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全球一体化的强劲趋势下必须确立新的政治、经济、文化观
人类正在面临着一个新的世纪,同时面临着一个全新的信息社会,人类在从野蛮走入文明以来,不同的人群从各自的历程共同走到了一个地球村的时代,一个全球一体化的时代。面对着新时代的挑战,走向成熟的人类必须使自己的观念适应这个全新的时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国际政治观都是从国家本位出发,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的国际政治生活中的政治观将不仅从国家本位而且同时从人本位和全球本位出发。但是,由于冷战的干扰,在国际政治的实践上,在相当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没有体现了反法西斯同盟国通过联合国宪章确立的新的国际政治观念,而是部分地重蹈了历史的覆辙。冷战结束后,二战结束时反法西斯同盟国确立的新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活动原则才真正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实施。新的政治活动不仅要维护地球上每一个国家的利益,而且必须同时也要维护全人类的利益和每一个地球居民的利益。因此,学会在一个多样化的世界上彼此尊重,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将是新的政治观的核心。
在以往人类的历史上,一个国际社会中的独立政治单位,即有权处理对外关系的行为主体,都是以自己的实力为后盾,追逐或捍卫自己的利益。在人类古代社会的政治单位中,除了类似斯巴达城邦直接从部族首领演进而来外,大部分政治单位的权力发生过程都是通过暴力的。因此,用暴力维持和改变现存秩序成了不同政治集团唯一的或主要的政治手段。在人类的集团对外交往中,从部落、部族到邦国,暴力始终是与经济文化交往并行的主要的和最终的手段。长久的潜移默化,人类习惯了政治生活中的暴力、奴役和侵犯并强迫他人服从自己的政治手段,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容忍了以奴役和劫掠为政治目的的行为。
唯一的例外,是古希腊梭伦改革后以雅典城邦为代表的古代希腊世界民主政体的城邦国家。国家政治权力的发生不是通过暴力,而是在享有公民权的公民中选举产生,城邦的诸如内政外交宣战媾和等重大事务也由公民大会进行表决。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创举,体现了尊重生活在共同政治区域内每一个公民权利的思想,在这里,国家权力属于全体公民,国家是公民的国家。这是人类在政治观念上一次开创先河的革命,也是人类政治生活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和质的飞跃,它第一次在人类政治生活中在尊重民意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发生社会的公共权力并以和平的方式对此权力进行交接。它按照公民的意志通过选举产生政府领导,建立了公共生活中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的民主政治原则,并且以这种方式定期的和平地更换政府。在这里国家政治权力的发生第一次排除了暴力和神话,而是运用每一个公民的独立思考和判断在自由选举中和平产生。由于古希腊城邦绝大多数都是以母邦分裂繁殖的方式产生,一部分公民一但从母邦分离建立了新的城邦,他们的新城邦便在权利上与母邦平等,但他们与母邦和其它城邦之间文化商业交流密切,内部的民主政体形成的政治文化,在处理各城邦外交关系时更容易趋向尊重对方权利。他们的城邦大都以工商业立国,对外贸易不仅是希腊诸城邦之间的重要关系,而且是城邦国家和地中海沿岸国家之间的重要关系,因此,在城邦之间建立和平贸易的惯例和规则是希腊社会进一步繁荣和发展的保障,这样古希腊城邦国家间进行的最有意义的政治活动就是签定了一系列外交条约,这些条约规定了国际间应遵循的准则。这是人类文明社会建立的第一个国际法体系,它为人类社会各国间和平交往和共同繁荣迈出了第一步。尽管,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古代希腊文明走向衰落,但古代希腊文明无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无论在政治观念还是在政治实践上都给人类社会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以欧洲为中心的近代国际法体系可以说是建立在古代希腊罗马文明基础之上的。近代国际法体系的建立是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开端,它使国家与国家之间或一国公民的信仰与他国公民的信仰不同时,在划分彼此利益并彼此尊重对方利益和信仰的前提下通过契约来规范各自的行为和仲裁纠纷。这一立法精神体现了在当时的欧洲国际社会中被三十年战争拖得疲惫不堪的各国君侯们,在根据实力划分各方利益的前提下,通过契约建立秩序的和平意愿。从此,欧洲国家通过国际会议签订国际条约逐步建立了近代国际法体系。当然,这些国际法在20世纪上半叶以前,主要适用于欧洲或各列强之间。即使存在着国际法但欧洲列强之间在国际政治的观念和实践上依然是以损人利己为目的,甚至不惜兵戎相见,更不要说对世界上其它相对落后的弱小国家了。
但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美英两国大西洋宪章的发表到联合国宪章的诞生,体现了政治活动要尊重国家主权和尊重人类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权利的人权(包括民族自决权)这两大精神的新的国际政治观。二战后对发动战争侵犯他国主权破坏国际和平的战犯的审判和对迫害犹太人和侵犯其它各国人民人权的战犯的审判,正是在司法上体现了这两大精神。直到今天全世界仍在以永不可赦免的“反人类罪”也称“戕害人类罪”不断地缉拿二战中迫害犹太人的战犯,而1997年法国对前维希政权职业文官帕蓬在其职权管辖的范围内参与执行德国占领当局的迫害犹太人的行动的审判,更是把尊重人权的政治观念、道德理念和司法实践提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高度。向来保守的瑞士银行1997年在各种人权组织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改变传统的作法,公布了以被纳粹迫害致死的犹太人为主的“不活动账户”名单,也是人权理念对传统金融制度的新的规范。今天,中国人民对二战中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和日军731细菌部队的谴责不仅包含了对日本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的谴责,而且包含了对日本法西斯惨无人道地践踏中国人民人权罪行的谴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维护世界和平和各国主权,保护世界各国人民的人权并促进各国人民的幸福繁荣是国际政治活动的宗旨和目的,是当代占主导地位的国际政治观。体现在国际法(构成当代国际法体系的法有相当部分是各国签署承诺遵守的各种多边国际公约、宣言)上是在立法的方面进一步向着全球性、全人类性和公平性方向发展。尤其是联合国的建立,为全球一体化进程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二战后,原属殖民地的广大亚非拉国家争取了民族独立,这都是运用联合国宪章中民族自决权所赋予的合法权利进行斗争得来的。联合国在这一过程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二战后,科学技术的进步已经使世界各地的空间距离缩得很短,地球变得越来越小,全球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生态环境上已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但是由于冷战造成的两大政治军事阵营在全球范围内的战略争夺和军备竟赛,不但造成了局部的战略军事冲突,影响了二战后建立的新的政治观的实现,还使世界处在核战争的阴影之中,最后,核武器的发展,使核大国不得不面临在核大战中不但没有胜利者而且只能是全人类共同毁灭的尴尬局面。面对这种新局面,不断进行武器竟赛的核大国领袖不得不进行新的政治思维并采取积极的行动结束了冷战。显然,理智告诉他们政治对手的共存比同归于尽更为可取。同时,随着战后50多年人类社会的长足进步,在世界人民、进步国家、联合国及其下属的安理会和有关人权、难民、粮食、儿童、妇女等机构与众多的非政府组织、跨国民间组织的不懈努力下,今天,维护世界和平、尊重各国主权和人民的基本人权已成了国际社会和世界人民的共识。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和各国内部政治生活中暴力日益成为人们谴责的对象,用和平手段解决政治分岐和冲突成了当今人类社会在政治观上达到的一个新水准。当然,90年代以来对于那些逆历史潮流仍然用暴力侵犯他人破坏世界秩序的某些势力,国际社会还不得不在一些情况下使用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强制措施。但这种军事手段在更深远的意义上说,是在执行维护世界秩序的国际警察的功能。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各大国对以核武器为主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裁减和对军队的裁减,使世界向着更加和平与安全的方向发展。从二战结束到60年代第二次全球民主化浪潮和从70年代中从南欧的北部巴尔干和伊比利亚半岛开始的,席卷拉美、东南亚、东北亚、小亚细亚及个别阿拉伯国家、东欧、前苏联、南部非洲等20年之久的第三次全球民主化浪潮(1),使得民主和人权理念在全球更加深入人心,独裁和暴政在世界人民心中和国际社会中日益遭到谴责和孤立。
冷战结束后,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在国际社会不懈努力下,以南非德克勒克和曼德拉为代表的两大政治力量,摒弃了以往的暴力手段,以标志着当代文明最高水准的方式,在1994年和平地结束了罪恶的种族岐视制度,为当代人类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实践树立了一个杰出的典范。而世界热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持续40多年的暴力对抗后,也在国际社会的帮助和拉宾与阿拉法特共同努力下于1993年在和平进程上取得重大突破。尽管,在和平的道路上还会遇到曲折,但以和平的方法、以共存的方式代替暴力的方法和你死我活的方式,本身就体现了当代人类最新的政治观。因此,他们四人获得了标志着当代世界最高荣誉的诺贝尔和平奖。
但是,90年代国际社会也还存在着一些逆历史潮流的消极现象。有野心驱使的对他国的侵略,如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有内部民族冲突引发的战争和残杀,如前南地区;也有国内各部族争权夺利造成的饿殍遍野,如索马里;还有部族大规模仇杀以及由此引起的国际难民和对这些难民的跨国界部族仇杀,如卢望达和前扎伊尔图西族和胡图族之间的仇杀;也有国内军事政变引起的国内混乱,塞拉利昂等。面对这些新情况,国际社会以20世纪90年代的道德观和政治观,在联合国框架内采取了更为积极的行动,对以往的一些国际政治观念进行了具有挑战性的突破。
首先,面对伊拉克的侵略,联合国安理会以空前一致的态度通过了多项决议,并在伊拉克拒不执行安理会决议的情况下,授权多国部队用军事手段强制执行安理会决议──将侵略者赶出科威特。这是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国际社会对侵略他国行为第一次无争议的强制行动。同时也是一次堪称典范的非常成功的行动。在这次行动──海湾战争的后期,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为了保护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和伊拉克南部的什叶派穆斯林居民免遭萨达姆当局的血腥报复,分别在伊拉克境内北部和南部划出了两条禁止伊拉克飞机越过的空中禁飞线,这是国际社会为了保护伊拉克境内一部分居民的人权而对伊拉克主权的突破。
随后,1992年索马里内乱中,各部族派系为争权打得国内哀鸿遍野,为了拯救索马里上百万人的生命,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向安理会建议,请美国带领一支多国部队对索马里灾民进行武装救援,12月3日安理会以15票对0票一致通过了第794号决议,响应了秘书长的建议。美国在没有自己重大战略利益的情况下出于国际道义的考虑,率先响应了加利秘书长对安理会的建议。这是国际社会第一次仅仅为了人道的理由,越过国家主权的观念,对一个国家由内部政治斗争造成的灾民直接进行武装救援。在这里体现了在当今地球上人的生命比国家主权的概念更为重要。换一句话说,就是当一个主权国家法律荡然无存,该国人民的基本人权受到严重威胁时,国际社会可以基于人道的理由对这一国家的内部事务进行干预。尽管,联合国在索马里第二阶段的维和行动中(收缴各派武器,围剿对维和部队进行袭击的艾迪德派系,逮捕艾迪德,重建索马里社会的公共权力系统),遭受了一定挫折,但国际社会为一个陷入混乱的国家苦难深重的人民重组社会生活,这些开创性的尝试,对于人类社会的一体化进程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在前南地区的民族冲突中,联合国一方面在冲突各方之间进行斡旋,一方面派出了维和部队监督停火,在联合国维和人员受到干扰不能有效履行职责,而且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联合国授权北约进行武装维和,强制执行停火协议。同时,在前南地区的冲突中,联合国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通辑了冲突各方中屠杀了和平居民和进行种族清洗的战争罪犯,并坚决地表示要把他们交付国际法院进行审判。目前,被通辑的战犯有少部分已被有关方面移送到国际法院。联合国在前南地区的干预表现了国际社会为了和平和人权,对前南地区克罗地亚和波黑两国主权的双重突破。一是为了制止一国内的大规模民族冲突,国际社会,二是一个国家内部不能执行法律时,国际社会对大规模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也越过主权直接进行了干预。
在卢望达部族冲突导致的大规模部族仇杀中,联合国维和计划虽因情况变化未能实现,但安理会也通过了有关决议,一方面对边界两边的难民进行救助,同时派员对卢望达屠杀平民事件进行调查,另一方面对扎伊尔境内据传的卡比拉反政府军屠杀胡图族难民的指控进行调查(1997年11月中旬安理会还授权调查团增加了对前扎伊尔总统蒙博托执政后期践踏人权罪行的调查),并声言一旦调查清楚将把对屠杀负有责任的人送交联合国国际法院进行审判。联合国对卢望达及前扎伊尔屠杀事件的措施,说明20世纪末,在一个国家内法律不能保护相当一部分(在卢望达数以几十万计)国民的基本人权时,和当一个国家的某种势力对滞留本国的外国难民的基本人权进行肆意践踏时,国际社会将会越过主权国家按照共认的国际人权准则对罪犯直接进行制裁。
90年代初,发生在加勒比海的岛国海地第一任民选总统被海地军方推翻后,国际社会进行了干预,后因军政府拒不履行在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调停下恢复民选总统的协议,1994年国际社会支持美国出兵海地,恢复了合法民选总统阿里斯蒂德的职位。这也就是说历史的风向已转到了即使躲在国家主权的幌子下,国际社会也不会容忍一个国家内某种势力用暴力践踏民意。
1997年5月25日塞拉立昂发生军事政变,推翻民选的卡巴政府。来自非洲的黑人新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对塞拉利昂的军事政变,要求安理会派武装部队进行干预,恢复民选政府。在6月召开的第33届非统组织首脑会议上对这次政变反应强烈,各国首脑对之一致谴责,认为这是非洲民主进程中的严重倒退,表现出空前强硬的态度。非统组织现任主席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和秘书长萨利姆均表示:希望非洲大陆今后不再有军人统治、独裁和政变。在国际社会,特别是非洲国家自身的国际组织的积极行动下,由西非共同体国家向塞拉利昂派出了维和部队要求政变领导人科罗马交出政权。但鉴于塞拉利昂军政府拒绝接受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劝其放弃权力、恢复民选政府的要求,安理会10月8日通过第1132号决议对塞拉利昂军政府实行制裁。1997年11月初赞比亚发生未遂军事政变,以纳尔逊.曼德拉为代表的整个南部非洲国家领导人一致谴责军事政变的行为,并明确表示今后南部非洲再也不能容忍用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政府的行为了。尽管非洲还存在着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但二战后50多年,非洲国家特别是黑非洲的人民在追求新的政治观上,从争取民族独立到争取民主自由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虽然安理会未对塞拉利昂军事政变当局采取直接军事反应,但联合国秘书长这一要求本身就说明,20世纪90年代人类文明达到的程度,已使国际社会对用暴力手段解决国内政治问题,特别是对用军事政变推翻合法民选政府的行为日益不能容忍。
另外,在1997年深秋之际,瑞典的诺贝尔委员会将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国际禁止地雷组织和其领导人美国民间人士乔迪.威廉斯女士,就说明国际社会日益关心地雷对人,特别是在战争结束后对每一位和平居民的伤害(现每年死伤于地雷的和平居民约25000人)。1997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布后,在已有120多个国家承诺签署国际禁雷公约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仍声称为了其国家安全暂时不准备在国际禁止地雷公约上签字,美国的这一立场不但遭到来自民间的国际禁雷组织的强烈谴责,而且随着1997年12月国际禁雷公约在渥太华的签署,美、俄、中等对人类社会承担较大责任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这说明为了国家利益而忽视人的利益的政治观点,日益不被国际社会接受。
一叶知秋,通过美俄两国的核裁军和有关国家达成的全球核试验的冻结,以及以上几例90年代国际政治生活中的较为典型的事件,可以洞见出未来国际社会中政治观念的走向。这就是首先全人类的利益高于某一国或几国的利益,为了人类的生存,核大国必须为避免核大战而进行认真负责的核裁军。其次每一个国家的利益和这个国家的人的利益同等重要。在人权和国家主权发生严重冲突时,为了地球上人的生命和尊严,国际社会将会越过国家主权观念直接进行干预。这就意味着今后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人的生命、尊严和他们的幸福是至高无尚的。任何政治活动都只能是为促进人的幸福,而不能以损害其他人的人权为目的或为代价。奴役和残杀的时代即将成为历史,在21世纪强权和暴政将走进历史的陈列室。
在新的世纪来临之际,人类已经看到了新的政治观的轮廓,这就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所阐述的“政治行为是维持无穷多样、彼此相异的人类共同生活的方式。政治的目的是共存而不是取消对方,政治行为是对话与交易而不是战胜与消灭,政治权力不是强迫他人,而是与他人达成共识的能力。”(2)
自从人类组成自己的社会以来,经济活动就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从大的方向来看,人类社会经历了采集经济、游牧经济、农耕经济、工商经济。可以说自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建立以前,自然经济在人类生活中占主导地位。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起近代工商经济后,因为工业生产的技术不断进步,规模不断扩大,使生产者要不断地开辟市场,于是出现了全球性的市场,人类社会就由于经济的联系而日益成为一个整体,这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科学技术的
发展,信息的高速传播,已使人类从
工业社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信息社会,这是人类
历史上又一次重大的社会革命。人类的
经济活动已经形成了不可逆转的全球一体化趋势。而联合国下属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以及其它有关机构为此做出了主要贡献。冷战结束后,原计划经济国家的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及与世界经济的并轨,进一步加深了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各国都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冷战时期不可想象的大型跨国经济合作蓬勃兴起,
目前在投资和销售上全球已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大市场,经济活动上国界的概念日趋淡漠,而要求进一步在更广泛的领域,建立统一的国际商贸规则呼声日益加强,为了适应这种新的形势,联合国下属的关贸总协定经乌拉回合谈判后决定在1995年升格为成世界贸易组织。资金、技术和人员的交流,在多层次上冲击了以往形成的狭隘的民族经济的概念,在当今世界的许多国家间,特别是发达国家间的相互投资早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以往出于国家战略利益考虑的经济上自我封闭的行为已日益为世界市场的分工和纯经济角度的考虑所取代。
在这种全球一体化的经济下,一个国家国内的
政治事件,一个地区的军事冲突,某一国家的
金融危机,都可能引发全球的经济动荡。因此,新的经济观首先应该是开放的、意识到全球的政治军事
科技文化生态环境都与经济密切联系融为一体的全球一体经济观;其次,人类已经认识到一些经济活动对于地球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反过来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了损害,有很多区域性的经济活动造成全球性的生态环境恶化,如,某些国家或地区工业废气的排放造成的跨国的酸雨、全球的温室效应、南极上空的臭氧层空洞扩大,热带雨林的砍伐造成的物种减少和全球气候的失调。70年代以来先是罗马俱乐部为此向人类发出了警告,随后在绿色和平组织与各种跨国环保运动的活动下,1992年联合国环发会议上180多个国家达成了“世界经济必须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的共识。90年代初,世界上绿色产品已达到2000--3000亿美元,据世界银行估计,到2000年时,全球绿色市场将达到6500亿美元(3)。目前在联合国范围内和各区域经济组织、论坛内,国际社会正在为保护地球的环境而改进人们的经济行为进行努力,显然人类经济活动不能只顾眼前的经济利益而忽视当代和后代人类的生存利益。新的经济观还应该包括经济活动不能以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代价的环境意识;第三,经济活动不应放弃某些社会责任。目前,在联合国主持下的有关机构和国际社会的不断谴责下,世界上仍有数以亿计的非法童工(1997年最新的数字是2.3亿);在一些发展
中国家工人的劳动保护条件很差,恶性事故时有发生,因此,经济活动中的劳资双方不但应该协调彼此间的经济利益,而且资方更应该尊重劳方的人的尊严,以符合国际标准的基本人权。新的经济观应该体现出当代人类文明在人与社会,人与
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新水准。
20世纪人类文化的发展和科技取得的长足进步,特别是战后50多年人类社会的发展已使人类从工业社会革命到信息社会,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事实上在继承近代以来人类文化交流的基础上,已经出现了一种跨国的世界性的新文化。这个新文化的特征就是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精品,都会为众多国家人民接受,从而成为人类共同拥有的文化。只要我们看一看围绕地球的各种各样的通讯卫星,就明白信息的高速传递,特别是90年代INTERNET网(国际电脑互联网,也称英特网)的启用,地球不仅在政治经济生态环境上密切相联,在文化上的交流速度和频率都达到了以往人类不可想象的地步,甚至世界许多地方在不少领域,已经达到了完全同步的状态。一个最能说明信息传播速度的例子是海湾战争时美国CNN的战地记者与战场同步的电视报道,不但使电视观众与战争同步目睹了
现代高科技战争,而且使五角大楼的高级军官们通过CNN电视网先于战地指挥官的报告,就目睹了战场的情况。今天,日新月异的
电子技术通过光盘已使获奥斯卡大奖片和各国的名片进入了千家万户,美国畅销书“廊桥遗梦”转瞬之间就成了感动得许多中国中年妇女泪流满面的95年中国畅销书,好莱坞影城,法国的电影明星,世界级的拳王、球星,美国流行
音乐的歌星,柏林爱乐乐团,以及古典和现代的为人类创造出精品的各类文学家、
艺术家和类似哥白尼、牛顿、爱因斯坦的科学家,世界的绝大多数地区都已是家喻户晓,而且世界性的
体育比赛,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各种新文化作品,都可以通过电视或英特网同步接收,这个星球上的青少年们对世界各国的歌星和球星更是朗朗上口,热爱有加。这些跳着迪斯科舞,哼着国际流行歌曲,熟练地操纵着上网电脑的青少年,是在地球村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地球居民。他们代表着未来。
应该说在当今世界上生存的每一个民族或部族都是从遥远的远古
时代走来,每一个民族都有着自己为了生存而搏斗的悲壮的历史,都有着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追求的特殊经历,每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不但是这个民族的珍贵记忆,而且是整个人类文化宝库的一块瑰宝。诚然,几乎所有的民族在他们以往与外界接触的生活经验中有许多是不友好的记忆,但是我们大家一起走到了21世纪的门槛,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地球村,无论你现在处在何种社会发展状态,为了更好的生存你不可能退出世界一体化的进程。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地球上每一个有着自己特殊文化传统的民族及国家,是用一个宽阔的胸襟,勇敢的精神去迎接共建地球村时代的新文化的挑战,还是拒绝进入一个新时代,以某种狭隘文化情结或民族情结对外来文化持敌视的态度,这是在文化观念上摆在人类社会各个国家和民族面前不容回避的新课题。当今世界上除了出于某种统治特殊利益的需要而要把自己国民与世界进步潮流隔绝开的极个别国家外,几乎所有国家都在文化上逐步走向一个新的共存的多元的,相互尊重相互交流的多姿多彩的世界。那些以自己的特殊历史拒绝与世界文化交流,甚至对于世界发达社会的文化持有敌意和排斥的某些国家的领导人和某些势力,事实上,已经成了人类历史的逆流。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创造力,只会走向过去,而对未来充满了恐惧。
尽管20世纪后半叶人类社会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特别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跨国民族
问题和一国内多民族不睦问题,为这个世界带来了诸多纠纷,此外,局部地区的暴力残杀,不合时宜的强权与暴政,国际恐怖活动和犯罪,对妇女和儿童虐待,一些地区的愚昧与贫穷,等等。人类面对这些问题是积极地行动予以解决,还是消极地悲观的无所作为,任凭回到陈旧的思维和行动中去,这就涉及到观念的问题。是相信人类通过获得知识可以改进我们的生活,还是相信历史只是循环重复、相信人与人是不能沟通、相信人被抛到这个荒谬的世界上只能随波逐流苟且偷生,这正是关心人类命运的当代思想家交锋的问题(4)。现实告诉人们,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跟上时代更新观念,正如普列汉诺夫曾经说过的一句名言:人脑是一切保守事务中最保守的东西。那些用旧的观念在自己脑海中堆砌起来的概念,仍然向梦魇一样缠绕着许多处在一个充满希望的新时代人的脑海中。有冷战的思维,有狭隘极端的原教旨主义,有维持对被征服民族占领的大一统帝国情结,有悲观主义的文化冲突论,等等,五花八门。但是我们坚信走入地球村的21世纪,人类的生活将会更美好,为了适应这种全球一体化的趋势,跟上信息社会的发展,我们必须确立新的政治、经济、文化观。
二、适应二十一世纪的新形势,必须构建走向世界政府的全球一体化新型机制
为了适应21世纪的新形势,全球大系统和各子系统都应该进行调整,构建全球一体化的新型机制。为了新型机制的建立,必须对现有的国际组织的权力结构方面进行改革。这就要求当代的政治家们象当年威尔逊总统构想出国联,罗斯福总统设计并建立了联合国那样,为人类的进步具有思想家的头脑和实干家的精神。
首先,全球一体化的趋势,要求加强各国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建立新关系和新机制。新关系就是本着体现人道,尊重人权,保护生态,促进繁荣,在以往形成的主权国家的基础上,朝着全球一体化的方向发展的新型关系。新机制就是以现有的国家和有效的国际组织为基础,在联合国和地区组织的框架上,以公约的方式,使签字国在履行公约时不得以个国主权与全球契约相对抗,从而建立起地区一体化和全球一体化的公共权力体系。这就要求在目前全球最大和最重要的一体化组织联合国在组织机构和部分功能上进行改革。二战后,联合国为人类的进步和全球一体化进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它显然需要为了21世纪地球村的新形势进行改革。这绝不仅仅只是安理会的扩大和联合国其它机构提高效率减少浪费的问题,它应触及到怎样才能建立一个真正公平有效的世界政府机制。这涉及到人口、领土面积、经济实力差别很大的许多国家的既得主权利益,适应这个未来世界的合理性。
其次,在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生态环境妇女儿童粮农海事等各方面,对这些方面的专门的国际组织进行有力度的调整,使缔约方认真履行其承担和义务,这些专门领域的组织,应该有更为严格的纪律规范和效率。
第三,各地区应该以欧盟模式为
参考,尽快朝着地区一体化方向发展。欧盟在发展中尽管还存在着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但世界各地区在一体化方面发展得越成熟,也就为世界一体化在政治上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目前世界进一步一体化,尤其是政治上全球一体化的主要困难在于历史留给我们的情况千差万别的国家,而国家本位,国家至上的原则和观念在相当程度上又支配着当今世界。在绝大多数国际场合每国一票制就成了一个通则,特别是地区性或全球性多边国际场合,大家都会遇到小国林立局面。小国没有力量解决重大问题,但在多数国际场合却有和大国一样的一票表决权。当前世界上有些小国深明大义,但有些小国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有时设置障碍,造成多边国际行动或条约的低效。就以当今地区一体化水平发展的最高的欧盟为例,目前,欧盟委员会中德法英意西五个大国在委员会中各占两席,其它中小国家各占一席,但在加权票上,有8000万人口的德国只拥有10票,而仅有不足40万人口卢森堡确有2票,这显然对小国有利,随着欧盟的近一步扩大,很可能使小国在票数上超过大国,这样在表决时就会形成实际上在欧盟中人口占少数的一部分居民拥有比多数居民有更多的表决权的不合理情况,而且这些大国的经济力量在欧盟中无疑占有主导性的地位。为改变欧盟政治一体化滞后的局面,欧盟国家试图在内部运行机制上有所突破,但大国要求按照人口和国力重新分配代表权和加权票时,小国不愿放弃既得利益,拒绝了大国的要求,致使欧盟在建立内部更合理的运行机制方面不能前进,这就是『阿姆斯特丹条约』在政治一体化方面未能达到预期目的的主要原因,很显然欧盟各国的主权利益已成了欧盟政治一体化或称政治联合的最大障碍。联合国是当今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一个国际组织,以联合国为例可以看出一国一票制在国际组织中的结构上的问题。目前世界上有180多个国家、地区,小国占大多数,小国在人口、经济力量、领土上都只能代表很小的一个单位,因此小国在世界许多重大事务上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却有跟大国一样的一票权,如果,一切事务都由各国投票表决,实际上将会出现只有少数人口和经济力量很小的小国左右人数众多经济力量很大的大国的局面。大国与小国,在经济力量、领土面积和人口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而当今世界又是小国数量占优势,各国都拥有平等的一票,这既不合理也行不通。因为实际上这个办法只强调了大小国之间国格平格的一面,而忽视了大小国之间代表人口数量的差异,也忽略了大小国国力上的悬殊在世界事务中承担的义务和所应享有权利的差别。在很多国际场合这个一国一票制的办法与当今世界国际政治中的力量结构相去甚远,这就是所以联合国大会决议在很多情况下缺乏约束力的根本原因,这也是做为联合国政治核心的安理会在权力分配和表决程序上都异于大会的根本原因。由于联大决议缺乏约束力,形成了一两个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由拒不执行联合国大会决议联大也无可奈何的局面,如以色列在退还67年战争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和在耶路撒冷新建犹太人定居点问题上,就是这样对待联大决议的。在21世纪建立世界新机制的最重要的方面是联合国的改革,联合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应该是使联合国大会不仅仅具有论坛功能而是一个权威的全球性权力机构。21世纪,应朝着建立合理有效的联合国机制方向前进。
21世纪来临之际,地球村已成了人类的现实,为了适应这种局面,人类应该在经济一体化、地区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方面都有所突破。目前经济一体化上成就已较为可观,地区一体化的步伐也在加快,但在政治一体化方面动作迟缓。很多国际政治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如阿以冲突、洛克比空难等国际恐怖活动、库尔德人的民族自决权等问题,还有对海湾战争中的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人,对在前南地区进行种族清洗和屠杀的战犯和非洲卢望达等国对部族大屠杀负有责任的罪犯有效地绳之以法的问题,以及一些国家践踏人权的行径,只要当事方一意孤行,就致使双边或多边协议无效。面对这种情况,除非安理会直接授权某些国家出兵干预,否则国际社会对之是缺乏有效手段。当前由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很多国家的政治领袖和人民对政治问题采取了顺应人类进步潮流的新政治观点,但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很
多国际政治问题,只寄希望于当事方的文明与理智显然不足以应付当前地球村的各种政治冲突,建立公正处理世界各类政治事务和裁决各类国际政治争端并使各方遵守的新的世界政治运行机制和世界司法体系已成为21世纪对人类社会提出的重大挑战。站在21世纪的门槛前,已经强烈地感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对政治一体化新机制的要求,但如何回应这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要求,目前还未有方案。
从目前全球一体化的进程看,经济上较为成功,文化上正在发展,政治上呈现滞后。
在经济上,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关贸总协定已升格为世界贸易组织。目前,联合国的三大经济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在战后50多年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和走向一体化方向上是较为成功的。当然也应该看到,其虽能适应世界一体化的趋势,但从1997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上看,也有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1998年英国以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提出了建议。
在文化上,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以及各国双边进行的和人民自发的文化交流,已广泛展开,特别进入信息社会后各国人民的自发交流更呈现不可阻挡之势。一个丰富多采的既多元又共存彼此吸收互补的全球文化,正在走向一个更文明更高级的全球一体化文化。
在政治上,今天的世界政治的前景比以往更美好,不仅表现在科技进步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利益,还表现二战后正义和进步的理念已成了主导世界的潮流,正义和进步的力量在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上,在人民的参与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占优势的程度。正是由于这种进步,以往对落后和弱小国家曾经欺凌的先进工业化国家,在今天世界称为发达国家的那些国家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主动承担了更多的义务。以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公共事务的服务组织或准权力组织--联合国为例,为了照顾低收入国家,只让这些发展中国家象征性的交一点会费,而美国现为联合国负担的经费为约联合国全部经费的20%,最高时曾占到联合国预算的70%。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几乎承担了联合国的绝大部分费用,象中国这样的大国目前只承担联合国经费的0.7%,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只承担极少的联合国费用,而且
还有一半以上的拖欠着联合国费用不交。多年来除了联合国经常预算外,联合国的一些重大的行动,如:维和行动,90年代联合国光是在柬埔寨的维和与组织监督大选的费用就高达30多亿美元。且不说联合国授权的多国部队在海湾战争中的几百亿美元的花费。90年代联合国在索马里的武装人道救援,在前南地区的维和都需要大量的经费,显然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和一些情况下中东的产油国为这些联合国活动提供了主要费用。通过以上的事例,人们如果不是戴着有色眼镜或故意歪曲事实外,都可以从常识性的判断得出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不仅在道义上为人类的尊严承担着对国际社会的义务,而且在财务和政治上甚至军事上都对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都承担了大量的义务。根据现在世界政治和世界政治的组织结构来
分析,尽管有180多个大小不等的国家或地区,有上千的国际组织,但其中绝大多数国家和
组织基本都认可联合国宪章,可以说这是全球政治一体化最重要的基础。但各国之间由于历史遗留的问题和多民族(部族)国家内的民族矛盾,宗教分岐,和一个民族分属两个以上国家的跨国民族引发的矛盾等诸多问题依然困扰着当今世界,经常成为国际热点,与人类已达到的文明程度形成了极不和谐的状态。战后50多年联合国对人类社会生活较为成功的组织与协调,为人类社会的全面一体化奠定了初步的组织结构框架。但联合国在政治上对世界一体化的进程的促进显然未达到应有的贡献,当然这主要是战后形成的冷战局面造成的。联合国的政治核心是安理会,但冷战时期安理会也成了两大政治集团较量的场所,背离了设计的初衷。只是在冷战结束后,各常任理事国才真正开始从联合国宪章赋予的全人类道义角度和世界秩序角度履行安理会的全球政治功能。
从今天世界的
发展,和面对21世纪的挑战,首先可进行安理会的扩大和否决程序的改革,使其更符合当前国际
政治的实际,第二步,应该对大会进行改革,逐渐使大会成为世界立法机构,安理会和其它机构合并成为处理日常国际事务的机构,同时改革现有的国际法院,使其能根据联合国大会的立法,对国际间的政治纠纷,通过诉讼程序,进行有效的司法裁决。
联合国自建立以来其的核心是安理会,安理会的权力核心是常任理事国。联合国创始之初,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的名额分配基本上反应了战后世界力量的格局,当时的战胜国大国大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为人类做出了重大贡献,因而具有领导世界的道义资格。而美国在当时的世界
经济中又具有全球各大国包括苏联都在指望其援助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时罗斯福总统的设计是通过战胜国大国的合作维持世界的和平,但是冷战的干扰安理会未能正常发挥功能,冷战结束后,安理会虽然开始正常工作,但随着战后50多年的发展,世界在发展中出现了新的结构性变化,现在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组成已不能反映当前的世界力量格局结构。首先,在70年代后西欧和日本经济的崛起,与美国形成了世界市场经济中三足鼎立的局面,其次西欧在联合的进程中,已在世界政治格局中形成一支一体化地区力量,日本不但
是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而日益表现出想做政治大国愿望,在联合国的众多事务中日本在经费上的支持已成为联合国的一大财务来源。
中国与苏联集团分裂后,特别是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以后,已成为国际政治生活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东亚经济的腾飞、拉美经济的发展,南亚次大陆的发展,非洲的进步,及冷战结束后,原苏联东欧集团的解体和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的转轨,使当前世界在政治经济的力量结构上,既不同于战后初期,也不同于冷战时期,安理会确实需要按照当今世界的情况,进行适当的扩大。增加常任理事国名额,主要是按当前世界的力量结构,适当照顾各大洲和重要地区,使其具有广泛代表性。在南美洲和非洲和南亚次大陆,也可以由内部各国选举,轮流担任的方式出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增强其地区代表性。顺便说一句,日本
目前的经济力量和在国际
社会中的表现,已具备了出任常任理事国的许多条件,但日本至今不能正确对待二战
历史,对受害国人民人权遭到严重侵害的民间索赔态度暧昧,这不但严重伤害遭其侵略国家的人民的情感,而且使人对其能否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人类的道义责任深怀疑虑。日本如出任常任理事国在这方面还需做出使邻国人民谅解的努力。
目前,对安理会的扩大,各方面已基本上形成共识,但扩大后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否仍应享有一票否决权,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考虑的
问题。联合国成立时,是由于苏联担心英法中与美国的特殊盟友关系使自己在安理会中处于孤立,所以坚决反对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而提出协商一致原则,坚持一票否决制。今天,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基本上已不存在因不同社会制度而进行你死我活的争斗的格局,而是都认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根据90年代安理会的活动看,各常任理事国基本上能按照联合国宪章秉公办事,但在一些特定情况下也还存在着双重标准的问题。这一方面是有些问题联合国安理会也确实存在力不从心的情况,另一方面,有时安理会某一常任理事国出于自己的某种特殊利益,处理问题时不够持平。如在中东和平问题上,尽管美国作出了巨大努力,但在安理会涉及以巴冲突的问题的决议上,美国常常显示出袒护以色列倾向甚至动用否决权,众所周知,这是因美国国内政治原因所致,但这一票否决就使安理会形不成公正的决议。从
理论上说,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比维持现行的协商一致原则更为合为合理。如果,现在的常任理事国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至少应该建立两票否决制。以防因一常任理事国反对而使安理会对重大问题不能形成决议。
如果说,安理会的扩大和否决程序改革是联合国为适应21世纪迈出的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就应该把联合国大会的改革提上日程。首先,应该确定联合国改革目标是使其成为服务于全球国家和居民公共事务的权力组织。联合国应据全球居民已能自觉参与和表达对全球事务看法的实际的发展情况,尤其是从联合国在许多会议上给各种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参与场合,及这些非政府组织对联合国各种事务的积极参与的经验看,联合国已应该为全球居民参与全球事务提供一个更为正式的场合。联合国大会改革可建成两院制,一院由全球国家组成可称为全球国家院,一院由全球人民按人口比例选出可称为全球人民议院。参照欧盟的成功经验,第一阶段,人民议院,只具有反映全球民意的论坛功能,不具有实际权力。同时,国家院可参照欧盟理事会的方式,按国家的国力的大小、人口的多少(在第二阶段,人民院享有实际权力时,国家院可不再考虑人口因素)分配席位和加权票,使联合国中的各国在世界事务的表决上,享有的权力和其在世界事务中所能承担的义务较为一致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院的表决应该在涉及全球性问题上(如生态环境保护,消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保护人权等方面)具有约束力,可视为全球性立法。第二阶段(估计应在21世纪后半叶,甚至接近22世纪时)可按三权分立的原则建立世界政府,人民议院在联合国大会行使权力的条件成熟时,人民议院可与国家院共同组成相互制约的全球立法机构。在这一设想实现的情况下,安理会可与经社和其它委员会组成全球行政机构,主持处理全球行政事务,协调全球共同发展,安理会的组成和任期到时可根据情况再行决定,原则上应实行民主选举和定期。国际法院根据联合国大会的立法成为审理涉及全球利益和国际间诉讼的具有强制执行能力的司法裁
决机构。必要时可临时组建或正式建立一支具有武装警察功能可打击国际犯罪、武装维持和平与执行法院判决的快速反映部队。这时联合国实际上已成了全球性公共服务和权力机关,可以更名为全球联盟。在这个进程中各国必须根据人类进步的需要,放弃一部分主权利益,就象一个国家中每一个公民都必须与社会达成契约,让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力交由社会公共部门行使一样。
在当今世界各种专业化组织自身的发展和促进世界一体化方面,已经取得了较为扎实的成果。今后的发展方向应该在更加严格的规范缔约国各方的行为,加强对违规行为的制裁。目前首先要加强联合国下属的各专门组织和机构的权威性。鉴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成功经验,在机制上,先从加强世贸组织对贸易纠纷裁决和对违规方制裁的权威,可能更容易成功。
在区域性经济组织和地区一体化组织发展上,目前世界上已形成几大板块,最成功的首当欧盟,非洲的非统组织对非洲国家的联合自强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南部非洲的经济合作都比较活跃,南美洲也有几个区域性组织,其中以巴西和阿根廷为主的四国经济一体化组织南方共同市场引人注目,美国也在积极地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阿拉伯世界尽管内部存在不少矛盾但也有一个自己的组织阿盟,南亚次大陆随着印巴两国更重视经济的发展,南亚经济区的合作也会逐渐走上正轨,原东欧国家正在积极申请加入欧盟,原苏联国家除波罗的海三国外,在独联体内和一些多国经济合作组织中正在走向新的区域性整合。东亚地区除东盟外,还有环太平洋的亚太经合组织。有些组织稍有重复,但并不矛盾。如东盟和APEC(亚太经合组织)。估计在21世纪中叶以后这些区域性组织,先后会跟在欧盟之后从经济、社会一体化逐步走上政治一体化的过程。这个地区一体化的过程,也就是全球一体化向更高层次发展的过程。当世界上180多个国家地区发展成几个区域性经济政治组织时,世界的事务将更好协调。
尽管现在世界上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在当今的国际社会中,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不时造成国际间的磨擦;各种民族、部族矛盾和宗教纠纷经常在一国之内或几国之间引发冲突;偶而还有个别狂人荒唐地扮演中世纪征服者的角色;还有一些国家的权力并不掌握在这些国家的人民手中,而是一些运用传统势力或暴力夺取并控制着政权的特殊利益集团,他们在国内不但在经济上巧取豪夺,而且剥夺国内人民的言论权和政治表达权,为了反对国际社会对他们侵犯人权的谴责,他们以国家主权为挡箭牌,说是“反对别国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内政”,甚至某些亚洲国家领导人以本国文化传统为由,公然认为本国人民不宜享受国际标准人权,甚至无耻地提出修改联合国人权标准,以适应于其专制统制的需要;还有一些国家的领导人,躲在国家主权的幌子下,进行国际恐怖活动;此外,还有有组织的国际犯罪活动;和一些以宗教为幌子进行犯罪的邪教,如制造沙林毒气案的奥姆真理教、人民圣殿教等。另外,经济上南北之间还存在着差距,一些地区的生态环境趋向恶化。但展望21世纪可以说前景光明。首先在今天的世界上是有一个公认的国际行为准则的,这个准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条约体系,它包括人权、主权、民族权、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国际商贸规则、全人类利益保护等诸多方面。这是人类社会在20世纪取得的最伟大的成果,也是人类在21世纪可望更加美好的坚实基础。只要人类能确立新观念,创建新机制,21世纪的人类社会就会更美好。
注释:
(1)「美」S.亨廷顿『
经济改革与
政治改革』参看“公共论丛”第一辑『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第287-297页三联书店北京1995年版
(2)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转引自还学文『亚里士多德绝望的女儿--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
研究』『当代』台北第77期1992年9月号
(3)楼庆红『环境保护对世界经济
发展和
影响』『国际展望』97年第15期上海国际
问题研究所主办第9页
(4)「英」参见卡尔.波普尔『框架的神话』、『西方信仰什么』参见『通过知识获得解放』第62--63页第246页--251页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