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承负着整合传统社会生活并维系社会内部的文化生态平衡的功能。它对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思想、教育、经济与社会生活的运行均起到枢纽与调节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分析科举制度对传统社会的整合作用，来研究这种制度在近代变革中的消失对 20 世纪现代化的长远影响。在一个民族的现代化过程中，是否有可能调动其原有的传统制度文化资源，来缓解社会转型过程的整合困难，并尽可能减轻现代化转型所引发的社会震荡？本课题的研究或许可以提供若干有益的启示。

　　一

　　历史上中国传统官僚集权社会的社会精英，主要是由地主、士绅与官僚这三个阶层角色构成的。这些社会阶层各自在经济、文化与政治上承担着维系社会生命体的组织功能。

　　自隋唐以来迄至近代，传统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上述这三个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着相对频繁的横向流动。而这种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主要是由科举制度来实现的。例如，地主与庶民子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取得秀才、举人这样的士绅的身份，士绅则又可以进一步通过更高层次的科举考试而成为官僚政治精英。而官僚精英则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势与影响，通过所授予的职份田以及通过购置田产，进而在经济上成为士绅地主。在传统中国社会里，由于官僚的身份不是世袭的，而一个官僚在退出仕途之后，在传统中国约定俗成的财产继承方式的制约下，他的田产又在数个儿子中均分，这样，其后人则很容易在二三代以后又下降为平民。而平民又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而取得功名，从而再次进入上述地主、士绅与官僚之间的精英循环过程。

　　在中国历史中，“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表明中国社会内部的稀缺资源（财富、地位、权力与名望等等）分配过程存在着相对频繁的流动。自隋唐以来迄至近代，由于科举已经相当制度化，中国社会很少能看到其他文明社会中存在的数百年乃至数十代延绵不绝的世家贵族，“世家无百年之运”，为社会精英的“君子”所享有的稀缺资源的非连续性与“五世而斩”的代际更迭，正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较高频度的社会流动性的具体写照。

　　可以说，中国传统社会正是以科举制度为枢纽，在平民与精英之间，以及在社会精英的三大主要阶层之间，形成周而复始的循环与对流。就传统官僚专制社会所具有的社会流动程度而言，中国可以说是人类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具阶层开放性结构的社会。无论是西欧的领主封建社会，日本藩封制社会，还是印度的种姓社会，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封闭性的阶级等级制度，而不具有中国传统社会如此高度的社会流动性。二这种社会流动性究竟对中国文化生命体的特点、延续与发展有什么意义？

　　首先，这种体制使历代统治者可以不断从平民阶层中补充新鲜血液，吸纳在智识能力上更具有竞争力的优秀分子。除了娼优等少数贱民之外，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任何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攻读生活，通过科举制度提供的“金榜题名”的相对平等机会，进入统治精英阶级。而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则在同一社会循环中又不断流动出政治领域。由于这种结构类似于近代“科层制”的开放性与自我更新，中国传统社会的精英层始终处于不断吐故纳新的过程之中，科举制至少是形成这种社会新陈代谢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在科举制度下，精英层之间的流动与上下层级之间的流动性，使文化知识与教育的覆盖面，高于以身份等级为基础的结构封闭性的社会。这一点可以通过历史比较看出来。隋唐以前，在九品中正制这种封闭性的人才选拔制度下，功名的获取所依据的条件，是世袭的身份，而不是个人的努力与知识积聚的水平。文化知识的传播范围，往往局限在少数具有贵族血统或较高的世袭身份等级的阶层中。整个社会缺乏强大的获取文化知识的利益激励机制。而在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下，功名、地位与权力这些社会稀缺资源的获取，是需要社会成员以获取这个社会的主流知识文化为基础的，这就使社会的文化教育覆盖面，在科举制度下达到近代以前最为广泛的普及与提高。而国家与政府却可以不必为实现文化教育的这种相对普及支出巨额的教育经费。正如一位清末人士所指出的，“科举办法，士子自少至壮，一切学费，皆量力自为。亦无一定成格。各官所经营，仅书院数十区，（费用）率多地方自筹，少而易集，集即可以持久，无劳岁岁经营。” [1]

　　第三，使社会价值的高度一体化。造成这种价值一体化的原因是，一方面，只有按照统治阶级钦定的儒家经典所主导的价值规范来应试的人，才能获得功名地位，这就使得士人为应试而浸淫于儒家经典的过程，自然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学习以儒学为立身行事的标准的社会化（ Socialization ）过程。另一方面，由于在士绅、官僚与地主这三大社会精英层之间存在着相对频繁的社会流动，这就使儒家价值规范在各精英阶层的对流中得以广泛的认同与普及。于是中国也就成为以儒家文化为主流文化的一统天下。

　　第四，在社会稀缺资源追逐过程中，失败者自然会有一种挫折感，而科举制度却有着一种可以称之为“自我消解挫折感”的功能。这是因为，每次科举取士虽然只有少数幸运者获得功名，但由于科举取士没有年龄限制，这样，它就为每一个失败者始终保留着下一次成功的机会与希望，而只要存在着这种机会与希望，个别的科场失意人固然可能成为现存秩序的反叛者，但群体性的社会不满就不会凝结起来，而且不会形成对现存秩序的巨大反抗性的政治参与压力。这一点与近代学堂教育制度颇有不同。

　　这样，一千多年以来，科举制度也就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整合与社会凝聚机制。它也在长期的历史中，造就并形成中华民族特定的政治文化心理与价值。它使传统中国人重视儒家知识、重视以儒学为基础的教育与风俗成为天经地义。以科举为核心的教育制度与精英选拔制度，既是维系社会精英与政治精英相互依存关系的纽带，也是维系社会各阶层对君主、儒家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威效忠的基础。

　　自隋唐以来，中国文化之所以经过多次的朝代更选和“以马上平天下”的外族统治，却始终保持大一统的文化价值体系，乃是因为任何朝代的统治者，必须依靠士绅官僚来实施其对社会的治理，而在科举制的铸模中，士绅阶级则已经是被儒学规范定型化了的阶级。他们在文化价值上有着同样的“基因”，他们可以在为任何统治者效忠的过程中，像春蚕吐丝那样，不断复制出同样的文化价值。中国在近代以前之所以没有出现春秋战国时代那种文化上的多元化，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即儒学之所以具有如此悠长的历史连续性与生命力，从制度层面上来说，可以从科举制这一简单的事实中得到解释。

　　然而，众所周知的是，社会文化价值的高度一统化，又导致社会文化缺乏活力与生气。“科举文化”不需要原创性、背诵经典条文的求同思维，对于科举考生来说，远比探索未知的精神与物质世界所需要的求异思维更为重要。久而久之，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群体心理，也就蜕变为牵文拘义、循轨蹈矩、重守成而轻创新的积习。在以制艺为人生追求目标的士人们看来，丰富的历史文化就被简单地解读为“十六字心传，五百年道统，圣人之学不外乎是”的僵化教条。清末保守派士大夫的代表人物叶德辉之所以反对任何变革，乃是因为在他看来，孔孟之道，“乃大经大法，凡吾人所欲言，无不于数千百年前言之。”这种陈腐保守的思想观念，可以说正是科举制所造成的文化思维定势的必然结果。

　　于是，在前现代时期的中国，一种最具阶层开放性的制度，又恰恰与最为封闭的思想模式有机地结合为一体并世代相传。开放性的阶层流动与精英新陈代谢，是这一制度的优点，但它们却被充分利用来巩固大一统的意识形态信条与士大夫官僚的定型化的思想行为模式。

　　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这种社会整合机制支配下的国家和社会建制，以及这种建制下的中国士绅官僚精英阶级，是无法应付民族危机和现代化挑战的。自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的新型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消极面的批判乃至愤怒声讨，可以说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对作为这种整合机制的基础的各项制度进行改革，便成为清末新政的当务之急。

二

　　在改革科举制度的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之后，在如何改革，通过什么方式来进行改革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选择。

　　第一种选择是渐进的变通的方式。清末新政初期，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在 1901 年和 1902 年初向清廷呈交的“江汉三奏”的改革建议中，就主张通过“变通”的方式来改革科举制度。他们主张在科举考试中增加考试“各国政治地理武备农工算法”的内容，并建议留学学成归国者经清政府复试可以取得进士贡士的资格。清政府接受了这种改革思路，在清末新政初期，改革科举制度的办法也是渐进式的，例如辛丑年（ 1901 年）七月，清廷命自从此为始，乡会试等均试策论，不准用八股文程式，并停止武科考试，等等。此后，取消科举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清廷的主政者在具体措施上还是渐进的。 1902 年张之洞首先提出十年内逐步废止科举制度，这一建议受到清廷采纳。方法是每科取士名额递减，分三科减尽，十年之后，一律从学堂取士。

　　第二种选择则是立即彻底废除科举。其代表人物有袁世凯、端方等人。清廷认为他们的奏议“不为无见”，此后不久，端方与袁世凯的废科举的建议被清廷采纳。清廷于 1905 年采取更为激进的彻底废止科举的措施，其理由可以从袁世凯、端方的奏议中看到。该奏折的大意是：——根据现在危迫情形，实同一刻千金，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悻得第之心，不能专心一致砥砺新学，民间更是相率观望，而且，私立学堂极少，公家财力有限，不可能普及学堂。因此，如继续采取渐进方式，新式学堂 就没有大兴的希望。——即使现在立即废止科举，遍设学堂，也要等 10 多年之后，才能培养出足够数量的各类人才。如以渐进的方式废止科举，那么要培养出所需人才则要到 20 年以后。而在强邻相逼的窘迫环境下，中国大局必然危殆。——学堂最为新政大端，学堂对开通民智、普及教育、培养合格国民有根本的作用。因此，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不能坚定，民智不能大开，故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 [2] 从以上奏折内容来看，端方与袁世凯等人之所以要求迅速废除科举，其理由是，由于人心恋旧，从而妨碍了新制度的建立与开展，他们认为，在危机深重的情况下，只有迅速地取消科举制，才能釜底抽薪地消除人们对旧制的依恋，迫使士绅知识分子接受新的教育制度。这种“先破后立”的观点，反映了当时主流精英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思想方法。他们注意到了科举制度的固有惰性对变革的阻力，并且以此作为彻底废除科举的理由，而又以中国所面临的危机压力作为迅速废除这种制度的根据。但他们却较少考虑到，这种作为现存社会有机体的组成部分的制度一旦突然取消将可能在社会整合上引发的问题。此外，他们也很少考虑到，一种新制度的建立与发挥成效，并非简单地“破旧立新”就能达到，新制度的发挥效能尚需要一系列的复杂条件的配合。

　　激进的废除科举派实际上忽视了改革所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原则，那就是严复所指出的“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一种富有成效的改革必须尽可能避免整合危机所引起的社会震荡，这就必须在新旧规则之间形成一种过渡的连续性。对科举制度不是采取变通，而是采取迅速取消的办法，其结果是，一方面，变革旧制而导致传统的社会整合方式的丧失，另一方面，新的社会整合方式（例如学堂教育体制）又无法单凭体制改变而及时形成，由此产生严重的社会脱序和社会整合危机。

　　三

　　这种取消科举的“休克疗法”至少导致以下几方面的消极后果。

　　第一，由于原有社会凝聚机制的急剧瓦解，社会成员从原有的生存结构中脱离出来，又无法被新的生存结构所吸纳，从而迅速“游离化”。这种“游离化”社会群体，对清末及民国初年的社会转型过程构成巨大的政治参与压力，并进而引发急剧的社会震荡。造成这种“游离态社会动员”的原因是，一方面，大批士绅知识分子失去了通过原有的儒学知识资源获取仕途的指望，又由于年龄、知识结构、经济能力等种种原因，而无法进入新学堂，因而产生群体性的对现实的疏离与不满。这一点正如当时人指出的：“科举初停，学堂未广，各省举贡人数不下数万人，生员不下数十万人，中年以上不能再入学堂，保送优拔人数定额无多，……不免穷途之叹。” [3] 另一方面，旧的人才选拔制度虽然可以一夜里取消，然而新的制度却又无从在短时间里相应建立，办理学堂的条件远远不会因为单独废除科举考试制度而相应地自然成熟。如师资、教材、经费、毕业后的出路、校舍等问题，均难以在短期内解决。正如当时有人指出的，“各省学堂经费匮乏，无米可炊，力不能支，提学纷纷请款，而官力民力罗掘俱穷”，以致出现学堂因缺乏经费而停办。当时许多士绅知识分子认为，科举制度的取消，乃是“竭全国之精华，成现形之恶果，此诚可长太息也。 [4] 在清末新政时期，新式学堂的创办，决非像一举废除科举那样容易。当时的现实是，由于“地方贫困搜刮已穷，以致一县之中延至一二年，不能有一完全之学堂以资教育，官司苟为敷衍，人才坐见消亡。”出现“（书）院（学）堂两无，中西并失”的情况。 [5] 这样就出现大批既无法进入新式学堂，又无法通过科举取得功名的“无根人”。民国初年的名记者黄远庸把这些游离分子称之为对社会稳定具有破坏力的“游民阶级”。原来效忠旧王朝的士人阶层成为不安现状的游离分子，这不但使现政权陡然失去原有的社会支持基础，而且也使传统的联结社会各阶层的聚合力急剧削弱。其次，由于科举制度的废止，进入新式学堂与出国留学便成为士民获取功名和社会地位的主要途径。据统计，到 1907 年，中国到日本的各类留学生的总数已达 7000 余人。然而，晚清的中国作为一个起步伊始的后进现代化的国家，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发展程度，还远远无法提供足够的位置与就业机会来吸纳纷至沓来的从新式学堂中华业和留学归国的青年知识分子。这样，在科举废除之后，清末民初的都市中与各省充满了大批因无法就业而对前途深感失望的青年知识分子。这些处于游离状态的人们，由于社会地位的不稳定，前途的渺茫与心理失落感，就以异乎寻常的速度，急剧地涌入政治领域。纷纷竞奔官场，以争取权力、地位与财富资源，成为新政时期与民国初年的“政治参与膨胀”的巨大力量。另一方面，革命的情绪也最容易在这一富有理想而又在现实生活中备感绝望的处于“游离态”的青年知识分子中发展起来。

　　科举制度取消所产生的第二方面后果是，群体性的社会心理挫折不断聚结为反体制的力量。二千年以来，中国士绅知识分子以当官为人生基本追求目标。在官本位社会心态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科举制度却突然取消，并被学堂教育取代。然而，学堂毕业是一次性的，它不像科举制度那样，可以无限期地对所有的落第者“许诺”“下一次机会”，正因为如此，清末的学堂制度不存在对功名追求者的挫折感的自我消解机制。每年将有大批学生从学堂毕业，并理所当然地要求政府满足其进入仕途的要求，而由于客观条件所限，这种要求注定得不到满足，这种挫折感便形成群体性的社会不满。这是 20 世纪初期以来政治参与膨胀的重要原因之一。换言之，清末新政推行的社会变革所实现的新的社会整合机制的发育程度，远远不足以制衡和吸附旧体制瓦解后大量出现的社会疏离分子和新型人材。正是这些在新政改革中产生的社会势力和青年团体，成为这场变革运动的主要掘墓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清末新政这场在传统集权体制下的社会改革运动，几乎就成了不断“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的社会动员过程。

　　第三，由于科举制度是以儒家的政治标准和价值来选拔人才、凝聚人心和构成获取地位、名望和权力的基本途径的，科举制度的废止，从长远来看，就使国家丧失了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的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这就导致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资源与新时代的价值之间的最重大的一次文化断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由于科举制度在 1905 年的废止，从而使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与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正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科举制度的激进改革，起到了与清末新政的改革推行者意愿相悖的“釜底抽薪”的结果。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新政的）舵手在获得一个新的罗盘以前就抛弃了旧的，遂使社会之船驶入一个盲目漂流的时代。”这位作者还认为，中国的困难的实质在于，这种过渡阶段破坏了久经考验的选拔精英的程序，科举制度的废除，破坏了经典教育，严重地削弱了传统价值的影响。代之以毫无章法可循的局面。 [6]

　　第四，在科举废止后，由于士绅阶级的消失、宗族制度与义田制、学田制的崩解以及由此造成的宗族学堂的衰落，在中国相当一部分地区的农村，文盲率反而较之传统社会更为上升。中国近代与现代之间在文化上的断层，至少可以由此得到部分的解释。综上所述，科举制度的取消对中国现代化造成的困难在于，原有的形成社会精英的方式由此而发生突然的断裂。正如一些研究者指出的，曾经由科举制度给社会提供的内聚力量，在其后几十年中一直都没有恢复过来。科举制度的取消既然产生如此多的消极后果，这是否可以得出一个保守倒退的结论，即中国根本不应该进行以科举制为核心的教育体制改革？显然不应得出这样的结论。变革不适应于时代要求的旧制度，毕竟是历史的大趋势。但采取什么方法，使制度改革可以取得真正的效果，则应是改革者考虑的最为关键的问题。这里，杜亚泉对科举制改革的反思值得重视，这位民国初年的政论家认为，如果在最初考虑改革科举制度的具体办法时，不是简单地废止科举制度，而是“稍稍改其课士之程式，简（选）稍通时事之儒臣，典试各省，依今日之教科门类，列为试题，以定取弃。”那么，这种科举改革所产生的效果，会比单单废除科举而建学堂的效果更好。 [7] 如何理解杜亚泉的上述观点？

　　科举制度本身无疑是一个民族长期历史演进中凝聚起来的制度文化资源，它在中国人的心理积淀中渊远流长。如果保留科举制的形式，使之稳定广大士绅知识分子的竞争心，并使这种竞争心纳入现存秩序的基本框架之内。在这一前提下，进而改革科举考试内容，使考试科目更具现代性，那就可以在保持士绅知识分子的竞争心理的同时，进而引导、激励社会人心趋向新的目标与方向。以这种“旧瓶装新酒”式的变通方式来改革科举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传统制度资源，为实现新旧制度与文化的转型，提供缓冲与衔接。五自 20 世纪初期以来，一个严重的事实是，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生态开始出现严重的断层。农村文化生态平衡不断失调与退化，农村对城市过度依附并失去其自主性，这些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重大问题，均与科举制度的取消有着密切的关联。众所周知，在传统中国农村社会，存在着一个以士绅为主体的精英阶级。科举制所造成的社会流动性，使中国的农村社会存在着独立于城市的文化系统，这一文化系统是由士绅地主、宗族组织与相应的宗族学校私塾构成的。根据潘光旦与费孝通对近 900 个进士的一项研究，明清时代的一半进士家庭来自农村。 [8] 而有功名的中下层农村士绅在士绅中所占比例则更多。他们是中国传统农村文化系统的主体。

　　在传统科举制度下，农村士绅通过科举所拥有的士绅身份，是保持其在农村中的精英地位的基础。他们正是借助这一身份与地位，获得社会的尊重，并成为农村社会与文化生活的主导者与组织者。正如张仲礼先生所指出的，“绅士作为一个居于领袖地位和享有各种特权的社会集团，也承担了若干社会职责。他们视自己的家乡福利增进与利益保护为己任。在政府官员面前，他们代表了本地的利益，他们承担了诸如公益活动、排解纠纷、组织修路筑桥、开河建堤等公共工程，此外，还组织地方治安，征税，弘扬儒学，兴建学校等农村社会生活的各项工作。” [9] 在这一文化系统中，由于宗族所拥有的相当数量的学田、义田、义学的存在，相当一部分同族子弟不分贫富均可以通过就读于本族的宗族学校，获得一定的文化知识，并成为农村的准文化人。据一些国外学者统计，近代以前，中国南方农村不少地区的识字率比 20 世纪 20 、 30 年代更高，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可以从这种农村精英文化系统所维持的文化生态平衡得到解释。

由于这一农村文化系统的存在，中国农村社会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自主性。这是因为，传统农村士绅起到了国家与农村社会的中介作用。他们一方面代表官府向农民征税，另一方面又利用他们的特殊身份地位，而对官府保持自己的影响力。这就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农村地方利益的代言人。然而，由于科举的废止，对于农村士绅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此后中国农村中不再存在一个稳定的士绅阶级来充任农村文化生活与社会生态环境的组织者与调节者。另一方面，学堂则成为跻身政界的唯一出路，而 学堂均在省城和京城，又由于城市集中着财富、名位、权力这些社会稀缺资源的巨大优势，这样，自民国以来，就出现了大批农村知识青年源源不断地被城市吸纳并脱离农村的“无根化”过程。农村知识分子大量地单向地向城市流动，并在城市中去寻求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的机会与空间，是清末民国以来社会变动的一个基本趋势。与此同时，由于农村文化人缺乏再生机制，农村文化生态从而持续退化与空洞化。在这种背景下，农村基层的权力结构发生什么变化？正如美国学者杜赞奇所指出的，“到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政权落入另一类型的人物之手。他们大多希望从政治和村公职中捞到物质利益，村公职不再是赢得公众尊敬的场所而为人所追求。” [10] “传统村庄领袖不断被赢利型经纪人所取代，村民们称其为‘土豪’、‘无赖’或‘恶霸’。这些人无所不在，影响极坏。……进入民国之后，随着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土豪劣绅乘机窃取各种公职，成为乡村政权的主流。” [11] 可以说，民国初年以后，主宰农村命运的，正是这样一些没有文化、甚至只有反文化的社会阶层。

　　在传统中国农村社会，士绅地主固然是在经济与政治上对广大农民进行剥削与压迫的食利阶级，但他们毕竟在相当程度上承担着由儒家思想所规定的社会伦理责任，并承担着农村文化生态平衡的组织、以及农村文化传统的延续的功能。面对官府，这些士绅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农村社会自主体的利益。而民国以来的土豪、恶霸地主、地痞流氓与“刁民”，他们以国家在农村的代理人与收税人自居，成为国家专制主义对农民进行巧取豪夺的最直接的帮凶。由于传统农村文化生态的彻底崩坏， 20 世纪初以来，农村的自主性与自治性，随着农村士绅阶级的消失，而不复存在。而土豪地主、恶霸则更是肆无忌惮，这几乎是民国初年以后不断恶性循环的历史过程。人们应充分意识到这一变化对中国后续现代化的意义。

　　科举制度的取消，实际上只是中国农村文化生态失衡的开始，农村智力资源向城市的单向流动，此后数十年从来没有中止过。除了那些心存田园浪漫情怀而下乡过几天“悠然见南山”悠闲日子的城市文人雅士外，农村不再是吸引人们的去处。随着户籍制度的严格化，随着工业化造成的剪刀差的形成，农村所拥有的稀缺资源的相对贫困化只能是变本加厉。城市与农村的差距不断扩大，它所造成的历史后果，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现代化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

注释：

[1] 黄运藩：“请变通学务造呈”，《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 982 页。中华书局， 1979 年出版。
[2] 端方：《端忠敏公奏稿》卷六“请停科举折”。
[3] 《光绪朝续东华录》，中华书局出版，第 5 册第 5488 页。
[4] 李灼华：“学堂难恃似请兼行科举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 993 页。[5] 同 1 。
[6] 〈美〉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8 年出版， 336 页。
[7] 杜亚泉：“论今日之教育行政”，《杜亚泉文选》， 21 页。华东师大出版社， 1993 年出版。
[8] 转引自〈美〉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城市研究》，中译本， 138 页，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9] 张仲礼：《中国的绅士》，中译本，第一章，第七节，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10]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4 年出版， 149 页。 [11] 同上书， 23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