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技术理性及其片面性的分析批判已经很多。笔者认为，对技术理性对人类生活种种负面的影响作用固然不能忽视，但我们也应该对理性的技术在它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怎样演变成为技术理性控制局面的问题予以应有的关注，因为它影响到我们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力度。因此，本文从技术本身发展的理性机制出发，历史地考察技术在它发展过程中走向技术理性片面发展的逻辑过程，从而为我们对技术理性的深入批判提供有力的理论根据。

一、技术发展的理性“摹本”－－数学

技术的母体在数学。且不说人的主体性的确立、人类世俗生活世界先决条件的形成等等因素对技术最终出现有着先在观念定位的框架作用，仅仅从技术史的角度看，自然的数学化对于人类技术的产生具有不可估量的基础性意义，技术的发展（比如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数学这一事实表明，数学科学是技术形成与发展的母体和温床。

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尤其是农业和商业贸易的出现，产生了最早的数字概念。早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已经把数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知识体系来对待，毕达哥拉斯学派以数学神秘主义的形式表明了数学对于认识和把握自然界的意义，提出了“万物皆数”的把自然数学化的结论。他们深信，数字是万物之本，是我们通向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桥梁；数学代表了一种确定性，“数学能牢固地把握宇宙的所作所为，能瓦解玄秘并代之以规律和秩序。”对自然现象的解释只有通过数字才能求证；而且“宇宙是以数学方式设计的，借助于数学知识，人类可以充分地认识它。”（1）因此，对数学理性的追求就是对宇宙真理的追求，数学家们从数学中发现了人类理性的能力、根源和力量。随着人类的历史发展到启蒙时代，数学的魅力已经征服了几乎所有的人，人们逐渐运用数学的方法和数学的概念、定理，使之超越出数学自身的范畴不断向它以外的其他自然科学领域、人文事务领域拓展，其结果是把数学的精确性、客观性、明晰性、同一性和标准化的特征不断渗透到人类的社会生活之中，成为人类借以实现自己对自然力量的忠实确证和人类理性的外在表现形式。数学的这种威力一方面体现在使人们感受到“从星体的运动到树叶的颤动，所有感官所能感知的现象都能用一种精确、和谐而理智的形式来描述。简而言之，这种设计，虽然不为人的行为而影响，却能被人的思维所理解。”故而“最先进的自然科学理论，全都是数学化的。”（2）另一方面也体现为人们以数学理性为知识基础，不但可以认识我们所处的现象世界，而且也可以以这种思想方法为指导，用数学标准化的要求来驾驭和控制自然界，“因为，既然万物的隐秘结构和重复性规律可以被精确地把握，那么原则上讲，就有可能根据这种把握合理地涉及一个操作目标，而后借助技术手段将其复制或制造出来。” （3）这就说明，技术产生的最初形式是基于数学科学的理性的，“量化在与技术相连时是最为有效的，因为随着完全自主性的技术贯彻，人们可以被排除在外。量化提高了技术设计的基础。”（4）没有数学科学的诞生，技术就失去了它存在的理性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毕达哥拉斯学派才把人类所创造的物体理解成为“数字的具体化”；也正是从毕达哥拉斯开始，“量化的方法差不多已经变成了一种世界观，而这种方法又被等同于技术统治的世界观。”（5）人们逐渐达成了一种共识：世界不仅是由数学方式设计的，而且是以数学为基础的技术方式构建的；技术一方面可以以数学的方式抽象还原，另一方面也可以以数学的方式进行定量计算。人类对数学理性观念的确立，也昭示着人类以数学化为模型的技术化世界的到来，人类在对数学对于技术意义的充分理解和把握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关于技术的数学理性观念，而数学化技术理性的进一步发展，又是现代社会由蛮荒时代进入手工业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数学化的技术理性在物理学中的推广

自然的数学化和数学化的技术理性的形成，自然界成为一种可以用技术的自主手段预测、量度、计算和验证的集合体。“一旦量化发生，许多预测就会在数学模型之内得以进行，而不会有任何困难或反对。”（6）在技术理性的支配下，人们相信：只要抓住自然的运作规律，就可以以技术的方式来控制它、支配它，使其为人类服务。因此，技术理性所引发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17世纪自然科学的革命，而在自然科学革命首先是在物理学领域发生的，它构成了近代技术文明兴起的重要前提。

对技术的关注成为某种普遍的意愿是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后。一方面随着技术对自然作用力量的增强，进一步解放了人的体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丰富和充实了人类生存的物质需求基础；另一方面，技术的力量日益显示出它对人们思想解放的先锋作用。在技术中可以体现人的工艺或技巧水平，人类可以通过技术化的手段，把自己合乎自然规律的意愿表达出来，这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某种确证，因此也可以把技术的发展看作是人的本质的部分实现。在近代，继哥白尼创立近代科学以后，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根据数学的规律，用自制的望远镜观察天体，发现了许多天文现象，为哥白尼的日心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同时，他还进行了一系列物体运动实验，以精密的数字形式表述物体的运动规律，从而开创了物理学科学实验与数学逻辑相结合的先河。在此基础上，牛顿发现了物体运动的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由此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力学理论体系，实现了科学史上自然科学的第一次大综合，把过去一向认为截然无关的地球上的物体运动规律和天体物体运动规律紧密联系起来。“牛顿力学和他以前的力学的本质不同不只在于引入了数学来描述物体的状态，数学对物理学的帮助也不只因为它是一种更方便、更简洁、更清晰、更普遍的语言，而是因为它提供了最基本的概念。”（7）以这种基本的概念为指导，把物体的力学观念与物体本身联系起来，是牛顿力学为“数”和“形”的相互结合和有机构成，从而为数学向物质技术形态的过渡所作的贡献。牛顿力学的一个巨大功绩是把数学化的技术理性的观念带给了整个世界，它使人类开始以技术方面的努力去把握和控制自然，从而形成了近代科学的初步体系，成为一切机械、土木建筑、交通运输等等工程技术的理论基础，尤其是为技术的发展开辟了光辉的前景，使人类从此开始走向以技术的机械性为特征的机械化时代。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尔库塞指出：“胡塞尔从这一事实出发：自然的数学化终于确凿的实用知识，即终于‘理想化’的现实的结构。”“然而这一理想化结构是使得新实践界‘理想化’的理论和技术。”（8）

17世纪技术革命后，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机械化时代已经开始，这是牛顿力学和热力学相结合而得出的丰硕成果。蒸汽机的出现，是第一次科技革命的主要标志，它解决了纺织、采矿、冶炼、机械加工等产业一系列新机器的动力问题，结束了以木材为材料、以手工操作方法为主要特征的手工工场时代，使人类开始跨入了以大机器生产为主要标志的工业化社会。

随着技术理性与物理学的广泛结合，推动了机械技术发展的革命阶段的到来－－以电学为第二次技术革命为技术的发展开辟了一种新的能源。1831年，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定律；1864年麦克斯韦在他的思想影响下把全部电磁现象归结为一组数学方程（麦克斯韦方程）；1888年，德国物理学家赫兹用实验证实了电磁波的存在。由法拉第所创立的电磁感应定律，是发电机的理论基础，它使理论化的物理学知识通过技术的手段直接外化成为物质性的技术现实，为人类开辟了一种新的能源，使人类由“蒸汽机时代”跨入了“电气化时代”。以物理学为前导的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生活的状况，它使人们从此以后可以凭借现代化技术所能提供给我们的一系列成果，充分享受现代文明的恩泽；同时也使物理学与技术发展之间产生了全新的关系：一方面，技术科学的发明和创造，为物理学的进步提供了充分发展的余地，“这方面的明显例子是：观察和实验借助技术器具，它们为涉及物理秩序的问题寻求答案。在这种情形下，技术器具的功能表现在帮助物理理论的形成。”另一方面，“技术对物理学的这种帮助能够导致一种新的物理学知识，它反过来促进技术的发展。发现－－对物理分离的突然洞见－－能成为新发明的条件和先导。每一种发现，都使得发明得以出现的框架被增大。发明因而能在获得新的物理知识中被证明其有用。”（9）这说明，技术理性在物理学领域的广泛传播和使用，使标准化技术的发展成为现实，也使技术的社会组织进一步巩固；不仅如此，正是由于技术现象和技术成果的日益普遍化，技术在它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理性的观念，它把人类的思维不断引向技术万能的境地。卢卡奇指出：“技术的专门化导致了对每一个整体形象的破坏”，“一切都成了直接的东西，建立在专门化基础上的科学也同样卷入了这种直接性当中。这样的科学就要受到批判，因为它把现实世界撕成了碎片，使世界的整体的美好梦幻烟消云散。”（10）至此，由数学理性所引发的标准化、通用性和可重复性的技术逻辑开始吞噬人类复杂的理性思维，从而为日后技术理性在社会组织中的正式确立、社会所有的组织成为技术化的组织创造了客观条件。

三、现代社会组织标准化技术理性的普遍确立

近代社会技术革命的发生，使人们看到了技术对增加社会财富、提高生产效率、满足社会需求和增加剩余价值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它一方面刺激了资本家改变资本有机构成，通过扩大技术投入、扩大再生产规模从而获取超额剩余价值的欲望，迫使所有的资本家在较短的时间内改进生产技术，力图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企业中把技术所能带给他们的好处发挥到极限；同时，生产上的技术性要求也拓展到其他组织领域，使生产组织以外的组织都参照技术性生产组织的特点进行组织与规划，从而把所有社会组织都演变成为技术化的组织，即为技术的目的而生产、为技术的目的而进行管理的组织形态。这种局面的出现，使所有组织体系中技术比例增长与组织成员相互协调的问题成为当务之急，它就决定了传统组织理论关于工业企业组织的管理讨论的主题都是围绕着如何提高组织效率的环节展开。另一方面，技术在社会组织中的普遍扩展，也为整个人类社会组织发展提供了极其明确的发展方向。在技术发展到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组织更是有意识地把技术理性加以强化，作为国家政治组织的统治目标，即依靠技术的手段的威力把技术推广到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变政治的社会规范控制为技术理性的内在控制，从而使以国家为基础的社会组织演变成为以高技术的进步为依托、以效率逻辑为内在准则的社会组织状态，技术与效率的逻辑原则成为信息时代整个社会组织发展的唯一准则。可见，当技术自身的发展与特定的组织制度奇妙地结合在一起时，技术理性就成为该社会组织的主要运作原则和普遍的文化统治方式。这也是技术从手工时代、机械化时代到信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最终结果。

现代社会由技术的发展而形成的组织普遍的技术理性的确立，特别是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以技术标准化为标志的文化氛围，可计算性、标准化还原、职能的固定化等等成为一切组织现状的重要特性，也是组织控制和组织调节的唯一手段。信息时代的这技术种标准化的社会组织有以下两个主要特征：

第一，组织中理性知识的比重在不断增长。这种理性知识主要是指关于技术的理性知识，它在技术性的社会组织形态中起着稳定组织结构、协调组织关系和推动组织技术向前发展的重要作用，构成了知识经济时代的理论基础。“如果把技术看作是巨大的火车头、强有力的加速器，那么就必须把知识看成是它的燃料。”（11）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中，理性的技术知识正在成为维系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任何一个组织如果缺乏与组织存在与发展相应的知识体系，那么组织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就会受到瓦解的威胁。因此， “弗兰西斯·培根告诉我们：‘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用当代的术语演绎出来，就是：在我们的社会环境中，‘知识就是变化’，而知识积累的加速，为技术这个火车头提供燃料，就等于变化的加速。”（12）另一方面，技术理性的知识在组织中比重的增长，使组织呈现出某种整齐划一的标准化结构的倾向，所有知识都已经成为具有可计算性、可预测性的确定知识，它引发了规范化的组织设计－－组织技术一体化的趋势；特别是由于计算机技术在组织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更是加速了组织技术一体化，使组织由“人为”的组织变成为“技术化”的标准组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标准化的倾向在现代组织形式中存在着逐渐向社会政治组织渗透的趋势，即如M·韦伯所指出的那样，表现为科层制的政治控制的形成。H·马尔库塞在评论M·韦伯的科层制时指出，“科层政治的控制与日益增长的工业化是不可分离的；它把工业组织中得到最大程度的强化的效率，扩展到整个社会。”“而这一切都是由于它是‘利用知识进行统治’，即利用可确定的、可预测的知识，利用专门化的知识进行统治。确切地说，这是体制的统治，因为，基于专门化的知识，对这种体制进行扩展，只有当这个机构被完全调整到满足它的技术要求和充分发挥它的潜能的时候才是可能的。”（13）E·舒尔曼针对这一现象也进一步指出，一旦计算机技术成为现代组织的物理基础，即计算机技术如果侵入社会的政治生活，以计算机技术理性的知识取代整个社会的知识总体的地位，那么，它就会使社会政治的发展呈现出可怕的后果： “事实上，把有关现实的一个方面的知识与有关作为一个整体的现实的知识等同起来，或是允许它成为控制性的观念，乃是危险的。然而，当技术－科学思想不仅被绝对化，而且被授予支配其他任何事物的权威，以致于使它扮演着以致帝国主义角色时，事情恰恰就是如此。”“利用计算机的给予和结果，计算机专家们〔例如，如果他们卷入政治决策之中的话〕就可以为政治家们制定法律……民主制在这样一种计算机统治中就变成了一种怪物。”（14）

第二，组织中专业技术人员的大量增加。在组织中，技术理性的知识体系固然能够把组织的成员相互连结起来，而所有技术理性的专业知识都是由组织中的专业技术人员来承担的，现代组织更是如此。这些专业技术人员具备同组织发展的目标相应的专业技术知识，特别是在高技术已经成为当代组织结构的主体特征的今天，技术标准化对组织的影响越来越重要。它一方面促使组织大量吸纳具备高科技知识的专业人员以增强组织的立足之本，另一方面，由于高新技术的应用，势必会促进组织成员内在的社会规范标准的提高；高新技术的发展使组织的分工越来越细，高度技术性的工种把组织的各个成员日益固定在特定的组织目标中的某一环节之上，从而使组织成员“自觉”地把技术的规范看作是自己应该固守的社会规范，技术标准化的社会分工也就日益替代原有的社会分工形式而更加具有垄断性，成为组织主导性的构成方式，这就使社会组织的分工理论获得了其新的形式和内容。

现代社会技术标准化对社会组织形态的构建，技术理性在现代社会组织中的普遍确立，组织专业技术日益的大量增加，促使了西方社会中“技术决定论”思潮的产生。这种局面使现代西方社会组织中的职业分配产生了分化，促进了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工具积聚发展了。分工也随之发展，并且反过来也一样。正因为这样，机械方面的每一次重大发明都使分工加剧，而每一次分工的加剧也同样引起机械方面的新发明。……总之，机器对分工起着极大的影响，只要一种物品的生产中有可能用机械制造它的某一部分，生产就立即分成两个彼此独立的部门。”（15）现代组织以技术为基础的分工客观上造成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一部分组织的成员以生产资料的占有、技术知识为基础，成为组织统治者或组织技术权威，另一方面，失去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绝大部分组织成员则把自己作为人的存在交付给技术所支配，成为技术化组织中固定的“角色”。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进步表现在劳动社会化上面，而这种社会化必然要求生产过程中的各种职能的专业化，要求把分散的、孤立的、在从事这一生产的每个作坊中各自重复着的职能变为社会化的、集中在一个新作坊的、以满足整个社会需要为目的的职能。”（16）通过这种技术化的职能角色向社会的扩展，于是，整个社会组织就变成了技术化控制的社会组织。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化的组织形态中，这种高度技术化的现实迫使社会政治组织以技术的效率来衡量组织发展的成败，而政治组织对技术的普遍关注则超出了对组织中人的利益的关注程度。M·韦伯指出：这种情形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组织中表现为资本主义特殊形式的统治“合理性”－－技术的必然性，它是一种以“货币计算的特殊形式”为特征的社会组织形式，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则是这种技术必然性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历来的重点在于技术发展的经济制约，今天尤其如此。没有合理的计算作为经济的基础，也就是没有极为具体的经济史上的条件，合理的技术也不会产生。”（ 17）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技术理性的发展与制度构建已经是难舍难分，但从总体上说，技术理性的原则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统治的特殊目的和利益并不是‘随后’ 或外在地强加于技术的；它们进入了技术机构的建构本身。技术总是一种历史－社会的工程：一个社会和它的统治利益打算对人和物所做的事情都在它里面设计着。这样一个统治 ‘目的’是‘实质的’，并且在这个范围内它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18）哈贝马斯也指出，现代组织，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统治的“合法性”的问题就是把技术的合理性当作统治的唯一合法形式，并日益把它当作新的社会意识形态；贯穿于“技术统治论”意识的是对人的压抑，它试图用控制自然的方法来控制社会。标准化的技术“使用以论证社会生活组织的标准脱离开相互作用所作的合乎规范的调节，并从而将它们非政治化。取而代之，它用一种公认的有目的－－合理的活动系统的功能把它们固定下来。”（19）这就清楚地说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把标准化的技术当作控制整个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的新的统治形式，这种标准化技术化的社会现实是构成组织理论中“角色理论”的基础。

总之，技术的发展在它自身的演变过程中、在制度的规范下逐步由自然属性的技术状态走向了以技术控制的理性状态，从而完成了理性的技术向技术的理性的转换，使技术以一种文化的方式出现在人类社会组织中：技术及其发展结果既是一个客观的物质过程，同时又是一个理性的再现过程；技术及其发展结果既可以作为对理性存在和发展成果的总结，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客观物质根据，也是社会组织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技术之中有理性，技术是理性的产物，从这一点来说，技术是“理性的”技术，是人类理性的再现和表达；而一旦技术的思维在制度的层面上以理性的形式被确定下来，则会使理性走向它的片面化，成为“技术的”理性。由此可见，从理性的技术到技术的理性的过渡，一方面说明了技术本身发展的轨迹，另一方面也说明由于技术不断向理性化方向发展，导致人类理性本身的范围在不断地缩小，并且日益走向片面发展的境地。它体现为：人类理性越发展，技术发展就越明显；反之，技术发展越迅速，表明理性的发展越深入，也越容易走向片面；而要使技术的理性以人类的技术理性为依据，关键是对导致技术理性的制度进行变革。不过这已经超出了本文所及的范围，留待另文阐述。

注释：

（1）（2）（7）〔美〕M·克莱因：《数学：确定性的丧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 97年，第2、4页、第3、5页、第49页。

（3）张凤阳：“技术理性与现代人的经验方式”，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第10 1页。

（4）（5）（6）（9）（14）〔荷〕E·舒尔曼：《科技时代与人类未来》，东方出版社， 1995年，第348页、第345页、第347页、第50－51页、第377－378页。

（8）〔美〕H·马尔库塞：《单面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38－139页。

（10）〔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104页。

（11）（12）〔美〕A·托夫勒：《未来的冲击》，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第2 8页。

（13）（18）〔美〕H·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类困境－－马尔库塞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第95－96页、第106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4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3页。

（17）〔德〕M·韦伯：《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88页。

（19）〔德〕J·哈贝马斯：《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第106页。引自陈学明：《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论述评》，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2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