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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经济学以货币作为价值流的计量尺度，并实质性地把价值看作是客观的，因此，经常以价值流的大小增减来考虑货币量的问题。然而，货币流和价值流具有明显的不同之处。
　　首先，在一个体系内部，流出银行而投入民商两部门的货币量是单向流动的，只会增加不会减少，除了没收居民或厂商存款并加以销毁之外，没有再流回银行的可能（指所有权归属）。所谓循环是数量不改变的内部循环，整体上不具有“内生”和“湮灭”运动，因此，银行是经济的外生机构，货币发行是经济的外生变量。
　　其次，然而，价值流却不同，因为价值是人赋予事物的东西，是人的价值判断的产物，因此，价值的主观性决定了在物品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价值可以随时间而增加或者减少，这就表现为价值的“内生”或“湮灭”运动。
　　如果把GDP作为货币发行的依据，价值流的有增有减和货币流的只增不减就形成一对内在的不协调性。就会出现GDP下降的时候需要回收封存货币，而货币一旦发行是无法收回的。因此，GDP作为货币发行依据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再次，消费品的价值随着消费活动随同商品一起湮灭，而获取或接受这种价值湮灭或转移的劳动力的价值和消费量没有关系，即一个劳动力的价值并不会因为他多吃了几斤肉而有所改变。

　　只要银行不指定本位商品并设定其价值量，而采用没有“一美元就是一美元”的非本位制货币体制，则货币量问题就是一个并不存在的伪问题。
　　参照“时间货币”的思路，以劳动力的服务时间作为“本位商品”。假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按照每年吸纳劳动力的服务时间数量衡量，比如平均就业居民的劳动时间为H小时/年，如果在货币发行的第一年设定单位劳动服务时间的货币量平均为m元，则总货币发行量为M＝m•H。
　　在M＝m•H这个式子当中，唯独H是可以客观的测量的，而H和m是相互决定的，因此是一个不定解的式子。
　　一旦设定m，则一个居民一天工作八小时就可以获取8m的货币工资，他就会考虑如何用8m货币安排最低的生活保障，这时，平均的生活资料需求量水平和这个货币量之间的关系，就决定了生活资料的价格水平。
　　例如，当时一个人每天需要0.5kg食物，则0.5kg粮食的最高售价就是8m元，或说粮价是16m元/kg。再高，就养不活一个劳动力了，整体上生产活动就无以为继了。同样，如果煤的价格也可以根据从采挖到运输、销售各个环节的劳动力用量来得到其最高价格水平。而随后的价格波动完全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水平。
　　这就是说，价格的原始决定是人为的，随后的发展变化也是在此基础上由供求速度变化决定的。
　　现实的经济就是，厂商雇佣居民劳动生产足够全体人口生活的商品，然后给商品人为地定下一个价格，这个价格就是居民劳动力的价格。比如，雇佣H小时的居民劳动，生产Q数量的商品，则Hm为居民得到的货币数量，居民用此数量货币购买Q数量的商品，则商品的价格就是Hm/Q，然后按照以此价格吸纳的劳动力价值从货币当局得到自己梦寐以求的货币。

　　货币政策的原则究竟应该是恒定价格水平还是恒定本位商品的价值？
　　在宏观上，供求总是平衡的，除非厂商是非理性的，不顾库存信号盲无目标地生产。实际上，如果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是以所有商品的价格均衡为目标，则必然要穷于应付。因此，货币当局只能选定最基本的商品比如粮食、能源为目标，这实际上又回到了本位商品制上面了。如果粮食和能源的生产是完全自由化、市场化的，那么货币当局就要能够准确获取生产的信息，以便使得货币量和这些基础商品的数量对应。
　　而如果是以恒定本位商品的价值为原则发行货币，则只要选用数量恒稳的本位商品就可以确定发行量，比如国土疆域、居民寿命（时间）、严格控制的粮食储备等等。这时候，物价会根据需求自行调整并引导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

　　那种认为货币当局没有必要存在的观点是完全不可取的，因为货币发行之初的人为定价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尺度。否则，就不会出现统一的货币了。最终的货币上面会印制着各种价值单位，只是一个以无数种商品为计量标准的欠条，如张三欠李四一斗小麦、王五欠麻六一头牛等等，这种欠条在债务结清时就会变成废纸，而不能成为货币。
　　货币当局就代表一种稳定的信用，而私人机构是很难形成这种信用的。一旦私人机构形成了全民共识的信用，它也就演变成为了实质性的货币当局。就像封建社会的货币当局其实就是皇族私人一样。当今的货币当局是历史演进形成的，而不是一下子造就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各个诸侯竞相造币而使得货币成色大打折扣的现象。
　　一个有秩序的社会就是一个法制社会，而货币当局就是经济领域里的最高执法结构，没有这个执法机构，经济秩序必然陷于混乱。即便是货币作为纯粹的信用符号，我们也需要在交换时相互确认对方的信用，如果所有这种确认信用的行为都由交换者自己进行，总的社会成本将会大大增加，因此，货币当局就起着信用管理的作用，从整体上降低社会成本。
　　取消货币当局试行货币私营化的建议，其实就是经济领域里的无政府主义思潮。

　　有人预期，未来的“世元”在很大程度上会以地球陆地面积抑或地球总表面积作为定价的本位商品。而另一个可能性是以居民数量为依据，即承认每一个居民的生命具有固定的、平等的价值，体现价值概念的根本意义。
　　如果发行数量恒定的“世元”面世，按照前面的理论：S1 S2=M，则不再有以货币量衡量的经济增长问题存在，相反，“通缩率”将会成为一个值得追求的经济指标。因为通缩的实质是单位货币的购买力的增强，即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提高了，原有的收入可以换取更多的消费品，也就是生活水平和质量提高了。此时，通缩率的同义词“物价下降幅度”将会是政府值得炫耀的业绩指标。这时，经济指标和居民生活水平脱节甚至相反的问题也就不再存在了。
　　实际上，由于根本的价值意义是人的生命，而人口数量短时期内是一个稳定的变量，因此，随着生产发展生产越来越多的商品的话，单位商品对应的生命时间（命价——单位商品值几条命）是越来越小，也就是说，总体上单位商品本质上的价值量是在下降，即通缩。也就是说生产力提高意味着单位生命时间可以生产并消费的商品越来越多，即实际收入水平增加。亦即就价值流来衡量的话，经济的发展应该表现为总体商品价格递减之势，而非价格的稳定，更非通涨。假如追求商品总价值的上升，说明脱离了人本思想，把自身的生命看得越来越淡了，这是不符合人类社会价值观的发展趋势的。
　　炫耀通缩，实际上就是炫耀生命价值的提升。
　　从价值的本质意义来看和以本位商品为依据发行货币来看，都导出固定的结论：通缩。也就是说，不以本位商品为依据定量发行货币，实际上违背了人类对生命意义的认识规律。
　　货币变成一个纯粹的价值计量单位，而流通便利性主要依靠货币的辅币结构控制，而随着货币的电子化，辅币结构问题也会逐渐消失。一座房屋的交易结果是，买主信用帐户上的数字变小了，卖主电子帐户上的数字增加相应的一笔，而随着这种数字转移房屋的所有权由卖主转移到买主。仅此而已。
　　这时，人们或许会因为这种看不见的电子交易而对拜物教式的货币积累感到空虚和迷茫。其实，就像现在对于许多富起来的人一样，财富已经变成了存折上的数字游戏。这将极大地挑战人们的财富观念和人生价值观念。
　　要不要完全电子化、信用化的货币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宗教存在的价值在于它有效地缓解了人们对于生命注定要消亡的恐惧，同样，货币拜物教填充了人们满足实际需要之外空虚的精神需求。造出一个货币拜物教来，使得多少世代的人们沉迷其中，“充实”地打发掉自己的生命时光，这就如同庞大的政府机构同时也是一个就业渠道一样，并非没有其好的一面。对于各种宗教来说，神、佛或上帝原本存在于人的心中，仅仅是一种信仰，但人们需要使其形式化表面化，因此要造出神灵的雕像和建立供奉雕像的庙堂。不断地增发无法收回的货币，也是满足货币拜物教的需要的惟一手段。
　　因此，只要对货币拜物教存在的合理性不予完全的否认，则对“炫耀通缩的时代”的企盼目前还只能说是“遥望”。

不存在为明天的消费而节欲的逻辑。因为明日复明日，明日无穷多，永无消费的理由存在。如果这个世界上仅有守财奴一种人，则节欲就是生活准则，世界很快就会进入维系基本需求的最低消费时代即完全的通缩时代。
　　如果世界上都是及时行乐者，而且“乐”只能从交换中获取，则经济注定就是膨胀性的，大家都为消费而消费，在世上匆匆而过，一个加工消耗资源的有机机器而已。
　　问题就在于，这个世界既不是守财奴的世界也不单纯是及时行乐者的世界，而是两种人组成的世界。当守财奴占据上风的时候，把货币看得很重，其它物品看得很轻，需求速度下降，推动物价下降，经济就进入通缩时代；相反，当及时行乐者占据上风的时候，需求速度上升，价格具有上行趋势，经济就进入通胀时代。（《西方经济学的终结》，张建平，中国经济出版社，P141）
　　“难能可贵”和值得庆幸的是两种不同的人居然是互补的。守财奴为了把货币当局不断增发的货币敛聚起来，就要不断的投资，而投资就是给他人发工资，而他人如果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就会及时把收入（货币配发连同工资收入）花费出去，一并返还厂商。经济的流通恰好可以满足两种人的同时存在——行乐者和守财者一起创造财富，财富归行乐者享用，而被享用的财富被货币当局及时用统一的符号记录在叫做货币的纸上，满足守财奴们的收藏爱好。
　　两种人可以共生的条件之一就是货币当局要及时把行乐者消耗的财富记录在案转交给守财者。
　　那么，你是愿意做一个清心寡欲的守财奴还是做一个消费资源的有机机器？

　　前天看到一则新闻，英国86岁光棍老汉比尔•阿勒斯布鲁克一辈子吝啬，终生住在一幢破败不堪的小屋中，每天只吃一碗麦片粥和一个烂苹果。但日前比尔因意外火灾遇难后，人们竟在他家中发现了近200万英镑股票！成为当代的守财奴代表。早在2003年就有一位叫做约瑟夫利克的英国“守财奴”住在破烂的屋子、只穿二手衣服，甚至到邻居家看电视以节省电费。但是约瑟夫利克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守财奴，去世时他把生平攒下的110万英镑悉数捐给“导盲犬协会”。
　　当然，大家也一定对富豪的奢侈和靡费司空见惯了，无须再一一举例。

　　通过论述，我们证明了两个相互矛盾的必要条件：必须不断地增发货币和保持货币量的稳定性。怎么解释这两个必要性之间的矛盾呢？如果货币和本位商品挂钩，货币量问题消失，货币当局的任务仅仅是保证货币损耗的及时补充，经济体内的货币总量不再变化。

　　理性人的行为原则是“趋利避害”，但是，价值主观论则说，这是不可证明的，各人所趋之利和所避之害都不尽相同。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地说，理性人都是要用最小的付出获取最大的享受。但是，问题依然没有消失，即不同价值观的人对“享受”的理解是不同的。守财奴以聚财为乐，把货币看作是最终目标；而败家子则视金钱为粪土，仅仅将之当作一个工具。一个是手持一大堆欠条，乐于作为一个债权人；一个是要尽快找到债主把欠条清掉。
　　劳动价值论是以劳动时间计算价值，本质上是以人的生命作为价值本位的。如果守财奴和败家子都是以生命为最高价值标准的话，则相对于稳定的、差异不大的生命时间来说，守财奴用固定的生命换回的货币数量越来越大，也就是说命越来越值钱，而钱越来越不值命了。而败家子在生命期间得到的非货币商品越来越多，即命越来越值物，而物越来越不值命了。总归来说，如果各自向着各自的目标运动的话，结果都表现为生命价值的提高。
　　你瞧，守财奴和败家子殊途同归，最终冥冥之中都是在追求生命价值的最大化，而追求得到的结果是自古到今，守财奴和败家子的寿命没有什么差异，是不是像《石头记》所说的“终究一个土馒头”。就像那个守财奴的英国老人也活到了八十多岁一样。也就是说，行为并没有达到动机目标。由此，对经济行为的分析倒向一个无解的哲学命题：生命的意义。
　　反过来说，如果逐步认识到生命价值的提高，说明生命的意义得以体现，而结果应该是生命之外的东西的贬值。换句话说，生命货币的通缩应该是守财奴和败家子共同追求的一个结果。但是，货币和非货币的价值之比如何变化其实是不确定的，要看社会上守财奴多还是败家子多了。败家子乐于用钱买物，物重币轻，通货膨胀；守财奴乐于卖物存钱，物轻币重，通货紧缩。
　　因此，对经济涨缩周期的研究，其实可以归结为对人的价值观念的变化研究。如果经济进入了通涨阶段，我们可以说败家子心态占据了上风，反之，如果经济进入了通缩期，我们可以说是因为守财奴心态占据了上风。心理学认为，人类的社会心理有一个周期性，比如说逆反心态等等。毛泽东说过，中国的事情七、八年就要来一次。为何要七八年来一次？是不是可以说人们对一件事物从传播——认识——接受——热衷——厌倦——反思——反感有一个心理周期？如果这有一定道理的话，经济学对经济周期的苦思冥想不如交给人类心理学家们好了。

　　最后多说一句。科技进步带来投入产出的效率的增长是对局部而言的而不是对整体社会而言的，而且这一理论有一个默认的价值理论前提，即以劳动时间为价值单位的客观价值理论。价值作为有用性，最根本的有用性莫过于对人的生命的无限延长即对追求长生不老的满足，希望进入一个永恒的生命存在状态是人类自古一来的梦想，也是一切宗教的共同特征。但是，现实是呈爆炸状态增长的人类科技知识并没有带来人类寿命的同步增长，相反，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边际递减状态，人类由物种基因所决定的寿命极限不会因为科技进步而有明显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