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象山先生的人格风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为义为公，痛恨为利为私的小人。消除腐败、追求实行“圣人之政”；2、忧国忧民，痛斥“官”、“吏”相互勾结、祸国殃民，大胆揭露“贪吏害民”的卑鄙伎俩；3、不顾个人安危，无私无畏，带病知政荆门。

[关键词] 人格风范；为义为公；忧国忧民；无私无畏

象山先生就是荆门老百姓所尊敬的陆夫子，南宋光宗二年秋九月（公元1191年10月）知荆门军，光宗三年十二月（公元1193年1月）卒于荆门知军任内。八百多年来，象山先生为义为公、忧国忧民、无私无畏的人格风范，一直影响着荆门人的后代子孙，培育着荆门人的高尚人格。

一、为义为公，痛斥小人

象山先生童年时代，庄敬自持，不爱玩耍，勤于思考，喜欢发问。眼望苍穹，总想知道天有多高；漫步大地，总想知道地有多宽。十馀岁时，读古书读到“宇宙”二字，古书解释说：“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突然间明白，宇宙原来无穷，“人与天地万物，皆在无穷之中”，[1]482-483“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间。须是做得人，方不枉。”[2]276于是提起笔写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 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1]483。十五六岁，读三国六朝史，逐渐认识到南宋社会的腐败，他为“秦汉以来，学绝道衰”[1]14深感不安。成人之后，两次中举，三十四岁进士及第。他痛恨官场腐败，为世风日下忧心如焚，然而他并不逃避现实，他反对佛家的出世之说，主张入仕。他当过地方官，也当过京官，并不在意仕途的升迁，“无富贵之念” [1]88。他的大部分时间在从事教育工作，他相信“人皆可以为尧舜”[2]282；他希望通过教育使大多数人“识义利公私之辨”，“理明义精，动皆听于理义，不任己私”[2]26；他以传尧舜之道，续孔孟之统为己任，他说“道义之在天下，在人心，岂能泯灭”[2]326？他对消除腐败、实行“圣人之政”充满希望，消除腐败、实行“圣人之政”是他一生的追求。

象山先生为义为公，痛恨为利为私的小人。

南宋孝宗淳熙八年（公元1182年），象山先生访朱元晦（朱熙）于南康，登白鹿洞书院讲席，讲《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对当时那些身居要职的所谓“名儒巨公”，提出了严厉批评，他们虽然都由“科举”出，由于“科场”腐败，“场屋（科场）之得失，顾其技与有司好恶如何耳，非所以为君子小人之辨也。”[2]333因此这些所谓“名儒巨公”，“虽曰圣贤之书，而要其志之所乡，则有与圣贤背而驰之者矣”[2]334。他们虽然也读《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然而却不能“切己观省”[2]323，他们“惟官资崇卑、禄廪厚薄是计”，根本不把“国事民隐”放在心上，他们所从事的、经历的、讲习的，不是“义”，而是“利”，他们是一些“喻于利”的小人[2]333。

象山先生胸怀报国之志，他希望当朝皇帝远追尧舜，近效唐太宗，任用贤良，励精图治，洗雪靖康之耻，收复失地，统一祖国。

南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公元1185年），象山先生在敕局为献官，上殿轮对五剳，大胆直谏，指出孝宗“临御二十馀年，未有太宗（唐太宗）数年之效。版图未归，讐耻未复，生聚教训之实，可为寒心。”[1]221象山先生认为孝宗“临御二十馀年”而成效甚微的主要原因，是作为人主的孝宗不能知人善任。象山先生说：“事之至难，莫如知人，事之至大，亦莫如知人。人主诚能知人，则天下无馀事矣。” [1]222“人之知识若登梯然，进一级则所见愈广。上者能兼下之所见，下者必不能如上之所见。”[1]223有人问：“先生见用，以何医国？”象山先生回答说：“吾有四物汤。”什么是“四物汤”？象山先生解释说：“任贤、使能、赏功、罚过。”[1]496“任贤”是“医国”的第一“物”。“使能”是“医国”的第二“物”。所谓“任贤”，就是任用贤人。所谓“使能”，就是重用能人。“贤人”，有德行的人。“能人”，有聪明才智的人。“贤”与“不肖”相对。“能”或曰“智” 与“愚”相对。

如何知人？一要观其行，二要明其心。观其行，辨识贤良；明其心，辨识君子。辨识贤良是浅层次地知人；辨识君子是深层次地知人。

象山先生认为：“人生天地间，气有清浊，心有智愚，行有贤不肖。”[2]324什么是“不肖”？“乖争、陵犯、污秽、邪淫之行，常情之所羞者所恶者，乃或纵情甘心而为之，此所谓行之不肖者也。”什么是“贤”？对于“乖争、陵犯、污秽、邪淫之行”，“有所不敢为，有所不忍为，有所不肯为，而每求是者、正者、善者为之，虽未必是、必正、必善，而其志则然，日履之间，盖与向所谓不肖者背而驰也，是亦可谓行之贤者也。”[2]324一般来说“贤者心必智，气必清；不肖者心必愚，气必浊。”然而“行之不肖者，则或耳聪目明，心意慧巧，习技艺则易能，语理致则易晓，人情世态，多所通达；其习书史者，虽使之论道术之邪正，语政治之得失，商人品之高下，决天下国家之成败安危，亦能得其仿佛。彼固不能知其真，得其实，诣其精微，臻其底蕴，而其揣摩傅会之巧，亦足以荧惑人之耳目。”“行之贤者，则或智虑短浅，精神昏昧，重以闻见之狭陋，渐习之庸鄙，则其于慧者之辩，浑然曾不能知。”更谈不上判别“道术之邪正、政治之得失、人品之高下、天下国家之成败安危”因此，“所谓清浊智愚者，殆不可以其行之贤不肖论也。”[1]81

观其行以辨识贤良只是浅层次地知人。真正知人，还须明其心以辨识君子。如何明其心以辨识君子？象山先生认为：“心之在人，是人之所以为人，而与禽兽草木异焉者也”[2]200，而“心当论邪正”[2]202，“为善为公，心之正也。为恶为私，心之邪也。为善为公，则有和协辑睦（团结合作）之风”，“为恶为私，则有乖争陵犯（你争我夺）之风”，“和协辑睦，人所愿也。乖争陵犯，人所恶也”。[2]204在社会生活中，一个人是重“义”还是重“利”，是为“公”还是为“私”，“义利公私之辨” [2]26是辨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只有那些“共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2]334的人，才是君子。一个人是君子还是小人，不能以“官资崇卑”、职称高下区分。象山先生认为“大概论之，在于为国、为民、为道义，此则君子人矣；大概论之，在于为私己、为权势，而非忠于国、循于义者，则是小人矣。” [2]332君子重“义”、为“公”，是人格高尚的人，小人重“利”、为“私”，是人格卑下的人。“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2]337，“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 [2]337。“不问在人在己，当为而为，当言而言”[2]334，“闻善而慕，知过而惧，皆君子之徒也。若乃亲善人、闻善言而狼狈自若，无所忌惮，慧黠奸慝，常有毁伤善类之心，此所谓志夫邪恶之小人。”[2]333

二、忧国忧民，针砭时弊

南宋偏安小朝庭，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朝庭之一。对南侵的金人，小朝庭除了屈辱求和、割让土地以外，别无能耐。在南宋偏安小朝庭的统治下，“郡县能以民为心者绝少，民之穷困日甚一日。抚字之道弃而不讲，掊敛日以益滋。”[2]303当时的郡守和县令，能想老百姓之所想、急老百姓之所急的，非常少；老百姓生活没有出路、困苦不堪，一天比一天严峻。南宋初年，地方官吏“虽诚心未格于丰穰，然拙政每存抚字。”（陆游《戊申严州劝农文》）虽然没有把精力放在发展生产上，然而施政却每每存有对老百姓的安抚和体恤。南宋孝宗以后，“抚字之道弃而不讲”，大肆搜刮民财，老百姓“十室九空”，“掊敛日以益滋”。面对如此腐败的“郡守”和“县令”，象山先生目不忍睹，大声疾呼：“甚哉，其不仁也。民为邦本，诚有忧国之心，肯日蹙其本而不之恤哉？财赋之匮，当求根本。不能检尼吏奸，犹可恕也，事掊敛以病民，是奚可哉？”[2]303-304

南宋孝宗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象山先生赴部调官，授迪功郎、隆兴府靖安县主薄，上书（陆九渊集卷五：与辛幼安）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使辛弃疾，以“言宽仁”。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是南宋有志之士的杰出代表，曾作《美芹十论》上于孝宗，主张充实国力，积极备战，实现国家统一。象山先生在《与辛幼安》缘起中说：“窃见近时有议论（言宽仁）之蔽，本出于小人之党，欲为容奸廋慝（隐藏邪恶）之地，而饰其辞说，托以美名，附以古训，要以利害，虽资质之美、心术之正者，苟思之不深、讲之不详，亦往往为其所惑。此在高明，必已洞照本末，而某私忧过计，未能去怀，敢悉布之，且以求教。”[2]315象山先生对“出于小人之党”的“饰其辞说，托以美名，附以古训”的所谓“宽仁”之说，“私忧过计，未能去怀”，希望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使的辛弃疾能“究宽仁之实”，“使圣天子爱养之方，勤恤之意，无远不暨，无幽不达”[1]73。

“出于小人之党”的所谓“宽仁”之说与古圣贤所言宽仁是有本质区别的。“宽也者，君子之德也。”“遏恶扬善，举直错枉，乃宽德之行也。”“君子固欲人之善，而天下不能无不善者以害吾之善；固欲人之仁，而天下不能无不仁者以害吾之仁。有不善、不仁为吾之害，而不有以禁之、治之、去之，则善者不可以伸，仁者不可以遂。是其去不仁乃所以为仁，去不善乃所以为善。”“出于小人之党”的所谓“宽仁”之说，“盖不究夫宽仁之实，而徒欲为容奸廋慝之地，殆所谓以不禁奸邪为宽大，纵释有罪为不苛者也。”象山先生指出：“若其贪黩奸宄出于其心，而至于伤民蠹国，则何以宥为？于其所不可失而失之，于其所不可宥而宥之，则为伤善，为长恶，为悖理，为不顺天，殆非先王之政也。” [1]71

南宋小朝庭的腐败，主要是吏治的腐败。象山先生认为“自古张官置吏，所以为民。为之囹圄，为之械繫，为之鞭箠，使长吏操之以禁民为非，去其不善不仁者，而成其善政仁化，惩其邪恶，除乱禁暴，使上之德意，布宜于下而无所壅底。”然而南宋小朝庭统治下的“县邑之间，贪饕矫虔之吏，方且用吾君禁非惩恶之具，以逞私济欲，置民于囹圄、械繫、鞭箠之间，残其支体，竭其膏血，头会箕敛，槌骨沥髓，与奸胥猾徒厭饫咆哮于其上。巧为文书、转移出没以欺上府；操其奇赢，与上府之左右缔交合党，以蔽上府耳目。……上之人，或浸淫闻其髣髴，欲加究治，则又有庸鄙浅陋、明不烛理、志不守正之人为之缓颊，敷陈仁爱、宽厚、有体之说，以杜吾穷治之意；游扬其文具、伪貌、诞谩之事，以掩其罪恶之迹；遂使明天子勤恤之意、牧伯班宣之诚壅底而不达。”[1]71-72“县邑之间”如此腐败，“岂不痛哉！”

南宋小朝庭吏治的腐败，除了朝庭“小人之党”把持朝政，“异端邪说充塞天下”[2]256以外，主要原因有二：1、“官”、“吏”相互勾结；2、“猾吏”、“豪家”相为表里。

南宋小朝庭的各州县，有“官”、有“吏”。“官”称“官人”；“吏”称“吏人”，又称“公人”。“官人者异乡之人，吏人者本乡之人。官人年满者三考，成资者两考，吏人则长子孙于其间。”[2]311象山先生认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张官置吏，所以为民也。”“县家而害民，州家得以治之，州家而害民，使家得以治之。”然而南宋小朝庭治下的“州家、使家，壅之以胥吏，塞之以僚属”，虽有被害者上访，却被“以告讦把持之名而抑绝之”。“胥吏之妙用，专在抑绝赴愬者之路，惩一二以威众，使之吞声敛衽，重足胁息”。“官”、“吏”相互勾结，“吏人”们“得以肆行而无忌”[1]68-69。

南宋小朝庭的各州县中，长吏统领若干吏胥，吏胥管理簿书，掌握实权。“簿书不理，吏胥因为紊乱，为长吏者难于稽考，吏胥与奸民为市，使长吏无所窥寻其踪迹”[1]116。吏胥为害，州县政事败坏，“积弊宿蠹殆难驱除”[2]304。敢于制造紊乱、为非作祟的吏胥，都是一些奸猾的“吏人”，称之为“猾吏”；与吏胥一起“为市”的“奸民”都来自有钱有势的人家，又称之为“豪家”。“猾吏豪家相为表里，根盘节错，为民蟊贼。”[2]304“吏胥之害”，当时士大夫“人人皆知其然，但所以除害之方，终未容尽试耳。”[2]304

象山先生在《与辛幼安》中，痛斥“官”、“吏”相互勾结、祸国殃民，揭露“贪吏害民”的卑鄙伎俩。“今之贪吏，每以应办财赋为辞。”“虽在利源优处，亦启无厌之心，搜罗既悉，而旁缘无艺，张其名以巧取，持空言以横索，无所不至。”“贪吏之所取，共公上者无几，而入私囊者或相十百，或相千万矣。”“通数十年之间，取其廉而能者与其贪之尤者而较之，其为应办则同，而其赋取诛求于民者或相千万而不啻。”[2]314象山先生指出，南宋小朝庭的“出于小人之党”的所谓“宽仁”之说，并无“圣天子爱养之方，勤恤之意”，“乃欲使监司郡守不敢按吏”，此乃象山先生“忧之而不能去怀者也”。

三、无私无畏，知政荆门

象山先生生活在南宋偏安的江南的时代。当时，中国北方有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政权。北宋钦宗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三月，金朝皇帝废黜北宋徽、钦二帝，北宋王朝灭亡。同年五月，钦宗的弟弟康王赵构即位于南京，是为宋高宗，改元建炎，建都杭州，改称临安，史称南宋。南宋偏安的历史，是与金朝对峙、屈辱求和的历史，也是南宋政权内部主战、主和势力相消长的历史。金朝贵族虽占领了北中国大片土地，但一直意欲南侵灭宋。宋高宗时代金朝曾两次南下攻宋。宋高宗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金主诏元帅府复取河南、陕西地”[3]3421，大举攻宋。南宋民族英雄岳飞亲率大军在河南偃城迎击金军主力，岳飞在军中奏报高宗：“金人锐气已沮，将弃辎重渡河，豪杰向风，士卒用命，时不再来，机难轻失。”但只图偏安高宗赵构，准秦桧“令班师”的奏请，“一日奉十二金字牌”[3]3461催促岳飞撤兵。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民族英雄岳飞被赐死，南宋向金称臣纳贡，淮河以北、河南、陕西大片土地划归金朝。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金主又分兵四路攻宋。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六月，高宗赵构退位，孝宗赵昚即位。

孝宗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宰相汤思退奏请议和，割商、秦二州，“世为叔侄之国”，“易岁贡为岁币”。[3]3693孝宗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光宗赵惇即位，诏象山先生知荆门军。此时，陕西、河南以及安徽、江苏的淮河以北地区，为金朝地域，湖北襄阳即是南宋抗金前线，荆门乃次边之地。

象山先生知政荆门，一不是为了做官，二不是为了发财。荆门是南宋的次边之地，金人南侵，首当其冲，知政荆门，如果发生战事，不仅官当不成、财发不了，身家性命都难保。当时，光宗赵惇诏象山先生知荆门军的消息传开以后，有人劝先生知政荆门“为委曲行道之计”，意即曲线实行自己的意愿，像现在有些人对待“干部下放”一样，到艰苦地方镀金，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先生对所谓“为委曲行道之计”，严正地回答：“《仲虺》言汤之德曰：‘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古人通体纯是道义，后世贤者处心处事，亦非尽无礼义，特其心先主乎利害，而以礼义行之耳。……古人理会利害，便是礼义，后世理会礼义，却只是利害。”[2]328商汤，是古之贤君，“以义制事，以礼制心”是《书·仲虺之诰》对商汤人格的概括，（宋）蔡沈注曰：“义者，心之裁制，；礼者，理之节文。以义制事，则事得其宜；以礼制心，则心得其正。”“古人理会利害，便是礼义”，古人（贤圣君子）遇事考虑的是如何使“事得其宜”、“心得其正”；“后世理会礼义，却只是利害”，后世（贤圣君子）遇事首先考虑“利害”，然后才是如何使“事得其宜”、“心得其正”。

象山先生对奉诏知荆门军的态度十分严肃，“有县丞问先生赴任尚何时，先生曰：‘此来为得疾速之任之命，方欲单骑即行。’县丞因言及虏人有南牧之意，先生遽曰：‘如此则荆门乃次边之地，某当挈家以行，未免少迟。若以单骑，却似某有所畏避也。’”[1]422象山先生在《与罗春伯》中说：“某夏中拜之任之命，适感寒伏枕，几至于殆。月馀少甦，又苦肠痔。七月四日始得离家，九月三日抵二泉（荆门）。”肠痔，有屙血症状，因曰“血疾”[1]512。先生知政荆门一年零三个月后，血疾大作，卒于荆门知军任内。先生不顾个人安危，为义为公，无私无畏，带病赴任。象山先生奉诏知荆门军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他崇高人格风范的体现。

象山先生知荆门军，政绩卓著，筑城备战、巩固次边，建立保伍、除暴安良，整顿税收、发展经济，移风易俗、正乎人心，为荆门后世清官树立了光辉典范，在荆门老百姓心中留下了深刻应印象。荆门父老祭文曰：“古之君子，所居民爱，所去民思，而况贤刺史之亡，其遗爱在人，真有不可解于心者。我民将子子孙孙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以至于无穷也。”[1]513

参考文献

[1]陆九渊.陆九渊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0.1.

[2]涂宗流.陆子心语[M].香港: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2.4.

[3]毕沅.续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