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金石學源於唐宋時代，唐代韋述等史家已經開始收集、著錄金石碑版，並運用於史學著述了。史載：“〔韋述〕家聚書二萬卷，皆自校定鉛槧，雖御府不逮也。兼古今朝臣圖，歷代知名人畫，魏、晉已來草隸真迹數百卷，古碑、古器、藥方、格式、錢譜、璽譜之類，當代名公尺題，無不畢備。”[1]其所著《兩京新記》，記述了興福寺《聖教序碑》、西市《市令載敏碑》、東明觀《馮黃庭碑》、《李榮碑》等碑刻，生動地反映了兩京的歷史。以毌煚《古今書錄》爲藍本的《舊唐書·經籍志》，著錄了《諸郡碑》一百六十六卷、《雜碑文集》二十卷兩書[2]；敦煌出土文書中也有輯錄碑誌之作，如《李氏造窟功德碑》、《張淮深碑》、《常何墓誌》，皆有寫本傳世，這些書籍雖不著編纂者姓名，但表明唐代已有學者著意集錄碑版文字了。宋代歐陽修、趙明誠、洪适的著作將金石學推向成熟，形成金石著錄、校勘、鑒別、考訂等系統而專門的方法。清代學者進一步推而廣之，並與經史考證、輿地方志之學相結合，結出了更爲豐碩的果實。我國金石學可謂具有深厚的傳統，其所積累的材料和方法爲歷史研究提供了豐厚營養。
　　陳寅恪先生《陈垣〈敦煌劫餘錄〉序》云：“一時代之學術, 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 以研求問題, 則爲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3]粟特人是中古時代亞歐大陸貿易的擔當者，對於粟特研究涉及中國與中亞地區各國之間的經濟、語言、藝術、宗教等各個方面的交流史，隨着新材料不斷出土，其基本面貌和重要性逐漸顯現，向世人提出了中西交通史上的新問題。學者有機會利用新材料，以研求此新問題，形成歷史學、語言學、考古學研究中的當代新潮流。然而面對新材料，學者卻不應放棄那些行之有效的舊方法。關於粟特人的石刻史料出土甚夥，我們用以研究新問題時，就須瞭解傳统金石學的方法，以便正確地處理這類材料，得出接近真實的結論。

一、粟特石刻材料中的善本问题

　　石刻材料也同其他類型文獻一樣，有善本和劣本之分：碑版之存佚、氈墨之優劣、捶拓之早晚，都直接影響我們研究工作的成效。善拓不僅僅是拓工優良、字迹清晰的拓本，也指碑版的早期拓本、已佚石刻的拓本或者断裂、損毀之前的完整拓本。善拓能夠給我們的研究工作帶來更多、更完整的信息，有事半功倍之效；否則，使用了劣拓，則造成材料的失真或誤解，妨礙研究向正確方向前進。
　　《康居士寫經題記》为信仰佛教入華粟特人康居士所作，對於研究粟特人宗教信仰的轉變，以及武周時期佛教與政治史之間的關係都很有意義[4]。此碑為1912年大谷探險隊得自吐魯番高昌故城，運回日本，斷為十塊^[5]。1914年夏，羅振玉在日本京都看到此碑，“不能得打本，爰攜氈墨往，手拓之”^[6]，並著錄於其《海外貞珉錄》^[7]。1937年出版的《新西域記》下卷，曾刊佈最大一塊石刻的圖版^[8]。學術界關於《康居士寫經題記》的研究已往主要依靠《新西域記》刊佈的圖版，而羅振玉親手所拓的那幅拓片卻不爲人知，其實羅氏原拓尚在人間。國家圖書館善本部有羅振玉舊藏的“海外貞珉集存”拓片一函，原裱舊籤。兩相對照，我們發現這宗藏品全部著錄於羅振玉《海外貞珉錄》之中，據此推測，我們認爲這極有可能是《海外貞珉錄》所錄石刻拓片中羅振玉收藏的部分。此拓本入藏國立北平圖書館的時間沒有十分確切的記錄，《國立北平圖書館、國立北平研究院展覽拓片目錄》顯示，這個舉辦於1936年的拓片展覽展出了屬於“海外貞珉集存”並著錄於《海外貞珉錄》的《元颺墓誌》及《元颺妻王氏墓誌》，而且明確指出這次展出的拓片都是新近獲得的^[9]。看來“海外貞珉集存”的入藏，大約就在1936年或稍早的時候。在這宗拓片中就有非常珍貴的羅振玉手拓《康居士寫經題記》（本書圖版43），與《新西域記》所刊拓本比較，兩者主體相同。唯另有小石九塊，過去從未見公佈，而此拓本保存其中右上角一塊。羅氏拓本著墨均勻，字口內無洇墨痕迹；而《新西域記》拓本左上角和中下部都因捶拓不當而模糊不清，顯然是墨氈過濕所致。不僅如此，將羅氏拓片與錄文相比，可知羅振玉所據即爲此善拓無疑。原碑早已由大谷光瑞寄贈朝鮮總督府博物館，經查今韓國漢城國立中央博物館中無此碑，或許已經毀掉，如是則國家圖書館拓本，或為天下僅存之孤拓，彌足珍貴。荣新江教授所据罗振玉录文所作的研究切实可靠，也是间接地利用了善拓。
　　善拓對於粟特研究的作用尚有一例，即洛陽出土唐咸亨元年（670）《康敬本墓誌》。此誌原爲張鈁千唐誌齋藏石，《千唐誌齋藏誌》、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與吳樹平編《隋唐五代墓誌匯編》所刊圖版相近，均爲殘泐之本，周紹良先生主編《唐代墓誌彙編》據以釋錄，缺字較多；唯《洛陽出土歷代墓誌輯繩》所刊圖版相對完整，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據以釋錄，所得文字較前者爲多，榮新江教授曾將錄文對比，指出《輯繩》所刊爲善拓，而《全唐文補遺》據善拓所作釋錄爲優。今不憚煩瑣，將全誌釋錄抄掇如下：

　　大唐故康敬本墓誌銘

　　君諱敬本，字延宗，康居人也。元封內遷，家張掖郡。酋率望重，播美河西。因地命氏，派流不絕。故知東南擅竹箭之美，西北蘊球琳之珍。莫不事藉□腴，兼耳望□。昔金行失馭，水德未□。五馬躍而南浮，六龍矯而西墜。自戎居□，世襲簪裾。曾祖默，周甘州大中正。祖仁，隋上柱國、左驍衛三川府鷹揚郎將。□□挺劍，欄□□清。戴鶡彎弓，鈎陳外警。父凰，隋起家右親衛，加朝散大夫。屬□□道銷，帝□改□，□降夜舉，羽檄晨飛。皇泰元年，授銀青光祿大夫，遷上大將軍，尋除左龍驤驃騎大將軍、陽城縣侯。五千攸長，照華轂以騰光；六校參營，肅雕戈而動色。□星聳劍，縱賁育之雄□；貫葉鳴弦，總平良之秘策。君襟神爽悟，性靈歆俊。操德學海，□羽翰林。道實因□，才不習古。文秀事刃之歲，窮覽孔府之書；子山受□之年，洞曉姬公之籍。以貞觀年中，鄉貢光國，射策高第，授文林郎，尋除忠州清水縣尉，改授豳州三水縣尉。兩造甄□，□□備舉。官不留辜，行無冤滯。遷上臺司禮主事。清覽要樞，仙闈總轄。君援松表性，指水濯心。廁雞香而含芬，陪□雀而爲□。司成碩學，就釋十翼之微；弘文大儒，詢明六義之奧。□□絢綵，筆海澄漪。聳鄧林之翹幹，湛亹波而積翠。授晉州洪洞縣丞，魏地要□，關河重復。吏多機巧，人懷狙詐。君□贊一同，□輔百里。夜漁莫隱，朝雉見馴。遷授虢州錄事參軍事。精麗神臯，地華仙邑。聽雞之谷，表裏山河；休牛之郊，襟帶□陸。□上珪璋令望，杞梓賢明。行修兼舉，辭藝具贍。何得預茲簡擢，授受僉宜。君□□□方，抗庳無避。居忠處正，履道依仁。以丁憂還，哀感行路。號天靡傃，擗地無□。□生難返，扶而不起。遂嬰□痼，亟改炎涼。與善無徵，降年不永。春秋卌有八，卒於章善里第。喬木欲秀，嚴霜□摧；長衢方騁，騰雲景滅。巷歌鄰相，寂寞無聞；□水成風，悽然有輟。且毀滅□行，誠闕禮經；孝感神明，彰於典冊。即以咸亨元年□月十四日，遷於□□北上翟村西原，禮也。乃爲銘曰（誌銘從略）。[10]

以上錄文中凡是加重的字句都是通行拓本所缺之處，而爲《輯繩》所刊善拓所補充。此外，細校全文，發現因爲通行拓本模糊不清，《唐代墓誌彙編》誤釋之處不少：“因地命氏”之“氏”字脱，“事藉□腴”之“腴”误作“苏”，“道銷”之“銷”誤作“銀”，“襟神爽悟”之“襟”誤作“傑”，“行無冤滯”之“冤”誤作“冕”，“仙闈總轄”之“闈”誤作“關”，“援松表性”之“援”誤作“爰”，“指水濯心”之“水”误作“冰”，“十翼”之“十”误作“卜”，“筆海澄漪”之“澄漪”誤作“金柯”，“聳鄧林之翹幹”之“鄧”誤作“登”，“抗庳無避”之“庳”误作“屏”，“喬木欲秀”之“喬”誤作“高”，“孝感神明”之“感”誤作“成”，等等。此外，還有若干句讀錯誤。兩相比較，我們很容易看到不同的拓本提供的信息差異很大，善拓的意義不可忽視。

二、利用粟特石刻材料不可忽視前人的著錄、題跋

　　前人的著錄、題跋是非常寶貴的成果，我們利用石刻材料，不可不重視。至有石刻殘泐、斷裂、佚失等等情形，則非藉助前人著錄題跋不能得見全帙。

　　《米寧女九娘墓誌》（本書圖版60），記錄了揚州粟特人的情況。揚州是中晚唐時期的重要城市，所謂“揚一益二”，而且是一個聚集了大量異國商客的國際貿易都會。過去我們知道揚州有大量的波斯、大食商人，由《米九娘墓誌》我們知道，揚州也可能有粟特商人或居民的存在。據韓崇《寶鐵齋金石跋尾》，此誌清道光十一年（1831）出土於江都新城東郊（今江蘇揚州市），出土時斷爲兩截，後又輾轉訪得誌蓋[11]。清汪鋆《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最早揭示了《米九娘墓誌》的錄文：

米氏九娘，其先蓋□□□郡人也。父諱寧，米氏即公之室女。貞淑溫□，□家孝行，幼女聰明。□□□□□，□和睦□，內外親族，無不欽傳。愛敬立身，閨室令則，高門□禮於家，孝行無比。何期不幸遘疾，即以會昌六年孟□月五日終於揚州江陽縣布政里之□，享年廿有一。嗚呼，長及笄年，未娉待字。從兄親弟，泣血哀號，六親悲切，行過傷嗟。即以當月十九日殯於城東弦歌坊之平原，禮也。恐陵谷□遷，故刻貞石，不朽焉。銘曰：白日昭昭，青松森森，生死有限，□明恨深，朱顔永□，萬古傳今。[12]
　　其後，民國間出版的《江蘇金石志》著錄此誌，錄文較之清末就有所殘泐，“無不欽傳”之“不”字，“即以会昌六年”之“即”字，“長及笄年”之“長”字，“待字”之“待”字，“從兄親弟”之“弟”字，“泣血哀號”之“哀號”二字，“六親悲切”之“切”字，“當月十九日”之“當月十”三字，“殯於城東”之“殯”字，“故刊貞石”之“貞石”二字，等等，都作缺字符號[13]。《江苏金石志》当据旧拓所录，因为清末端方购藏此誌，已云“磨泐已甚，唯盖尚精整”。如今國家圖書館藏《米九娘墓誌》已經殘泐特甚，文字所能判讀者不過十餘字而已。然清代金石學家的著錄爲我們提供了此誌出土之初的錄文，使這一史料得以應用。为学术界经常引用的周紹良先生主編《唐代墓誌彙編》就是過錄《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的錄文。
　　關於《米九娘墓誌》原石的發現、遞藏過程，也須藉助前人的題跋纔能瞭解。最初《寶鐵齋金石文跋尾》記載，此誌爲江都沈與九所獲，當即藏於沈家。石後歸張丙炎，況周頤曾爲其編纂藏石目錄；此誌又見於端方《匋齋藏石記》，故知端方曾購藏此石[14]，此後原石便不知去向。國家圖書館所藏拓左下角有“光緒三十年儀徵張丙炎購藏榕園”題跋兩行，正是張丙炎、端方遞藏的拓本。

三、粟特石刻史料的辨僞

　　石刻材料也有真僞問題，如果不加以辨別，使用了僞材料，往往會擾亂視聽，得出錯誤結論。茲舉一例，說明粟特石刻史料的辨僞問題。
　　民國間，河北定縣（今河北定州市）料敵塔和開元寺舊址曾出土幾方碑石，都與北魏七帝寺（隋稱正解寺）的興廢相關。即北魏太和十六年（492）《僧暈造像記》（又名《七寶瓶銘》，插圖1）[15]、東魏武定五年（547）《豐樂、七帝二寺造像記》[16]、隋開皇五年（585）《惠鬱造像碑》（本書圖版27）[17]、隋開皇十六年《正解寺碑》[18]，賈恩紱《定縣金石志餘》皆有著錄及題跋。按，北魏太和十六年是七帝寺始建之年，景明二年鑄成大像，正始二年僧暈刻石紀事，殆無疑義。見於《僧暈造像記》：

　　太和十六年道人僧暈爲七帝建三丈八彌勒像，二菩薩□一，又造素〔□〕，至景明二年鑄鐫訖竟。正始二年歲次乙酉二月壬寅朔四日銘。

此石刻與《惠鬱造像碑》所記北魏太和年間七帝寺興建和造像的歷史完全吻合。《惠鬱造像記》云：

　　大隋開皇五年歲次乙巳八月乙酉朔十日己亥，前定州沙門都、魏七帝寺主惠鬱，像主玄凝等，以先師僧暈去太和十六年敬造三丈八彌勒金像，至後周建德六年歲次丁酉破滅大象，僧尼還俗。……大隋國帝主楊堅建元開皇，自聖君馭宇，俗易風移，國太（泰）民寧，八方調順，護持三寶，率遣興修，前詔後敕，佛法爲首。

按太和十五年北魏太廟建成，遷七世神主於新廟，次年僧暈建寺造像，意在爲先帝祈福。題記所言之七帝當指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景穆帝、文成帝、獻文帝和孝文帝。至北周建德六年（577）武帝攻滅北齊，在齊境之內廢除佛法，七帝寺大像隨之損毀，寺院産權亦落入他人之手。後周禪位於隋，隋文帝提倡佛教，於是前七帝寺主惠鬱、弟子玄凝等僧人發願修復寺院，重塑大像，並依靠前定州贊治并州總管府戶曹參軍博陵崔子石、前薩甫下司錄商人何永康二人出資，贖得七帝寺舊址，又呈報州、省，將七帝寺立爲縣寺，並勸導佛教結社信徒一千五百人，共助修造工程。
　　按惠鬱之名又見於東魏武定五年《豐樂、七帝二寺造像記》，時爲七帝寺寺主。中經北周武帝滅佛之難，入隋重修舊寺。又，定縣所存隋開皇十六年《正解寺碑》斷爲四截，殘泐不堪卒讀，然細繹文義，尚可推知開皇十六年詔七帝寺改爲正解寺，並追述北魏太和十六年以來直至隋開皇十六年建寺造像的歷史，《惠鬱造像記》所載定州贊治崔子石、前定州刺史昌平西元巖、後定州刺史南陳公豆盧通及惠鬱弟子像主玄凝皆見於《正解寺碑》。
　　而《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收錄了太和十九年《七帝寺造像記》（插圖2），與前揭諸石刻相校，發現諸多疑點。《七帝寺造像記》錄文如下：

　　大魏太和十九年歲次己亥八月乙酉朔十五日，前定州沙門都、故漢七帝寺主惠鬱、玄凝等，以先師僧暈去敕佛法為首，贊治并州總管府戶曹參軍博陵人軍民人等，願欲修理本寺院，敬造王像敬之，銘示千載。寺僧□識，共弟子一千五百僧。[19]

很明顯，所謂《七帝寺造像記》乃向壁虛造，出於僞託。其文字係截取隋開皇五年《惠鬱造像記》文字而成，並加以修改。有五處十分明顯的痕迹，一是以“先師僧暈去敕佛法爲首”一句，窒礙難通，實爲《惠鬱造像記》“先師僧暈去太和十六年敬造三丈八彌勒金像”和“〔隋文帝〕前詔後敕，佛法爲首”兩句割裂之後的生硬拼接。二是“贊治并州總管府戶曹參軍博陵人軍民人等，願欲修理本寺院”乃《惠鬱造像記》“惠郁共弟子玄凝等願欲修理本寺”和“贊治并州總管府戶曹參軍博陵人崔子石、前薩甫下司錄商人何永康二人同贖得七帝寺院”兩句的顛倒拼接，正因爲造僞者不懂“前薩甫下司錄商人”的含義，於是並崔子石之名棄去不錄。其三，七帝寺本爲北魏太廟落成而建，故《惠鬱造像記》稱爲“故魏七帝寺”，造僞者改爲“故漢七帝寺”，恰好爲造僞留下了證據。其四，造僞者以《惠鬱造像記》爲藍本，而又不通長曆之學，故將原刻干支照抄，僅改“歲次乙巳”爲“歲次己亥”，並將年代上推至北魏太和十九年。然不知太和十九歲次乙亥而非己亥，八月爲丁酉朔而非乙酉朔。年代提前之後産生的問題，造僞者並未注意，然與《惠鬱造像記》稍作對比不難發現：北魏十九年至隋開皇五年相距九十年之久，相同的師徒二人怎會兩次造像？這完全不合乎常理。其五，據前揭諸刻，七帝寺僧暈、惠鬱所造之像乃巨型圓雕佛像，非浮雕之像，而所謂《七帝寺造像記》卻將題記刻於互無關涉的兩幅淺浮雕之旁，更圍以忍冬圖案的花邊，不僅與題記內容不符，即與當時造像中的浮雕風格亦不相符，完全泄漏了作僞的底細。
　　此刻雖無粟特人的歷史記錄，但因爲其以記錄了“前薩甫下司錄商人何永康”的《七帝寺造像記》爲藍本，極易造成材料的混淆，故亦須辨清真僞，方不至爲僞刻所欺。李玉珉先生曾誤信太和十九年《惠鬱造像記》爲真[20]，藉以說明太和十六年造像工程的延續，職不辨真僞之故。殊不知定縣出土《僧暈造像記》刻於正始二年（505），追述造像之事甚悉，並無太和十九年續造的記載。
　　本文僅舉三例，從版本、著錄、題跋、辨僞等方面說明金石學的基本內容和方法，實不足以概況金石學方法爲梳理粟特石刻史料提供的種種幫助，但窺斑知豹，讀者不難將以上所舉事例推而廣之，以便更好地利用粟特石刻史料研求中西交通史的新問題。

僧暈造像記（圖1）

七帝廟造像記（圖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