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技术的中立论与技术的决定论是学术界颇有争论的问题。技术的中立论关注的是技术的自然属性，技术的决定论热衷的是技术的社会属性，笔者认为两者都有偏颇，关键在于争论的方法论方面的对立。本文通过对技术的自然属性怎样获得其价值的偏向性过程的考察，指出技术的价值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目的与手段的辩证统一，其焦点是制度在其中的作用。

【关 键 词】技术中立论/技术决定论/制度/偏向性

【 正 文 】

技术的价值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心和争论不休的话题，比较趋于一致的看法是人们都认为技术是有价值含量的，但在怎样看待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时则出现了技术中立论和技术决定论两种相反的意见。技术中立论指出，技术在本质上是中性的。“技术为人类的选择与行动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但也使得这些可能性的处置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技术产生什么影响、服务于什么目的，这些都不是技术本身所固有的，而取决于人用技术来做什么。”［1 ］而反对技术中立论的价值论者则持相反的意见，认为如果“把技术视为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体系，并进而认为技术与伦理、政治无涉的技术中性论虽然符合直观，并反映了一定的事实，但却并不全面”［2］。 在技术决定论者看来，技术是在制度条件下存在的，一定制度下的技术将无条件地为该制度服务，因而技术也将不可避免地带上政治和伦理的色彩。换言之，技术天生就是为制度而存在的。笔者既不同意技术决定论的观点，同时也不简单地认同技术中立说的观点，而是认为技术中立论与技术决定论都是值得讨论和反省的两种理论，技术既有中立的一面，同时在一定的制度下又有价值偏向的一面；技术的中立和技术的决定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其共同的失误在于都把技术本身存在的方式放在两个不同的视域中考察，因而所得出的结论也迥然相异。因此，笔者认为，对技术本身的中立在怎样的条件下获得价值的偏向问题有必要进行一番正本清源式的考察，以正视听。

一 问题的缘起：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关系

技术的意义通过它自身的价值表现出来。作为理性成果的体现，技术是人类自身价值的对象性表述，因此，无庸讳言，技术本身是负载价值的。人类在实践的基础上把理性加以物化，并最终使之变成技术的客观物质形态，其中的每一步无一不是人类理性的价值体现。人类理性的发展过程总是贯穿着它的目的，在人类理性向技术形态的转换过程中，都必须以这个目的为导向；理性的认识每向前前进一步，都是向这个目的的实际迈进，同时也为人类所希望的技术客观形态的最终出现奠定了基础。可见，技术是理性发展的成果，而理性是人类价值和愿望的标志，由于技术中自始自终贯穿着人类理性，它所导致的技术的物质形态一旦形成，实际上标志着技术的价值性获得了最终的表达。

技术本身是有价值的，这似乎是不证自明的和不值得讨论的话题，然而正是技术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又是最混乱和最复杂的，也是最容易出现误解的。随着技术和科学的发展，人们对技术的价值的考虑经历了一个由古代的盲目崇拜到近代的迷惘反思直到现代社会对技术产生莫名恐惧的艰难认识过程，由此而出现了所谓技术的乐观主义和技术的悲观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技术价值论。依笔者之见，这两种观点都对技术的价值问题作了曲解，都没有正确理解技术的自然属性与技术的社会属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就技术本身（自然属性）来说，一旦外在的制度和组织因素介入了技术，其本身的价值偏向性就早已确定，再在此基础上讨论技术的价值问题就早已失去了它的意义。这就是说，我们所认为的技术的“有价值”是特指它作为本体意义上的价值（一般价值），是技术自身（自然属性）所能带来的对人类的意义，至于技术在制度中所起的作用及其表现出来的价值，则不是技术自身所能回答的问题，而只能是在制度的层面（社会属性）上才能解决的课题。从技术本身来理解技术的意义和价值，即首先是从技术的自然属性方面理解技术，立足于技术的自然属性，从而对技术价值性的理解始终不脱离技术的本体层面去规范，由此来说明技术的存在状态对人类的意义，这应该而且必须是我们理解技术自身价值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个角度看待技术的价值，即仅仅就本体的意义（“元技术”的或自然属性的）而言，技术自身的价值显然应该是“中立”（neutrality）的。

技术本身价值的中立性表明，技术一开始并不具有统治的力量，只存在着在组织（制度）条件下使技术为某种特定的制度形式服务的问题。笔者认为，到目前为止，“技术中立说 ”之所以屡屡受到批判，就方法论而言，批评者只是人为地在自己面前树立起一个本身并不存在的靶子，然后再加以猛烈开火的结果，应该说，技术中立说至今为止并没有被真正驳倒［3］，与批评者这种批评的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实际上， 对技术中立说的批评，一开始就进入了一个误区，即对技术的理解只是在现代社会组织制度的层面上作出规定和解释，只看到了技术的社会属性，而并没有真正在技术本身的本体层面（自然属性）上去揭示技术的真正价值。技术的自然属性不能取代技术的社会属性，技术本身的有用性不等于技术在制度环境下的价值偏向性。技术的社会后果必须在技术成为制度或组织调控的对象时才具备价值的倾向性。如果说技术会产生什么特殊的政治与伦理问题的话，那么，其责任并不在于自然属性的技术自身，而恰恰在于技术运行的社会环境——制度和组织过程之中。这就是说，制度是“技术理性”产生的真正根源。

问题是，所谓技术的意义，不仅体现为技术的自然属性的意义，而且也体现为技术社会属性的意义，两者是不能截然分离的。诚然，人的动机和利益可以体现在技术之中，但它们必须有一个前提，即人的利益与动机必须符合物质技术手段的客观物质性和规律性，这说明，无论人类的动机与利益需要如何，也无论它是怎样或在多大程度上对技术起着作用，技术的客观性告诉我们的只是它以怎样的方式存在并且具有怎样的价值，而丝毫不会涉及技术自身被如何运用的问题。至于技术在它的被使用过程中具有了某种价值的偏向性，这时的技术已经不再是“技术”自身，它已经成为人类的“手段”，很显然，这个责任当然不应该由技术自身来承担。笔者认为，从这样一种对技术“寻根式”的追问中我们就可以较为明显地看出，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些哲学家（如法兰克福学派）在对技术的研究中所认定的技术价值偏向性（尤其是负面偏向）的特征，其实是割裂了技术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目的与手段的辩证关系，没有从技术的根本（技术的自然属性）上去认识技术的意义，而仅仅是在现有组织和制度的形式（技术的社会属性）下讨论它的意义的必然结果，他们所讨论的实际上不是“技术”的意义，而只是制度对技术的意义，或者说是技术在制度中的意义而已。

马克思主义关于价值一般的理论可以说是我们理解技术意义的理论前提。马克思早就明确指出，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价值与使用价值在经济学中并不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但并不表示在价值概念上就不存在一般和个别的对立，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还特别批判了瓦格纳把经济学中的“价值”等同于“使用价值”一般的错误观点。笔者认为，对价值概念的理解不能只局限于经济学领域，它更不是实用主义的专利。经济学中的“使用价值”的概念、科学技术价值的概念等等，只不过是价值一般概念的特殊化和具体化而已。承认马克思主义中的价值一般概念及其对我们认识事物的意义，尤其是对于认识技术价值的意义，不但不会损害马克思主义的声誉，而且对于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性和科学性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否则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价值论的研究这块阵地拱手让出，这样反而会贬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正因为这样，我们经常把技术的价值问题放在价值一般的层面上去讨论，其原因正在于此。

二 论技术中立论与技术决定论本质之无差别

那么，从技术的价值角度看，上述观点是不是表明本文同意的是技术的中立论，反对的是技术的决定论呢？笔者的本意显然不是如此。

从表面看来，技术中立论和技术决定论是相互对立的两种观念。技术中立论强调的是技术的自然属性，说明的是技术在它的原生状态之下的构成或价值；技术的决定论则强调技术的社会属性，说明的是技术在一定的制度要求下所显现的价值。照例说，两者在本质上也是对立的。但实际情况却不然。在笔者看来，从总体上说，任何技术都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目的与手段的辩证统一，因而，技术的中立论与技术的决定论都是有失偏颇的理论，两者的对立只是形式上的对立，而两者的错误却是在本质上一致的。

历史地考察技术发展的过程，我们便不难发现，技术与人类的产生几乎是同步的，它所表示的只是人对自然的技艺或能力，在它出现的时候尽管也有一定的制度根据，但制度本身对技术的作用没有使技术产生制度偏向性，换句话说，制度在当初没有形成对技术的控制力，它仅仅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媒介，突出的是技术自身的自然属性。技术的中立论者往往抓住技术的这一特征，宣称技术的本性是中立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技术仅仅是为自己（Be itself）而存在的， 技术有它自身独特发展的规律，制度的作用对技术而言不应该成为左右技术本性发展的根据。事实上，技术中立论者恰恰始终停留在这一状态，把制度对技术的无能性推向极端，未能科学地把握技术发展与制度演变的辩证关系，看不到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下（例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为一定的制度所制约而形成其价值的偏向性。④

技术决定论者则完全相反。无论是技术决定论的乐观主义还是悲观主义哪一种形式，其共同的特点都是把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命运联系起来，都认为技术对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意义。技术悲观主义者试图从技术本身如技术的起源、发展以及未来的内在结构中找出技术本身的非人性特征，他们“在科学技术的力量中感到了对人的主体的威胁。”⑤因此，他们大都关注技术的过去，采取的是对科学技术的敌对立场，企图回避技术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意义，强调回到纯自然的状态中去寻求人生的意义，摆脱技术对人类的威胁。”与此相反，乐观主义者则从技术的发展中发现了人类生存的意义，他们着眼于技术发展的未来，认为技术是对人类力量的肯定和对社会文化的发展，正是在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中，人类才找到了自身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就如同技术在控制直接物质时带来进步一样，技术对人的控制、对人类社会和未来的控制将带来闻所未闻的繁荣和富裕。”⑥因此，乐观主义者坚信：只有通过技术才能使人类的未来得到充分的保障。笔者认为，无论是技术乐观主义还是技术悲观主义，对技术对人类社会的意义的理解都缺乏充分的审视：乐观主义的观点高估了技术的文化意义，而悲观主义则没有充分考虑到技术为人类社会所提供的各种可能性。尽管两者对技术的社会作用的理解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是他们共同的错误是对技术本身的理解首先是不正确的。与技术中立论相反，他们没有把技术的自然属性与其关注的技术的社会属性联系起来考察，所谈论的实际上是技术的“使用价值”（社会属性）而不是技术本身的“价值”（自然属性），以技术的使用价值来替代对技术自身价值的主观认定，这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对技术价值观念的制度（组织）的特征。且不说这两种价值观之间的争论至今仍无结果，只就两者都关心人类社会的命运而言，笔者认为，技术决定论所表现的这两种观念应该是同质的：它们都是仅仅从技术在制度下的特征或表现来规范技术本身，强调技术对人类未来的决定，不管是厄运还是幸运。

笔者之所以指出技术决定论与技术中立论是相反的，并不在于刻意强调两者在形式上的对立，恰恰相反，作者意在说明由于在方法论方面共同的形而上学错误使两者在本质上趋于一致，因而，技术的中立论与技术决定论本质上是无差别的。

三 制度化技术的价值宗旨——效益最大化

凡是技术总有它所体现的目的，从技术一般的角度来看，技术在它的运用中所体现的目标是获得最大的效益。技术与效益的关系问题是技术的价值问题的延伸，技术所产生出来的效益体现成为社会物质形态的存在，从而构成整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技术最初是在人类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它的出现，一方面使人类从此具备了如何对待自然的自我意识的力量确证，另一方面也使人类意识到了只有通过技术的手段，才能最终实现人类所向往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技术提供给人的是对技术所产生的效益目标的追求。在人类理性的强有力推动下，技术的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壮阔前景，它最终使技术的盲目发展获得了可靠的理性基础。技术因此而获得了制度的职能，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它的一个十分明显的结果是使“理性技术”在制度的推动下进而成为“技术理性”。于是，人们把通过对技术的运用而取得的最大的效益（技术的理性化）看作技术的手段所要达到的唯一目的。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以剩余价值的追求为唯一目的的理性价值支配下，技术的考虑与效益的目标空前地得到了一致，技术的价值也被人们认为只有在它取得最大效益的条件下才是唯一可能的，这样就使得技术与价值、技术与效益在人们的观念中以逻辑的完满形式顽强地统一起来，成为在技术的产生、运用和发展过程中所必须考虑并使之实现的首要条件，因而资本主义制度被公认为是“技术理性”片面性发育的最佳土壤；它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是：人们往往在现有的资本主义技术条件下，力求把技术的效益发挥到极致，以充分满足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贪婪需求，（而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它将主要服务于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当然，这也可以看作是技术价值性的制度偏向性结果或体现。）因此，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富有制度的色彩，为制度的目的来服务。笔者认为，现代“技术理性”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广泛的认同，被认为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唯一目的；现代科学技术之所以呈现势不可挡的飞速发展的势头，其根本原因即在于：人类自身的活动使技术理性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扩张，技术本身获得了它充分体现自身价值的环境（即制度），从而为技术最大效益的实现创造了一切条件，换言之，技术之所以会取得最大的效益、“技术理性”之所以最终出现，恰恰是人类自身理性的、制度的力量极力推动的必然结果。这说明，这时的技术已经完全摆脱了自身自然属性与价值属性相互分离的局限性，从而体现为自然属性和价值属性、目的和手段的辩证统一物。

四 技术发展的真谛——走向真正理性化的社会生活

就制度和技术结合本身发展的特性而言，制度化的技术对人类社会生活具有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奠定了人类社会强有力的精神和物质基础。在组织制度的环境下，技术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一般表现为三种不同的方式：一是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二是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三是改变了人类社会的思想观念模式。可以说，这种改变是全方位的和彻底的。

首先，通过人类的技术活动，使人类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如果说人类目前所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是“人化”自然、“人工”自然或“第二自然”的话，那么，在这种打上人类理性和生活痕迹的自然界就早已是技术所创造世界。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人的自我意识的力量得到了客观现实的确证，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再是一一对应的单一关系，而是已经演变为人和自然、人和人所创造出来的人的自我意识的对象化之间的关系。这种由技术发展而引起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完全一致的。在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的同时，生产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类所创造的社会物质技术及其结果已经成为人类赖以存在的深刻的社会基础。

其次，人类通过这种对自身生存环境的改变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的生产。原本以自身力量的基础对付自然的生存方式已经为技术的方式所代替，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对社会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等等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同时也极大地影响并改变了社会的政治和文化的深层结构。马克思认为，“机器的发展则是使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革命化的因素之一。”是“使一般生产关系发生革命的起点。”它表明，“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的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⑦不仅如此，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巨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社会政治生活。科学技术具有特殊的社会生产力和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双重性质，这表明技术与社会的上层建筑之间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科学技术是作为社会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而出现的，它的发展既受上层建筑的影响，同时又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作用于上层建筑；科学技术作为特殊的社会生产力，可以通过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作为中介，促进上层建筑的变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科学技术看作变革社会政治上层建筑的物质力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在制度下才获得了其价值的偏向性。

最后，技术也在极大的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文化生活，促进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变革。科学技术作为一种广泛深入的、具有普遍性质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整个科学理论的创立还是新的技术体系的形成，总是凝结着该社会的深层文化，蕴含着特定民族的心理素质和思维方式，因而它对人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科学理论的发展将改变人们的价值思维、价值认识和价值判断；另一方面，技术物质体系的形成与转换也终将引起人们价值观念的变迁从而形成新的操作规范。总之，由于科学技术具备了普遍的文化意义，它使科学技术精神内化于人们的精神世界，在促使人们以科学的态度去对待社会生活的同时，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模式。人们从此不再以直观的方式去被动地盲目地适应社会生活，而是依靠科学精神的理性标准来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从而以一种更加理性的生活方式出现在社会生活之中，这一切无一不是科学精神的力量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它表征的是将人类从此导向更加合理的科学生活的时代。因此，技术文化模式的要旨在于使人类生活更加理性化和科学化，而不是在某种制度的导向下走向技术理性的片面化。

总之，技术的发展本身在制度环境下会出现与制度的性质相对应的价值偏向特征，所以，技术的中立论是站不住脚的。而技术的决定论则把技术在制度下所表现出来的性质当作技术本身的性质，完全忽视了技术的自然属性及其体现，因而同样是不科学的。笔者认为，实际上，不仅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即使是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技术的自然属性被滥用的状况，这是技术本身的两重性在特定制度环境下的真实表达：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成就既可以为人类造福，也可以给人类带来灾难，这就是技术自身发展过程中的有利现实与不利状况之间的“冤家情结”。针对技术对社会发展作用的这一双重效应，欲使技术的偏向符合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本性需要，那么，对技术的制度规范就显得十分必要。一方面，我们必须从全球发展战略的整体考虑出发，应该使人类对技术发展的考虑首先以对它的科学价值考虑为出发点，在充分发展技术的同时，注重技术对社会发展负面效应的有效抑制；另一方面，既然技术发展的片面性与技术的制度环境有关，因而要从根本上改变技术的片面性，就必须变革特定的社会制度，对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关键是要变革构成这一社会制度的生产资料占有方式；对社会主义社会来说，则要通过完善我们的制度结构，使技术朝着符合人性的、有利于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方向发展。这实际上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长远的奋斗目标——建设一种新的人类文化价值观，它既能体现技术自身的发展规律与特性，同时又能符合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准则，从而使技术真正为人类服务。

【参考文献】

［1］Emmanul G·Mesthene,Technology Change:Its Impact on Man and Society(New Y ork:New American Library,1970),p60.

［2］高亮华. 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4.该书在第一章《技术，作为伦理与政治问题的意含》专门列出第2节来对技术中性论进行了批判.

［3］高亮华. 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3.

［4］陆江兵.理性与技术：技术理性原论.南京：江苏社会科学.1998，（5）.

［5］〔荷〕E·舒尔曼.科技时代与人类未来.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61.

［6］〔荷〕E·舒尔曼.科技时代与人类未来.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61

［7］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1、20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