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现实主义一般对国际政治采取悲观的看法，守势现实主义则不然，认为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狀态，不必然会导致冲突，国际体系蕴藏的侵略诱因并不多，在适当的条件配合下，国家彼此是可以合作的，冲突是可以避免的。对外扩张不見得对国家有利，有时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国家想要得到安全的最好方法是维持既有的权力平衡，而不是累积权力。本文对守势现实主义的理論脉络加以阐述，并提出批判。文章先讨論守势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与主张，指出安全困境和国家意图在守势现实主义論述的中心地位，进而論述守势现实主义的兩个主要論点：良性的国际结构和攻守理論。最后再针对这兩个論点以及认知所扮演的角色提出批判。

关键词：现实主义、守势现实主义、攻守平衡、安全困境、意图。

一、前言

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上，现实主义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歷久不衰。现实主义作为国际关系的研究学派﹐就像一个大家族一样﹐包含各种不同的成员，而非只是一套理論。如Stephen Van Evera所說，现实主义并不是一个单一理論，而是一个研究典范(paradigm)。Robert Gilpin 也指出，现实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哲学立场，而不是一项科学理論，可以被证明或推翻。1 虽然现实主义理論的型态有不断的修正与创新，但是其强调「实然」的研究传统，却一直没变。然而，对于世人所渴望的国际和平，现实主义通常采取悲观的看法，认为除非国际上出现一个中央政府來维持秩序，否则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将无法避免。相较之下，理想主义则认为，国际冲突可以经由国际制度或国家自我约束而化解。理想主义在国际关系的思潮上，有很大的成分是为了反对现实主义的悲观看法而起，兩者主张往往背道而驰。

由于现实主义将国家对权力的追求赤裸裸地显示出來﹐并强调冲突的必然性﹐这种悲观論与人類追求进步向往和平的天性，大相径庭，为许多人所不喜。因之，现实主义的論述，往往成众矢之的，成为各家哒伐的对象。如Jeffrey Taliaferro所言，现实主义犹如一只「黑色怪兽」(bête noire)，人人喊打，其它国际关系理論的論述出发点皆直接针对现实主义加以反驳﹐批判其不足﹐再阐述自家的看法。2 似乎，只要能找出现实主义的重大缺陷，自家学說的地位就可稳固。3 例如新自由制度主义(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主张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狀态不必然导致冲突﹐国家可以藉由建制(regime)和规范(norm)來达到合作的目的。4 民主和平論(democratic peace) 藉由经验观察﹐得出民主国家之间彼此几乎从不打仗的结論﹐进而认为当国际社会都是由民主国家组成之时﹐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将消失﹐即使在无政府狀态下﹐国际和平亦可达成。5 建构論(constructivism) 强调观念(idea) 对人類行为的影响﹐而认为现实主义的观念不仅是国际冲突的根源﹐而且是迈向国际和平的障碍﹔只要人们摒弃现实主义的想法﹐采纳相互合作的和平观念﹐国际冲突将可避免。6 众家学說对现实主义反感之烈﹐ 无怪乎Robert Gilpin 要感叹, 「政治现实主义者没人爱」﹗7

然而﹐不管有没有人爱，现实主义所要呈现的只是国际政治的「实然」(is)﹐而非「应然」(ought)。亦即﹐在华麗辞藻的背后﹐国际政治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即使这些事实多么令人憎惡，现实主义也要加以揭露。世人虽然渴望和平﹐认为国家应该彼此尊重﹐相互合作﹐竭力避免战争。尽管人们希望国际政治「应该」是这样的﹐但是现实主义认为除非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狀态停止﹐这些愿望将难以实现。在缺乏中央政府仲裁之下﹐国家若想要安全﹐为现实所逼﹐必须追求权力。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现实主义者对国际政治都采取悲观的看法，也有不少现实主义者试图藉由对理論的論述，找出避免冲突的条件。对这些学者而言，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狀态，不必然会导致冲突，在适当的条件配合下，国家彼此是可以合作的，冲突是可以避免的。对外扩张不見得对国家有利，有时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国家想要得到安全的最好方法是维持既有的权力平衡，而不是累积权力。这派理論称之为守势现实主义（defensive realism）。8 守势现实主义对国际政治采取较樂观的看法﹐认为国际体系蕴藏的侵略诱因并不多﹐而此诱因的大小要视诸如攻守平衡(offense-defense balance)或地理环境等等其它因素而定，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狀态，不必然会导致冲突，国际上存在一些因素可以化解无政府狀态的不良影响。所以Charles Glaser有「作为樂观主义者的现实主义者」一文的出现，强调现实主义的悲观論是没有根据的，在特定条件的配合下，国与国之间是可以合作而不需竞争的。9 这些論述都试图为现实主义的悲观論找出另一条截然不同的路來。

本文将对守势现实主义的理論脉络加以阐述，并提出批判。文章将先讨論守势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与主张，指出安全困境和国家意图在守势现实主义論述的中心地位。进而論述守势现实主义的兩个主要論点：良性的国际结构和攻守理論。最后再针对这兩个論点以及认知所扮演的角色提出批判。现实主义自Morganthau强调人性权力欲望的古典现实主义，再到Waltz的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 或称结构现实主义），歷经數次的外來挑战与内部争辩，现在已大致分出守势和攻势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兩大流派，二者皆强调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影响。10 为了有较详尽的介绍，本文将着重守势现实主义本身，与其它现实主义理論比较的部分将尽量减少。

二、守势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与主张

国家的首要之务是维持现狀，还是追求最多的相对权力？国家到底要有多少权力才算足够？现实主义的兩大流派对这些问题有很不一样的答案。攻势现实主义认为在无政府狀态下，国家的权力是多多益善，权力越多，就越安全。守势现实主义则认为国家的权力应适可而止，不要太多，过多的权力反而有害安全。所以，二者对于如何获致安全有不同的看法。

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首要目标是安全。只有在生存得到保障之后﹐国家才有余力发展经济﹐保护人民﹐增进福址。因之﹐各国对自身安全额外重视﹐当其它目标与国家安全相抵触时﹐国家将优先考虑安全﹐而搁置其它目标。守势现实主义的假定（assumption）乃是该理論立足的基础﹐也是整个理論体系的不可或缺的一部份。虽然学者对这些假定的描述略有出入﹐11 但是大致可以归纳出下列基本五点﹕

第一﹑国家是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者。现实主义的研究对象以国家为主，国际组织、多国籍公司、或个人则较少被注意。国家才是影响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者。12

第二、国际政治是处于无政府狀态(anarchy) 。无政府狀态是国际政治的重要概念﹐它并不是指混亂或杂亂无章﹐而是指在国家之上缺乏一个有效的中央政府﹐可以维持秩序。国际上虽然有各种不同的国际组织﹐例如聯合国或国际法庭﹐但是这些机构维持国际秩序的能力﹐远不如一国之内的中央政府﹐而且它们往往需要大国的配合﹐才能发挥功效。无政府狀态一直是国际关系中歷久不衰的特质。

第三﹑国际体系的结构决定大部分国际政治的结果（outcome）和国家外交政策的行为（behavior）。政权型态和个人因素则扮演次要的角色。

第四、国际上的安全相当充足。13 国际体系内涵的侵略诱因很少，对外扩张的国家将面臨别国的制衡(balancing)。如Waltz指出，权力平衡是国际政治的通则。

第五、国家是理性的行为者。国家在采取行动之前，会先仔细计算利益与成本，当成本高于利益时，国家将避免行动。

以上五点构成了守势现实主义的理論基础，其核心主张为国家追求安全的最好方法是维持既有的权力平衡，而非使其权力最大化，国家只需适度的权力即可，过多的权力反而会引起他国采取措施加以制衡。Waltz的《国际政治理論》一书则是守势现实主义的代表作。Waltz可說是结构现实主义（或称新现实主义）的开山鼻祖，认为国家行为主要是受到国际结构的宰制。虽然Waltz强调国际结构的竞争性，也未触及攻守平衡（如下述），但是他的核心思想仍属于守势现实主义。Waltz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结构使国家特别看重安全，而「国家的第一要务不是使其权力最大化，而是保持在体系中的地位」14 ，这项說法正是守势现实主义的核心主张，即国家的首要之务乃保持现狀，维持既有的权力平衡，而不是无限制地追求权力。对守势现实主义而言，制衡乃是国际体系的普遍行为，弱国会聯合起來对抗强国， 所以Waltz說「国家制衡权力而不是使其最大化」。15 他在后來的一篇文章对这一点有更进一步的阐述，他說「国家的终极要务不是权力，而是安全」，国家的权力过多或过少都不好，过多会导致别国的反制，过少则易受侵略。16 因此，Waltz被批评有一种「现狀的偏見」（status-quo bias），认为在他的理論中，所有国家都是安全的追求者，没有侵略者，大家都是警察，没有强盗。17

由于权力平衡是国际政治的普遍现象，一国如对外发动侵略，将会面臨其它国家的聯合抵抗，四面楚歌，反而使自己更不安全。除此之外，愈往外扩张，治理边陲的成本将越來越高，陷入泥沼，结果得不偿失。依此來看，过度扩张是会有反效果的，迟早会把自己打败（self-defeating）。如Jack Snyder在《帝国迷思》一书所言，「最具侵略性的国家制造出最多的敌人…，侵略者通常会发现有压倒性的力量反对他。」18 所以，与其对外扩张而最终导致失败，国家不如专心于维护既有的权力平衡，才是生存之道。

相较之下，攻势现实主义则采取不同看法。它与守势现实主义一样，都认为结构大幅影响国家行为，安全是国家的首要目标，但是对于如何获致安全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守势现实主义认为国家获致安全的最好方法是维持既有的权力平衡，过多的权力不見得会增加安全；攻势现实主义则认为国家若要安全就必须使其相对权力最大化，国家的权力比他国愈多，就愈安全，权力是获致安全的最佳途径。19 所以，兩者争辩的焦点在于对如何获致安全有不同的看法。

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在守势现实主义的論述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简言之，安全困境是指一国为了增进自身安全所采取的措施，会减少别国的安全。之所以如此的一个关键原因是「意图不确定」（uncertainty about intentions）的问题。20 例如，一国为了安全而增强军备，此一行为将威胁到别国的安全，因为别国无法确认这些武器不会用來对付自己，纵使知道现在不会，也难保未來不变。在这种意图不确定的情况下，别国自保的最好方法就是也增强自己的军备，以备不时之需，于是便产生武器竞赛的安全困境。守势现实主义认为，虽然安全困境是国际政治难解的问题，但它不是常數，而是变项，其严重的程度却可因时因地而有不同，也可依攻守平衡（offense-defense balance）而变，而且在特定情况下国家的意图是有办法得知的。所以安全困境并不必然导致冲突升高，甚至战争。在其它条件的配合下，安全困境是可以舒缓的，国家也可相互合作。

如何解开安全困境这一难题是许多国际关系学者所关心的重要课题，守势现实主义亦不例外。关于如何舒缓安全困境的方法，首推Robert Jervis于1979年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安全困境下的合作〉。21 Jervis认为，当符合以下兩个条件时，安全困境将可化解：1）防卫性的武器和政策可以与攻击性的武器和政策区分开來（「攻守区分」 offense-defense differentiation），2）当防御具有优势的时候（「攻守平衡」 offense-defense balance）。简言之，防御具有优势是指防卫自己領土比攻占他国容易；反过來，攻击具有优势则指攻占他国領土比防卫自己容易。当防御具有优势的时候（守比攻容易），国家只要用少數的军事开支便可达到安全的目的，也不用担心对手发动先发制人的奇袭，因为攻方将付出更大的代价以突破守方的防御，战争容易陷入僵局，即使胜利，亦得不偿失。在此情况下，国家增进自身安全所采取的措施较不易威胁他国，安全困境将可得到舒缓。而当防卫性的武器与政策可以与攻击性的区分开來的时候，国家可观察别国的军事政策，如果该国采购防卫性的武器或采取防卫性的政策，则可知该国是个维持现狀的国家，其为增进安全所采取的措施将不威胁他国。因此，安全困境下国家意图不确定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困境不復存在。如Jervis所言，「防卫优势只能舒缓安全困境，攻击与防卫态势的区分则几乎可废止它」。22

如何找出国家真正的意图(intentions)是守势现实主义所关心的重大议题，因为如果可以明确知道一国不具侵略意图，是个维持现狀国家的话，那么其它国家就不会感到威胁，也可与之合作，而不必担心受骗，损伤自己。而国家意图到底可不可以得知，守势现实主义与攻势现实主义则有南辕北辙的看法。攻势现实主义认为在国际上基于兩个原因国家的意图是不确定的：1）国家的真正意图很难得知；2）即使知道现在的意图，也难保未來不会变。所以攻势现实主义认为在国家的意图不确定的情况下，国家关心的是能力（capability），而非别国是否有不良意图。23 守势现实主义则认为透过一定程序（如购买防御性武器），国家的意图是可知的。因此，攻势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关心的是能力，而非意图；而守势现实主义则主张国家关心的是意图，而能力只是影响意图的因素之一。24

根据以上的讨論我们可以整理出守势现实主义的兩个主要論点：第一、国际政治的结构是良性的，侵略者将面臨别国制衡；第二、攻守理論，即当防卫具有优势的时候，战争将较不易发生。以下将分别阐述之。

三、良性的国际结构
国际上为何会有安全竞争？国与国之间为何发生冲突？国家为何对外侵略？关于这些问题，现实主义一般是把他们归因于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狀态。国际上不像国家之内有政府、警察、和法庭可以解决争端和维持秩序，于是国家只好自求多福，靠自己的力量获致安全，以免來日受制他国，危及生存。国家很快就发现权力是生存的最佳保障，而且本国的权力比别国愈多，就愈安全。于是，国家便会随时寻找机会增加相对权力。各国追逐权力的结果便是安全竞争，国际冲突虽不是时时发生，但一直是个隐忧，是个可能性。除非国际上的无政府狀态消失，否则战争和冲突将难以消弭。因此，国际结构是惡性的，现实主义对国际冲突于是采取悲观的看法。

守势现实主义则不认为如此，主张国际政治的结构事实上是良性的（benign），不必然造成冲突，但国家却认知错误，误以为结构是惡性的，造成许多战争的发生。所以是国家搞错了，而不是国际结构本身的问题，国际结构所隐含的侵略诱因其实不多。要强调的是，认知（perception）在守势现实主义的論述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其解释力甚至大于权力，关于这点将在稍后详加阐述。

Stephen Van Evera极力主张国际结构是良性的，他在《战争的起因》一书說：「权力结构本身是良性的，导致相当少的战争，但是被认知的权力结构经常是惡性的，可以解释许多的战争。」他认为国家侵略很少成功，侵略者经常受到惩罚，要不是被围堵就是被摧毁，即使成功的侵略也很少带來好处。25

国际结构为什么是良性的？关键在于权力平衡。Waltz 指出国际政治如果有什么自己特色理論的话，那就是权力平衡。简言之，权力平衡是指当一国权力过大时，其它国家将采取对应措施加以制衡，这些措施有二：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前者是指国家透过内部的方法增强国力，如发展经济、加强国防、或是找出明智的战略。外部平衡指国家可以对外寻求盟邦共同对抗强权，或分化对手的同盟，使其削弱。由于这兩种机制运作的结果，权力平衡在国际上不断重复地形成。26 既然权力平衡是国际上的通则，一国如对外发动侵略，扩张領土，这个侵略者将会遇到其它国家的抵抗与制衡，结果将得不偿失，徒勞无功。歷史上的侵略者，如拿破崙、德皇威廉二世、希特勒，不都是自取灭亡吗？所以，根据权力平衡的通则，国际政治的结构是良性的，国家应了解对外扩张是会遭遇制衡的，不如守住既有的权力平衡，维持现狀，才是生存之道。过多的权力是不好的，会引起别国制衡。

既然「安全是充足的」，那么为什么国际上会有战争发生？守势现实主义认为战争的原因不在国际结构内，而需在结构之外寻找，如国内政治或错误认知等因素。强调国内政治是影响国家过度扩张的代表作是Snyder的《帝国迷思》一书。Snyder认为国家过度扩张是因为国内少數利益团体（如军方、外交系统、或大企业）将因扩张而得到很大的利益，而多數人所分担的成本却很少。为了私利，这些狭隘的利益团体掌控了政权，散播必须藉由扩张以获致安全的迷思，如征服領土可以增加资源、失去边陲将有骨牌效应、攻方具有优势、敌人是纸老虎等，以为其侵略政策合理化。这些迷思不仅迷惑了大众，时间一久連当初的散播者也相信了。于是举国都认为必须对外扩张，国家才会安全。更有甚者，这些利益团体透过利益交换（logrolling）的过程，而使对外扩张的行为更严重。Snyder利用几个歷史个案研究──德国（1866-1945）、日本（1868-1945）、英国（1830-1890）、苏聯（1945-1989）、和美国（1945-1989）──來证明对外侵略和征服是没有好处的。27

把战争发生的原因归咎于认知错误则以Van Evera《战争的起因》一书为代表。如前述，他极力强调结构是良性的，很少导致战争，但是国家却常常认知错误，造成许多不必要的战争。很多现代战争都是「幻觉的战争」（wars of illusions），国家自认会打胜，自认先发制人是有利的，自认相对权力在下降中，或是自认征服很容易，因而发动战争，殊不知事实并非如此。当这些错误认知不存在时，战争很少发生。28

四、攻守理論

攻守理論（offense-defense theory）是守势现实主义所提出來的重要理論，29 甚至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用來解释战争起因的最佳理論。30 简言之，攻守理論认为当征服容易时，战争较易发生。征服容易是指在攻守平衡中攻击的一方具有优势，可以用比防御者较少的成本來达到军事目标。反之，如果防御一方具有优势，战争则较不易发生。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攻守平衡？守势现实主义认为，科技的日新月累是导致攻守平衡有所波动的主要原因，例如要塞和铁路对防御有利，而大炮和大军则对攻击有利。除了科技之外，军事部署、地理位置、人民对政权的支持度、以及外交因素，都有可能影响到攻守平衡。31 守势现实主义认为在近代史上守方通常占有优势，真正的攻方优势相当罕見，但是决策者却经常认知错误，以为攻方占有优势，但事实上守方才占有优势。既然史上守方常居优势地位，所以国家并没有想象中的不安全，这也可以从近代强权的低死亡率看出：自1789年以來就没有强权被摧毁，即使饱受德国侵略的法国也后來復苏了。32 因此，攻守理論与良性结构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守方常占优势，所以安全充足，国际结构是良性的。既然如此，为何还是有不少战争发生？如前述，守势现实主义认为问题在于决策者的认知错误。所以，认知对守势现实主义而言，扮演关键角色。

攻守理論的兴起和冷战时期的核子吓阻有密切关系，几个该理論的主要提倡者-如George Quester, Robert Jervis, Jack Snyder, 和Charles Glaser-先前都钻研核子吓阻理論，他们所共同关心的议题就是如何把核子吓阻架构应用到传统武力上來。在核子战略中，攻击性和防卫性武器可作清楚的划分，也没有双重用途，例如洲际导弹只能用來攻击敌人領土，而不是用來拦截來袭飞弹。理性决策者应认識出相互吓阻的恐怖平衡架构，若轻举妄动则如同自殺行为，只有认知错误或误判情势才有可能危及和平，导致核子战争。由于冷战时期核子吓阻的稳定有效，争辩的焦点便转向北约和华沙公约组织的传统军力平衡。如果传统军力也可弄成像核子平衡一样稳定，安全竞争将可舒缓。33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守势现实主义者常用來解析攻守理論的个案。他们认为战前的欧洲弥漫一股「攻击崇拜」（the cult of the offensive），军方美化了进攻，采取攻击性的军事方略，而文人菁英和大众也认为攻击占有优势，是解决安全问题的最佳方法。德国的Schlieffen将军宣称「攻击是最佳的防御」，而法国、英国、俄国也展示出類似的思考模式，认为攻势作战才是国家安全的保障。这种「攻击崇拜」才是造成大战爆发的主因。守势现实主义认为，实际上一次大战前防御占了优势，而这可从战事后來陷入胶着得到印证。不幸的是，当时的决策者认知错误，以为攻击占优势，战事将速战速决，而忽略了美国内战、俄土战争、波尔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教训，没有察觉到那时防御性科技的力量已使守方占了优势。34 攻守平衡理論的主要論点都在一次大战中得到印证：当攻击（被认为）具有优势时，战争较易发生，以及决策者的认知扮演了关键角色。

如前述，攻守理論的提出是为了解决安全困境，因此该理論自然被应用到武器竞赛和武器管制上來。安全困境的邏辑可以用來解释武器竞赛的发生：一国为了自身安全而增强武装，却被别国视为威胁，导致别国也增强武装以为因应，武器竞赛于焉产生。作弊（cheating）是许多国际合作所面臨的难题，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提出，就是希望藉由国际制度解决国家作弊的问题，达到国际合作的目标。35 对守势现实主义而言，攻守理論可以用來解决作弊的问题。Charles Glaser指出，当攻击与防御所需的武力可以相互区别开來的时候，武器管制较易有成效，因为国家可以允许防御性武器的购置，禁止攻击性武器，监督核查的工作较易进行，国家较不容易作弊。对国家而言，到底该选择武器管制或武器竞赛，端看攻守能否区分。如果防御占优势，武器管制就没必要，国家只要选择购置防御性武器即可，无须考虑他国。即使国家硬是要部署攻击性武器，安全竞争也不会太严重，因为防御占优势。然而，如果攻击占优势，武器管制就变成重要议题，限制攻击性武器将有助于国际和平。Glaser认为国家可藉由武器管制或单方面自我设限來传递良善意图，自助不必然意味竞争，国际合作也可以是自助的一种方式。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狀态并不意味国家之间必须竞争，国家应把竞争的风险一并考虑进去，再决定是否采取竞争或合作的政策。既然合作在条件配合下可以是无政府狀态下国家自助的一种方式，现实主义的悲观論是没有根据的，现实主义者也可以是樂观主义者。36

五、守势现实主义评析

从守势现实主义的論述可以看出，其出发点是希望修正现实主义，使其解释力更大，并論证现实主义也可以是樂观的。根据歷史经验，侵略者大都受到失败的惩罚，因为有权力平衡的机制在背后运作。国际体系所酝酿的侵略诱因并不多，国家应该采纳较和缓的政策，尽量避免竞争，如此才是获致安全的最佳方法。此外，国际上的无政府狀态并不意味国家之间必须相互竞争，在某些条件的配合下（如防御占有优势），有时合作才更能保障国家安全。关于无政府狀态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不仅是守势与攻势现实主义争辩的焦点，37 也是其它国际关系理論对现实主义批判的重点。38
虽然守势现实主义对国际政治抱持樂观的看法，其良性国际结构論述的說服力并不够。这可从兩方面來看：論述邏辑与经验证据。首先，守势现实主义的論述过于强调制衡的效率。制衡是良性结构的的背后原动力，其先决条件是当一国发动侵略时，其它国家会聯合起來对抗之。但是，这在邏辑上便有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的问题，39 亦即谁先承担制衡侵略者的责任？这问题在兩极的结构较不明显，但在多极的国际体系则是个重要问题。在后者，国家就有搭便車（free ride）的诱因，让别国去对抗侵略者，而不要自己强出头來承担制衡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推卸责任（buckpassing）就成为很有吸引力的选项。40 所以，守势现实主义夸大了制衡的效率，在推卸责任的诱惑下，权力平衡的机制不見得立即有效。

其次，守势现实主义的「征服不划算」主张，缺乏经验证据。歷史上存在许多成功侵略的例子。研究显示，在1815年到1980年间的63次战争中，发动者赢了39次，这样大概有百分之六十的成功率。41 普魯士在俾斯麦之下发动了对丹麦（1864）、奥地利（1866）、法国（1870）等三次战争，顺利统一日耳曼。美国有目前的領土篇幅，有不少也是藉由征服而得來的。所以，对外扩张有时划算，有时不划算，端看决策者的战略与外交技巧，并不是如守势现实主义所言，扩张是自取灭亡的行为。42 守势现实主义常把军事失败与非理性行为等同视之，这种混淆忽略了实际的决策过程，犯了事后诸葛亮的毛病。43

攻守理論虽然是个严谨的理論，但是在实践层面却有许多问题。44 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区分攻击性与防御性武器是相当困难的工作，这困难連攻守理論的提倡者也承认。Jervis在提出该理論时曾說「既简单又不模稜兩可的定义是不可能的，而且在许多的个案中无法下判断」。攻击性的武器可以作防卫用途，反之亦然，端看如何使用。他又說「武器到底是攻击性或防御性经常视特定情况而定──例如，地理环境和武器是如何被使用的」。45 守势现实主义者曾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例如，George Quester和Jervis认为机动性对攻方有利，但Van Evera似乎采取相反的观点：「在现代，给守方…较大机动性的科技（如铁路）增强了防御」。46 Glaser和Kaufmann则提出十分复杂的方法，企图测量攻守平衡，但是他们的测量方法充满但书，应用困难。47 Van Evera则将所有曾被人提出的因素全部挤入攻守平衡的定义，使攻守平衡与相对权力的界线模糊不清。48 结果是，攻守平衡的测量都得依赖「作者自行评估」，没有客观的衡量标准。如果在实践层面，我们无法区分攻击性和防御性武器的话，攻守理論可能只好竖之象牙塔内了。

最后，守势现实主义过于依赖认知的作用，甚至给予认知比权力更大的解释力。当一项该理論无法解释的个案出现时，守势现实主义可以很方便地用认知错误來解释掉这些现象。这样产生了兩个问题：第一、守势现实主义变成无法证明为假(non-falsifiable)的理論，49 遇到反例则诉诸认知错误；第二、现实主义的中心概念──权力──不復重要，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认知，权力只扮演次级的角色。如此，现实主义的简约性（parsimony）和連贯性将受到冲击，现实主义不再是以权力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理論。50

六、结論

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論的发展当中，一直占有显著的地位，而其作为研究传统，亦因国际局势的变迁而不断有所调整与因应。当国际冲突频率增加时，现实主义就较受重视；当国际和平似乎即将來臨时，现实主义反而被认为是进步的阻力。冷战的结束，使现实主义遭受另一波的挑战。虽然其它国际关系理論也无法预测冷战的结束，但是现实主义却被单独挑出，加以批判，这样是否公允，值得商榷。51 但至少这反映出现实主义的悲观論述，为许多人所不喜。守势现实主义就是试图修正现实主义，使其也能有樂观的一面。

传统上，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结构是霍布斯式的（Hobbesian），各国相互竞争，自力救济。在这种体系内冲突频繁，尔虞我诈，为了自保，国家必须累积权力。守势现实主义修正这种悲观看法，主张国际结构是良性的，侵略者会受到其它国家的制衡，最后遭致失败。国家应致力维持现狀，追求过多的权力不見得是好事。由于意图不确定是安全困境产生的原因，守势现实主义希望藉由攻守理論來解开此一难题，主张如果防御和攻击可以区分开來，而且防御占优势的话，安全困境将可解开。国家可藉由购置防御性武器，限制攻击性武器，甚至自我约束，來传递和平的良善意图。

为了阐述现实主义的樂观面，守势现实主义遂引进其它学派的理論，这种作法有学者批评造成现实主义不再是现实主义，而变成自由主义甚至是建构主义了。52 虽然这种批评过于严苛，流于贴卷标的工作，53 但也指出守势现实主义所面臨的一些问题。理論之间相互借用是常有的事，不足为奇，重点在于对原理論是否有补强效果，变的更完善。本文显示，守势现实主义在这方面的努力有待加强，它除了在邏辑和经验证据有瑕疵外，也过于强调认知对决策者的影响，使得权力在现实主义的核心地位大打折扣。尽管如此，现实主义的研究传统已藉由学理上的辩論而得到精进。

1 Benjamin Frankel, "Restating the Realist Case: An Introduction," in Realism: Restatement and Renewal, ed. Frankel (London: Frank Cass, 1996). Van Evera的话出自 "Elements of the Realist Paradigm: What Are They?" typescript, 27 January 1992, p. 4. Gilpin 的话出自 Robert G. Gilpin, "No One Loves a Political Realist," Security Studies 5, no. 3 (Spring 1996): 6.

2 Jeffrey W. Taliaferro,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Defensive Realism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 no. 3 (Winter 2000/01): 131.

3 郑端耀，〈国际关系攻势与守势现实主义理論争辩之评析〉，《问题与研究》，卷42，期 2 （2003年3/4月），页2。

4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5 Bruce Russett, Grasp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Principles for a Post-Cold War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Michael E. Brown,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 Debat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6)..
6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 no. 2 (Spring 1992).

7 Gilpin, "No One Loves a Political Realist." Gilpin认为，自由主义者之所以那么厌惡现实主义是因为自由主义思想本身的特征之故。自由主义坚信正确的观念导致正确的行为，错误的观念导致错误行为，因此必须摒除后者，人類才会进步。自由主义者通常比较无法容忍不同的意見，如Michael Doyle指出，自由主义者对非自由主义者相当具有侵略性，故Gilpin有「自由主义的不宽容」（liberal intolerance）之语。Ibid., p. 3.

8 守势现实主义的主要著作有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78).; Barry R. Posen, The 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 France, Britain, and Germany between the World War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Joseph Grieco,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A 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3 (Summer 1988), pp. 485-507; Jack L.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Charles L. Glaser, "Realists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Help,"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95), pp. 50-90; Stephen Van Evera, 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Cornell Studies in Security Affai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Taliaferro,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Defensive Realism Revisited."

9 Charles Glaser, "Realists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Help,"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no. 3 (Winter 1994/95).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也有一篇书评文章标题为「不，现实主义者也可以是樂观主义者」。"No, Realists Can be Optimists too," Economist, Oct. 6, 2001. 许多国际关系的理論争辩系于研究者对未來是否樂观，K. J. Holsti认为「我们学科基本輪廓的许多理論論述，实际上是关于樂观主义与悲观主义的争辩，亦即我们对所活世界的一般展望」。K. J. Holsti, "The 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e: At the Gates, Detoured, or Retreat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0, no. 4 (Dec. 1986): 356.

10 攻势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为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2001). 关于攻势与守势现实主义名称的出现，一般是追溯到Snyder，但他对攻势现实主义原使用「侵略性现实主义」（aggressive realism）一辞。Jack L.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11-12. 其它学者也有自创的称呼，如Kaufmann称攻势现实主义为「悲观的结构现实主义」（optimistic structural realism），守势现实主义为「樂观的结构现实主义」（optimistic structural realism）；Brooks称攻势现实主义为「新现实主义」，守势现实主义为「后古典现实主义」（postclassical realism）；Glaser称守势现实主义为「条件式的现实主义」（contingent realism）。但学界最常用的仍是守势现实主义与攻势现实主义这兩个名称。Stephen G. Brooks, "Dueling Realism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1, no. 3 (Summer 1997), Glaser, "Realists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Help.", Robert G. Kaufmann, "A Two-Level Interaction: Structure, Stable Liberal Democracy, and U.S. Grand Strategy," Security Studies 3, no. 4 (Summer 1994)

11 Sean M. and Steven E. Miller Lynn-Jones, "Preface," in The Perils of Anarchy: Contempora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ed. Michael E. Brown,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5).; Frankel, "Restating the Realist Case: An Introduction."

12 国家的主要角色是指近代而言，现实主义只需有「冲突团体」的存在即可具有解释力，參見Gilpin, "No One Loves a Political Realist." 除了国家之外，现实主义也可用來解释帮派行为，如Elijah Anderson, The Code of the Streets (Atlantic Monthly, May 1994 [cited October 9 2002]); available from http://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race/streets.htm" TARGET=_blank>http://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race/streets.htm

13 攻势现实主义并不作此假定，而认为国际上的安全很稀少。「安全充足」（security plentiful）一辞來自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35.

14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26.

15 Ibid., 127.

16 Kenneth N. Waltz, "The Origins of War in Neorealist Theory," in The Origin and Prevention of Major Wars, ed. Robert I. Rotberg, and Theodore K. Rabb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40.

17 Randall L. Schweller, "Neorealism’s Status-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 Security Studies 5, no. 3 (Spring 1996).

18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7. 值得注意的是Snyder主要用国内政治來解释侵略行为。

19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21, 410, fn. 46.

20 关于安全困境的概念可追溯到G. Lowes Dickinson, The European Anarchy (New York: Macmillan, 1916). Dickinson虽然未使用安全困境一辞，但其邏辑已蕴含书中：「强权所采取的每一步骤都被另一国视为威胁，进而采取類似步骤反制，而这又导致另一响应」（p. 88）。亦參見John H. Herz, "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2, no. 2 (January 1950): 157-80.

21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30, no. 2 (1978).

22 Ibid.: 199

23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31. 意图的问题也是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争辩的焦点，參見Dale C. Copeland, "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to Structural Realism: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 no. 2 (Fall 2000): 187-212.

24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在Walt的「威胁平衡」論中，国家的权力是构成威胁的要素之一，其它尚有地理邻近、攻击能力、和侵略意图， pp. 21-26。

25 Stephen Van Evera, 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6-9. 引自p.6。

26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17-28

27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关于对此論点的阐述与批判，參見Fareed Zakaria, "Realism and Domestic Politics: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7, no. 1 (Summer 1992).

28 Van Evera, 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255.

29 攻守理論的主要著作包括 George H. Quester, Offense and Defens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NY: John Wiley & Sons, 1977).;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Sean M. Lynn-Jones, "Offense-Defense Theory and Its Critics," Security Studies 4, no. 4 (1995).; Stephen Van Evera, "Offense, Defense, and the Causes o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2, no. 4 (Spring 1998).; Charles L. Glaser and Chaim Kaufmann, "What Is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Can We Measure I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2, no. 4 (Spring 1998).

30 Van Evera, 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117.

31 Ibid., 160-66.

32 Ibid., 191.

33 Richard K. Betts, "Must War Find a Way?: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4, no. 2 (Fall 1999): 176-77

34 Jack Snyder, The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 Military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Disasters of 1914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Stephen Van Evera, "The Cult of the Offensiv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9, no. 1 (Summer 1984).

35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36 Glaser, "Realists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Help."

37 Taliaferro,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Defensive Realism Revisited," 132.

38 如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39 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40 亦參見Fareed Zakaria, "Realism and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7, no. 1 (Summer 1992): 195.

41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39.

42 关于征服划不划算，參見Peter Liberman, Does Conquest Pay?: The Exploitation of Occupied Industrial Societ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43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211.

44 Kier A. Lieber, "Grasping the Technological Peace: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 no. 1 (Summer 2000).

45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201-02.
46 Van Evera, 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161.

47 Glaser and Kaufmann, "What Is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Can We Measure It?."
48 Betts, "Must War Find a Way?: A Review Essay," 186-87.

49 关于「证明为假」在社会科学的应用，參見Imre Lakatos, "Falsification and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in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ed. Imre Lakatos and Alan Musgra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50 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4, no. 2 (Fall 1999): 35.

51 Gilpin, "No One Loves a Political Realist." Gilpin认为这种批评是「最不公平和荒谬的」（p.4）。随着前苏聯档案的解禁，研究发现现实主义虽无法预测但可用來解释冷战的结束，戈巴契夫的新思维是用來挽救苏聯国力日益下降的方式。參見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Power, Globalization,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 no. 3 (Winter 2000/01).

52 Legro and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53 Peter D. Feaver, et al., "Correspondence: Brother, Can You Spare a Paradigm? (or Was Anybody Ever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 no. 1 (Summer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