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官本位自古就根深蒂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了书干什么去呢？“学而优则仕”，当官去也！过去，我们的学子是不需要学习别的东西的，“四书五经”已足；读好了圣贤书，就可以当官去了。今天，我们的学子要学习科学技术了，甚至一度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是官本位呢？没有根本改变。
西方可不这样。以色列建国的时候，大家都希望爱因斯坦能做总理；爱因斯坦呢，他安于做他的物理学家。当年很多人劝艾科卡竞选总统，艾也安于经营他的克莱斯勒……
为什么官本位在中国根深蒂固，在西方就不那么根深蒂固呢？
这根深蒂固的官本位又有什么经济含义吗？
官本位与产权保护
一般的看法，官本位在中国根深蒂固，是儒家文化影响的结果。儒家文化的影响是有的，但不是主要原因。官本位之所以在中国根深蒂固，那是因为在中国私有产权缺少保障；官本位之所以在中国自古就根深蒂固，那是因为在中国私有产权自古就缺少保障。官本位在西方不那么根深蒂固，只能说明在西方私有产权是根深蒂固的。私有产权得不到切实的保障，做官就成为发财和保障私产的好手段，这应该不是什么要用深奥理论来阐明的道理了。
经济学讲，职业选择应该置收入路径和消费路径于不顾，只考虑如何使财富最大化。在最大化财富这一点上，官员和普通人是没有两样的。孟圣人就很坦白：“做官是为穷”。俗语也说：“千里为官只为财”。从前纪晓岚讲的最是精彩：江里来来往往数千条船，说穿了不过是名和利两条船。这名和利二者，归结到底就只有一个利字。“名至实归”，名不过是利的手段。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私有产权之保障怎样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能不亡。”那是说，皇权不但可以随意地剥夺产权，甚至可以随意地剥夺人权了。“穷不和富斗，富不和贵争。”那是说，在富人面前，穷人的私产就没有保障了；在官员面前，富人的私产又没有保障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实行的是私有产权，这没有错，但是这私有产权却是缺乏保障的。历史上先是定了罪，抄了家，甚至杀了头，然后又平反的事是不少见的！
这和西方很不相同。他们很早就实行了宪政制度。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就实行了宪政制度；其后西方各国也都陆续实行了宪政制度。宪政的实质是保护私人产权、公正的司法和有效的执行。你政府要增税是吗？那不行，得国会批准；你政府要推行国有化嘛？那也不行，也得国会批准。宪政从根本上限制了当权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从根本上限制了当权者对于私人产权的侵占，也从根本上保护了少数人和弱小者的利益。
再看“文革”吧。那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时代了，可为了一个干部指标，机关算尽，什么手段都可以使出来。这是不难理解的：资源名义上可以公有，但受交易费用的局限，不可能由全体所有者共同决定其使用；资源又不能任人随意使用，那样资源价值在竞争下就会烟消云散，这是很重要的“租值消散定律”。不要相信公有制的寓言。任何有价值的资源都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有，资源过去不曾公有，将来也不会公有，官员乃公有资产事实上的支配者，官员是可以从中获得控制权收益的！这一点单从经验上也是可以得到证实的。
不是吗？国企的主管一定乐于用自己的亲信做厂长、经理，厂长、经理又乐于用自己的亲信做手下职员。层层如是。朋友告诉我：社会是一张网，你一定要是网上的一个结，不然就没有希望了。国有企业什么时候把真正有经营能力的人选上领导岗位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说的不为过吧。
是的，私产得不到保障，或者推行公有产权，官本位就泛滥开来。一旦私产得到保护，官本位就退色下去了。改革开放以后，私有产权开始得到承认和保护，于是下海经商就成为时髦的词儿。据说今天广东的家长就这样教育孩子：“你不好好读书，将来只能做公务员去。”
是的，今天官本位在中国仍然盛行，只能说明今天我们的私产保护仍然不够好。毕竟我们的宪法有“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样激情大于理性的字眼，却没有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字句。

产权保护与经济绩效
破坏私有产权的手段多如天上星。随意地增加或者减免税收、滥发货币、政策朝令夕改、形形色色的不合理管制、政府滥用权力、等等，都是对私有产权的破坏；甚至民主投票也可以成为破坏私有产权的工具——民主要带来效率，是要以有效的私产保障和良好的法治为前提的。
只是，私有产权是不可以被普遍破坏的。这不只是官本位不官本位的问题。
私有产权是一种允许用时间、努力和金钱进行投资并让个人收获他应得好处的制度安排，因此私有产权鼓励投资和生产；在私有产权下，资源不仅会落入善用者之手，而且会用在最有价值的项目上；私产的租值消散最小；基于私产的市价还是专业化最可靠的依据。
不难理解，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长期繁荣的非私产社会，也不曾有过长期繁荣的私产缺少保障的社会。今天我们认识了私产的重要性：私产的作用首先在于激励，激励人们投资和生产，激励人们用价值增殖的方式创造财富；私产的作用还在于约束，约束人们用价值消散的方式创造财富；私产还是市场和市价的基础。
从交易和合约的角度讲，产权的实质是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我们讲企业家精神、知识、技能是极其重要的，但是企业家精神、知识、技能和别的经济物品没有两样：没有相应的回报，是不会有供给的。然而企业家精神、知识、技能这些东西，市场上的一般定价机制很可能是失灵的，没有效率的。
假设我有一个好的创意。我可以在市场上出卖我的创意吗？买方不了解我的创意，他是不愿意出价的。但是如果买方了解了我的创意，他为什么还要花钱购买呢？对于企业家精神、知识、技能这些东西来说，很多时候市场是失灵的。怎么办？我可以贷款并雇佣工人自己办企业生产产品和服务。在此过程中，银行获得利息，工人获得固定工资，我则获得利润。这利润也叫经济剩余。经济剩余就是我的创意和经营的报酬了。
企业的剩余权正是对企业家精神、知识和各种技能的定价和回报。如果没有这种定价机制， 好的管理方式是不会产生的，好的知识和技能也不会产生。更一般的劳力投入，也是需要相应激励的，也是需要产权保护的。又没有有效的产权保护，又要有企业家精神，又要大家尽职尽力，这是不大可能有的好事。
不仅如此，私产缺少保障，社会还会道德沦散，坑蒙拐骗盛行。孟子讲：“无恒产者无恒心。”无恒心者是不会讲信用的。你到火车站附近吃饭买东西，遭遇假货和挨宰的可能性就大得多。因为卖方知道跟你是“一锤子买卖”，他是没有恒心的。墨子也讲：“义者，利也！”我为什么讲义气、讲信用，那是因为这样做利益更大。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更是明确指出了个人功利计算对于道德形成所起的重要作用。他的《道德情操》就是阐明这个道理的。
我们的国有企业是不大讲信誉的。当初的三角债可是难坏了朱镕基总理。信誉者，放弃眼前利益以获取长远利益是也。当了这届总经理，不知道下届总经理是谁，我为什么要考虑那长期的利益？这和私有企业不同：我不当了，可以让我的儿子当；儿子不当，还可以卖了获取声誉溢价。国有企业呢？既不能给我的儿子当，又不能卖了获取声誉溢价。
我们的高校是乐于发放假文凭的。只要你进得校来，基本上就可以顺顺利利出校门。为什么不呢？这样可以收得大笔的钱，从普通老师到学校领导，福利都大大改善一番，活动经费也宽裕不少，皆大欢喜。至于学校的声誉，考虑不得了，或者不是我首先考虑的。将来，将来属于你们呀。你看，有没有能力扩招，先要扩招了再说；有没有能力上新专业，先要上了新专业再说。没有错吧。
道德沦散，坑蒙拐骗盛行，经济的交易费用就会奇高。要知道，交易费用和产出的比例稍稍上升一点，经济的绩效就会显现出天壤之别的。
我们讲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我提出一个标准，官本位是私有产权保护的“晴雨表”。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都表明，私有产权保护和经济绩效有着很强的正相关性。北方官本位较之南方严重，北方经济发展大概不会超过南方了；中国官本位较之美国严重，中国经济发展大概不如美国了。我们的民营企业家争当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这应该不是什么好现象吧？
为什么还怕私有产权
可是，我们常常反对私有产权，理由之一是私有产权会导致两极分化。是这样的吗？不是的。如果政府不能随意干预经济，不私相授受，私有产权是不容易造成两极分化的。一般说来，政府随意干预经济，贪污腐败，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这才是导致两极分化的主要原因。在私有产权下，幸运的人可能成为巨富，但整体的两极分化概率为零。在私有产权下，这小部分的大富人不但不会带来社会冲突，反而会被民众视为英雄和榜样。
纵观历史，总是吏治腐败的时候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矛盾激化；吏治清明的时期就不容易两极分化。吏治最腐败的时候，私产是最没有保障的时候；吏治清明，私产保障就要好得多。历史上，与官吏没有些许联系的豪门旺族不是没有，但应该是不多见的吧！
我们也常常耻于言私，似乎那是肮脏的东西、见不得人的东西。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假如人人都是利他的，社会将会是怎样的呢？
就像《镜化缘》里的君子国。买货的说：“老兄如此高货，却讨恁般低价，较小弟买去，如何能安！务求将价加增，方好遵教。”卖货的答：“既承照顾，敢不仰体！但适才妄讨大价，已觉厚颜，不意老兄反说货高价贱，岂不较小弟惭愧？……小弟实难尊命。”这谈判是达不成均衡的，这交易一定是做不成的。没有交易的社会是很难存在下去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找不到君子国。假如人人都是利他的，人类早已不复存在。
你不要说自私肮脏，也不要说自私见不得人。如果为己而谈判，则可以达成均衡。你要7元，我给5元，我们可以向中间谈。6元成交。于是谈判达于均衡，交易可以做成。
今天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物质和精神产品之所以极大丰富，完全得益于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但是也一定要知道，没有交易，一定不会有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而没有私产，又不会有交易的。
亚当·斯密是第一个系统论述自私可以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相容的人。“我们之所以有面包吃，不是因为面包师的仁慈，而是因为他想赚钱发财。……在他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促进了社会利益，并且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来得为大为好的多。”他的洞见仍然让我们今人佩服不已！
人的自私当然有增加交易费用和减少社会福利的一面，但也有促进生产和增加社会福利的一面。问题是在怎样的约束条件下后者大于前者，在怎样的约束条件下后者又小于前者。这样看，就把重心置于制度建设上了，也就抓住问题之根本了。
私有制是道德之神，私有制是幸福之神。“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话是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