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洛陽伽藍記與北魏佛教

我國南北朝時代，在經濟上和文化上都較落後的北魏拓跋王朝，百六十年間留下的著作不多，賈思勰的《齊民要術》、酈道元的《水經注》、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可稱北魏的三部傑作。《齊民要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完整的而有科學價值的農書。《水經注》是一部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的地理書。《洛陽伽藍記》以記北魏京城洛陽佛寺的興廢為題，實際記述了當時的政治、人物、風俗、地理以及掌故傳聞，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和歷史價值。這三部書因鈔刻舛誤，錯字脫文太多，都很難讀。《水經注》一書，清代的學者，從全祖望、戴震到王先謙、楊守敬，都還下過不少的工夫，而其他兩書，校訂注釋的工作，不是絕少人做，即是有人做了，也還不够。這就是《洛陽伽藍記校注》一書的來由罷。
我們知道，南北朝時代是承魏晉以來五胡十六國長期大動亂的時代，也就是黃河流域南北兩岸人民大遭苦難的時代；同時它是我國中古時期宗教狂熱的時代，也就是佛教臻于極盛的時代。歷史告訴我們，當人民受到階級壓迫或民族壓迫還反抗無力之時，往往會產生對美好的來世生活的憧際。宗教就利用其對美好的來世生活這一幻想來安慰他們，麻醉他們，使他們能够忍受在現實中遭過到的一切痛苦。而在剝削階級或壓迫民族的統治者中就利用宗教馴服人民的這一精神武器，作為緩和階級矛盾或民族矛盾以鞏固其統治權力的一種有效工具。又在宗教本身也必須依靠統治者的力量來達到它推行教義和牟取僧侶特權的目的，正如晉釋道安說的，“不依國主，則法事難舉”。 [1] 我想這就是南北朝時代何以成為我國歷史上宗教狂熱時代的一個大原因。王昶在《今釋萃編》總論北朝造像諸碑時早已接觸到了這一點。
南朝梁釋僧祐《弘明集》，唐釋道宣《廣弘明集》，反映到這一時代關於宗教的發展及其在敦理上和政治上的鬥爭。魏收《魏書》特撰《釋老志》，記載了這一時代北魏王朝的宗教史實。雲崗、龍門、敦煌等石窟都留下了這一時代北朝方面的佛教藝術，最可珍視的是造像和壁畫。《洛陽伽藍記》也特寫了這一時代北魏王朝遷都洛陽以後的佛教寺塔。

二 北魏建都平城時期的佛教

北魏王朝遷都洛陽以前對於佛教是怎樣的情形呢？
北魏崛起於極北鮮卑游牧民族，[2] 到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天興元年（東晉安帝司馬德隆安二年公元三九八年）定國號為魏，遷都平城，開始營宫室，建宗廟，立社稷，[3]纔算具有國家規模，初步完成了向漢族封建社會轉化的過程，同時也開始了修建佛寺。《釋老志》載着拓跋珪的詔書說：

夫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濟益之功，冥及存歿。神蹤遺軌，信可依憑。其敕有司於京城建飾容範，修整官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

《廣弘明集》還載拓跋珪的《與朗法師書》，遣使者送太山朗和尚“素二十端，白氊五十領，銀鉢二枚”。[4]表示敬意。可以想見他對佛教的態度了。
經過太宗明元帝拓跋嗣到世祖太武帝拓跋燾太平真君七年，（宋文帝劉義隆元嘉二十三年，公元四四六年）三月，下《滅佛法詔》[5] 說：

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偽，妄假睡夢，事胡妖鬼，以亂天常，自古九州之中無此也。夸誕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闇君亂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鬼道熾盛，視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已來，代經亂禍，天罰亟行，生民死盡。五服之內，鞠為丘墟。千里蕭條，不見人迹，皆由於此。朕承天緒，屬當窮運之敞，欲除偽定真，復羲農之治。其一切盪除胡神，滅其蹤跡，庶無謝于風氏矣。自今以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象泥人銅人者，門誅。雖言胡神，問今胡人，共云無有。皆是前世漢人無賴子弟劉元真、呂伯彊之徒，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實。至使王法廢而不行，蓋大姦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偽物？有司宣告征鎮諸軍刺史：諸有佛圖形像及胡絰，盡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

這是在太平真君五年正月下了《禁容匿沙門師巫詔》[6]之後，又下的一道嚴詔。 “詔諸州坑沙門，毁諸佛像。”[7]這是中國宗教史上的一件大事。這和後來北周武帝、唐武宗的滅佛法相類似，佛家稱為“三武之厄”。先是拓跋燾太延四年（公元四三八年）三月，詔“罷沙門年五十己下”。[8]《通鑒》採用了這條史實，胡三省注：“以其彊壯，罷使為民，以從征役。”明年改元為太平真君。又二年而“親至道壇，受符錄。備法駕，旗幟盡青”。[9]這當是由於他篤信道教天師寇謙之的緣故。《釋老志》說：

世祖即位，富於春秋，既而銳志武功，每以平定禍亂為先。雖歸宗佛法，敬重沙門，而未存覽經致，深求緣報之意。及得寇謙之道，帝以清淨無為，有仙化之證，遂信行其術。時司徒崔浩博學多聞，帝每訪以大事。诰奉謙之道，尤不信佛，與帝言，數加非毀。常謂虛誕為世費害，帝以其辯博，頗信之。會蓋吳反杏城，關中搔動，帝乃西伐至於長安。先是長安沙門種麥寺內，御騶牧馬於麥中。帝入觀馬，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便室，見藏有弓矢矛楯，出以奏聞。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當與蓋吳通謀，規害人耳”。命有司案誅一寺。閱其財產，大得釀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蓋以萬計。又為屈（窟）室，與貴室女私行淫亂。帝既忿沙門非法，浩時從行，因進其說。詔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勑留臺下四方，令一依長安行事。

這是記拓跋燾下《滅佛法詔》之前的事，促成了他下詔的動機和決心。由此可見這一歷史事件的複雜，不僅是由於道教佛教間的鬥爭，同時也由於當時佞佛招致了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許多不利。比如說，僧徒不事生產，不從“征役”，“虛誕為世費害”。佛寺暗藏兵器，有陰謀反抗嫌疑。並有收寄贓賄，敗壞風化，以及“妄生妖孽”種種“非法”行為，“至使王法廢而不行”。拓跋燾毁滅佛法，想要“除偽定真，復羲農之治”，儼然“具有張中華王道正統之義”。 [10]我們懂得了當時在宗教上或說在佛教上這件大事的現實根據、歷史意義，纔會了解到這也有了可能影響到楊衒之寫作《洛陽伽藍記》的動機和態度。
拓跋燾死，其孫濬立，是為高宗文成帝，興安元年（宋文帝劉義隆元嘉二十九年，公元四五二年），卽下《修復佛法詔》[11]說：

夫為帝王者，必祇奉明靈，顯彰仁道。其能惠著生民，濟益羣品者，雖在古昔，猶序其風烈。是以春秋嘉崇明之禮，祭典載功施之族。況釋迦如來功濟大千，惠流塵境。等生死者歎其達觀，覽文義者貴其妙明。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羣邪，開演正覺。故前代已來，莫不崇倚，亦我國家常所尊事也。世祖太武皇帝開廣邊荒，德澤遐及。沙門道士，善行純誠。惠始之倫，無遠不至。風義相感，往往如林．夫山海之深，恠物多有。姦淫之徒，得容假託。講寺之中，致有凶黨。是以先朝因其瑕釁，戮其有罪。有司失旨，一切禁斷。景穆皇帝，（拓跋晃，文成帝父》每為慨然，值軍國多事，未遑修復。朕承洪緒，君臨萬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諸州郡縣，於眾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任其財用，不制會限．其好樂道法，欲為沙門，不問長幼，出於良家，性行素篤，無諸嫌穢，鄉里所明者，聽其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遙遠臺者十人，各當局分，皆足以化惡就善，播揚道教也。

拓跋燾毁滅佛法，只看到了佛教“至使王法廢而不行”，對統治有害的一面。拓跋濬修復佛教，只看到了佛教“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於人民起了麻醉作用，對統治有利的一面。和平初（公元四六〇年》，沙門統“曇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鐫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彫飾奇偉，冠於一世。”[12]這就是世界聞名的大同雲崗石窟造像的開始了。
拓跋濬既於“興光元年（公元四五四年》秋，敕有司於五緞（級）大寺內為太祖已下五帝鑄釋迦立像五，各長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萬五千斤”。[13]其子弘，卽獻文帝，又於天安元年（宋明帝劉彧泰始二年，公元四六六年）“起永寧寺，構七級佛圖，高三百餘尺，基架博敞，為天下第一。又於天宫寺造釋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皇興中，又構三級石佛圖，榱棟楣楹，上下重結，大小皆石，高十丈，鎮固巧密，為京華壯觀。”[14]這可以想見當初北魏都平城時，建築寺塔，鑄造佛像，規模已經很大了，耗費已經很多了。
拓跋弘死，其子宏立，是為高祖孝文帝。太和元年，（宋順帝劉準昇明元年，公元四七七年）“京城內寺，新舊且百所，僧尼二千餘人。四方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萬七千二百五十八人。”[15]這可以想見北魏王朝建都平城百年間（公元三九八－四九五》佛教驟興的盛况。

三 北魏遷都洛陽時期的佛教

北魏高祖孝文帝拓跋宏，太和十七年，（齊武帝蕭賾，永明十一年，公元四九三年）“定遷都之計。冬十月戊寅朔，幸金墉城。詔徵司空穆亮與尚書李沖，將作大匠董爵，經始洛京。”[16]“十九年，九月庚午，六宫及文武盡遷洛陽。”[17]二十年，“詔改姓為元氏。”[18]這時向中原遷移的北魏鮮卑民族算已完成了全盤接受漢化的過程，而以中國正統自居了。從高祖孝文帝遷洛，經過世宗宣武帝元恪、肅宗孝明帝元詡、敬宗孝莊帝元子攸、前廢帝廣陵王元恭、後廢帝安定王元朗、出帝平陽王元脩，到孝靜帝元善見立，天平元年（梁武帝蕭衍中大通六年，公元五三四年）京師遷鄴，是為東魏。從此東西魏分立，以迄不久都歸滅亡。總計北魏都洛凡四十年（公元四九五－五三四）。
拓跋宏既“善談老莊，尤精釋義。”[19]“每與名德沙門，談論往復。”[20]“遷京之始，宫闕未就，高祖住在金墉城，城西有王南寺，高祖數詣沙門論義。”[21]其子世宗宣武帝元恪又“篤好佛理，每年常從禁中親講經論，廣集名僧，標明義旨，沙門條錄為《內起居》焉。上既崇之，下彌企尚。至延昌中（公元五二一－五一五），[22]天下州郡僧尼等（寺）積有一萬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侣逾眾。”[23]但不知當時京城洛陽有多少寺塔，若干僧尼。“景明初八公元五〇〇），世宗詔大長秋卿白整準代京靈巖寺石窟，於洛南伊闕山為高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頂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公元五〇五）中始出斬山二十三丈。至大長秋卿王質謂斬山太高，費功難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公元五〇八－五一二），中尹劉騰奏為世宗復造石窟一，凡為三所。從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公元五〇〇－五二三）六月已前，用功八十萬二千三百六十六。[24]這可以想見最初洛陽龍門三所石窟從景明初到正光四年開鑿了二十多年，是在大同雲崗石窟之後的又一個偉大艱巨的工程。
元恪死，元詡立，是為肅宗孝明帝，而實際政權掌握在母后靈太后胡氏的手裏。她因略通佛義，[25]崇奉佛教，侈靡更甚。“肅宗熙平中（公元五二－五一七），於城內太社西起永寧寺，靈太后親率百寮，表基立剎。佛圖九層高四十餘丈，其諸費用不可勝計，景明寺佛圖亦其亞也。至於官私寺塔其數甚眾。”[26]雖說當時對於出家，對於造寺，也有詔令限制，實際並未奉行。[27]反而洛陽寺塔大大興建起來，神龜元年（公元五一八）總計至五百所。[28]其中永寧寺的工程最為偉大，耗費之多不可勝計。[29]這可以想見它給國計民生帶來了多大的損害！
北魏羣臣單從儒家觀點，或逞儒釋華夷之辯，而反對佛教的，先是裴延儁有《上宣武帝疏諫專心釋典不事墳籍》，[30]這時李瑒有《上言宜禁絕户爲沙門》。李瑒斥佛教為“鬼教”，激怒了沙門統僧暹等，泣訴於靈太后，罰瑒金一兩。[31]李崇有《減佛寺功材以修學校表》。說是“宜罷尚方雕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工，並減瑤光瓦材之力，兼分石窟鐫琢之勞，及諸事役非急者。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32]這些迁闊空談可置而不論。我們要特別提出來說的，是從國計民生，從人民利益着想來反對佛教的幾個人。先是陽固因宜武帝廣訪時政得失，有《上讜言表》[33]裏面說：

絕談虚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以存元元之民，以救飢寒之苦！

這時崔光有《諫靈太后登永寧寺九層佛圖表》和《諫靈太后幸嵩高表》。[34]前表諫人主不可輕動，後表諫不可擾民。後表裏說：

往返累宿，鑾遊近旬，存省民物，誠足為善。雖漸農隙，所獲棲畝，飢貧之家，指為珠玉，遺秉滯稳，莫不寶惜。步騎萬餘，來去經踐，駕輦雜遝，競騖\交馳。縱加禁護，猶有侵耗。士女老幼，微足傷心。厮役困于負擔，爪牙窘于賃乘。供頓候迎，公私擾費。廚兵幕士，衣履敗穿。晝喧夜淒，罔所覆藉。監帥驅捶，泣呼相望。霜旱為災，所在不稔，饑饉薦臻，方成儉敞。自近及遠，交興怨嗟。伏願罷勞形之遊，息傷財之駕．

張普惠《上疏諫崇佛法不親郊廟》[35] 裏說：

殖不思之冥業，損互費於生民。減祿削力，近供無事之僧；崇飾雲殿，遠邀未然之報。味爽之臣稽首于外，玄寂之眾遨遊于內。愆禮忤時，人靈未穆。愚謂從朝夕之因，求祇劫之果，未若先萬國之忻心以事其親，使天下和平，災害不生者也。伏願量撤僧寺不急之華，遺復百官久折之秩。已興之構，務從簡成；將來之造，權令停息。仍舊亦可，何必改作？庶節用愛人，法俗俱賴？

更其重要的，是神龜元年（公元五一八）司空公、尚書令、任城王澄，《奏禁私造僧寺》[36]裏說：

仰惟高祖，定鼎嵩瀍，卜世悠遠。慮括終始，制洽天人。造物開符，傳之萬葉。故都城制云：“城內唯擬一永寧寺地，郭內唯擬尼寺一所，餘悉城郭之外。”欲令永遵此制，無敢踰矩。逮景明之初，微有犯禁。故世宗仰修先志，爰發明旨，城內不造立浮圖，僧尼寺舍，亦欲絕其希覬。文武二帝豈不愛尚佛法？蓋以道俗殊歸，理無相亂故也。但俗眩虛聲，僧貪厚潤，雖有顯禁，猶自冒營。至正始三年（公一兀五〇六），沙門統惠深有違景明之禁，便云：“營就之寺不忍移毀，求自今已後更不聽立。”先旨含寬，抑典從請。前班之詔，仍卷不行。後來私竭，彌以奔競。永平二年（公元五〇九），深等復主條制，啟云：“自今已後，欲造寺者，限僧五十已上，聞徹聽造。若有輒營置者，依俗違敕之罪。其寺僧眾，擯出外州。”爾來十年，私營轉盛。罪擯之事，寂爾無聞。豈非朝格雖明，恃福共毁，僧制徒立，顧利莫從者也？此日私造，動盈百數。或乘請公地，輒樹私福。或啟得造寺，限外廣制。如此欺罔，非可稍計。臣以才劣，誠忝工務，奉遵成規，栽量是總。輒遣府司馬陸昶、屬崔孝芬，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內，檢括寺舍，數乘五百。空地表利，未立塔宇，不在其數。自遷都已來，年踰二紀，寺奪民居，三分且一！高祖立制，非徒欲緇素殊途，抑亦防微深慮。世宗述之，亦不錮禁營福，當在杜塞未萌。今之僧寺，無處不有。或此滿城邑之中，或連溢屠沽之肆，或三五少僧共為一寺。梵唱屠音，連簷接響。下司因習而莫非，僧曹對制而不問。昔如來闡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戀著城邑。豈湫隘是經行所宜，浮誼必栖禪之宅？當由利引其心，莫能自止。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鎮，僧寺亦然。侵奪細民，廣占田宅，有傷慈矜，用長嗟苦！今宜加以嚴科，特設重禁，糾其來違，懲其往失。脫不峻檢，方垂容借，恐今旨雖明，復如往日。

全文太長，這裏只能節錄它一部分。案《魏書·張普惠傳》說：“任城王澄為司空，表議書記多出普惠。”這篇文章也可能是出自張普惠手筆。任城王澄奏上，史稱“奏可”。但是“未幾，天下喪亂，加以河陰之酷，朝士死者，其家多捨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為寺矣。前日禁令不復行焉。”《釋老志》總結北魏時佛法的流行，說：“自魏有天下，至於禪讓，佛經流通，大集中國，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公元五二〇）已後，天下多虞，王役尤甚。於是所在編民相與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役，猥濫之極，自中國之有佛法，未之有也！”
以上根據《魏書》紀傳和《釋老志》所載，簡要地敘述了北魏王朝遷都洛陽四十年間的佛教情形。我們倘要進一步研究，就得細讀記載這一時期這一史跡的一部專書《洛陽伽藍記》了。

四 楊衒之與《洛陽伽藍記》

洛陽伽藍記一書的作者楊衒之，魏書不曾為他立傳，楊或作陽，或作羊，家世爵里生卒都不甚可考。書首所署作者官銜姓名是“魏撫軍府司馬楊衒之撰”。書中自述“永安中（公元五二八－五二九）衒之時為奉朝請”，“武定五年（公元五四七），余因行役，重覽洛陽”，如是而已。或說他做過“期城郡太守”，或說他做了“祕書監”，都不知道確否。[37] 據他在書首序文和書尾結語所說，洛陽興建佛教寺塔，從後漢明帝（永平十一年，公元六八年）時開始有白馬寺。到晉懷帝永嘉（公元三〇七－三一二）年間，纔有佛寺四十二所。直到北魏遷都洛陽，陡然大量增加起來。他說：

逮皇魏受圖，光宅嵩浴，篤信彌繁，法敦愈盛。王侯貴臣棄象馬如脫屣，庶士豪家捨資財若遺跡。於是昭提櫛此，寶塔駢羅，爭寫天上之姿，競摸山中之影，金利與靈臺比高，廣殿共阿房等壯。豈直木衣梯繡，土被朱紫而已哉！

最盛時佛宇多到“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後來到了孝静天平元年（公元五三四》遷都鄴城，洛陽殘破之後，還“餘寺四百二十一所”。他說：

暨永熙（公元五三二－五三四）多難，皇輿遷鄴，諸寺僧尼亦與時徙。至武定五年（見前），歲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覽洛陽。城郭崩毁，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丘墟，牆被蒿艾，巷羅荊棘。野獸穴於荒階，山鳥巢於庭樹。遊兒牧豎，躑躅於九逵；農夫耕稼（老），藝黍於雙□。《麥秀》之感，非獨殷墟；黍離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裏，凡有一千餘寺。今日寮廓，鍾聲罕聞。恐後世無傳，故撰斯記。

他把洛陽一地的狀况前後對照，兩兩相形寫來，撫今思昔，怵目驚心，前時佛寺是那樣的多而且那樣豪華壯麗，今日佛寺是這樣的少而且這樣殘破淒涼；前時洛陽是王侯貴臣庶士豪家驕奢淫佚的一大都會，今日洛陽是農夫耕老遊兒牧豎種地息足的一片廢墟。這部書字面上是記洛陽城佛寺的盛衰興廢，文心裏實係作者對國家成敗得失的感慨。雖說佞佛並不一定亡國，而北魏亡國未嘗全於佞佛無關。作者本來不是佞佛之徒，藉此寄託排佛之意，這就是作者特撰這部書的動機和企圖罷？
《廣弘明集》卷第六《敍列代王臣滯惑解》，首敘唐太史傅奕，引古來王臣訕謗佛法者二十五人為《高識傳》，一帙十卷，有楊衒之名。卷末說：

楊衒之，北平人，元魏末為祕書監。見寺宇壯麗，損費金碧，王公相競，侵漁百姓，乃撰《洛陽伽藍記》；言不恤眾庶也。後上書述釋教虛誕，有為徒費，無執戈以衛國，有飢寒於色養，逃役之流，僕隸之類，避苦就樂，非修道者。又佛言有為虛妄，皆是妄想。道人深知佛理，故違虛其罪。啟又廣引財事乞貸，貪積無厭。又云，讀佛經者，尊同帝王，寫佛畫師，全無恭敬。請沙門等同孔老拜俗，班之國史。行多浮險者，乞立嚴勤（當作勒）。知其真偽，然後佛法可遵，師徒無濫。則逃兵之徒，還歸本役。國富兵多，天下幸甚！

我們讀此，知道唐初已有學者認識到楊衒之寫作《洛陽伽藍記》的善良動機，和他排佛的卓越見識。原來楊衒之這部書的特點就在揭露北魏王公爭先恐後地修建了成百成千豪華壯麗的寺塔，乃是“侵漁百姓”，“不恤眾庶”，榨取廣大勞動人民的血汗纔能成功的。“不讀《華嚴經》，焉知佛富貴？”不讀《伽藍記》，不知佛浪費。他是北魏反對佛教最激烈的一個人。他以為佛法無靈，徒然浪費。僧侣假借特權，損人利己。剝削為活，貪積無厭。逃役逃稅，不愛國家。出家修道，不孝父母。尊同帝王，不拜君主。雖然他的思想同屬於北朝儒家體系，却不同於裴延儁、李崇、李瑒之流，反對佛教主要是為儒家衛道着想；而同於陽固、崔光、張普惠、任城王澄諸人，反對佛教側重在為國計民生着想，為人民利益着想。而且他不止在當時上書排佛，為北魏君主服務，還怕“後世無傳，故撰斯記”，以警告後世一切人。他的見識確是高人一等，不愧稱為“高識”！
他寫這部書既有一定的目的，因而精心結撰，成為一部體系完整的著作，雖然他還自謙“才非著述”。他說：

寺數最多，不可遍寫。今之所錄，上大伽藍。其中小者，取其詳世諦事，因而出之。先以城內為始，次及城外，表列門名，以遠近為五篇。余才非著述，多有遺漏。後之君子，詳其闕焉。

我們根據他這部書可以很正確地繪出一張北魏京城洛陽圖，還可以在這張地圖上按照城門方向，城內外里坊遠近，填出書裏所記許多伽藍以及宫殿官署名勝古蹟的地點，都很正確。要不是文字記載有條理，有系統，有很大的正確性，這是可能做到的嗎？伽藍那麼多，他只記錄上大的伽藍，中小的伽藍就要因為涉及年代和事實的纔一起記出，可見其記載時對於主次詳略都有一定的原則。再據劉知幾《史通》卷五《補注篇》，稱許這部書的體例完善，既有正文，又有子注。（原注：注列文中，如子從母。）就是說，既能“除煩”，又能“畢載”；既近“倫叙”，又算“該博”。可惜現在這部書的通行本子，文和注不分，久已失却原來面目。後人想要還原也就感到不容易見功了。[38] 陳寅恪先生《讀洛陽伽藍記》書後[39]說：

衒之習染佛法，其書體裁乃摹魏晉南北朝僧徒合本子注之體，劉子玄特指其書第五卷慧生宋雲道榮等西行求法一節以立說舉例。後世章句儒生，雖精世典，而罕讀佛書，不知南北朝僧徒著作之中實有此體，故於《洛陽伽藍記》之製裁義例，懵然未解，固無足異。寅恪昔年嘗作《支愍學說考》載於中央研究院歷；歷史語言研究所《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紀念論文》中，詳考佛書合本子注之體。茲僅引梵夾數事，以此類楊書，證成鄙說，其餘不復備論。

楊衒之寫這部書是否摹擬當時儈徒合本子注的體例，尚待考證；但他曾讀佛書，根據書的內容和後來僧傳的記載[40] 可以相信。讀了佛書不被迷惑而又排斥佛，這就更足以證明他的“高識”。

五 洛陽伽藍記的評價（上）

前人對於洛陽伽藍記的評價實在不多，而且都很簡略。除了劉知幾《史通》提及這部書僅從某類史書體例上着眼以外，其他都是兼從歷史和文藝兩方面來說的。毛晉綠君亭本《洛陽伽藍記跋》說：

魏自顯祖好浮屠之學，至胡呔唁而濫觴焉。此《伽藍記》之所繇作也。鋪揚佛宇，而因及人文。著撰園林歌舞鬼神奇怪興亡之異，以寓其褒譏，又非徒以記伽藍己也。妙筆葩芬，奇思清峙，雖衛叔寳之風神，王夷甫之姿態，未足以方之矣。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七十，地理類，古蹟之屬》裏說：

魏自太和十七年作都洛陽，一時篤崇佛法，剎廟甲於天下。及永熙之亂，城郭邱墟。武定五年，衒之行役洛陽，感念廢興，因捃拾舊聞，追叙故蹟，以成是書。其文穠麗秀逸，煩而不厭，可與酈道元《水經注》肩隨。其兼叙爾朱榮等變亂之事，委曲詳盡，多足與史傳參證。其他古迹藝文，及外國土風道里，採摭繁富，亦足以廣異聞。劉知幾《史通》云：“秦人不死，驗苻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蜀老事見《魏書·毛脩之傳》，秦人事卽用此書趙逸一條。知幾引據最不苟，知其說非鑿空也。他如解魏文之《苗茨碑》，糾戴延之《西征記》，考據亦皆精審。惟以高陽王雍之樓為郎古詩所謂“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者，則未免固於說詩，為是書之瑕纇耳。

吳若準《洛陽伽藍記集證序》說：

楊衒之慨念故都，傷心禾黍，假佛寺之名，志帝京之事。凡夫朝家變亂之端，宗藩廢立之由，藝文古蹟之所闕，苑囿橋梁之所在，以及民間怪異，外夷風土，莫不鉅細畢陳，本末可觀，足以補魏收所未備，為拓跋之別史，不特遺聞逸事可資學士文人之考覈已也。

現在我們就從這部書的内容來試論它的歷史價值和文學價值。卷二，明懸尼寺條，說：

陽渠石橋，橋有四柱，在道南，銘云：“漢陽嘉四年將作大匠馬憲造。”逮我孝昌三年，大雨頹橋，柱始埋沒，道北二柱，至今猶存。衒之按劉澄之《山川古今記》、戴延之《西征記》，並云：“晉太康元年造”，則失之遠矣。按澄之等並生在江表，未游中土，假因征役，暫來經過，至於舊事，多非親覽，聞諸道路，便為穿鑿，誤我後學，日月已甚！

楊衒之難道不知造橋年代原是小事，他也以為不應該穿鑿誤載，貽誤後學，可以見他要求記載正確的嚴肅態度。同卷建陽里東有綏民里條，說：

時有隱士趙逸，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又云：“自永嘉已來，二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皆遊其都邑，目見其事。國滅之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錄，莫不推過於人，引善自向。符生雖好勇嗜酒，亦仁而不煞（殺），觀其治典未為凶暴。及詳其史，天下之惡皆歸焉。苻堅自是賢主，賊君取位，妄書生惡。凡諸史官，皆是類也。人皆貴遠賤近，以為信然。當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人問其故？逸曰：“生時中庸主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窮天地之大德，盡生民之能事。為君共堯舜連衡，為臣舆伊臯等跡。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直。所謂生為盜跖，死爲夷齊。妄言傷正，華辭損實。”當時構文之士慙逸此言。

他借趙逸的話駡盡永嘉以來二百多年史官，史書“皆非實錄”；當今文人所寫墓碑墓志，“妄言傷正，華辭損實。”要是他也在被駡之列，“慙逸此言”，我想他不會備記趙逸的故事和言論。要不是當時確有趙逸其人，他不會“鑿空”；劉知幾論史那樣嚴刻，也會引據他說的趙逸一事，《四庫提要》說的不錯。史書要做到“實錄”，談何容易，班固《漢書》評司馬遷說：“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理，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司馬遷早就為歷史家樹立了光輝的模範。我們對於歷史家，首先就要求他記載正確，態度謹嚴。我們在上文已經說過《伽藍記》記載正確的話，正是這部書有歷史價值的一點。
其次，這部書的主要目的在記北魏京師洛陽四十年間佛教寺塔的興廢，作者却不孤立地專記這一興廢。好此一髮牽動全身，全身繫於一髮。這一興廢當然和洛陽都市的盛衰，北魏王朝的興亡有關。而洛陽的盛衰，北魏的興亡，又恰巧單從當時佛教寺塔的興廢一件事上就差不多可以全盤地反映出來。總之，這部書主要地反映了這四十年間洛陽佛教寺塔的情况，同時也反映到了當時洛陽這個都市在經濟上文化上和人民生活上的情况，由繁榮到衰敗的情况；又同時反映到了北魏王朝在這四十年政治上軍事上的許多大事，如高祖遷洛，太后臨朝，宦官用事，外藩舉兵，諸王爭立，乃至與南朝關係，四夷關係，都有涉及，尤其是頗為翔實地記載了當時中印間的交通；反映到了一個王朝盛極而衰，禍亂迭起，迄無寧日，至於滅亡。總之，這部書本身就是一部反映一個時期，一種宗教，同時又是反映一個京師，一個王朝的歷史文學。這是它的最大價值。其中不少史料可補《魏書》的缺失，《通鑑》就曾採用了一些。還有應該特別指出的，卽是關於宋雲惠生等西行求法一事，這在法顯之後，玄奘之前，也是中國佛教史上和中外交通史上的一件大事，宋雲《家記》、惠生《行記》、《道榮傳》都已失傳，就靠這部書保存了這份珍貴史料的一個大概。要不是作者具有良史之材，做過祕書監一類的官，熟習政府檔案，留心當代藝文，又曾有深入社會的生活實踐，了解現實，而又重視民間口碑，重視歷史遺蹟，我想他對於史料的搜集未必這樣豐富，對於史料的組織未必這樣完密。就提供史料來說，他提供了豐富而翔實的關於北魏遷都洛陽四十年間的佛教史料，以及其他方面不可多得的史料，這也是他這部書有歷史價值的一點。

六 洛陽伽藍記的評價（下）

再，單就這部書的文學價值來說，我們已說過這部書的本身就是一種歷史文學，可算第一流的文學作品，現在不妨把它作為遊記小說來讀，作為特寫或報告文學來讀。作者在北魏末年重遊亂後殘破的洛陽，首先引起他回憶和注意的是先前壯麗繁多的佛教寺塔。他歷遊城內、城東、城西、城南、城北，五方都到，採摭見聞，寫成五卷。寫時既以佛教寺塔為中心，重點突出，又多用注釋和追溯的手法，故使人不覺他是寫遊記。當他尋訪佛教寺塔，十不存一，憑弔遺蹟，棖觸萬端。佛法無靈，自身不保，其他帝王宫殿，公侯第宅，以及繁華大市，大都成為廢墟，更不必說了。作者胸中有無限的感慨，筆下有極大的魄力！
固然這一部書可以作為整個的一篇遊記小說來讀，同時我們必須知道在這一大篇小說之中還含有無數雜事短書的小說。因為每記一寺都有它的歷史或故事，有的寺還有和它相關的神話或異聞，這一部分大都可以一則一則獨立的來看，作為魏晉以來《搜神》、《志怪》、《世說新語》一類小說來讀，它是繼承了這一類小說發展而來的產物。宋代修纂的小說類書《太平廣記》迻録了不少則，這且不必引來作例。最重要的是在它繼承了這一類小說發展到唐宋傳奇小說的中間一段時期，它完成了這一時期的歷史任務。即是說，由這一類小說的初級發展到高級，它完成了經過中級發展的一段任務。我們如果不讀《伽藍記》，很難了解中國小說史何以會由魏晉《搜神》、《志怪》、《世說新語》一類的小說忽然躍進到唐宋傅奇一類的小說？好像動物或生物由幼稚忽到成熟而不經過成長期是很難理解的一樣。現在這裏就從《伽藍記》摘錄幾則這樣的小說作例，來證明我的說法。本書卷二崇真寺條，有惠凝還活（题係本文作者所加，下同。）一則：

崇真寺比丘惠凝死，一七日還活，經閻羅王檢閱，以錯名放免。
惠凝具說過去之時，有五比丘同閱。有一比丘云是寳明寺智聖，坐禪苦行，得升天堂。有一比丘云是般若寺道品，以誦《四涅槃》亦升天堂。有一比丘云是融覺寺曇謨最，講《涅槃華嚴》，領眾千人。閻羅王云：“講經者心懷彼我，以驕凌物，比丘中第一麄行，今唯試坐禪誦經，不問講經。”其曇謨最曰，“貧道立身以來，唯好講經，實不闇誦。”閻羅勑付司。卽有青衣十人送曇謨最向西北門，屋舍皆黑，似非好處。有一此丘云是禪林寺道弘，自云：“教化四輩檀越，造一切經，人中象十軀。”閻羅王曰： “沙門之體，必須攝心守道，志在禪誦，不干世事，不作有為。雖造作經象，正欲得人財物。既得它物，貪心卽起。既懷貪心，便是三毒不除，具足煩惱。”亦付司。仍與曇謨最同一黑門。有一比丘，云是靈覺寺寳明，自云：“出家之前，嘗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成，卽棄官入道。雖不禪誦，禮拜不缺。”閻羅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奪民財，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亦付司。青衣送入黑門。太后聞之，遣黄門侍部徐紇依惠凝所說，卽訪寶明寺。城東有寶明寺，城內有般若寺，城西有融覺寺、禪林、靈覺等三寺。問智聖、道品、曇謨最、道弘、寳明等，皆實有之。議曰：“人死有罪幅，卽請坐禪僧一百人常在殿內供養之。”詔：“不聽持經象沿路乞索。若私有財物造經象者任意。”
凝亦入白鹿山，居隱脩道。
自此以後，京邑比丘悉皆禪誦，不復以講經為意。

這是關於佛教神話的一則小說，它的主題思想反映了北朝佛教重禪誦苦行，不像南朝佛教好講經說理。北朝雖許作經像佛寺，却不許沿路乞索，得人財物。本書卷三大統寺條，有《洛水之神》一則：

孝昌初，妖賊四侵，州郡失據。朝廷設募征格於堂之北，從戎者拜曠掖將軍、偏將軍、裨將軍，當時甲冑之士號明堂隊。
時虎賁駱子淵者，自云洛陽人，昔孝昌年戍在彭城。其同營人樊元寶得假還京，子淵附書一封，令達其家，云：“宅在靈臺南，近洛河。卿但是至彼，家人自出相看。”
元寶如其言至靈臺南，了無人家可問。徙倚欲去。忽見一老翁來問：“從何而來，徬徨於此？”元寶具向道之。老翁云：“是吾兒也。”取書引元寶入。遂見館閣崇寬，屋宇佳麗。坐，命婢取酒。須臾，見婢抱一死小兒而過。元寶初甚怪之。俄而酒至，色甚紅，香美異常。兼設珍羞，海陸具備。飲訖辭還，老翁送元寶出，云：“後會難期！”以為悽恨，別甚殷勤。
老翁還入，元寶不復見其門巷，但見高岸對水，綠波東傾。唯見一童子，可年十五，新溺死，鼻中出血，方知所飲酒是其血也。及還彭城，子淵已失矣。元寶與子淵同戍三年，不知是洛水之神也。

這也是一則屬於神話性質的小說。這個洛水之神原是嗜飲人血的鬼物，難怪他也參加北魏統治階級鎮壓人民起義的血腥屠殺。又菩提寺條崔涵一則：

菩提寺西域胡人所立也，在慕義里。沙門達多發塚取甎，得一人以進。時太后與明帝在華林都堂，以為妖異。謂黄門侍郎徐紇曰：“上古以來，頗有此事否？”紇曰：“昔魏時發塚，得霍光女婿范明友家奴，說漢朝廢立，與史書相符。此不足為異也。”
后令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死者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平安人也。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财里。死時年十五，今滿二十七，在地十有二年，常似醉臥，無所食也。時復遊行，或遇飯食，如似夢中，不甚辨了。”
后卽遣門下錄事張秀攜詣準（阜）财里訪涵父母，果得崔暢，其妻魏氏。攜問暢日：“卿有兒死否？”暢曰：“有息子涵，年十五而死。”秀攜曰：“為人所發，今日蘇活，在華林園中。主人故遣我來相問。”暢聞驚怖，曰：“實無此兒，向者謬言。”秀攜還，具以實陳聞。
后遣攜送涵回家。暢聞涵至，門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枝，謂曰：“汝不須來，吾非汝父，汝非吾子。急手速去，可得無殃！”
涵遂捨去，遊於京師，常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黄衣一具。涵性畏日，不敢仰視。又畏水火及刀兵之屬。常走於逵路，遇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
洛陽太（大）市北奉終里，里內之人多賣送死人之具，及諸棺槨。涵謂曰：“作柏木棺，勿以桑木為欜。”人間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人發鬼兵，有一鬼訴稱是柏棺，應免。主兵吏曰：“爾雖柏棺，桑木為欜。”遂不免。京師聞此，柏木踴貴。人疑賣棺者貨涵發此等之言也。

以上三例都是屬於《搜神》、《志怪》一類性質的小說。作者寫來，有憑有據，好像實有其事。魯迅先生《中國小說史略》裏說得好：“中國本信巫，秦漢以來，神仙之說盛行，漢末又大暢巫風，而鬼道愈熾；會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漸見流傳。凡此皆張皇鬼神，稱道靈異，故自晉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書。其書有出於文人者，有出於教徒者。文人之作雖非如釋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為小說。蓋當時以為幽明雖殊塗，而人鬼乃皆實有，故其敘述異事，與記載人間常事，自視固無誠妄之別矣。”以下再舉兩例。本書卷三，報德寺條有《王肅》一則：

勸學里東有延賢里，里內有正覺寺，尚書令王肅所立也。肅字公懿，琅琊人也。偽齊雍州刺史奐之子也。贍學多通，才辭美茂，為齊祕書丞。太和十八年，背逆歸順。時高祖新營洛邑，多所造制論。肅博識舊事，大有裨益，高祖甚重之，常呼王生。延賢之名，因肅立之。
肅在江南之日，聘謝氏女為妻。及至京師，復尚公主。謝作五言詩以贈之。其詩曰：“本為箔上蠶，今作楼上絲，得路逐勝去，頗憶纏綿時？”公主代肅答謝云：“針是貫線物，目中恒任絲。得帛縫新去，何能衲故時！”肅甚愧謝之色，遂造正覺寺以憩之。
肅憶父非理受禍，常有子胥報楚之意。卑身素服，不聽樂。時人以此稱之。
肅初入國，不食羊肉及酪漿等物，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京師士子道肅一飲一斗，號為漏巵。
經數年已後，肅與高祖殿會，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謂肅曰：“卿中國之昧也，羊肉何如魚羹？茗飲何如酷漿？”肅對曰：“羊者是陸產之最，魚者乃水族之長，所好不同，並各稱珍，以味言之，甚是優劣。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唯茗不中，與酪作奴。”高祖大笑，因舉酒曰：“三三横，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鍾。”御史中丞李彪曰：“沽酒老嫗瓮注□（□），屠兒割肉與秤同。”尚書右丞甄琛曰：“吳人浮水自云工，妓兒擲絕（繩）在虛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此字是習字。”高祖卽以金鍾賜彪。朝廷服彪聰明有智，甄琛和之亦速。
彭城王謂肅曰：“卿不重齊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肅對曰：“鄉曲所美，不得不好。”彭城王重謂曰：“卿明日顧我，為卿設邾莒之食，亦有酪奴。”因此復號茗飲為酪奴。
時給事中劉縞慕肅之風，專習茗飲。彭城王謂縞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蒼頭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里內有效顰之婦，以卿言之，即是也。”其彭城王家有吳奴，以此言戲之。自是朝貴讌會雖設茗飲，皆恥不復食，唯江表殘民遠來降者好之。
後蕭衍子西豐侯蕭正德歸降，時元义欲為之設茗，先問：“卿於水厄多少？”正德不曉义意，答曰：“下官生於水鄉，而立身以來，未遭陽侯之難。”元义與舉坐之客皆笑焉。

當時中國南北分立，南人稱北人為胡為索虜，北人稱南人為夷為島夷。從上引一則故事裏就已反映了當時人的這種畛域偏見，種族偏見。只有醉心漢化的孝文帝以為這是由於習慣使然，他特設了一個習字的謎，作爲酒令，使羣臣自猜，暗示他們不要再反對漢化，也不把漢化的責任推在王肅頭上。同樣，本書卷二景寧寺條，記陳慶之與楊元慎爭論南朝北朝誰是正統，是一場激烈有趣的鬥爭，並且顯示北魏自遷都洛陽後，鮮卑民族和漢族的迅速融化。這也應當作小說讀。文章太長，就不引用了。再本書卷四法雲寺條，有《王子坊》一則：

自退酤（里）以西，張方溝以東，南臨洛水，北達芒山，其間東西二里，南北十五里，並名為壽丘里。皇宗所居也，民間號為王子坊。
當時四海晏清，八荒率職。縹囊紀慶，玉燭調辰。百姓殷阜，年登俗樂。鰥寡不聞犬豕之食，焭獨不見牛馬之衣。於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饒，爭修園宅，互相誇競。崇門豐室，洞戶連房，飛館生風，重樓起霧。高臺芳樹，家家而築，花林曲池，園園而有。莫不桃李夏綠，竹柏冬青。
而河間王琛最為豪首。常與高陽（王雍）爭衡，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金五色績為繩。妓女三百人，盡皆國色。有婢朝雲，善吹篪，能為《團扇歌》、《壟上聲》。琛為秦州刺史，諸羌外叛，屢討之，不降。琛令朝雲假為貧嫗，次篪而乞。諸羌聞之，悉皆流涕，迭相謂日：“何為棄墳井在山谷為寇也？”卽相率歸降。秦民語日：“快馬健兒，不如老婦吹篪！”
琛在秦州，多無政績。遣使向西域求名馬，遠至波斯國，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驥。次有七百里者十餘匹，皆有名字。以銀為槽，金為鎖環。諸王服其豪富。
琛語人云：“晉室石崇，乃是庶姓，猶能雉頭狐掖，畫卯（卵）雕薪。況我大魏天王，不為華侈？”造迎風館於後園，牕戶之上，列錢金瑣，玉鳳銜鈴，金龍吐佩。素奈朱李，枝條入簷，伎女樓上，坐而摘食。
琛常會宗室，陳諸寶器，金瓶銀瓮百餘口，甌檠盤盒稱是。自餘酒器有水晶鉢、瑪瑙琉璃碗、赤玉巵數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從西域而來。又陳女樂，及諸名馬。復引諸王按行府庫，錦\罽珠璣，冰羅霧縠，充積其內。綉纈紬綾、絲綵、越葛、錢絹等，不可數計。琛忽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立性貪暴，志欲無限，見之惋歎，不覺生疾。還家，臥三日不起。江陽王繼來省疾，謂曰：“卿之財產應得抗衡，何為歎羡以至於此？”融曰：“常聞高陽一人寶貨多融，誰知河間，瞻之在前？”繼笑曰：“卿欲作袁術之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也！”融乃蹶超，置酒作樂。
于時國家殷富，庫藏盈溢，錢絹露積於廊者，不可較數。及太后賜百官負絹，任意自取，朝臣莫不稱力而去。唯融與陳留侯李崇負絹過性，蹶倒傷踝。侍中崔光止取兩疋，太后問：“侍中何少？”對曰：“臣有兩手，唯堪兩疋，所獲多矣！”朝貴服其清廉。
經阿陰之役，諸元殲盡，王侯第宅多題為寺，壽丘里閭，列剎相望，祇洹鬱起，寶塔高凌。四月初八日，京師士女多至河間寺，觀其廊廡綺麗，無不歎息，以為蓬萊仙室亦不是過。入其後園，見溝瀆蹇產，石磴礁嶢，朱荷出池，綠萍浮水，飛梁跨閣，高樹出雲，咸皆唧唧，雖梁王兔苑，想之不如也。

這部書凡寫讹腕王朝統治階級儘管是實錄，作者不加褒貶，却往往好像有意暴露他們的醜惡，而又斐然成章，引人入勝，具有小說風格。卽如這裏寫諸王貪暴荒淫的生活，只借王子坊一個最典型的環境，勾勒出一兩個最典型的形象，又斬截，又概括，都是很高的手法。這在唐宋傳奇寫帝后遺事之前，是值得注意的。書中寫人間實事，如寫隱士趙逸（卷二），寫吹笳手田僧超（卷四），此例甚多。這當是沿着《世說新語》記社會風尚和人間言動那條道路前進而來的。上引毛晋的本書跋語，已經把《世說新語》裏的人物衛阶王衍之流來比擬作者的人格及其文章的風格了。
總之，我們讀這部書好像讀小說，比讀魏晋以來《搜神》、《志怪》一類雜事短書，粗陳梗概的小說；比讀《世說新語》一類輯錄歷史人物軼事的小說，都覺更加快意。我想這是由於書有體系，有史有文；不僅談神說怪，獵奇拾遺，而且敘述宛轉有致，文辭穠麗秀逸，富於小說趣味的緣故。到了唐人傳奇，大都自覺地創作小說，“作意好奇”，“盡幻設語”，敘述就更加曲折，文辭就更加恣肆了。我們從這裏可以看出中國小說從魏晉，經過南北朝，直到唐宋，它的歷史演變的過程。最後，我們以為必須指出《洛陽伽藍記》一書單在中國小說史上就應該有它的一個重要的地位。至於這部書裏記錄了許多神話，異聞，以及謠諺，大都是當時當地隨事隨人而伴有現實意義的民間口頭創作，它還涉及了流行民間的百戲和音樂。作者楊衒之是一個深入社會生活，留心民間文藝，汲取創作源泉的文學家，這很值得我們學習，也還應該引起民間文藝研究者的注意了。
關於校注體例和編次的方法，具詳在例言之內，這裏不再談了，附此說明。

附 注
[1] 世說新語賞譽篇注引車頻秦書。高僧傳五釋道安傳。
[2] 魏書序紀一。
[3] 同書紀二。
[4] 廣弘明集二十八。
[5] 魏書釋老志。全後魏文一。
[6] 魏書釋老志。全後魏文一。
[7] 魏書紀四。
[8] 魏書紀四。
[9] 魏書紀四。
[10] 湯用彤，漠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四九六頁。
[11] 釋老志。全後魏文二。
[12] 釋老志。
[13] 釋老志。
[14] 釋老志。
[15] 釋老志。
[16] 魏書紀七。
[17] 魏書紀七。
[18] 魏書紀七。
[19] 魏書紀七。
[20] 魏書韋閬附韋纜傳。
[21] 洛陽伽藍記序錄。
[22] 參看本書附錄年表，以後年號同此。
[23] 魏書釋老志。
[24] 魏書釋老志。
[25] 魏書皇后列傳宣武靈皇后胡氏傳說：“太后性聰悟，多才藝。姑既為尼，幼相依託，略得佛經大義。”
[26] 釋老志。
[27] 釋老志，下引任城王澄奏。
[28] 釋老志，下引任城王澄奏。
[29] 詳見本書卷一永寧寺條及注。
[30] 魏書六十九，裴延儁傳。全後魏文三十八。自此以下，可參看漠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頁五二一至五二二。
[31] 全後魏文三十三。魏書五十三，李孝伯附傳。又北史三十三。
[32] 全後魏文三十五。魏書六十六，李崇傳。
[33] 全後魏文四十四。魏書七十二，陽尼附傳。
[34] 全後魏文二十四。魏書六十七，崔光傳。
[35] 全後魏文四十七。魏書七十八，張普惠傳。
[36] 全後魏文十七。魏書任城王澄傳。釋老志。
[37] 參看本書附編楊衒之傳略。
[38] 參看本書附編歷代著錄及序跋題識內史通補注篇、四庫總目提要、顧廣圻跋、朱紫貴序、吳若準序、唐晏叙例、張宗祥跋、陳寅恪書後各條。
[39] 同上附編內。
[40] 道宣繽僧傳菩提流支傳內附載楊衒之撰洛陽加藍記事。又景德傳燈錄記達摩與衒之談論的話，雖不大可靠（辨見附編傳略），但傅會傳說也有它的根據和來源，從這裏可見佛教徒早就認為衒之對佛法是有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