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章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为纲，以翔实的汉藏文历史资料为依据,提纲挈领简述了自远古以来，历经唐、五代两宋、元明清以至民国时期藏族与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史。重点分析和阐述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和民族关系的历史演进以及西藏地区和藏族在中华大一统历史演进中的地位，论证了汉藏民族“两个离不开”的历史关系。

　　一、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及民族关系的历史演进
　　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1]她经历了漫长的古代发展过程，始终保持着历史的延续性，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一脉相承的古老文明之国。中国在古代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各民族的先民们，自古以来就生活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包括台湾在内的太平洋西岸，北起沙漠戈壁，南到南海诸岛，西南起喜马拉雅山脉，东北至黑龙江的辽阔版图内，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和智能共同开发、缔造伟大的祖国。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产物，是包括藏族在内的56个民族认同并凝聚而成的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的政治实体。而中国这个政治实体，又是以56个民族形成的不可分割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为基础的。建国后力图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历史的论著硕果累累，但从总体上看，都相当程度地忽略了对中国历史发展总进程的论述，。1988年社会学、民族学大师费孝通教授总结了中华民族格局的历史成因并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广泛反响，被誉为中华民族研究的新探索，是正确认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演进总体格局的钥匙。费孝通教授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2]个精辟的结论，既切合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史，也切合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史。国家与民族是两个不同又有联系的概念，从宏观上看，这两个范畴又是可以一致的。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就是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也就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确立的过程。“多元一体”理论的要点为：第一，中华民族从起源到形成是多元一体的，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孕育、形成到发展、确立，也是多元一体的历史演进。第二，在历史造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存在一个凝聚中心，即生活在中原地区的汉族，它以儒学为核心融合佛、道形成的炎黄传统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第三，各民族间存在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肉联系，各民族区域经济文化的互补交融，终于凝聚确立为不可分割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第四，中华民族和中国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是个历史范畴，其历史演进过程不能随意人为割断，中华民族是中国的构成实体，中国版图是其活动存在的疆域，都是沿着“多元一体”的历史轨迹演进的，在历史上是前后承续相对稳定的。就历史发展而言，以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为界限，中国的演进过程可分为古代与近代两大阶段。古代发展阶段，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孕育、形成、确立的历史时期；近代发展阶段，中华民族进入自觉的民族实体发展过程。统一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概念。在中国“多元一体格局”数千年历史演进过程中，边疆各少数民族及其建立的地域性政权，不管处在什么历史演进阶段，也不管当时是否纳入中央政权的直接管辖，都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演进中不可分割的组成环节，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因此，“某一历史时期的中国边界不等于这一时期中原王朝的疆界”，“而是应该包括边疆其它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的边界。”[3]这是我们应该树立的中国历史观和历史疆域观。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格局”演进的历史长卷，有时空两个坐标。
　　首先从生存空间来看，地理环境的因素在中国孕育形成阶段的作用更值得研究。中国坐落于世界第一大洲亚洲的东部，西起号称“世界屋脊”之巅的帕米尔高原，东临世界第一大洋，北起戈壁荒漠，西南以世界最高山脉与南亚、中亚相隔，“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4]这一单元内部又分为若干地理区域。疆域辽阔，决定了中华大地上分处于各个地理区域的原始人群不可能出自同一来源；与各大陆以海洋、高山、大漠相隔的自成单元，决定了他们在单元内凝聚并走向一体。因此，中华民族的起源是多元的，又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同时，内部地理区域的特点又决定了中原文化的率先发展和向四方边远地区的辐射，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发展的主体，中原地区也就成为中国版图的历史中心。就地势而论，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是一块从西向东倾侧，高度逐级下降的大地。西部主要为藏族聚居的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而东部则为海拔不足千米的丘陵和平原，这东西落差甚大又由黄河、长江两大江河将东西连成一体的地势，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西藏高原文明从一开始就与东部文明发生深刻的渊源联系，并且不断向东发展，从而最终融汇归属于中华文明这一大格局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从时间坐标来看，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作为维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凝聚核心的汉族聚居的中原地区，早在原始文化时期，诞生出炎黄部族的黄河流域就成为全国多元新石器文化的中心。它一度向西渗入黄河上游文化区，影响了包括西藏高原在内的中国西部的新石器文化。“黄河中游的新石器文化，构成了中华诸多文化区的主干。由此可见，中华新石器文化，既是多元呈区域性发展，又是交互影响，相对统一的。”[5]当各族先民在祖国大地分别进行初步开发之时，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一些部族率先由多元向一体演进，经过夏、商、周三代逐步融合，首先完成了华夏族团从多元到一体的历史过程，形成汉族的前身。有文字及实物可考的新石器时代末期到铜器时代是从夏开始的，这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孕育时期的开端。夏、商、周将传说时代的黄帝及炎帝奉为华夏族团的始祖，黄帝击败并联合炎帝后，又兼并融合了四周的蛮夷戎狄等边远族团。据《史记》记载，舜时曾把反对他的氏族部落放逐于包括今西藏东部在内的三危地区去化改其俗，传播华夏文明。到夏禹时，又在涂山大会九州诸候，大体包括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下游地区的各族团，结合成日益壮大的华夏族团。在春秋战国500年内，各族之间或以自由流动或以战争方式交流融汇，终因秦王朝的建立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中央政权，并在秦汉之时形成了凝聚核心，即以儒家思想文化为正统的汉族这一民族共同体。汉族作为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是由于汉族以稳定发展的农耕生产为基础，在秦汉时确立了一整套政治、经济、典章礼乐、文化制度，形成以儒家文化及经典为代表的汉族传统文化，成为凝聚的精神纽带。在其后的历史进程中，不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无一例外地吸收并丰富发展这一文化，从而使华夏文明成为中华民族中各个兄弟民族认同的共同文化传统。
　　其三，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及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由孕育到确立的历史进程中，虽是以汉族为凝聚核心，以中原为中心地区而融汇演进。但在此演进过程中，构成中华民族的各兄弟民族共同缔造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分别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并形成不可分割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是以民族间的交融（包括友好交往、民族迁徒与战争、兼并等各种形成）或是以领属统治（包括臣属周边民族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等）而形成的。其内涵又大体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民族通婚使各兄弟民族间互相注入对方的新鲜血液；二是文化习俗中也相互吸收了新的内容。民族间的交融影响从来是双向的，汉族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影响为人所熟知，而少数民族对中原传统文化在历史上也不断予以丰富和发展。尤其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后，他们不但建立了新的多民族大一统的中央政权，成为中国的统治民族，构成中国历史演进总脉络的组成环节，而且继承并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正如费孝通教授指出的，在历史上，中华民族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各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6]就历史演进的具体过程而言，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在秦汉初建之后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以大分裂、大迁徒、大杂居、大兼并等方式第一次全面推进了中华民族中各族的大分化与大融合。隋唐时虽曰汉族重新统一中国，其实是仍以汉族为名的各族多元的融合体。唐李氏皇室本身就是一个民族混血的后裔，而当时时兴的赐国姓以及通婚、迁居、改姓等又使突厥、契丹、西羌、鲜卑、回鹘、吐谷浑、党项、吐蕃、沙陀等族数以百计的入朝番将及总数达数十万的番人成为李姓及史、王、尚、哥、张、白、冯、安等汉族的新成员。其中定居京师的吐蕃降将论弓仁，就是世代居葬于万年县（今西安市区）而变其族的。在当时中国的版图内，西部地区的吐蕃尚处于区域性统一的发展阶段，以和亲及会盟方式结成甥舅关系。从五代十国到北宋，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初步发展之后又进入新的分裂、融合阶段。这时，西南的吐蕃也处于分散割据状态。崛起于东北的契丹、女真一度称雄于黄河以北，在不断“汉化”的过程中被兴起的蒙古汗国政权兼并，新阶段的大融合大一统已逐步具备条件。而此后蒙古族、满族分别建立新的中国多民族统一王朝元与清，在数百年中居于统治地位，更加密切了中华民族各族间的紧密关系。西藏地方就是元朝时纳入中央政权的直接管辖之下的，清朝时与中央王朝的辖属关系更进一步发展。随着“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的建立，由几十个兄弟民族构成的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最终形成，而作为其政治实体的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疆域亦最终确定。
　　其四，中华民族各族成员共同缔造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不仅是上述推进民族交往融汇，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等方面作出了各自的贡献，还体现在共同开拓和捍卫了祖国的辽阔疆土。中国各少数民族大多数自古以来就居住在边疆地区。考古学的不断发现一再证明，早在公元前6,000年前，中华大地上已存在有包括今汉藏两大民族的先民在内而分别聚居在渭河、黄河、长江、珠江、雅鲁藏布江流域等不同地区的许多原始人类群体。特别是新石器时代中国大地上形成许多互不相同又相互联系的文化区。这些“不同的文化区可以作为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起点。”[7]这已为近年来在西藏发现的卡若等多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所证实。认真研究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和多民族之间的历史关系，充分揭示其内在规律，对于深入探讨藏族，特别是西藏藏族与各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关系史，正确阐明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证明中华民族内多民族之间，特别是藏族与汉族间“三个离不开”的关系，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
　　二、藏民族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作出的贡献
　　前文述及，中华民族由多元走向一体，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孕育、形成、发展、确立是逐步完成的，有一个渐次演进的历史过程。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进程看，先是各地区分别有它的凝聚中心，各自形成初级的统一体；就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过程而论，由各地区区域性统一再到全国统一，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在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历史时期，即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古代发展阶段，中国的疆域大体上可以分成三大部分，即黄河、长江、珠江流域的内地农业区及长城以外的游牧区，包括青藏高原在内的西部农牧区。这三大部分都是先经过分散的多元发展，出现各自的凝聚中心，形成区域性统一，再逐步推进完成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历史进程和最终实现全国大统一。地跨黄河、长江、珠江主要为汉族聚居的内地农业区，经过原始文化的区域发展，从夏、商、周三代至秦始皇兼并六国，最先完成了区域性的多元统一。此时，长城以外辽阔的游牧区也由诸游牧部落、部落联盟并立、纷争、逐步走向区域统一。秦末汉初，匈奴冒顿单于首次统一长城以外的大部分游牧区，初步实现了地的多元统一。长城内外两个统一政权的先后出现，为尔后这两大区域的大统一创造了前提条件。至于西部的农牧区，由于地理、人文的诸多因素，形成区域性多元统一相对难一些，所以其推向全国大统一较之中国古代疆域的上述两大部分自然也要晚些。地处西部农牧区并为藏族世代聚居的青藏高原，除江河谷地外，绝大部分海拔在4,000米以上，号称世界屋脊，自然环境较差，但是这里自古即有人类居住。近几十年的考古资料证明，青藏高原是中华远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1958年，在西藏林芝发现古人类的头骨。其后，在藏北申扎和那曲、藏南定日、阿里日土等地先后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多处。旧石器时代是人类最初阶段，这说明西藏高原有可能是中华大地的又一人类发祥地。新石器时代西藏原始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联系至为密切，大可作为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及藏族和祖国其它兄弟民族结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起点。考古发现，西藏新石器文化遗存形成三种类型，即藏北细石器文化遗存，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藏东新石器文化遗存和拉萨、工布等地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当时，高原上至少存在三大支互不相同、文化面貌各异的原始居民，分别创造他们具有特色的文化，呈现出西藏原始文化的五彩缤纷及藏族形成的多元性。在这多元格局中，同时明显存在原始文化的多元交融和汇集，相互吸收比自己优秀的文化，显示出从多元一体发展的趋势。地处雅鲁藏布江中游的雅隆部落兴起后，逐渐兼并毗邻诸部。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完成青藏高原的区域统一，建立吐蕃政权，标志着这漫长的多元一体的历史演进进入到一个关键时期。吐蕃政权统一青藏高原是藏族多元一体演进的重大事件，同时也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演进历史中具有进步意义的重大事件。中国的大一统，是由许多局部的统一创造了必要前提才逐步完成的。吐蕃政权统一青藏高原，为西藏纳入中央政权直接统辖，最终实现全国三大区域的大一统创造了必要的历史前提条件。由于吐蕃统一政权的建立，西藏地方与中原地区、藏族与汉族及其它兄弟民族的关系进入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统一的吐蕃王朝的建立标志着西藏地方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格局中，由原始文化多元分散发展进入区域性的多元统一，建立起与中原政权并存的区域政权的历史发展阶段。在这一发展阶段，西藏地方与中原的关系由各族间的分散联系为区域政权的统一交往与发展所替代，文化上的交流影响为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的密切关系的发展所替代，从而将西藏地方归入全国大统一的历史进程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元代西藏纳入中央政权的直接治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进入确立时期奠定了基础。无庸讳言，统一的吐蕃王朝与大唐王朝除了密切的友好交往外，还有对抗冲突无疑是属于国内矛盾性质的。吐蕃王朝是中国历史发展演进总链条中不可缺少的一环，那种将西藏原始文化的多元发展、吐蕃王朝的统一强盛与理解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对立起来，甚或把西藏说成自古就是一个“独立国”，显然是对藏族形成发展的历史，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演进历史的割裂和曲解，是完全与历史事实相违背的，根本站不住脚的。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随着元朝的建立，进入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展阶段。元朝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统一王朝，更重要的是，自元朝开始，中国古代疆域的三大部分最终完成了全国性的大统一，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中央政权直接治理之下，从而开创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入确立阶段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元王朝建立的历史进程中，以萨迦派为首的西藏地方政教首领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将西藏地主归附于作为元朝前身的蒙古汗国，进而致力于推进元朝的大一统，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和中国历史疆域内各兄弟民族向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历史发展都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在元朝建立过程中，西藏政教首领竭力帮助、支持元朝统一全中国的事业，奠定西藏地方归属中央政权统辖的历史格局，推进全国大一统的大量中实，从一个侧面有力揭示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中国多元一体的演进历史是各民族共同谱写的。经过明代到清王朝的建立，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进入确立时期的最后发展阶段。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统一政权，统治全中国长达近二三百年。其前期与中国历代统一王朝相比，“不管是明、宋、唐、汉各朝，都没有清朝那样统一。”[8]清朝强盛时期奠定的中国疆域十分广大，其四至北自恰克图，南至南沙，西自葱岭、巴尔喀什湖，东至台湾、澎湖列岛，东北至外兴安岭、库页岛，西南至喜马拉雅山脉。清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行政制度，驻藏大臣的设置，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直接行使主权，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确立的重要标志。到了清朝后期，随着其统治的衰败及西方列强侵略的加深，经数千年发展形成的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遭受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灾难，面临被瓜分的危机。从鸦片战争开始，外国侵略势力对中国东南沿海，内地和包括西藏在内的边疆地区侵略活动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和把中国深深拖入半殖民地社会，对其进行肆意宰割的总体战略紧密相关的，辛亥革命爆发后，帝国主义趁中国中央政权更迭，加紧肢解中国边疆地区，阴谋“把中国分为几个独立国家。”[9]“西藏独立”作为帝国主义肢解中国的侵略计划的重要一环就是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的。近代外国对西藏侵略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所谓“西藏独立”是在外国侵略势力侵入中国西藏之后，特别是本世纪初以来，由帝国主义勾结西藏地方少数分裂分子阴谋策划的。“西藏防立”这个概念，就出现在本世纪初，“在此之前，西藏在藏文词汇中就没有发现‘独立’这个词。”它的出现及蠢动完全是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产物。中国各族人民包括西藏人民是爱国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近代，英勇抵御外国侵略，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成为中华民族每个成员义不容辞的爱国的历史使命。西藏人民富于爱国的历史传统，不但在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近代捍卫西南边疆，反对民族分裂和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中作出了新的贡献，谱写了西藏全国大一统历史演进中的地位的新的光辉篇章。

三、青藏高原的藏族与中原各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历史联系
　　中国是个土地辽阔、气候复杂、地形西高东低呈阶梯状向海洋倾斜的国家。由于地理条件不同，以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为主的游牧区，以中原和南方为主的农业区和介于二者之间的农、牧混作区，形成了自然的区域分工。这种分工决定了三个部分之间的经济文化上的互补关系，决定了全国各地区向中原存在的经济文化联系和历史交流，决定了民中华民族族关系“三个离不开”的历史特点。考古发现证明，早在远古石器时代，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先民就与当时的中原地区有着文化上的密切联系。西藏发现的旧石器在类型与加工方式上，与中原的旧石器有共同的工艺传统，带有华北旧石器时代的常见特征，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地方特点。中石器文化是旧石器向新石器文化的过渡阶段。在西藏发现代表这一阶段文化特征的细石器数量甚多，分布甚广，从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多有发现。西藏细石器器型属于以我国华北为中心非几何形细石器传统。延续时间长至新石器晚期及至铜石并用时代，则构成西藏细石器文化的地方特征。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或遗存在西藏发现更多，东起昌都西至阿里，北自那曲南到山南，每个地区境内都有发现。在山川阻隔史称“隐蔽之地”的林芝墨脱县境内亦有发现。昌都卡若遗址是西藏具有典型意义的新石时代文化遗址[10]，卡若人制作和使用磨光石器，能够烧制彩陶，已能建造地穴式和地上房屋居住，会制作骨针，有了缝制品和装饰品，社会生产从单纯的狩猎、采集发展到饲养家畜、进行农耕。卡若出土的磨制石斧、石锛的型制与华北出土的同类器物相近，房屋建筑形成则类似中原原始文化。从陶器纹饰来看，卡若文化亦属于仰韶文化系统。至于遗址中出土的粟米，据研究是最早在我国中原渭黄流域培育成功的。到了殷周时期前后，即青藏高原的民族部落时期，藏族先民所驯养的牦牛、绵羊、青稞麦（中原称为“耒”）传入中原，到秦汉时期这些牲畜及犏牛、褐、藏獒等成为藏地与中原进行交换的重要商品。而中原地区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也开始输入青藏高原，中原的农业文明与藏羌地区的畜牧文明不断进行交流。汉文文献记载，从远古到周秦、黄帝及其子孙等及炎帝都到过西藏及中原地区，而秦穆公还到西方昆仑会见过当地的部落首领西王母。经专家研究考证，从秦汉到隋唐，中原的巫术及阴阳五行、堪舆术、鬼神、鸡卜等观念和青藏高原上的原始苯教文化，通过古羌人、藏人、氐人和嘉绒人进行了初步的交流，河图、洛书也传入西藏地区。而中原的道家神仙文化也开始融入苯教文化的影响和二者之间的关系更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唐朝时期，由于帝国版图的扩大，经济文化的发达和丝绸之路与唐蕃古道等交通道路的开辟，中原地区各族与青藏高原藏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进一走加强了。特别是经过文成、金城公主入藏和唐蕃间的会盟、交聘和互市，双方在经济文化方面进行了广泛、直接的交流，涉及到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生产技术、天文历算、医药、宗教、文化典籍、制度、法律、建筑、陶瓷、茶马互市、土特产、日用品、服饰、习俗、音乐、绘画、雕塑等多个方面。其中尤以天文历算、医药、孔子及儒家伦理思想在吐蕃的传播、唐代政治制度君主理论和法律对吐蕃社会的影响、汉藏文献的翻译与交流等方面值得注意和研究。从而形成了汉藏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高潮时期。即使在宋、辽、金时期，处于分散割据状态的吐蕃地区，与中原的经济文化联系也未中断。尽管史料缺乏，但仍有史书记载两宋与西南少数民族有着频繁的经济往来，重点是茶马和医药的互市。而吐蕃在后弘期的下路弘传就是从中原的川边进入西藏的。其中，著名的诗格萨尔与汉藏之间的文化交流关系，则是这一时期的又一亮点。到了元代，随着吐蕃地区归入中央王朝的直接管辖、驻军和设治，开辟与内地往来的驿站道路，为西藏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空前有利的条件。源于唐代的“茶马互市”继续发展，同时中央货币开始在西藏使用和流通，并开始了以朝贡方式与中央及内地经济文化的密切往来。在文化方面，除继续在天文历算、建筑、音乐、歌舞、绘画等方面进行交流以外，宗教文化的交流融合更加深入。首先是体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由汉、藏各族高僧大德为主的多民族合作勘校编纂《大藏经》目录的活动；其次是藏传佛教文化在内地的传播和影响，此外则是汉地雕版印刷术的传入藏区。明清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原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不断加强，其最大特点是明朝以“贡赐”为中心的经济往来十分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中原地区的天文历算、烹茶技艺和学术思想进一步传入西藏地区，而藏传佛教文化则进一步深入中原及北京地区，名贵藏药也大量传入内地，而藏汉建筑，雕塑、绘画技艺的交流也在元朝基础上得到新的发展。作为中央政府的明清朝廷也十分注意推崇利用藏传佛教文化，采取措施扶持西藏的经济文化发展，后来又在西藏大力推行“新政”，促进了西藏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在这里值得注意和研究的是藏汉蒙满佛经的对勘转译、藏区及藏传佛教中关帝崇拜和有关传说。即使到了近代，传统的藏汉经济文化交流仍然沿着历史的轨道持续进行，特别是藏传佛教在上海的流传与发展，民国对西藏的文化教育政策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值得指出的是，作为历史上藏族与中原多民族经济纽带的“茶马”互市，到宋代已扩大了规模，而明代及清前中期，发展则最为兴盛的阶段，而交易的物品，早已十分广泛。大规模的茶马互市肇端于北宋。宋初，原、渭、德顺（甘肃的固原、平凉、静宁）三郡，成了汉藏贸易的重要市场。当时以川茶换取藏马，同时允许商人自由贩卖。乳食为主的藏族非常需要茶叶，“其所嗜唯茶，而乏茶”，所以“颇以善马至边” [11]，来向汉族换取茶叶。神宗时（1068—1085年）马匹缺乏，而北方的契丹禁止马匹输入内地，遂由王安石主持变法，其中一项兴马政，即是从藏族地区市取大量马匹。宋廷为了便利茶马贸易专门设立了茶马司，并又开辟秦（天水）、凤（陕西凤县）、熙（临洮）、河（临夏）等地为市场；在内地产茶区遍设收购场，如在四川设41处，陕西332处，并规定：川陕民茶“尽卖与官”[12]。南宋偏安江左，对战马的需要愈益迫切，同时，由于财源愈来愈窄，也想借茶马贸易来获取利益，故更加看重茶马互市。此时，贸易地点已由西北转到西南；贸易方式亦由官营改为商买商卖、官征引钱的办法了。南宋为了加强茶马贸易，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设“都大提举茶马司”，“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13]；增辟易马场，除北宋时期开辟的许多易马场之外，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再辟雅州（四川雅安）、碉门（四川天全）、灵犀寨等处[14]；规定凡易马场所在地的州、县官吏，必须协助办理茶马交易，并以茶马购销情况考核官吏的治绩。上述种种措施，使茶马贸易额显著上升，从建炎四年（1130年）至嘉泰四年（1204年）间，每年仅用川茶换来的藏马即在万匹以上，建炎四年曾达二万匹[15]。元代，由于蒙古族长期从事畜牧业，马匹已不必仰赖于藏区，因而茶马互市较前代减少。但是，由于藏族始终需茶，同时为了收税和对藏族进行羁縻，元朝并未放弃对茶叶买卖的控制。至元五年（1268年），元朝开始在成都征茶税，并于“京兆、巩昌（甘肃陇西）置局发卖”[16]。次年又在四川设西蜀监榷茶场使司，管理茶叶的税收。至元十三年（1276年），恢复了南宋的茶引制，且分长引和短引两种；至元十四年，再“置榷场于碉门、黎州，与吐蕃贸易”。[17]明代茶马互市有了空前的发展。内地所需的马匹，大部分又要靠藏区供给，而藏族嗜茶的习惯已很久了，茶已成为生活必需品，因而茶马贸易又复繁荣。“自碉门、黎、雅抵朵甘（甘孜州北部）、乌思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西方（番）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18]明初，茶马贸易以官营为主，茶马司遍设于甘肃的天水、临潭、临夏、张掖和青海的西宁、四川的天全等地。内地的许多产茶区，都被划作了统购区，“令有司收贮，于西番易马”；[19]藏族的许多产马部落，也都被指定了派购任务，谓之“差发”，并发给金牌，以作为信符。每三年派官吏出河州、碉门一次，与藏族部落合符，检查茶马司的购马情况。明廷每年可以用茶叶换回来大宗藏马，如洪武十年，茶马司就曾用茶叶50万斤换到了13，800匹藏马[20]。但是在明初，私商是不能随便贩茶到藏区易马的。明代中叶以后，茶禁一度松驰，商营贸易乘机发展了。商人们纷纷运茶到藏区换马，于是，好马尽入其手中，“茶司所市者，乃其中下也。”[21]弘治三年（1490年），明廷被迫开放商营，由是藏族大量的好马通过私商贩运至内地；汉区的茶叶，也通过他们源源不断地进入藏区。据统计，从弘治三年到万历二十九年的各年，仅四川天全及陕西汉中等地行销藏区的茶叶，分别为三、四十万斤到80万斤。商营贸易的发展，使两族交换的范围扩大，除茶马为大宗外，其它的物产也得以交流畅销。清代，边疆巩固，“牧地广于前代”[22]，商营势力更加扩展，除陕甘等地的茶叶部分官营外，其它如川茶则全部商营。商茶主要用来交换藏区的土特产品及畜产品。清末，英帝国主义曾贩印度茶入西藏，企图困我茶商、夺我茶物，借以入侵我国领土。清廷也感到这是对自己利益的威胁，于是在雅安等地设立了官督商办的茶叶公司，对抵制印茶的侵藏起了一些积极作用。清以后，一些官僚资本也曾在康定建立边茶公司，其目的无非是吸吮汉族、藏族人民的膏脂。但是，不论帝国主义的侵略或官僚资本的欺压，都没有也根本不可能割断汉藏两族人民的贸易联系，相反，它却在更广泛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民国以后，官僚资本钻进了茶马贸易市场，并垄断了边茶贸易，汉、藏人民深受其害。国民党反动政府因袭清朝禁茶出境的办法，严禁携带茶种茶苗到二郎山以西，连藏民购买没有煮熟的茶果作饮料，也被禁止。1939年，官僚资本在康定成立了一个“康藏茶叶公司”，实行茶叶的官收、官制、官还、官卖，兼并正当茶商，低价买进，高价卖出。雅安一带的茶农不堪苛刻的剥削，纷纷砍伐了茶树，使边茶生产陷入衰败的状态。据统计，1939年以前，四川雅安及灌县等地的边茶最高年产量曾达到65万包，到1949年已降到20万包了。[23]茶马互市的发展，为内地和藏区开辟了八条主要的交通线。从明清到民国除北部唐蕃古道形成的青藏交通线外，以四川为例，川藏线就有以下几条：一是从雅安到拉萨，即从雅安出发，经汉源，炉定到，再分南北西路。南经理塘、巴塘、察雅、昌都、硕督、嘉黎、太昭（工布江达）到拉萨；北经道孚、甘孜、德格、江达、昌都到拉萨。一是由成都到甘南再经藏北到拉萨。而南部即形成了由滇入藏的以马帮为主的茶马古道。不但强进了藏族与内地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加强了藏汉各族人民的相互了解，促进了各族友好关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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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西藏昌都卡若遗址试掘简报[A].文物[J].1978.（9）;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及其相关问题[A].民族研究[J].1983（1）.
　　[11][13]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M].
　　[12][14]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志[M].
　　[15]宋史（卷三七四）：赵开传[M]；文献通考（卷一六○）：马政[M].
　　[16]续文献通考（卷二二）:征榷五[M].
　　[17]元史（卷九）:世祖本纪[M].
　　[18][20][21]明史（卷八○）:食货志[M].
　　[19]续文献通考（卷二二）[M].明史（卷八○）:食货志[M]
　　[22]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征榷五[M].
　　[23]吴传钧.西康省藏族自治州[M].上海:三联书店,1955.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