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权力概念本身的考察，把对权力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建构起一种对权力多方位认识的模型。同时，提供了一种根据概念提供的思路研究事物的方法，并用福柯系谱学的权力观对女权主义做了深入的研究，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不同理论之间的方法是可以相互借鉴的，方法论的融合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益处。

关键词：权力；多面性；权力观；方法论

“权力”是政治学的核心概念，自马基雅维利把君主的力量归结为权力后，政治学的重心转向了“权力中心论”时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学步入了近代，自近代以降，权力概念一直是政治分析的中心。

中西方对权力的认识都经历了一个由感觉到知觉、由一维到多维的逐渐丰富和立体化的过程[1]，这种认识的发展，一方面是由于不断出现的新事物在扩展着我们的视野，另一方面也源于我们不懈地寻找主客观世界确定性的追求。

一、权力概念的发展

“power”一词来自法语“pouvoir”，而法语“pouvoir”来自拉丁文“potestas”或“potentia”，这两个名词都源自动词“potere”（能够），拉丁文通常把该词的名词形式理解为“能力”，但前者是指人们通过协同一致的联系和行为所具有的特殊能力，后者则指一个人或物影响他人或他物的能力[2]。人们之所以引入权力概念，应该是出于对人际关系中存在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的原因予以考察时做出的理论思考。

在《权力的第四面》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对权力的认识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首先是人们对权力的一个方面的感觉，认为权力就是自己不想做的事别人逼着自己做，这样的情况就是对方对自己行使了权力。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其中有关于目的因的说法，认为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目的，在他的《政治学》中，他坦言：“无论是一个人或一匹马或一个家庭，当它生长完成以后，我们就见到了它的自然本性；每一自然事物生长的目的就在显明其本性。”[3]既然人的行为都是有目的的，那么必然就有追求目的实现的功利意图，在权力行使中亦然，人们可以为了目的的实现要求他人为自己服务。近代对这一理解较早做出理论表述的是霍布斯，他把近代的机械主义运用于权力研究，霍布斯把权力定义为一种由“行动者”和“承受对象”构成的因果关系，把权力看成使事物运动的原因，它产生的结果就是事物的运动，这是一种机械力学的解释方式，权力和力的性质是一样的。这种理解在当代依然能找到它的影子，罗伯特·达尔认为：“ 影响力或权力是A影响B在某些方面改变自己的行为或倾向的能力。”[4]在达尔这里，权力是一个把权力、影响力、权威、控制、说服、强权、武力、强制等术语都糅合在一起的综合性概念，统称为“影响力术语”。[5]我们可以把这种权力概念称为权力的“一维论”，是行为主义和多元主义的权力观。

比德·巴克拉克和莫顿·巴拉兹对达尔的权力定义提出质疑，认为达尔只说出了权力的一个方面，这是明显的、公开的、可以看得见的形式，但权力还有隐蔽的一方面，那就是阻止你干想干的事，例如，一方完全可以通过操纵日程安排，把讨论、辩论和决策限定在某个范围内，使你想提出的提案不能提出。也就是说，权力的第一面侧重于赤裸裸的命令和禁止方式，权力的第二面侧重于制度本身的偏见。这两种提法虽然存在明显的对立，有不同的指向，但它背后的问题意识和思维路径是一样的，“尽管权力第一面和第二面的差别已经引发了经验研究领域对于合适对象的持续而热烈的争议，但是第二面的提出并没有改变我们关于权力概念的定位，因为权力的这两面都或明或暗地表明作用者之间强加意志的冲突关系。因为头两面代表了个体自决的利益和冲突，他们共同构成了所谓的权力的自由概念。”[6]

“一维”权力论和“二维”权力论接着收到了另一种挑战，斯蒂文·卢克什在《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中指出，权力的头两面定义都有欠缺，他们的前提假定都是一方以违背另一方的利益的方式影响对方，换句话说，就是A让B做B不想做的事或者A禁止B做自己想做的事（当然A和B都可以是一个人或者人组成的团体，乃至可以是物），这里，B做事都是不自愿的。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假设，A让B做事，这件事B又是潜意识中想做的，这时B做事就会积极、彻底，比头两种情况更能实现A的意愿，这时权力是不是也在发挥作用？卢克什认为，B也许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真实利益是什么，他主观认为的自己的利益是被别人操纵的，A就是利用了B对自己利益的错误认识，才达到了自己行使权力的目的，B认识到的利益如果和他的真实利益是相悖的，显然，这里权力也在发挥作用[7]。这里的观点有点像马克思的错觉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要求工人拼命赚钱，工人也乐意这样去做，因为他觉得这样也是他本人的利益所在，而事实上，工人没有看到自己的真实利益，那就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自己为自己劳动。在一个人和劳动被全面异化的社会里，工人劳动越多，被资本家榨取的剩余价值越多，所受的剥削就越重，工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操纵了工人的欲望。用葛兰西的话就是“意识形态霸权”，意识形态被统治阶级所操纵，这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形式[8]。卢克什把自己发现的这种权力概念称为权力的激进概念，这是一种三维的理解，它不仅关注权力行使中主客体之间的对抗关系，对抗关系的不同形式，还把目光投向了看似没有利益冲突的操纵关系。

我们可以从权力的头三面中发现这样的问题：首先，我们把权力当成了物，是和商品一样可以被占有和获得的，权力由一人之手转向另一人之手就像商品流通一样，这也是契约论者的观点，权力是可以根据契约转让的。其次，权力本身没有意识，他的倾向性来源于权力拥有者的能动性，也就是说，权力的背后有个主体存在。再次，权力的行使是自上而下的单向性控制关系，或者称为支配－压抑模式[9]。最后，权力是和统治权密切相连的，国家机构是权力的中心，权力的主要功能是维护特定的生产关系，是以政治的形式维护经济的内容[10]。

接下来的挑战来自福柯，迪格瑟认为福柯说出了权力的第四面。其实福柯并没有给出权力的定义，他的权力概念是一种描述性的和批判性的概念，就像迪格瑟所说：“福柯认为他的研究路径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一种‘分析’，这就表明权力的第四面只有在大量的细微的的社会实践和话语的考察中才能予以揭示。”[11]福柯对以上四点确定性的认识予以全面的颠覆，第一，福柯认为权力不可能被拥有和转让（这对契约论者无非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权力是在一种流动过程中才得以显现的，“权力从未确定位置，它从不在某些人手中，从不像财产或财富那样被据为己有。权力运转着。”[12]在福柯看来，权力不是一种拥有的能力，而是用来表明关系的关系型术语，也就是说，权力没有本质内容，只是一种工具，所以它本身也无所谓善恶[13]。在福柯看来，上面的定义都是不是在谈权力本身，而是谈权力的行使方式问题。第二，福柯认为权力不是自上而下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而是构成了包含统治关系和非统治关系在内的关系网络，网络的各个关节点都是形形色色的复杂关系，对于不同的点而言，这种关系的性质就是不确定的，并不是简单的行使者与对象的二元对立。“在社会实体的每一个点之间、男人与女人之间、家庭成员之间、师生之间、每一个相识和不相识的人之间，都存在权力关系（可能不是纯粹的单一的对个体的政治统治权力关系），他们与基于统治权力的环境相连为一体，构成了个体发挥作用的条件。”[14]第三，权力塑造主体而不是为主体占有，权力没必要寻找承载物。每个人在权力网中都既是因变量又是自变量，谈论权力由谁实施是没有意义的，而且人本身就是文艺复兴以来高扬人性的产物，是现代话语霸权建构的，没有实在的含义[15]。这里，福柯坚持了一种唯名论的观点，认为概念的本身客观的，只有实实在在具体的张三、李四，抽象地谈论人是权力的主体是不客观的，因此，与尼采的“唯意志论”相对应，福柯提出“人死了”，这几乎消解了人本主义假设的基础。第四，因为权力运作中总是伴随着抵制，这种抵制是权力运作本身创造的，而且这种抵制有时感觉不到，就像陶工一样，泥巴在他手中是很听话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抵制就不存在。福柯认为，越是边缘和底层，越是权力运作的末梢，就越能显示出这种抵制，这种抵制说明人并不是理性的、负责任的、自我约束的。要研究权力就必须到抵制力最强的地方，因此他选择疯人院、监狱、医院等作为切入点，成了疯子、罪犯、病人、变态人的代言人，福柯要告诉人们，成为“正常主体”要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通过这四点，福柯的权力观也就基本浮现出来了，如果非要找出权力的本质，那么福柯宁愿把它归结为规训、纪律（discipline）。

福柯的权力观是和他的系谱学联系在一起的，因为系谱学的重要任务是追溯出处和确立研究对象，它要揭示的是事物没有本质，或者它的本质只是一些异在形式的简单拼凑，简而言之，系谱学就是把握事物的“异”而不是“同”，抛开事物后来被建构的外在形式回归事物的本来面目，把政治、经济、法律、信仰的实践都植入由权力关系塑造的各种各样的规则和话语规定的社会背景中来考察[16]。因此，福柯要研究一个个的异在形式，找出没有被现代话语所统治和束缚的事物原型，跳出权力来研究权力。在我看来，我们今天是不可能进入古人的世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理解古人，福柯的研究角度是一个新的尝试，对我们从新认识事物是必不可少的，但他的学术不可能成为当代学术界尤其是中国学术界的主流，因为他否认了大多数人的思维方式，颠覆了多数人的认识基础，学科的设置和研究在他看来就是对人的异化。因为中国处于向现代化的转型时期，现代性的问题还没有完全建构起来，用后现代的解构主义是不现实的。

二、结构和意向、“权力硬块”和“权力弥散”

福柯的权力观似乎让我们无法继续分析了，只有按照他的思路继续谈权力、知识、身体的关系，但是这样我们就成为福柯权力观的研究而不是我们对权力本身所作的关注了。然而，要对权力本身展开进一步的探讨，我们就不得不借助于主流的权力观给权力做出简单的界定。目前，大多数人认为，“权力”基本上是一个行为者或机构影响其他行为者或机构的态度和行为的能力。

政治社会学认为权力研究的方法论传统主要有三个：荣誉取向、结构取向和决策取向。他们在数据收集和分析、分析对象和方法论上都有很大差别[17]。约翰·斯格特推崇结构的研究路径，他赞成密尔关于权力结构和社会结构同构的观点，把美国权力精英分成经济、政治军事三个等级，研究各自在权力网中的位置，以及他们之间的交叉与重叠、合作与对抗等等。为了理解方便，减少不同标准带来的划分混乱，我们可以把他们看成意向取向、结构取向、混合取向。

在我们上面论述的权力的几面中，也包含这样的三种取向。权力的前两面都需要一种交流，换言之，有意向性参与其中。如果A让B做某事或者禁止B做某事，他面对的B是个疯子、傻子，B并不理解A在说什么，进入不了A的话语体系，在他看来A简直就是疯子，所以他就不会做出反应。这样，A对B的权力行使不可能实现[18]。相比之下，权力的激进观点则强调个人在结构中的位置，对意向性则不太看重，在这种观点看来，即使B不理解A的话语威胁，A仍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影响B，以A特定的位置行使权力。在分析的意义上，这些意图是不相关的，因为权力是非人格化的社会“结构”的产物，而不是单个行动者及其目的或欲望的产物，“社会－经济”制度具有自我维持的结构，其中的个体只是角色承担者。然而福柯的理解是双重的，权力既具有意向性又具有结构性，他说：“权力关系不仅是意向性的而且是非个人的……他们通过算计全面渗透，没有离开目标的权力运作，但是也不意味着个体的决定和选择就是权力的来源。”[19]权力行使是意向行为产生的非意向结果。

福柯并不否认权力研究本身的重要性，相反，他特别关注现实中权力的各种行使方式，尤其是以价值和规则的面目出现的权力形式。权力是通过什么路径转化为规则和价值的，个人理解是如何形成的都给我们开拓了新的思维路向。福柯把人们对政治社会化的研究的目光转向政府，不是个人如何习得政治，而是政府如何塑造个人。

以上基本上是对权力能动性的研究，权力的分布状况及其实现手段存在另外几种争论，精英主义者把权力想象成单一的、坚硬的、打不碎的硬块，能从一人手中转移到另一人手中却不能为人分享，有者全有，无者全无，又称“权力硬块”说[20]。多元主义者则认为权力分配虽然是不公平的，但各个阶层和行业都有自己的利益代表集团，互相交错形成无限延展的因果链，权力是“多元的、分散的和——充其量——开放的一团星云”，被称为“权力弥散”说[21]。政治权力的分配也是如此，形成了统治阶级模式（以马克思为代表）、统治精英模式（以帕累托、米歇尔斯为代表）和多元主义者模式（以达尔为代表），他们在资源、载体、意识自觉、控制方式和为人们接受的原因等方面都有所不同，然而这三种模式也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判，譬如社会结构的变化置换了阶级统治的条件、精英评判标准很难掌握、特殊利益集团的作用和垄断的发展不可忽视等[22]。

关于权力的实现手段问题，达尔提出了代表性见解，他把“影响力的手段”归结为四类：受训控制、说服、诱导、单边控制和相互控制。其中，说服又包括理性说服和操纵性说服，诱导又包括权力、强制、强力等手段的应用，他认为，只有理性说服才具有道德地位，但现实生活中常见的则是其他几种形式较为集中[23]。

三、多维权力观的意义——以一个个案为例

我们讨论一个概念，首先应该明确的一点是，它背后的争论都包含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论证途径，机械主义的、精英主义的、多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系谱学的，这些都可以作为我们思考问题的借鉴。下面借鉴系谱学的方法来探讨权力视野下的女权主义[24]，希望能通过这种探讨开启我们的思维。

系谱学的探讨方法不是从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内容入手，而是把该事物的外在方式作为切入点，探究没有经过现代话语和思维方式“污染”的事物原型，通过个别的、边缘的、底层的、原始化的考察来增强说服力。我们把福柯的这种方法与新兴的女权主义理论结合起来就会拓宽我们的视域，在历史积淀中发现另外一种真实。

女权主义要求取消一切因性别歧视带来的权力分配歧视，我们撇开这种要求本身的合理性不谈，也就是不考虑权力分配歧视的现状和内容，单纯来考察它的原因——性别歧视的来源和出处，考察期间经历的“污染”，就会取得意想不到的益处。这种溯源法也是宗教社会学家所推崇的，涂尔干就曾经说过：“要想深刻地理解一种规矩或一种制度，一种法律准则或一种道德准则，就必须尽可能地揭示出它的最初起源；因为在其现实和过去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毋庸置疑，由于这些规矩、制度或准则的运作方式已经发生了转变，所以从原则上讲，它们所依据的原因本身也会发生变化；但是，这些转化仍然有赖于它的发端。在这方面，社会现象和有机体的现象一样，即使与生俱来的独特属性并不能必然地决定它如何发展，那些属性也肯定要深刻地影响其发展的方方面面。”[25]

涂尔干在《乱伦禁忌及其起源》中记录了这样一种考察结果，他说，古人对血是十分恐惧的，因为他们认为血液中包含有超自然的本原，这是生命的灵魂，人们在战争中流血，随着血的流淌，生命也一点一点地完结，灵魂就随着这种红色的液体流出来，而且古人相信，这种液体一旦接触土地和阳光就会传播，流淌出的每一滴鲜血都会对周遭的事物产生破坏性的后果，因为一般人无法支配这种超越自然的“看不见的实在（invisible reality）”，所以他们一旦与之接近就会引起体内各种机能的紊乱，虽然这没有经过实证，但古人思想观念中是确信不疑的。而在非战争状态下，只有女人才和血有经常性的关联，在古人看来，月经和生孩子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那会流血。所以，很多原始部落都有“塔布（taboo）”制度，少女在月经期间，就被隔离在一个封闭的、不见阳光的、不和地面直接接触的小木房子中，甚至一个男人接触了这种情况下的女人也会被塔布，特别是和她发生了关系或者吃了她烧的肉，塔布就会更强烈。在澳洲，一个男人如果发现处于经期的妻子睡在了自己的铺上，他不仅会杀死她，自己也会惊惧而亡。还有些部落还有把身体涂黑来规避的方法，甚至连女人走过的脚印都不能踏。产妇同样如此，会被紧闭40－80天不等[26]。我们可以沿着这个思路推演下去，血中包含着某种力量（power），只有女人自己才不怕这种力量，那么女人应该是神圣的，何以最后演变成女人被歧视？涂尔干接下来说出了神圣的内容被荒唐的形式遮掩的事实：“一种宗教性的恐惧感既然达到了这样的强度，由于同样的情形会反复出现，同样的情感至少每个月都会有规律地复发一周；那么它的影响就难免要超出它最初发生的那段时间而波及到生活的整个过程。如果根据情况的不同，有某种东西要避开人们，或是人们要避开它数周、数月或数年，那么，这种东西就会保留下某些与人隔绝的特性，甚至在这段特殊的时期结束以后依然保留。”[27]古人用隔离的方式对待这种神圣，以至于把女性长期限定在一个狭小的活动区域内，竟然成了性别歧视的源头。

如果今天的人们再用现代的思维方式去考虑古人的做法，肯定会说这是出于卫生的考虑，才有了这种限制，这种思维方式就经过了话语污染，由对女性的神圣变成了歧视。再后来的人就不再追究它的原因了，成为“日用而不知”东西，越是被遗忘，越在最深层决定了人的思维。这样，我们就永远无法把女人和神圣联系起来了。

当女权主义者知道了这件事实后，那么他们就可以对性别歧视来源的荒诞不经和人们的误解加以批判，至少说这是一件对他们有利的批判武器，这件武器将比空讲争取权力要有力得多。

注释:

[1] 当然，各种权力观的解释方式和维度是不同的，并不是能够基于一种框架搭建起一个立方体。

[2] 【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等编译，【D】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566页

[3]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M】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7页

[4]【美】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王沪宁、陈峰译，【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6－37页

[5] 达尔政治分析的框架是按照“含义－原因－规范－选择”进行的，他认为关键性术语的确定性含义应该是政治分析首先要界定的，否则就难以找出和现实世界中经验关系对应的要素，也就无法就无法寻求规范性理解作为政策选择的价值和标准，然而每个人都有自己对概念意义理解的不同，因此要得到对政策选择的一致意见是不可能的，达尔对意义的澄清试图囊括所有人对权力的普遍理解也是有局限性的

[6] Peter Digeser, The Fourth Face of Power, in 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54,No.4,November1992,P978

[7] ibid

[8]参见【意】葛兰西：《狱中札记》，【M】中国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9] “一个说权力的机制是压抑。为了简便起见，我把这称为赖希命题。另一个命题认为权力关系的基础是势力的敌对行动，同样为方便起见，我把它称为尼采命题。”福柯认为这两种命题的共性就是他们都是一种压抑－支配模式。参见【法】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226页

[10] 马克思在《莱茵报》任主编期间，曾为德国农民辩护说：农民砍掉的不是一棵树，而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以资产阶级国家要制裁他们。福柯把马克思的权力理论归结为权力的经济还原论，认为这是一种经济主义的权力观。参见【法】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223页

[11] Peter Digeser, The Fourth Face of Power, in 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54,No.4,November1992,PP984－985

[12] 【法】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27－28页

[13] 这是针对阿克顿定律：“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而言的，当代西方大多数思想家都关注权力的消极作用，而主张限制权力

[14] Foucaul,Michel.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T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1972-1977.ed.Colin Gordon,trans.Leo Marshall,, John Merpham, and Kate Soper .New York:Pantheon.P187

[15] 参见陈炳辉：福柯的权力观【J】厦门大学学报2002年第四期

[16] 参见张小琴：试析福柯的系谱学【J】西安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四期

[17] John Scott, Studying Power. In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Political Sociology. Edited by Kata Nash and Alan Scott. Blackwell,2001.PP82-83

[18] 福柯把这种理解和知识结合起来，他认为没有无知识的权力也没有无权力的知识，在论述第一个方面时，他认为，权力运作要求A和B利益的相当广泛的相互认同，只有B有自己的利益概念、理解这些利益与A的愿望是如何相冲突、适当理解A的话语中所包含的威胁意味时，A才被说成是有权力。A的权力有赖于B对主体身份、利益、语言威胁的一整套理解。如果B对此全然不懂，A的权力行使在B前就对牛弹琴。福柯认为权力“它凌驾于事物之上并产生事物，它引起欢乐、形成知识、产生话语。”这里就是指权力的意向性。Peter Digeser, The Fourth Face of Power, in 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54,No.4,November1992,P983他认为，恰恰是权力以知识的形式出现，近代出现了权力与知识合谋统治人的现象。

[19] Foucaul, Michel.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1,An Introduction. Trans. Robert Hurley. New York: Random House.PP94-95

[20] 【美】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王沪宁、陈峰译，【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32－33页

[21] 【美】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163页

[22] Power and Politics, the fifth chapter of the book called Sociology Today, by Sucan Calvent and Peter Calvent, 1992. PP96-104，书中还就三种模式的异同点做了图解，另见张小劲、景跃进：《比较政治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27－245页

[23] 【美】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王沪宁、陈峰译，【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35－60页

[24] 这里借鉴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系谱学解释框架，而是借助于系谱学权力观的怀疑精神，一种对“天经地义”的事情的追究

[25] 【法】爱弥尔·涂尔干：《乱伦禁忌及其起源》，汲喆、付德根、渠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3页

[26] 【法】爱弥尔·涂尔干：《乱伦禁忌及其起源》，汲喆、付德根、渠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42－52页，其中一些事实源自Grawley, “sexual tabous”, in 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1892,P222. 以及Ploss,Das Weib inder Natur and Voelker Kunde,P174和Kohler.Die Rechte d. Urvoelk. Des N.Amerikas,P188中，涂尔干还把血的性质和图腾制度联系起来解释“歃血为盟”的血盟现象

[27]【法】爱弥尔·涂尔干：《乱伦禁忌及其起源》，汲喆、付德根、渠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