧性质。
当时在甘肃庆阳地区的墓葬是义渠的遗存，[50]《史记·匈奴列传》说西戎中“义渠、大荔最强，筑城数十，皆自称王。”筑城定居当有一定农业水平。更不可能是游牧经济。义渠在秦昭襄王三十五年被秦所灭，逐渐融合到秦人之中。
冀北的代国是在赵襄子元年（前457年）被赵所灭。残余的狄人有一部分可能留在原地而渐被占领者的文化所同化。例如怀来北辛堡的墓，[51]便是战国中期受燕文化影响颇深的土著之墓。有的可能转徙东北，例如辽宁凌源五道河子墓中随葬多具军都山类型特有的短剑，可能是东进的狄人又融合了貊人文化的遗存。主要的一支向南迁徙，建立了中山国[52]
先被魏攻破，寻复国，国君曾相于魏。后屡受赵侵伐，前296年赵与齐、燕共灭中山，迁其君于肤施。早在建立代国的时期，狄人的上层就已深受赵、燕等国的影响，墓中常有中原式的青铜礼器。而且铸行了刀币（尖首刀）。[53]后来进一步融入燕、赵等国居民之中是很自然的事。
山西北部当时也有和军都山类存性质相似的遗存，但未经较大规模的科学发掘，仍有待进一步的田野工作。[54]
在北方长城地带的东段，夏家店上层文化之后，战国燕文化到达之前。在努鲁儿虎山以西又出现一段空白。目前有线索可以推测，以敖汉旗水泉墓地北区墓葬为代表的“水泉文化”可能会有更多的新发现。郭治中认为它最富特色的带耳叠唇罐是凌河文化的叠唇罐和长城地带中部地区流行的带耳陶器结合的产物。[55]它的经济类型可能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类似，但远不如夏家店上层文化兴盛。此外还有敖汉旗铁匠沟墓地A区的三座墓[56]为代表的有较强北方草原牧猎文化色彩的人群在这地区活动，是否即为东胡，尚待更多的发现方能断言。
燕文化在战国时期迅速向东北方扩张，《史记·匈奴列传》只写了秦开破东胡一事，而且具体年代不清楚。根据郑君雷对东周燕墓的全面分期研究，[57]现在可以确定战国中期较典型的燕人墓已出现于张家口、[58]朝阳[59]和赤峰，[60]最北到达沈阳。[61]这说明那时燕国不仅占有了原先代国的东部，而且已经占领了貊人的故地，以及努鲁儿虎山以西的东胡入侵过的地区。随后，燕人的农业定居文化便占据了燕长城沿线以东的广大地区。这时气侯虽仍处于相对干冷的时期，但具有先进的铁农具的农人，在这片土地上从事着比夏家店下层文化水平要更高的农业生产。
现今内蒙古中南部的崞县窑子、毛庆沟、桃红巴拉、呼鲁斯太、西园等墓地，应是文献中提到的林胡、楼烦、三（或作参）胡，以及文献中未记载的民族的遗存。其中提到的“胡”便是南下的北亚蒙古人了。其中毛庆沟墓地和饮牛沟墓地[62]的情况特别有意思：东西向的墓全部不殉牲畜头蹄，除了打成两段分置头足两处的中原式带钩外几乎没有其他随葬品，而南北向的墓则大多殉牲畜头蹄和各种北方系青铜器和其他北方长城地带常见的器物。这两种墓葬的颅骨特征也有所不同，[63]暗示东西向的墓有可能来自较南方地区。如果考虑到这两个处于蛮汗山南麓的墓地和处于北麓的崞县窑子墓地相距不远，而崞县窑子墓地的颅骨有北亚蒙古人种的特征，可知当时北方长城地带人群的多源性。
还应该注意的是，该地段是中原强国和南下的胡人反复争夺的拉锯地段。在这种情势下，北方长城地带的原有居民便不只是像前面所说的几个地段那样被战国列强征服而融合，而是倒向匈奴联盟，和匈奴认同。史载楼烦的情况就属于后一种。以河套之内为根据地的楼烦，本来不是匈奴。战国赵长城和秦代长城把它圈进了长城以南。在河套以北也开设郡县，进行农业殖民。这样，长城以南实际成为农牧交错地区。但楚汉相争之时秦长城失效，匈奴就“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史记·匈奴列传》），据《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记前198年“刘敬从匈奴来，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楼烦已冠以“匈奴”之名了。1979年在准格尔旗西沟畔发现的M3、M2[64]和1980年又发现的M4[65]正好代表了战国中期、战国晚期（也可能是秦？）、西汉前期的楼烦遗存。《匈奴列传》记前127年卫青“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楼烦余部也可能向北方转徙和匈奴其他部落会合。匈奴联盟中含有北方长城地带的原居民，这是匈奴后来分裂为南、北两大部的基本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战国中期开始，是一个中原各国向北方长城地带扩张势力，蒙古高原上来的北亚蒙古人种集团大批南下，使该地带原有居民或被中原各国同化，或投向“胡”人方面的大动荡、大分化时期。在战国早期这个地带虽然文化上已经有相当的一致性，但经济形态上还并没有全盘游牧化，而南下的游牧人在占居这个地带时，反而有转向有较固定据点的半定居放牧形式。以崞县窑子墓地的情况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个墓地的墓主不仅颅骨有北亚人种的特征，而且铤部劈裂为燕尾式的骨镞也是北方长城地带前所未见的，说明他们是外来的人群。除被破坏而情况不明的墓外，墓中都发现殉牲，而且以羊为主，山羊绵羊各半，符合发达的游牧经济的畜种结构。但女性墓中的M8殉牛1、猪5、狗5，M19殉牛1、猪10、狗6。还有两座有殉牛的墓也都是女性墓。这说明移动性较弱的牛是由女性牧养的，而移动性更差的猪也是由女性在相对固定的基地中饲养的（猪也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放牧）。这已经不是典型的游牧经济了。
只是在这种大分化和大动荡之后，长城总体上进一步向北推移，在长城之外才形成了一个文化上更为统一，基本上是纯游牧的文化带。但同时也开始了游牧人对长城以南地区的反复入侵，于是，北方长城地带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1] 邵时雄、刘海坤：《中国晚更新世晚期以来古生态地质环境分区特征》，《中国北方晚更新世以来地质环境演化与未来生存环境变化趋势预测》，地质出版社，1999。
[2]
[3] 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考古学报》1988年3期。
[4] 李水城：《中国北方地带的蛇纹器研究》，《文物》1992年1期。50-57页。
[5] 韩嘉谷：《花边鬲寻踪——谈我国北方长城文化带的形成》，《内蒙古东部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又收入《北方考古研究（四）》，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141-152页。
[6] 韩嘉谷等：《蓟县张家园遗址青铜文化遗存概述》，《考古》1993年4期。
[7] 林沄：《释史墙盘铭中的“逖謯（去言）髟”》，《陕西博物馆馆刊》第1辑，三秦出版社，1994。又载《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174-183页。
[8]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山戎文化考古队：《北京延庆军都山东周山戎部落墓地发掘报告》，《文物》1989年8期。
靳枫毅：《军都山山戎文化墓地葬制与主要器物特征》，《辽海文物学刑》1991年1期。
[9] 林沄：《关于中国的对匈奴族源的研究》。375页。
韩嘉谷：《燕国境内诸考古学文化的族属探索》（1995），《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专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245-247页。-
[10] 俞伟超：《古代“西戎”和“羌”、“胡”考古学文化归属问题的探讨》。182-183页。
[11] 林沄：《从张家口白庙墓地出土的尖首刀谈起》（2001年在太原召开的先秦货币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待刊）
[12] 尹盛平：《西周蚌雕人头像种族探索》，《文物》1986年1期。
[13] 韩康信：《新疆孔雀河古墓沟墓地人骨研究》，《考古学报》1986年3期。
[14] 韩康信：《新疆哈密焉不拉克古墓人骨种系成分之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3期。
[15] 陈靓：《鄯善苏贝希青铜时代墓葬人骨的研究》，《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系建系十周年
纪念文集》，知识出版社，1998年。
[16] 韩康信：《新疆阿拉沟古代丛葬墓人骨的研究》，《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
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
[17] Э.А.Новгородова Дреаняя Монголия М. 1989..311-315页。
[18] 水涛：《从周原出土蚌雕人头像看塞人东进诸问题》，《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1。
[19] G.Philip New Light on North Mesopotamia in the Earlier Second Millennium B.C.Metalwork from the Hamrin Iraq LⅦ 1995. 图4：1-7。
[20] 姚生民：《陕西淳化县出土的商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6年5期。图四：1、9-11。
[21] 同注11。图9：1-4。
[22] 钟少异：《试论扁茎剑》，《考古学报》1992年2期
张天恩：《中原地区西周青铜器短剑简论》，《文物》2001年4期。
[23] L.V.Berghe La Chronologie de la Civilisation du Pusht-Ⅰ Kuh, Luristan. 1972
[24] Д.Цевэндорж Чандмань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Археология и Этнография Монголия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78.伏尔科夫称为“乌兰固木文化”。
[25] J.Davis-Kimball, V.Bashilov, etc. Nomads of Eurasian Steppes in the Early Iron Age
Berkeley 1995. （由伏尔科夫执笔的第20章“蒙古的早期游牧人”）
[26]Э.А.Новгородова Дреаняя Монголия М. 1989. 188、189、193页的插图。
[27]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考古》1976年4期。
[28] 林沄：《关于青铜弓形器的若干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论丛（2）》，1980。
林沄：《再论挂缰钩》，《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系建系十周年纪念文集》，知识出版社，1998。
（以上两文均已收入《林沄学术文集》）
[29] 石璋如：《殷墟最近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1947。
[30] 水涛：《论新疆地区发现的早期骑马民族文化遗存》，《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1。
[31] Э.А.Новгородова Древнейшие иэображения колесниц в горах Монголиию СА.1978， №4. 图26。
[32] 杜正胜：《欧亚草原动物文饰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之考察》，《中央研究院因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四本第二分，1993。
[33] 林沄：《早期北方系青铜器的几个年代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后收入《林沄学术文集》。
[34] 同注？，图七：5-7。
[35] 林沄：《中国东北和北亚草原早期文化交流的一些现象》，（韩国）《博物馆纪要》12，檀国大学校中央博物馆，1997年。
[36] 杨建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
[37]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固原杨郎青铜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93年1期。
[38]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彭堡于家庄墓地》，《考古学报》1995年1期。
[39] 刘得祯等：《甘肃庆阳春秋战国墓葬的清理》，《考古》1988年5期。
[40]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包头西园春秋墓地》，《内蒙古文物考古》1991年1期。
[41] 田广金：《桃红巴拉的匈奴墓》，《考古学报》1976年2期。
[42] 塔拉等《呼鲁斯太匈奴墓》，《文物》1980年7期。
[43]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毛庆沟墓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
[44]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凉城县崞县窑子墓地》，《考古学报》1989年1期。
[45] 张家口文管所等：《河北宣化县小白阳墓地发掘报告》，《文物》1987年5期。
[46]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延庆军都山岽周山戎部落墓地发掘纪略》，《文物》1989年8期。
靳枫毅：《军都山山戎文化墓地葬制与主要器物特征》，《辽海文物学刊》1991年1期。
[47] 王明珂：《匈奴的游牧经济：兼论游牧经济与游牧社会政治组织的关系》，《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四本，第一分，1993。
[48] 杨建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
[49] 罗丰：《固原青铜文化初论》，《考古》1990年8期。
林沄：《关于中国的对匈奴族源的考古学研究》。
[50] 同上注
[51]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怀来北辛堡战国墓》，《考古》1966年5期。
[52] 郑绍宗：《略谈战国时期中山国的疆域问题》，《辽海文物学刊》1992年2期。
[53] 林沄：《从张家口白庙墓地出土的尖首刀谈起》（2001年6月在太原召开的中国先秦货币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待刊）。
[54]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浑源县李峪村东周墓》，《考古》1983年8期。
山西忻州地区文物管理处：《原平县刘庄塔岗梁东周墓》，《文物》1986年11期。
忻州地区文物管理处等：《山西原平刘庄塔岗梁东周墓第二次清理简报》，《文物季刊》1998年1期。
[55] 郭治中：《水泉墓地及相关问题之探索》，《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科学出版社，2000。
[56] 邵国田：《敖汉旗铁匠沟战国墓地调查简报》，《内蒙古考古与文物》1992年1、2期合刊。
[57] 郑君雷：《战国时期燕墓陶器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2001年3期。
[58] 张家口市文管所等：《张家口市下花园区发现的战国墓》，《考古》1988年12期。
[59] 辽宁省文物普查训练班：《1979年朝阳地区文物普查发掘的主要收获》，《辽宁文物》第1期，1980。
[60] 张松柏：《赤峰市红山区战国墓清理简报》，《内蒙古考古与文物》1996年1、2期合刊。
[61] 金殿士：《沈阳市南市区发现战国墓》，《文物》1959年4期。
[62]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凉城饮牛沟墓葬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第3期，1984。
[63] 朱泓：《内蒙古凉城东周时期墓葬人骨研究》，《考古学集刊》7，科学出版社，1991。
[64]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等：《西沟畔匈奴墓》，《文物》1980年7期。
[65]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等：《西沟畔汉代匈奴墓地调查记》，《内蒙古考古文物》创刊号，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