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为培养外交翻译人员，设立四夷馆，专门负责四夷往来文书的翻译，并在此教习诸蕃语言文字。四夷館鞑靼馆是教习蒙古语言文字，培养与北元、女真各部交涉事务中的翻译人材。
关于四夷馆，西方学者伯希和、威立德；日本学者本田实信；我国学者和希格等均认为是“翻译处”或“翻译局”。“四夷馆是一所学习、研究亚洲诸民族语言文化的学校和研究所，其中的汉字“馆”的含义为学校，所以‘四夷馆’是明代或清朝翰林院的‘亚洲研究院’”[1]。“四夷馆”是主管翻译事务、兼培养“习译”人材的“译学”机构。四夷馆置译字生，教习亚洲诸民族语言文字，是为了培养了解诸夷历史地理、夷情的翻译人材。其目的主要是要储备翻译人材，应急之用。
前人有关明四夷馆的研究主要有：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的《关于明四夷馆》[2]一文，就明朝设置四夷馆的年代、设置原因、具体位置、四夷馆的教师、生徒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田坂兴道的《最近关于四夷馆及华夷译语的研究》[3]一文，篇幅不大，介绍了我国学者向达、罗振玉、西方学者威立德、伯希和、福克斯及日本学者山崎忠等六位学者有关“四夷馆及《华夷译语》”的研究论文目录。
我国学者向达的《记巴黎本王宗载<四夷馆考>——瀛涯琐志之二》[4]一文，探讨了王宗载《四夷馆考》（巴黎本）的编撰时间、内容、王宗载的生平等问题。张文德的《王宗载及其<四夷馆考>》[5]一文，在向达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四夷馆考》的资料来源和史料价值。
有关鞑靼馆的研究，有石田干之助的《所谓丙种本<华夷译语>的<鞑靼馆译语>》[6]。山崎忠的《乙种本<华夷译语>“鞑靼馆来文”研究——东洋文库本》[7]和《<华夷译语>“鞑靼馆来文”的研究资料编——柏林本和东洋文库本的异同》[8]等。已往的研究多集中于语言、译语的研究，而对明代四夷馆的教学体制、四夷馆翻译人员在与周边民族、国家的交往中所起到的作用等问题重视还不够。对四夷馆各馆译语的研究情况也不同。有关女真馆译语、回回馆译语的研究近年来有所进步。而关于鞑靼馆的译语、蒙古语教学情况、蒙汉翻译活动等问题的研究则相对薄弱。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明代四夷馆鞑靼馆为中心，对其设置年代、蒙古语教学、文书翻译活动、译语的编撰等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四夷馆及鞑靼馆的设立与演变

明代，中原与周边民族、国家间朝贡、贸易往来，需要大量的翻译人员。为了培养翻译人材，明朝专门设置了四夷馆。四夷馆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为培养翻译人材而官方设立的专门机构。主要负责翻译朝贡国家往来文书，并教习周边民族、国家的语言文字。鞑靼馆是四夷馆中负责翻译明朝与蒙古的往来文书，兼培养通蒙汉语言文字的翻译人员的机构。
四夷馆在永乐五年初设时，分为八馆，后增设两馆，计为十馆。对此《大明会典》记载：“凡四方番夷翻译文字，永乐五年（1407）设四夷馆，内分八馆，曰鞑靼、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选国子监生习译。…正德六年（1511）增设八百馆；万历七年（1579）增设暹罗馆”[9]。这一史料，清楚地记载了设置四夷馆的年代及增设各馆情况。
关于设置四夷馆的具体位置问题，《明实录》记载：“置馆于长安左门外处之”[10]。神田喜一郎依据《燕都游览志》“四夷馆在玉河桥之西”的记载和《大明一统志》“翰林院在玉河西岸，四夷馆隶焉”的记载，认为设立四夷馆的场所应邻接翰林院。并指出“长安左门外”和“玉河桥之西”是指同一地点。
四夷馆设置之初属翰林院。《明史》职官志记载“遂改隶太常”[11]。关于这一问题，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依据《大明会典》 “弘治七年始增设太常寺卿、少卿各一员为提督”[12]的记载，认为“弘治七年（1494）开始增设太常寺卿、少卿各一员为提督四夷馆是事实。四夷馆改属太常寺是决不可能的问题，应该是《明史》职官志之误”[13]。笔者赞同这一观点。
清代继承明朝传统，改“四夷馆”为“四译馆”。《清史稿》记载：“顺治元年（1644），会同四译分设二馆．会同馆隶礼部，以主客司主事满、汉各一人提督之。四译馆隶翰林院，以太常寺汉少卿一人提督之。分设回回、缅甸、百夷、西番、高昌、西天、八百、暹罗八馆，以译远方朝贡文字。乾隆十三年（1748），省四译馆入礼部，更名会同四译馆，改八馆为二，曰西域，曰百夷，以礼部郎中兼鸿胪寺少卿衔一人摄之。”[14]
刘迎胜师认为“四夷馆改为四译馆是在顺治元年（1644）”[15]。清朝设馆之初，八馆中并无女真馆和鞑靼馆。裁撤女真馆是因为满族人早已弃用女真字，但不设立鞑靼馆的原因尚不清楚。这也许与清初有不少满人懂蒙古语有关。的人张文德认为“江繁的《四夷館考》一书将女真馆、鞑靼馆有关内容删除，是与清朝的文字狱有关”[16]。笔者认为江繁的《四夷館考》一书未记载女真、鞑靼两馆之事，与当时设立八馆时，未设女真、鞑靼二馆有关。

二、鞑靼馆蒙古语教学

关于鞑靼馆教授与生徒人数、出身、教学与学制、翻译文书等问题，史料虽无专门记载，但可依四夷館资料推定。王宗载的《四夷館考》和江繁的《四译館考》二书，主要记载朝贡诸国情况，未及四夷館及鞑靼馆教学与学制等情况。《明史》、《明实录》、《大明会典》等史料对四夷館的沿革等问题有所记载，但简略提及四夷館及鞑靼馆的教学与学制等情况。相对来说，吕维琪的《四译館则》增定馆则中详载明嘉靖、万历年间有关四夷館及鞑靼馆的规章制度、教学情况等，对研究鞑靼馆的教学与学制、教授与生徒情况，十分珍贵。

1、教师

关于鞑靼館教师，由于史料记载简单，无法断定具体人数。明初鞑靼馆缺少教师。其教师来源，史料虽无明文，但估计是一些与火源洁有关系的人。鞑靼馆选择教师，与各馆相同。四夷馆各馆缺教师时，“于本馆年深职官内，选其译学优长，行止端慎者，具呈内阁考试，题请点用或只据呈批准署掌”[17]。
吕维琪《四译馆则》增定馆则卷七记载了鞑靼館属官四十九名（其出身是正德间到万历三十二年间选入鞑靼馆的译字生），其中鞑靼馆教授有马廷祯、顾袆、林洲、马应乾、刘尚宾、马承礼、刘尚贞、韩良议、穆世登、马应龙等十名。

2、生徒

四夷馆设置之初，生徒均选自国子监。《明实录》记载：“因四夷朝贡，言语文字不同，命礼部选国子监生蒋礼等三十八人，隶翰林院，习译书。人月给米一石；遇开科仍令就试。仍译所作文字，合格准出身。”[18]。
后来，四夷馆各馆生源有了变化。《明史》记载：“初设四夷馆隶翰林院，选国子监生习译。宣德元年（1426）兼选官民子弟，委官教肄，学士稽考程课。”[19]。自1490年开始，生徒多从世业子弟中挑选，世业子弟人数增多。
四夷馆各馆生徒来源有所变化，主要原因有，首先、除定期的官方选生外，四夷馆教师私收子弟为生徒。其次、官僚、富商贿赂官员，使其子弟被选为四夷馆译字生。这些官僚、富商子弟不好好习译、入馆目的不纯。例如：“天顺三年（1459）四夷馆教师马铭违例私收子弟一百三十六名”[20]。嘉靖十六年（1537）所选120名生徒，当时选收时不管是否世业子弟、不限出身。嘉靖二十一年（1542）查知嘉靖十六年（1537）所选120名生徒中郭元梓、郭元材等二十四名富户、商人子弟，因纳贿夤缘成为四夷馆译字生，而被剥夺参加会考资格，革退为民[21]。这些现象对四夷馆各馆带来许多不利因素，生徒图私利、商人子弟与外夷勾结、或泄漏夷情。为了防止这些弊端，自1566年开始，四夷馆生徒专从世业子弟中挑选。
据《四译馆则》记载，嘉靖四十五年（1566）规定四夷馆及鞑靼馆生徒“每六年一次收考”[22]。但事实上，生徒不是非常缺乏不准收取。一般都是每隔二、三十年才选一次学生。自永乐五年（1407）四夷馆设立之初，到崇祯三年（1630），吕维琪编完增订馆则为止，二百多年间，共选生徒十次。自1407年到1630年期间的选生情况，可分为三个阶段：
自永乐五年（1407）到弘治三年（1490）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共选生四次，分别是在1407年、1426年、1459年、1490年。这一阶段的生徒来源主要是国子监生或官民子弟。永乐五年（1407），学生从国子监生中挑选，有蒋礼等三十八人入馆，习译书。后来，宣德元年（1426）开始，又兼从官民子弟中挑选学生，此次选生人数不清。天顺间，因官员、军民、匠作、厨役子弟投托教师私自习学，生徒出身不同，恐生徒图私利、泄漏夷情。规定今后按永乐例从国子监生中挑选年幼俊秀者送馆，分馆习译番夷语言文字与汉语的互译之事。天顺三年（1459）四夷馆译字官生有一百五十四名。
自弘治四年（1491）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共选生三次，分别是在1508年、1537年、1566年。“正德三年选收译字生一百七名，嘉靖十六年选收译字生一百二十名。皆不问世家不论本业，止泛考汉文数字，待收馆之后方习番文”[23]。正德三年（1508）选生107名，嘉靖十六年（1537）选生120名。这两次选生不管是否世业子弟、不限出身。嘉靖四十五年（1566），鞑靼等馆教师、署正等官顾袆等多次报告称“各馆缺人习译，乞要选收世业子弟作养”[24]。因鞑靼等九馆缺人习学，这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共选世业子弟田东作等七十五名分馆习译。
自嘉靖四十六年（1567）到崇祯三年（1630）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共选生三次，分别是在1578年、1604年、1625年。万历六年（1578），增暹罗一馆时，续收世业子弟成九皋等二十一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译学缺人，十馆无一名译字生习学，只有教授等官十八人。六月二十四日收取世业子弟马尚礼等九十四名。天启五年（1625）报告译学缺人“每馆现任教师只有二、三人，八百馆今已故绝，传习无人，每遇译写来文、回答敕谕，少则尚可苟完，多则动称堆积”[25]。天启五年（1625）八月二十三日选收韩永祯等九十四名生徒。
四夷館十馆生徒额数为百人左右，鞑靼馆生徒额数没有明文规定。以上十次选生，分给鞑靼馆的学生人数不清。以上成九皋、马尚礼等，均为鞑靼馆属官，应是当时分到鞑靼馆的译字生。韩永祯也是鞑靼馆译字生。
据《四译馆则》增订馆则卷二十之十馆师生校阅姓氏表, 可以断定1625年入选世业子弟中，分给鞑靼馆的译字生至少有十五人或十五人以上。
十馆师生校阅姓氏表：
鞑靼馆
教师主簿：穆世登、刘尚贞、韩良议
译字官：马尔翥、刘启泽
译字生：韩永祯、刘启溶、刘天申、马士秀、孙希贤、林大有、韩良谟、昌德、林如梧、周京、王三锡、刘惟懋、吕帮柱、韩永祥、杨时盛
自万历三十二年（1604）到天启五年（1625）二十多年间，鞑靼馆应没有译字生了。教师穆世登、刘尚贞、韩良议等三人是万历三十二年（1604）选入鞑靼馆的译字生。万历三十二年（1604）选入鞑靼馆的译字生，后来成为鞑靼馆属官的有“王子龙、马键、马尚礼、刘天锡、马承礼、刘尚贞、韩良议、穆世登、马应龙、林如椿、丛文炜、丛文灿、陈光復、陈光显”[26]等十四人。由此可以断定，万历三十二年（1604）选入世业子弟中，分给鞑靼馆的译字生至少有十四人或十四人以上。那么，译字生韩永祯、刘启溶、刘天申、马士秀、孙希贤、林大有、韩良谟、昌德、林如梧、周京、王三锡、刘惟懋、吕帮柱、韩永祥、杨时盛等十五人，应是天启五年（1625）通过会考，选入鞑靼馆的译字生。
据《四译馆则》增订馆则序记载，增订馆则是在崇祯三年（1630）完成。按1490年（此年规定四夷馆生徒学制为九年，三年食粮、六年冠带、九年授职）规定，自天启五年（1625）选生徒入鞑靼馆到崇祯三年（1630）完成增订馆则，即列鞑靼馆师生校阅姓氏表时，上述十五人未满六年，只参加过食粮一考，崇祯元年（1628）三年期满，马士秀等六十八人通过了食粮一考。应该说，天启五年（1625）选入十馆生徒，到1630年为止，无一人满六年参加过冠带考试。就是说，尚无人升为译字官。1625年十馆所选九十四名世业子弟中，参加校阅的十馆译字生有八十七人，七人未参加校阅工作。那么，1625年入馆的世业子弟中，分到鞑靼馆的至少有十五人。
1604年，选世业子弟入馆习译时，因鞑靼、暹罗二馆事务繁忙，请求给予增加生徒额数。那么，鞑靼馆译字生，1604年选入的十四人和1625年收取的十五人，是增加额数之后的人数。万历三十二年（1604）之前，分给鞑靼馆的译字生可能不到十四或十五人。嘉靖四十五年（1566）选入鞑靼馆的译字生，后来成为鞑靼馆属官的有“王子春、丛文光、韩学礼、马继志、丛文辉、成桂、徐应诰”等八人。
译字官马尔翥、刘启泽是鞑靼馆教师马应乾、刘尚宾之子。二人分别是在天启二年（1622）和天启四年（1624）继父之业送馆习译。他们与上述十次会考入选的生徒（包括世业子弟）不同，不是参加会考被选入馆，是以继习的方式，被送馆习译。“各馆年深教师，在任或病故，其子孙通译无过者，为世业子弟比例陈情送馆继业”[27]。这种继习也与会考一样，要由翰林院批准方许入馆习译。继习送馆习译的鞑靼馆译字生除马尔翥、刘启泽之外，还有鞑靼馆教师马廷祯之子马钥。

3、教学内容

据《四译馆则》记载，四夷馆十馆译字生初习杂字，自嘉靖二十一年（1542）以后，以诰敕、来文、杂字一同肆习[28]。这里，杂字是指四夷馆所编各馆“译语”，即汉语和诸番语对译语汇。诰敕的内容不得而知。来文是指四夷朝贡“表文”。
保留至今的《华夷译语》中各馆“译语”、“杂字”、“来文”等，与四夷馆各馆所学课程有关。鞑靼馆“译语”和“来文”是鞑靼馆教习蒙古语的主要教科书。

（1）、《华夷译语》的编撰及版本

《华夷译语》是为各馆教习杂字（语汇）和来文而编撰的教科书。
《明实录》记载：“命翰林院侍讲火源洁等编类《华夷译语》。上以前元素无文字、发号施令、但借高昌之书、制为蒙古字以通天下之言。至是乃命火源洁与编修马沙亦黑等、以华言译其语。凡天文、地理、人事、物类、服食、器物靡不具载。复取《元秘史》参考、纽切其字以谐其声音。既成，诏刊行之。自是使臣往复朔漠、皆能通达其情”[29]。这是明朝初次编撰《华夷译语》的情况。
在火源洁之前，已有蒙汉对译辞书存在。元世祖忽必烈时，命人编撰《至元译语》，而蒙古语和汉语的对译辞书，将蒙古语词汇按天文、地理、人事、器物分门别类，进行蒙汉对译。
据《万历起居注》记载：“万历七年（1578）正月十一日丁巳辅臣传令四夷馆官生写完《华夷译语》共十册，进呈上留览”[30]。北京图书馆善本室所藏（胶片）《华夷译语》明抄本十册，不分卷，也许就是万历七年（1578）所编《华夷译语》。
《华夷译语》有广、狭两义，广义的《华夷译语》是四夷馆编撰的诸蕃语言和汉语的对译辞书。与《至元译语》相同，也按天文、地理、人事、器物分门别类，对诸蕃语词汇进行汉译并列出汉字音译。狭义的《华夷译语》即单指洪武本《华夷译语》。
《华夷译语》又可分为三种不同版本，国内学者分别称为洪武本、永乐本、会同馆本。洪武本《华夷译语》是洪武十五年（1382）明太祖命火源洁等编撰的译语，洪武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附翰林学士刘三吾之序锓板刊行。只有蒙古译语一种。有蒙古语原文、汉字、汉字音译蒙古语三种。后来逐渐增改。永乐本《华夷译语》是永乐五年（1407）初设四夷馆之后，乃至到四译馆由各馆馆员编修的诸蕃语言和汉语的对译语汇，不同版本和抄本的内容不同。有诸番语言和汉语对译的《译语》和《杂字》部分。有些《译语》还有诸番语言和汉语互译的“来文”，即诸番来使向中国进贡表文。会同本是明末茅瑞徵所辑的《华夷译语》，只有汉语和汉字音译诸蕃语言，没有诸蕃语言的原文。

（2）、鞑靼馆“译语”和“来文”

《华夷译语》在国内外有不同版本和多种抄本流传。《华夷译语》上述三种不同版本中，不同抄本载有“鞑靼译语”的情况如何呢？如上所述，甲种本《华夷译语》只有“鞑靼译语”一种。据石田干之助和田坂兴道的研究，乙种本《华夷译语》有十种抄本：（1）柏林国立图书馆所藏抄本，明抄本二十四册。（2）柯劭忞所藏明抄本。（3）东洋文库所藏明抄本。（4）内阁文库所藏抄本。（5）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所藏《华特搜集》中的称为《译字》的抄本。（6）内藤博士所藏抄本。（7）巴黎国民图书馆所藏抄本，清代抄本。（8）巴黎亚洲协会抄本，清康熙年间抄本。（9）Edkins旧藏现大英博物馆藏本，明代版本。（10）京大·东洋文库·Edkins旧藏别本·神田教授所藏本。以上十种抄本中，未载有“鞑靼译语”的是（7）、（8）、（9）、（10）四种。其它六种抄本载有“鞑靼译语”。丙种本有九种抄本：（1）伦敦大学学院所藏罗伯特·莫里逊收藏的明抄本。（2）近藤守重目睹并著录于《正斋书籍考》的本子。（3）松泽老泉著录于《汇刻书目外集》的本子。（4）河内所藏法国远东学院的本子。（5）稻叶君山秘藏本，内藤博士本和京都帝国大学本是此秘藏本的副本。（6）水户彰考馆所藏本。（7）清王闻远《孝慈堂书目》见所谓“十国译语”的本子。（8）静喜堂文库所藏本。（9）德岛市光庆图书馆内旧阿波国文库所藏本。此九种抄本中，除（1）和（6）的伦敦本和水户本两种抄本，未载有“鞑靼译语”之外，其余七种抄本均载有“鞑靼译语”[31]
除官方编撰的《华夷译语》载有“鞑靼译语”之外，明人有传抄“鞑靼译语”的现象。明代吴人慎懋赏所撰《四夷广记》、王鸣鹤的《登坛必究》、茅元仪的《武备志》、《蓟门防御考》、《卢龙塞略》等明人文集中，也收有“鞑靼译语”。
四夷馆各馆“来文”有时也被称为四夷馆课。刘迎胜师认为 “这些‘来文’多数是伪造的。参与作伪的可能是一些在边关担任翻译的人或四夷馆的职员”[32]。他在其另一篇论文中指出“这些表文并非原本，明显是带有汉语背景的人伪造的，其作者可能是四夷馆的教师”[33]。
四夷馆“来文”，不管在边关担任翻译的人或四夷馆的教师伪造的，其目的应是为四夷馆译字生“习译”而作。
洪武本《华夷译语》收有鞑靼馆“来文”十二篇，永乐本收鞑靼馆“来文”四十篇。但北京图图书馆善本室收藏的明抄本中，鞑靼馆“来文”被编在“高昌馆课中”[34]。


三、外交文书的翻译

鞑靼馆负责翻译明与北元、女真部交涉事务中的朝贡、贸易外交文书。馆中教师、译字官、译字生，都参予文书翻译工作。有时为了验放夷人进贡“表文”，鞑靼馆官生经常被派到边关。

1、译审边贡文书

《明史》记载：“各国使人往来，有诰敕则验诰敕，有勘籍则验勘籍，毋令阑入。土官朝贡，亦验勘籍。其返，则以镂金敕谕行之，必与铜符相比。凡审言语，译文字，送迎馆伴，考稽四夷馆译字生、通事之能否，而禁饬其交通漏泄。凡朝廷赐赉之典，各省土物之贡，咸掌之”[35]。
这一段材料证明，诸蕃朝贡、往来使臣，不准随便进入朝廷，须经严格审查方可入境。遇到语言文字的审查和翻译事务时，由四夷馆译字生来完成。
鞑靼馆译字官、译字生经常被派到边关，进行译审，验放入贡夷人。《四译馆则》记载：“大喜峰口差官一员，验放进贡彝人，三年一更，每遇期满彼中巡抚官据呈申请兵部移咨由礼部本院转行本馆拣选行止端慎年深老成音番字官一员，请知内阁转开本院起送接管万历三十六年二月以林洲不愿往，选译字生王子龙前去。题准作实授冠带，给予应得柴薪”。又“先年据宣大总督尚书王 题差译字官丛文辉差往阳和”[36]。以上史料清楚地记载了鞑靼馆译字生被派赴喜峰口、阳和的情况。

2、鞑靼馆代译女真馆文书

鞑靼馆除了翻译明与蒙古的往来文书之外，代译女真馆文书。因此，翻译任务非常繁忙。据《四译馆则》记载：“鞑靼馆除本馆职业外，又兼译女直来人进贡袭替来文，并回敕书及译写顺义王表文，喜峰口验放来人。比之别馆繁剧数倍”[37]。
四夷馆各馆一般负责本馆的往来文书的翻译。但有时也有代译其它地区的文书的情况。万历七年（1579）增设暹罗馆之前，回回馆代译暹罗馆文书。关于这一问题，《四夷馆考》记载：“正德十年（1515），遣使贡方物，进金叶表，下回回馆译写”[38]。《万历起居注》记载：“回回馆贡使颇繁，文字难译，先年常令代译暹罗诸国表文”[39]。回回馆代译暹罗馆文书的主要原因是明朝没有懂暹罗文的翻译人材。
鞑靼馆代译女真文书，与上述回回馆代译暹罗文书的情况有所不同。当时，明四夷馆专门有女真馆培养通女真语言文字的翻译人员，不缺少懂女真文字的译字官。那么，鞑靼馆在女真馆不缺少译字人员的情况下，为何要代译女真文书呢？这与女真族所使用的语言文字的变化有关。
女真建立金朝之后，创制自己的文字，开始使用女真文字。女真文字是指“金朝建国初期，（1119年）完颜希尹所制的女真大字和天眷元年（1138）金熙宗所颁行的女真小字的总称”[40]。元明时期，有不少女真人懂蒙古语。而且，明代女真族受蒙古人影响，有一部分地区女真人改用蒙古语，出现了部分女真人不识女真文字的现象。自正统年间开始，部分地区的女真人与明朝交往时，往来文书改用蒙古语。正统九年（1444）女真部向明朝请求敕书用蒙古文字书写。关于这一点《明实录》有明确记载，“玄城卫指挥撒升哈、脱脱木答鲁等奏：臣等四十卫无识女真字者，乞自后敕文之类第用鞑靼字，从之”[41]。
根据以上史料记载，可见至少自正统九年（1444）到万历三十一年（1603）之间，明朝与女真往来文书使用蒙古语。因此，鞑靼馆负责代译明与女真往来文书中的蒙古语文书部分。那么，明与女真往来时，使用女真文字的部分文书，当然是由女真馆的官生来翻译。
明隆庆三年（1569），清太祖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噶盖二位学者，根据蒙古文字母，创造了无圈点的满文。明崇祯五年（1632），清太宗命达海在原来字母上加圈点，对满文进行了改造。满族根据蒙古文字创造满文的原因，可能与明朝部分女真人使用蒙古文字，女真族中识女真文字的人越来越少这一事实有关。

[1] 刘迎胜《<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校释举例（“器用门”至“文史门”）》，《中亚学刊》第五辑，1996年，第253页。
[2] 刊于《史林》，第12卷第4号，1927年，第1－16页。
[3] 刊于《东洋学报》，第33卷第3－4号，1951年，第145页。
[4] 载《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53－660页。
[5] 刊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2000年，第页。
[6] 刊于《北亚细亚学报》，第2辑，1944年，第页。
[7] 刊于《日本文化》第31辑，1951年，第页。
[8] 刊于《游牧民族研究》，京都，自然学会，1955年，第页。
[9]《大明会典》卷二百二十一“翰林院”条，第五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本，1989年，第2943页。《明史》卷七十四职官三太常寺附提督四夷馆条记载：“提督四夷馆，少卿一人正四品，掌译书之事。自永乐五年，外国朝贡，特设蒙古、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八馆，置译字生、通事，通事初隶通政使司，通译语言文字。正德中，增设八百馆．八百国兰者哥进贡。万历中，又增设暹罗馆”。
[10]《太宗实录》卷48，永乐五年三月条。
[11] 《明史》卷七十四职官三太常寺附提督四夷馆条，第1797页。
[12] 《大明会典》提督四夷館一员条。
[13] 神田喜一郎《关于明四夷馆》，第6页。
[14]《清史稿》卷一百十四志八十九职官一礼部会同四译馆乐部，第3283-3284页。
[15] 刘迎胜《宋元至清初我国外国语教学史研究》，《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第115页。
[16] 张文德《王宗载及其<四夷馆考>》，第93页。
[17] 吕维琪《四译馆则》卷之五选补教师条，第2叶正面。
[18]《太宗实录》卷48，永乐五年三月条。《四夷馆则》增订馆则卷之一，建设提督四夷馆条记载：“永乐五年三月因四夷朝贡，言语文字不通，命礼部选国子生蒋礼等三十八人，隶翰林院，习译书。遇开科仍令就试。分八馆，曰鞑靼、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彝、高昌、缅甸出会典及典汇”。
[19]《明史》卷七十四志第五十职官三太常寺附提督四夷馆条，第1797页。
[20] 吕维琪《四译馆则》卷之一建设提督四夷馆条，第二叶背面。
[21] 吕维琪《四译馆则》卷之十二嘉靖二十一年革夤缘译字生稿条，第二十叶正面。
[22] 吕维琪《四译馆则》卷之二选授收补定期条，第一叶背面。
[23] 吕维琪《四译馆则》增订馆则卷之十二，文史题奏类一嘉靖四十五年正月题选译字生稿条，第三叶背面。
[24] 吕维琪《四译馆则》增订馆则卷之十二，文史题奏类一嘉靖四十五年正月题选译字生稿条，第一叶正面。
[25] 吕维琪《四译馆则》增订馆则卷之十二，文史题奏类一天启五年八月题选译字生稿条，第十叶正面。
[26] 吕维琪《四夷馆则》增订馆则卷之七，属官十馆官职名鞑靼馆条，第二叶背面到第三叶正面。
[27] 吕维琪《四夷馆则》增订馆则卷之二，选授继习译业条，第一叶背面。
[28] 吕维琪《四译馆则》题解。
[29]《明实录》，《太祖实录》卷41。洪武二年三月条。
[30] 《万历起居注》万历七年正月十一日丁巳条，第一册，第712页。
[31] 石田干之助《女真语研究新资料》，《桑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昭和六年（1931），第1288页。
[32] 刘迎胜《古代中原与内陆亚洲地区的语言交流》，《学术集林》卷七，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93页。
[33] 刘迎胜《宋元至清初我国外国语教学史研究》，第116页。
[34]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书》6，书目文献出版社。
[35]《明史》卷七十二志第四十八职官一礼部条，第1749页。
[36] 吕维琪《四夷馆则》增订馆则卷三“差官喜峰”和“阳和差遣”两条，第二叶背面、第三叶正面。
[37] 吕维琪《四夷馆则》增订馆则卷十二，万历三十一年（1603）五月题选译字生稿条，第七叶正面。
[38] 王宗载《四夷馆考》卷之下，暹罗馆条，东方学会印本，第二十叶。
[39] 《万历起居注》万历六年（1578）十一月丁巳条，第一册，第696页。
[40] 道尔吉、和希格的《女真译语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增刊，第4页。
[41] 《明英宗实录》卷百一十三，正统九年二月甲午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