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中，中美关系占有重要的地位，几乎每年都有一些研究著作问世。以通史性著作为例，1989年以来，比较出色的著作至少有三种：一是中山大学蒋相泽、吴机鹏两位教授主编的《简明中美关系史》；二是外交学院熊志勇教授独著的《中国与美国：迈向新世纪的回顾》；三是胡礼忠、金光耀等合著的《从望厦条约到克林顿访华：中美关系1844－1996》1 。这三本著作涵盖面广，涉及了1784年美国第一艘商船"中国皇后号"来华以来200多年中美交往的历程，简明扼要，很适合作大学的教材。不过，由于相对缺少新中国成立后的中美关系的决策文件，特别是中国方面的决策文件，它们都存在两个共同的问题：就时期来讲，1949年以后的部分不及在此之前的部分详尽透彻；就中美双方而言，对中国方面的分析又不及对美国方面的分析。

　　90年代以后，美国国务院所编的大型外交史料系列丛书《美国对外关系》有关中国卷已经出到了1964－1968年，内容包括大量美国政府高层的决策文件2 。苏联档案中事关中国外交的文件（如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也解密开放一部分3 。虽然中国方面尚未系统公布建国后的外交决策文件，但有关领导人的文献集、年谱、传记以及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也提供了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特别是对美外交的极有参考价值的资料4 。

　　正是在充分利用这些相对丰富的外交文献基础上，陶文钊教授主编的《中美关系史1949－1972》比较全面、客观、深入地阐述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段不平静的历史。这段历史内容相当丰富，既有朝鲜战场上的兵戎相见，又有日内瓦和华沙谈判桌前的唇枪舌剑，既有台湾海峡上的剑拔弩张，也有中南海里的谈笑风生，所有的这些或严峻、或精彩的历史场景都在书中得到了全面的再现、冷静的剖析和恰到好处的评论。

　　本书实际上是作者六年前出版的论著《中美关系史1911－1950》5 的姐妹篇，秉承了前一本著作颇受学术界好评的的风格：结构完整，材料丰富，论点鲜明，叙述详密。如果说，两本书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前一本书是作者独立完成的，后一本书是作者和一批优秀的青年作者合作的结晶，再就是前一本书是一本介乎专题研究和概览之间的一种研究性概览（research survey），这本书则基本是以文献研究为基础的专著（monograph）。

　　一

　　写一部高水平的中美关系史，而不是西方学者所擅长的"美国对华政策史"6 ，就不仅仅需要研读美国的文献，而且还要尽可能地发掘中国的文献。研究中美关系史的学者，常常为无法收集到中国方面的第一手文献而苦恼。因为比之美国的档案开放和利用，国内档案馆的开放和服务简直是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十几年了，陶文钊教授一方面在各种场合不停顿地呼吁加快国内档案开放的步伐，详细介绍美国档案馆的管理经验，另一方面，他也不怨天尤人，灰心丧气，而是尽可能地收集了利用已经出版的史料，诸如毛泽东、周恩来外交文选，解放军将帅、驻外使节的回忆，一些在特定时期能够接近最高决策者的特殊人物（如师哲、熊向晖等）的回忆录，以及权威性的国史概览《当代中国》丛书，等等来对较近时期的中美关系进行学理的研究。

　　从书后的主要参考书目可以看出，作者对中文史料可谓竭泽而渔，"一网打尽"各种零散的文献。正因为能够广泛发掘和利用中文文献，作者得以摆脱困扰很多国内外中美关系学者的单向叙述框架，即基本根据美国的外交文献来讨论美国对华政策，从而超越很多海外学者的现有研究。

　　以1958年的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为例，国内外学术界由于资料欠全面的关系，一直没能对危机的背景、起因和结果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但本书作者根据收集到的相对比较全面和丰富的材料，把中美、中苏、中国和台湾、美国和台湾，美国内部、以及中国内部各方面的互动关系勾画得非常清晰。

　　根据美国的外交档案，作者认为，1955年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后，美国确立的对台湾政策是"加强对台湾的防卫，对金门、马祖则采取两手政策，能守则守，守不了就撤"（《中美关系史》第246页，以下加注的页码均为此书），但蒋介石察觉后，立即决定加强金门的防卫，决心"紧紧地拽住美国，拖美国下水"（第247页）。为此，他加强了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允许美国在台湾建造可供B－52战略轰炸机起飞的机场，部署中程导弹。

　　美蒋合作的加强引起了中国的警觉，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对国际形势的基本估计有了很大改变，得出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著名论调，强调要支持亚非拉人民跟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因而更加怀疑苏共20大提出的与西方"和平共处"的总路线。1955年8月开始的中美日内瓦会谈毫无结果也使他相信，与美国人打交道的最好办法是"斗"，而不是谈。他坚信，"帝国主义更怕社会主义"，要斗倒它，就要团结亚非拉各国，支持他们的反帝独立运动（第250－251页）。

　　有了这样的分析交代，就比较好理解为什么1958年7月美国出兵干涉黎巴嫩危机时，在中东没有任何实际利益的中国，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作出大规模炮击金门来支持中东反帝运动的决定。

　　这次著名的"八二三炮击"造成了美台关系的紧张。蒋介石要求美台联合阻止中国的军事行动，并允许国民党单独行动，轰炸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福建的军事基地。但美国拒绝了蒋的要求，表示美国只能负责台湾和澎湖的安全。同时作者也对美国决策者内部援蒋的考虑和分歧作了细致的分析。此外，作者还分析了中国的盟国（苏联和越南）、美国的盟国（英国和日本等国）对危机的反应，从一个侧面反应了危机所产生的影响和受到的制约。

　　作者分析说，由于危机中美蒋关系暴露出破绽，蒋介石想守住金门马祖，而美国则想脱身专保台湾和澎湖，毛泽东遂得出结论：金门马祖留在国民党手中，意味着保留了大陆与台湾对话的渠道；如果收回，反而会把台湾完全孤立起来；给美国人制造"两个中国"的借口。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炮击金门，打打停停，一直延续到70年代这一世界政治战争史上的奇观。

　　作者最后认为："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是3年前那次危机的继续和发展，但规模、影响和意义远超过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中国方面决定把金门和马祖留在台湾当局手中，作为连接大陆和台湾的纽带，由此反对美国使台湾与大陆的分离永久化的企图（第277页）。40多年后的今天，当金门和厦门两地实现台湾地区和大陆两岸半个世纪首次直航时，我们不得不敬佩中国老一代领导人的远见卓识。

　　如果说作者对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的研究大大提升了现有的研究水平的话，那么作者在美国对华经济封锁和阻挠中国加入联合国等问题上的研究（集中在第二和第三章《遏制与反遏制》）则基本上属于填补空白之作。长期以来，我们对美国为什么会同意中国代表团参加1950年末联合国安理会会议，讨论台湾问题的背景不甚清楚。根据美国新披露的档案，作者理清了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他指出，在安理会1950年1月讨论苏联提出的驱逐蒋介石集团、接纳中国为联合国成员国的提案时，英国没有像美国希望的那样投反对票，而是和挪威一起投了弃权票。由于英国已承认新中国，加上它不得不考虑印度、巴基斯坦和锡兰这些亚洲英联邦国家的立场，因此它不愿在这个问题上和美国牢牢地栓在一起。在这一背景下，为了统一西方的对华政策，美国不得不作出一点让步，同意让中国代表参加安理会讨论台湾的会议（第81－97页）。

　　除了在政治上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外，美国还在经济上全面遏制中国，把禁运看作是"美国拥有的对付中国的最有效的武器"。但是作者也特别注意到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美国对华禁运政策的变化，以及美英和美日在禁运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

　　1949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获得全国胜利前夕，美国政府批准了有关对华贸易政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1号文件。该文件认为，考虑到禁运对中国这样一个高度自给自足的国家效果有限，反而会完全丧失美国在华的经济和传教利益，并促使中国更加依赖苏联，加上西方国家难以一致行动，因此对中国实现完全禁运是不合适的。它的建议是严格管制对华贸易，但可以稍宽与对苏联的限制。即使这样，英国认表示很难作到，并与美国进行了数月的讨价还价。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英之间才达成比美国原来所要求的宽松得多的协定"（第100－101页）。

　　但随后不久，美国杜鲁门政府决定对华实行更严厉的贸易管制，在12月制定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号文件，取代原来的第41号文件，决心"运用一切努力防止中国共产党人从非苏联的来源获得直接用于军事目的的物资与装备"。但即使在这时，"美国对华贸易控制还是比对苏联及东欧国家稍宽一些"（第102－103页）。只是到了1950年春，美国政府越来越明确地把中国与印度支那的边境看作是在亚洲"遏制"共产主义的防线时，它才最后决定对中国实行同对苏联及东欧国家同样严厉的贸易管制，并要求英国及其他盟国进一步配合。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美国政府又宣布自12月3日起，对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的出口实行全面的许可证制度（以前只对战略物资实行许可证管理），"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东西都不许"运往中国，包括纺织品和废橡胶，从而对中国实行了"绝对禁运"。接着，美国冻结了中国在美国的资产，并禁止美国船只驶往中国（第105页）。中国与美国一个半多世纪的经贸往来就这样被美国政府断绝了，直到1971年以后才逐步恢复。

　　显然，这样细致入微地分析美国对华经济禁运政策的演变，可以更好地帮助读者理解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种注重细节的作法是史学著作不同于其他学术论著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历史中的一个细节往往比一大堆空洞的评论更能说明问题。但并是每个细节都很重要，能否抓住关键性的细节，以小见大，就要看作者是否有很敏感的问题意识，即通常所说"史识"。本书所叙述的很多细节都体现出作者不凡的史识。这里仅举三例为证。

　　我们知道，负责和组织美国国务院有关人员编纂中美关系《白皮书》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一向被认为是主张与蒋介石集团拉开距离，尽可能保持与中国接触的现实派。他在1950年1月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的"划线"讲话，甚至把台湾和朝鲜排除在美国太平洋防御圈之外。但是，作者却发现，在1948年《援华法》余款的处理问题上，艾奇逊的援蒋态度由1950年初的消极被动转向积极主动，进而说明1950年上半年，美国政府基本上改变以"脱身"为特征的对台政策，而6月朝鲜战争爆发不过是"为美国决策者最后拿定主意〖加深卷入中国内战〗采取行动提供了契机"（第5页）。

　　提起"多米诺骨牌理论"，人们自然想起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1954年4月6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但是作者在研究中发现，早在1950年2月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4号文件中，美国的战略家们就提出，如果印度支那被共产党所控制，"那么，相邻的泰国和缅甸也将落入共产党的统治之中。东南亚的力量平衡将遇到严重危险"（第158－179页）。由此说明这一"多米诺"想法绝非一时之念，而是由来已久。

1949年底和1950年初，中国领导人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斯大林一度冷淡毛泽东，苏联的媒体也没有报道他的活动。当时西方的媒体甚至猜测说苏联把毛泽东软禁了，以此来挑拨中苏关系。这里面有没有美国政府在插手呢？作者从美国的档案中果然发现，是艾奇逊两次密电美国驻法国大使，要他尽快把大量谣言传给《纽约时报》驻巴黎的名记者苏兹贝格，由他在《泰晤士报》上发文渲染中苏分歧（第8页）。这个小插曲揭露了美国为了挑拨中苏关系不遗余力，也暴露了美国官方和标榜独立的新闻界之间相互利用的关系。

　　 作者的史识还表现在他非常注意追溯现实问题的历史根源。以台湾问题为例，作者详细叙述美国卷入台湾的整个过程，抓住了美国对台政策的连续性这个特点。从作者的研究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美国实际上一直在谋求台湾海峡不战不和不统的局面，避免卷入战争，从而维护自己的灵活地位。

　　1950年6月朝鲜战争一爆发，美国民主党总统(Harry Truman)就派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阻止中国解放台湾，同时也不许台湾反攻大陆。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在1953年2月初下令停止第7舰队的"中立巡逻"，实行著名的"放蒋出笼"的政策。但实际上，美国仍警告台湾，台湾当局如果未获美国同意便主动进攻大陆的话，美国将不承诺帮助台湾抵抗大陆的反击。1954年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时，艾森豪威尔再次表示美国不能因为金门马祖而卷入与中国的战争，但也不能在炮火下放弃这些岛屿而示弱（第225页）。1955年的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及其换文明确规定，台湾对大陆动武必须得到美国的同意，且美国不承担保卫金马等沿海岛屿的义务。

　　在"套住"蒋介石集团后，美方在随后的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中，又想限制住中国的政策选择，它提出要中国发表一个说明，表示除防御外将不在台湾地区使用武力。作为交换，美国也准备发表一个相应的声明（第308页）。第二次台海危机时，美国压蒋从金马撤军也是为了避免"引火烧身"。这一历史的追溯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为什么美国在1972、1978和1982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谈判中，一再坚持要中国承诺和平统一台湾，干涉中国统一方式的无理作法。

　　二

　　虽然中美关系是一种双边关系，但由于东西方冷战的背景，必然牵涉到双方的盟国。只有注意到多边关系，才能更好地认识中美双边的关系。因此，作者不是孤立地讨论中美关系，而是把中美关系放在多边关系的背景中进行考察。比如，在谈到1949－1951年美国分离西藏的图谋时，作者特别注意到美英、英印和美印的相互关系对美国的影响和制约（第132－142页）。在论及1954年讨论印度支那的日内瓦会议时，作者不仅分析了西方阵营（美英法三国）重重矛盾，也探讨了中国、苏联和越南的不同意见和主张（第161－168页），突出了历史的复杂性。

　　在所有影响中美关系的第三国因素中，苏联最为重要。正象20世纪上半叶的中美关系必须考虑日本因素一样，下半叶的中美关系不能不注意苏联的存在，因此作者对中苏关系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在第七章《转折的前奏》，作者对中苏关系由同盟转向对抗的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叙述得非常清楚，并且是难得的客观和冷静。作者总结道："中苏同盟是靠两根纽带维系的。其一是战略合作，其二是共同的意识形态。中苏在战略合作方面的分歧是引发意识形态争论的关键原因之一，伴随着战略合作衰落而愈演愈烈的意识形态论战则彻底摧毁了中苏同盟的战略纽带。60年代初期的中苏关系就是在这种恶性循环中走向最终破裂的"（第437页）。这一见解平衡了战略合作和意识形态两种因素，洞察了两者的互动关系，极有见地。

　　作者对中越两国的共同利益和分歧，双方的合作与摩擦，也给予了相当客观的分析，摆脱了国内某些研究论著出于宣传需要而形成的一些成见。比如，作者客观地指出，出于对苏联的深深怀疑，中国拒绝了苏联在1965年2月柯西金总理访华时提出的在援越问题上相互协调的建议，拒绝了苏联借道中国增加对越援助的要求，并向越南表示坚决反对苏联志愿人员参加越南作战。"中国阻止苏联插手和利用越南问题，根源在于中国这一时期的对外政策，它所产生的实际效果难免引起越南方面的反对"（第470－47页）。

　　仅就其内容而言，第七章这两节写得极为精彩。作者并不是中苏关系和中越关系的专家，但这部分内容与专门论述中苏中越关系的论著相比，毫不逊色，可以说是目前国内所能见到、根据相对充分资料所作出的最公允的论述。这也证明外交史学术研究的相通性：即只有掌握最充分的资料，才有可能作出最好的研究。在外交史研究领域中，舍此别无捷径。但这部分内容作为中美关系走向缓和的背景，就显得过于详尽了。中苏关系一节占了25页的篇幅（第424－449页），接下来的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另外一个也牵扯到苏联的背景－中国对越南的援助一节（第449－274页）又是25页，这部分作为背景铺垫显然太臃长了，给人以喧宾夺主之感。

　　1950－60年代中美的军事对抗，主要是在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和印度支那三个方向展开的。而国内外学术界了解最少的是在印度支那的对抗，因此，作者特别擗出第六章《危机的年代》（第351－422页）来专门叙述，对美国卷入越南以及中国的反应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描述。在作者看来，中国在1965年前成为越南的最大援助国，主要有两个原因。"对中国来说，北越赢得抗美战争的胜利，除了安全重要性外，还具有双重的政治意义——既证明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也证明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理论的错误和失败"（第393页）。这一分析比较好地说明了为什么中国在国内资源相当有限的前提下，仍然会倾全力援助越南。

　　但和第七章一样，这部分所占的篇幅太多了。第一节《印度支那危机》和第二节《美国军事干预越南和中国的反应》基本上是背景，就连第三节：《中美在印度支那的对抗》，有关中国的内容也只有一半的篇幅。而且，很多内容与第七章重复。背景铺垫过长，且有重复，是由于这两章的执笔人分工不明，而主编又不忍心削枝强干大加删改的结果。这个问题的最好解决办法是把六七两章合并。原因很简单，它们所涉及时期接近，都是50年代末到60年代，主题也一致，讨论的是中美在印度支那的对抗以及由此引起的中苏越三国间的关系。

　　除了这一结构安排的缺陷外，作者对50年代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的国内因素分析得不够透彻。虽然作者提到了毛泽东1955年"和平为上"的思想，指出是中国代表团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采取主动，寻求与美国改善关系的机会，建立起中美领事接触（第279－280页），但是对中国采取主动的实际考虑交代还是不够。实际上，章百家先生曾对此有令人信服的分析："第一，抓住时机，争取缓和同美国的关系；第二，有利于分化美国及其盟国；第三，在朝鲜问题和印支问题解决之后，防止台湾问题固定化。事实上，最后一点是最重要的"。7

　　为了打破因为台湾问题而造成的日内瓦会议毫无进展的僵局，1956年8月，中国政府单方面解除了不许美国记者入境的禁令，邀请15家美国重要的新闻机构派记者来华访问。美国政府开始出于敌视中国的考虑，拒绝了新闻界的申请。因为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Dulles）担心，如果允许记者访华，传教士、商人和游客就会接踵而来，提出访华申请，同时也会引起美国的盟友台湾和其他反共政权的误解（第317－319页）。但一年后，同一个杜勒斯又突然同意24名记者来华访问，对这一变化，作者分析认为是美国国会和新闻界压力的结果。这固然不错，但她忽略了中国国内政治的新变化。贾庆国教授的分析可能更全面些："当杜勒斯觉得不得不改变〖拒绝美国记者访华申请〗政策的时候，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反右运动代替了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这一发展对杜勒斯来说是来得正是时候，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杜勒斯就不必担心去中国访问的美国记者会给中国说什么好话了"。8

　　从表面上看，是因为美国拒绝中国新提出了的对等条件－即美国也同意中国记者访美，从而使"50年代中期中美之间一场可能的文化交流失之交臂"（第323页）。但主要原因还是，此时的中国政府"对单方面允许美国记者访华已经失去了兴趣。经过两年之久的谈判，它对通过谈判改善中美关系已经失去了信心"。 9

　　在史料的运用上，作者已经作得非常出色，但还是有可探讨的余地。在论及中国参加朝鲜战争的决策过程时，存在着若干问题。其一，仍然用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来说明中国的参战决定（第24页），这个电报最早收录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但现在已有充足的材料证明这个电报并没有发出去（第24页）。10 其二，由于认定毛泽东10月2日就通知斯大林中国的参战决定，作者就不得不说明为什么周恩来10月8日访苏时，中国并没有作出最后的出兵决定。为此，作者只好从一本非学术著作中转引了一份苏联通过其驻华使馆给中国的函件，称苏联改变原来出动空军配合中国军队入朝参战的承诺，空军暂不出动。11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暂缓出兵，并派周恩来访苏与斯大林商讨"（第25页）。这里又产生三个小疑点。首先，这个材料既没有标明日期又没有原始出处，可信度较低；其次，如果10月2日苏联知道中国还没有决定参战，苏联也就没有必要通知中国它的这个决定；第三，周恩来出访在10月2日的苏联版电报中已提到。

　　除了利用美国政府编纂的官方史料丛书外，作者还尽可能参考海外学者发掘出的新史料。在研究第二次台海危机时，就利用了美国学者舒曼发表在《美国－东亚关系学报》（第3卷第4期）上的新研究12 （第247页）；谈到美国对中国60年代核试验的反响时，利用了威尔逊中心国际冷战史项目对的研究公报13 (第491页)；在论及尼克松－基辛格对华外交时，利用了美国民办的国家安全档案研究所编的《基辛格密档》 14（第549页）和1999年刚面市的、洛杉矶时报的外交记者詹姆斯·曼的中美关系新著《脸面》15 （第516页）。

　　尽管如此，在研究文献的收集上还是有所疏忽。比如作者提到了英国知名外交史学者富特的两本专著《错误的战争：美国政策和朝鲜战争的多相度》和《替代胜利：朝鲜停战谈判中的媾和政治》16 ，但似乎没有参考她最新的一本且与本书题材接近的研究美国对新中国政策的著作《实力的实践：1949年以来美国与中国的关系》17 。另外，贾庆国、郝雨凡这两位从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1998年也分别出版了他们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的论著18 ，可能由于时间的原因也未在主要参考书目中出现。

注释：

1.1989年、1995年、1996年分别由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河南人民出版社和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2.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64-1968, Vol.30, China,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8

3.主要刊登在在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出版的《国际冷战史项目公报》上（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 1-11, Spring 1992-Winter 1998）。

4.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合编的《周恩来外交文选》、《毛泽东外交文选》，先后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和世界知识出版社在1990年和1994年出版。《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也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在1993年出版。

5.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

6.以通史性著作为例，美国著名的外交史权威孔华润教授刚刚完成了对他的名著《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史》的修订，在1999年出版了第四版，把所述内容延续到90年代。尽管书名表现出对中美两国同等的注意，但内容和材料都是以美国为主，仍没有摆脱美国对华政策的框架。见Warren Cohen,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4th e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99；英国学者富特的《实力的实践：1949年以来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也有这个局限，见 Rosemary Foot, Practice of Power: US Relations with China since 194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7.章百家：《变动中的国际环境与中国对美政策 1954－1970》，姜长斌和罗伯特 罗斯主编：《1955－1971年的中美关系——缓和之前：冷战冲突与克制的再探讨》，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第179页。此书1998年才出版，未及未列入《中美关系史》的参考书目。

8.贾庆国：《未实现的和解：中美关系的隔阂与危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第224页。

9.同上，第225页。

10.这份电报以"关于决定派志愿军入朝参战问题"为标题最早收录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539－541页，后又收录在《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39－141页。编者在题解中称"这是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报的主要部分"。因此，海内外的学者便认定10月2日中国已向苏联明确表示了派兵抗美援朝的决定。但1995年年末，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国际冷战史项目在整理俄罗斯提供的苏联有关朝鲜战争档案中，发现了一份10月3日北京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致斯大林的电报，全文转达了毛泽东10月2日给斯大林的回电。毛泽东在电报中称，由于种种困难，中国领导人经过讨论，"初步"决定暂时不派兵援朝，并打算派周恩来去莫斯科与苏联方面进一步讨论援朝问题（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34，第105－106页，原件影印件和英译稿见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s 6-7, 1996, pp.114-116)。这份电报与上述电报不仅日期相同，而且在谈到中国参战的困难时也非常相似，唯一不同是最终的决定：一个决心参战，一个暂不参战。由于苏联的电报是原件，而中方电报经过删节，再加上周恩来赴苏后，与斯大林讨论的最初结果是中国暂不参战，因此西方学者宁可相信苏联电报的真实性，而对中方电报的真实性有所怀疑。当时，CNN、《华盛顿邮报》等美国的主要媒体纷纷报道此事，有的甚至怀疑起中国公布文献档案的动机和它的可信度。这就是.在国际学术界轰动一时的10月2日电报之争。当时正好是沈志华先生、陶文钊教授和笔者等一批中国学者去香港参加威尔逊中心召开的"亚洲冷战"研讨会的前夕，沈志华先生特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编辑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研究人员核对中方电稿原件，结果发现这份电稿上并没有已发出的签章。据此，沈志华先生在讨论会上作了说明，多少平息了一场风波。沈志华后撰文详细介绍和分析了这一事件，参见《毛泽东派兵入朝作战的决心——就10月2日电报答俄国学者的质疑》，《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2期，英文稿见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1997, Issues 8－9, pp.237-240。1999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6卷（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在收入这份电稿时，特注明"该电报没有发出"。陶文钊教授熟知这一事件的经过，因此不知他为何仍然坚持陈见。

11.陶书是从中国退休外交官李连庆大使的《大外交家周恩来》之第一部《执掌外交部》（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149页上转引这个材料的。

12.Appu K. Soman, "Who’s Daddy in the Taiwan Strait? The Offshore Island Crisis of 1958",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East Asian Relations, Vol.3, No. 4, 19

13.David Wolf, Selected Recently-declassified U. S. Government Documents on American Policy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Atomic Weapons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61-1965, Washington, D.C., 1996.

14.William Burred, ed.,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the Top Secret Talks with Beijing and Moscow,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88.

15.James Mann, 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99.

16.Rosemary Foot, The Wrong War: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Dimensions of the Korean War, Ithaca: Con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A Substitute for Victory: the Politics of Peacemaking at the Korean Armistice Talks, Ithaca: Con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作者后一本书的把出版年代也误为1985年，见第61页注1。

17.Rosemary Foot, Practice of Power: US Relations with China since 194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8.贾庆国：《未实现的和解：中美关系的隔阂与危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郝雨凡：《美国对华政策内幕》，北京：台海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