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耶律大石一行的西征路綫問題，相繼有許多研究者加入討論。本篇以吾古孫仲端《北使記》記載爲分析核心，輔以金山以西交通的考察，證明契丹軍隊曾由“葉密立”至“陰山”前，遇阻折入“回鶻國”。相關的論點尚有：以《遼史》中記載排斥《征服世界者史》等中亞作家記載的理由並不成立，而所稱的“回鶻路”、“碎葉路”，由於沙漠穿越的困難，也並非一條捷徑。劉祁及同時代耶律楚材等使用的“回紇”一詞所指，更可能是“畏吾兒”及與其在人種上相同的中、西亞白種人。耶律大石于金軍來襲前即已進軍“吉利吉思”，因此，一旦失利，即向西至於“翼只水”。其一行西征所過迂回曲折，還可從其對臣下所語“朕與卿等行三萬里，跋涉沙漠”中得到旁證。

一

關於耶律大石的西征路綫，學術界頗有不同的說法。歸納起來，主要的大致有三種：一、以俄國學者威廉·巴托爾德《中亞突厥史十二講》第七講〈西遼和可失哈兒的突厥文化〉爲代表：西征分南、北二路：南路由“杭海山”亦今杭愛山西南行，越過金山亦今阿爾泰山南段，折而南入畏吾兒亦今新疆吉木薩爾縣、吐魯番市一帶，再沿“陰山”亦今天山南麓進向可失合兒亦今喀什市；北路由“杭海山”西北行，越過“貪漫山”亦今薩彥嶺西段，入“吉利吉思”亦今俄羅斯克孜勒、阿巴坎市一帶，受挫後退出，再西行越過“金山”和“翼只水”亦今額爾齊斯河抵達“葉密立”亦今新疆額敏縣1。二、以周良霄先生〈關於西遼史的幾個問題〉一文爲代表：南路只是一支偏師，而以北路爲主力經行2。三、以錢伯泉先生〈耶律大石西行路綫研究〉一文爲代表：“余大鈞的觀點過分重視波斯和阿拉伯史家的記載，從而使自己的意見基本上與巴托爾德相同，只不過把南下塔里木盆地和北征吉爾吉斯的時間錯開而已”。“耶律大石西行的路綫是：借道西州回鶻國，沿天山北麓西進，西北至葉密立城。三年後，又由葉密立南下伊黎河流域，再西進巴拉撒渾城。根本沒有北上吉爾吉思地區，也沒有南下塔里木盆地”3。
細閱錢伯泉先生文章，“新論”的基點有二。一是以中國記載排斥波斯、阿剌伯記載：“我國自古即有嚴格而認真的記史、修史制度，《遼史》和《金史》的編纂，都有檔案和實錄做依據，即使在剪裁刪削時，可能在年代和小節上會有失誤，但是重要的史實決不會出現問題。因此，耶律大石西行經過西州回鶻汗國境內，是無可懷疑的事實。中亞和西方向來沒有官方記史和修史的傳統，有關史籍多出自私人之手，其可靠性自然比不上中國文獻。因此，無論是志費尼，還是伊本－阿西爾都沒有記錄耶律大石路經西州回鶻的史實，由此可知穆斯林史家的記載也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二是以所稱的歷史地理知識否定西行路綫的其他方案：“既然耶律大石西行的目標大食，是喀喇汗王朝以巴拉撒渾城爲中心的北部地區；那麽，只要熟悉古代中國北方和西域歷史地理的人，立刻就會想到一條最便利的路綫：自蒙古高原中部的可敦城出發，經過阿爾泰山南麓和東部天山北麓，到達西州回鶻國的都城別失八里，這條道路就是唐代中期開闢的回鶻路。再從別失八里沿天山北麓西行，在今新疆精河縣穿過登努勒台山口，到達伊犁河流域，然後西經伊塞克湖南岸，西至巴拉撒渾城，這是一條唐朝十分繁榮的通道，因爲終點是巴剌撒渾以西不遠的碎葉城，所以被稱作碎葉路”4。
對於第一點，並不誇大地說，這種“感觀”過於偏頗。乃爲當時中亞主要歷史著作之一的志費尼《征服世界史》等書難以輕易否定，猶如波伊勒（J.A.Boyle）在英譯本序裏所言：“《世界征服者史》是1252年或1253年在哈剌和林開始撰寫的；而志費尼在1260年仍在撰寫它”。“引用巴爾托德的話，他的著作尚未得到它應有的估價”。“有意義的是，拉施特（《史集》）在談這個時期的歷史中，經常滿足於幾乎逐字逐句地追隨他的前輩。志費尼更有兩次訪問東亞的方便。他對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大部分報道，必定是在蒙古宗王的宮廷中，以及他到那裏去的旅途中所搜集到的”5。而以《遼史》、《金史》論，元人修史時資料就已殘缺。蘇天爵《滋溪稿》卷二五〈三史質疑〉：“金亡，元帥張侯柔收拾金史北歸，中統初送史院，當時已闕太宗、熙宗實錄”。“金諸臣三品以上方許立傳，然多無事業，所書不過歷官歲月而已。四品以下當載者多，而史卻不載。當訪求書之。若夫將相大臣卒于太宗、熙宗、衛王之時者，雖歷官歲月，今亦多無所考矣”6。耶律大石建國時，遼社已墟，而金所統治並不包涵大漠迤北。既不可能是耶律氏、完顔氏宮廷舊藏，當然也無法沾叨“我國自古即有嚴格而認真的記史、修史制度”之光7。
對於第二點，應有的結論似乎相反。事實上，與“回鶻道”、“碎葉道”一樣，經由“翼只水”西往中西亞的道路也是一條便捷的“直道”8。以大蒙古國時期小亞美尼亞國王海敦朝覲大汗蒙哥的路程爲例，據《海屯行紀》：往時經行前者，返時經行後者9。而對於象耶律大石一行那樣的大部隊，“回鶻道”、“碎葉道”實在不是適宜經行的道路。特別是“回鶻道”上的“白骨甸”亦今新疆青河、木壘間的庫爾班通古特沙漠，幾乎是令人生畏的程途。李志常《長春真人遊記》卷上：“渡河而南，前經小山，石雜五色，其旁草木不生，首尾七十里。復有二紅山當路，又三十里鹹鹵，地中有一小沙井，因駐程挹水爲食。鎮海公曰：前至白骨甸地，皆黑石，約行二百餘里，達沙陀北邊，頗有水草。更涉大沙陀百餘里，東西廣袤，不知其幾千里。及回紇城，方得水草。師（丘處機）曰：何謂白骨甸？公曰：古之戰場，凡疲兵至此十無一還，死地也。頃者，乃滿大勢亦敗。於是，遇天晴晝行，人馬往往困斃，唯暮起夜度可過其半。明日向午，得及水草矣。少憩，俟晡時即行，當度沙嶺百餘，若舟行巨浪然。又明日辰巳間，得達彼城矣。夜行良便，但恐天氣黯黑，魑魅魍魎爲祟，我輩常塗血馬首以厭之。日暮，遂行，牛乏，皆道棄之馭以六馬，自爾不復用牛矣”10。
註釋：
1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羅致平中譯本，1984年，頁126。原文：“中國人只提到契丹的遷徙是在遼朝末君的兄弟指揮之下進行的，他們通過回鶻國家，得到他們的幫助，遷到東突厥斯坦，只有伊斯蘭教資料報道這次遷徙的結果是不幸的，契丹爲可失合兒汗完全打敗了。相反的，哈喇契丹的另一部分從北道越過西部蒙古，卻取得了成功，他們在謙河上流雖然遭到黠戛斯的襲擊，但是卻成功地通過了他們的土地，他們繼續向西南方走，並在楚庫楚（Čugu čak）地區修建了葉密立城”。
2　載《中華文史論叢》1981年第3輯，上海古籍出版社刊本，頁250、252。原文：“大石西征，首先是進至乞兒吉思（Qirqiz），進而至於伊敏（額敏）河上。由此而西南，進入伊黎河穀”。“從不剌城經賽里木湖，穿行今塔勒奇山谷而至阿力麻里（Almaliq）”。“大石不顧險阻，輕騎倍進，是因爲受到在巴剌沙袞（Balasaqun）的哈剌汗國統治者的邀請”。
3　載《西域研究》1999年第3期，頁35、36、41。又，“余大鈞的觀點”，見〈耶律大石創建西遼帝國的過程及紀年新探〉一文，載《遼金史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刊本，1987年，頁247、248。
4　頁38。
5　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何高濟英譯本，1980年，頁25、27、28。
6　北京，中華書局陳高華、孟繁清標點本，1997年，頁421、422、423。
7　諸如《天祚帝紀》所附“專記”的主要資料，即存在著“時間”的錯誤。《西遼史》第一章〈中國史中所見的西遼〉，北京，中華書局重印商務印書館《史地小叢書》梁園東註釋中譯本，1955年，頁36、37：“按《遼史》載大石會十八部王衆時之演詞有云：金以臣屬逼我國家，殘我黎庶，屠翦我州邑，使我天祚皇帝蒙塵于外，又有：惟爾衆\亦有思共救君父，濟生民於難者乎等語，由此等語言看，是當大石會十八部時，天祚尚未全亡，又謂思共救君父，顯系接上文蒙塵於外而來，則當時必在天祚被擄以前，亦既必在保大五年二月以前，似乎甚明。假若有人以爲所謂蒙塵亦可作被擄解，但試看大石於致書回鶻王假道時，乃直曰：今我將西摭大食，假道爾國，其勿致疑，其詞與前文大異，不惟絕未提及天祚，且亦毫無借力諸蕃，復我疆宇之意，而只直謂欲摭大食，是其兩次措辭，情境已全不同，顯然甚明。如此則其致書回鶻王要求假道，至少必在天祚已被擄後，即保大五年二月以後必無疑問”。
8　茲即劉迎勝《絲路文化—草原卷》二〈草原絲路沿綫民族大遷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刊本，1995年，頁114所及：“波斯地理學家葛爾迪寫於1050年前後的著作《報道的裝飾》”、“在10世紀成書的波斯無名氏地理著作《世界境域志》”所載部分“韃靼”部落西遷的路綫。
9　北京，中華書局《中外關係史名著譯叢》何高濟中譯本，1981年，頁13、14、15、16、17。
10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宛委別藏》本，頁29、30。

二

有望更好證明耶律大石一行路綫的“關鍵”資料，似乎仍在於“中國文獻”。劉祁《歸潛志》卷一三〈北使記〉：“大契丹大石者，在回紇中。昔大石林麻，遼族也，［金］太祖愛其俊辯，賜之妻，而陰畜異志。因從西征，挈其孥亡入山後，鳩集群乣，徑西北，逐水草居。行數載，抵陰山，雪石不得前，乃屏車，以駝負輜重入回紇，攘其地而國焉。日益彊，僭號德宗，立三十餘年死”11。該書乃爲脫脫等《金史》撰作所據之一，陳學霖先生〈歸潛志與金史〉一文業已指出：“金末儒士劉祁所作的《歸潛志》，是元代纂修《金史》所根據的一個重要史料。這點，在《金史》上已有說明。卷一二六〈文藝傳〉下〈劉從益傳〉云：子祁，字京叔，爲太學生，甚有文名。值金末喪亂，作《歸潛志》以紀金事，修《金史》多採用焉。卷一五五〈完顔奴申傳〉贊云：劉京叔《歸潛志》與元裕之（好問）《壬辰雜編》二書，雖微有異同，而金末喪亂之事，猶有足征者”12。“北使”者，《金史》卷一二四〈烏古孫仲端傳〉：“烏古孫仲端本名卜吉，字子正。宣宗時，累官禮部侍郎。與翰林待制安延珍奉使乞和於大元，謁見太師國王木華黎，於是安延珍留止，仲端獨往。並大夏，涉流沙，踰蔥嶺，至西域，進見太祖皇帝，致其使事乃還。自興定四年七月啓行，明年十二月還至”13。
行文中的“陰山”，顯然就是耶律楚材詩文中提到的那個乃今博樂市南、伊寧縣北博羅科努山的“陰山”。《湛然集》卷二〈過陰山和人韻〉：“陰山千里橫東西，秋聲浩浩鳴秋溪。猿猱鴻鵠不能過，天兵百萬馳霜蹄。萬頃松風落松子，鬱鬱蒼蒼映流水。天工何事誇神威？天臺、羅浮移到此。雲霞掩翳山重重，峰巒突兀何雄雄。古來天險阻西域，人煙不與中原通。細路縈紆斜復直，山角摩天不盈尺。溪風蕭蕭溪水寒，花落空山人影寂。四十八橋橫雁行，勝遊奇觀真非常。臨高俯視千萬仞，令人凜凜生惶恐。百里鏡湖山頂上，旦暮雲煙浮氣象。山南山北多幽絕，幾派飛泉練千丈。大河西注波無窮，千溪萬壑皆會同。君成綺語壯奇誕，造物縮手神無功。山高四更才吐月，八月山峰半埋雪。遙思山外屯邊兵，西風冷徹征衣鐵”14。《西遊錄》卷上：“不剌之南有陰山，東西千里，南北二百里。其山之頂有圓池，周圍七八十里許。既過圓池，南下皆林檎木，樹蔭蓊翳，不露日色。既出陰山，有阿里馬城。西人目林檎曰阿里馬，附郭皆林檎園田，由此名焉”15。“山頂上”之“百里鏡湖”、“周圍七八十里許”之“圓池”，正是馮承鈞、陸峻嶺《西域地名》中寫作“Sairam”、今仍以生態原始、風景秀麗著稱的賽里木湖16。
關於“陰山”附近的地理形勢，劉祁尚有較爲詳細的敍述文字。王惲《秋澗集》卷九四〈玉堂嘉話〉錄〈西使記〉：“漸西，有城曰業瞞；又西南行，過孛羅城。所種皆麥稻，山多栢，不能株，絡石而長。城居肆囿，間錯土屋，窗戶皆琉璃。城北有海，鐵山風出，往往吹人墮海中。西南行二十里，有關曰鐵木兒懴察，守關者皆漢民，關徑崎嶇似棧道。出關至阿里麻里城，市井皆流水交貫，有諸果，唯瓜、蒲萄、石榴最佳。回紇與漢民雜居，其俗漸染，頗似中國。孛羅城迤西，金銀銅爲錢，有文而無孔。方至麻阿中，以馬牽拖遞鋪，負重而行疾”17。“業瞞”，即“葉密立”；“孛羅”，即“不剌”。“鐵木兒懺察”，即“鐵門關”，正是故址在今霍城縣（水定）東北塔勒奇山口的重要關隘。這是“金山”迤西兵家必爭之地之一；稍晚，元與察合台汗也先不花的戰役就是以此爲爭奪目標的。《道園稿》卷三八〈土土哈世績碑〉：“延祐元年，［也］先不花等諸王復叛亦忒海迷失之地。王（床兀兒）方接戰，有敵將一人以戟入陣刺王者，王擗其戟，揮大斧碎其首，血髓淋漓，殞於馬首。乘勢奮擊，大破之。遣使入報，有尚服之賜。二年，與也先不花之將也不幹、忽都帖木兒戰赤麥幹之地，轉殺周匝，追出其境鐵門關。秋，又拜其大軍於劄亦兒之地。上聞之，遣使賜勞有加”18。
　根據前引行文，當耶律大石一行抵達“陰山”前“鐵門關”時，發生的事件包含三個內容：“雪石不得前”，“乃屏車，以駝負輜重”，“入回紇”。“陰山”前道路，方向亦三，即：向北經“葉密立”往“乃蠻”；向東經“昌八剌”、今昌吉往“畏吾兒”；向南經“阿里馬”、又黃文弼先生〈元阿力麻里古城考〉一文中“阿力麻里”，今霍城縣西北往河中，這是耶律大石受阻的前路19。“陰山”路段，稍加整修即能通車，而過此後則輪行無阻。而在分叉的三條路中，只向東入“畏吾兒”才用得著“駝負輜重”。《長春真人遊記》卷上：“九月二日，西行，四日，宿輪台之東，南望陰山，三峰突兀倚天。又歷二城，重九日，至回紇昌八剌城。翌日，並陰山而西約十程。又度沙場，其沙細，遇風則流狀如驚濤，乍聚乍散，寸草不萌，車陷馬滯，一晝夜方出，蓋白骨甸大沙分流也。南際陰山之麓，踰沙又五日，宿陰山北。詰朝，南行長阪七八十里，抵暮乃宿。晨起，西南行約二十里，忽有大池，雪峰環之，倒影池中，師名之曰：天池。沿池正南下，曲折灣環可六七十里。二太子（察合台）扈從西征，始鑿石理道，刊木爲四十八橋，橋可並車。薄暮宿峽中，翌日方出，入東西大川，水草豐秀。次及一程，二十七日，至阿里馬城”20。
註釋：
11　北京，中華書局《元明史料筆記叢刊》崔文印點校本，1983年，頁167。
12　載《遼金元史研究論集》，臺北，大陸雜誌社《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2輯第3冊，頁1。
13　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83年，頁2701。
14　北京，中華書局謝方點校本，1986年，頁22。
15　北京，中華書局《中外交通史籍叢刊》向達校註本，1981年，頁2。
16　北京，中華書局刊本，1982年，頁80。
17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元人文集珍本叢刊》影印明刊本，頁491下、492上。
18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元人文集珍本叢刊》影印明初翻印至正刊本，頁204上、下。
19　載《西北史地論叢》，上海人民出版社刊本，1981年，頁289、290、291。
20　頁34、35。

三

即使是同一記中的“回紇”一詞，涵義也須一番辨解。《歸潛志》卷一三〈北使記〉：“自四年冬十二月初，出北界，行西北向，地浸高。並夏國前七八千里，山之東水盡東，山之西水亦西，地浸下。又前四五千里，地甚燠，歷城百餘，皆非漢名。訪其人云，有磨里奚、磨可里、紇里迄斯、乃蠻、航里、瑰古、途馬、合魯諸番族居焉。又幾萬里，至回紇國之益離城，即回紇王所都，時已四月上旬矣”。“其回紇國，地廣袤，際西不見疆畛。其人種類甚衆，其須髯拳如毛，而緇黃淺\深不一，而惟見眼、鼻，其嗜好亦異。有沒速魯蠻回紇者，性殘忍，肉必手殺而啖，雖齋亦酒脯自若。有遺里諸回紇者，性柔懦，不喜殺，遇齋則不肉食。有印都回紇者，色黑而性願，其餘不可殫記”21。黃時鑒先生〈釋北使記所載的回紇國及其種類〉一文在將“益離城”勘同爲在今土庫曼斯坦塔沙烏茲市東北庫尼亞烏爾根奇的花剌子模故都“玉里犍”後總結道：“沒速魯蠻回紇指的是河中地區和花剌子模地區信仰伊斯蘭教的伊朗人和突厥人；遺里諸回紇指的是也里一帶信仰伊斯蘭教的伊朗人，因用了諸字，實際上當是指的呼羅珊地區的居民；而印都回紇則是指的呼羅珊以東迄至印度河上游的信仰伊斯蘭教的居民”22。
“沒速魯蠻”，又作“木速蠻”、“鋪速滿”、“普速蠻”，系伊朗語“Musulman”一詞的譯寫，意爲“穆斯林”。《元史》卷五〈世祖紀〉：“中統三年三月，括木速蠻、畏吾兒、也里可溫、答失蠻等戶丁爲兵”23。《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上：“鋪速滿國王暨蒙古答剌忽只領諸部人來迎宿於西果園。土人呼果爲阿里馬，蓋多果實，以是名其城”24。《秋澗集》卷八一〈中堂紀事〉：“麥术丁，其所譯簿籍搗治方厚，尺紙爲葉，以木筆挑書普速蠻字該寫衆事”25。也就是說：如果“回紇”當真指“穆斯林”，“沒速兒蠻回紇”的直接釋義就會是“穆斯林—穆斯林”。而“印都回紇”，應該就是黃先生也認爲是的耶律楚材所云“黑色印度”。然而，《西遊錄》卷上：“自此而西直抵黑色印度城。其國人亦有文字，與佛國字體聲音不同。國中佛像甚多，國人不屠牛羊，但飲其乳。風俗夫先亡者，其室家同荼毗之。詢詰佛國，反指東南隅。校之以理，此國非正北印度，乃印度北鄙之邊民也”26。就行文“佛像甚多”、“不屠牛羊”來看，這部分居民並非伊斯蘭信仰者，而爲佛教或婆羅門教徒。而與這部分居民毗鄰的“迦葉彌兒”、今克什米爾，據《元史》卷一二五〈鐵哥傳〉，又曾是元憲宗朝“國師、授玉印、總天下釋教”的那摩的故鄉27。
曾被用來指代花剌子模政權及其故封的“回紇”一詞，在同時代的文獻中常被寫作“回鶻”。《道園稿》卷四二〈立只理威神道碑〉：“歲戊戌，太祖之征回鶻也，夏人不能以兵從”。“怯祖生呵波古，從諸王阿魯忽於回鶻，實居薛迷昔幹里之地”28。而“回鶻”一詞，又常被當作“畏吾兒”的漢語異譯29。元明善《清河集》卷五〈廉希憲神道碑〉：“王姓廉氏，諱希憲，字善甫，北庭人。考諱布魯凱雅，從回鶻國王歸聖朝，官至真定順德諸路宣慰使”30。甚至是與吾古孫仲端北使同時的耶律楚材，也使用這種寫法。《西遊錄》卷上：“金山之南隅有回鶻城，名曰別石把，有唐碑，所謂瀚海軍者也。瀚海去城西北數百里。城之西二百餘里有輪台縣，唐碑在焉。城之南五百里有和州，唐之高昌也，亦名伊州”31。由於語言的關係，無論金使節、還是旅寓的中州士人，幾乎很難弄清當地居民的信仰。給予他們强烈感覺的乃人種的不同，特別是在與漢、契丹、女真、蒙古等黃種人比較以後。因此，當茲時，“回紇—回鶻”，與其說是專指“金山”以西的穆斯林，倒不如說是專指“金山”以西與“畏吾兒”膚色相近的中、西亞白種人。正因爲這樣，棲息于“葉密立”一綫之北、操突厥語、但外形與蒙古部落民類似的“乃蠻”，當然不被包括在內32。
楊志玖先生在〈回回一詞的起源與演變〉一文中强調：“從語音上講，回鶻、回紇、回回、畏兀兒是一個來源，只不過頭兩個是唐代譯音，後一個是元代譯音而且多半是通過蒙古語轉譯過來的而已。從人種上或語言上，這兩種人的區別並不大，但在政治上是分立的，且各有自己形成的歷史和傳統。更重要的是，這兩種人的宗教信仰迥不相同：畏兀兒人信仰佛教，而回回人則信仰伊斯蘭教”33。不過，之所以在世祖以後“畏吾兒”人與“回回人”有區別，恐怕也不在於宗教而在於那裏曾經是元當局的控制區、有地位“君主”亦都護的領地。那是因爲，該地區前時就已有了數量相當的伊斯蘭信徒。《征服世界者史》第一部〈畏吾兒歷史的續篇〉：“當世界帝國已屬諸普天下的皇帝蒙哥可汗，這時，因一些人謀逆，引起了傾軋。這些人派一個畏吾兒的偶像教徒，國之大臣八剌必闍赤去找亦都護。八剌必闍赤用許多諾言和無數誘餌來攛掇亦都護；他就中提出，畏吾兒人應把別失八里及其鄰近的穆斯林殺光，搶劫他們的財産，擄掠他們餓子女，而且應裝備一支五萬人的軍隊，以備不時之需。他們商定：在一個禮拜五，當人們正在進行祈禱\的時刻，他們便從清真寺四周的埋伏中舉兵，把人們的命送掉，粉碎伊斯蘭軍隊”34。“陰謀”沒有得逞，但從中可見情況之一斑。
註釋：
21　頁167、168。對照《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冊〈部族志〉，北京，商務印書館余大鈞、周建奇中譯本，1983年，頁186、244、245、136、247：“磨里奚”，即“篾兒乞惕”；“磨可里”，即“別克憐”；“紇里迄斯”，即“乞兒吉思”；“航里”，即“康里”；“瑰古”，即“欽察”；“途馬”，即“突厥蠻”；“合魯”，即“合剌魯”。
22　載《東西交流史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刊本，1998年，頁46。
23　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76年，頁83。
24　頁35。
25　頁361上。
26　頁3。
27　頁3074、3075。
28　頁280上、下。
29　《新唐書》卷二一七上〈回鶻傳〉，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75年，頁6124：“建中五年，又請易回紇曰回鶻，言捷鷙猶鶻然”。
30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元人文集珍本叢刊》影印《藕香零拾》本，頁185上、下。
31　頁2。
32　《出使蒙古記》〈魯不魯乞東遊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呂浦、周良霄譯註本，1983年，頁165：“在這之後，我們進入了一片平原區，貴由的斡耳朵（火孛）從前設在這裏的。這裏從前是乃蠻人的地區，他們是約翰長老同族的臣民”。
33　載《元史三論》，北京，人民出版社刊本，1985年，頁150、151。
34　頁55。

四

從上，可知耶律大石之至於“陰山”前，蓋由“葉密立”方向而來，受阻後始進入“回鶻”亦“畏吾兒”。這與術外尼的記載完全吻合。《征服世界者史》第二部〈哈剌契丹的諸汗，他們的興起和他們的衰亡〉：“當他（耶律大石）離開契丹時，他由八十名他的家人和部下陪同；儘管據另一說法，他是由一支極龐大的部屬隨同。他們抵達吉利吉思國，向該地區的部落發動進攻，後者也反過來襲擾契丹人。他們從那裏征進，直到他們來到葉密立，在這裏他們建立了一座其基址至今尚存的城市。這兒有很多突厥人和部落大量集合在菊兒汗身邊，以致他們達到四萬戶”35。可是，錢伯泉先生完全不相信契丹軍隊曾經進攻“吉利吉思”的記載：“根據8世紀的突厥文〈闕特勤碑〉、〈毗伽可汗碑〉記載，由蒙古高原向吉爾吉思地區行進，必須翻越高峻的貪漫山。其地冬季奇寒，大雪封山，必待次年春末夏初，冰化雪消才能通行。據《遼史》確切記載，耶律大石是在天會八年二月甲午誓師西行的，查對陳垣《二十四朔閏表》可知，二月甲午爲朔，甲午爲二十一日。時爲冬末春初，由可敦城北行，今吉爾吉斯湖四周冰化雪融，一片水潦泥濘；貪漫山口雪封未開，即使單人匹馬尚且難以通過，何況精騎萬餘、輜重和家眷的大軍呢！這是完全不可能的”36。
檢索〈闕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的文字，謹以芮傳明《古突厥碑銘研究》附錄〈古突厥碑銘研究〉之譯文爲參考：“歲時，我們征討黠戛斯。在一矛深的積雪中開道前進，我們翻過曲漫山（Kogman，亦貪漫山），趁黠戛斯人尚在睡夢中時衝殺下去”。“二十七歲時，我（毗伽可汗）出征黠戛斯，開道前進於一矛深的積雪中。我們越過曲漫山，趁黠戛斯人尚在睡夢中時衝殺下去”37。所知僅爲：儘管“曲漫山”的道路因積雪極其難行；可是，有著無畏精神的毗伽可汗、闕特勤部下仍然成功地進入“黠戛斯”、亦“吉利吉斯”人的棲息地。不僅是二個世紀前的例子，就是推遲一個世紀，也滿可以找到同樣的大部隊早春從“金山”東麓的湖沼區北越“唐麓嶺”亦今唐努烏拉山，進攻位於“欠河”、今葉尼塞河上源區域的“確鑿”例子。《道園類稿》卷三八〈土土哈世績碑〉：“至元二十九年，王（土土哈）掠地金山，虜海都之戶三千。有詔進取乞｛思｝［兒］吉思。明年春，次欠河，冰行數日，盡收其衆，留兵鎮之。奏功，拜龍虎衛上將軍，賜行樞密院印。海都聞之，領兵至欠河，又敗之，擒其將孛羅察”38。因此，沒有理由在純粹是“推測”的情況下否定耶律大石曾經營略西北方的“吉利吉思”39。
《遼史》卷三○〈天祚帝紀〉：“先遺書回鶻王畢勒哥，曰：昔我太祖皇帝北征，過卜古罕城，即遣使至甘州，詔爾祖烏母主曰：汝思故國耶，朕即爲汝復之；汝不能返耶，朕則有之。在朕，猶在爾也。爾祖即表謝，以爲遷國於此，十有餘世，軍民皆安土重遷，不能復返矣。是與爾國非一日之好也。今我（耶律大石）將至大食，假道爾國，其勿致疑。畢勒哥得書，即迎至邸，大宴三日。臨行，獻馬六百、駝百、羊三千，願質子孫爲附庸，送至境外”40。畢勒哥治理的“回鶻”亦“畏吾兒”于耶律大石一行持“友好”態度，無論如何也要在天會八年底以後；這可能正是“遺書”的結果。《金史》卷三〈太宗紀〉：“天會九年九月己酉，和州回鶻執耶律大石之黨撒八、迪里、突迭來獻”41。考慮到從“和州回鶻”的都城“別失八里”或“哈剌火州”至在今黑龍江阿城市南的金上京會寧府路上遞解“犯人”所須的時日，如以六個月計，“執耶律大石之黨來獻”行爲的開始，則也當在是年的三月。而這，如以耶律大石西征“祭天地、祖宗”在天會八年二月，距此正好接近志費尼所說的從“離開契丹”到在“葉密立”聚集起“達到四萬戶”部衆規模之“可能超過一年”。而“畏兀兒”之採取友善態度，可能更與遼中期曾經“孝順”耶律氏皇帝有關42。
疑問仍然存在，那就是：似乎有記載表明，早在一年之前耶律大石一行已經到了“和州”之地。《金史》卷一二一〈粘割韓奴傳〉：“天會八年，遣耶律余睹、石家奴、拔離速追討大石，徵兵諸部，諸部不從。石家奴至兀納水而還，余睹報元帥府曰：聞耶律大石在和州之域，恐與夏人合，當遣使索之。夏國報曰：小國與和州壤地不相接，且不知大石所往也”43。如果“和州”系“和州回鶻”亦“西州回鶻”的簡稱，西夏應該與之有共同的邊界，而不會是“壤地不相接”。介於二者間的今哈密市之“哈密力”、亦“伊州”，仿佛曾經隸屬過元昊治下的王朝。《宋史》卷四八五〈夏國傳〉：“明年（慶曆三年），遣六宅使伊州刺史賀從勖與［李］文貴俱來，猶稱男邦泥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囊霄而不稱臣”44。其時，西夏與金的關係還很密切；前者不該對後者撒謊45。所以，這裏的“和州”可能是另一個“和州”。就在耶律大石一行茲年駐紮的“葉密立”區域，正好有一個與此音近的地名，那就是爲今哈薩克斯坦塞米巴拉金斯克市東南烏爾賈爾的“忽只兒”。危素《危太樸集》卷續二〈耶律希亮神道碑〉：“中統二年五月，至葉密里城，乃定宗潛邸湯沐之邑。十月，至於火孛。三年，定宗幼子大名王至皇后所朝正，因見公（耶律希亮）。二月，從至忽只兒之地”46。
註釋：
35　頁417。
36　頁38、39。
37　上海古籍出版社刊本，1998年，頁225、263。
38　頁201下。
39　又，《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冊〈成吉思汗紀〉，北京，商務印書館余大鈞、周建奇中譯本，1983年，頁99、100：“當女真王出兵攻打哈剌契丹（遼）將他滅掉時，哈剌契丹的一個有勢力的異密太石太傅從那裏逃到了乞兒吉思、畏兀兒和突厥斯坦的地面上。他是一個有智慧而又有才幹的人，他有條不紊地從這些地區上將隊伍召集在身邊，佔領了整個突厥斯坦地區”。
40　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74年，頁356。
41　頁63。
42　《遼史》卷九四〈耶律化哥傳〉，頁1381、1382：“開泰中，上復遣［耶律］化哥經略西境。化哥與邊將深入，聞蕃部逆命，居翼只水，化哥徐以兵進。敵望風奔潰，獲羊馬及輜重。路由白撥烈，遇阿薩蘭回鶻，掠之。都監褭里繼至，謂化哥曰：君誤矣，此部實效順者。化哥悉還所俘，諸蕃由此不附”。
43　頁2637。
44　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77年，頁13998。
45　《金史》卷一三四〈西夏傳〉，頁2867、2868：“及婁室定陝西，夏將李遇軍威戎西，使人來曰：夏國既以天德、雲內歸大國，大國許我陝西北鄙之地，是以至此。蒲察等遂旋軍”。
46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元人文集珍本叢刊》影印嘉業堂刊本，頁507上。

五

追述耶律大石一行離開西征的原因，多數研究者異口一詞地認爲是緣完顔氏軍隊進入漠北而作出的“戰略轉移”。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四三：“紹興元年（天會九年）春，金左副元帥宗維使右都監耶律伊都（余睹）將燕雲、女真二萬騎，攻故遼林牙達錫（大石）於和勒端（曷董）城。調山西、河北夫饋餫，自雲中至和勒端城，經沙漠三千餘里，民無得還”47。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七〈太宗紀〉：“天會九年春，粘罕自雲中以燕雲漢軍、女真軍一萬人付右都監耶律余睹北攻耶律大石林牙、耶律佛頂林牙於漠北曷董城。仍起燕雲、河東夫運糧隨余睹行。曷董城自雲中由貓兒莊、銀甕口北去，地約三千餘里，盡沙漠無人之境。是行也，三路之夫，死不勝計，車牛十無一二得還”48。不過，仔細琢磨：進襲的金朝軍隊數量並不很大，“二萬騎”，而道路遙遠，餉運困難。漠北地域遼闊，地形複雜，耶律大石武裝力量自可避實就虛，與之周旋。然而，根據行文，其軍隊並未迎戰，甚至在敵兵撤退時也未予追截。《金史》卷一二○〈石家奴傳〉僅云：“會契丹大石出奔，以余睹爲元帥，石家奴爲副，襲諸部族以還”49。所以，事實可能是：耶律大石營略吉利吉思在先，耶律余睹等出兵在後；正是這樣的態勢，耶律大石一旦失利，即轉而倉促西行。
　耶律大石一行進入“畏兀兒”系自西北方折入的“方案”，已見紀宗安先生〈關於耶律大石和西遼建國時期的幾個問題〉一文提出：“由於轉移途中進行無謂的決戰是愚蠢的事，所以大石不會讓這一仗大傷自己的元氣，而是儘快地穿過黠戛斯和乃蠻的結合部，大約從北部繞過阿爾泰山，輾轉來到葉密立河地區。（〈六至十二世紀葉尼塞河地區吉爾吉斯人的軍備〉）”；“以往多以爲高昌對大石採取友好態度，主要證據是大石一封“假道”信使就使其歸服。其實高昌並不是大石的天然盟國，只不過非常怯懦。而高昌則利用大石剛到葉密立的弱勢，大概在葉密立接壤的地方抓了幾個大石的人，於1131年9月獻給金朝。西元1133年，大石兵沿天山南麓向西進入喀喇汗國境內，在距喀什噶爾一日路程的地方，與喀喇汗國境的大軍激戰，西遼軍敗績。但大石以富饒的高昌回鶻爲後方支撐，依然陳兵邊界，等候時機”50。可惜她沒有以〈北使記〉的文字作爲有力的證據，僅憑女性的“慧心”進行了應該是最正確的敍述。自“別失八里”或“哈剌和州”出發，耶律大石主力揮戈向西南；而在“可什合兒”失利前，曾經過“龜茲”、今庫車縣。《湛然集》卷一二〈懷古一百韻寄張敏之〉：“鴨綠金朝起，桑乾玉璽遺。後遼興大石，西域統龜茲。萬里威聲震，百年名教垂”51。
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彙編》第六章〈遼金與中亞之交通〉譯白萊脫胥乃《中世紀研究》錄依賓·愛爾·阿梯爾〈全史〉：“回教紀元522年（建炎二年），秦國（Sin）葛兒汗（Gurkhan）渾號跛者率領大軍至喀什噶爾（Kashgar）邊境。喀什噶爾王阿合馬（Ahmed）者，哈散（Hassan）之子也。聞驚，徵集軍隊，馳至邊境拒敵，兵敗而死。葛爾汗離秦國抵土耳其斯坦時，見境內已有其本國人甚多，皆以前遷徙來者，其人服役於突厥斯坦汗之軍中，受命防守東邊。葛爾汗至，秦人皆通款降附，葛爾汗因之得以征服突厥斯坦全境。葛兒汗既勝後，不干涉境內之治理。歸附諸酋長之衣帶上，系一銀牌以示臣順而已”52。不過，這段文字其實就是紀宗安先生《西遼史論—耶律大石研究》引錄的記載：“《吉爾吉斯人及吉爾吉斯地區歷史資料》：回曆522年，古爾汗阿思希率大軍抵達喀什噶爾邊境，其人數只有安拉知道。喀什噶爾的統治者伊利汗阿合木德·伊本·阿爾·哈桑武裝反抗他。哈桑集合了自己的軍隊向他進攻，他們在克利沃依相遇鏖戰，古兒汗被擊潰，他的許多隨從被擊斃”53。不論所系紀年有誤，光就地理形勢來看，也不會如魏良弢先生《喀喇汗王朝史稿》第四章〈政治史述略〉所認爲：此後，“被打敗的西遼在額敏河上建立堡壘，聚集力量”，以迎來進入巴剌沙袞的機會54。
尚有一處未爲人注意的細節，足以支援耶律大石一行無疑非常“迂回”的征進路綫。《遼史》卷三○〈天祚帝紀〉：“又西至起兒漫，文武百官冊立大石爲帝。因謂百官曰：朕與卿等行三萬里，跋涉沙漠，夙夜艱勤，賴祖宗之福，卿等之力，冒登大位”。“延慶三年，班師東歸，馬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號虎思斡耳朵，改延慶爲康國元年。三月，以六院司大王蕭斡里剌爲兵馬都元帥，率七萬騎東征。行萬餘里無所得，牛馬多死，勒兵而還”55。比較行文：蕭斡里剌等自“虎思斡耳朵”、即今吉爾吉斯坦比什凱克市東托克馬克出發至漠北爲“萬餘里”，而耶律大石從漠北至“起兒漫”則“三萬餘里”。“起兒漫”，布萊資須納德（E. Bretsechneider）《西遼史》第一章〈中國史中所見的西遼〉：“中國註釋家皆謂即今波斯東南之喀滿（Kerman），然當時阿姆河以南尚爲塞爾柱朝領地，大石雖勝，私不能即入塞爾柱之腹地。本書原註謂起兒漫實爲薩馬爾幹西之kermaneh城，城在薩馬爾幹與布哈爾之間。此城甚古，後廢”56。從“虎思斡耳朵”到這個“起兒漫”的直綫距離只有到漠北中心域“杭海山”的直綫距離一半；而實際經行的道路，後一段要比前一段彎曲得多。因此，之所以耶律大石能有多出一倍的旅途，原因就在於經行前文所證的路綫。
註釋：
47　臺北，文海出版社《宋史資料萃編第二輯》影印本，頁1538。
48　北京，中華書局崔文印校證本，1986年，頁111、112。
49　頁2614。
50　載《西域研究》1993年第4期，頁53、54。
51　頁260。
52　北京，中華書局刊本，1976年，第5冊，頁14。
53　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刊本，1996年，頁42、43。
54　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刊本，1986年，頁108。
55　頁356、357。
56　頁44。“喀漫”，今作克爾曼；“薩馬爾幹”，今作撒馬爾罕；“布哈爾”，今作布哈拉；分別爲伊朗、烏茲別克斯坦同名省、州首府。


New Corrobora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Area West of Altai
Mountains and Route of Westward Campaign
Abstract: Many researchers have taken part in discussing the question how Yelu Dashi and his comrades went to the Central Asia. Analyzing the data about Wugusun Zhongduan who was sent on a diplomatic mission, seeing about the traffic conditions in the westward area from the Altai Mountains, this article will manifest that the Kitai Armies took the way to Bolokenu Mountain passing by Emil, then marched into the Huihu Kingdom the territories consisted of Jimusar, Tulufan and the adjacent districts. There are still some relative conclusions as follows: It is not reasonable to exclude the records in History of World-Conqueror and the other books by Central Asian Authors with the records in Liao Shi. The ‘Huihu-Suiye Road’ was not the convenient way for the army, because of going through the broad desert. The word Huihu written by Liu Qi and Yelu Chucai in the same times might mean the white people living in Central and Western Asia whose complexions resembling with those of Uighur people. Before Jurchin troops entered Mongolian Tableland, Yelu Dashi leading his soldiers took attack at Kirgis and they treated westward to Erzis River as soon as they failed in the war. And the winding route of campaign for them might be proved indirectly for Yelu Dashi said to his subjects once: ‘you and I have marched for 15000 kilometers across the dese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