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现象学角度探讨了节日的含义。从北京春节期间禁放烟花爆竹的法规谈起，继而探讨节日现象是否合乎理性，阐述节日的四种来源，并认为其中最原本的来源是“天地时气交和之节韵”。接着通过一张包含十几个“节素”的表格来分析节日的结构，显示中国、印度、西方节日主流形态的区别。在讨论“怎样过的才是节？”时揭示节日的时间含义。最后表示了对中国传统节日现状的担忧。

英文题目与摘要：
Title: Preliminary Discourse on the Phenomenology of Festivals

Abstract: The paper inquires the meanings of festival from 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 Starting from a news concerning the official rule of prohibiting firecrackers in Beijing during Spring Festival, the paper is to discuss whether festival phenomenon accords with rationality, and the four possible origins of festivals among which so-called “the rhythms of seasons or the timing of yin-yang forces” is the primary. Then, the structure of festivals is laid bare by a table containing 16 “festivalemes”, showing the distinctions among Chinese, Indian and Western festivals. The implications of time in festivals are revealed in the discourse on “what are the genuine ways to have a festival”. Finally, the author expresses his worry about the destin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festivals.

壬午（西元2002年）春节刚过，报上有这样一则消息：“北京‘禁放’法规面临挑战”。 它说：
八年前，即1993年12月1日，北京市实施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最初一两年，春节期间几乎听不到燃放烟花爆竹的声音。没有了烟雾的污染，没有了血淋淋的外伤，更是节省了一大笔钱财——许多人为之欣喜不已。但是，八年后的情形又如何呢？今年北京春节烟花爆竹燃放声音不绝于耳，火警频频。……一位民警曾这样对记者说：在一些大喜的日子里，明明知道有禁放令，但是看到群众那种兴高采烈的样子，就手软了；何况“法不责众”，也不好去深究。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代表性。
这条消息显示出中国传统节日在当代中国的尴尬处境。现行的官方节日中，春节是唯一的一个传统节日，但就是它，也在中国自己的许多大城市中被禁哑了。对于有过以前的春节体验的人来说，八年以来的除夕夜和春节期间，北京和那些禁放城市就如死一般地寂静。尽管年年有除夕夜的“春节联欢晚会”，有“（越来越商业化的）庙会”，但人们还是感不到多少节日气氛。富人们开始以“旅游过节”的方式逃离节期中的城市，但小民们毕竟还想过节，顾不得“烟雾污染”、“血淋淋的外伤”和“一大笔钱财”的花费， 也顾不得受到惩罚的可能，非要偷放那几挂炮仗、几筒烟花不可，其“兴高采烈”让“明明知道有禁放令”的民警先生们都“手软了”。其他官方节日中，人们倒都是规规矩矩，对比之下，这种春节的狂热就更是令人关注。这里边似乎还不止是个“禁放”问题，而是与“过节”这个悠久的人类现象的内在含义相关。“节日”里面似乎隐藏着与人的本性和文化的本性息息相关的东西。


一．节日的反理性？
人为什么要过节呢？按照“科学理性”，时间或日子基本上是匀质的，至多有不同的[地球绕太阳]公转位置的不同，但那绝不足以使某些日子具有节庆的意义，使人们对这一天报有如此之多的期待，仿佛在这个时刻就该有某些重要的事情发生和来临似地。理性的人们应该以平常心来度过这些让俗众迷糊的日子，不要为它们改变自己的行为，以致损害身体、耽误事情。但是，我们能想象完全不为节日所动的人吗？尤其是，能设想一个完全没有节日和节日感的人群与民族吗？按照西方人发明的“进步”观，我们能想象“原始”人群的愚昧、贫穷、野蛮，但我们能想象他们不过节吗？答案是否定的。最缺少节日感的人群似乎是那些比较彻底地被观念化理性改造了的人群，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人群，以及一切理性乌托邦中的人群，那里的日子都服从科学的或革命的理性安排，连形式上的过节也是被规定好了的。但那里就完全没有了节日吗？“文化革命”中，连春节也要在“抓革命，促生产”中度过，但节日感似乎并没有完全消失。唯一让人能想象完全不过节的人群似乎要在未来出现，也就是一种被完全人工理性化了的人群，比如美国电影《黑客帝国》（Matrix）讲的那种“进步”到了能“从管子上生长出来的”，或按照科学规律被克隆式地成批生产出来的人群，连他们的思想和情感也是由各种程序（programs）所塑造成的，那么，就确实可以设想，他们是不怎么需要过节的。只要是被父母所育，唱童谣听童话长大，活在由家庭组成的社团、乡土和民族之中的人们，似乎是不会不过节的。
节里面好象总有某种故事性，或被编造出来的东西。我在美国留学，5岁的儿子刚接来几个月就赶上过西方的圣诞节。为了让他尽快进入西方文化，也为了让他快活，我对他讲了一个老掉了牙的西方故事：圣诞节前夜，圣诞老人会从烟囱里进来，在孩子们床头的袜子里放进圣诞礼物。如果谁是好孩子，礼物就会更可爱。他睁着大眼睛听我讲完，就乖乖地睡了。自然，我们这做父母的就代行“圣诞老人”之职，把买好的与别人送给孩子的礼物在半夜里偷偷塞进了袜子。第二天一早，我被孩子惊喜的叫声唤醒。我同他一样欢喜，因为我看到他的眼睛是发光的。但是，他上一年级以后，逐渐开始知道这里面的名堂了。最后有一天，在圣诞节又快到，而大人们又提及什么“圣诞老人”之时，他胜利地向我们宣布：“That’s a lie!”（那是个谎言！）。我多少有些悲哀。孩子长大了，懂事了，但也失去了些什么。他戳穿的是那比较纯朴和可爱的故事。这种早早的“去魅”使得美国社会需要更强刺激的故事，比如成人们有华尔街的、比尔·盖茨的、克林顿的、好莱坞的故事，孩子们则有迪斯尼动画片的、迈克尔·乔丹的、校园枪杀案的故事。这些故事，绝大多数美国人在一生中可能会戳穿它一些，但总也不会被完全戳穿。
是不是西方的节日过于人格化（圣诞节、情人节、复活节等），而我们的大多数传统节日，比如春节、元宵节、中秋节，因为比较自然，就过得比较理性呢？毫无疑问，中国传统节日与西方传统节日在这一点上有重大不同（以下将讨论），反映了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不同取向，但我们似乎还是不能说中国的节日是完全理性的，如果这“理性”是指一些人心目中的实证理性、功利理性或概念形而上学的理性的话。比如农历（夏历、阴历[实为阴阳合历]）的正月十五元宵节和八月十五中秋节，与天象（月圆）和自然时间有关，而月圆可以被解释为象征团圆。但这种理由绝不足以说服“理性”相信这两天应该被特殊化出来，当作岁首和中秋的团圆节，那么有力地影响了传统中国人的行为和感情。其他月份中也有月圆，为何不被特殊对待呢？如果正月有某种特殊性的话，八月的特殊性在哪里呢？何况，元宵节被视为“灯节”、“上元节”，要祭神（太一神、门神、床神、紫姑神），吃元宵和观灯，“万民同庆”；中秋节则祭月、吃月饼、送瓜求子等；这些就更是说不清楚其理由的“风俗”了。如果说圣诞老人在圣诞节之夜从烟囱里进来送礼是谎言的话，那么元宵一夜掌灯[可]娱神、中秋送瓜[可]求子、九月九日重阳登高可辟邪之类的说法是否也是谎言呢？
让我们想一下，什么是严格意义上的谎言呢？明知是甲，却说成非甲，或说成乙。我对孩子所讲的“圣诞老人”，确有谎言之嫌。即使这样，也还有回辩的余地，比如我可辩之曰：“我相信有精神上的圣诞老人，家长不过代行其事。”说中秋送瓜可求子、重阳登高可辟邪就更有模糊之处，很难说它们是严格意义上的谎言。贬者或讥为“迷信”，褒者或赞之曰“追求幸福之良风美俗”。当然还可以问：这种追随节日风俗的行为中有没有（萨特意义上的）“自欺欺人”呢？人们每年如同候鸟一样，在春节、中秋节之前千里迢迢地赶回家去过节团圆，到底为了什么？为什么它们与平常的假日差距那么大？从实证理性的角度讲，人们确实可以不过这种节日，不花费这么多时间和金钱，而并不真的缺少了什么。现代都市人也似乎正在变得有些“节冷淡”起来。看来，任何节日中都有超出了观念化理性和实证理性的维度或成份，人们之所以自觉地或身不由己地过节，是出于某种既非谎言亦非实证理由的潜在动力。


二．节日的来源
这个问题可分为两层来讲：一是节日的根本来源，回答“人为何一定要过节？”这样的问题；另一层是关于具体节日的文化和历史来源。下面依次而论。
“节（節）”在中文里的原意是“竹节（節）”， 含有“[两段竹子]相交”和“界限”之义。所以，就有“节气”、“节奏”、“符节”、“礼节”、“大节”、“名节”、“节俭”、“节度”等词语。从这两个基本含义，衍生出了其它的一些意思，其中较重要的有：“命运”、 “和合” 与“习俗之佳日”。最后这个意思就是这里所谈的节日了：“令节三秋晚，重阳九日欢”（宋之问：《九日》）；“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为什么是“令节”和“佳节”呢？因为天地阴阳时气在此交和，形成了时令的节奏（注意“九九”这个数字的结构），所以“令节”即意味着“美好的节日”，又意味着“时机化了的、时令化了的日子”。这样看来，“节”对于中国古人不是外在、偶然的，而是天、地、人本身的存在方式与节奏，是万物与人生的和谐之处，该讲究之处。简言之，节与人的命运息息相关。
这应该是节日的最原初的来源，即来自天地时气交和之节韵。这一“原节”特点在中国传统节日形态中表现得最为充分。根据大略的统计，中国较重要的传统节日大约有20个， 其中来自日月时令交会的，或与之有关系的有16个，只有正月初七的“人节”、四月八日的“浴佛节（释迦牟尼生日）”、七月十五日的“中元节（鬼节）”和十月十五日“下元节（水官大帝诞日）”基本上没有时令意味，其他如春节、立春、元宵节、上巳节（三月三日）、清明节、夏至节、七夕乞巧节、中秋节、重阳节、冬至节等，都与时气节奏大有关系。就是几个表面上与时气无关的，比如端午节、腊八节、送灶节（腊月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细查古制，也有时令的讲究。“端午”为“阳极之日”，故《风土记》曰：“端者，始也，正也。五日午时为天中节，故作种种物辟邪恶。”在汉朝时人以五彩丝系臂，名长命缕，见于《风俗通》。 “竞渡（以悼屈原）”、“斗草”等风俗或为后世附加者。腊八节不只出自佛家或释迦牟尼成道日，在中国古代早已是“腊祭”之日，在宋代之后才与佛文化融合。送灶节虽是“灶王上天日”，但因属于春节的大范围，亦有时气。元代之前还盛行春秋社日及腊祭， 多半因异族摧残而消亡。印度的比忽节（春节）、拜蛇节（印历五月五日）与时令有关，日本的新尝节、樱花节及不少从中国传去的节日亦是。西方古代的酒神节（酒神在春天复活）和万圣节（丰收时节，又是鬼节）也有时令气息。
节日的第二种来源是各民族的传说、神话和宗教。中国传统节日中，以上提及的那几个非时令节即属此类。伊斯兰教的开斋节、西方的圣诞节、复活节都源于兹。印度文化中这类节日最为丰富，比如霍利节（洒红节）、十胜节、点灯节、克里希纳诞辰节、湿婆节、保护节、罗其密（财神）节、哈奴曼（神猴）诞辰节、象头神节等等。
节日的第三个来源是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比如各国的建国日或国庆节一般都有相应的历史事件。西方国家的节日中起源于此的居多，比如愚人节、 感恩节、情人节、退伍军人节（纪念一次大战结束）、哥伦布日等。这是早已形成节日的，另有一些由政府规定，正在形成之中的“节日”，比如美国的1月15日马丁·路德·金诞辰日，已是全国放假日；2月中旬的总统日（华盛顿总统诞日）；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女王诞辰日。不少“纪念日”还没有真正形成节日传统，比如刚提到的马丁·路德·金日和总统日，还有印度的甘地生卒纪念日、泰戈尔生卒纪念日等。东亚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民族中这些“诞辰节”很不发达，除了一个西传而来的“释迦牟尼诞辰”之外几乎再无其他，甚至孔子诞辰、老子诞辰也未成节日。
节日的第四个来源是国家、政府、议会的行政设定。当然，这种设定一般都有某种来头或背景，比如某个历史事件或某个名人的诞辰忌日等，但它们靠自身在目前绝不足以形成全民族的节日，而是靠行政规定才取得了假日身份，再加上一些庆典、仪式，勉强冠以“节日”之名。在美国这样传统浅短的国家，这类节日不少，比如美国的母亲节、 父亲节、 劳动节。 在日本有植树节、文化节、体育节、敬老节、成人节等。
总之，传统的中国、印度与西方的节日各有特色，其主流分别与第一种（时令）、第二种（传说、神话与宗教）和第三、四种（人事）起源关系密切。如果节日的首要来源或本性属于人事的话，那么人从理论上讲就似乎可以不过节；如果首要的来源是第二种，那么节日从根本处就是偶然的。但是，如果节日的真正来源是第一种，那么节日与人的生存方式本身就有内在关联，只要人生活在与天地沆瀣一气的自然节奏和韵律之中，那么就总有某些日子是“节”，即相交相和与标志界限的时刻。人在在那些时节之中就会感到各种不寻常的意义和气氛，于是就有可能形成节日。


三．节日的结构
为了将以上所讲的集中地表现出来，下面就以“节素”（生造的英文词为festivaleme或festaleme）和“节日”为经纬，组成一表：

节素节日有时令含义有明确的时间起源历史事件构成起源时代久远（二个世纪以上）有传说附会有宗教神灵由权力机构设立有主人公有浓厚民俗（醉态）有禁忌突破有自己的禁忌有家族含义有伴节现象明显影响人的行为属于主流文化有不同传统的交汇
*霍利节（洒红节）[印]--- - -- -
拜萨喀节[印] -？ ？ -？-- ---- --
*湿婆节[印]--- - --？- -
拜蛇节[印]--- -- - -- -
*圣诞节[西方]--？ ？ - --- -
感恩节[美国]-？ - -？--？---？-
父亲节[美国]- ---- ？------- ？-
*春节[中国、韩国等] -- --- -
*清明节及寒食节[中国及东亚某些国家] -- --- -
腊八节[中国] -- -？--？ ---？---？
国庆节[中国]- --- -------？--
五四青年节[中国]- --- ---------

说明：表中的“ ”表示有该项特点；“-”表示没有此特点；“？”表示对于所做出的判断有所保留。加“*”号者为影响深远的节日。

此表显示出来的一些东西：
（1）最成功的（久远、自发、影响人的行为）的节日大多属于主流文化，有浓厚的民俗和传说，甚至有自己的禁忌和对日常禁忌的突破，有伴节现象。
（2）中国的成功节日有时令含义和家族含义，其他文化的节日则基本没有。
（3）印度与西方重大节日往往与宗教神灵有关，中国最有影响的节日则无此关联。
（4）权力机构设立的节日大多缺少节日氛围与自身的活力。
（5）从表中的一些节日，比如清明-寒食节、感恩节、五四青年节等，以及表外的更多的曾有过的（比如中国的春秋社祭）、正在有的和将会有的节日看来，节日有自己的生老病死，也就是自己的生命史。其兴衰往往与文化的命运有关。

四．怎样过的才是节日？
以上的讨论还显示出，节日虽然与人有根本的联系，却基本上是超人为的。从其本性（第一来源）上讲，节日是不可规定的，不可强迫的。征服者与被征服者、规定者与被规定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主体与客体、观念理性与感官欲望……那里都没有真正的节日。节日是生命节奏与命运感受相交和而生发出的赞歌：它们是追忆之歌，又是希望之歌，也是及时行乐、忘怀得失之歌。“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它们是人生与天地日月以时相通的“眼”。
那么，节应该怎样过才算实现出节的本性了呢？
首先，尽管节日都有自己的内容，但它总有一个非对象化的、让生命能自由舒展的维度。这也就是说，节日中总有一种无为而为的、和缓交融的发生与推动。而这首先就意味着需要“天下太平”，或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需要一种深刻意义上的“和-平”。兵荒马乱、盗贼横行、民不聊生的状况，不管是现实中的还是精神上的，都极不利于“过节”。反之，如果能过节，这节的根底处涌现出的和平氛围或可消弭兵灾。自古以来，中国的帝王贵胄都从未或极少敢于自立什么节日的，而是以在传统节日期间“与民同乐”、感受太平盛世为殊荣。在这方面，西班牙的一位跨文化学者和天主教神学家潘尼卡（R. Pannikkar）很有些出色的见地。他认为和平既不是为自己争来的，也不是向别人强加的。和平是被接受的，总含有“受赐”的、“感恩”的非对象化的成份；它们又是被发现的和被创造的，没有现成在那儿的和平。“和平是圣灵的礼物。” 一般人认为“不打仗”就等于和平，失之过简，因为“战胜”和“极权”等形式下的不打仗不是真正的和平，不仅其中潜伏着战争、暴乱和“恐怖主义”的可能，而且也缺少天下太平的原味。潘尼卡之所以有超出西方传统乃至现在的许多政治家、哲学家的见解，一是他吸收了现代西方哲学中由海德格尔深化了的存在论解释学，二是他与东方文化和哲学，特别是佛学的实质性对话产生了效果，因此他能有“和平是对存在节律之和谐的参与” 的出色见解，惜乎语焉而不详。其实，和平的真义就呈现在节日的真实氛围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节日乃是和平开出的花朵。没有外在与内心的和平、宁静、劳动与春秋，就不会有原发的节日感和节期感。
第二，在节日的根源处是活生生的时间节奏，它一定要以海德格尔早期讲的“[实际生活经验本身的]形式显示”的方式表现出来。所以，在节日那里，“人的生存时间”本身一定要歌舞出和激荡出浪花，不然就缺少节日气氛。这表现在：（1）不少重大节日本身处于农历或节气的交接处（春节、立春、清明、中秋等）；（2）节的来源、讲究、风俗或过法本身含有时间花样，比如日子与历史事件或传说故事相呼应（圣诞、佛诞、湿婆诞辰、国庆等）；数字的花样（比如节的月与日的数字有讲究：1.1; 1.15; 2.2; 3.3; 5.5; 7.7; 9.9; 12.24等）；和节期中的小相应，比如春节期间送灶王上天（腊月二十四[或二十三]日）相应于正月初四接灶王回府，除夕夜的烟火与元宵节的灯火相应；以及风俗、禁忌造成的生存时间的异常与激漾，比如除夕的守岁，正月初一的祭祖、放爆竹，[白天]不许炊煮、不许倒垃圾等等造成的不寻常和不方便。没有这些讲究和由它们构成的新鲜的生存时间感受，就难有浓厚的节日气氛。
（3）节日似乎有一种通过节与节之间的相互牵连而成大观的趋势。“孤节”就不如“连串节”更像节。而且，这也似乎是节日的兴衰的标志之一。正在兴起的节会“俘获”另一些日子以作为自己的“伴节”（比如中国的春节在全盛之时俘获了灶王节、元宵节、乃至腊八节；西方的圣诞节与西历新年连成串），并从风俗中获得多层的外围、讲究和“晕圈”，显得更丰富多姿；而走向衰败的节的时机讲究和内结构就处于被剥落和塌陷的过程之中，断井颓垣，形影相吊，日渐凄凉。
（4）与上两点密切相关，过节本身必有一种溢出了节日当下时[比如“大年初一”]的、对总体时间势态的鲜明感受，即：在过节前有预期（Protention），在过节后有保留或回味（Retention），而且过节前与后之间有鲜明的区别感，好像跨过了某个重要的界限。换言之，这应是一场真实深刻的体验。这里面，要以“对节日的预期”最有纯粹的活跃的节日感。过节绝不只是过那个“现实的（real）”节，更不止于体验节的“实项内容”（比如“吃饺子”、“得圣诞节礼物”、“拜年说吉祥话”等），而更在于对那形成“节日气象”的边缘视域的体验，这样才能真正经验到“节日本身”这样一个意向对象，它的背后有各种被动的（前意识的）和主动的活动的构成。
为什么“对节日的预期”最有纯洁欢乐的节日感呢？因为，如前所述，节日本身一方面不是个现成对象，另一方面又是活生生的时机化的真实存在，“氤氲化醇”， 而“节日预期”恰恰最充沛地体现了这些特点。实在的节日还未到，还未成为手边的一个现成者，但它已经存在于人们的生存时间的切近期望视域之中，已进入了节日的那放射着魅力和光彩的晕圈或氛围之中。换言之，节已在这光环朝霞之中诞生，越来越充满热力与辉煌地向我们迎来；人们还未尝到它带来的让人精疲力竭或磕磕碰碰的一面，却已活生生地感受到了它的真实与可爱。而且，这种“越来越……”的提升感、来临感和交汇感正是节日的神髓之所在。
第三，既然节日是生存时间与体验的旋涡、交汇和跌宕之处，那么，节日越含有不寻常的交汇与新鲜经验的构成，就越像个节。而这种“不寻常”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对某些禁忌（taboo）的突破，开日常体制的玩笑。这方面最触目的现象似乎是古代地中海地区流行的酒神节。人们在春天来临时的某一天庆祝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复活，载歌载舞，放浪形骸，在身心沉醉之中与自然重新相会。这时，人们可以违反平日的某些禁忌或界限，比如社会等级的界限、公共与私人场合的界限、理智与醉态的界限等等。西方的“愚人节”是另一种表示。印度的霍利（洒红）节中，人们可以相互开玩笑、对骂和说粗话，互泼红水[后来传到缅甸和中国云南，为“泼水节”]，不但无人介意，且使人突破平日的种姓之分、男女之别和敌友对立，最后相互祝贺、消除隔阂。中国的春节与元宵节“开夜禁”，守岁至夜半，并放爆竹迎新年，等等，也有突破禁忌之意。为什么要放爆竹呢？一个传统的解释是：除夕是一年最后一夜，属“月穷岁尽之日”，阴气浓重，于是神鬼游走，弄不好会犯人致病。所以古来便有以火烧竹竿以爆之，用来驱鬼的风俗。据说“山臊”这种能让人患病的鬼最怕听爆竹之声。《荆楚岁时记》讲：“元旦爆竹于庭，以辟山臊。”《通俗篇·俳优》载：“古时爆竹，皆以真竹着火爆之，故唐人诗称爆竿；后人卷纸为之，称曰爆仗。”《日下旧闻考》（147卷）言：“燕城烟火诸制，有声者曰响炮，高起者曰起火，起火中带炮带声曰三级浪，不响不起、旋绕地上者曰地老鼠。……统名曰烟火，……通宵以为乐。”
与破戒同时的可能还有节日或节期自身设立的禁忌，如伊斯兰的斋月与开斋节，春节的各种禁忌与“破五（正月初五禁忌终止）”。由此造成节日中起伏异常的生存体验。更重要的是，这些破戒与禁戒在节日的时机光环中得到升华，“粗话”不再只是“粗”，放炮仗不再只是喧闹和惊扰，它们构成新的体验，创造让对头们和解和心灵更新的机会。


五．中国节日现状反思
由以上的讨论可以见出，中国传统节日中有中国文化和思维方式所赋予的突出特性，即生存时间化与家庭亲情化。但它们在现行的中国官方认可的节日系统中已被极大地削弱。
中国现有的法定节日有十个，它们是：新年（西历1月1日）；春节；国际劳动妇女节（3月8日）；植树节（3月12日）；国际劳动节（5月1日）；五四青年节（5月4日）；国际儿童节（6月1日）；建军节（8月1日）；教师节（9月1日）；国庆节（10月1日）。其中只有春节一个传统文化节日。真正带有文化色彩、为全民所自发共庆的也止此一节而已。其他的“节日”，或与职业有关，或与“国际”有关。相比于东西方的绝大多数国家的节日系统，中国的节日与其传统形态的差异可能是最大的，也是最少自己文化特色的。一个外来人，不用了解别的什么，只要对比一下这两种文化朝向几乎完全不同的节日体系，就可推测出，这个民族或国家在短短不到一个世纪之中，必然经历了精神上的巨大创伤和突变，不然绝不至于有如此断裂性的反差和变态。于是一个问题可能会出现在他或她的心中：这个经历了如此巨大的精神突变的民族，还能有真正的节日感受吗？他们还能够在真实的意义上过节吗？其实我们也可以自问同样的问题。甚至还可以问：当中国人为赢得2008年奥运会这个传统西方节日的举办权而举国上下欢庆之时，想没想过自己的节日还在哪里？
更有甚者，就是这唯一残存的春节，其文化含义也已经被剥离得所剩无几。首先，它的节期结构已被破坏，节前的伴节，比如冬至、腊八节和灶王上天节等已消失，节后的“初三”、“破五”、“初七人节”、“元宵节”等已残破不堪。春节已被孤立化为“除夕”加上“年假期”。其次，许多伴随的风俗，比如祭祖、晚辈给长辈磕头、长辈给晚辈压岁钱、亲戚朋友相互拜年、送迎财神等，正在消失或弱化。官府明令禁放炮仗烟火，更是欲将几乎是最后一点传统的年节气氛清除净尽。以炮仗伤人、引火为由来禁放花炮，而不是想方设法地规范管理，做趋利避害的引导，这种政府行为中暗含着自觉或不自觉的文化歧视。吸烟每年致死者和引火者，比短暂的放花炮损伤者要多得多，为何不禁？如果说允许吸烟的存在是“利大于弊”，那么春节允许中国人在城市里放花炮难道就不利大于弊了吗？而且，如上所述，只靠实用理性和实证理性，是无法有效地评判节日的存在理由与过节方式的。以现在春节的衰败情况，再没有了放花炮这一古远节俗，此节还有多少文化蕴意和节日氛围呢？前面所讲的也隐含了这样一个意思，即放爆竹烟花是春节的内在节素，就像喝酒歌舞是希腊酒神节、互泼红水是印度霍利节的节素一样。一个安安静静的、不管是当年“革命化”的还是现在这种功利理性化的除夕和大年初一，根本不能算是在真实的意义上过春节。北京老百姓自发地突破禁令放花炮，是一种出自中国文化本能的“节日化”举动，是在拯救这个已经身患重病的节日。中国人需要有属于自己的节日，如果连这“最后的爆仗声”也听不到了的话，原本意义上的“中国节”就在中国的中心消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