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Significance and Ideas of the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1912-1949)

【内容提要】新世纪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既要有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的拓新，也要有研究领域的平衡发展。由于种种原因，民国经济思想史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最薄弱的环节。大力加强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不仅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中国当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和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具有历史借鉴意义。目前首先要解决好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分期、主线、内容及史料等问题。

【 正 文】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由于本身的研究难度及进入成本的高昂，因而自其孕育产生约一个世纪以来，始终没有成为经济学的显学。虽经几代学人筚路蓝缕，艰难开拓，使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至今仍处于严重的不平衡发展状态，其中，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就显得非常薄弱，基本上处于研究的空白地带。民国时期的学者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重点在先秦时期，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点也长期放在古代，近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成果虽然不少，但大多数将研究的范围确定在1840年至1919年间。迄今为止，尚未出版一部专门研究1911年至1949年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术著作。近几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热点，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相形之下，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却形成“中部塌陷”。我们认为，新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与创新，既要有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的拓新，也要有研究领域的平衡发展，大力开展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是新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同仁所肩负的义不容辞的历史重任。

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

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为什么长期没有得到系统的深入研究？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分期没有给“民国经济思想史”以明确、独立的定位。长期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界受中国史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的影响，把“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起迄年代界定为1840-1919年。因此，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著作，一般只写到五四运动前夕，而对1919-1949年经济思想的内容却不太涉及。这种分期方法，人为地把民国经济思想史割裂开来。
第二，长期以来极“左”政治对学术的干预，使学者们将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视为学术禁区。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经济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同，民国经济思想史的主体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运用与发展。而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立足于批，对这种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运用与发展更是持蔑视和敌视的态度。同时，民国时期的许多经济学者与国民党政权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因而，学者们唯恐自己在研究中产生方向“错误”而不敢轻易涉足。
第三，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本身的难度也是造成其研究不足的重要原因。民国时期，西方各种经济思潮传入中国，由于当时出版业的繁荣，大量的经济学论著问世，令人眼花缭乱。这一点，正如叶世昌先生在《中国货币理论史》（下册）一书的“自序”中谈到民国时期货币思想研究的困难时所言：“中国货币理论史的近代部分，时间跨度只有109年，但要搞清楚这109年的货币理论情况，比写时间跨度达2000余年的古代部分要困难得多。中国古代部分的资料相对要集中些，而近代部分却非常分散，收集资料的工作十分艰巨。特别是民国时期，关于货币理论的论文、专著以及译著很多，要将来龙去脉搞清楚，没有多年的潜心收集和研究是难望有成的。（这是不少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者对这一时期经济思想的研究望而却步的主要原因之一。）”[1]
当然，在近一个世纪中，学术界也有部分著作涉及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早在民国时期，就有一些学者对民国经济思想作过初步的介绍。如成书于1948年、由夏炎德撰写的《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一书，对孙中山、朱执信、廖仲恺、胡汉民等“革命领袖”的经济思想即作了介绍。该书之“附录二”（“中国近三十年来经济学之进步”）系作者接受《文化先锋》杂志之征文而作，该文主要以“经济思想与学理为对象，其他应用经济学方面之研究，如币制、银行、金融、财政、贸易与工业、农业等，概未涉及”[2]。该文对马寅初、刘大钧、李权时、唐庆增、叶元龙等人的经济思想作了评述。该书之“附录三”（“抗战时期经济研究之成就”）对蒋介石、祝世英、吴景超、陈伯庄、吴克刚、褚葆一等人的经济思想作了评介。李权时1934年出版的《现代中国经济思想》一书则从消费论、生产论、交易论和分配论四个方面“不拘派别”，对于民国以来中国的经济思想“不管他是积极派或消极派，保守派、改革派或革命派，都设法网罗，叙述其概要”[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对民国财政思想史进行专题研究的当推胡寄窗先生。他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一书中第一次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下限断于1949年，分三章介绍五四运动到大陆解放前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西方基本经济理论及应用经济学和经挤史学的发展概况。马伯煌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将研究时限界定为1919-1949年，该书研究的重点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及民族资本家的经济管理思想，对于民国时期占经济学主流地位的西方基本经济理论和应用经济理论则没有展开论述。张家骧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运用与发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近代中国，尤其是1919-1949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运用与发展的历史进程。李向民的《大梦初觉：中国的经济发展学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对民国时期中国的发展经济学说作了深入研究。叶世昌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市场经济思想》（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对1840-1949年间中国的市场经济思想作了深入探讨。
一些专题性的应用经济思想史论著如叶世昌等著的《中国货币理论史》（下册）（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钟祥财的《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经济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和《法币政策前后中国的货币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赵晓雷的《中国工业化思想及发展战略研究》、程霖的《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1859-1949)（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豆建民的《中国公司制思想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张家骧主编的《中国货币思想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著作，分别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某一侧面作了深入研究。
此外，还有少量有关民国经济思想史的专题学术论文，分别对民国时期某一方面的经济思想作了专题探讨。
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有关革命领袖人物，特别是孙中山的经济思想的研究持续成为研究热点，甚至出现畸形“繁荣”。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编辑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论文索引》(1900-1999)表明，1900-1949年间，有关中国近代(1840-1949)经济思想史的论文共116篇，其中有关孙中山及其民生主义的论文就有73篇；1992-1999年间，有关1911-1949年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共283篇，其中有关孙中山经济思想的论文就有127篇。这种状况的出现表明民国经济思想的研究一直受到政治因素的强烈影响。
从整体上看，民国时期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还是片断的、粗浅的，亟待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对之进行系统、深入的探讨。

二、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

在源远流长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发展过程中，民国经济思想史只是极其短暂的篇章。近代以来（包括民国时期），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逐渐失去其昔日光彩，并在与外来经济思想的斗争中最终败下阵来。由国外引进的各种经济学说，在近代的确是新鲜事物，但此时中国经济思想的内容主要是转述国外流行的经济理论，少有中国人自己的创见。
那么，民国经济思想史是否不值得研究和整理？民国经济思想史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是否无足轻重呢？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首先，民国经济思想史开辟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新时代。中国经济思想在17世纪以前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决不落后于西方。但从17世纪开始，随着西方各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西方国家逐渐构建了市场经济理论。市场经济理论是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的巨大进步，是人类经济思想划时代的革命。由于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长期延续（在17世纪之后还得到强化），市场经济亦长期处于萌芽状态，中国经济思想自17世纪以后仍沿着传统的故道蹒跚前行。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没有产生市场经济体制，也没有出现近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思想。大体肇始于清末，初步完善于民国时期的中国近代市场经济理论，虽然不是内生的，而是由外部注入，主要是靠引进西方流行的经济理论而形成的，少有新的、卓越的观点，但这些经济思想却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划时代的革命，标志着中国经济思想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民国经济思想史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过渡时代，是为中国经济思想的未来“起飞”而“创造前提”的重要阶段。
其次，民国时期中国经济思想家们在引入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过程中，不少人非常注意与中国的经济实践相结合，并非仅仅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如马寅初先生在《财政学与中国财政——理论与现实》一书中对于当时流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即作了辨析，从九个方面阐述了凯恩斯学说不适用于中国的道理。李权时等学者也明确主张要写“国货教科书”。这些经济学者对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作了初步探索，对于中国当代经济理论的发展也具有借鉴意义。
1912-1949年，中国政局动荡，战乱不已。但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理论却迎来了它辉煌的发展期，达到了中国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初步构建了与近代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近代经济学体系，许多经济思想，如公共财政理论、货币金融理论、发展经济思想、会计思想、经济管理思想、贸易思想、人口思想、工业化思想、合作化思想、经济史学等在民国中期（20世纪30年代）均取得不小的成就，从原创性来说丝毫不比20世纪下半叶逊色。
可见，整理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可以使中国当代经济理论界避免把精力消耗在市场经济理论低水平的重复上，可以为当代市场经济理论的创新作必要的铺垫。
再次，民国经济思想史与民国市场经济史关系紧密，不深入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就不能很好地研究民国市场经济史。民国时期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变迁是一种典型的移植性变迁。它是在学习、借鉴西方成熟经验的基础上，将西方先进制度移植、引进到中国来的。在移植过程中，由于中西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移植主体对移植客体常常发生“排异”反应，西方先进制度往往不能有效发挥其效能。民国时期为了推进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创新，理论界在充分借鉴西方近代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围绕中国当时的实际经济问题，展开了热烈的探讨和比较系统的研究。从一定意义上说，民国经济思想史是解剖民国经济史的重要工具。民国经济思想史学界探讨民国经济问题的成败得失对当今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理论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我们既要注意“古为今用”，更要注意“近为今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确实博大精深，它的许多智慧之光能够穿越时空隧道，为中华民族经济的腾飞提供精神动力。但毕竟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植根于自然经济土壤，有些经济思想还与市场经济的理念格格不入。民国时期，中国人民展开了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当时的经济学家们呕心沥血，立足于中国国情，为促进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艰辛探索，他们取得的成就应该得到后人的尊重和重视。民国时期，由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体制的逐步生成，国家经济体制渐次由封建自然经济体制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在这场历史巨变中，许多经济问题需要探求解决的答案。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推动着经济理论的发展。当时，大批留学生在海外学习经济学专业，国内高等学校也普遍开设经济学专业，中国产生了一批研究经济问题的专家，出版了一批专门的经济学著作，经济理论发展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在公共财政研究方面，在货币银行理论研究方面，在产业经济研究方面，在贸易理论研究方面，均广泛借鉴西方最新理论成果，并运用于分析中国经济问题。当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场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在所有制结构方面与民国时期不同，但在政治结构方面却有许多相似之处，在历史文化传统方面则与民国时期基本上是相同的。因而，总结、研究民国时期的经济思想不仅具有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创新意义，而且对于构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具有重要的启示借鉴作用。

三、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构想

如何深化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在此提出我们若干不成熟的构想。
首先是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分期问题。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一般遵循历史学界关于历史分期的原则，以1919年为界标，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应该说经济思想史作为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历史学的分期一般也适合经济思想史的分期。但经济思想史的分期并不应该也没有必要与历史学的分期完全合拍。经济思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并不一定与社会存在亦步亦趋，形影相随，特别是近代以后随着中国国门的打开，一部分中国人有机会通过各种途径学习、了解西方现代经济理论。正因为这样，中国近代市场经济思想相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来说往往具有超前性。1919年前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某些领域（如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运用与发展）有质的发展与飞跃，但作为经济思想的主体部分的市场经济理论并没有多大变化，比如中国近代财政思想的决定性变化开始于清末预备立宪时期。有鉴于此，因而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可以在目前无法找到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分期的合理界标前，先作为断代经济思想史进行研究。
其次是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发展主线问题。什么是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发展主线？我们认为经济思想的发展主线是由经济发展主线所决定的，民国时期中国延续了清末启动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取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围绕市场经济体制而展开的财政、金融等领域的改革不断深化，如现代预算制度、税收制度、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体系、证券交易市场等次第产生。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有关立法亦相应展开，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均颁布了一系列经济法规。应该说，到民国中期，中国市场经济的框架体系已基本确立。与民国时期经济发展主线相适应，民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主线应该是市场经济理论的演进。明乎此，我们认为，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内容应以市场经济理论发展与完善作为主干和主线。
再次是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内容问题。我们认为，胡寄窗先生1984年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所开创的“20世纪20-40年代的经济思想”的研究范式可作为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样板。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内容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运用与发展；(2)西方资产阶级基本经济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3)西方应用经济理论（包括财政学、货币银行学、商业贸易理论、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人口理论、合作理论、统计学等）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4)西方经济管理理论（包括会计理论、“科学管理”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管理思想；(4)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
最后是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史料问题。离开经济史料，经济思想史研究将无法展开。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史料非常缺乏相比，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史料浩如烟海，多不胜数，主要包括以下几类：(1)已出版的中文经济学著作，约有上千本之多；(2)散见于各类报章杂志的经济学论文，其数量目前无法统计，大概有数千篇之巨；(3)民国时期在欧美、日本及苏联留学的中国留学生撰写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这些论文除少数翻译为中文外，绝大多数不为国人所了解，特别是法文、德文、俄文及日文的有关论文；(4)民国时期中国学者在国外杂志发表的经济学论文，虽然数量不多，但它展示了民国时期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水平，值得深入挖掘和研究。系统、深入开展民国经济思想研究，首先必须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有关史料进行充分的挖掘和系统的整理，这项工作非常浩繁，需要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共襄盛举。

【参考文献】
[1]　叶世昌.中国货币理论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
[2]　夏炎德.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8.
[3]　李权时.现代中国经济思想[M].北京：中华书局，1934.