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认识世界无非通过两种最基本的途径:看和听,或曰见和闻, “聪明”一词的本意就是指听的能力和看的能力。《尚书·洪范》言五事,视、听皆在其中:“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 但是,认识又不止于见、闻,五事中最重要的“思”,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是“心”的职能。没有心的主导,即使耳目鼻口和外界发生接触,也不会产生实际的效果:“耳之情欲声,心不乐,五音在前弗听。目之情欲色,心弗乐,五色在前弗视。鼻之情欲芬香,心弗乐,芬香在前弗嗅。口之情欲滋味,心弗乐,五味在前弗食。欲之者,耳目鼻口也;乐之弗乐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后乐,心[必]乐然后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乐之务在于和心,和心在于行适。” (《吕氏春秋·适音》)简帛《五行》中更是形象地说:“耳目鼻口手足六者,心之所役也。心曰唯,莫敢不唯;心曰诺,莫敢不诺;心曰进,莫敢不进;心曰后,莫敢不后;心曰深,莫敢不深;心曰浅,莫敢不浅。和则同,同则善。”一言以蔽之:“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孟子·告子上》)有的文献中甚至以君主和百官之间的关系来比喻心和其他器官之间的关系:“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嗜欲充益,目不见色,耳不闻声。”(《管子·心术上》)
见闻与听
在中国传统哲学的文献中,我们不难发现耳(听)目(视)心(思)并称的地方,尤其是强调不能局限于眼前的、显而易见的事物,更要防止被蔽塞”,(1)最好的办法是借助于天下或一国的耳目和心思。依靠间接或者微妙的信息而得出准确的结论,尤其受到推崇,东郭牙就是根据管仲的表情和手势而断定齐要伐莒,被管仲称作“圣人”,《吕氏春秋·审应》也高度评介:“凡耳之闻,以声也。今不闻其声,而以其容与臂,是东郭牙不以耳听而闻也。桓公、管仲虽善匿,弗能隐矣。故圣人听于无声,视于无形。詹何、田子方、老耽是也。” “听于无声,视于无形” 可以说是见闻的最高境界。
尽管如此,人们一般还是对“亲眼”看见的东西抱有特殊的信任和关怀,海德格尔提出与“看”的“智慧”相对应的尚有“听”的“智慧”,而不该将“听”完全归约于“看”,就象不应将“时间”完全归约于“空间”一样,他认为事物之本性尚未明亮,它尚未得到倾听。叶秀山先生评论说(2):
我们看到,“倾听”这层意思的开发,对于西方哲学传统来说,意义太大了。并不是说,西方人从来没有注意过“听(觉)”的问题,而是说,“听”在哲学的意义上开发得不够,“听”被局限于“看”的工具和手段——对于“看”的描述,而“听”到的,都要“还原” 为“看”到的。
“倾听”之引入哲学层次,开启了一个纵向的天地。人们再也不“只顾眼前”,而是要顾及事物的“过去”和“未来” 。人们认识到,我们眼前的事物,都有它的“过去”和“未来”。事物面对我们,都在诉着说它的“过去”,并“吐露”着它对“未来”的“设计”,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听懂” 它的“话”。
根据叶秀山先生的提醒,同时也得益于近年出土文献中对“听”和“见而知之”、“闻而知之”的重视,我们也会饶有兴趣地发现,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对于“倾听”或“聆听”的重视是也值得注意的。
听(聽),《说文解字》谓:“聆也,从耳。”段玉裁注:“耳悳者,耳有所得也。”在《诗经》中,屡次出现“神之听之”,(然后)如何如何的句子,如《谷风之什·小明》“神之听之,式谷以女” 、“神之听之,介尔景福”。可见“听”是神的能力,也是人为神所知的途径。
中国古代,朝政、天命、狱讼、人情等等都是听的对象,“兼听则明”“听逆耳之言”备受推崇。(3)“吾闻之”如何如何的材料随处可见。有时“听”甚至成为一切判断手段的代称:“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周礼·秋官司寇》)《管子·九守·主听》还提出了“听”的办法,主张即不能闭塞,也不能“失守”:“听之术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许。许之则失守,距之则闭塞。”可见,“听”已经远远超出了耳的功能,成为认识和判断的代名词。
以心听与以神听
《文子》中对 “听” 特别重视,还强调以“神”听,
2482 修[修]德非一听,故以耳听者,学在皮肤;以心听
0756 学在肌月[肉];以□听者,
2500 不深者知不远,而不能尽其功,不能
——竹简《文子》
文子问道,老子曰:学问不精,听道不深。凡听者,将以达智也,将以成行也,将以致功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达。故上学以神听,中学以心听,下学以耳听;以耳听者,学在皮肤,以心听者,学在肌肉,以神听者,学在骨髓。故听之不深,即知之不明,知之不明,即不能尽其精,不能尽其精,即行之不成。凡听之理,虚心清静,损气无盛,无思无虑,目无妄视,耳无苟听,专精积精,内意盈并,既以得之,必固守之,必长久之。
——今本《文子·道德》
对照竹简本和今本《文子》,我们可以看出,其中认为对道的把握,要由“听”入手,“听”的目的在于通达智慧、成就品行、获取功名;“听”的能力取决于“学问” 是否“精”“深”;“听”的器官不同,学的程度也不一样。文中借用“皮肤”、“肌肉”、“骨髓”的比喻说明学问的深浅程度,还指出了“听之不深”的后果,并提出了“听之理”,强调得到了听的目标之后一定要“固守之”、“长久之”。《庄子·人间世》中有相近的内容:
回曰:“敢问心斋。”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
相比之下,《文子》的内容更为丰富,显然是发展了《庄子·人间世》的思想。《吕氏春秋·先己》:“故心得而听得,听得而事得,事得而功名得。”在“听”的效果问题上,和《文子》相近。这方面的比较研究,将在后文中展开。在《列子·仲尼》中有一段材料和《庄子》以及竹简《文子》中有关“听”的理论都有关联,但是没有明确提出“以神听之”或“以心听之”、“以气听之”的说法,(尽管这些说法呼之欲出)似乎是更加原始的资料:
陈大夫聘鲁,私见叔孙氏。叔孙氏曰:“吾国有圣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圣乎?”叔孙氏曰:“吾常闻之颜回,曰:‘孔丘能废心而用形。’”陈大夫曰:“吾国亦有圣人,子弗知乎?”曰:“圣人孰谓?”曰:“老聃之弟子,有亢仓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视而目听。”鲁侯闻之大惊,使上卿厚礼而致之。亢仓子应聘而至。鲁侯卑辞请问之。亢仓子曰:“传之者妄。我能视听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鲁侯曰:“此增异矣。其道奈何?寡人终愿闻之。”亢仓子曰:“我体合于心,心合于气,气合于神,神合于无。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虽远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内,来干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觉,心腹六脏之知,其自知而已矣。”鲁侯大悦。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
《列子》中的这段材料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听”或“闻”的问题,但是,其中的“心”、“气”、“神”都是和“音”,以及“知”联系在一起的。和《庄子》、《文子》、《吕氏春秋》都有相同的地方。银雀山汉简0279号有一段文字讨论“听有五患” 的问题,似乎也是对话体:
听有五患:其二在内,其三在外。曰:“内之二患者何也?”曰:“中心不虚耳目……
大概是从反面讨论“听”的障碍。不管怎样,都说明“听”的理论不是孤立的。
《文子》中有关“听”的议论颇有影响,《金楼子·立言篇下》:“子曰:‘耳听者学在皮肤,心听者学在肌肉,神听者学在骨髓也。’” 其中的“子曰”应该是“金楼子”梁元萧绎帝自称,内容则是简单化用了《文子》。(4)
由于“以神听之”的线索,我们会想到上文提到《诗经》中“神之听之”的内容,其中的“神”并不一定都是人格神,尤其是《鹿鸣之什·伐木》:
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听之,终和且平。
这里的“神之听之,终和且平”,如果用“以神听之,终和且平”来解释,是非常通顺的,意思是“心神去听那些声音,既和谐又平实”。(5)
“以神听之”的线索,还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老子》中的难题。王本四十七章:“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在景福本尤其是马王堆帛书本中都写作“不出户,以知天下;不窥牖,以知天道”。傅、范本作“不出户,可以知天下,不窥牖,可以知天道”,《吕氏春秋·君守》引作“不出于户而知天下,不窥牖而知天道”,《韩非子·喻老》作“不出于户,可以知天下;不窥于牖,可以知天道”。是而紧接着的“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在各本中大同小异。“以”的意思是“可以”或者“然而”都有些道理, “见天道”和“知天道”似乎也差别不大。
但是,根据《老子》的上下文来看,“知”是文中的主题。既然“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就应该“不出户,以知天下;不窥牖,以知天道”。换言之,最好的方法是:“以不出户知天下;以不窥牖知天道”,因为“其出弥远,其知弥少”。“不出户”是“知天下”途径; “不窥牖”是 “知天道”的途径。那么“塞其门、闭其兑”,靠什么来知呢?用《文子》中的话来说,就是“以心听之”,或者“以神听之”,惟其如此,才有“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 的效果。所以,还是“不出户,以知天下;不窥牖,以知天道”更具有哲学味道,其中的“以”可以直接训释为“来”。
不仅如此,出土文献告诉我们,“仁义理智圣”五行中的“圣”和“智”都和“知”有关,尤其是“圣”,和“听”(闻)息息相关,值得特别注意。
圣智五义
1、圣:听的能力;智,判断的能力。
郭沫若《卜辞通纂考释·畋游》:“古听、声、圣乃一字。其字即作耳口,从口耳会意。言口有所言,耳得之而为声,其得声动作则为听。圣、声、听均后起之字也。圣从耳口,壬声,仅于耳口之初文附以声符而已。”《说文解字》:“圣,通也,从耳。”段玉裁注:“圣从耳者,谓其耳顺。《风俗通》曰:‘圣者,声也。言闻声以知情。’”按声圣字古相假借。所谓“圣从耳者”,应该如郭沫若所言,“古听、圣、声乃一字。”其字作耳口,从口耳会意,段注所引《风俗通》之言,正是以“声”解“圣”。
传世本《老子》中的“圣”,在帛甲本中多写作“声”,在帛乙本中多写作“耳口”,而在传世本中作“声”的地方,在郭店竹简本中又写作“圣”,如“大音希圣”“音圣之相和也”。和帛书《老子》一起出土的马王堆《五行》篇却和郭店竹简《五行》一样,以“圣”代“声”。帛书《五行》:“ (聪)者,圣之臧(藏)于耳者也,犹孔子之闻轻者之敷(击)而得夏之卢也。”竹简《五行》:“金圣,善也;玉音,圣也”“金圣而玉晨(振)之。”
郭店竹简中应作“听”的地方,亦写作“圣”:
视之不足见,圣之不足。
——《老子》丙组
容,目也。圣,耳也。
——《语丛一》
可见,《说文解字》段注“谓其耳顺”暗引孔“圣人”“六十耳顺”之言,偏离了“圣”的本义,而帛乙本《老子》中“圣”写作“耳口”更说明“圣”和“声”“听”皆有内在的同源关系,可证郭说之确。
关于智,《说文解字》曰:“识词也。”段玉裁注认为常省作“知”,徐锴《说文解字系传》解释“知”说“如矢之速也。”我们可以说,智,就是知(判断)的能力——对事物的判断不仅迅速(能把握“无形”、“无声”、“未萌”、“人所未见”、“人所未闻”的现象、苗头、玄机)而且准确(不准确叫做“惑”或者“愚”)。在新近出土的文献中,知和智也往往是通用的,为了讨论的方便,根据现代汉语的习惯,我们把作为智慧之意的名词写为“智”,把作为认识或判断之意的动词写为“知”。
2、圣:闻而知之;智,见而知之。
在郭店竹简《五行》、马王堆帛书《五行》,八角廊竹简《文子》等出土文献,以及《大戴礼记》、《新书》等传世典籍中,都以“闻而知之”来解释“圣”,以“见而知之”来解释“智”。所以,“圣”之为“圣”不仅在于“闻”或“听”,更在于“知”或“智”。因为大多数的人对周围的事物都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在简帛《五行》中,智的属性和表现“明”、“见贤人” 、“玉色”等都是“看”的内容,而圣的属性和表现“聪”、“闻君子之道”、“玉音”等都是“听”的对象:
智之思也长,长则得,得则不忘,不忘则明,明则见贤人,见贤人则玉色,玉色则形,形则智。
圣之思也轻,轻则形,形则不忘,不忘则聪,聪则闻君子道,闻君子道则王言(玉音),王言(玉音)则形,形则圣。
《论语·述而》:“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孔子强调“知”是“作”的前提,并重视对见闻的选择和判断。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闻而知之”和“见而知之”的区别,这种区别,在孔子那里就隐约出现了,“多见而识之”是次一等的“知”。《五行》等篇显然是发挥了孔子的这些思想。
简单地说,“见而知之”是所谓的“感性认识”,“闻而知之”是所谓的“理性认识”;或者说“闻而知之”是“在场”的经验证明,而“闻而知之”是“不在场”的逻辑判断,“见而知之”需要借助于一定的材料,而“闻而知之”则依靠认识主体自身的智慧,所以叫做“圣”,这也就是为什么“听道”更加被重视的原因。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道”和“言说”之间的关系,“圣人”弘道一方面要“身体力行”,契而不舍,另一方面要“著书立说”,“喋喋不休”;我们在看到圣贤之书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听”他“说”道,而不是“看” 他“行”道;我们在研究他的思想的时候,实际上是和他们对话,而不是看他们身高多少、腰围几何。郭店竹简中有可以题为《说之道》的一组竹简,对于“道”的训释就是从说的角度:
凡说之道,急者为首。既得其急,言必有以及之。
言以始,情以久。非言不雠,非德无复。言而苟,墙有耳。往言伤人,来言伤己。言之善,足以终世,三世之富,不足以出亡。
文中“急者为首”、 “言以始”的说法显然是以道在字形上从“首”为根据的。这样一来,“道”和“听”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
3、圣,知天道;智,知人道。
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之四(《德圣》)把“圣”和“天”,“智”和“人”联系起来:
圣者,声也。圣者知,圣之知知天,其事化翟。其胃之圣者,取诸声也。知天者有声,知其不化,知也。
圣,天知也。知人道曰知,知天道曰圣。
郭店竹简《五行》对“圣”“智”有类似的定义:
闻君子道,聪也。闻而)知之,圣也,圣人知天道也。
帛书《五行》篇对“圣”“知”的理解和郭店楚简相似:
闻君子之道,聪也;闻而知之,圣也;圣人知天道,知而行之,圣<义>也。见而知之,知也,知而安之,仁也。
圣始天,知始人。
圣为崇,知为广。
可见,“圣”还是要比“智”高超一些。《孟子》中“圣”的地位也是最高的:
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孟子·尽心下》
4、圣:收韵;智,发声。
简帛《五行》对“圣智”的讨论不厌其烦,又提出了条理、始终和集大成的问题:
君子之为善也,有与始,有与终也。君子之为德也,有与始,无与终也。
金声而玉振之,有德者也。金声,善也;玉音,圣也。善,人道也;德,天道也。唯有德者,然后能金声而玉振之。
“金声玉振”通常的解释是“谓以钟发声,以磬收韵,奏乐从始至终。” (《成语大全》)颜师古注《急就篇》:“钟则以金,磬则以石”。 “金、石”之间有根本的一致性:“故圣人所由曰道,所为曰事。道犹金石,一调不更;事犹琴瑟,每弦改调。” (《淮南子·氾论训》)但是,钟和磬的声音各不相同,“钟之与磬也,近之则钟音充,远之则磬音章,物固有近不若远,远不若近者。”(《淮南子·说山训》)它们的作用也有区别,分别对应于“圣”(收韵)“智”(发声)。
古人对玉有特殊的兴趣,思想家们也做了精致的发挥,大体上是认为它是集各种美德于一身的。《说文解字》:“玉,石之美者,有五德者。”(段玉裁补者字)分别为:“仁、义、智、勇、絜”。 《管子·水地》更提出:
夫玉之所贵者,九德出焉。夫玉温润以泽,仁也;邻以理者,知也;坚而不蹙,义也;廉而不刿,行也;鲜而不垢,洁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皆见,精也;茂华光泽,并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抟彻远,纯而不淆,辞也;是以人主贵之,藏以为宝,剖以为符瑞,九德出焉。
《礼记·聘义》中记载孔子解释了为何玉受到特殊重视的原因:
子贡问于孔子曰:“敢问君子贵玉而贱碈者何也?为玉之寡而碈之多与?”孔子曰:“非为碈之多故贱之也、玉之寡故贵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
与发声、收韵相同的是,在音韵学上,“收韵”也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事情,要特别注意:
夫人欲明韵理者,先须晓识声音韵三说。盖一字之成,必有首有腹有尾。声者,出声也,是字之首。孟子云:“金声而玉振之。”声之为名,盖始事也。音者,度音也,是字之腹,字至成音,而其字始正矣。韵者,收韵也,是字之尾,故曰馀韵。然三者之中,韵居其殿,而最为要。凡字之有韵,如水之趋海,其势始定。如画之点睛,其神始完。故古来律学之士,于声与音固未尝置于弗讲,而唯审韵尤兢兢。
──《词苑萃编·音韵·声音韵三说须明》
5、圣:终条理者;智:始条理者。金声玉振为集大成。
《司马法·仁本》中提到:“知终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发声和收韵也是和始终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
君子之为善也,有与始,有与终也。君子之为德也,有与始,无与终也。
——简帛《五行》
“君子之为善也,有与始,有与终”。言与其体始与其体终也。
“君子之为德也,有与始,无与终”。有与始者,言与其体始;无与终者,言舍其体而独其心也。
——帛书《五行》
君子集大成。能进之,为君子,弗能进也,各止于其里。
——简帛《五行》
“君子集大成。”成也者,犹造之也,犹具之也。大成也者,金声玉振之也。唯金声而玉振之者,然后己仁而以人仁,己义而以人义。大成至矣,神耳矣!人以为弗可为也,无由至焉耳,而不然。
——帛书《五行》
孟子用“金声玉振”一词,(6)对圣智作出了比较系统的解释,
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
----《孟子·万章下》
集大成又叫做“齐”,磬的声音就能够表现这种“齐”:
传曰:居处齐则色姝,食饮齐则气珍,言齐则信听,思齐则成,志齐则盈。五者齐斯神居之。《诗》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
——《韩诗外传》卷一
孟子所说的“条理”,当然仍然和音乐理论有关系,但是已经不再局限于音乐了,《书·盘庚》:“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行百里而半九十”,“始条理者”众矣,有多少人提出过形形色色的计划,有多少人设计过大大小小的条例,然而,不管在哪一个领域,“善始善终”的人总是凤毛麟角,就像奏乐,爱好者众,尝试者多,能“成”的少而又少。所以“集大成”的确是难以达到的因而也是备受推崇的。
在简帛《五行》中所提到的“君子之为德也,有与始,无与终”看似和“集大成”相矛盾,帛书《五行》在“说”的部分对此进行了解释:“有与始者,言与其体始;无与终者,言舍其体而独其心也。” 实际上,文中强调的是道德修养不能始于身而终于身,而最终要使自己的“心”处于独立地位,主导地位,不能偏向于仁、义、礼、智、圣某一方面,更不能为耳目鼻口所“役”。《史记·范睢蔡泽列传》中就是认为圣智是“心”的属性:
蔡泽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四时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体坚强,手足便利,耳目聪明而心圣智,岂非士之愿与?”应侯曰:“然。”
不难发现,圣智五义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两类,一是从“见闻”的角度,另一是从“始终”的角度,把两者沟通的则是“条理”二字。圣智最后的指向则是“天人”。在其他一些文献中,“圣智”是直接作为评判人的标准或处理事务的能力被使用的。不同思想家对“圣智”的态度也是很不一样的。
四 圣智的作用和遭遇
1、作为德性的圣智
除了简帛《五行》以外,郭店竹简《六德》把圣智纳入“六德” ,并认为:“父圣子仁,夫智妇信,君义臣忠。圣生仁,智率信,义使忠。”《周礼·地管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也是把“圣智”看成德行。在秦始皇歌功颂德,“明得意”的石刻碑文中,也没有忘记“圣智”:“维二十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士。” (《史记·秦始皇本纪》)《大戴礼记·盛德》则把道、德、仁、圣、义、礼作为“六政”,申论其治国安民的重要意义。可见圣智不是一个普通的褒义词。但是,在其他语境里,“圣智”则是一种方法或者说是能力。
2、作为能力和方法的圣智
作为能力和方法的圣智是比较常见的:如 “君自以为圣智。而不问事。自以为安强。而无守备。四邻谋之不知戒。五患也。” (《墨子·七患》)“虽有圣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国也。”(《管子·明法解第六十七》)圣智当然也是很重要的能力,可以成为国家的资源:“国有宝,有器,有用。城郭、险阻、蓄藏,宝也;圣智,器也;珠玉,末用也。先王重其宝器而轻其末用,故能为天下。”(《管子·枢言》)这种能力是心的功能:“夫人生百体坚强,手足便利,耳目聪明而心圣智,岂非士之愿与?”(《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更正确地说,圣智出入的居所是人心中的天文地理和人情世故:“易曰:‘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夫天文地理、人情之效存于心,则圣智之府。” (《说苑·辨物》)。这种能力可以逐渐增加:“上日闻所不闻,明所不知,日益圣智;君今自闭钳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圣主责愚相,君受祸不久矣。”(《史记·袁盎晁错列传》)作为形容词的圣智有时候又用作名词,意为“圣智之人”,如:“帝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则圣智在位而功不遗矣。”(《新书·保傅》)“故亡国残家,非无圣智也,不用故也。”(《新序·节士》)“天地不能犯,圣智不能干,鬼魅不能欺。”(《列子·力命》)
这些圣智的意涵都是指很高明的认识能力和很准确的判断能力,和“见而知之”、“闻而知之”的解释是一致的。
3、被“绝”“弃”的“圣”“智”
对圣智的极端推崇必然导致对它的激烈批评。郭店竹简《老子》有“绝智弃辨”之语,对于“智巧”的批评在先秦文献中也随处可见。《庄子·人间世》认为“智”和“名”分别是争斗的工具和德行散失的原因,二者都是“凶器”。《庄子》外杂篇中对“圣智”的批判最为直接和猛烈:“然而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邪?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世有齐国,则是不乃窃齐国并与其圣智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彼圣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胠箧》)《韩非子》认为上下都有私心,“圣智成群”的局面得不到控制,是很危险的:“上无其道,则智者有私词,贤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圣智成群,造言作辞,以非法措於上。上不禁塞,又从而尊之,是教下不听上、不从法也。是以贤者显名而居,奸人赖赏而富。贤者显名而居,奸人赖赏而富,是以上不胜下也。” (《诡使》)《荀子》对思孟五行的批评近乎苛刻,并针对圣智提出了矫正的方法,一是不要凭借圣智是人走到穷途末路:“高上尊贵,不以骄人;聪明圣智,不以穷人。”(《非十二子》)二是守之以愚: “子路曰:‘敢问持满有道乎?’孔子曰:‘聪明圣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抚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挹而损之之道也。’”( 《宥坐》)《说苑·敬慎》中也说:
高上尊贤,无以骄人;聪明圣智,无以穷人。资给疾速,无以先人;刚毅勇猛,无以胜人。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虽智必质,然后辩之;虽能必让,然后为之;故士虽聪明圣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让;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廉;此所谓高而不危,满而不溢者也。
《说苑》的这段材料还提到了虽然“智”,也一定要保持质朴的问题。《荀子》以及《说苑》中的资料虽然提出了防止“圣智”过度的办法,其前提一方面是承认“圣智”有可能导致不良的后果,另一方面提出补救的措施而不是激进的弃绝,可以看作是对《庄子》中有关思想的修正。在《列子》中则对痛恨圣智的原因作出了解释,并认为那些因素无法轻易校正过来:“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达。今以圣智为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浅术所能已也。”(《仲尼》)(7)实际上是以反讽的方式肯定了圣智。
考虑到圣智一词经过思孟学派的发挥,被广泛议论是发生在战国中期及以后,春秋末年的老子直接批评它的理由不太充分,可能性不大,但是庄子“弃某绝某”的思维模式还是受了老子的影响。故而可以推断,马王堆帛书本《老子》“绝圣弃智”是来自《庄子》的,但是在早期《老子》的传本中也是有基础的。
圣智之道——竹简《文子》的观点
在竹简《文子》中则把“圣智” 作为“道”,也就是一种根本的方法来讨论或者选择“道”的最佳途径:
□经》者,圣知之道也。王也不可不
平王曰:“何谓圣知?”文子曰:“闻而知之,圣也。”
知也。故圣者闻而知择道。知者见祸福而知择行,故闻而知 之,圣也
知也成刑(形)者,可见而未生,知者见成。
今本《文子·道德》相关内容有助于我们了解“圣知”的概念。
文子问圣智。老子曰:“闻而知之,圣也;见而知之,智也。故圣人常闻祸福所生而择其道,智者常见祸福成形而择其行;圣人知天道吉凶,故知祸福所生;智者先见成形,故知祸福之门。闻未生,圣也,先见成形智也,无闻见在愚迷。”
和简帛《五行》相比,竹简《文子》同样正面肯定圣智的作用,而且把圣智上升到“道”的高度,即圣智不仅是探寻道的方法,而且是道的一种。同时竹简《文子》把“闻而知之”推进到“闻而知择道”的水平,把“见而知之”推进到“见祸福而知择行”的水平,更加强调圣智的行动意义。这些思想和汉初思潮比较接近:
庄王战服大国,义从诸侯,戚然忧恐,圣智在身而自错不肖,思得贤佐,日中忘饭,可谓明君矣。此之谓“先寤所以存亡”,此先醒也。
——《新书·先醒》
前车覆而后车戒,夫殷周之所以长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难从是不法圣智也。秦之绝者,其轨迹可见也,然而不避,是后车又覆也。
——《大戴礼记·保傅》
“不法圣知”就是不能依照历史上已有的成功经验进行统治,而秦之速亡,“其辙迹可见”如前车之鉴,必须吸取其教训。《大戴礼记·四代》解释说:“圣,知之华也。” 圣是智慧的集中体现。
综合上述文献资料,对“圣”和“知”(智)的理解大体相同,所谓“圣”是一种水平很高的“知”,是“知之华”,能根据简接的、历史的、或者遥远的,概言之,是“听”来的信息,把握事物的要害,得出正确的结论,选择合适的行为;而“知(智)则是对直接的、现实的,就近的事物,概言之,是看到的信息作出判断。“圣”和“知(智)”显然都是有认识论的意味,在竹简《文子》中尤其如此。 “圣智”在思孟学派那里是“五行”的内容,但是更多的时候,它是作为独立的范畴存在的,“仁义礼智信” 的这种“五常”体系确立以后,圣智的意涵就更加单纯了,专指极端的聪明。在汉以后的道经、佛经、小说等文献中经常出现,以至于今。但是,由于出土文献的提示,我们发现“听”是多么的重要。
注释:
(7)龙叔谓文挚曰:“子之术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挚曰:“唯命所听。然先言子所病之证。”龙叔曰:“吾乡誉不以为荣,国毁不以为辱;得而不喜,失而弗忧;视生如死,视富如贫,视人如豕,视吾如人。处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观吾之乡,如戎蛮之国。凡此众疾,爵赏不能劝,刑罚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乐不能移。固不可事国君,交亲友,御妻子,制仆隶。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挚乃命龙叔背明而立。文挚自后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见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虚矣,几圣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达。今以圣智为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浅术所能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