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最主要的潮流，以至于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能摆脱这一潮流。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主体内容和最主要的推动力量，也是全球化的基本特征，甚至有的学者将经济全球化等同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前提和基础，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主要表现为各国各地区经济联系密切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步。全球化时代的条件下，各国产品、资本、人员自由流动，各国资源合理配置，最大限度地发挥各国的优势。其中，各国人员的自由流动必定会使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各国间的移民呈现出若干新特征，同时会对不同类型的国家产生不同的冲击。本文拟对当代世界移民的这些特点及其结果作粗浅的分析，力图探究其中的规律和必然性。

关键词：全球化时代 移民模式 自由流动

地区和世界范围的移民自古有之，绝对不是近现代社会特有的产物。原始社会人们的迁徙使人类遍布于全球，只不过当时的移民是自发的，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移民开始受到国家政权的控制，人员流动的随意性降低。这时期的移民主要发生在各国国家范围内，不仅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而且还受到政治、经济、社会风俗的影响。近代以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特征要求把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扩大到世界范围，人员的流动也开始扩大到世界范围。这种条件下，各国各地区都逐渐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移民的成因和去向也跟着复杂起来。但是这种流动决不是随意的，而是资本主义经济在全世界进行活动的需要促成的。
二战后，随着新经济的成长，世界性的人员迁徙变得更加频繁。这种迁徙也是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也受到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因此，这种情况下的移民模式开始具备一些与传统模式完全不同的新特点。

一、全球化时代移民模式的新特点

全球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至今仍在持续。就经济层面来说，著名经济学家张幼文将全球化归结为三个阶段，即国际化、全球化、一体化。国际化是指“各民族国家随着相互间贸易的发展，开始了市场的统一和融合”，“在此基础上，实现诸如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和技术在国际间的流动。”全球化是指“国际化基础上，随着分工的深入和市场的扩大，各国经济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加深，尤其是战后跨国公司的大发展使全球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推进。”目前的世界经济正处在这一进程当中。一体化则意味着“世界经济已完全融为一个整体”。1全球化要实现的是各国经济表层化的相互依存，那么一体化则是在本质上达到各国经济的充分融合。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意味着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各国间的移民模式将受其影响。与二战后的冷战时期相比，国际间的移民必将出现全新的模式。
首先，国家和地区间移民的自由度将有大的提高。正如《国际移民与亚洲民族国家》一文所述，漫长的陆地和海岸边境难以控制，特别是那些具有人口流动传统的地区移民体系；缺乏能够形成有效监控体系的制度性能力；由于劳工需求和雇主压力使得政府容忍不规范的移民活动。这些因素是推动国家间移民的重要原因，但国际移民最主要的推力来自于经济发展的需要。
冷战时期，东西方互相仇视导致劳工流动的压力阀长期紧闭，东西方之间的经济交流也几乎陷于停顿。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化道路上阻碍力量陡然减轻，各国间互相交流的强烈愿望使得自由移民成为可能。虽然各国政府对国内民众迁徙会采取种种限制措施，但是全球化的浪潮始终会淹没它们。
其次，国家和地区间移民的合法性将有大的改善。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各国多将劳动力视为国家的财富，严格地限制人民出国。甚至在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各国为争夺劳动力而发动战争的情况。另外，古代的经济活动主要是围绕土地展开，奴隶、农民被迫依附在土地上，流动性很低。再加上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极低，移民不具备应有的物质基础。即使有小规模的人员迁徙也绝非出自本意，而是出于生活贫困或政治压迫。中国封建时代东南沿海一带往东南亚移民即属于上述情况。移民不仅没有合法的身份，而且被当作“弃民”。
西方近代以来的殖民活动使西方人遍布世界各地，同时他们的经济活动把移民的范围推向全球。但我们仍不能认为这时世界上的移民活动已经是自由流动了，因为西方殖民者到处掠夺劳工为他们的殖民经济服务并非出自劳工本人的自愿。万恶的奴隶贸易更是严重践踏了人权，毫无公理公法可言。不仅如此，积贫积弱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也无力保护它们在海外的侨民，只能任其飘摇。以中国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出国的华人绝大多数处在社会底层，从事繁重艰辛的体力劳动，其处境相当悲惨。”
全球化时代的移民情况明显发生了改观，关于移民的国际法律、法规日益完善。各国政府也十分关注海外侨民的利益，派出各级外交机构负责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此外，各国对别国移民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甚至给他们以国民身份。这些移民对他国的各项事业的发展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工作是所在国人民不可取代的。有一种独特的情况，现在世界上出现了很多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它们通过立法让成员国人们自由流动。这些国家内部由于人员构成十分复杂，很难说清他们是哪国的国民。
再次，各国间移民的成分、方向差异很大。奴隶、封建时代，移民多为劳苦大众，此外便是少量在各国流动的商人。移民去向主要是人多地狭的国家流向人少地广的国家，过去后主要是经营农牧业和商业。近代以来的移民则多是殖民者驱动的结果，东方移民的成分多为在工矿业和种植业劳动的工人。与此相对应，西方移民的成分则大多成为工矿业主和种植园主，是东方移民的剥削者。这些移民的性质可以归结为劳工移民和商业移民，并且带有强制的成分。
全球化时代的移民与上述移民的内容完全不同。不管发展程度如何，各国的移民均为全球化的经济服务。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劳务输出量不断加大，但这并不意味着等同于近代移民。因为这些劳务是发达国家所需要的，这些劳务的输出多是有组织的和合法的。发达国家表面上输出资本，融资于世界各地，但实质上这一做法是得到发展中国家同意和有利于它们发展的。再说，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人员交流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所加深，并且是双向的。当然，现今的移民也不完全是平等的，在某些方面是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比如，发展中国家输出的多为高科技人才和技术工人，这对本来就人才短缺的国家来说是很不利的。这些方面的冲击我将在下文中做具体分析。
最后，移民融入移居国的进程将加快。由于移居国基本上废除了对的歧视措施，全球化文明激荡在世界各地，各民族人们文化、生活交流日益频繁，所以移民很快就能融入当地生活。而以前，移民多遭到当地政府的敌视和经济上的困境，土著也对移民的生产生活不满。此种情况下，移民的生活圈子狭小，不愿意和当地人交流，甚至形成独立的移民社会。全球化时代这种人才互动也加速了民族融合的步伐。
总之，全球化时代的移民由于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交流加深与旧时代的移民相比具有很多新的特征。这些特征在某些层面上对世界各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下面谨以中国六七十年代以后的新移民为例来探讨一下这些移民的状况及对中国的影响。

二、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新移民及其影响

全球化时代的移民对中国影响极大，因为中国六七十年代特别是在改革开发之后出现了新一轮移民大潮。这批移民不同于鸦片战争后出现的华工出国，更不同于封建时代东南沿海一带的农民流亡。这次移民大潮以知识性移民为主，出国的目的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从移民的方向来看，欧美取代东南亚成为中国新移民的首选目的地。当然这不是中国仅有的情况，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也是如此，只是没有中国明显罢了。另外不容忽视的是许多已定居东南亚的华人也出现再移民的倾向，移居对象主要也是欧美。那么那些留居欧美的生活状态究竟如何？对留居国和中国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新移民的数量及从事的行业。 “中国改革开放后，大量的留学人员奔赴海外，知识型海外华人的比例上升。据估计，目前在海外的中国大陆专业人才超过了３０万人。另外，早期到国外的海外华人的后代，在父母的全力支持下，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逐渐进入白领阶层和当地主流社会。”2新加坡华裔馆馆长纪宝坤教授在2001年7月28日海南会馆举行的“中国新移民面面观”讲座上，提出了这么一个看法。他认为：“中国新移民可壮大我国大学的科研阵容，对知识经济做出贡献。他们也能对本地文化和华社组织产生影响，使本地华族方言群多元化，并使华文和华语的应用范围扩大。” 他还说，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都有许多来自中国的研究员。南大教学和研究人员中，中国移民占了颇大的比例，尤其是一些工程和科研的研究领域，中国移民的比例更大。1以上数据和论述可以看出，新移民多为受过良好教育乃至精英教育的一代，在移居国的科学教研工作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其实在当今世界最能吸引中国青年的地方莫过于美国了，这一方面得益于美国拥有一流的大学和科研院所，更重要的是美国开放的心态。广大华人青年争相留学美国，使得中国裔科研人员在美国科学界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以至于“在美国的硅谷，没有一个与计算机有关的公司没有雇用华人科技人员的”。在欧洲也是如此，只不过起步较晚，“法国的阿尔卡特、法国电信、布依革、罗地亚、法国电力公司等大公司和众多的中小公司中，华人工程师、技术人员的雇用率大大增加，有的成为公司的技术骨干，有的成为关键部门的首席科学家，有的甚至进入了领导层。”2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一个怪圈，越是人才丰富的地区越能吸引人才，越是人才缺乏的国度越是流失人才。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曾说：“全球化增加了发达国家对人才的需求，尤其是在资讯科技领域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之后。这些国家都放宽了移民条例，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人才流动性，1971年～1997年之间，移居美国的移民约有1900万。3”吸引移民特别是拥有高质量人力资本的移民已经成为对未来的投资。这方面当然还是美国做的最好，如印度的软件工程师就是微软、摩托罗拉、IBM等美国公司的重要创新人才。
而中国的人才流失现象恰好与之构成形成鲜明的对比。据有关统计，自1978年至1997年间，我国累计出国留学40万人，除10万在校学习者外，学成归国者仅10余万，回归率与滞留率呈现1 ：2的比例。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这一比例大致为2：1。北大有些科系的学生76％都跑到美国去了。四通集团董事长段永基曾不无讽刺地说道：“现在科教是科教了，兴都兴到美国了。”4
不仅科技人才大量流失，连经济界的精英也不愿归国。很多商界巨子宁在海外创业，说明这些国家的经济大环境比国内优越。近年来，随着开放步伐的加大，很多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投资中国，也大量引进海外学成的中国学子。例如法国阿尔卡特公司、电力公司、阿尔斯通公司、罗地亚公司、家乐福超级市场等大型企业在中国都有重要投资和建厂。无一例外，这些公司都聘用了华人作为在中国业务的负责人或协调人，而且基本上都是改革开放后留学法国并获得了博士学位的知识华人。5
这些新移民在为移居国的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对中国这个人才匮乏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虽然我们不能否认，他们中的一部分也在尽其所能为祖国的发展努力。新移民现象不是个别的和短期存在的，而是全球化条件下人员交流的必然。但是这一移民过程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来说有不同的意义，这是值得深思的。对中国来说，应该采取积极的人才吸引政策，争取高科技人员归国，在此基础上努力引进外国的经营和管理人才。不如此就无法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化时代立足，不如此就不能实现科教兴国的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