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老龄经济学研究上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对我们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笔者翻阅了大量国外老龄经济学文献,重点对计量标准和经济状况两个方面的研究进行综述,以飨国内学者。
[关键词] 计量标准、经济状况
Analysis on Economics of Aging: Measurement and Economic Status
[Key Words] Measurement, Economic Status
前言
目前我国老龄经济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对老龄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和数据的收集,以及研究中碰到的难题和结症等问题还没有充分的认识,老龄经济学的研究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政府决策的需要,因此,加强老龄经济学的研究迫在眉睫。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老龄经济学研究上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笔者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学者。
一、老人经济福利的计量
我们做研究,首先要搞清楚所使用的计量单位和概念问题。克雷斯托[1]对老龄经济学研究中遇到的计量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他认为,从已经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对老年人以及比较老年人与其他年龄人口所拥有的经济资源的估计量存在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选择使用的概念和方法的不同造成的。必须考虑的计量问题包括:(1)计量收入积蓄的层面概念,即是用个人、家庭还是用家庭户为计量单位。(2)分析单位和对“老年人”单位的界定,即老年人为户主的平均家庭户收入与只有老年人的平均家庭户收入是不同的。(3)调查数据来源的选择。(4)按家庭或家庭户规模、资产对老人经济福利的贡献,以及实物收入,对在可使用的调查数据中,一些收入类型的低报进行调整。(5)集中趋势计量单位的选择,即用平均数还是用中位数。(6)横截面视角对纵向视角,即用横截面数据还是用纵向数据。
1.分析单位和收入概念
美国大多数消费收入和资产统计基于普查局调查的数据,如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和SIPP调查等,在分析这些数据时,分析单位可以是家庭户、家庭或个人。这同样适用于分析老年人收入时所使用的概念,例如,个人层面的分析可以侧重于个人收入、家庭收入或家庭户收入的分析。由于相对少量的老年人家庭包括非家庭成员,家庭户和家庭收入计量非常相似。许多研究使用家庭户作为分析单位,比较老年人为户主和非老年人为户主的家庭户资产,因为,在这种分析中,以老人为户主的家庭户权数是相同的,不管这样的家庭户是否包含一个、两个或更多的老人。与有配偶老人相比,关于独居老人的数据被大大地加权。而那些住在非老人户主家庭户中的老人则没有被体现出来,因此,这样的数据在统计上不能代表老年人口。家庭户收入作为简明扼要的计量单位仅仅反映部分情况:关于个人收入的信息同样重要,因为,用家庭户或家庭为计量单位的关于“经济资源共享”假设充其量只是对复杂现实的粗略估计。为了比较不同老年亚群体以及老年人群与其他年轻人群的经济福利,我们必须根据不同家庭户收入差异和消费这些收入的人数的差异,确定可以比较的家庭生活水平。通常按照未调整的家庭户收入,用户主的年龄对家庭户进行比较:这种比较特别指出,老年户主家庭户显然不如非老人户主的家庭户富有。
2.贫困计量
一些研究者认为,试图按照一个绝对的、不随时间和收入分配的变化而变化的计量标准测量贫困是不适当的,而且会夸大老年人经济改善情况。他们建议使用一个相对计量标准,如收入中位数的50%为贫困线[2]。另外,官方的贫困统计以现金为基础,没有反映实物补助的变化,因而可能低估了改善情况。争论的结果建议贫困计量标准使用更宽泛的收入概念,例如在收入中包括医疗补助等[3]。由于许多老年人聚集在接近按官方定义的贫困线区域附近,有关低于贫困线的老人和非老年人的比例变化趋势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过分乐观的老年人经济状况改善的画面。尽管研究者对使用官方贫困线尚存在相当大的不满,但对于使用一个恰当的贫困概念还没有达成共识。然而研究结果证明,在现有的贫困标准框架内,运用不同的贫困线进行比较为我们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
3、资产对经济福利的贡献
像现金收入一样,对资产的所有权代表着对经济资源的支配权,即使这些资产在即定的年份没有兑现成现金的收入。有研究者采用几种方法来分析资产对经济福利的贡献,特别是探讨了资产的全部或部分净值,因为它是在个人晚年生活中可以分配的年收入。住宅资产受到特别的关注,因为它是一种相对固定的资产。住宅资产提供居住资源,在西方国家它的价值可以被折算为“估算的房租”。显然,在比较经济福利时,完全忽视住宅资产是说不过去的。莱德勒[4]也将财富纳入分年龄别的经济福利比较之中。考虑到在计量方法上缺少共识,他提供了几种可供选择的估计方法,其中一些方法将财富定义为全部净价值(包括100%住宅资产),其它仅按金融资产概念来定义财富。调整后的收入概念包括非财产收入加上1/3财富。通过这种方法,将资产适当考虑进来后,老年人的经济状况相对改善了。这反映了这样一种事实:老年人的财富远远超过了非老年人,不管其净值或金融资产是否被用来定义财富概念。
4、其它概念问题
在计量经济福利当中,老年医疗保险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另一个分析问题是集中趋势计量方法的选择,因为晚年收入存在偏态分布,平均数受到高收入人口分布的影响很强(高收入人群的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强烈地影响了平均数)。一些分析家认为,分年龄组进行比较时,应当主要使用中位数而不是平均数作为比较的基础。假使老年人收入分布不均匀,集中趋势的任何单个计量方法都不足以为比较不同群体收入提供根据。因此,必须用其它有关收入分布的信息补充集中趋势的计量分析的不足。
二、经济状况
在过去几十年里,老年人的经济福利一直是公众争论的焦点。赫德[5]认为,抱着众多目的,分析老年人经济状况的研究结果发现,测量经济福利比只测量收入统计数据效果要好,用这种计量方法能确定老年人的经济状况是否得到改善,是否比非老年人的经济状况改善得更快,是否比非老年人的经济地位更高。这些研究最终的社会目标是评价非老年人对老年人的转移支付是否充足,以及是否有现实的政策意义。
1、收入的来源
克拉克、克瑞普斯和斯潘格勒[6]认为,在美国,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社会保障金已经成为老年人收入最主要的来源,但随着社会保障受益人其它收入的增加,社会保障金在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急剧下降。舒尔兹[7]分析了1996年65 老人的收入来源构成:社会保障是主要来源,占40%,资产收入占18%,养老金占19%,工资占20%。西方学者指出老年人通常是通货膨胀的受害者。舒尔兹列举了老年人可能受到通货膨胀不利影响五个主要方面。(1)没有随通货膨胀调整的资产价值会贬值。(2)转移支付的收入或其它收入的调整滞后于通货膨胀,其实际收入会减少。(3)工资水平的调整滞后于通货膨胀,实际工资会减少。(4)实际税收负担的增加。(5)如果通货膨胀针对构成老年人预算支出的大部分项目,特别是用于计量和调整各种收入来源的指数不能准确反映老年人购买模式,那么老年群体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2、收入趋势
赫德认为,没有一项的调查或研究能够得到对家庭户规模和收入进行调整后的令人满意的收入结构。他首次运用一种规模调整方法,然后将这种调整方法应用于某一个年份,假定调整的结果具有稳定性,把这两种方法合并,就可以看出完全调整后的收入趋势。表1显示税前货币收入的年增长率和1984年按照官方贫困指数进行调整以后的家庭户规模的收入水平。在这种按比例测量中,给一个非老年人的权数为1.024,两个非老年人的权数为1.322,三个人(或者是老年人或者是非老年人)的权数为1.568等等。给老年人的权数比非老年人少些,规模调整后的收入等于家庭户收入除以家庭户权数。这种按比例测量体现了家庭户消费的实际规模收益假设:两个人的非老人家庭户比一个人的家庭户只需要29%多些收入。这种测量得到的收入数量更接近人均家庭户收入,而不是人均收入。老年家庭平均人数比非老年家庭平均人数少,因而,相对于非老年人来说,规模调整将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数量。1984年未做规模调整的非老人对老人的收入比为0.67,规模调整后的比率为0.87。平均家庭规模一直在下降,但非老人比老人家庭规模下降得更快,因而,规模调整后会出现非老年人收入比老年人增加很多。例如,从1979到984年,规模调整使得非老年人年收入增长率增加0.9%,而老年人只有0.3%。不管使用调整的还是未调整的计量方法,老年人比非老年人有更高的收入增长率。表1还表明,对规模进行调整后,在大多数情况下,收入增长伴随着年龄增长,部分原因是存在较富有的同批年轻老年人效应,部分原因是社会保障的增加。
表1:平均家庭收入的增长
年收入增长(%) 1984年收入(美元)
1967-1979 1979-1984
未调整
65岁以下 1.0 -0.4 27,464
65 1.5 3.4 18,279
调整
65岁以下 1.7 0.5 16,293
65 2.2 3.7 14,160
65-69 1.8 3.8 16,496
70-74 2.1 4.2 14,401
75-79 3.0 3.1 12,617
80-84 2.9 3.3 11,469
85 2.7 5.5 11,825
来源:见参考文献[8]
3、收入分配
舒尔兹分析了美国老年人家庭的总货币收入情况,另外,还分析了1998年不同年龄户主的中位数家庭收入,45-54岁为61,833美元,55-64岁为52,577美元,65-74岁为34,719美元,75 岁为27,717美元,可见,中位数收入变化还是很大的。尽管美国的社会保障是老年人收入重要来源,并且通过社会保障累进制减少了收入不平等,但老年人的收入分配比非老年人更加不平等。表2显示了收入的吉尼系数和将收入划分为五组中最高一组收入所占的百分比。
表2:收入分配(略)
克雷斯托分析了老年人收入不平等现象,早年经济机会和经济资源是导致晚年经济不平等的因素,预测退休后影响经济福利的要素与预测退休前影响经济福的利要素是一样的。福切斯[9]认为,65岁以上的收入状况比65岁以下的要平等得多,65岁以上的收入差距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保障金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劳动性收入明显减小,前者的分配比后者更平等。经验研究结果取决于所使用的方法。例如,克雷斯托和希尔用吉尼系数比较1984年SIPP调查中不同年龄组的不平等状况,使用的收入概念是家庭户收入,并对家庭户规模、低报和资产等数据进行了调整。结果显示,65-74岁的收入不平等比之前的任何年龄组都高,而75 岁最高。克雷斯托和希尔提醒说,这种分析没有告诉我们退休前处于有利经济地位的人和退休后处于有利的地位的人是不是同样的人。这样的分析则需要使用纵向数据而不是横截面数据。他们还认为,生命事件如健康状况变化或丧偶可能引起老人经济状况的改变,未来研究老年人经济状况一个主要的挑战,是深入理解这种事件的财政金融影响以及退休计划项目能否为避免这些影响提供保护的程度。受教育程度也是研究老年人经济状况一个社会经济指标。一项研究表明,与中青年相比,受教育程度更好地解释了65岁以上人的经济资源的变化情况[10]。
4、贫困
老年人贫困一直是老龄研究的一个重点和热点,因为贫困问题给老年人造成很大的麻烦,老年人陷入贫困的时间比非老年人更持久,解决的办法也很有限。在美国65岁以上的老人中,收入低于官方贫困线的人数从1959年的550万下降到1976年330万,比例(贫困老人人数占老年人总数)从35.2%下降到15.0%,老年家庭的贫困率下降得尤为显著,从27%下降到8%。莱德勒认为,伴随者收入增加,老年人贫困率急剧下降。美国普查局1988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考虑非货币收入等因素,贫困率会显著降低。美国劳动统计署[11]在1998年做了一项研究表明:用一般通用的方法计算1995年美国65岁以上老人贫困比例为10.5%,用美国科学院(NAS)建议的方法计算为24.2%,两个结果相差很大。
女性丧偶老人的贫困率也下降了,但比起总人口和其他老年人的贫困率还是高,原因很复杂。一种解释认为,不同收入水平的死亡率存在差异,贫困家庭丈夫比富有家庭的丈夫死得早,经常的情况是贫困家庭的女性丧偶老人继续遭受贫困。另一种解释是,当丈夫死后,一些收入来源中断了,一些财富减少了。第三种解释是,死亡率与财富水平有影响,丈夫死亡时财富构成的变化为女性丧偶老人的高贫困率提供一些解释。由于横截面的贫困数据存在同批人效应,目前还不清楚贫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个人年老时花费的资产造成的。
5、财富
赫德认为,尽管收入实际上是计量老年人经济状况唯一使用的标准,但生命周期理论告诉我们,至少对于老年人来说,财富却是测量消费机会更好的计量标准。基于收入的代际比较要改成用财富来比较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在职人员大部分财富是观察不到的未来的收入。由于预期寿命的变化,我们甚至不能直接比较不同年龄的退休老人的财富。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但财富数据对收入数据是一种有意义的替代和补充。表3[12]给出了老人平均可遗赠财富。需要说明的是,SCF以家庭为单位,SIPP以家庭户为单位。财富包括金融资产、不动产、住宅资产、所有净负债。不包括养老金和社会保障财富,人生保险和家庭户耐用消费品的现金价值。SCF不包括在小企业和农场的汽车和股票面值。SCF样本规模为3,824,SIPP为18,700,包括所有年龄。
表3:老年人平均可遗赠财富
1983年没有 1983年有补
1984年SIPP 补充的SCF 充的SCF
平均数 90,800 118,700 250,000
中位数 59,500 51,000 51,900
注释:SCF: the 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
SIPP: the Survey of Income and Program Participation.
如前所述,单独的收入数据只能部分地理解老年人经济资源的拥有量,财富也是一项极为重要的资源。所以,有必要研究老年人的财富分配。由于财富分配比收入分配的偏态分布更严重,在分析中忽视老年人持有的财富会低估晚年生活实际的经济不平等程度。
三、评论
老龄经济学是一门交叉科学,需要有经济学、人口学、统计学等多种学科背景,并将其融会贯通,国外学者做得很好,这是需要我们学习的。另外,国外老龄经济学研究非常重视数据的开发和经验分析。虽然在美国已经有了几项大型的老龄经济调查,但仍然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有些分析和比较受到数据的限制,无法再深入下去或者搁浅。这是我们今后研究需要注意的。再次,从美国的研究来看,老龄经济学研究和数据开发的政策意义还没有完全展示出来,还有很大的伸展空间。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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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Radner, D. The Wealth of the Aged and Nonaged ,1984. Lipsey and Tice.1989:645-6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