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是中国历史上北部边疆继柔然之后兴起的又一个强大的少数民族。初兴起于金山（今阿尔泰山），因金山形似兜鍪，俗谓兜鍪为突厥，因以为号。突厥初附于柔然，5世纪中叶以后逐渐强大，6世纪中叶降铁勒五万余落，势力更强。首领土门向柔然主求婚以图改变臣属地位，遭拒绝，遂脱离柔然宗主国，于公元552年建立突厥汗国。其主力逐渐向漠北草原发展。木杆可汗时（558年），灭柔然，西破恹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成为北方草原上的霸主。
突厥的发展壮大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外部原因是：5世纪以来雄居北方草原的柔然由于内争外战已经衰落；其他游牧部落由于分散弱小无法与突厥抗衡；南面中原的西魏、北齐正处于互相对峙的分裂状态，争相讨好突厥。内部原因是：突厥原为柔然专门打制铁器的“锻奴”，坚兵利器的掌握，使得突厥骑兵成为当时战斗力最强的军队。内外原因促使突厥发展壮大起来。
隋朝于公元581年建国，立国晚于突厥汗国30年。隋朝建立时，中原已结束分裂的局面（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但周边环境仍十分险恶，四周环绕均是强敌：南面有陈朝隔江对峙；北面、西面有突厥虎视眈眈；西南面有吐谷浑时时侵扰；东面有高句丽图谋不轨。而强敌之中，突厥是隋朝最大的威胁。
中国历史上，强大的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历来易与建立在农耕基础之上的中原王朝发生冲突和争雄斗争。北方游牧民族由于草原经济的单一性，对中原农副产品（衣食）有很大的依赖性。而中原民族对草原经济虽有一定的需求，但小农生产的自给自足性，使这种需求远远小于游牧民族。南北双方这种生产结构的不同，导致彼此经济需求的不同，而经济需求的不同，则往往演变成政治军事上的冲突。突厥与隋朝的关系同样如此。
突厥在隋朝建国之初就大肆南下入侵。突厥入侵的借口是：隋文帝靠篡夺北周政权而建国，沙钵略可汗娶北周宗室千金公主为妻，千金公主日夜言于突厥，请灭隋朝为周室复仇。沙钵略声称：“我，周之亲也。今隋主自立而不能制，复何面目见可贺敦乎！”[1]但实际上，突厥入侵的根本原因是当时的经济状况决定的。《隋书·突厥传》载：“（漠北）去岁四时，竟无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烧尽，饥疫死亡，人畜相半。旧居之所，赤地无依。”灾荒使得突厥部民无以为生，而新生的隋朝又一反北周、北齐争相讨好突厥、提供衣食的做法，“待之甚薄”，因此，突厥大怨，进而南下进行抢掠。
经济原因之外，突厥入侵隋朝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突厥可汗急于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突厥自汗国建立以来，内部一直比较安定，但铊钵可汗581年死，引发了一场争夺汗位的斗争。前三任可汗之子摄图、大逻便、菴罗觊觎汗位，互相敌视，最后摄图虽凭借实力登上了大汗宝座，但汗国内部已经矛盾重重，危机四伏。为了摆脱困境，增强内部凝聚力，大可汗摄图（号沙钵略）急于发动一场战争。
隋初突厥与隋朝的战事进行了两年多时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开皇二年，隋朝被动挨打，胜少败多；第二阶段为开皇三年，隋朝主动反攻，大获全胜。略述如下。
开皇二年（582）四月，突厥骑兵小规模侵入隋鸡头山、河北山一带，分别被隋军击退。五月，沙钵略可汗发动大规模入侵，“悉发五可汗控弦之士四十万入长城”，并联合北齐余孽营州刺史高宝宁向平州进攻。这一阶段战争隋军虽有局部胜利，但整个战线多处被突破：乙弗泊（鄯州之西）、临洮、幽州，周槃，皆被突厥击破，突厥纵兵自木硖、石门两道入寇，武威、天水、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被抢掠一空。不过，隋军的抵抗是很顽强的。隋行军总管达奚长儒率兵与沙钵略可汗等战于周槃，隋军二千人，突厥却有十万余众，达奚长儒等且战且行，“散而复聚，四面抗拒，转斗三日，昼夜凡十四战，五兵咸尽，士卒以拳殴之，手皆骨见，杀伤万计。”[2]长儒本人身受五伤，穿洞二处，战士死伤十有八、九，突厥的伤亡则以万计。
突厥虽然获胜，但遇到如此顽强的抵抗锐气尽失。沙钵略可汗本想再南下寇掠，西面可汗达头却无意再战，引兵回西域。隋将长孙晟趁机诈告突厥：臣属于突厥的铁勒部落反叛，欲袭突厥可汗的牙帐。沙钵略害怕老巢被抄，于是率兵回漠北。第一阶段的战事暂告结束。
第二阶段，突厥小规模的入侵仍然不断，隋文帝决定主动出击。开皇三年(583)四月，文帝命卫王爽等为行軍元帅，分八道出塞伐突厥。杨爽军在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与沙鉢略可汗遭遇。隋军行军总管李充言于爽曰：“周、齐之世，有同战国，中夏力分，其来久矣。突厥每侵边，诸将辄以全军为计，莫能死战。由是突厥胜多败少，所以每轻中国之师。今者沙钵略悉国内之众，屯据要险，必轻我而无备，精兵袭之，可破也。”[3]杨爽采纳了这个建议。李充率精骑五千大破突厥。沙钵略弃所服金甲，潜草中而遁。其时塞上饥谨，突厥军中无食，“粉骨为粮”，结果疾疫流行，死者甚众。白道之战的同时，东北边，隋幽州总管阴寿帅步骑十万，击败高宝宁。西北边，隋秦州总管窦荣定帅九总管、步骑三万，大败阿波可汗。
开皇三年隋朝的反击战，取得了全线的胜利。这个胜利对于南北争雄的格局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隋朝因此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一变而为东亚的主导力量；而周齐以来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突厥帝国却因此由盛转衰，分裂为东、西二个汗国，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内战不已。
突厥自强大之时起就有东、西两大势力并存，是突厥分裂的内在原因。突厥发祥于阿尔泰山，其后土门大可汗系统主要活动在漠北草原，其弟室点密系统主要统治西域。室点密在西域先与波斯连手，摧毁恹达，瓜分阿姆河以北领土，后与拜占庭联系，打败波斯，占领阿姆河以南地区，领有整个西域包括今中亚地区。室点密可汗虽然仍奉土门为大可汗，但实际上二者各自为政。突厥东、西两大势力的存在，为日后的分裂留下了深深的隐患。
突厥继承法紊乱，是突厥分裂的内在近因。突厥汗位本是父子相传（土门传乙息记），但自乙息记之后则变为兄终弟及{乙息记（552—553年）传木杆；木杆（553—572年）传铊钵（572—581年）}，处罗侯所谓“我突厥自木杆可汗以来，多以弟代兄，以庶夺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4]即此之谓。然兄弟传位终有尽时，铊钵可汗死，哪位可汗之子继承大汗位就成为矛盾的焦点。突厥实行四可汗分管领土制，大可汗为最高统帅，兼管南方事务，三小可汗分管其余三方：东方可汗为大可汗继承人，地位最重，北方可汗次之，西方可汗最轻。摄图继汗位前年最长，且为东方可汗，理应为第一继承人，但铊钵因木杆有功于国，且传位于己，因此，既不愿传摄图，又不欲传其子菴罗，而要还位于木杆之子大逻便。然而大逻便母贱，国人不服，乙息记可汗之子摄图更要挟说：“如立大逻便，我必守境，利刃长矛以相待矣。”[5]国人因立菴罗。但大逻便不服，菴罗只得让国于摄图。摄图成为大可汗，以其弟处罗侯为突利可汗即东方可汗，辖东面奚、霫、契丹；菴罗为第二可汗即北方可汗，居独洛水（今土拉河）流域；大逻便为阿波可汗即西方可汗，居阿尔泰山之东。加上西域的达头可汗，至此五可汗并立。表面上五可汗各得其所，但实际上却种下了矛盾和猜忌的祸根，为日后的分权分势乃至分裂埋下了伏笔。
开皇三年之战是分裂的直接导火索。
开皇三年五月，突厥阿波可汗与隋将窦荣定在西北每战皆败，隋将长孙晟乘机游说阿波：摄图与阿波本来兵势对立，今西域达头可汗已与隋朝连合，阿波何不亦附天子，与达头相合为强！否则摄图问罪，只能受辱遭戮。阿波于是遣使入朝，与隋言和。沙钵略素忌阿波骄悍，自白道败归，闻阿波暗通隋朝，大怒，趁阿波未归，袭其北牙，杀其老母。阿波还，无处归，只得西奔达头。达头可汗在西域握有重兵，早就不满兵强位下的状况，欲夺大可汗之位，于是发兵十万助阿波攻沙钵略。阿波屡胜，夺回故地。沙钵略因小可汗贪汗素睦于阿波，又夺贪汗之众及可汗之位，迫使贪汗亦投达头；沙钵略堂弟地勤察因与沙钵略的矛盾炽热化，亦率众叛归阿波，于是，一个以达头为首的反大可汗沙钵略的联盟形成，突厥分裂成东、西二个汗国，内战全面爆发。
隋朝的分化计策，是突厥分裂的外在原因。隋朝深知东西突厥之间及东突厥内部存在着矛盾，如长孙晟所述：摄图、达头、阿波、突利等叔侄兄弟“各统强兵，俱号可汗，分居四面。内怀猜忌，外示和同，难以力征，易可离间”[6]。于是充分利用这些矛盾，远交近攻，离强合弱。上述两个阶段的战事中，隋朝都施行了这种策略：第一阶段离间东、西突厥之间的关系（详下），第二阶段离间东突厥内部沙钵略与阿波的关系（见上述）。隋朝的这些作为促使突厥内部固有的矛盾升级、扩大，最终变成内战。
突厥汗国是一个靠武力征服而建立的庞大帝国，内部缺乏必要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是突厥分裂的根本原因。
突厥分裂的后果是东突厥归附隋朝。
东突厥与隋朝的关系，最初是“敌国关系”（对等关系），开皇四年后成为“依附关系”，随着东、西突厥冲突的不断加剧，这种依附关系不断加深。按东突厥依附隋朝的程度，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开皇四年（584）开始翁婿关系，开皇五年（585）建立君臣关系，开皇七年（587）成为册立关系，[7]开皇十九年（599）形成名义上的册立实质上的任命关系。
第一阶段，翁婿关系。
开皇四年九月，沙钵略请和亲，千金公主请改杨姓，为隋帝女。千金公主与隋本有深仇大恨，初挑唆沙钵略攻隋已如前述，后怂恿都蓝可汗叛隋详见后叙，此时请改杨姓乃不得已之举。东、西突厥内战不已，双方都向隋“请和求援”，“上皆不许”。不得已，其年二月，达头可汗请降于隋，[8]沙钵略、千金公主也向隋求和亲。二者实质上都是换一种方式请求隋朝的保护。文帝审时度势，同意和亲，遣使封千金公主为隋大义公主。沙钵略大喜，遣使致书曰：“皇帝是妇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儿例。两境虽殊，情义是一。今重迭亲旧，子子孙孙，乃至万世不断，上天为证，终不违负。”高祖报书曰：“既是沙钵略妇翁，今日看沙钵略共儿子不异。”[9]双方以翁婿相称。但此时沙钵略仍自称大国天子，虽降为女婿，在礼节上却不肯跪接诏书。隋大臣长孙晟晓以理义：“突厥与隋俱是大国天子，可汗不起，安敢违意。但可贺敦为帝女，则可汗是大隋女婿，奈何无礼，不敬妇公乎？”[10]在这种情况下，沙钵略“乃起拜顿颡，跪受玺书”，但“既而大惭，与群下因相聚恸哭”，[11]为失突厥大汗身份而羞愧痛哭。但毕竟顾全大局，维护了翁婿的情义。
第二阶段，君臣关系。
沙钵略的处境继续恶化，西为达头所困，东畏契丹所逼，开皇五年七月，遣使告急于隋，请率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为了使东、西突厥互相制约，隋文帝同意东突厥徙白道川，诏晋王广兵援沙钵略，赐沙钵略车服鼓吹及衣食。沙钵略徙白道川后继续与阿波争斗，阿波盟友阿拔国部落乘虚掠走沙钵略妻子。隋军助沙钵略击败阿拔，还所获沙钵略妻子。沙钵略仰仗隋朝而有栖身之地，依赖隋军而家人团聚，感激之下，上表愿与隋建立君臣关系：“窃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伏惟大隋皇帝，真皇帝也。岂敢阻兵恃险，偷窃名号。今便感慕淳风，归心有道，屈膝稽颡，永为藩附。”隋文帝下诏曰：“沙钵略称雄漠北，多历世年，百蛮之大，莫过于此。往虽与和，犹是二国，今作君臣，便成一体。”宣布双方正式结成君臣关系，并“敕有司肃告郊庙”，“普颁天下”，[12]履行告祖、昭示天下的仪式。沙钵略遣第七子窟含真为侍子，贡献不绝，隋朝赏劳亦厚。开皇六年，隋颁历法于突厥，使奉隋之正朔，进一步确立君臣关系。
第三阶段，册立关系。
开皇七年，沙钵略卒，沙钵略以其子雍虞闾懦弱，立其弟处罗侯为莫何可汗（一称叶护可汗）。处罗侯勇而有谋，深得众心，沙钵略登大汗位前，颇猜忌提防之，此时舍其子而立之，乃希望处罗侯重振旗鼓，再兴突厥。而处罗侯深知东突厥处境艰难，要想生存下去并发展壮大，必须依靠隋朝支持，因此登上汗位即遣使入朝。隋文帝遣长孙晟持節拜之，赐以鼓吹幡旗。这是隋朝第一次册立突厥可汗，双方形成册立关系。莫何可汗以隋所赐旗鼓西征，西突厥以为隋兵相助，多来降附，莫何可汗生擒阿波，漠北遂平。东突厥借隋朝威望降伏对手，隋朝靠东突厥的武功控制了漠北。隋宰相高颖奉觞上寿：“自轩辕以来，獯粥多为边患。今远穷北海，皆为臣妾，此之盛事，振古未闻。”[13]盛称隋朝之成功，旷古未闻。不过，处罗侯在位仅一年，第二年西征时中流矢而卒。东、西突厥的力量又有消长，势力范围又有盈缩。
开皇八年，突厥奉雍虞闾为都蓝可汗。都蓝可汗遣使入朝，同样争取隋朝的承认和支持，确立君臣关系。隋遣长孙晟吊唁莫何可汗，册立都蓝，并赐物三千段及陈国所遗宝器。
东突厥归附后，隋朝不仅先后册立两位东突厥可汗，而且册封东突厥的臣下。开皇五年，拜沙钵略子窟含真为柱国，安国公。开皇十一年四月，拜入朝献物的都蓝可汗弟褥但特勤为柱国、康国公。
不过，这一阶段隋朝对东突厥可汗的册封，主要是在东突厥可汗已立的情况下，从名分上加以承认，与此后隋自立东突厥可汗还有程度上的差别。
第四阶段，名义上册立实质上任命关系。
都蓝可汗虽臣属隋朝，但反复无信。其妻大义公主虽自请为隋帝女，但亡隋之心不死。时有流人杨钦诈言周宗室女婿刘昶将攻隋朝，请大义公主配合扰边，都蓝因之不修职贡，屡为边患，隋决定杀大义公主。时突利、都蓝皆向隋求婚，长孙晟谓：都蓝只是与达头有矛盾才依附隋朝，虽与为婚，终将叛去。今若得公主，承藉威灵，征发达头、突利，强而更反，后更难制；而突利为处罗侯之子，两代与隋亲善，不如许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抚驯，并可抵御都蓝，以为边捍。隋文帝采纳了长孙晟的建议。开皇十七年，突利娶安义公主，率众南徙，居度斤旧镇。都蓝以自己为大可汗，反不如突利，大怒，朝贡遂绝，数为边患。突利伺知动静，辙遣使奏闻，隋朝每为之备，都蓝不敌。开皇十九年，都蓝与宿敌达头言和，共攻突利可汗于长城下。突利大败，入朝。十月，隋拜突利为启民可汗，时安义公主死，又以义成公主嫁启民，于朔州筑大利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土城子）安置启民。启民可汗的册立，完全是隋一手筹划的，与前所谓册立大不相同，这种“册立”实际上与“任命”几乎无异，启民成为听命于隋朝的东突厥可汗。
时东突厥实分为南北两部，启民在漠南，都蓝在漠北。开皇二十年（600）十二月，都蓝为部下所杀。西突厥达头自立为步迦可汗，企图兼并北部突厥，其国大乱。隋遣启民往招其民。仁寿三年（603），隋又遣启民北伐。突厥属下铁勒、思结、伏利具、浑、斛萨、阿拔、仆骨等十余部尽背达头，请来降附。漠北重新统一，隋以东突厥为边捍的政策取得了成功。以后，西突厥达头继续攻东突厥或隋朝，隋朝或令启民可汗出兵还击，或与启民联军共同还击，胜后则令启民可汗收抚西突厥之众。启民可汗在隋朝的支持下建立起庞大的部落联合体，都蓝、达头（步迦）之遗众、北方之铁勒诸部、东方之奚、霫、室韦等东胡族均附于启民可汗。隋朝则通过启民可汗控制、治理北亚及东北亚，成为整个东亚的霸主、世界性的大帝国。
隋朝在建国后短短三年时间内，就使军事上强大的突厥汗国归附于己，并在立国二十年时间里完全控制了漠北草原及东北亚，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隋朝前期的边政十分成功。
隋朝前期边政可以分为治边思想和边政措施两大部分，治边思想是边政措施的指导基础，边政措施是治边思想的实施体现。
隋朝前期的治边思想，总括起来大约有四点：一是以武力对付来犯的敌人，以战争换取和平；二是以政治外交手段远交近攻、离强合弱，以夷制夷；三是以政治经济文化优势威慑、吸引周边民族，以夏变夷；四是不扩张领土，不要求质子入侍，以夷治夷。隋朝的治边思想在隋文帝开皇三年、五年诏书中有充分的体现。
隋朝“以武力对付来犯的敌人，以战争换取和平”的治边思想，是在对前朝边政思想的否定和批判中建立的。文帝在开皇三年诏[14]中说：“周、齐抗衡，分割诸夏。突厥之虏，俱通二国。周人东虑，恐齐好之深；齐人西虞，惧周交之厚。谓虏意轻重，国逐安危，非徒并有大敌之忧，思减一边之防。竭生民之力，供其来往；倾府库之财，弃于沙漠。”批判北周和北齐互相惧怕对方交厚突厥，而争相讨好突厥，各自考虑减轻自己的边防，而没有共同抵抗大敌的意识，结果削弱了自身的力量，助长了突厥的骄狂，而突厥“犹复劫剥烽戍，杀害吏民，无岁月而不有”。文帝认为“厚敛兆庶，多惠豺狼，未尝感恩，资而为贼，违天地之意，非帝王之道”。因此决定“除既往之弊”，以“省徭薄赋”、“息道路之民，务于耕织”，来减轻人民的负担，增强国家的实力；以“入贼之物”来“加赐将士”，鼓励将士抵抗突厥，以战争换取和平。
隋文帝对前朝治边思想的否定，实现边政思想的重大转变，取决于几方面的因素。首先是隋朝与突厥的力量对比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周、齐时代的分裂局面已经结束，虽然当时中国还没有形成全面的统一，长江以南陈朝暂时还存在（灭于589年），但北方中原的统一大大增强了国力，这种强大的国力是突厥无法比拟的，只要敢于斗争，就能赢得胜利。实际上北周在灭北齐后就准备与突厥武力抗争，只是未来得及实施，就被隋朝取而代之。其次是中原经过三百多年的民族迁徙，已实现了民族大融合，中原民族勃勃的生机和上升的朝气也非突厥武力维系的联合体所能比拟。文帝在开皇三年诏书中分析，突厥貌似强大，实际上不堪一击：“且彼渠帅，其数凡五，昆季争长，父叔相猜，外示弥缝，内乖心腹。”突厥的汗位之争，已使突厥四分五裂，矛盾重重。而突厥武力征服下的诸国异族，也因突厥“世行暴虐，家法残忍”而离心离德：“东夷诸国，尽挟私仇，西戎群长，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丹之徒，切齿磨牙，常伺其便。”文帝并举具体事例证明其说：“达头前攻酒泉，其后于阗、波斯、挹怛（恹哒）三国一时即叛。沙钵略近趣周盘，其部内薄孤、束纥罗寻亦翻动。往年利稽察大为高丽、靺鞨所破，娑毗设又为纥支可汗所杀。”文帝说突厥内部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与其为邻，皆愿诛剿。部落之下，尽异纯民，千种万类，仇敌怨偶，泣血拊心，衔悲积恨。”文帝又指出，突厥天灾干旱，无以为食，“饥疫死亡，人畜相半”，正是打击突厥的天赐良机，“斯盖上天所忿，驱就齐斧，幽明合契，今也其时”。文帝的分析无疑是非常正确的，正因为文帝对形势进行了正确的判断，才使隋朝制定了正确的对敌方针，而正确的对敌方针的制定，则为隋朝赢得胜利奠定了基础。
文帝之所以能对形势进行正确的分析判断，有两个人对文帝影响最大，一个是文帝之父杨忠，一个是隋大臣长孙晟。杨忠在北周为大将军，突厥曾两次主动提出助周伐齐，都由杨忠率兵与之合作，但突厥两战都是临阵撤退，懦弱不敌。杨忠认为“突厥甲兵恶，爵赏轻，首领多而无法令，何谓难制驭。……虏态诈健，而实易与耳”。[15]杨忠的看法虽未被周武帝采纳，但对其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使文帝立国后对突厥采取强硬态度。长孙晟足智多谋，武艺超群，北周时曾送千金公主入突厥，突厥可汗摄图爱其善射，留居一年，因此有机会与摄图弟处罗侯密托心腹，“晟与之游猎，因察山川形势，部众强弱，皆尽知之”。[16]隋朝建立后，采取御前决策（主要是“入阁决策”，相当于唐代的“仗下决策”）的方式处理外务问题，长孙晟有机会向文帝“口陈形势，手画山川”，汇报突厥内部的矛盾情况，坚定了文帝武力抗争的决心，并为隋朝制定了对付突厥的方针。
隋文帝制定抗击突厥的思想方针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隋朝靠政变攫取政权，深知没有军功，无以服众，没有可靠的军队，难保江山，因此，决心在战争中立威，在战火中培养忠于朝廷的队伍。因而在建国后不久就进行大规模的抗击突厥的战争。[17]隋朝的这个举动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汉唐号称盛世，但汉朝在修养生息了近70年之后才与匈奴决一死战；唐朝也是在忍辱负重多年后才与突厥一决雌雄。隋朝的这一决策，体现了文帝的雄才大略，不仅为隋朝赢得了相对安宁的边境环境，也为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高速发展赢得了机会，还为隋文帝本人赢得了历史上英明政治家的称号。
“以政治外交手段远交近攻、离强合弱，以夷制夷”，是隋朝边政思想的重要特征。隋朝并不是一味强调军事作用和武力抗战，而是十分重视政治、外交手段，远交近攻，离强合弱，分化瓦解敌对势力，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所谓“以夷制夷”字面上是“以蛮夷攻蛮夷”，“使其同类自相攻击也”，[18]实质上是充分利用对手的弱点和矛盾，避实就虚，掌握斗争的主动权，在分化的基础上控制对方。隋初，长孙晟向文帝献策：“今宜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通使玷厥，说合阿波，则摄图回兵，自防右地。又引处罗，遣连奚、霫，则摄图分众，还备左方。首尾猜嫌，腹心离阻，十数年后，承衅讨之，必可一举而空其国矣。”[19]隋文帝全盘接受了这个建议。隋朝灵活掌握这个方针，随时根据突厥各派势力的变化，调整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对象。
开皇二年至三年，是沙钵略可汗得势的时期。隋采纳长孙晟的方案，将沙钵略作为近攻、离强的对手，而将西面达头及其盟军阿波和东面处罗侯、奚、霫作为隋远交、合弱的对象。文帝向西“遣太仆元晖出伊吾道，使诣玷厥（达头），赐以狼头纛，谬为钦敬，礼数甚优。玷厥使来，引居摄图使上”；向东“授晟车骑将军，出黄龙道，赍币赐奚、霫、契丹等，遣为向导，得至处罗侯所，深布心腹，诱令内附”。这样做的效果立刻在第一阶段战事中显现出来，周盘战后，沙钵略本想再南下寇掠，而西域可汗达头不听指挥，自行西回；东面处罗侯之子染干则帮隋谎报军情，迫使沙钵略撤兵出塞。在第二阶段的战事中，长孙晟联络阿波，离间沙钵略，直接导致阿波与沙钵略反目，促使突厥的分裂。
开皇四年至十七年，是西突厥达头联盟占上风的时期。隋朝及时调整方向，将达头盟军作为进攻、离强的对手，而将东突厥沙钵略及其继任莫何可汗、都蓝可汗作为交结、合弱的对象。这样做也显现出极好的效果来：东突厥归附隋朝，隋朝消除了一个敌对势力，并使东突厥成为隋与西突厥达头势力之间的屏障。开皇八年，莫何可汗生擒阿波，不敢专杀而请命于隋朝，隋朝虽已控制莫何可汗，但仍“两存之”，以使二者互相牵制，生动地体现了离间策略的实施。
开皇十七年至大业年间，达头势力继续与隋为敌，都蓝可汗也贰于隋朝。此时隋又调整方向，将都蓝和达头作为离强的对象，转而扶植更弱小的突利可汗（启民）。这样做的结果，使得启民可汗一心归附于隋朝，隋朝借启民之手，控制了北亚和东北亚。
隋朝运用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政治外交手段，达到了以夷制夷的目的。东突厥自开皇三年（583）以后至炀帝大业十一年（615）（时始毕可汗反），大约三十多年里基本上未与隋朝交战；而西突厥主要争战对象也是东突厥而不是隋朝。东、西突厥内部固有的矛盾使二者之间争战不断，削弱了自身力量，从另一方面凸显了隋朝的强大。远交近攻、离强合弱，并不是隋朝的首创，而是自古有之。追根溯源，战国时期就有赵国张孟谈出离间计，瓦解晋、韩、魏三国联盟，反败为胜的事例。但是，这一策略思想在隋朝才被发挥到极致，运用得出神入化。
“以政治经济文化优势威慑、吸引周边民族，以夏变夷”，是隋朝边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自古以来治边政策中最理想的方式。所谓“以夏变夷”就是以中原先进文化融合与同化周边少数民族，达到大同。应该承认，历史上中原与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是有差异和差别的，努力使两者相互融合、趋同或趋近是历史的进步。当然，封建专制王朝总是力图以对方的臣服或归属来实现这一进步。隋文帝在开皇五年《颁下突厥称臣诏》中称：“盖天地之心，爱养百姓，和气普洽，使其迁善，屈膝稽颡，畏威怀惠，虽衣冠轨物，未能顿行，而禀训承风，方当从夏，永为臣妾，以至太康。”[20]强调“爱养百姓，和气普洽”以使突厥“畏威怀惠”而“迁善”，“禀训承风”而“从夏”。这个善德、夏风就是华夏的先进文化，目的则是使突厥“永为臣妾”。至于风俗仪轨、服饰制度虽然也是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则不要求“顿行”。沙钵略在开皇五年要求与隋建立君臣关系时称，突厥“被沾德义，仁化所及”，“今便感慕淳风，归心有道”，表明突厥就是受隋朝的德义仁化而归“有道”，“永为藩附”的。当然，东突厥的归降实际上是形势所迫，但隋朝的政治感化、文化吸引也应是原因之一。
隋炀帝更相信礼乐典章制度的影响力，大张旗鼓地炫耀中原政治经济文化的优势，虽然这种做法有些地方似乎达到了可笑的程度，但其威慑作用和吸引功效却是不可否认的。炀帝即位之初即令大臣制定舆服制度。大业三年（607）正月，大陈文物，“轩冕之盛，冠古今矣”。结果，启民可汗见而慕之，请袭冠带。帝不许。明日，启民又率其属上表固请。四月，又请改衣服：“臣今非昔日突厥可汗，乃是至尊臣民，愿帅部落变改衣服，一如华夏。”[21]炀帝非常得意：“今衣冠大备，致单于解辫。”华夏的舆服制度令东突厥仰慕不止，情愿一改旧俗而同华夏。夷夏之分，本来就不是血统不同，而是文化有异，夷狄既愿改从华夏，那么也就达到了夷夏大同的最终目的。不过，炀帝认为时机不成熟，不同意突厥改变旧俗。
隋炀帝一生中，三次北巡、一次西狩、三次南下江都、三次东征高丽，共有十次征巡，每次都竭尽铺张奢华之能事。如三次北巡都针对东突厥，目的都是扬威炫富。以第一次为例。大业三年（607）四至九月，炀帝到榆林郡巡视东突厥，“帝欲夸示突厥，令宇文恺为大帐，其下可坐数千人；帝于城东御大帐，备仪卫，宴启民及其部落，作散乐”。其威慑作用很明显，“诸胡骇悦，争献牛羊驼马数千万头”。八月，又以甲士五十余万、马十万匹护驾，从榆林出发返洛阳，历云中，溯金河，沿途旌旗辎重千里不绝。“令宇文恺等造观风行殿，上容侍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倏忽推移。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为干，衣之以布，饰以丹青，楼橹悉备”。作用也甚佳，“胡人惊以为神，每望御营，十里之外，屈膝稽颡，无敢乘马。……启民可汗奉觞上寿，跪伏恭甚，王侯以下袒割于帐前，莫敢仰视”[22]。确实起到了震慑突厥的作用。炫耀本身是特定环境下的一种特殊宣传、交流方式，对于当时相对滞后的边疆民族地区来说，无疑具有示范和促进了解的积极作用。
又如炀帝西狩。大业五年，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服装车马，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吸引西域二十七国来朝。突厥吐屯设因此献西域数千里之地。史料的记载或许有所夸张，但历史上中原政治经济文化的强盛，确实起到了吸引周边民族的作用。当然，炀帝虚荣心太盛，在东征高丽时，仍玩弄陈兵耀武的把戏，结果贻误战机，拖垮国民经济，天怒人怨，最终丧权亡国。有关这个问题，将另文讨论，此处不赘。
三次北巡，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即显示了隋朝中央直接管理边疆事务、中央与边疆地方政权合力经略边疆的主旨。对于归附的边疆民族地区，隋朝中央不是简单地运用“以夷治夷”的方式，放手不管，治而不理，而是以巡视的方式，皇帝亲临现场，处理一些重大的边疆事务，协调边疆地方的各种关系，体现和实施中央对边疆地方的管理。不到十年，隋炀帝三次北巡，实际上已形成了一种边疆经略的体制（第三次北巡炀帝挫威而归，属于另外的问题）。
“不扩张领土，不要求质子入侍，以夷治夷”，是隋朝边政思想的又一特征。隋文帝开皇三年诏云：“荒遐之表，文轨所弃。得其地不可而居，得其民不忍皆杀。……何用侍子之朝。”明确表示不扩张领土（“得其地不可而居”），不要求质子入侍（“何用侍子之朝”），而奉行“以夷治夷”的政策。所谓“以夷治夷”就是以边疆民族管理边疆民族。隋朝打败突厥之后，不占领漠南漠北草原，而是通过东突厥可汗管理降服的边疆民族，就是这个边政思想的体现。突厥首领沙钵略虽然送子入质，但应是自愿呈送，而非隋朝要求。“以夷治夷”的思想在处理启民可汗的问题上表现得最为充分。“以夷治夷”要在以诚相待，厚待“夷民”，尤其首领（今称培养边疆民族领袖人物），隋朝对待启民可汗可谓至仁至厚。
开皇十七年，隋以宗女安义公主嫁启民（时称突利可汗）。越年，突利在都蓝可汗和达头可汗的夹击下惨败，部落失散，兄弟子侄被杀，几乎只身来到隋都长安。隋封以“意利珍豆启民可汗”，并为其收集部众，建城安置，再嫁宗女义成公主（时安义公主已故）。又在河套地方辟出专门牧地，使之游牧生息，屯兵二万保护之。隋多次出兵驱赶侵扰启民的突厥，仅在开皇十九年至大业元年六年内，就七次将来降或战后所获突厥部属交由启民可汗管辖。如仁寿二年（602）三月，突厥思力俟斤等南下渡黄河，掠走启民男女六千口、杂畜二十余万。隋杨素帅诸军追击，大破之，所获人畜悉归启民；又如，仁寿三年（603）九月，突厥属下铁勒、仆骨等十余部皆叛步迦，请来降附，隋遣启民可汗尽收之。再如，“开皇末，（契丹）其别部四千余家背突厥来降。上方与突厥和好，重失远人之心，悉令给粮还本，敕突厥抚纳之。”契丹背弃东突厥来降隋朝，隋朝一方面赈济契丹，一方面令他们归还本地，令东突厥“抚纳之”。只是契丹“固辞不去，北徙逐水草，依託纥臣水而居”，但仍由东突厥遣吐屯统之（《隋书·契丹传》）。隋朝的做法真正体现了“以夷治夷”的精神。
炀帝继位之初，汉王派人联络启民，助其争夺帝位，事情败露，炀帝曾一度怀疑启民，令其出塞，不得在长城附近游牧。大业二年（606）六月，启民可汗入朝陈情，得到炀帝谅解。次年，炀帝北巡，亲往启民驻地，宴请启民可汗及其部属，赐物20余万段。时朝中大臣私议不该如此厚待东突厥，炀帝一并斩之，无所留情。[23]
启民可汗曾两次上表，衷心感谢隋朝的厚待。其对文帝说：“大隋圣人莫缘可汗，怜养百姓，如天无不覆也，如地无不载也。诸姓蒙威恩，赤心归服，并将部落归投圣人可汗来也。或南入长城，或住白道（今内蒙呼和浩特西北），人民羊马，遍满山谷。染干（启民可汗之名）如枯木更叶，枯骨更肉，千世万世，常为大隋典羊马也。”[24]其对炀帝称：“先帝可汗怜臣，赐臣安义公主，种种无乏。臣兄弟嫉妒，共欲杀臣。臣当是时，走无所适，仰视唯天，俯视唯地，奉身委命，依归先帝。先帝怜臣且死，养而生之，以臣为大可汗，还抚突厥之民。至尊今御天下，还如先帝养生臣及突厥之民，种种无乏。臣荷戴圣恩，言不能尽。”[25]正因为隋朝以诚相待，“以夷治夷”，启民因此也竭诚相报，安心发展边疆社会经济，助隋反击来犯的外敌，以致启民在位期间，隋北部边疆基本稳定，没有大的动荡。
当然，“以夷治夷”一需要以诚相待，二需要“治夷”之“夷”忠于中央，这两个前提条件一旦打破，情况就会发生逆转。隋朝后期情况即是如此。此当另文讨论，此处不赘。
隋朝的这种边政与前朝后代有所不同。汉代采取的是开疆拓土的做法。如西汉打败匈奴之后，便在河西之地建立河西四郡（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唐代打败突厥之后，或将突厥内徙，分散安置在各州；或在原地设置羁縻府州，以都护府督领之。隋朝的边政别具一格。
在治边思想指导下，隋朝采取了一系列边政措施。
首先是军事措施。隋朝军事措施可以分为进攻和防御两个方面。
进攻方面。隋初制定了先弱后强的战略方针，首先打击较弱的吐谷浑和陈朝，然后全力以赴对付突厥。开皇元年八月，吐谷浑寇凉州，隋文帝遣行军元帅元谐率步骑数万击破之，又败其太子可博汗于青海，俘斩万计，吐谷浑王侯三十人各帅所部来降，可汗夸吕率亲兵远遁。开皇元年九月，陈朝攻隋朝胡墅及江北。隋派行军元帅长孙览、元景山反击，收复江北失地。陈宣帝次年正月崩，陈后主继位，遣使求和，归还胡墅。隋朝解除来自西南、南方的威胁，为隋朝全力以赴对付突厥打下了基础。
隋朝进攻的军事体制是行军制。行军制度是古代军事出征制度的新生物（古代军事制度有平时体制与战时体制之分）。秦至隋唐，出征制度有二次变化，形成三个时期：秦汉时期是将军统兵出征制度，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都督统兵出征制度，隋唐时期是行军总管统兵出征制度。秦汉时期出征制的特征是，平时体制与战时体制分离。战争爆发时，朝廷临时任命将军，在平时军队（中央南北军、地方郡国兵）基础上组成临时军队出征。战争结束后，军队解散，兵将各就各位。魏晋南北朝出征制的主要特征是，平战合一、征镇合一。魏晋南北朝有军区都督和征伐都督两种，前者占主导地位，其统兵平时担任镇守，战时担任防御或出征任务，职能随时转换，既征又镇。后者专行征行任务。隋朝行军总管统兵出征制是对魏晋南北朝出征制度的否定。隋朝行军专主征伐，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则罢。孙继民先生谓，隋朝行军制“在编成方式、兵役基础、平战和征镇体制的分离方面类似于秦汉的将军统兵出征制，在某些形式上表现出了否定之否定规律所特有的回归和再现的迹象”。[26]隋唐出征制度与秦汉制度类似应与二者皆为大一统时期有关，而与魏晋南北朝时大割据有别。行军制度在战时既能有效打击敌人，又能避免将领平时拥军坐大割据的弊端，在隋代边政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开皇元年，行军元帅元谐率行军大破吐谷浑；开皇三年，杨爽等八道行军元帅统行军打败突厥；开皇八年，杨广等三道行军元帅、九十位行军总管统行军灭陈朝统一全国，都体现了隋朝行军制度的威力。
隋朝行台制度。行台制度与行军制度一样，也是一种战时制度。行台最早出现于曹魏时期，以后北朝历代皆置。行台全称“行尚书台”，是代表中央处理地方军务的中央分支机构。战争期间，地方多事，不可能随时向中央奏请施行，行台因此应运而生。行台既可以代表中央指挥军事，又可以代表地方管理行政，逐渐变成地方上的最高军政机构，对中央集权构成较大威胁，因此，历朝皆置废不常。隋朝行台亦是旋置旋罢，事急则置，事竟则罢。隋朝设置行台的目的，史书说是“高祖初即位，每惩周代诸侯微弱，以致灭亡，由是分王诸子，权侔王室，以为磐石之固”。[27]但隋朝分王诸子与汉初分封诸王并不相同，我们认为，行台的设置主要是为了边事的需要。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行台的废置时间上得到证明。隋朝大约三次设置行台，一次在开皇二年正月，突厥大举进攻的前夕；两次在开皇六、八年，隋灭陈朝的前夕。开皇二年正月辛酉，鉴于突厥入侵的紧张局势，高祖令“置河北道行台尚书省于并州，以晋王广为尚书令。置河南道行台尚省于洛州，以秦王俊为尚书令。置西南道行台尚书省于益州，以蜀王秀为尚书令。”[28]次年，隋朝打败突厥，北部边疆转危为安，河南行台、西南行台罢废。开皇六年（586）十月，隋朝准备灭陈朝，置山南道行台尚书省于襄州，置淮南道行台于广陵，但因时机不成熟，晋王广未到广陵而改为雍州牧。八年，准备再灭陈朝，十月，又置淮南道行台。九年正月，陈朝灭亡，次月，罢所有行台。[29]可见行台的置、废都与当时的边事密切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河北道行台与其它行台约有不同。河北道行台开皇二年设立后，开皇九年陈朝灭后才废改（《隋书》卷30《地理中》载，河北道行台开皇九年改为总管府），也就是说，开皇三年打败突厥后，河北道行台没有马上罢废。河北道行台治并州（今太原一带），并州历来是中原政权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重镇，防御突厥是隋朝边政的重中之重，即使在打败突厥之后，隋朝也不敢轻易撤消战时机构，只是到局势真正稳定之后才最后废改。
隋朝 培养了一批能征善战的将领，也是边防军事胜利的保证。如杨素“战无不胜，称为名将”。又如史万岁勇猛无敌，达头来犯，闻其名“惧而引去”。[30]
防御方面。隋朝边政以防御为主。文帝开皇三年诏谓：“广辟边境，严治关塞。……制御夷狄，义在斯乎。”明确强调“制御夷狄”要在“严治关塞”。古代主要以弓箭、刀斧、戈矛等冷兵器进行战争，城墙、关隘等防御性工事确实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对付剽悍的北方游牧民族骑兵，作用更加显著。早在建国之初，益州总管梁睿就提醒文帝修筑城镇烽候的重要性：“窃以戎狄作患，其来久矣。防遏之道，自古为难。所以周无上算，汉收下策，以其倏来忽往，云屯雾散，强则骋其犯塞，弱又不可尽除故也。”因此应“安置北边城镇烽候及人马粮贮战守事”。[31]文帝非常重视这个建议，立即着手长城烽候等防御工事的修筑。
隋朝修筑长城总共大约7次：一是开皇元年（581）四月，文帝发稽胡修筑长城，二旬而罢；二是开皇三年（583），文帝敕“缘边修堡障，峻长城以备之”，周摇为幽州总管6州50镇诸军事，“修鄣塞，谨斥候，边民以安”。[32]三是开皇五年（585）十月，文帝令崔仲方发丁三万，筑朔方、灵武长城，东至黄河，西距绥州（大约在今榆林），南至勃出岭，绵亘七百里；四是开皇六年(586)二月，发丁男十一万修筑长城，二旬而罢；五是开皇七年(587)二月，发丁男十万余修筑长城，二旬而罢；六是炀帝大业三年(607)七月，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二旬而罢；七是大业四年(608)七月，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自榆林谷而东。[33]
隋朝大规模修筑防御工事主要集中在原北周北部边境地区，即灵武(今宁夏灵武)至紫河(今苍头河)地区，并与北齐所修工事相接。北周与突厥关系密切，不重视长城的修筑，因此隋朝必须修建补足之。北齐与突厥关系相对紧张，在其北部边境多次修筑工事以防突厥，因此隋朝可以利用之。如此一来，隋朝基本上完善了东至东海，西至宁夏之间漫长的防御体系，有效地抵制了游牧民族的入侵。[34]《资治通鉴》卷181载，大业四年三月，“车驾幸五原，因出塞巡长城”。历代帝王中，唯有隋炀帝曾亲巡长城，亦可见隋朝对长城防御工事的重视。
长城之外，隋朝还修缮其它防御工事，如修筑边城：开皇六年，“发丁十五万，于朔方以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以遏胡寇”。修烽燧治斥候：凉州总管乞伏慧“严警烽燧，远为斥候，虏亦素惮其名，竟不入境。”[35]
隋朝还在战略要地设总管府以为武装镇遏的力量。魏晋以来，中原盛行都督府制度，北周武成元年正月，改都督府为总管府。北周共设49个总管府。隋初沿袭北周总管府制，但根据形势需要进行了一些调整，废弃了一些作用不大的总管府，如分布在西、西南、南、东南方向的扶州、廓州、金州、江陵、黄州、南兖州等总管府，而西北、北、东北面临突厥的总管府则基本上保留下来。[36]据统计，隋文帝仁寿末年（604），隋有总管府36个，其中位于京师北或西北者8府，东北者7府（包括防御契丹的总管府，时契丹亦属突厥），用于镇慑与防御突厥的总管府几近半数，可见总管府镇遏突厥的作用。[37]开皇十七年（597），文帝令汉王杨谅出任并州总管，“自山以东，至于沧海，南拒黄河，五十二州尽隶焉。特许以便宜，不拘律令”。[38]并州虽然为历朝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重镇，但隋并州大总管区辖域之广，事权之重，却是以往不多见的，亦可见隋视镇慑与防御突厥为何等重要之事。
隋朝还特别重视防遏突厥总管府的人选。所谓“突厥屡为寇患，缘边要害，多委重臣”。如榆林郡（河套地区）是防遏突厥的重镇，开皇三年，隋设榆关总管（五年改称云州总管），“以（贺娄）子干晓习边事”，“授榆关总管十镇诸军事”。其在任上“甚为虏所惮”，文帝曾褒奖：“自公守北门，风尘不警”。开皇十四年子干卒，又以杜彦为云州总管，“突厥来寇，彦辄擒斩之，北夷畏惮，胡马不敢至塞”。杜彦转朔州总管后，突厥复寇云州，隋虽击走之，文帝“犹恐为边患，以彦素为突厥所惮，复拜云州总管”。董纯也因“突厥寇边，朝廷以纯宿将，转为榆林太守”。朔州也是北方防遏突厥的重镇。隋以杜彦为总管外，还因吐万绪少有武略，历官“颇有治名”，“突厥寇边，朝廷以绪有威略，徙为朔州总管”，而吐万绪也“甚为北夷所惮”。[39]
炀帝继位后，于大业元年四月废诸州总管府，集兵权于中央。炀帝所作应与当时边疆相对安定有关。不过，炀帝此举乃怕地方掌兵权于己不利，但最终却为亡隋种下了祸根。
其次是政治、经济、外交措施。隋朝总体贯彻“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方针，其政治、经济、外交措施有如下几项：
和亲。隋朝共嫁五位公主于突厥，其中四位嫁东突厥可汗。开皇四年，封周千金公主为隋大义公主。开皇十七年，嫁安义公主于突利（启民）可汗，十九年，嫁义成公主于启民可汗。义成公主先后为启民、始毕、处罗、颉利四可汗的可贺敦。隋又嫁淮南公主于颉利可汗之子突利可汗。和亲措施加强了隋对突厥的影响和控制。如封大义公主，促使东突厥与隋结成翁婿关系；嫁安义、义成公主，对促使启民可汗依附隋朝，分化都蓝可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然，隋和亲方面也有失误，如裴矩以始毕可汗部众渐盛，献策分其势，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设，拜为南面可汗，但叱吉设不敢受，始毕闻而大怨，终导致大业十一年反，围炀帝于雁门。后赖义成公主通风报信才解此围。
册封。隋朝册封了莫何可汗、都蓝可汗、启民可汗及可汗子弟。册、封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册是对边疆民族政权统治者的认可，所册为边疆民族的官位系列。册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已经存在的边疆民族统治者，中央王朝按自身的仪轨履行仪式，予以承认，隋朝所册处罗可汗和都蓝可汗即属此类；另一种是通过中央王朝的册命，确定边疆民族首领的地位，隋朝所册启民可汗即属此类。封是给边疆民族首领以官爵，所封为中央王朝的官爵系列，隋朝拜沙钵略子窟含真为柱国、安国公，都蓝可汗弟褥但特勤为柱国、康国公即属此类。册封确立了突厥与隋朝的臣从关系。值得注意的是，隋朝未授突厥首领以隋官爵，与对待高丽、粟末靺鞨、契丹、吐谷浑有所不同。有关这个问题，我们将另文讨论，此处不赘。
赏赐、互市。突厥与中原交往，多为经济利益而来。隋朝深知这一点，每次赏赐皆甚厚。如开皇五年，沙钵略与隋结成君臣关系，隋朝赏劳甚厚。开皇十七年，安义公主下嫁启民可汗，赏赐亦丰。大业三年六月，炀帝幸榆林，启民及公主献马三千匹，炀帝赐物一万三千段。七月，宴请启民及其部落酋长三千五百人，赐物二十万段。隋朝还对相对弱小的边疆民族或无功者也实施赏赐，这实际上是着眼于未来的长远之策，对加强隋朝与这些边疆民族的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开皇初，遣太仆元晖诣达头，赐以狼头纛；遣长孙晟赍币赐奚、霫、契丹。隋朝还应突厥之请开通互市，“开皇八年，突厥部落大人相率遣使贡马万匹，羊二万口，驼牛各五百头，寻遣使请缘边置市与中国贸易，诏许之。”[40]隋朝这些经济措施加强了突厥与隋朝的关系。
在隋与突厥的对峙中，隋朝还使用了一些战术手段，如威逼劝诱。开皇三年，长孙晟诱逼阿波叛沙钵略，与隋修好，是典型事例。都蓝可汗与达头共攻染干，染干自忖与达头“本无冤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济”，[41]长孙晟密遣使者大举烽火，诈告染干追兵大至，染干惧而降隋，也是典型的事例。
总之，隋朝对东突厥“威”与“惠”都发挥到极致，“东突厥归隋”是隋朝边政成功的典范。

[1] 《资治通鉴》卷175，5450页。
[2] 同上，5458页。
[3] 《隋书》卷54《李彻传》
[4] 《隋书》卷84《突厥传》
[5] 同上。
[6] 《隋书》卷51《长孙晟传》。
[7] 参见林恩显：《突厥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66-67页。
[8] 《资治通鉴》卷176胡三省注谓：“按时玷阙（达头可汗名）方强，盖文降耳。”
[9] 《隋书》卷84《突厥传》
[10] 《隋书》卷51《长孙览附长孙晟传》
[11] 《资治通鉴》卷176，5476-5477页。
[12] 均见《隋书》卷84《突厥传》
[13] 同上。
[14] 同上。
[15] 《周书》卷50《突厥传》
[16] 《隋书》卷51《长孙览附弟晟传》
[17] 参见韩升：《隋文帝抗击突厥的内政因素》，《欧亚学刊》第二辑，中华书局，2000年，111--124页。
[18] 《汉书》卷49《晁错传》颜师古注。
[19] 《隋书》卷51《长孙览附弟晟传》
[20] 《文馆词林》卷664。
[21] 《资治通鉴》卷180，5627、5632页。
[22] 《资治通鉴》卷180，5632--5634页。
[23]《资治通鉴》卷180载：高颎以炀帝遇启民过厚，谓太府卿何稠曰：“此虏颇知中国虚实，山川险易，恐为后患。”光禄大夫贺若弼亦私议宴可汗太侈。帝以为诽谤朝政，高颎、贺若弼皆坐诛，颎诸子徙边，弼妻子没官为奴婢。事连苏威，亦坐免官。颎有文武大略，明达世务，自蒙寄任，竭诚尽节，进引贞良，以天下为己任；立功立事者不可胜数；当朝执政将二十年，朝野推服，物无异议，海内富庶，颎之力也。及死，天下莫不伤之。
[24] 《资治通鉴》卷179，5572页。
[25] 《资治通鉴》卷180。
[26] 《唐代行军制度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5年，45-46页。
[27] 《隋书》卷62《元岩传》。
[28] 《隋书》卷1《高祖上》。
[29] 见陈仲安、王素：《汉唐职官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210-211页。
[30] 《隋书》卷48《杨素传》、卷53《史万岁传》。
[31] 《隋书》卷37《梁睿传》。
[32] 开皇元年事见《隋书》卷1《高祖纪》上，15页。开皇三年事引文分别载《隋书》《突厥传》、卷55《周摇传》。按摇是在突厥寇掠燕、蓟，总管李崇开皇三年被杀的情况下上任的，其修长城应在开皇三年或稍后。
[33] 分别见《资治通鉴》卷176，5485页，《隋书》卷1《高祖纪》上，23、25页；卷3《炀帝纪》上，70、71页；又参见岑仲勉《隋唐史》(1982)，上册，11页；袁刚《隋炀帝》，人民出版社，2001年，282页。
[34] 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10页。
[35] 分别载《隋书》卷60《崔仲方传》；《隋书》卷55《乞伏慧传》。
[36] 北面晋州总管府亦被撤，大约是因为河北道行台和以后的并州大总管府囊括了晋州。
[37] 见岑仲勉：《隋唐史》，中华书局，1982年，7-11页。又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110页？
[38] 《隋书》卷45〈杨谅传〉。
[39]分别见《隋书》卷50《李礼成传》、卷52《贺娄子干传》、卷55《杜彦传》、卷65《董纯传》、卷65《吐万绪》。
[40] 《隋书》卷84《突厥传》。
[41] 《资治通鉴》卷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