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位于东亚，巍峨的崇山峻岭和延绵的戈壁沙漠把中国与欧亚大陆的西部地区隔离开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明是在完全封闭的状态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相反，自古以来，中国与西方一直在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这些交流不仅见诸文献，而且还反映在考古学上。经过考古工作者长期的艰辛工作，中国境内发现了不少西方制造或与西方有关的文物古迹，它们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物证。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先秦至公元3世纪左右有关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文物古迹及相关内容作一概述。[1]

一、 纺织品

20世纪前期，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我国新疆楼兰发现了一块彩色缂毛残片，时代为东汉晚期。在这块羊毛织成的纺织品上，残存着“十足希腊罗马式图案的赫密士（Hermes）头部”（插图1）。[2]赫密士（又译作赫尔墨斯）是古希腊神话中一个多才多艺的神，他掌管贸易、旅行、竞技等（插图2）。赫密士还是众神的信使，为神祗们传递信息。他的标志是手持双蛇杖（caduceus）。在有些现代世界的一些国家中，这种双蛇杖依然作为医生或医学的一种象征，如美国军医部队（U.S. Army Medical Corps）就以此为标志。在斯坦因所发现的这块羊毛织品残片上，可以看到比较完整的双蛇杖图案。这块彩色缂毛织物，应当是从地中海地区输入的。
新中国建立后，在新疆发现了许多毛织品。有学者在对这些毛织品进行研究后认为，其中的普通毛织品是当地土产的，而高档毛织品则来自葱岭以西地区。这些外来的高档毛织品都是在丝绸之路所经的遗址中发现的，它们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是栽绒织物，其组织结构如地毯。此类毛织物如果按照栽绒织扣方法进行区分的话，可以分作三式：结吉奥狄斯（Ghiordes）扣，结生纳（Senna）扣，结半环形扣。吉奥狄斯扣起源于现在土耳其的西部，生纳扣起源于伊朗的西北部，半环形结扣的发源地则不清楚。第二类是毲织物，其织造工艺为局部挖织花纹。这种毲织工艺的发祥地是小亚细亚，波斯语称其为gilim，汉代中文文献所说的毛织物“罽”很可能与此波斯语有关。研究表明，新疆出土的外来毛织品并非来自一个产地，而是产自中亚、西亚以及地中海周围的不同地区。例如从这些毛织品的题材及风格上来看，有的是两河流域风格的狮形图案，有的则是希腊风格的马人图案。再如，第一类栽绒织物结扣方式的多样性，也说明了这些毛织物的多种来源。[3]
在这些外来毛织品中，不乏珍品。最著名的有1984年新疆洛浦县山普拉墓地1号墓中出土的一件彩色毛织壁挂，时代为公元1-2世纪（相当于东汉时期）。[4]这件壁挂出土时已被剪成四块，缝制成一条裤子。左裤腿上是一个倒置了的武士像，右裤腿上有人首马身图案。复原后应为一块大型壁挂，右裤腿原是壁挂的上部分，左裤腿则为下部分（插图3，插图4）。壁挂上部分的人首马身图案，实际上是希腊罗马神话中的马人（Centaurs，插图5）。整幅图案洋溢着希腊艺术的风格：“高耸的鼻梁几乎与额头垂直，飘动在肩头的兽（狮？）皮隐喻着勇敢，手中的号角象征着对自己荣誉的宣扬，马的四蹄也与中国传统摆法不同；马人四周的菱格图案，却带着西域韵味。”[5]壁挂下部的武士右手握矛，立体感很强。虽然目前还不能确定这个武士像所包含的意义，但它显然具有希腊文化的特征，特别是与前面提到的斯坦因从楼兰所获彩色缂毛残片上的赫密士头像相似。山普拉古墓出土的这块彩色壁挂，由20多种颜色的细毛线织成，是一块采用局部挖织法织成的缀织物。
1995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尉犁县营盘遗址清理发掘了一个汉晋时代的大型墓地，获得文物约400件。营盘遗址在汉代属于墨山国（又称“山国”或“山王国”），位于古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上，这里出土的文物，既有来自中原的丝织品，又有产于中亚、西亚的装饰品，有的甚至还来自地中海地区，充分反映了古代东西方文化的交融。
在营盘墓地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5号墓，时代为东汉中晚期。[6]此墓的木棺外盖着一条长方形彩色狮纹栽绒毛毯，残长312厘米、宽178厘米。毛毯的主体是一头伏卧的雄狮，狮头侧视，神态和善，富于动感。整个毛毯充满西方艺术风味。
棺内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性，脸上覆盖着麻质人面形面具（插图6）。死者身上穿着一件红地对人兽树纹罽袍（插图7，插图8）。这件罽袍基本完好，色泽鲜丽，图案精美，堪称稀世珍品。罽面上每一区由六组图案构成，每组图案之间则是长满果实的石榴树。第一、二、四、五组为人物，都是裸体的男子，高鼻大眼，头发卷曲，是典型的欧罗巴人。他们两人一对，或持盾挥矛（剑），或单手刺击，栩栩如生。特别是他们的肌肉被夸张地隆起，更使画面充满力量与生气。第三组是牛，第六组为羊。这两组动物造型生动，姿态活泼。整个图案把希腊艺术与中亚、西亚艺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令人叹为观止。这件罽袍应当是西方所产的。身穿此袍的墓主，原有学者认为是墨山国贵族。[7]但墓地的发掘者认为：“M15不见墓地流行的木器、羊骨等为组合形式的随葬品。死者面罩面具、随葬冥衣、四肢缠帛等习俗也是独一无二的。墓主人服饰华丽，其外袍纹样带有浓厚的希腊化艺术风格。棺外覆盖具有异域特色的狮纹毯。15号墓十分独特的资料，显示出墓主人生前特殊的身份。联系营盘在丝绸之路上的位置以及汉晋时期丝路沿线文化交流、贸易往来的历史背景，推测墓主人可能是一位来自西方从事贸易的富商”。[8]
在新疆，除了出土一些西来的毛织品外，还发现了外来的棉织品。1959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新疆民丰县古尼雅遗址中发现了一座东汉晚期（公元2世纪）的墓葬，墓中出土了两块蓝白印花棉布的残片，这是我国目前所知的最早的棉布（插图9）。[9]其中有一块棉布中心部分已经缺失，只能见到半只赤裸的脚，一段狮尾。所幸的是，在它的左下角有一个大约32厘米见方的方框，框内画有一个半身女神像。女神胸怀袒露，侧身斜视，神情安详恬静，身后有圆形光环。她的颈上及臂上都有装饰品，手中持有一个角状长筒容器，容器内盛满了果实。这个女神最初曾被当作是佛教中的菩萨像，这块棉布也曾被看成是从印度输入的。[10]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解释。有的认为此图系希腊风格，图中的角状容器并非佛教的法器，而是希腊神话中的丰饶之角；[11]图中的女神不是佛教中的菩萨，而是希腊神话中的丰收女神堤喀（Tyche）；也有的认为她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该亚（Gaea）与谷物女神得墨忒耳（Demeter）的混合体。另有学者提出这幅图案的主题本应是中亚与西亚风格的狮子，只是已经残缺了；图中的女神应是波斯女神。最近有学者通过与贵霜王朝金币上的图案进行对比，认为棉布上的女神应是中亚的丰收女神阿尔多克洒（Ardochsho），这样，我国的棉织品最早应是东汉时期从贵霜传入的。[12]

二、 金银器等

建国后在我国还发现了一些西方所制的金银器皿。1978年至1980年，山东省考古工作者对位于淄博市郊的西汉齐王墓进行了发掘，在一号随葬坑中出土了一个保存较好的列瓣纹银盒（插图10）。[13]此盒高11厘米，口径11．4厘米。
1983年，在广州象岗山发现了南越王之墓。[14]墓中发现了三支非洲象牙，其中最大的一支为126厘米长。在一个漆盒里残存着26克的红海乳香，呈树脂状。这些来自异域的文物，充分说明了广州通过海上航线与印度洋地区的贸易联系。墓中还发现了一只列瓣纹银盒，出土时里面还藏有药丸。南越王墓中的这个银盒高10．3厘米，口径13厘米，形状与山东齐王墓出土的银盒极其相似（插图11）。
上述西汉齐王墓与越王墓中出土的两件银器，都是用锤揲技法在表面打压出相互交错的列瓣纹，这与中国当时用陶范或蜡模铸造纹饰的工艺传统完全不同，显然是外来器皿。但对于这种器皿的原产地，尚有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这种器皿通称为Phialae，其技术源流可以上溯到两河流域的古亚述，盛行于古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4世纪），并在安息统治时期继续发展。由于我国出土的两件汉代银盒与安息的同类银器几乎完全相同，所以它们应当是通过海路从中亚的安息输入的。[15]但也有学者认为，这种银盒应是罗马人的器物，山东齐王墓和广州越王墓中的这两个银盒可能来自罗马，经海路传入。[16]
据研究，山东齐王墓的下葬时代约为公元前179年，广州越王墓的下葬时代约为公元前122年。不管这两座坟墓中发现的银盒其原产地是中亚的安息还是地中海地区的罗马，它们都有力地证明，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与印度洋地区之间的海上交通线就已经存在了。有意思的是，这两件来自域外的银盒传入中国后，中国人又按照自己的使用习惯以及审美标准对它们进行了改装，在银盒下面加上铜圈足，使之成为中国人所熟悉器皿——豆。这种“土洋结合”的豆，正体现了古代中西文化的交融。
1988年，在甘肃省靖远县北滩乡一个农舍的房基下发现了一只鎏金银盘（插图12）。此盘高4．4厘米，直径31厘米，重3180克。[17]盘中的图案可以分为三层。最外面的一层是相互勾联的葡萄卷草纹。每颗葡萄中心都有一个小凹点。葡萄的花下叶底还若隐若现地刻划着29个姿态各异的昆虫飞鸟，如鹦鹉、蚱蜢、蜥蝎、蜗牛、蜜蜂等。第二层被分成了12个单元，在每个单元中，左侧为一个动物，右侧为一个神头像。最里面的一层直径为9．5厘米，上体为一个青年男神，头发卷曲，上身裸露，肩扛“权杖”，倚坐在一头威武的动物上。
这只充满西方情调的银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兴趣。这个银盘的最初研究者初师宾认为银盘第二层的12个神像应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奥林匹斯山十二神”：太阳神阿波罗、月神阿耳忒弥斯、天帝宙斯、处女神雅典娜、海神波塞冬、天后赫拉、火神赫淮斯托斯、谷神得墨忒耳、战神阿瑞斯、美神阿芙洛狄忒、使者神赫尔墨斯、春神帕尔赛芙涅。初师宾的这个考证，已为其它学者所接受。对于盘子正中的那个男神，初师宾认为此神“可能是阿波罗，也可能是酒神巴卡斯或希腊神话中别的人物”。初师宾还推测，此盘的“时代约在4～5世纪，最晚不过6世纪前半期；其产地大约不会超出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后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银盘正中的男神应当是罗马神祗巴卡斯(Bacchus)，此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至于这个银盘的产地，有人认为是公元2～3世纪罗马东方行省北非或西亚，也有人认为是公元3～4世纪罗马帝国东部行省所产。1997年，我国学者林梅村释读出这只银盘上的一行大夏文铭文，其意为“价值490斯塔特”或“价值490金币”。这样，林梅村认为这个银盘应当是大夏银器。他写道，甘肃靖远发现的这个充满希腊罗马艺术风格的银器表明“公元5世纪末至6世纪初希腊文化仍为大夏文化主体”。[18]
这里，附带介绍一下有外国铭文的铜饼与铅饼。
早在解放前，就发现了几件这类铜饼，其形状为一面凸起，上面有像龙一样的纹样；另一面凹下，周围铭有外国字。可惜这些铜饼的出土地点情况不清，无法判定其时代，而且其中还有一些是后人仿制的伪品。[19]建国后，又有一些被发现。1965年，西安西北汉代长安城内出土了一只陶罐，内有带铭文的铅饼共13枚。[20]1973年，陕西省扶风县姜塬又出土了两枚这样的铅饼，“结合这个遗址中出土的其他文物来看，其上限不会早于西汉晚期，下限不会晚于东汉晚期。”[21]1976年，甘肃省灵台县发现了274枚同类铅饼，总重量达31806克（插图13）。[22]
对于铜饼与铅饼的来历，目前尚有不同的看法。20世纪中期，德国的密兴黑尔芬（O. Maenchen-Helfen）提出，在希腊化时代与罗马时代，铸印在西亚古钱上的文字是希腊文，但这些希腊文在仿抄过程中，由于仿抄者不懂希腊文而失真走样。他还进一步认为，中国发现的这些铜饼是中国匠人铸造的，上面的铭文是中国人所仿抄的失真的希腊文。但夏鼐认为，这些铜饼不可能是在中国铸造的，而应来自西域。因为汉魏时代的中国“没有仿抄外国铭文的先例，并且也想不出他们当时为着什么要这样仿抄”；铜饼上的图案与汉代的纹饰不同；“汉代没有铸造过这种样式的铜币，并且当时也不会铸造完全是外国字铭文的货币”。[23]近来，我国学者林梅村认为，这些铜饼和铅饼上的铭文应当是用草体希腊文拼写的中古伊朗语。公元1世纪前期，贵霜王朝建立，公元2世纪中叶以后，贵霜内乱不已，境内的大月氏人大量地流亡东方，进入东汉避难。我国出土的这些铭有草体希腊文的铜饼与铅饼，很可能就是流寓到中国的贵霜大月氏人在三辅（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中部地区）及其西邻地区频繁活动留下的遗物。[24]

三、 玻璃器

早在公元前5千年代，两河流域就已开始把玻璃用作釉面涂料。到了公元前1500年左右，两河流域北部出现了由玻璃器制成的器皿。玻璃制作技术很快传到了埃及等地。[25]古代埃及与地中海沿岸地区的玻璃以钠钙玻璃为主，直到19世纪后期才出现含氧化钡的玻璃。在中国，至迟在战国时期已经能够制造玻璃。但与西方不同，中国古代玻璃以铅玻璃为主。在战国至汉代的中国自制玻璃中，铅、钡的含量都较高，这在西方是没有的。
就目前的材料而言，我国境内所发现的最早的玻璃属于春秋末战国初（公元前5世纪前期）。中国早期玻璃器主要有：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中的料珠，[26]河南辉县琉璃阁出土的吴王夫差剑格上的镶嵌玻璃块，[27]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格上所嵌的玻璃块，[28]云南李家山22号墓出土的六棱柱形琉璃珠，[29]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发现的料珠[30]，山东临淄郎家庄出土的料珠，[31]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发现的料珠，[32]山西长冶分水岭270号墓出土的料珠与琉璃管，[33]等等。
在这些早期玻璃器中，有许多俗称为“蜻蜓眼”的镶嵌玻璃珠，其直径一般在1—2厘米左右。这种镶嵌玻璃珠在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湖北曾侯乙墓、河南淮阳平粮台等地都有发现（插图14）。这种小巧精美的玻璃珠，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工艺，把几种不同色彩的玻璃嵌在一颗单色玻璃珠上制成的。在已出土的镶嵌玻璃珠中，有一些无疑是从西方输入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几点。1、镶嵌玻璃珠最早出现于西方，早在公元前1千年代初，地中海地区就已经能够制造这种玻璃珠，而它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则要晚几百年。2、在西方，从单色玻璃到彩色玻璃再到镶嵌玻璃珠，经过了一千多年漫长的历程，其发展序列基本上是完整清楚的。但在中国，则不存在着这样一个发展序列。中国的镶嵌玻璃珠与单色玻璃是同时出现的，显得非常突然，因此其来源应当在西方。3、中国的镶嵌玻璃珠不仅在工艺与外形上与西方的相似，而且，有的在化学成份上也与西方的相同。例如，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中的镶嵌玻璃珠属于西方的钠钙玻璃，不含铅钡，[34]而铅钡玻璃正是中国早期自制玻璃的基本特征。4、这些早期镶嵌玻璃珠都出现在贵族大墓中，说明它非常罕见，只有少数大贵族才能得到。有学者还进一步认为，中国本土的玻璃制造业，也是在外来镶嵌玻璃珠的影响下产生的：“镶嵌玻璃珠传到中原地区后，受到上层贵族的喜爱，这种社会需求促进了匠人利用当地的原料进行仿制。最迟在战国中期就成功地用氧化铅或氧化钡代替自然纯碱制造出铅钡玻璃，并将早期单纯同心圆纹饰发展为与其它几何纹饰相结合，创造出世界上最漂亮的镶嵌玻璃珠。由于中国还未发现过早于春秋末战国初的玻璃制品，所以可以说，随着镶嵌玻璃珠的传入和仿制，中国诞生了玻璃制造业。”[35]
还有学者认为，除了镶嵌玻璃珠外，春秋战国时期的还有一些玻璃器也是从西方传入的。例如分析表明，河南辉县出土吴王夫差剑上的玻璃块是硅酸钙玻璃，湖北江陵所出越王勾践剑上的玻璃是钾钙玻璃，都不属于中国自制的铅钡玻璃系统，“很可能是从国外输入的。”[36]再如，云南李家山出土的六棱柱形琉璃珠“在云南其它地区尚未发现，也不见于我国内地”，因此有可能是从埃及或西亚经印度输入的。[37]
古代中国的玻璃制造业自战国时代开始不断发展，与此同时，流入中国的西方玻璃器也在逐渐增多。关于流入中国的西方玻璃器，早在20世纪前期就有所发现。斯坦因认为他在和阗找到的一颗彩色镶嵌玻璃珠是典型的西方产品，它在罗马帝国中很常见。[38]此外，据说在河南的一座汉墓中也曾发现过一只产自埃及亚历山大的玻璃瓶，上面的图案为雅典娜的头像。[39]
新中国成立后，各地陆续发现了一些来自域外的玻璃器，有学者对此还进行了全面认真的研究。[40]西汉时期，比较著名的外来玻璃器有广州横枝岗2061号汉墓出土的三只玻璃碗。[41]这三只玻璃碗出土时已经破碎，复原后基本相同，都为广口圆腹的平底碗，深蓝半透明，口径10．6厘米，底径4厘米，模制成型（插图15）。其中一只碗经定性分析后表明是钠钙玻璃。这三只碗的制作方式类似于公元前1世纪地中海南岸所制的罗马玻璃。横枝岗2061号墓属西汉中期（公元前1世纪），墓中所出的这三只玻璃碗可能是目前所知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罗马玻璃器皿。
在东汉时期的外来玻璃器中，主要有1980年江苏邗江县甘泉2号汉墓出土的玻璃残片（插图16）。[42]据推测，此墓的年代为公元67年。墓中发现了三块玻璃残块，是紫黑色与乳白色相间的透明体，复原后应为外壁饰有辐射形凸棱的钵。此种器形常见于地中海地区，而在国内极为少见。这件玻璃器是用搅胎装饰技法制成的，即先把熔化了的紫红色玻璃液和白色玻璃液混合在一起，然后进行搅拌，最后灌模成型。这种制作技法流行于地中海地区，我国所出古代玻璃器皿中采用此种技法的仅此一件。经过化学分析，这件玻璃器不含铅，不属于中国自制的铅玻璃系统，而是属于西方的钠钙玻璃系统，其化学成份与罗马玻璃相符。由于上述这些原因，这件玻璃器被普遍认为是罗马玻璃，通过海上路线传入我国。
公元前1世纪，地中海东部沿岸的工匠发明了玻璃吹制技术，制造出了美丽的球形玻璃器皿。[43]西方用吹制法制成的玻璃器也传入了中国。1987年，在洛阳东郊的一座公元2世纪东汉墓葬中出土了一只相当完整的长颈玻璃瓶。此瓶呈黄绿色，半透明，器表通体缠绕着白色条饰，其口径为4厘米，腹径7．5厘米，高13．6厘米。这只玻璃瓶造型优美，是典型的罗马搅胎吹制玻璃器。1992年，这只玻璃瓶与其它一些珍贵文物一起曾被送到日本展出。[44]
在我国出土的汉代玻璃器中，还有一部分是钾玻璃，它既不同于西方的钠钙玻璃，也不同于中国特有的铅玻璃。在这些钾玻璃中，有一部分可能是从印度等地输入的。因为一方面，这些钾玻璃与印度等地发现的玻璃在成份上相似，另一方面，我国出土的钾玻璃基本上分布在广东、广西等南方沿海地区，具有与印度等地进行海上往来的条件。当然，其中也有一些钾玻璃可能是中国自制或在外来影响下自己生产的。[45]

四、小件饰物

在我国，还发现了一些与西方有关的小件饰物及工艺品。
在西方，有一种非常精美的多面体金珠。其制作工艺被称为焊珠工艺（granulation），即先用一种粘合性焊剂把金粒固定在器表上，然后加热焊接。此种工艺最初出现在公元前4千年代两河流域的乌尔第一王朝时期，后流行于埃及、希腊、波斯等地，亚历山大东侵后传入印度。用焊珠工艺制作多面体金珠，则可能发源于迈锡尼时代（公元前1600－公元前1100年）的希腊。由于西方发现的金珠都是十二面体的，所以被称为“十二面金珠（dodecahedron）”。这类多面体金珠在我国也有发现。不过，我国不仅发现过12面的金珠，还出土过14面的，所以国内有人将此定名为“多面金珠”。我国出土多面金珠的地点主要有：
1959年，在湖南长江五里牌9号东汉墓中发现了11件“球形饰”（插图17）。发掘简报说“其中有四件是以十二个小金丝环相粘而成。环与环之间的空隙处，又粘有三颗小圆珠，以使其更加美观。又五件，先制成一小金球，再饰金丝纹，缀以珠饰；另一件，其制作虽与前者相同，但粘制更为精美，不管怎样看，珠饰与珠饰之间，纵横成行，井然有序。还有一件，为镂空多角形，极工整。”[46]
1980年，在江苏邗江县甘泉镇的东汉墓葬中发现了一件“空心金球”（插图18）。原报告称：此物“用两个较大的和十二个较小的金圈拼焊成24个角的空心球。然后在金圈相接的24个空当处，再各用四粒细如菜籽的小金珠堆焊出24个尖角。直径1．3厘米，重2．7克”。[47]
1983年，广州南越王墓中出土了32枚小件金花泡饰，上面焊有极小的金粟粒（插图19）。这些金花泡饰也是用焊珠工艺制作的，应是西方的工艺品。
由于这种十二面体的金珠在巴基斯坦、印度东部沿岸、越南南部的奥高遗址都有发现，而且在我国也多发现于长江以南地区，所以研究者认为这种金珠及其制造方法可能是从海路输入我国的。[48]但也有人指出，在我国发现的多面金珠中，“不排除有些是对西方原型作了改进的本土制品”。[49]
20世纪前期，斯坦因在我国新疆和阗发现了几颗石珠，上面有白色的花纹，斯坦因以为是填上去的。[50]后来，夏鼐指出，制作这种石珠的原料乃是肉红石髓（Carnelian），上面的花纹是经过一种特殊的化学腐蚀、加热处理后形成的，这种石珠应当称为“蚀花肉红石髓珠”。[51]解放后，我国许多地方出土过这种蚀花肉红石髓珠（插图20）。在云南共发现了两颗，一颗出自晋宁石寨山13号汉墓，另一颗出自江川县李家山春秋晚期的24号墓。[52]这种石珠在新疆也有发现，如1980年在新疆的楼兰古城中找到的一串料珠中，有三颗都饰有水波纹的蚀花。[53]蚀花肉红石髓珠在广州西汉后期墓葬中至少发现了两颗（插图21）。[54]此外，在四川发现过四粒“很像早期蚀花石珠”的“琉璃珠”，其中两粒“蚀花琉璃珠”是在重庆市区的西汉中期墓葬中出土的，另两粒出自四川巴县冬笋坝的战国船棺中。[55]
据研究，蚀花肉红石髓珠最早出现在公元前3千年代后期印度的哈拉帕文化中，后传播到西亚等地（插图22）。早期的花纹以圆圈纹为主要特征，我国云南李家山发现的即属此类。中期以十字纹或平行直线纹为特征，我国发现的大多为此种纹样。许多研究者认为，我国出土的这些蚀花肉红石髓珠，很可能是从西方输入的。[56]其主要根据是：蚀花肉红石髓珠最早出现在国外，并且是印度与西亚的主要产品；国内发现的蚀花肉红石髓珠在器形、纹饰上都与国外的同类产品相似，而与国内的珠饰不同；在国内发现的成千上万颗珠宝中，蚀花肉红石髓珠所占的比例极少，说明国内大概不会生产这种珠子，否则不会如此稀少；这类石珠通常只见于级别较高的贵族墓中，说明它是非常珍稀的泊来品，不是一般人所能享受得起的。
1969年，在江苏徐州的一座东汉墓葬中，发现了一只兽形鎏金铜砚盒（插图23）。在这件反映汉代工艺最高水平的稀见工艺品上，除了镶嵌着红珊瑚、蓝宝石外，还镶嵌着青金石。[57]在亚洲，青金石主要产于阿富汗，[58]自古以来因其美丽的色泽而被视作珍宝。徐州东汉墓所出鎏金铜砚盒上的青金石，说明至少在公元2世纪，青金石就已传入了中国。而且，由于江苏地处沿海，所以很可能是经海路传入的。

五、 艺术形象

中国发现的各种西方所制器物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明证，除此之外，在有些中国本土创制出来的器物中，也可见到中西文化交流的痕迹，其中最主要的是各种器物上的艺术形象。
狮子主要生活在非洲，在亚洲则主要分布在印度、伊朗等地，中原地区是没有的。有些中外学者认为，先秦时期，斯基泰人（即中国古代文献所说的塞人）曾入居我国新疆地区，他们使用的是印欧语系中的一种古老方言，把狮子称为sarvanai（形容词）、sarauna（抽象名词），这些词汇译成中文后就成了“狻猊”，所以先秦文献中的狻猊就是指狮子。至于中文中的“狮子”或“师子”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代，它是吐火罗A方言中表示狮子的词汇sisäk之音译。[59]
张骞通西域后，流入中国的西域特产猛增，其中包括狮子。《汉书·西域传》说：“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西域狮子进入中原地区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外国的朝贡，史书对此有多次记载。《后汉书·章帝纪》说，章和元年（公元87年）“月氏国遣使献扶拔、师子”；《后汉书·顺帝纪》说，阳嘉二年（公元）“疏勒国献师子、封牛”；《后汉书·西域传》说，安息国在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献师子、符拔”；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安息王满屈复献师子及条支大鸟，时谓之安息雀”。可见，汉代进入中原的狮子，主要来自葱岭以西地区。
随着狮子的传入，它逐渐成为中原地区的一个艺术题材。20世纪中期，在汉元帝（公元前76-公元前33年）渭陵遗址中发现了一批西汉玉雕，其中就有玉狮（插图24）。[60]在汉代画像石中也可见到狮子，例如河南南阳画像石中的狮子鬃毛竖立，雄健有力（插图25）。不过，可能是由于当时输入中国的狮子不多，匠人们不易看到，所以画像石上的狮子并不是非常逼真，有点像马。云南石寨山13号墓中出土过一件“二怪兽镂花铜饰物”（插图26），时代为公元前2世纪中期。仔细观察，实际上是两头相背而立的狮子，被四条蛇所缠绕。这种题材在中原及云南是不存在的，在古代伊朗却较普遍。有学者认为，“这件作品或许由当地人所铸，但构思却很可能来源于印度。”[61]
东汉时期，被称为天禄、辟邪的石雕在中国流行（插图27）。这两种灵兽到底是以什么动物为原型的呢？目前说法不一。有的认为它们与汉族古代传说中的麒麟有关，或者是从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翼兽发展而来的。[62]有的认为，天禄的原形是西域的叉角羚（antelope），辟邪则是西域的犀牛。[63]有的认为它们实际上是狮子的造型，当然也融合了一些中国固有的艺术观念。[64]虽然目前尚不能确定天禄、辟邪是否就是狮子的形象，但东汉时期开始流行狮子石雕则是无疑的。例如，山东嘉祥县武氏墓群石刻中，有一对石狮，东西相对，“东石狮高1．26、身残长1．58米，右前爪下按一卷曲小兽，除尾巴和右后足残损外，其余保存基本完好。西石狮高1．28、身残长1．48米，石狮残损较甚，尾部、左前足和右后足均残缺，嘴巴也略残。”这两头石狮子都昂首张目，粗壮威武（插图28）。从武氏石阙铭中可知，这两头石狮是在东汉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建造的。东汉之后，狮子这种外来的动物越来越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份，并且日益深入地渗透到日常生活中，一直延续到现在，例如今天的舞狮就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之一。
1995年，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在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古尼雅遗址中发现了大批珍贵文物，引起国内外的高度重视。在第8号墓中，发现了一块长18．5、宽12．5厘米的织锦，上面写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二行小篆汉字。此墓的年代大约为东汉末年至魏晋前凉时期，更可能是在魏晋前凉时期。[65]“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是中国古代的天文星占用语，此物无疑是中国制造的。[66]但是，就在这件代表中国丝织技术水平的织锦上，却出现了鸵鸟的图案，这就更使人叫绝了（插图29）。因为中国并无鸵鸟，这种体型巨大的鸟除了生活在非洲外，西亚的叙利亚、两河流域北部也有。[67]汉代中国人将鸵鸟称为“大鸟”或“安息雀”。张骞通西域后，西方国家将鸵鸟蛋及鸵鸟作为贡品送到中国。《史记·大宛列传》说，安息国就曾派出使臣“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后汉书·西域传》说，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安息王满屈复献师子及条支大鸟，时谓之安息雀”。《汉书·郊祀志下》还记载说，汉武帝在长安建造建章宫，“其南有玉堂、壁门、大鸟之属”，颜师古注曰：“立大鸟象也”，即把鸵鸟的石像安置于此。尼雅遗址所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上的鸵鸟图案，表明当时中国纺织工匠对鸵鸟这种西方动物已经比较熟悉。
自张骞之后，中原地区对中亚居民也有了一定的认识。《史记·大宛列传》说：“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目，多须髯。”这是汉族作家对中亚欧罗巴人种体质特征的一个比较准确的概括。后来西晋的张华还曾试图从自然环境的角度对不同种族的形成原因进行解释，他在论述“五方人民”时说：“西方少阴，日月所入，其土窈冥，其人高鼻深目多毛。”汉代之前，中原地区认为西方是各种鬼怪神灵出没的地方，西汉时期则已认识到西方生活着体质特征与汉民族不同的种族，这种认识上的进步，是张骞通西域之后东西方交通发展之结果。
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汉代，特别是东汉时期，有不少中亚居民来到中原。其中有外交使节，《史记·大宛列传》说“西北外国使，更来更去”；有自来安息等到国的僧人，他们在中在译经传教；[68]还有大量的难民，到中国来寻求安身之地；[69]当然也不乏商人与旅行者，《后汉书·西域传》这样写道：“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在这些外来人员中间，主要为欧罗巴人种，可能还有一些尼格罗人种。[70]
除了文献记载外，在汉代的各类艺术品中，也可见到一些外国人的形象。例如在广州汉墓中，有一些随葬的陶俑灯座，陶俑的特征为深目高鼻，体毛发达（插图30）。[71]“这些陶俑的特征同西亚和南洋群岛的人相似，反映了当时有少数西亚和南汉群岛的人，曾被商船贩运到广州后，沦为富有人家家奴的形象。”[72]
1975年底到次年初，贵州兴义县、兴仁县发现了一批东汉时期的墓葬。[73]其中的一个墓中出土了一件铜制的跪人灯，残高26厘米。跪在地上的人上半身袒露，手持灯插（插图31）。他头发卷曲，高鼻大眼，显然不是蒙古利亚人种。此外，在云南晋宁石寨山的西汉中期13号墓中，曾出土了一件非常著名的“双人舞盘铜饰物”，上面的两个跳舞的男子深目高鼻，与其它文物上的人物不同，所以有研究者认为其“疑来源于西方”（插图32）。[74]高鼻深目的人物，也可见于汉代的壁画中。1971年，在河北安平清理了一座东汉末年的大型多室砖室墓，墓中的彩色壁画生动地反映了主人生前的豪华生活。在此墓中室右侧室西壁的壁画上，“有一人深目高鼻，赤膊赤足，穿着黄色三角形短裤，举着双手，叉开两腿在表演”。[75]可惜壁画已经残破，这个人物看不太清楚。所有这些人物，不属于蒙古人种，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他们所代表的原型却无法确定。因为在汉代，许多非蒙古利亚人种的民族就生活在中原文明的边邻地区。因此，这些深目高鼻的胡人可能代表来自中亚地区的人，也有可能代表我国的少数民族居民。
在张骞之后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有一个内容就是西方杂技、魔术的传入，这在中国史籍中有多次记载。《史记·大宛列传》说，安息国的使臣“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类似的话也出现在《汉书·张骞列传》中：“大宛诸国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犛靬眩人献于汉。”颜师古注曰：“眩，读与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种树、屠人、截马之术皆是也，本从西域来。”可见，所谓的“善眩人”，相当于现在的魔术师或杂技演员。《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东汉安帝永宁元年（公元120年），东南亚的掸国国王向汉朝“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也。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来自大秦（罗马帝国）的魔术杂技在古代看来非常著名。《魏略·西戎传》也有这样的记载：大秦国“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缚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根据上述记载可知，汉代来自西方的魔术杂技主要有吐火、跳丸等。
在汉代的画像砖、画像石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类西方传入的杂技魔术。汉画像中有几幅表现吐火的画面。例如，在山东嘉祥刘村洪福院的汉代画像石中，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人蹲在地上，口中喷吐出火焰（插图33）。[76]不过，最为珍贵的是河南新野一块汉代画像砖上的吐火图（插图34）。图中有一个人头戴尖项帽，胡子很长，鼻子被夸张地画得特别高大，服饰也与汉人明显不同，是个典型的欧罗巴人。他的嘴巴前方有一道白光，像是从口中吐出的火焰。他的双手则在摆弄一个圆圈，很明显是在表演。我们无法知道这个外国演员是来自中亚还是来自更远的西亚，但这幅画像却是汉代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的生动物证。
在汉代画像砖、画像石中，跳丸是一种常见的场面，山东、河南、四川等地都有发现。表演者一只手将丸抛出，另一只手接住，并迅速传给那只抛丸的手，如此循环不绝，抛耍的球越多，则说明其技艺越高。在汉代画像中，有的演员可抛弄十来个球（插图35；插图36）。抛丸之戏我国先秦时代就有，《庄子·徐无鬼篇》说：“市南宜僚弄丸，而两家之难解。”在地中海地区，抛丸也是一种流行的杂技项目（参见插图4：5）。由于西方耍丸之技的传入，汉代的抛丸可能融合了外来的技艺。
在汉代的画像中，我们还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几张案几重叠在一起，演员倒立其上，并做出优美的造型，有时甚至在手中或头上顶托着碗等器皿，令人叫绝（插图36）。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类似的杂技表演。这种杂技被称为“安息五案”，此处的“安息”两字本身，就表明它是从西方传入的。当然，在汉代画像中我们看到，叠加在一起的案几往往不止五张，有时可多达十多张。“安息五案”一名虽然在现存的汉代文献中未发现，但在汉代之后的文献中却多次提到。东晋陆翽所著《邺中记》说：“（石）虎正会殿前作乐，高絙、龙鱼、凤凰、安息五案之属，莫不毕备。”[77]《太平御览》卷569引《梁元帝纂要》：“又有百戏，起于秦汉。有鱼龙曼延、高絙凤皇、安息五案、都卢寻橦”，[78]等等。

中国境内发现的各种反映古代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实物，有力地表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一直在不断地吸收外来先进的文化；在辉煌的中国文明中，融会了许多外来的文化因素。

[1] 对中国境内所出西方文物进行全面介绍的文章主要有徐苹芳：《考古学上所见中国境内丝绸之路》，《燕京学报》新一期，第291－334页；蔡葵：《我国出土的西亚古物及其相关问题》，《考古与古代史》，蔡葵著，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43－172页；孙机：《建国以来西方古器物在我国的发现与研究》，《文物》，1999年第10期，第69－80页。
[2] 斯坦因：《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向达译，中华书局、上海书店联合出版，1987年，第109页以及第六十五图。
[3] 武敏：《新疆近年出土毛织品研究》，《西域研究》，1994年第1期，第1－13页；《从出土文物看唐以前新疆纺织业的发展》，《西域研究》，1996年第2期，第5－14页。
[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馆：《洛浦县山普拉古墓发掘报告》，《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1979－1989）》，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
[5] 李吟屏：《洛普县山普拉古墓地出土缂毛裤图案马人考》，《文物》，1990年第11期，第72－74页。
[6]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15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1期，第4－16页。
[7] 林梅村：《墨山国贵族宝藏的重大发现》，《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林梅村著，三联书店，2000年，第194－209页。
[8] 同6。
[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民丰县北大沙漠中古遗址墓葬区东汉合葬墓清理简报》，《文物》，1960年第6期，第9－12页。
[10]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67页。
[11] 在希腊神话中，众神之王宙斯有个乳母名叫阿玛尔忒亚（Amalthaea）。有一种说法认为阿玛尔忒亚本身就是头母山羊。另一种说法则认为阿玛尔忒亚本是仙女，她用山羊的乳汁哺育了宙斯。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宙斯自己折断了母山羊的一只角，并赋予这只角以神奇的力量。这只山羊角后来成了无穷的财富和丰饶之象征，通常被称作丰饶之角（cornucopia）。参见W. Smith, Everyman’s Smaller Classical Dictionary, J. M. Dent & Sons LTD, 1956, p. 21.
[12] 孙机：《建国以来西方古器物在我国的发现与研究》，《文物》，1999年第10期，第69－80页。。
[13] 山东省淄博市博物馆：《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第223－266页。
[14]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15] 孙机：《凸瓣纹银器与水波纹银器》，《中国圣火》，孙机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39－155页。
[16] 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316—317页。
[17] 初师宾：《甘肃靖远新出东罗马鎏金银盘略考》，《文物》，1990年第5期，第1－9页。
[18] 林梅村：《中国境内出土带铭文的波斯和中亚银器》，同16，第157－177页。
[19] 夏鼐：《外国字铭文的汉代（？）铜饼》，《夏鼐文集》（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9页。
[20] 夏鼐：《西安汉城故址出土一批带铭文的铅饼》，同19，第10－11页。
[21] 罗西章：《扶风姜塬发现外国铭文铅饼》，《考古》，1976年第4期，第275－276页。
[22] 灵台县博物馆：《甘肃灵台发现外国铭文铅饼》，《考古》，1977年第6期，第427－428页。
[23] 同19。
[24] 林梅村：《贵霜大月氏人流寓中国考》，《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林梅村著，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33－67页。
[25] S. Frank, Glass And Archaeology, Academic Press, 1982, p. 17.
[26] 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组：《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第1－8页。
[27] 崔墨林：《河南辉县发现吴王夫差铜剑》，《中原文物》，1981年特刊，第***页；《吴王夫差剑的研究》，《文物》，1976年第11期，第****页。
[28] 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文物》，1966年第5期，第33－39页。
[29]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第****页。
[30]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博物馆等：《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1982年，第178页。
[31]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临淄郎庄一号东周殉人墓》，《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第＊＊＊页。
[32]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423-425页。
[33]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晋东南工作组等：《山西省长冶分水岭267、270号东周墓》，《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第＊＊＊页。
[34] 张福康等：《中国古琉璃的研究》，《硅酸盐学报》，第11卷第1期（1983年3月），第67－76页。
[35] 安家瑶：《镶嵌玻璃珠的传入及发展》，《十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第351－365页。
[36] 高至喜：《论我国春秋战国的玻璃器及相关问题》，《文物》，1985年第12期，第54－65页。
[37] 张增祺：《战国至西汉时期滇池区域发现的西亚文物》，《思想战线》，1982年第2期，第82－87页；
[38] 奥雷尔·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第一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5、74页，图见该书第四卷图版IV。
[39] 对于这只玻璃瓶，不少人依据罗斯托夫所著《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进行过介绍，但说法不一。现将此书修订版中的有关记载翻译如下，以正讹传：“早在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所产的玻璃器就被输往印度，并从印度输入中国。多伦多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馆（Royal Ontario Museum）就曾搜集到一只精美的亚历山大玻璃瓶。此瓶是在中国（河南省的一座古墓中）发现的，无疑属于希腊化时代（参见J. Pijoan, Burlington Magazine, 41, 1922, pp.235ff.）。这只刻有若干圆形装饰图案（其中一个图案是雅曲娜的头像）的玻璃瓶，系用模制法制成，而不是用吹制法，此种制作方法表明其制造时代不可能晚于公元前2世纪。此外，在华盛顿的富利尔（Freer）美术馆藏有一只漂亮的汉代青铜龙头，镶嵌在龙眼中的两颗玻璃珠显然也是亚历山大产品。”M. Rostovtzef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57, Vol. 2, p. 576.
[40] 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第413－447页；《中国的早期（西汉—北宋）玻璃器皿》，《中国古玻璃研究：1984年北京国际玻璃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千福熹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第86－104页。
[41]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上册，第239页。
[42] 南京博物院：《江苏邗江甘泉二号汉墓》，《文物》，1981年第11期，第1－9页。
[43]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1），第799页。
[44] 宿白：《中国古代金银器和玻璃器》，《中国文物报》，1992年5月3日；徐苹芳：《考古学上所见中国境内丝绸之路》，《燕京学报》新一期，第291－334页。
[45] 史美光等：《一批中国汉墓出土钾玻璃的研究》，《硅酸盐学报》，第14卷第3期（1986年9月），第307－313页；黄启善：《广西发现的汉代玻璃器》，《文物》，1992年第9期，第46－48页；邢义田：《汉代中国与罗马帝国关系的再检讨》，《学术集林》，王元化主编，第12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第169－202页。
[46]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五里牌古墓葬清理简报》，《文物》，1960年第3期，第38－49页。
[47] 同42。
[48] 岑蕊：《试论东汉魏晋墓葬中的多面金珠用途及其源流》，《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3期，第85－87页。
[49] 同12。
[50] 同38，第55、68、71页；图见该书第四卷图版IV。
[51] 夏鼐：《我国出土的蚀花的肉红石髓珠》，《夏鼐文集》（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58－464页。
[52] 同29。
[53] 新疆楼兰考古队：《楼兰古城址调查与试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7期，第1－39页。
[54] 同41，上册，第291页，对应的图片可参见下册。
[55] 龚万廷、庄燕和：《重庆市南岸区的两座西汉土坑墓》，《文物》，1982年第7期，第28－29页。
[56] 张增祺，同37；江玉祥：《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第二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7、49页；童恩正：《古代中国南方与印度交通的考古学研究》，《考古》，1999年第4期，第79－87页。
[57] 夏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考古新发现》，《考古》，1972年第1期，第***－***页；吴学文：《银镂玉衣、铜砚盒、刻石》，《光明日报》，1973年4月7日；王进玉：《神秘的青金石》，《中国文物报》，1994年3月13日。
[58] McGraw-Hill Encyclopedia of Science & Technology, Vol. 9, p. 621.
[59] 林梅村：《狮子与狻猊》，同16，第87－95。
[60] 张子波：《咸阳市新庄出土的四件汉代玉雕器》，《文物》，1979年第2期，第***－***页；李宏涛等：《汉元帝渭陵调查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第38－41页。
[61] 童恩正：《古代中国南方与印度交通的考古学研究》，《考古》，1999年第4期，第79－87页。
[62] 阎文儒：〈关中汉唐陵墓石刻题材及其风格〉；苏健：《洛阳新获石辟邪的造型艺术与汉代石辟邪的分期》，《中原文物》，1995年第2期，第66－71页。
[63] 林梅村：《天禄辟邪与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同16，第96—101页。
[64] 刘凤君：《东汉南朝陵墓前石兽造型初探》，《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3期，第86－95页；郭太松：《浅谈古代狮子造型艺术》，《中原文物》，1992年第4期，第95－99页。
[65]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95MNI号墓地M8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1期，第4－40页。
[66] 于志勇：《新疆尼雅遗址出土“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彩锦织文初析》，《西域研究》，1996年第3期，第43－46页。
[67] D. D. Leslie and K. H. J. Gardiner, Chinese Knowledge of the Western Asia During the Han, T’oung Pao, Vol. LXVIII, 4-5 (1982), 第291页注97。
[68] 马雍：《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考》，《西域史地文物丛考》，马雍著，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46－59页。
[69] 同24。
[70] 居延汉简中有一些关于黑肤色人员的记载，如“居延都尉给事佐居延始至里万赏年卅四，长七尺五寸黑色”；“永光四年正月己酉，槖佗延寿 长孙时符。妻大女昭武万岁里孙弟卿年廿一。子小女玉女，年三岁。弟小女耳，年九岁。皆黑色。”由于这些人员的黑色皮肤具有遗传特征（例如全家都黑），而且人均身高又略高于蒙古人种，所以他们应当是黑人。参见杨希枚：《论汉简及其它汉文献所载的黑色人》，《先秦文化史论集》，杨希枚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969－989页。
[71] 同41，图版第八三、九九、一四一。
[72] 朱非素：《南海“丝绸之路”考古发现浅见》，《“迎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著，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99－510页。
[73] 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兴义、兴仁汉墓》，《文物》，1979年第5期，第20－33页。
[74] 汪宁生：《晋宁石寨山青铜器图象所见古代民族考》，《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第423－438页。
[75]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安平东汉壁画墓》，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7页。
[76] 冯云鹏等辑：《金石索》（下），石索四，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1487页。
[77] 陆翽：《邺中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
[78] 《太平御览》第三册，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