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革命”的意思很窄，只指改朝易性；语源是《易．革卦》的彖传：“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是变，命是天命。这一词义，两三千年里没有变化。

　　“革命”现在的用法，是从日本语来的。有一位叫陈建华的旅美学人，在98年的《读书》上写过一篇文章，指出晚清王韬的《法国志略》（1890年），第一次使用了现代语义的“革命”、“法国革命”，而王韬这个用法，和他这本著作的很多地方一样，取自日本人冈千仞的《法兰西志》和冈本监辅的《万国史志》。

　　在日本，“革命”这个词本也是从汉语来的，但到后世，已经被改造，可指变革，如“明治维新”便被称为“革命”，再后则与“国际用法”接轨。据冯自由《革命逸史》讲，1895年，孙中山来到神户，见到当地的报纸，上面说“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对陈少白说，这个意思很好，以后我们就叫革命党罢。陈少白的回忆（《兴中会革命史要》）与此略同，并讲到此前他们也只以为做皇帝才叫革命，自己只算是造反。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已接受了西方“共和革命”的内容，复加以排满的“种族革命”，故不但与保皇党势难两立，便与改良派也互相水火。孙中山后来总结“大三民主义”时消去了一些极端色彩，这是后话。

　　由于“革命”的现代用法初进中国时和法国大革命的关系，以及这个字眼在本土原有的语义，使它从一开始就有两种色彩，一是暴力，二是正义。特别是后一点，使清政府只说“乱党”，“贼党”，“叛党”，而绝不愿对孙中山辈使用“革命党”这样的虽然已经流传开来的字眼。孙中山《革命运动概要》说：“革命之名字，创于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之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不鲜矣。”这在当时，是为自己的“革命行动”争取合法性的努力，但稍后，很多人已指出中国历史上只有造反和变乱，鲜见革命，而此时的革命，已旧瓶新酒。所以章太炎说：“吾所谓革命，非‘革命’也。”（《革命的道德》）就是这个意思。

　　“革命”很快流行起来。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著文提倡“诗界革命”，“革命”获得更广泛的语义。1902年，主张保皇立选的康有为写了一篇《答南北美州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选不可行革命书》，第二年，章太炎回敬以《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是当时，是影响非常大的一场争论。（同年邹容写了著名的《革命军》。）这里面有一个不为人注意的细节：康有为的原文里有一句：“欧洲十六国，除法国一国为革命，……其余十余国，无非定宪法者，无有行革命者。”到了编入1918年的《不幸而言中不听则国亡》时，加了一个“大”字，改为“除法国一国为大革命”。从这一小地方，很可以品出“革命”一词演变的一些痕迹。

　　辛亥革命没有触及中国社会的底层结构；但北伐的“国民革命”，是席卷全社会的真正风暴。当时的革命宗旨，已加入“反帝”标签和“阶级”思想，中国延续几千年的社会结构，至此才发生剧变。国共分裂后，互以“反革命”相诋。这段历史，人们都知道，我就不罗嗦了。

　　建国后，“革命”的词义变得越来越宽泛和具有压迫性，包容了上次革命行动的一切成果和与正统有关的各种现象，并成为价值体系中裁决一切的核心词。在理论上，马、恩曾提出“不停顿的革命”的设想，为毛泽东继承后，演变为新的继续革命的思想。

　　毛泽东曾说：“看到革命两字就高兴。”岂止他老人家一人如此，在那个时代，“革命”一词，真可以用“一切”来形容；而“反革命”是一种罪名，要被枪毙的。我刚一会说话，就学会用“反动”来骂人，和邻居的小孩争吵，互骂对方“反动”，但绝不敢说他“反革命”，因为虽然小，也觉出这个字眼大可怕了。还有一种用法，叫“不革命”，是落后分子的标签。

　　八十年代以来，“革命”的极端色彩淡化了一些，而用法似乎更宽泛了。在很多场合，它是“变革”，甚至是“变化”的同义词。但它那种来自过去时代的“正义”性，始终是主流用法。同一事件的对手，仍要争夺“革命”的身份，争夺话语的上风。另外，“继续革命”的理论虽然不再使用，但它的某些内涵，仍然被继承下来。

　　九十年代后，在知识分子中间，开始在“革命”一词的用法上“西化”，有意在世界通行的语义上使用这个术语。1995年，香港出版了李泽厚和刘再复合著的《告别革命》，提出“革命”是激进主义和情绪化的，“二十一世纪不需要革命”。这本书在两个方向上遭到批判。我对这些争论注意得不多，无法多做评述。

　　现在“革命”一词的歧义，主要的方面，是在“革命”是否与暴力相联这一点上。即使在西方的现代用法上，“革命”也经常用来指各种领域里“新”的变革，比如医学革命，生态革命，未必有手段激烈的含义。当然“革命”尽管被广义地使用，仍然保存那种令人想到法国大革命赋给的狭义。当与“改良”成为对立词时，便有这种色彩。我们经常看到，在讨论问题时，辩论双方分别使用这一术语的不同含义，这也是导致“各说各的”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